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意外生存

黄昏时分，余晖以一种暧昧不明的方式，越过树丛，将一片湖泊以及对岸的草地染上一层喜悦与安详的金黄。我们的视线，落在岸边，照片逆光拍摄，我们，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身处夕阳对面，草地才是近景，树丛只是远景。画面上，一群男女坐在左侧，桌边，衣冠楚楚，桌上铺着台布，有烛台，有瓷器，一位女人甚至还守着一枝阳伞，夕晖为她镀上一层审慎的光亮，仿佛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而画面右侧，另外两位女人却在重返伊甸园，近处一位，赤裸着起舞，金发披拂，像一顶帽子；她的身后，稍远处，另一位同样不着一物，垂头、躬身，金发如瀑布直下，献祭般沉溺于自己的舞步……

我似乎从画面上拣到一些词：神游、田园诗、遁世、群居、爱、此时此地、和平、自我、内心生活……我甚至还听到一种音乐：画面中央，乐谱支架语焉不详地空空荡荡，近处，一个男人背转身去，远处，另一个男人举起胳膊，似乎正在指挥一切。

这是唱片的封底。而在封面上，两个孩子，一个以帽子遮脸，一个怀抱萨克斯。他们脚下，一条道路晦暗不明，他们头顶，一行大字白底黑框：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

克里斯蒂安尼亚，地名，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港区，占地34公顷，因为全球最后一个嬉皮公社，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长期盘踞而著称于世。公社拥有自治委员会，自称此地为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Fristaden Christiania），拒不承认这一块小王子的星球似的领土从属于欧洲联盟，尽管丹麦早已于1973年加入欧洲各大共同体。主入口处，两根世界主义的图腾柱上方横出一块牌子，正面写出“克里斯蒂安尼亚”字样，欢迎非自由城居民自由进入；背面却是“你即将进入欧洲联盟境内”，提示离开者：这是一道不折不扣的边境，尽管并没有浑身刺青的海关人员检查你的申根签证。自由城曾在1997年独立发行社区硬币，称为吕恩（Løn）。每一吕恩的价值相当于50丹麦克朗或8美元。铸在吕恩表面的图案：自由城迎风舒卷的旗帜，以及一只蜗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勤勉精神的对立之物，拒绝“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克里斯蒂安尼亚并不广阔的边境之内，黄色三圆点统摄的红底长条形旗帜之下，自由城还拥有独立的信息传播机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社区居民并不理睬丹麦政府的大麻禁令，更不用提那些关于室内禁止吸烟之类在他们看来过于婆婆妈妈的清规戒律。自由城的主干道普舍尔大街，堪称全球大麻市场中的华尔街：40多家店铺全天候营业，非处方大麻品牌近40种，来自于印度、阿富汗、尼泊尔、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据称这一并非由社区居民操纵的生意，年销售额可达1.5亿美元，这还是前些年的数据。

2004年夏末，我曾多次越过“欧洲联盟边境”，涉足那座城中之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罗网之中极为罕见的一块飞地。我在普舍尔大街的一处非主流产品摊位，以不菲的价格收购了上述封套里的唱片——“索尼音乐”于2001年出品的公社同名音乐合辑。

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自由”历史源于1971年，时值大西洋两岸的嬉皮运动如花怒放的岁月。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忤逆，天真且可爱的造反者们初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武器，明白了不仅要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更要攻击资本主义的权力源头：法律、权威以及国家。忤逆的形式，亦从早期“想象即革命”式玩世不恭与沉思冥想，转变为将“做自己的事”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大拒绝”思想相融合，反对一切出卖身体与自由以换取工资的“无意义工作”的行动，拒绝因袭“缺乏否定、批判和想象能力”的“单向度的人”的生命轨迹。他们开始占领一些“过剩的”建筑物，在大城市缝隙间设立群居据点，以期创造出替代现存制度的生活环境。

自由城的基址，虽然被称作港区，却距离哥本哈根心脏地带——丹麦议会——仅一英里之遥。议会所在的建筑，属于哥本哈根市内最古老的宫堡——克里斯蒂安堡。该堡曾为丹麦国王的宫殿，以其为核心的区域，正是这座北欧都会的发源之地。建于17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中心也在议会左近——它可以被视作嬉皮士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蒸汽机——砖红色的立面与铜绿色的屋顶之上，四条龙尾相与缠绕、盘旋而上，上有三顶皇冠，分别代表丹麦、瑞典和挪威，合为象征北部海洋霸主的尖塔一尊。

