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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我具有强壮体格并与泰姆布王室有着永恒联系的一条生命外，我父亲还给了我一个名字——豪利沙沙。在科萨语中，豪利沙沙字面是“拽树枝”的意思，但其口语意思更为准确，意思是“惹是生非的家伙”。我不相信名字能决定命运，或者说，我不相信我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测了我的前途。但是，后来的岁月中，亲戚朋友竟然认为我出生时的名字注定会给我带来许多风风雨雨。直到上学的第一天，我才有了更让人熟悉的英文名字，即教名。但是，现在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卫佐。这是一个位于乌姆塔塔地区穆巴谢河边的小村庄。乌姆塔塔是特兰斯凯的首府。我出生的那年，世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大战中，南非爆发了流感，数百万人在这场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派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代表们在会上讲述了南非人民的苦难。但是，姆卫佐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生命数百年来一直平静地在这里延续着。

特兰斯凯距离开普敦800英里，距离约翰内斯堡550英里。它位于凯伊河和纳塔尔边界之间，北有德拉肯斯山脉，东有蓝色的印度洋。这是一个美丽的、群山连绵起伏的地区。这里土壤肥沃，数千条小河使它一年四季保持湿润。特兰斯凯曾经是南非最大的行政区划区之一，其占地面积有瑞士那么大，拥有大约350万科萨人，另外还有少量的巴索托人和白人。它是泰姆布人的家园，而泰姆布人又是科萨民族的一部分，我本人是科萨民族中的一员。

我父亲名叫格达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从血缘和传统上说都是一个酋长。泰姆布国王任命他为姆卫佐部落的酋长，但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认。姆卫佐政府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形式实施统治。作为一位政府认可的酋长，他可以得到一份薪金和一部分由政府从该部落征收的牲畜接种疫苗税和公共牧场税。尽管酋长是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角色，但在75年前，这一角色由于白人政府统治的冷漠无情而早已经被贬低了。

泰姆布部落向上追溯20代到雷戴王朝，按照传统，泰姆布人往往居住在德拉肯斯山脉的山脚下。他们从16世纪开始向沿海迁徙，在沿海与科萨民族融为一体。至少从11世纪算起，科萨人就是居住在南非富饶而气候温和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恩古尼人的一部分。恩古尼人在这里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个东南沿海地区横跨北起内地大草原、南到印度洋的大片土地。恩古尼人可以被划分为北部部落和南部部落。北部部落由祖鲁人和斯威士人构成；而南部部落则由阿马巴查、阿马崩瓦纳、阿马嘎莱卡、阿马木棼古、阿马木旁多米斯、阿马木旁多、阿比索托和阿比泰姆布组成，他们一起构成了科萨民族。

科萨民族是一个富有自豪感的父系民族，他们拥有表达力强且悦耳动听的语言。他们崇尚法律、教育和礼节，组成了一个平衡而和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每一个科萨人都属于向上追溯到一个祖先的氏族。我是马迪巴氏族的一员。马迪巴氏族是以一位泰姆布酋长的名字命名的，这位酋长在18世纪曾统治着特兰斯凯。作为对我的尊称，常常有人叫我“马迪巴”。

恩古奔库卡死于1832年。他是伟大的君主之一，是他把泰姆布部落联合在了一起。作为传统习惯，他拥有三个后宫：大后宫、右后宫和伊基巴宫。王位继承人通常是从大后宫选择。有人也把伊基巴宫叫做左后宫。解决国王家的争端是左后宫儿子们的责任。大后宫的长子穆提克拉克拉继承了恩古奔库卡的王位。他的儿子中还有恩干盖里兹韦和马叹兹玛。萨巴塔是恩干盖里兹韦的孙子，他从1954年开始统治泰姆布。恩干盖里兹韦是卡尔泽·达里旺伽的长辈。萨巴塔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K．D.马叹兹玛，是特兰斯凯的前首相。从法律和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侄子，也是马叹兹玛氏族的后代。伊基巴宫的长子是西玛卡德，其弟弟就是我爷爷曼德拉。

尽管数十年中有许多关于我是泰姆布王室的后裔的传说，但是，我刚刚简要叙述的宗谱表明，那些传言都是荒诞之说。尽管我是王室眷属中的成员，但我并不属于作为王位继承人来培养的少数特权人员之列，而是作为伊基巴王室的后代之一，被预备担任像我父亲一样的王室参事。

我父亲有着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为人正直，姿态严肃。我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他有一头盖在额头以上的簇状白发，孩提时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头发上去模仿他。父亲很严厉，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他意志坚强，这也是他传给儿子的又一个特点。

我父亲有时被误认为是达林迪叶波在泰姆布当政时期的首相。达林迪叶波是萨巴塔的父亲，他在位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据说他的儿子容欣塔巴继承了他的王位。其实这是误传，根本就没有达林迪叶波这个朝代。但是我父亲所担任的角色与首相并没有什么差别。作为辅佐过两代君主的参事，他经常伴驾外出，并且每当有国王会见英国政府官员的重要活动时，他经常陪伴在国王的身边。他是一位公认的科萨历史专家，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一名参事得到了承认。我个人早就对历史感兴趣，父亲也鼓励我了解历史。虽然我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他仍然被誉为优秀的演说家。他通过传播欢乐和知识让听众对他的演讲着迷。

后来，我发现父亲不但是国王的参事，而且还是国王的拥立人。20世纪20年代，容欣利兹韦过早地辞世之后，大王后的儿子萨巴塔因为年幼而不能登基。于是，围绕其他王后所生的容欣塔巴、达布拉曼兹和麦里塔法三个最大的王子中谁来继承王位而展开争论。王室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他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理由是容欣塔巴受过最好的教育。他说，容欣塔巴不仅是最好的王位继承人，而且还是幼小王子的一位优秀的辅佐。我父亲和几个有影响的酋长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经常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讲这个问题。大家对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存有争议，因为其母亲的地位相对较低。但是，我父亲的意见最终被泰姆布王室和英国政府采纳了，容欣塔巴后来以我父亲当时无法想象的方式作了报答。

