序
两三年前,罗宏来家里聊天,在院中一棵花事繁盛的老桂树下,说起好些罗氏先人的故事,我听着很是着迷。那时他刚刚出了一本讨论湖湘文化的书,很自然地将这些掌故摆进了近世湖南政治、军事和文化激荡的大背景中。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历史话题。惯常说,“几代湖湘读书人,半部中国近代史”。将一个家族的繁衍与一个国家的兴衰直接扭结在一起,是一个有趣也有挑战性的书写角度。罗宏无疑已被这一挑战撩发,并为此做了相当的准备。我顺势怂恿,向他约稿,并交给岳麓书社付梓;罗宏则嘱我为序,作为交我出版的条件。
我明白,我的支持最多只是应和了罗宏的这一意愿,以他的学术个性和行事风格,即使我反对,他也会将这一选题做下去。除却激昂丰沛的才情与酣畅淋漓的文字,罗宏还有一种真正的骡子精神,什么事一旦上路,再苦再难,他都会坚定坚韧地走下去,绝不半途止步,无功折返。
大抵也只有罗宏这头骡子,才可以完成那么艰难的史料搜寻和求证工作。在经历了“五四”和“文革”之后,要想将罗氏家族长达500余年的谱系厘清,已绝非一件易事。一个家族无论多么显赫,能被正史记载的事件总在少数,大量的素材得到族谱、野史和个人文稿中挖掘,甚至要去做田野考察和后人访谈。从近五六年罗宏天南地北行走的路线图,我略知这类考察和访谈所费的时功。
如果只是为了给罗氏修一部族史,用以厘清宗脉、颂德先祖、激励后裔,这些素材几乎可以直接录入。然而,罗宏寄望于这部书的,不是仅供罗氏后人励志,而是要让所有的湖湘后裔阅读;他所要颂扬的罗氏功德,不仅是基于罗氏家族的兴衰繁衍,而且关涉湖湘社会的变革维新。说透了,罗宏要将一部私史写成公史,将一部野史写成正史。怀了这样一份意图,再来检查这些千辛万苦搜罗来的素材,它们便有了一个天生的缺陷:可信度上的自证性差。罗宏得揣着这些素材,去比对相关人物的家谱、文稿,特别是方志,以求证实或证伪。清末以曾文正公为领袖的湘军崛起,之后形成湖湘各大豪门,并顺理成章地留下各显赫家族的私史,这些史料在可信度上同样存疑。这样一来,每一重大史事,除去可以被方志等官方史料证实的,其余罗宏都得到同时代人物的族谱、文稿等私存史料中去拼接比对。这项工作可谓不胜其烦,而且每每难遂其愿。
我的朋友中,能下这种苦功夫、笨功夫的人很少,推而广之,我们这个时代也并不多。罗宏除了怀有对先人的那一份景仰,作为后裔的那一份荣耀,还存了一份从家族史入手,深度探究湖南文化源流的学术意愿。大抵源出湖湘的当代作家或学人,都存有一份这样的文化意愿,只是罗宏是个行动派,想做便做,一做便仿佛着了魔。他的第一部关于湖湘文化的书,我以为还只是基于既成史料及其研究的个人体悟,虽思想火花溅射,但说不上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术大著。或许罗宏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写作只是隔靴搔痒和浅尝辄止,所以干脆横下一条心,从史料和源流的基础框架做起。这算得上一份宏愿。以罗宏之前做学问、弄电视、写小说的功底,加上那一种骡子精神,他是担得起这份宏愿的。读过这部近50万字的书稿,我觉得他的这份愿望已基本在书中实现。
首先,这部书为湘学和湘军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一手的鲜活史料。不少从罗家或相关家族中挖出的文稿和具有可信度的文物,佐证了湘学研究中的很多观点,丰满了湘军的历史形象,同时勘正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了一些既成研究结论或广泛传播的掌故。比如多种有关湘军的著作中,都有曾国藩听声识罗萱的故事,以此彰显文正公近乎神奇的识人本领。罗宏则从罗汝怀的文稿中发现,曾国藩起初想招罗汝怀入帐,罗汝怀因事人在先而婉拒,曾国藩便退而求其子罗萱,之后才有罗萱入帐拜见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若此前对罗萱一无所知,怎会提出由罗萱代父入帐的请求呢?不管与罗萱相会时是先闻其声还是先睹其貌,对曾国藩而言只是一次“如约重逢”。显然,听声识罗萱的故事,只是民间神化文正公的一种艺术想象。
其次,罗宏进一步厘清了湘学各门派、湘军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使湘学传承的谱系、湘军宗派的脉络更加明晰。罗氏繁衍至清中晚期,在学理与事功上影响渐显,尤其在湘军的发展上,有直接的参与和影响。湘军在政治结构上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存在错综复杂的家族联姻。这种通过人为的血缘嫁接而缔结的利益同盟,使这支缺少正规训练和朝廷俸禄的地方兵勇,表现出了良好的统一意志和战斗作风。罗宏对这些姻亲关系的描述,不仅昭示了罗家在各家族之间地位的显要,而且揭示了每一次联姻政治上的微妙,以及这种姻亲政治在一个纲纪崩坏、国运衰微的时代所发挥的独特的社会组织作用。
最后,罗宏以500余年罗氏家学传承为范例,论证了湘学在构成繁复的湖湘文化中的灵魂地位,推演了湖湘人才养成的精神图谱,标举了湘学道术一统的实践本质。近世关于湖湘文化,尤其是湘军的研究,偏执于术的层面,包括30年来“高烧不退”的曾国藩热,亦多聚焦于文正公的处世之术、拥兵之术、治家之术。对于这位上仰孔孟、中尊周子、近承船山的“圣人”,学界几乎忽略了他锲而不舍地对道的追求。我一直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是在天道与人术之间找到了礼制这一最佳的黏合剂,从而使其学说实现了道术一统。罗家作为湘学一脉,坚定地秉承了道术一统的儒学精髓。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湖湘何以地理虽偏,在文化精神上却远续孔孟正脉。比如岳麓书院影响最大的山长之一罗典,就曾以道术一统的学说影响了湘军多位将帅,使其中很多人不仅掌兵牧民事功显赫,而且修身治学堪称硕儒。罗宏以其代际相传的罗氏家学,佐证并论述了湘学道术一统的思维逻辑和处世哲学,用这种守于道而用于术,用于术而求于道的思想传统,揭橥了近代中国为何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清廷的是湖湘读书人,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也是湖湘读书人的文化根源。
罗宏在书中提供的素材与思想,当然不止这三点,但仅此三点,已足以让这部书超越一般家族史的范畴,具备了公共阅读的价值。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罗宏的先人,也是近世所有湖湘子弟的先人;罗宏在这500余年的史事叙述中所感受的荣耀,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或多或少地分享。这大概也是罗宏写作本书最隐秘的动机。
罗宏是可以不靠先人吃饭的,但既然先人留下了这么丰盛的一桌饭食,不吃白不吃。我估计罗宏还会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我倒也希望,湘学及湘军各大豪门望族的后裔,都能像罗宏一样来吃吃这碗祖宗饭,奉献一些私家的史料和掌故,这对湘学和湘军的研究,会是一份不可多得亦不可替代的补充。
且为序。
龚曙光
于抱朴庐息壤斋
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