我第一次造访哥本哈根，是在2002年。当时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存在，却对议会充满兴趣，因为它的大门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这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的空间体现。我可以旁若无人地长驱而入，直至花园与图书馆，直至图书馆前的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雕像。这位一生从未谋求任何职业、仅靠遗产生活、专事宗教哲学著述的哥本哈根之子，堪称不做“无意义的工作”之先驱。虽然他只专注于“做自己的事”，却使得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方向性的转折——哲学研究的对象可以不再是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具体的个人存在，亦即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由激情、决定和行动组成，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够被思维所穷尽，却注定被经历。克尔恺郭尔并不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认为它们与个体的生存漠不相关，而主观真理却对存在者至关重要，比如伦理观点与宗教评价。然而，克尔恺郭尔又认为主观真理不能被言说，因为即便被说出，也无法直接被理解，而是只能经由暗示、影射、夸大、淡化、谎报、取笑、诗化甚至忽视进行间接传达。他认为黑格尔导致了整整一代人思想生活的非人性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对立面，取消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否定了自由——人类生存的本质。克尔恺郭尔“做自己的事”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全新的认识论，也不是创建全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希望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能够把握自己的自由，并且创造自己的命运。由是观之，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思想源头，似乎就在这一英里之外，尽管某些居民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克尔凯郭尔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在哥本哈根街角遇见了一位朋友，朋友邀请他去吃饭。他热情应允，却被一片落瓦砸死。克尔凯郭尔意在提醒世人：虚无近在咫尺，大多数人却并无警觉，而是一任生命浪费于鸡零狗碎之中。我前往哥本哈根，自然是为了鸡零狗碎之事，甚至根本就是一桩出卖身体与自由以换取薪酬的“无意义工作”。不过，将我第一次引至克尔恺郭尔像前之人，是一位刻意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之践行者。他生于中国，一度辗转于缅甸、泰国和老挝，当时定居于丹麦。短短十几年内，他的人生角色迁徙于数学教师、诗人、沙弥、难民、留学生、小说家和哲学研究者之间，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却不过是把握自由、创造命运的结果。在他的半生之中，还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成功阻挠他前往任何的别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丹麦的时候，由沙弥而还俗，从事清洁工作，但被一次意外车祸带来的赔偿送入大学校园。当他决心以哲学为专业的时候，校方却诚恳建议这位曾经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亚洲人重读数学。为了获取自由选择的资格，他设法在一年之内通过了英、法、德三种语言的考试。不仅如此，他还借助磕磕绊绊的丹麦语，写出一本自传体小说，并以两种文字出版！这一招把校方给震住了，尽管明明知道他的语言水平仍是颇为有限。他在小说中使用简单的名词表述一切应该交由形容词修饰完成的复杂心理感受，比如看见动人的姑娘，他就说“鲜花在我心里盛开”，姑娘离开了，则是“花瓣从我心里一瓣一瓣飘落”——还是让他如愿以偿，成为了克尔恺郭尔的一名研究者。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年五月，他刚刚拿到哲学专业高级硕士证书。当时，他的下一个自由选择便是翻译克尔恺郭尔全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拿到丹麦女王授予的爵位。2002年之后，我们大概每年能见到一两次，没再听他提起爵位的事情，但不断有中文译著相赠，从克尔恺郭尔的论说到被论说的尼采，最近一本是《丹麦当代戏剧选》——他的身份再次发生自由转换，已经成为一位戏剧工作者。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京不特。我们在属于克尔恺郭尔的街角初逢、相邀去吃饭、却未见落瓦的那一年，实为笔者平生第一回出国。尽管已经预习了旅行作家比尔·布赖森（Bill Bryson）的游记，丹麦的现实却还是令我大吃一惊。那位出生在玉米地里的美国佬，专擅讽刺挖苦之能事，于其笔下，万事万物皆有令人沮丧的一面，能够获致赞美的事物极为罕见，而哥本哈根却是一个例外：“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蕴藏着无穷的魅力。这里的居民多达150万——占全丹麦人口总数的1/4强——却有着大学城的步调与气氛。出乎意料地，哥本哈根竟然没有其他大城市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自负迷障。这里看不到一座过去帝制时代的纪念碑，也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它是一个曾经统治过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的首都。其他城市竖起君主名将的雕像。在哥本哈根他们却给你一只小美人鱼。我觉得这真是一流的品位。”

而今天的“水手”——无论四海为家还是无家可归——似乎就是那些嬉皮士。从欧洲到美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在几十年前回家，而哥本哈根的这一小撮，似乎并不愿意洗心革面，重拾自己曾经唾弃的生活。