众所周知，我父亲有四个妻室，其中的第三个就是我母亲诺塞凯尼·范妮。她是恩凯达玛的女儿。恩凯达玛出生于科萨民族中的阿马穆俳夫家族，属于右妻室。大妻室、右妻室（我母亲）、左妻室和伊夸狄（也叫家务助理）四个妻室都有自己的克拉尔。一个克拉尔就是一处家园和田产，通常由存放牲畜的围栏、种植农作物的田地和一座或多座圆草顶房子构成。我父亲四个妻室的克拉尔彼此相距数英里，他定期轮流在四个克拉尔居住。我父亲和四个妻室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九个女孩。我是他右妻室的长子，也是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我有三个姊妹，她们是巴利韦、诺坦楚和玛库茨瓦娜，其中巴利韦在三姊妹中最大。尽管父亲的长子是穆拉尔瓦，但是，父亲作为酋长的继承人是大妻室生的达利基里。达利基里死于20世纪30年代。除了我以外，父亲的儿子都已经去世，他们从年龄和家庭地位上说都高于我。

当我还是一个新生婴儿的时候，我父亲陷入了一场围绕剥夺他的姆卫佐酋长职务的争论。此事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素质。我相信他的这种素质也传给了他的儿子。我坚持认为教养而非天性，是人格的主要造型材料。但是，我父亲具有一种富有自尊心的叛逆性格和追求公道的、百折不挠的正义感。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性格。作为一个酋长，或者正如白人经常说的那样叫首领，我父亲必须不但要服从泰姆布国王的领导，还要服从当地英国政府的行政长官的领导。有一天，我父亲管辖下的一个老百姓因丢失了一头牛而告了他。行政长官立即送信要我父亲去见他。当我父亲收到这封召见信的时候，他作了如下回复：“Andizi，ndisaqula”（我不去，我还准备战斗）。当时，这种违抗英国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我父亲所作出的反应说明，他相信英国政府没有法定的权力能对他怎么样。当遇到氏族问题时，他不是按照英国国王的法律去处理，而是按照泰姆布惯例去处理。这件事不是一个愿意去或不愿意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他是在维护他作为一个酋长的传统权力而向英国政府挑战。

当这位行政长官收到我父亲的回复时，他立即指控我父亲犯上作乱。但没有人对此事进行询问和调查，因为这种指控只适用于白人公务员。这位行政长官干脆罢免了我父亲，于是曼德拉家族的酋长地位就结束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标准是一个富有的贵族，这样一来，他既失去了财富，又失去了官职。他被剥夺了绝大多数本属于他的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这些牲畜和土地给他带来的收入。由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母亲只好搬到库努去居住。那是一个位于姆卫佐北面比较大一点的村子，在那里她可以得到亲戚朋友的接济。虽然我们在库努的居住条件不太体面，但正是在乌姆塔塔附近的这个小村落里，我度过了孩提时代中最愉快的岁月。并且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我最初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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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努村位于狭窄而杂草丛生的山谷，清清的小河在这里相互交错，村子被环抱于青山之中。这里不过居住着几百人，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这种茅草房的结构如同蜂窝，墙是泥巴墙，房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支撑着用草搭成的锥形房顶。地面是用粉碎了的蚁巢上面的土丘硬壳铺成的，通过定期涂上新鲜牛粪使它保持光滑。烟从房顶上冒出，房子唯一与外面相通的就是一个低矮的门道。人们必须弯下腰才能从门道里通过。居住区内的茅草房一般是成组建造的，并且选择在玉米地附近。那里没有大路，只有被赤脚的小孩和妇女们在草地上踏出的羊肠小道。村子里的妇女和小孩身上都裹着用赭石染成的毯子，只有很少的基督教徒穿西式服装。牛、绵羊、山羊和马都在公共牧场上吃草。库努周围的土地上基本没有树，只有远处的小山上有一片片白杨。土地本身归国家所有。那时，非洲人在南非几乎没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租金。在这个地区，有两所私立小学、一座仓库和一个用来为牲畜洗去寄生虫和污物的水池。

玉蜀黍（西方称玉米）、高粱、大豆和南瓜构成了我们的主要食品。这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食品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南非人买不起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村里的富裕户另外会有茶、咖啡和糖之类的食品。不过，对库努村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食品是他们无法得到的奢侈品。浇地、做饭、洗涮用水都是用水桶从河里或泉边打来的，这是妇女们干的活儿。的确，库努是一个妇女儿童村：多数成年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遥远的农场或矿脉一带的金矿上打工。矿脉是一个由含金量很高的岩石和页岩构成的山脉，它形成了约翰内斯堡的南部边界。他们可能一年回两次家，主要是回乡耕作自己的土地。锄地、拔草和收割等农活都留给妇女和孩子们去做。村子里极少数人能读书写字，教育这个概念对多数人仍然是陌生的。

我母亲在库努有三座茅草房。根据我的记忆，三座茅草房内总是被亲戚家的幼童挤得满满的。实际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一个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独处过。在非洲文化中，姑姨叔舅家的儿女都被认为是兄弟姐妹，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我们不像白人那样划分亲属关系。我们没有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我母亲的姊妹我也叫母亲，我叔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兄弟，我兄弟的孩子也是我的子女。

我母亲的三座茅草房，一座用来做饭，一座用来睡觉，一座用来储藏东西。我们睡觉的那座房子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家具。我们睡在席子上，坐在地板上。在去穆克孜韦尼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枕头。我母亲在房间中心或房子外面点起的火堆上用三脚锅做饭。我们吃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和制作的。我母亲自己耕种并收割玉米，玉米干了以后才从地里收获回家。玉米被装在袋子里或放在地里挖的坑内储存。妇女们用不同的方法对玉米进行加工。她们用石磨将玉米加工成玉米粉，用来做面包；或者是先把玉米煮熟，然后再加工成“阿穆佛苏拉”（一种就酸奶吃的玉米面）或“阿蒙苦梢”（玉米面粥，有时也掺上大豆）。玉米有时供应不足，但从我们家的牛和羊身上挤出的奶却总是充足的。

