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讨论的源起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强调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话：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便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其实，在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但是，随着形式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摆在了华国锋这个新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面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

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持的原则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原则下揭批林彪、“四人帮”。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

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因为是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还有，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十分关心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领导的问题，要求对邓小平重新做出结论。

因为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德高望众的老一辈革命家，更重要是他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大刀阔斧进行的各项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得到周恩来的赞扬，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诚信赖。

面对当时的形势和接连不断出现的难题，华国锋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

“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即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制定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又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

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当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

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

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还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10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

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

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

全国各地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

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当时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可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后来回忆说：

我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

“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还记得，他说：

我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

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华楠，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李庄后来回忆说：

会议只开了10来分钟就散会了。

这10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的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可见，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在全国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此，“两个凡是”的论调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也成了束缚中国的思想解放的绳索。

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探讨真理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当时虽然是副校长，但负责主持党校工作。

经党中央批准，从4月7日开始，胡耀邦采取会议的形式整风，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沈宝祥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代表参加会议。

就是在这个整风会议上，胡耀邦提出：

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

这句话胡耀邦讲了好几次，他还提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在1977年5月，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了一个多月。

胡耀邦深感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需要澄清，需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于是，他决定要办一个刊物。

办刊物，就需要人手。胡耀邦对秘书陈维仁说：“你给我找几个同志来，我们人不要太多。”

1977年6月4日上午，整风会议提前结束。

胡耀邦在会议结束后开的一个小会上说：“要办一个《理论动态》，把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有人推荐孟凡、沈宝祥同志，还要找几个人。”

6月6日上午，《理论动态》组成员到胡耀邦办公室开会，参加者连陈维仁共5个人。

这是办刊班子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理论动态》组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胡耀邦讲了他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具体设想。

他说：

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篇，最多两篇，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两天到三天一次，如果一个礼拜两期，4个礼拜就是9期，一个月9到13期，不要多于13期，不要少于9期。

胡耀邦还提出：

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

胡耀邦还说：

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搞这东西并不难。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

胡耀邦在会上要求要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稿。他说，刊物的名称就叫《理论动态》。

6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又召集孟凡、沈宝祥等几个人开会，再一次研究创办《理论动态》的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进一步明确刊物名称、发行范围、刊期、字数。

胡耀邦在会上系统地讲了7条意见。他明确提出，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是个内部刊物。

发行范围是，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作用主要是两个：

第一，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

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它的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

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了，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是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这天上午，沈宝祥等人就按胡耀邦定的名单发行。主要是发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也发给中央党校有关同志。

校内很快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

沈宝祥后来回忆说：

耀邦同志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很高兴。第一期《理论动态》印了300份，发出去之后，很快就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索要，因此就加印了300份。

沈宝祥还回忆说：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给了邓小平。中央办公厅曾来电话，传达邓小平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工作的孟凡同志，在1978年1月写给校党委的《汇报提纲》中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理论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

9月10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全体同志开会，并吸收有关同志参加。胡耀邦对《理论动态》创办两个月作了小结，讲了4条重要的意见。

12月2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三十一期，刊登了当时《解放军报》编辑邵华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风与认识路线》。

这篇文章共3个标题，第三个标题是：

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这部分开头第一句是：

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在这一部分里，作者从几个方面展开讲了实践标准。实践标准这个问题被很明确地提了出来。

后来，《人民日报》在1978年1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沈宝祥后来回忆说：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反复讲，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

他的另一个说法是，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把弄偏了的东西纠正过来，把混淆的东西加以澄清。这是当时我们研究选题、讨论稿件时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编写研究路线斗争提要时，胡耀邦提出的两条原则：

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际上，也成了他指导办《理论动态》的两条原则。

1977年11月30日，胡耀邦布置“理论动态组”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

这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三十四期。

《人民日报》的同志看到提前发出的这一期《理论动态》后，立即打电话来要求转载。

“思想动态组”的同志请示胡耀邦，胡耀邦同意了。后来，《人民日报》又来电话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

沈宝祥后来回忆说：

在当时，正好动态组的同志都在胡耀邦的办公处，就请示他。胡耀邦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大家感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都一致赞同。随即由陈维仁给《人民日报》的同志打电话说了这个想法。

《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认为这个署名很好，当即表示同意。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不是“特约评论员”。“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中“约评”的谐音，此后，“岳平”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