我的吃惊之处在于，他写的居然是真的。女王居住的城市居然真的没有任何傲气，完全有悖于我对于帝制的想象——以己度人的想象。不仅议会随便逛，公共空间向所有见面、讨论、集会甚至抗议敞开，整座城市的尺度也让人倍觉亲切，毫无“大都市”的盛气凌人之感。自机场前往酒店的一路，我几乎产生了错觉——不是抵达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而是回到了一张熟悉的床上——也许“潜意识领域的哥伦布”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为此供应若干解释。“床头”的天际线非常开阔，云层低低地压着；“床单”上排列的是一些体量接近的居住“玩具”——它们风格各异，有的是祖辈的遗产，灰色的调子，石头的立面；有的是今天的幻想，梦里的颜色，玻璃的皮肤……奇怪的是，这些出于不同时代或理念的玩具共处一“床”竟毫无冲突之感，反倒像一家人，彼此存在的理由都在对方身上。那一次，我见到了活生生的嬉皮士，他们从书里走了出来——小说或是当代史——三五成群，怀中搂着啤酒，外套上打满钉子，依旧跟几十年前一样开怀大笑，长发掩映的脸庞却已布满皱褶。他们出没于新港（Nyhavn）两岸。那是一条修建于1669年至1673年间的运河，意在将大航海时代引入哥本哈根中心地带——丹麦的航运业和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早在16世纪末期，已在西印度群岛和几内亚拥有海外殖民地。新港一度是水手上岸后醉生梦死的所在。运河旁边的房子五颜六色，容纳着酒吧、餐厅与公寓，散发出浓郁的远航味道——当然，最浓郁的远航味道应该就是啤酒的味道。在哥本哈根，即便闭上眼睛，也不难找到新港，因为你只要竖起鼻子就行了，那里的空气也可以依照酒精制品的价格罐装出售。而今天的“水手”——无论四海为家还是无家可归——似乎就是那些嬉皮士。从欧洲到美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在几十年前回家，而哥本哈根的这一小撮，似乎并不愿意洗心革面，重拾自己曾经唾弃的生活。新港的河道里密布着桅杆高耸的帆船，河边到处都是拎着酒瓶的人，还有来来往往的狗。年轻人三五成群，中年人独来独往。靠近一只巨大的铁锚雕塑的地方聚集着一堆嬉皮世界的老炮儿，他们坐在树下，一边畅饮一边避雨，空气中弥漫的醉意一如日积月累的尘垢，覆盖着可见或不可见的每一个角落。

被比尔·布赖森视为一流品位的那条小美人鱼的创造者汉斯·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从菲英岛（Fyn）来到西兰岛（Zealand）之后，曾在新港的多处屋舍中安家。他的门前与窗下，运河里流淌的海水直通“海的女儿”的故乡——“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小美人鱼的故事属于维京人的海洋时代，她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象征，只不过以跨越物种的版本呈现。“海的女儿”试图把握自己的自由，并且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存在主义，非常反黑格尔。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鸡皮鹤发的嬉皮士非常乐于徘徊于安徒生的门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听着汉斯的童话长大。

直到2004年，我才第一次跨入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领地。一位哥本哈根居民自告奋勇充任向导，尽管他算不上称职——我没料到的是，这位自称并非第一次前往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本地先生，居然也需要沿途问路，而且问路的诀窍居然是拦下一位又一位外国游客。当然，在克尔恺郭尔的哥本哈根，没有什么样的问路方式是不正确的，尤其对于一位不愿意从事“无意义工作”的语言天才来说——我身旁这位时而紧张、时而癫狂、时而哈哈乱笑的北欧男子，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何天赐。他生于马来西亚，长于挪威，十几年前才回到父亲的故乡丹麦，30岁上，已至少精通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和汉语在内的七八种语言。因为拒绝在无聊的工作中浪费时间，何天赐主要依靠社会救济金过活。他住在父亲赠送的公寓里——他称其为遗产，尽管父亲依然健在。他偶尔也打几份闲工，批发或者零售作为古典文明媒介的语言。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同义词，而父亲的研究方向则是古代汉语的同义词，父子二人似乎意欲包揽亚欧大陆早期文明碎片之间的隐秘小径。由于深受父亲影响，何天赐对于东方古典思维方式很有兴趣，尤其是棋盘间的虚无与团结。我打电话找他，他总是躲在围棋俱乐部里鏖战，他更愿意把时间浪费于举棋不定的三尺之局。

我们在外国游客语焉不详、自相矛盾的指点之下，穿过证券交易中心左近横跨海水脊背的细弱桥梁，步行至一座宛若巴比伦通天塔的教堂面前。涂鸦忽就泛起，作为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最重要视觉标识的涂鸦，忽就从教堂所属的院落中波澜壮阔地泛起。没错，正是这里，“正统”世界的差异性存在之哥本哈根版本已近在咫尺。我尚未望见主入口——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海关”——已不知不觉从一面巨大的涂鸦墙下溜将进去，仿佛偷越国境一般。自由城内，涂鸦更多，好似屋舍的刺青，有些屋舍一如垂暮之年的日本黑道人物，周身上下几无一片空处。

克里斯蒂安尼亚原本是一片废弃的军事要塞，整体呈月牙形，中部和外围皆为水域，亦即先前的护城河。中部水域的东西两侧各有一线长条形地块，分别由昔日的内外城墙围合而成。每一地块向东凸起5个半圆，那是作为防御工事的人工半岛，半岛之间分布着形形色色的房屋，一部分曾经作为海军营地而存在。军营撤离之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西南端一度被参与“贫民窟风暴运动”（Slumstormer Movement）的年轻人所盘踞。该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终止于1971年，同年9月，另类杂志团体《主体》（Hovedbladet）接手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宣告成立。在随后的岁月里，自由城居民——嬉皮士、自由艺术家、草根运动人士、摇滚乐手等——声称将以此为基地，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没有君主，没有官员，没有统治者，没有等级控制……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没有强制制度的社会，一个以自愿合作为基础的社会，一个个体自由、人人平等且集体操作的社会。在新的社会形式里，自下而上的秩序，据信将会取代自上而下的混乱——既存社会中由威权强加的混乱。