从年龄不大的时候开始，我的空余时间多数都是在多岩石的草地上度过的，和我们同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起玩耍和打斗，因为整天在家里围着母亲围裙转的男孩被认为是懦夫。晚上，我把我的食物和毯子同这些孩子一起分享。不到5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牧童，在田野上照料牛羊。我发现，科萨人给牛加上了几乎神秘的色彩。他们不但把牛作为食物和财富的来源，而且也把它们看作上帝的赏赐和幸福的源泉。正是在田野里，我学会了如何用弹弓把飞鸟从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类，如何直接从牛的乳房吸取热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凉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线和一头磨尖的铁丝钓鱼。我还学会了“棍战”，这是一种乡下非洲男孩都要掌握的基本格斗知识，也是各种格斗技术的基础。例如，“躲闪出击”、“声东击西”、“快步逃脱”。在这些时光中，我建立起对多岩石的草地、广阔的田野、大自然的简单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的热爱。

作为男孩子，我们可以毫无约束地玩耍。我们玩自己制作的玩具，用黏土制作各种飞禽走兽，用树枝制作牛拉雪橇，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运动场。库努周围的小山上到处都是平滑的石块，我们用石块做成“过山车”。我们坐在平滑的石块上从平滑的大岩石上滑下来，一直玩到我们的屁股酸痛无比、无法坐下为止。我在断了奶的小牛背上练习骑术，摔下几次后就学会了这种技术。

一天，我从一头没有驯服的驴子那里得到了一个教训。我们轮流在驴背上爬上爬下，轮到我的时候，我一跃爬上了驴背，驴子一阵狂奔后钻进附近的荆棘丛中，它猛一低头想把我摔下来。我还真的被它摔了下来，我的脸被荆棘刺破了。这时，我的朋友们来到了我的面前。像东方人一样，非洲人很有自尊心，或者说非洲人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很要“面子”。我在朋友面前丢了脸。尽管是一头驴子把我摔下来的，但是，我懂得了羞辱别人就是让人家遭受一种不必要的、残酷无情的打击。即使是在很小的时候，我打败了我的对手，我也不会羞辱他们。

通常，男孩子会找男孩子玩。但是，有时候也容许我们的姐妹和我们一起嬉戏。男孩和女孩都玩诸如“恩迪兹”（ndize，捉迷藏）和“埃塞阔”（icekwa，抓人游戏）之类的游戏。不过，我最喜欢与女孩子们玩的游戏是我们叫做“基萨”（khetha）或“挑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这不是一种很有组织的游戏，而是一种在我们请到一群年龄同我们相仿的女孩子后即兴玩的游戏，要求她们每人从我们中间挑选一位她喜欢的男孩。我们的游戏规则规定，尊重女孩子的选择，一旦选中她所喜欢的男孩，她可以在她喜欢的那个幸运男孩的护送下继续她的行程。但是，女孩子都很聪明，比我们这些愚蠢的男孩子精明得多。她们常常商议后再挑选一个男孩，通常是最平庸的一位，然后她们会在回家的路上戏耍他一路。

男孩子最普通不过的游戏莫过于“森提”（thinti），和大多数男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森提”是一种富有孩子气的战争模仿游戏。两根棍子作为打击的靶子，将一头牢牢地直插入地中，彼此间相距100英尺。游戏的最终目标是每个队向对方的靶子扔棍子并将靶子打倒。我们每人都要捍卫自己的靶子，并设法阻止对方补给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还组织起来同邻村的男孩子们进行比赛。在这种友谊赛中，获得胜利的那些人很让人羡慕，作为获得胜利的大将理所当然要接受大家的庆贺。

做完这种游戏后，我回到母亲的克拉尔，这时母亲正在那里做饭。我父亲常常给我讲历史战争和科萨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母亲则常常会给我讲科萨人的传奇故事和寓言。这些故事往往让我非常入迷。这些传奇故事和寓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已经流传了无数代。这些故事激发了我幼年的想象力，其中就包含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记得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行人的故事：有一个行人遇见了一位双目患严重白内障的老婆婆。她请求这个行人给予帮助，而他没有帮她。然后又来了一位行人，老婆婆又赶上前去，请求他帮她治疗自己的眼睛。尽管第二位行人有点不愿意帮她，但最终还是按照老婆婆的请求做了。白内障奇迹般地好了，老婆婆变得年轻又漂亮，最后这个行人与她结了婚，并从此富了起来。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是，它有着深刻的寓意：行善和慷慨助人总会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报答。

像所有的科萨孩子一样，我主要靠观察积累知识。我们的父辈要求我们通过效仿和竞争获得知识，而非通过提问来增长见识。当我第一次到白人家里去的时候，我对孩子们向他们的父母提问的次数和性质以及他们的父母无不愿意一一回答感到惊奇。在我家里，孩子向大人提问题是令人厌烦的事情，成年人只有认为有必要时才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生活，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当时的习惯、礼节和戒律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男人们沿着父辈为他们铺设的路子往前走；女人们则过着与其母亲所过的相同的生活。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很快懂得了男女之间相处的规矩。我发现一个男人不能进入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房间，一个刚刚结婚的女人不举行仪式不能进入新家的克拉尔。我还懂得了忘记自己的祖先会招来厄运并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做了有辱你祖先的事，唯一的赎过办法就是求助于传统司神人员或氏族长辈与祖先沟通并表达深深的歉意。所有这些信仰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