这说明，《人民日报》的同志对这个署名还是犹豫的。

直到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才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撰写的。

在这之后，《理论动态》的文章就连续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197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登载于《理论动态》第四十六期的《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一文。

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登载于《理论动态》第四十八期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一文。

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登载于《理论动态》第五十一期的《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一文。

这些文章发表时，其署名都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用了3年多时间。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

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进行讨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

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

广大编辑在编辑过程中，都尽可能做突出、醒目的安排，放在重要版面，大字标题，全文排楷体字，以吸引大家注意。

《人民日报》的原总编李庄认为，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高潮的到来。

邓小平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郑重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由此，邓小平发出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先声。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全面阐发他对“两个凡是”的基本态度。

邓小平指出：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邓小平接着说：

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强调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在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针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讲话，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他说：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结论。

邓小平给中央写的信以及两次反对“两个凡是”的谈话，提倡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当时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即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而提出的，在当时对“两个凡是”形成了有力冲击和摇撼。

老革命家撰文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8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些老革命家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纷纷撰写和发表文章。

9月5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聂荣臻指出：

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

聂荣臻还指出：

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

坚持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

他强调：

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

9月20日，张鼎丞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文章。他着重阐述了在延安整风中，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

张鼎丞特别提到延安整风中分清是非的标准问题，提出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

他指出：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

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还尖锐地批评，由于“四人帮”的影响，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些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评，已经提出了实践检验的问题，在当时对大家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胡耀邦在党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胡耀邦在筹备中央党校开学的过程中，对教学人员不止一次地提到聂荣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文章。

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在有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的教学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理论工作时，他说：

我们的聂老总写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是真正研究了、传播了毛主席长期培养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一些主要问题。研究主席倡导的作风，又结合当前的实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才真正叫忠于毛泽东思想，也叫真正做理论工作，也是教学工作。

就在这天上午，胡耀邦在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时，他明确提出：

党史就是着重讨论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

胡耀邦还指出：

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应该抓这个主题。

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华国锋外，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指出：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

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在党校开学典礼前两三天，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沈宝祥叫到他的办公室，商谈一篇稿子。谈完后，胡耀邦让沈宝祥在沙发上坐下聊了起来。由于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事都已就绪，胡耀邦的心情很好，他兴致勃勃地说：

叶帅的讲话稿，我叫几个人搞了一下，他们的思想上不去，自己动手改写了。

沈宝祥后来回忆说：

从胡耀邦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讲话稿是很满意的。可以肯定，上面引的讲话稿中的那些话，包括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话，胡耀邦都是认真斟酌过的，因为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

胡耀邦还踱着方步，兴致勃勃地背诵了他自己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党三代干部的那一段话，并问沈宝祥怎么样。

沈宝祥接着回忆说：

那时，胡耀邦在各种会议上、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联系实际、接触实际的问题。

12月10日，在胡耀邦办公室开会讨论研究党史的方案。

胡耀邦对于研究方法，他指出：

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用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科学的态度，就是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

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因为主席不在了，我们毛主席的后代子孙、学生们不用毛主席的方法、科学态度，就是直接地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片断的话为依据就是反马列主义。

在《理论动态》组组长吴江指导下，这个小组的同志们依据胡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经过研究和小组同志们的编写、修改和充实，于1978年4月形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稿子，全文摘抄如下：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即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来检验。

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即列宁论述。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在4月中旬，即党的学说课程开讲的10天中，中央党校将这个文件发给了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并征求意见。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这第一期学员共807人，包括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

这期高级干部班的对象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及相当上述职务的干部。其中有些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学员们认为，这个文件提出的“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

这充分表明，大家对研究党史的三条指导原则，包括实践标准，都注意到了，而且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人民日报》提出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这篇只是1000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说：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文章接着说：

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

谈及刊登这篇文章的初衷，《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后来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首先在按劳分配问题上遇到了矛盾。有些同志主张，按劳分配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会产生两极分化，会产生资产阶级。许多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并加以批驳。

认为按劳分配有消极作用的同志虽然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按劳分配会产生资产阶级，但他们说，他们的论点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毛主席说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样，就从经济学的讨论中，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汪子嵩还回忆说：“在当时，其他问题的争论，最后几乎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只要我们纠正一个错误观点，总有人出来反对，而他们的理由往往就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只要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