谁会不期待理想社会呢？如果那是一个上午钓鱼、下午打猎皆随心所欲的桃花源或者阿卡迪亚，而非上午宣战、下午游泳的漠然偷生之所，或是必须付出全部时间与自由以维持微薄生计并且必须学会弯腰、唱歌甚至将腰弯得更低、将歌唱得更甜的奴役之地。虽然“理想国”（nephelokokkugia）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杜撰新词的玩笑——从《骑士》《黄蜂》《云》《鸟》到《蛙》，他笔下那些夹杂着污秽又性感的幽默情节的虚构故事，常常被用来讥讽哲学家与政治家——但是，命名决定存在，作为阿里斯托芬嘲弄对象之一的苏格拉底，他有一位著名的学生，柏拉图，后者的的确确设计出了古典世界的“理想国”蓝图。尽管那一蓝图并未能在西西里的叙拉古付诸实践，却成为后人针对契约或制度发梦之时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生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曾经担任英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其著述《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之中，勾勒出另一个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家轮廓：社会基础为财产公有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公民的经济、政治权利平等，每天劳动6小时即可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用来从事科学、艺术和智慧游戏活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实为有的放矢，意在超越彼时新生的野蛮资本主义关系，亦即“圈地运动”造就“羊吃人”之社会苦痛。卡尔·马克思深受启发，借《资本论》将其引述，而深受卡尔·马克思启发的革命者，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制度理想，诞生于后革命时代，与“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的残酷斗争无关，也并不想废除维持现代社会运行的商品货币关系——依照托马斯·莫尔的设想，金银将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它只是一个拥有极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批判的实验性版本。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与丹麦政府之间的关系，倒是非常黑格尔，非常辩证法。尽管这是信任克尔恺郭尔的自由城居民不大情愿见到的局面：一物由其不是他者而是其所是，自由城和政府彼此反对又互相依赖，肯定者与否定者之间的张力错综纠葛而成为推动历史的环节——近半个世纪以来，二者的互动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丹麦政府决定清除自由城，结果引发游行。1976年，政府撤销清除计划，自由城却将政府告上法庭。1977年，自由城败诉，但继续上诉。1978年，自由城再度败诉，反而极为黑格尔地促成了政府对克里斯蒂安尼亚推出“合法化”计划。1987年，“合法化”计划正式施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成为重点，一个名为“废话”（Bullshit）的黑社会团体被逐出克里斯蒂安尼亚。1989年，政府通过了一条允许克里斯蒂安尼亚集体使用土地的法例，但自由城的若干场所被警方关闭，大麻交易仅限于普舍尔大街。1991年，自由城与政府达成初步协议，成立了专门与政府交流的联络组。1992年，警方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展开长达18个月的清除大麻运动，因出现暴力执法行为而遭受国际社会谴责。1994年，政府针对大麻市场再度提出警告，再度引发抗议。1995年之后的五年相对平静，相对克尔恺郭尔，仿佛无政府主义公社已经把握了自己的命运。2000年，鲍勃·迪伦来到自由城的灰色大厅（Grey Hall），举办了两天音乐会。2001年，时值自由城问世三十周年，政府开始拟定使其“正常化”的计划，试图解决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为了争取纳税人所代表的丹麦民意的支持，表明自由城并非“藏污纳垢”的社会失治之地，克里斯蒂安尼亚着手加强自我管理，借助内部契约，严格禁止硬性毒品、黑社会、武器和暴力，并于2003年重新开放了已关闭14年之久的主入口，使自由城摇身一变，成为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的哥本哈根地标之一，“社会治安问题”自然难以继续扮演丹麦政府对其进行干涉的主要借口。但可惜的是，无政府主义公社无法阻止政府亮出资本主义法权的另一张王牌——土地使用权。2004年，丹麦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修改了1989年通过的那条关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法例，终止其土地使用权，要求所有土地必须向政府购买或者租赁，且以保护历史遗迹为由，勒令迁走旧城墙上的所有房屋。2005年，政府命令自由城停止所有建设及占领行为，无政府主义公社被迫向“旧的社会形式”屈服，试图自组政党，参与哥本哈根议会选举，以此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2007年至2008年，警方针对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清拆行动一再引发暴力骚乱，自由城向政府提出土地议价方案，但遭拒绝。2009年，双方就土地使用权问题走上法庭，自由城败诉，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又被驳回。2011年，自由城诞生四十周年之际，克里斯蒂安尼亚居民决定接受政府开出的条件，筹集7600万丹麦克朗购买自由城的部分土地，而另一部分则需要每年向政府支付600万丹麦克朗的租金。为了使这个无政府主义公社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克里斯蒂安尼亚居民发起了一项基金，向全世界发行“人民股份”，以期“众筹”到维持“自治”的足够资金。