孩提时代，我在库努很少见到白人。当地的行政长官当然是白人，他也是距离库努最近的一个商店的店主。偶尔有白人或白人警察从这里路过，这些白人对我来说看上去就像上帝那样尊贵，他们既让人畏惧又让人尊敬。但是，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影响是遥远的，我一般很少想或根本就不想我们自己的人民与这些令人好奇而距离遥远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库努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同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的唯一矛盾是科萨部落与阿马木棼古部落之间的隔阂。阿马木棼古是居住在我们村里的一个少数氏族部落。埃马非卡尼时代，阿马木棼古部落在逃离沙卡祖鲁军队后来到了东开普。1820——1840年，由于沙卡祖鲁国的崛起，爆发了大战和移民浪潮。在此期间，祖鲁军队企图用武力征服和统一所有的部落。阿马木棼古部落是来自埃马非卡尼的难民，他们原不是讲科萨语的氏族。他们被迫去做其他非洲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白人的农场和白人企业中劳作。这些都是科萨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是阿马木棼古人民是勤劳的人民，他们与欧洲人接触，因而往往比其他非洲人接受的教育更多，也更西方化。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阿马木棼古是最先进的部落。他们为我们提供职员、警察、教师、公务员和翻译。他们也是最早信仰基督教、最早建造好房子、最早用科学方法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人。他们比他们的科萨同胞更富有一些。他们接受了传教士的公理，即信仰基督教就是文明化，文明化就是信仰基督教。科萨人对阿马木棼古人仍然有些敌对情绪，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部落之间的敌对。根据我小时候的观察，这种敌对形式是相对无害的。在那个阶段，我没有目睹也不会怀疑，发生暴力的部落之间的这种敌对情绪最后会被南非的白人统治者进一步激化。

我父亲不赞成当地人对阿马木棼古人的偏见，并且他还与阿马木棼古两兄弟乔治和本·穆贝克拉成了朋友。两兄弟在库努村非同一般：他们受过教育并皈依了基督教。老大乔治是一位退休教师，本·穆贝克拉是一名警察士官。尽管穆贝克拉兄弟信奉另外的宗教，但我父亲却仍然远离基督教而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地信仰伟大的科萨精神——“夸马塔”——父辈的上帝。我父亲是一个非正式任命的神职人员。他主持宰杀牛羊的宗教仪式，并且主持关于种植、收割、出生、婚嫁、入会、丧葬等当地传统礼仪。其实，他不需要被任命，因为科萨传统宗教是以博大为特点的，所以在神圣与世俗、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

虽然穆贝克拉兄弟没有在我父亲身上产生影响，但他们的确影响了我母亲，她皈依了基督教。事实上，范妮就是她的基督教教名，因为她是在教堂里开始叫这个名字的。由于穆贝克拉兄弟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卫理公会的教徒，或者按照当时的叫法，我成了“美以美教派”的教徒，并且被送进了学校。穆贝克拉兄弟经常看见我在一边玩耍或放羊，并经常过来与我谈话。一天，乔治·穆贝克拉拜访了我母亲。“你儿子是个聪明的小家伙，”他说，“他应该去上学。”我母亲没有吭声。我们家没有人上过学，所以我母亲对穆贝克拉的建议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她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父亲去作决定。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父亲立刻决定他的小儿子应该去上学。

学校只有一间房子，屋顶是西式的房顶，在库努山的另一侧。我当时7岁，在我上学的头一天，我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要上学必须要适当着装。直到那时，我同库努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样，身上只有一条毯子，把毯子绕一边肩膀一裹，然后别在腰间。我父亲拿了他的一条裤子，在膝盖处一剪，然后让我穿上。这条裤子长短倒基本合适，但裤腰太肥。我父亲就用细绳对裤腰进行了收缩处理。我穿着这条裤子一定是一副滑稽相，但是，我感觉穿什么衣服都比不上穿父亲这条裤子更骄傲。

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老师穆丁佳尼女士给我们每人起了个英文名字，并告诉我们，从今以后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用的名字。这在那个年月是非洲人的习惯，但毫无疑问，这是英国人对我们教育的偏见造成的。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英国教育，在这种教育下，英国思想、英国文化和英国政体自然被认为是最优越的。在非洲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我这一代非洲人，即使是今天，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英文名字，一个非洲名字。白人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意念非洲名字，他们认为有一个非洲名字是不文明的。那天，穆丁佳尼女士告诉我，我的新名字叫纳尔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可能与英国伟大的船长纳尔逊爵士有某种关系，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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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预感到家中要出乱子。我父亲回来了，他通常轮流去看望他的四位妻子，大概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住一个礼拜。然而，这一次却不是他通常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我母亲的房间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一阵阵地咳嗽。凭我这个小孩的目光也能看出，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患了某种肺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并没有确诊，因为我父亲从来就没有找医生看过病。他连续在房内躺了好几天，既不动弹也不讲话。随后，有一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了。我母亲和我父亲最小的夫人娜达伊玛妮正伺候在他身旁。那天深夜，他呼喊娜达伊玛妮：“给我拿烟来。”我母亲和娜达伊玛妮经商量后认为，在他处于这种状态下抽烟是不明智的。但是，他却坚持要抽。最后，娜达伊玛妮只好给他装好烟袋，点上后递给他。我父亲抽上烟并安静了下来。他几乎不住地抽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世了。他的烟袋仍然冒着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悲痛。尽管我母亲是我生存的核心，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不能没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去世会立刻改变我的一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哀悼之后，母亲告诉我，我将要离开库努。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也没有问上哪里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带上属于我的几样东西，向西踏上了新的旅途。我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更为我行将离开的这片土地感到悲伤。库努是我知道的全部，我以一个小孩热爱他的第一家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着它。在身后那些小山丘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前，我回转身来，寻找想象中的村庄是什么样子。我能够看到那简陋的房屋和四处奔波的村民，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与其他孩子一起戏水的小河，我能够看到那一片片的玉米地和成群的牛羊正在懒洋洋地吃草的草场。我想象我的小朋友们外出打鸟、直接从牛的乳房吸食甜甜的牛奶、在小河尽头的水池里跳跃的情形。尤其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三座圆顶茅草房上，在那里，我得到了母亲的慈爱和呵护。正是在这三座圆顶茅草房内，我感受到了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快。就这种生活本身，我为在离开前没有亲近它们而感到后悔。我无法想象，我面对的将来能从哪些方面与我就要抛在身后的过去相比拟。