尽管自由城的现状与20世纪70年代的初衷早已大相径庭，但它依然堪称资本主义体内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长期意外。它至少部分地改变了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又是囿于其间的居民判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重要依据之一。丹麦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会在70年代早期允许克里斯蒂安尼亚进行“社会实验”，自然是对于价值观和经济同时发生危机的时代议题的一种回应：冷战持续的背景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滑入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萧瑟阶段，失业人口剧增，社会矛盾凸显，街头抗议此起彼伏，花童运动如火如荼。资本主义社会的原住民——尤其是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热衷于探讨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可能，且乐于亲身践行。然而，如果我们能将目光投入更为辽远的历史，却会发现这不过是一种民主传统的延续：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北欧的民主渊源要比英国悠久。早在9世纪，丹麦已举行民众大会，冰岛与瑞典亦然。那种强调地方意见的决议形式，成为日后王权野心的极大障碍，而丹麦国王埃里克五世（Erik V，约1249年—1286年）签署于1282年的“王室宪章”对于民意的保护，与英国的“大宪章”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主传统不仅塑造了北欧，更被搬运上维京人的舰船，影响了英格兰、苏格兰、俄罗斯甚至波兰，影响了现代宪政主义与代议制政府。

我们在自由城中漫无目的地自由乱逛，先是去了一处三楼的画廊，作品令人失望，居然是行画一般的挪威风光，可见克里斯蒂安尼亚的确已成为游客喜闻乐见之地。画廊不远处就是由两根图腾柱构成的主入口，虽然这一设置意在昭显世界主义的视野，与旧工厂区的微型藏式佛塔和内城墙水边的蒙古包一样，代表着基督教世界之中的“他者”视野、多元文化或“异教”视野。可是，那玩意对于我来说——来自“他者”世界的我——如此眼熟，简直与上世纪90年代深圳民俗村中虚假而做作的山寨货如出一辙。也许这就是关于“他者”的幻想和“他者”的现实之间的感受力区隔。

衰老的嬉皮男子与年轻的哥特少女在一个漂亮的垃圾场附近出现，仿佛社会时间的一枚纵向切片。实际上，这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居民构成多种多样。除了理想主义的一伙，还包括对于“正常”生活应付乏力的群体，比如失业者、流浪汉、避难者、国际移民以及社会机构扶助的对象。只有在这里，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以主流社会之外的方式生活，甚至获得归属之感。自由城中，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院、音乐厅、博物馆、俱乐部、足球场、邮局、学校、公共浴室、急救中心、信息中心、家居建材流转中心……还有餐厅、酒吧、咖啡馆和商店。我在一家露天餐厅品尝了社区牛排，价格便宜，烘烤粗糙，局部业已炭化，可以掰下一条画画，适合表现主义艺术家，不过，也许这就是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味道。

自由城有一个广场，大多数时候是自由市场，出售社区居民自制的一切，比如印有“永远的克里斯蒂安尼亚”字样的服装、世界主义的手工艺品、关于自由城的纪录片影碟以及公社乐队的唱片合集。就是在那儿，我买到了“索尼音乐”出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收录了15支乐队的同一种风格的作品——当然，如果你从未听到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摇滚乐，那么，它们便是15种风格；如果你对那段音乐历史烂熟于胸，那么，它们便是同一种风格。很多旋律似曾相识，一会儿是吟唱，一会儿是念白，一会儿冒出来一组真诚快活的男声合唱，一会儿钻出来一股阴郁孤僻的女声独语……要么是蛙音，电吉他忧伤且有力的蛙音；要么就是键盘，纯净状一再抒情的键盘，仿佛向着宇宙另一端的人性，发出阵阵困惑又坚定的呼唤……你不难听到另一个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另一个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只不过前者尚未熟透，后者已然衰老……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安尼亚》是一片化石，在今天这样一个电子声音的时代，为我们保留了吉他、贝司、鼓，保留了人声，保留了粗糙的温暖，使我们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有机会擦亮最后一根（或许是，应该是）望得见无政府主义理想幻像的暖意。

实际上，克里斯蒂安尼亚拥有自己的厂牌，叫做“克里斯蒂安尼亚音乐”。早在1975年，它已出品了第一张公社同名音乐合辑，此后又陆续发行了一系列公社音乐家的作品专辑。也许这一厂牌今天依然健在，但太多发乎时代的音乐家却已无迹可寻。“索尼音乐”的《克里斯蒂安尼亚》，更像一件追乎往昔的致敬之作。一剂教人忘却现时的麻药，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样针对精神上无家可归者的旅游纪念之物。

历来为外人所诟病的普舍尔大街就像一块磁石，摇摇摆摆的老嬉皮被吸附于此。他们三三两两站在酒吧门口，手握酒瓶，吞云吐雾。早些时候，你既能在这里听到形形色色的音乐，也能在这里撞见五花八门的毒物。而今天，为了不授外人以铲除公社之口实，居民们自发拆除了毒物交易的主要据点。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毒物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消失，而仅仅是一次心照不宣的疏散。傍晚时分漫步于此，大麻的气息混合着啤酒的麦香，时不时冲进我的鼻子。偶尔，也有一身花童打扮的老太太跳将出来，拦住我的去路，讨几个小钱，说是要再买一剂销魂。

那些不知其名的艺术家就住在他们占据的旧房子里，甚至旅行车里，只不过有的旅行车增加了淋浴间、厨房甚至儿童房。也有人采用二手材料兴建新房，风格自由而异想天开，却绝少采用丹麦传统样式——无政府主义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拥有的却是整个世界？

老嬉皮眼里，毒物分作两种：硬的与软的。前者有害，以海洛因、可卡因、冰毒为代表，必须坚决抵制——公社墙头即绘有铁拳击碎针管的涂鸦，号召居民将其拒之门外；而后者，多数人以为无伤大雅。大麻、印度麻药以及若干足以致幻的蘑菇，广受追捧，甚至被认定为精神生活的能量。关于软性毒物利害之辩，有人以为，大麻于肉身之害，远不及早已合法化之酒精或烟草，而其于性灵之利，却实非一言所能道尽——大麻致幻，画面、声音、色彩、气味接踵而至，幻境便是至境，至境更是舞台，直至庸常现世难得一探之宇宙模型，直教亲历者身兼观众、演员、戏剧三职。如此神秘体验，不仅点燃艺术灵感，更助人一窥灵魂奥秘乃至生死大义。

公社里，大麻乃黑板报般涂鸦艺术之恒常主题。一面墙上，年轻人张大嘴巴，吞云吐雾。另一面墙上，女神赤身裸体，肩背绿色锯齿状羽翼，振翅欲飞，笑嘻嘻的佛陀亦因呼吸得当而醍醐灌顶。后者墙下，正有一坛画中羽翼，枝繁叶茂，葱茏怡人，坛边却立一木牌，警示道：工业大麻，剧毒，勿用。何天赐斥道：此说十足虚伪，其真实目的，无外乎不愿与人分享眼前这长势喜人的叶片。

我们一路走去看更多的涂鸦：一座旧厂房的整面墙上，纪念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建立三十周年的作品——彩虹、花朵与骷髅——甚至已经成为一幅地标；另一幅巨大的作品，整面墙上的奇幻世界：树、龙、女神、武士和兔子；两扇闭合的旧仓库大门上的一对独角兽；花朵、女神与蜜蜂的墙头故事，长着翅膀的丰满女神手持叶片，蜜蜂就像骷髅；还有一些没长翅膀的女神，她们全身赤裸，介于人神之间，或者确切地说，花童与女神之间，一位女神正率领着一只鹅逃避警察的追赶，另一位女神举起自由城的旗帜，她的左近绘有大麻植株的图案，铁拳击碎针管的图案亦在她的旁边……自由城“露天画廊”中的作品与艾略特式的托洛茨基主义——作为贵族艺术的前卫倾向——无关，而是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所谓“神经失败”的写照，艺术家对于科学、理性和进步主义的社会丧失了兴趣与奉献精神，转而投向弗洛伊德主义、多元宗教、神秘主义以及悲剧哲学。当然，许多悲剧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是喜剧。克里斯蒂安尼亚涂鸦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充斥着大量卡通化的形象，而卡通化背后的情感倾向是安徒生化：现实的苦涩中总有希望和笑点。小女孩手里有社交软件一般的火柴，海的女儿可以求助于外科整容手术，自由城墙头的女神仿佛来自古典的希腊。她们不是圣母，但被赋予了圣像的地位。

那些不知其名的艺术家就住在他们占据的旧房子里，甚至旅行车里，只不过有的旅行车增加了淋浴间、厨房甚至儿童房。也有人采用二手材料兴建新房，风格自由而异想天开，却绝少采用丹麦传统样式——无政府主义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拥有的却是整个世界？我们遇见一位女嬉皮正在改建自己的马厩，所有的活都一个人干，锯木头、拉手推车，“做自己的事”。如果向往公社生活的人们不是完全倾向于农场或郊野生活——发轫于美国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促使大批嬉皮士离开城市，前往僻远地区结社定居——克里斯蒂安尼亚便是建立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最佳选址之一，甚至足以成为后人效仿的样本。这块土地虽然贴近城市心脏，基本面貌却更接近于乡村，丛林茂密，水域宽广，鸟类和野生动物与人比邻而居。何天赐在一处农家小院一般的嬉皮士住宅面前流连忘返。他看中了那幢极为朴实的平房，还有房前堆满杂物的花圃和菜地，以及栽入旧皮鞋的草本花卉。七八年后，何天赐在完成了一项编撰拉丁文辞典某一词条的工作之后，卖掉哥本哈根的公寓，前往丹麦北部买下一座小农场，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回归土地”运动。那里有海水、狂风和驴子，还有足以让他谋生的开设有希腊文与拉丁文课程的中学，夫复何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居民之所以能够在都市中“回归土地”，其实不过是享用了哥本哈根的城市规划之利——此举又是非常黑格尔。1947年，建筑师和规划师斯腾·艾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领导的丹麦城市规划实验室和哥本哈根城市规划部曾经提出一项“手指规划”（fingerplanen）：以城市中央为“掌心”，建设五条不同方向的市郊通勤铁路，将其视作“手指”，“手指”之间属于绿色地带，留作农业与休闲之用。城乡混合的发展战略规划奠定了哥本哈根“宜居”的基础，克里斯蒂安尼亚这样的城市“绿肺”自然得以长期翕动。半个世纪之后，这座城市多次登临包括英国《单片眼镜》（Monocle）、美国《大都会》（Metropolis）在内的媒体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榜单之首，而“手指规划”的构想者拉斯穆森却表示，他真正青睐的是克里斯蒂安尼亚那样的自发的城乡混合空间，称其“实现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未能实现的一切”。我不知道嬉皮士们会不会对这种说法买账——当我准备离开自由城，进入欧盟领土的时候，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路边，遇见了一位保持瑜伽姿势的老妪。她的上身与地面平行，双腿直立，一股尿液毫无顾忌地射向地面，这就是“大拒绝”的居民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