我们默默地步行，直到太阳慢慢地接近地平线。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沉默并不是孤独的。母亲和我之间的话本来就很少，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话语。我绝不怀疑她对我的爱和支持。这是一次筋疲力尽的长途跋涉，我们沿着多石而尘土飞扬的道路，越过起伏的山峦，穿过无数的村庄，一路上没有停步。傍晚时分，在一个绿树环绕的山谷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村庄中心有一个大宫殿，这是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宫殿”。望着它，我只有感到惊奇。大宫殿的建筑由两个长方形的大房子和七个圆形的大房子构成，都刷着白色的石灰，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更加耀眼夺目。宫殿前有一个大菜园，玉米地四周种着桃树。宫殿后有一个更大的菜园，里面有苹果树、蔬菜，还有一个狭长的花园和一片金合欢。宫殿附近是一个白灰粉刷的教堂。

主房前面的门道上有两棵增光添彩的橡胶树，树荫下大约坐着20位长者。宫殿周围有一大群牛羊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至少有50头牛和500只羊。一切是那样井井有条。这是一派我想象不到的、富庶而有秩序的景象。这个宫殿叫穆克孜韦尼，是泰姆布临时首府，也是泰姆布人民的摄政王——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的王宫。

正当我被这座壮丽的宫殿深深地吸引住的时候，一辆豪华轿车隆隆地驶进西大门，坐在树下的那些人立刻摘下帽子，然后站起来呼喊：“Bayete a-a-a，Jongintaba！”（向容欣塔巴致敬！）这是科萨人向其首领致意的传统礼节。从车内（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气派的汽车就是福特V-8）走出一位身穿华丽服装、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的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他的名字对他来说也很合适，因为容欣塔巴字面上就是“雄视群山”的意思。他受人敬仰、强健有力、仪表非凡，黑黑的皮肤，容貌儒雅。他随和地与树下的那些人一一握手。后来我才知道，树下的这些人是泰姆布最高行政院的组成人员。这就是即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并且是今后十年中抚养我的那个人。

在惊奇地看到容欣塔巴及他的行政院班子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棵从地里连根拔起并被扔进河中心的小树苗，无法抵抗那强大的水流。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敬畏。到这时，我除了高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除了想吃好并成为一名棍战冠军之外再没有别的野心。我本来不想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或有权力。但是，一个新世界忽然展现在我的面前。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忽然面对时来运转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被许多诱惑所欺骗，我也不例外。我感觉许多已经树立起的信仰和忠诚开始渐渐消失，父母给我打下的单薄的基础开始动摇。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生活可能会给我带来比当棍战冠军更好的前程。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父亲临去世前，容欣塔巴提出要当我的监护人。他将会把我当做他自己的孩子，我将得到和他的孩子们一样的待遇。我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她没有拒绝摄政王的提议。尽管她会想念我，但让她高兴的是，在摄政王的呵护下我将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摄政王没有忘记，正是在我父亲的干预下，他才成为至高无上的代理国王。

我母亲在穆克孜韦尼住了一两天后就回了库努。我们之间的别离并没有激动。她没有训诫，没有嘱托，也没有与我吻别。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为她的离去而感到伤心。当然，这种伤心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我受教育，以便将来有好的前程。然而在库努，我无法实现他寄予我的厚望。她那温柔的表情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母爱和支持。在她即将离我而去的那一时刻，她转过身来对我说：“Uqinisufokotho，Kwedini！”（振作起来，我的孩子！）小孩子常常最不会伤感，特别是在他们正沉溺于某种欢乐之中的时候。就连我亲爱的母亲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即将离开我的时候，我仍然满脑子沉浸于新家的兴奋之中。我怎么会不振作起来呢？我已经穿上我的监护人专门为我新买的漂亮衣服。

我很快适应了穆克孜韦尼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孩的适应能力往往是很强的，虽说并非完全适应，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大王宫，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奇幻的王国，一切都那样令人愉快。在库努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在穆克孜韦尼却变成了冒险。当我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是农夫、车夫和牧童。我骑马，用弹弓打鸟，找别的男孩子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有时，我们跳舞，并聆听泰姆布少女美妙的歌声和掌声。尽管我想念库努和母亲，但是，我完全被这个新的世界吸引住了。

我在一所与王宫相邻的独屋学校里上学，在那里学习英语、科萨语、历史和地理。我们学的是Chambers English Reader。我们在黑色石板上做作业。我们的老师是法达纳先生，后来是吉克瓦先生，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我在学校里学习好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勤奋。我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姑妈法斯维的帮助下得到了加强。她就住在王宫里，她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

穆克孜韦尼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站，远比库努繁华，西方化的程度也比库努高。那里的人穿着时髦，男士穿西装，女士受新教派传教士的影响，身穿又厚又长的裙子和高领衬衫，并且肩上披着披肩，头上围着头巾。

如果穆克孜韦尼的世界是以摄政王为核心，那么我的小世界就是以摄政王的两个孩子为核心。老大佳士提斯是摄政王唯一的儿子，是王室的继承人；诺玛福是摄政王的大女儿。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我们吃的是同样的饭，穿的是同样的衣，干的是同样的事。后来萨巴塔的大哥、王位继承人恩凯考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四人组成了一曲“四重奏”。摄政王和王后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抚养长大。他们为我操心，教育我，也惩戒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爱。容欣塔巴为人严肃，但我从来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他们叫我“塔陶木库鲁”，这是对我的爱称，是“爷爷”的意思。因为他们说，当我很认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老年人。