自由城禁止任何机动车辆驶入，虽然克里斯蒂安尼亚不乏拥有汽车的居民，我就邂逅过一位。某日，我打算前往海边浴场，但不知远近，便在超市门口问路，结果一位年轻女士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过去，路上聊天，才知道她家住自由城。公社居民普遍皈依自行车教——与那些佛塔、龙墙和印度音乐相比，依我愚见，自行车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所在：飞身上车，一蹬就走，随心所欲把握自由，漫无目的创造命运。还有比这更克尔恺郭尔的吗？

二十几年前，就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一度迷恋皇后乐队，常常躲在宿舍里一遍又一遍收听他们的华丽摇滚。其中一首歌予我印象至深，主唱弗雷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捏着嗓子反复唠叨一句话：“我要骑上我的自行车。我要骑上我的自行车。我要骑上我的自行车。”（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I want to ride my bi．．．”）我大惑不解——不就是一自行车嘛，何以倾注如此感情？抬眼向窗外望去，两米开外便是学生车棚，棚下停满锈迹斑斑来历可疑上不得台面的大小骑具。一胯下之物尔，何足挂齿？然而那首歌确实激动人心，人声和器乐愈走愈高，终于在至盈处急转直下，浩浩汤汤，冲得我热血沸腾。窃以为歌中所颂“自行车”实为一追随乐队的露水美人，铁杆“骨肉皮”（groupie）是也。我甚至陷入弗洛伊德的阐释陷阱：“要”（want）即欲望机器，不受羁于任何规约，亦蔑视任何非难，源自无意识之幽闭海底，实为人类行为根本动力……

觉悟自己的无知，已在六七年之后。当我踏上哥本哈根的街道——甚至尚未进入克里斯蒂安尼亚——突然一下子混沌全开，明白了自行车在这样的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港河边的岔路上，横七竖八歇着好些自行车，它们与无处不在的涂鸦为伴。它们的主人可能正在河边喝酒，可能要将烂醉进行到第二天上午。这些两轮的伴侣就在雨水中等待着，也许还要过夜。每一辆车都有自己梗着脖子的个性，似乎深以雷同为耻。其实在去新港的路上，我已领教了哥本哈根自行车的千奇百怪。那些年轻人蹬着呼啸而过的就不用说了，每一辆都有主人重新设计或改装的痕迹。而拖家带口的父亲们青睐的坐骑则更令人叫绝——那整个就是中国东北的“倒骑驴”：自行车主体在后，前面的单轮改成两轮，两轮支撑一只“包厢”，远看就像长江750摩托的挎斗，但又更为宽阔。“包厢”里通常装有两三个孩子，一家人就这样其乐融融地招摇过市。天气好的时候，紧贴海边的公路上不乏这样的“全家福”。父亲们可能觉得有责任要让孩子多晒晒太阳，谁让北欧冬季长夜漫漫盛夏苦短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前斗自行车设计，居然出于自由城，它因此而被称作“克里斯蒂安尼亚自行车”。

在自行车问题上，究竟是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信仰影响了哥本哈根，还是哥本哈根的规划塑造了克里斯蒂安尼亚，这又是一个黑格尔式的纠葛。何天赐虽然并非克里斯蒂安尼亚居民，但他始终都是自行车的坚定拥趸，而且一家人都是。无论在奥斯陆还是哥本哈根，何家从未购置汽车。不过，这也有赖于哥本哈根是对自行车极其友好的城市，城市政策向骑行者倾斜，交通规划确保骑车永远比开车更为快速，更为舒适——城中架设的诸多桥梁便是骑行者抄近路穿越港湾的捷径。走在大街小巷，我常常能看见一排排的自行车架，方便骑车人随时寄存胯下之物。在这座城市，骑行者的年龄下至5岁，上至90岁。与自行车轮一起转动的，不仅有方便又自由的哲学，也有被称作健康资源的社会效益。“世界最宜居城市”就是与双腿一起转动的城市。

而在亚欧大陆另一边，一个半岛上的窘困国家，面对一团乱麻的首都交通问题无能为力，却一度坚决抵制自行车，声称其为“落后国家的交通工具”。那个首都最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电车，然而车辆极为稀少，搭车上班的人不仅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上车之后还有可能遭受电击之苦——车辆因年久失修而免不了漏电。不愿排队和坐电椅的臣民只好走路上下班，一天之中将三四个小时用于徒步旅行实属稀疏平常。不过，反过来想想，独裁者对于自行车的敌视也有其道理：不能自由来去的臣民无疑更易于统治。

热衷于在这个星球的表面自由来去的京不特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想带我前往自由城。他那颗沙弥时期留下的光头非常克里斯蒂安尼亚，作为烘托光头的基座而存在的中式对襟罩衫则颇为引人注目——那一天，他甚至穿了两件。可惜的是，我们见面已近黄昏，未能留出充足的时间以供成行。后来，我们跳上公共汽车，直奔某一外国移民聚居的社区，他想向我展示哥本哈根最“乱”之地。我们钻入一家意大利餐馆，他在席间正色告知：此刻，我们正身处抗议示威多发的街区，有时还会扔砖头。噢，原来克尔恺郭尔的落瓦在这里——不过，我倒是一点儿也没看出危险，四下里安安静静，街上人很少，房子跟市中心的一样漂亮，灯光充足。

正餐结束，他带着我在附近来回兜了几圈，也没碰见砖头或是落瓦。既然虚无不肯召见我们，他说不如去拳击俱乐部耍耍，那里正好有一个派对。进去之后，我顿时大失所望：诺大个俱乐部，只有二十几号人，而且除了三五个准备减肥的姑娘，其余的都是小伙子。京不特按着我坐下，一边给我介绍他的朋友，一边搜索罩衫口袋里的啤酒兑换券。那两个本地年轻人同样以哲学为业，练习拳击只是业余爱好，他们看上去极其斯文。其中一个，礼貌地向我打听两位中国人——金星和棉棉——那是他对于当代中国的全部了解。派对的音乐很糟糕，仿佛办公室音乐，我也很困，一个劲儿打哈欠，北京时间顽固地潜伏在我的身体里。好不容易撑到后半夜，我实在受不了啦，从来没见过这么素的“派对”，于是提出回旅馆。三个人纷纷劝阻，建议去下一个场所，说是那里能通宵跳舞，还有大把的姑娘。可是我实在撑不住了，毅然拒绝了诱人的邀请，跳上直奔梦乡的出租车。

2002年，我在哥本哈根的唯一一次夜生活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当我睡死过去的时候，他们三个或许搂着姑娘跳舞至清晨，或许依然在谈论克尔恺郭尔或是中国。当时的京不特，很想带着女友回中国看看。但令他犹豫不决的是，不知道该携哪一个同往，因为他有四位女友，而且都是同一学校的本科生，青春年少，彼此友爱。当时的我，总觉着他们之间的那一沓爱煞是纯洁。回国之后，我时常翻看在丹麦拍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总是让我想起京不特。但那张照片上其实没有他，我拍的是一辆旧自行车，锁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旁边，座椅上套着一只漫不经心的塑料袋。

许多丹麦人都知道京不特的传奇故事，更有年轻的中国诗人将他引为同道，我的大学同窗马骅便是其中之一，二十多年前即已津津乐道京不特的自由选择，在酒局上、在文章里，一而再、再而三。

“那一年他23岁，几乎和文学一样年轻。离开上海，在福建出家剃度，一年之后逃出清净之地。在云南西双版纳溽热的丛林里，他破罐子破摔似的开了一家‘无政府主义饭店’，然后又很快地亲自坐吃山空。而在此之前，他的诗歌作品和随心所欲的文学做派已经让很多人震惊和不快了。

“但他很快还是感到了厌倦。这一次，他的直接和坚决让人更加吃惊。他用近三年的时间孤身穿越了西双版纳无边的丛林，在蚊虫、瘴气横亘的东南亚游走、坐监，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离开军政府的大牢到了丹麦。而这些，作为一个生活和艺术规则的背叛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和喜悦。”

以上便是马骅记述的京不特前传，录于《在变老之前远去》一文。马骅感慨：“是啊，既然觉者如释尊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轮回的巨流，既然饕者如浮士德都不能让美好的时光停留一刻，既然那个早夭的酒鬼克鲁亚克曾经喊过：‘永远在路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变老之前远去呢？”

那一年马骅31岁，青春正欲远去。他离开北京，去了滇之北，与西藏一山之隔的明永村，做起乡村教师，写起《雪山短歌》。“我和他是同一天的生日。”马骅总是愿意向人谈起他与京不特之间的缘分或巧合，“那一天的黄历上写着：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一年有余，初夏某夜，马骅因意外落入澜沧江水。属于他的那份自由选择，那份经由“自我放逐般的万里飘零”创造的命运，终未赢得肉身的复还。而世界继续以哥本哈根的方式，或是电击乘客之国的方式各自运转，两轮或是独轮，非此即彼或是死无葬身之地。

编者注：本章节部分事实参考欧宁先生的《现存最久的乌托邦：国中之国，迷幻之城》和《现存最久的乌托邦：大麻及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