佳士提斯比我大四岁，在我眼中，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第一个英雄，我非常敬重他。他已经在克拉基伯雷上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离穆克孜韦尼大约60英里。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擅长田径及场地项目，如板球、橄榄球、英式足球；他快活外向，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有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歌喉，他的舞蹈也能使观众迷得目瞪口呆。他有一大群女性追随者，不过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他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佳士提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同：他性格外向，而我性格内向；他无忧无虑、漫不经心，我严肃认真；他什么都来得容易，而我必须依靠自己努力。我认为，年轻人在各方面都要向他看齐，都要以他为榜样。虽然待遇相同，但我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佳士提斯将根据继承权成为泰姆布最有权力的酋长，而我则将取决于摄政王的慷慨，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每天在王宫里出出进进地做事，当然是为摄政王做事。我最愿意干的事是给摄政王熨衣服，这是一项非常令我引以为豪的工作。他有六套西装，我要花个把小时才能把他裤子上的褶子熨平。他的王宫可以说由两所薄顶西式房子构成。那个年月，没有几个非洲人拥有西式房子，它们被认为是拥有巨大财富的象征。围绕着主房呈半圆形坐落着六座圆形房子，里面都是木地板铺地，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摄政王和王后住在右面的圆形房子里，王后的妹妹住中间那座，左面的圆形房子是餐厅。王后的妹妹住的那个圆形房子地板下面有蜂房，我们有时掀开一两块地板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蜂蜜。我搬来穆克孜韦尼不久，摄政王和王后就搬进了中间那个圆形房子里，它自然就成了大王后宫。大王后宫附近有三个小一点的圆形房子：一个供摄政王的母亲住；一个供来访的客人住；一个供佳士提斯和我共同居住。

在穆克孜韦尼，左右我生活的两条原则是王权和基督教教规。尽管当时我没有把这两条原则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容易协调。依我看，基督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马替奥罗牧师个人的信条。我认为，他的存在体现了基督教的诱惑。他与摄政王一样家喻户晓、令人敬爱，可以说是摄政王在精神方面的领路人，这个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教堂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事实上可以说非洲人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来自教堂的传教。宗教学校培训传教士、翻译和警察，而当时这些人代表了非洲人的最高理想。

马替奥罗牧师是一个55岁左右的矮胖子，他用一副低沉有力的嗓子讲道和吟诵。当他在穆克孜韦尼西部的那座简易教堂讲道时，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厅里响彻着信徒们的赞美之声。此时，女士们会跪在他的脚下乞求得到拯救。我到了王宫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他仅仅用一部《圣经》和一个灯笼就赶走了一个危险的魔鬼。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不真实性也没有矛盾。马替奥罗牧师讲的卫理公会有所不同，掺杂着一点万物有灵的味道。上帝是聪明和万能的，但是，他也是个复仇心很强的上帝，不会让任何邪恶逃脱惩罚。

在库努，我唯一一次去教堂是我受洗礼的那一天。宗教是我因为母亲而迷上的一种仪式，我对这种仪式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在穆克孜韦尼，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每个礼拜天都跟随摄政王和王后去教堂。摄政王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认真。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一次庇护是在我没有去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加了与另一个村里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这不是我由于冒犯传教士而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一天下午，我溜进马替奥罗牧师的菜园偷了一些玉米，并在菜园里藏着吃起来。一位小姑娘看见我在菜园里吃玉米，立即向牧师告了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扬了出去，并传到了摄政王王后那里。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祷的时间——这是每天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时间。对我所犯的错误，她责备我拿了一个可怜的上帝服务人员的食物，给家里丢了人。她说，小鬼一定会带我去赎罪。我感到既害怕又羞愧：怕的是我将受到上帝的惩罚，羞愧的是我玷污了摄政王，毁坏了家里的名声。

因为摄政王受到白人和黑人的普遍尊敬，而且拥有似乎不可动摇的权力，所以我认为王权就是生活的中心。王权的力量和影响在穆克孜韦尼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任何人能获得影响和地位的主要方法。

我后来关于王权的认识是通过观察摄政王和他的内阁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我经常通过王宫召开的部落会议进行观察和学习。这些会议并非预先计划举行的，而是根据需要举行，研究各种国家大事，如旱灾、确定宰杀的牛、行政长官要出台的政策，或者英国政府新颁布的法律。所有的泰姆布人都可以自由参加，他们都骑马或步行来开会。

在这种场合，摄政王都是被他的智囊团或者被称为高参的一伙人簇拥着，这些高参起着摄政王的议会和司法部的作用。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士，脑子里装着部落的历史和风俗，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召集开会的通知从摄政王的王宫发到参加会议的那些部落首领和酋长那里后，泰姆布王国各地的重要人物很快都会来到王宫。客人集中在摄政王王宫前面的大院内，摄政王将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并说明为什么把他们召来，然后宣布正式开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发表任何意见了，直到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

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是最单纯的民主。在这些讲话的人中，可能有重要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发表意见，包括酋长和庶民、军人和医生、店主和农民、农场主和雇工。一个人讲话时，不准有人打断。会议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自我管理的基础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意味着公民是具有平等价值的（女人恐怕天生就是二等公民）。

开会的这一天要举行盛大宴会，我总是边听边吃，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肚子痛。我看到，有的人胡吹海侃，却似乎总是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人直接切入话题，观点清晰而有说服力；我看到，有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试图用情感和戏剧语言来打动听众，而有的人则镇定、平和，避免激动的情绪。

起初，我对会议的热烈气氛感到吃惊。人们热烈、直率地批评摄政王，不仅仅是有人批评他，事实上，他常常是批评的主要目标。但是，不管对他的批评何等激烈，摄政王总是认真听，也不为自己辩护，丝毫也不激动。

会议一直开到达成某种共识后，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但和谐有时是由不和谐达成的协议，等到一个更恰当的时间再提出解决办法，民主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并且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形成一种决议。“大多数原则”只是外国人的一种概念，少数人的意见也不能因大多数原则而不予理睬。

只有到了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随着太阳将要落山，摄政王才发表讲话。他讲话的目的首先是总结大家所讲的内容，并且在不同意见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认识。但是，不会有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的结论。如果达不成共识，他将再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结束时，唱颂歌的歌手或者诗人会向古代的国王献颂歌，对现在的领导人则既称赞又讽刺。在摄政王的带领下，观众会哄堂大笑。

作为一个领导人，我总是遵循我起初在王宫看到的摄政王演示过的原则。我总是努力倾听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发表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我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我在讨论中听到的一种共同认识。我总是记着摄政王的至理名言。“一个领导，”他说，“就像一个牧羊人。他站在羊群后面，让最敏捷、最聪明的羊走在前面，而其它羊则紧随其后。不要指望从羊群后面对它们发号施令。”

正是在穆克孜韦尼，我才开始培养起对非洲历史的兴趣。直到那时，我只听说过科萨英雄的故事。但是，在王宫内我又知道了其他的非洲英雄，如巴培迪国王塞库库尼、巴索托国王摩舒舒、祖鲁国国王丁冈，另外还有巴木巴塔、辛沙、马卡纳、蒙齐瓦和科嘎玛。我是从王宫解决争端和审理案件的酋长和头领那里听到这些英雄人物的。这些人虽然不是律师，但是他们介绍案情，然后再对案件进行裁决。有时，他们早早办完事后就坐下来讲故事，我则徘徊于他们的周围静静地听。他们使用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言，演讲严谨而庄重，神情不慌不忙。我们语言的传统节奏富有长长的韵味和表演性。

开始时，他们撵我走，说我太小了，听不懂。后来，他们让我为他们取火或者打水，或者告诉女士他们要喝茶。在早些日子里，他们分派我的差事太多，无法听全他们的谈话。但是后来，他们允许我待在那里听，我知道了许多抵抗西方统治的伟大的非洲爱国志士。这些非洲战士的光荣事迹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最老的一位酋长是兹韦立班纪利·兆伊。他用古老的故事招待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他是恩古奔库卡国王的大王后生的儿子。兆伊酋长太老了，他长满褶子的皮肤罩在身上就像一件宽松的外衣。他慢条斯理地讲着故事，并且常常由于一阵阵激烈的咳嗽而被迫中断几分钟。兆伊酋长是泰姆布历史的权威，因为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兆伊酋长经常就像个孩子一样，当讲到恩干盖里兹韦国王军队中的战士们抗击英军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兆伊酋长一边讲着胜利和失败的故事，一边挥动着长矛，沿着草原潜行，他还讲述过恩干盖里兹韦的英雄主义、慷慨和谦让。

兆伊酋长讲的故事人物并不全是泰姆布人。他第一次讲到科萨人以外的战士时，我不知其所以然。我就像一个崇拜当地足球英雄的男孩，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外国球队的球星不感兴趣。直到后来，我才被非洲历史的广阔范围和所有非洲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

兆伊酋长控诉白人，他认为是他们故意分裂科萨部落，使科萨兄弟四分五裂。白人告诉泰姆布人，他们真正的领袖是大西洋对面伟大的英国女王，泰姆布人是她的臣民。但是，英国女王除了给黑人带来苦难和不忠不义之外，什么也没有带来。如果她是一个领袖，那她也是一个罪恶的领袖。兆伊酋长的战争故事和他对英国的控诉使我感到气愤和上当受骗，好像我已经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兆伊酋长说，非洲人民，直到白人带着冒火的武器来到非洲之前，一直生活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之中。他说，以前泰姆布人、旁多人、科萨人和祖鲁人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们像兄弟一样生活，白人破坏了各部落之间的兄弟情义。白人对土地十分渴望和贪婪，而黑人同他们分享土地，就像同他们分享空气和水一样，土地并非个人所有，但白人就像一个人牵走另一个人的马一样占有了这片土地。

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真实历史并没有写进标准的英国教科书。英国教科书声称，南非历史从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在好望角登陆开始。从兆伊酋长那里，我开始发现，讲班图语的这些人的历史在遥远的北方，那是一个有湖泊、有绿色的平原和山谷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漫漫迁徙，我们南下到了这个伟大大陆的南端。但是后来我发现，兆伊酋长关于非洲历史的说明并非那么准确，特别是1652年之后的历史。

在穆克孜韦尼，我的感觉与每一个刚到大城市的乡村男孩并无不同，穆克孜韦尼远比库努发达，库努人被穆克孜韦尼人认为是落后的。摄政王不愿意让我去库努探亲，害怕我会倒退，回到我老家那帮坏伙伴之中。当我真正回到库努，我感觉摄政王已经向我母亲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因为她会详尽地问我同哪些人玩。摄政王也曾多次安排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王宫去住。

当我刚到穆克孜韦尼的时候，我的同辈人把我当做乡巴佬，认为我无法像在王宫那样一切都很讲究的气氛中生存。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努力做到举止文雅、成熟。一天，在教堂里，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她是马替奥罗牧师的女儿，名叫温妮娅。我请她出来，她同意了。她对我很热情，但是她姐姐诺玛木旁多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蠢笨的人。她告诉她妹妹，我是一个野孩子，不配和马替奥罗的女儿一起玩。为了向她妹妹证明我如何不开化，她邀请我到教区长家里去吃午饭。我们仍习惯于在家里吃饭，在家里我们不使用刀子和叉子。在她家的饭桌上，这个顽皮的姐姐递给我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个鸡翅。但是鸡翅没煮烂，所以鸡肉不容易从骨头上弄下来。

我观察别人熟练地使用刀子和叉子，于是我也拿起了刀子和叉子。观察了别人一会儿后，我就想割那个小鸡翅。一开始，鸡翅在我的刀叉并用下在盘子里直打转，我希望把肉从骨头上弄下来；然后，我把鸡翅叉住，用刀子割，但是也没有成功。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我的刀子捣得盘子叮当作响。我一次一次地努力着。此刻我发现那位姐姐在冲着我笑，并故意看她的妹妹，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他是一个很蠢笨的孩子。”我努力了又努力，搞得浑身是汗，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失败，于是我用双手抓起了那个小东西。那天的午饭我并没有吃到多少鸡肉。

后来，那位姐姐告诉她妹妹：“如果你爱上这么蠢笨的一个男孩儿，你将毁掉你这一辈子。”但是，我高兴地说，那位年轻的姑娘没有听她姐姐的话，尽管我很蠢笨，但她仍然爱我。后来，我们当然各奔东西，彼此离开了对方。她上了另一所学校，并成了一名合格的教师。我们通信联系了几年，后来与她失去了联系。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饭桌上的礼节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4

当我满16岁的时候，就到了摄政王决定让我成为成年男子汉的岁数。在科萨传统中，这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来实现，就是举行割礼。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没有行割礼的男性不能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不能结婚或者行使部落宗教仪式。因为没行割礼的科萨男人从词语上讲就是矛盾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被当成一个成年男子汉，只是一个男孩子。对于科萨人来说，行割礼代表男性正式融入了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外科手术，更是准备做成年男子汉的一种冗长的、精细安排的礼仪。作为一个科萨人，我从行割礼的那天计算作为成年男人的年龄。

割礼训练的传统仪式主要是为佳士提斯安排的，我们其余的24个人在那里主要是为他做伴儿。新年伊始，我们来到穆巴谢河岸僻静山谷里的两座小草房前。这个山谷叫提亚拉哈，是泰姆布国王行割礼的传统地方。两座草房是很幽静的住所，我们将与社会隔离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感到高兴，我将完成加入到我们的人民中间的习俗，并准备由男孩变为男子汉。

在行割礼仪式的前几天，我们就搬到了河边上的提亚拉哈。作为男孩子的最后几天是与其他开始做成年男子汉的人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建立了令人愉快的友情。我们的住所就在巴纳巴基·布拉伊家的附近。巴纳巴基·布拉伊是这次割礼培训中最有钱、最知名的一个男孩儿。他是一个有魅力的孩子，也是一名棍战冠军和衣着亮丽的孩子，他的许多女朋友使我们不断地有好东西吃。尽管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他却是我们中间最有才气的一个。他给我们讲述他去约翰内斯堡旅行的故事，那是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些故事使我们很振奋。他劝我说，当一个矿工比当一个君主更有吸引力。矿工有一种神秘性，当一名矿工意味着强壮和勇敢，这是成年男子汉的理想。后来，我认识到，正是像巴纳巴基这样的男孩子所夸大的神话故事，才使那么多青年男子跑到约翰内斯堡的矿上去打工。在那里，他们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那些日子里，在矿上工作几乎与取得割礼培训合格证一样重要，但这是一个有助于矿主而不是有助于我们的人民的神话。

割礼训练这种习俗是一个人必须在行割礼前完成的勇敢行为。在古时候，这种习俗可能包括与牛搏斗，甚至包括参加一次战役，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英雄事迹更多地表现为恶作剧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在我们搬到提亚拉哈的两个夜晚之前，我们决定偷一头猪。在穆克孜韦尼，有一个族人养着一头老猪。为避免出声引起这个农户的警觉，我们想了一个让这头猪成全我们的办法。我们拿了一把家酿非洲啤酒的酒渣，猪喜欢这种气味很浓的酒渣，把它放在猪的上风处，这种气味对那头猪非常有诱惑力，于是它走出了克拉尔，沿着我们放的酒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这里走来，边哼哼，边吃酒渣。当它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抓获并杀掉。然后点起了一堆火，在星光下吃起了烤猪肉。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猪肉。

行割礼之前的那个夜晚，在我们住的小房前举行了一个仪式，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女士们从附近的村子里赶过来，我们伴随她们的歌声和掌声翩翩起舞。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和声音的加大，我们的舞蹈也越来越疯狂，使我们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刻。

天快要黎明的时候，星星仍然挂在天上，我们开始作准备。我们被送到寒冷的河水中进行沐浴，这是在举行割礼仪式前所进行的一种净身仪式。割礼仪式定在中午举行，我们被要求在离那条河有一段距离的空地上排成一行。有一群父母和亲戚，其中包括摄政王以及少数酋长和参事聚集在那片空地上。那天，我们每个人围了一条毯子，当仪式开始的时候，随着咚咚不停的鼓声，我被吩咐双腿向前伸开，坐在地上的一个毯子上。我感到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将会作何反应。畏缩和哭叫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是对其成年荣誉的污辱。我决心不给自己这一伙人和我的监护人丢脸。割礼是一种对勇敢和坚强的检验：不使用麻药，行割礼的人必须默默地忍受疼痛。

通过眼睛的余光，在右边我看见一位瘦瘦的年长者从帐篷里走出来并跪在一个男孩子面前。人群中一阵激动，我也有点战栗，知道仪式将要开始。老人是一位来自基卡雷卡兰的著名割礼专家，他用木柄标枪一下子就让我们从男孩子变成成年男人。

忽然，我听见第一个男孩喊出声来：“Ndiyindoda！”（我是一个男子汉！）这是我们在训练期间要求在行割礼时说的一句话。几秒钟后，我听见佳士提斯那低沉的嗓音发出了同样的喊声。现在，再有两个男孩就轮到我了，我的心里一定是一片空白，因为没等我反应过来，老人就已经跪在了我的面前，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他面色黯淡，尽管那一天很冷，他的脸上仍然闪动着汗水。他的手是那么快，似乎是受另一个世界的力量所控制。他一言未发，就捏住我的包皮，向前一拽，然后一标枪刺下去。我感觉好像是火焰注入了我的血管，疼痛是那样的剧烈，我把我的下巴紧紧地贴在了胸前。若干秒过后我才想起那句话，然后我醒过神来并喊了一句：“Ndiyindoda！”

我低下头，看见了一块整齐的包皮，干净并呈圆形，好像是一个环。但是我感到羞愧，因为其他男孩似乎比我更坚强。他们更及时地喊出了那句话。我为自己的没用而难过，尽管疼痛很短暂，我仍竭力地加以掩饰。一个男孩可以失声恸哭，但一个男子汉则要隐藏他的疼痛。

现在，我迈出了每个科萨男子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现在，我可以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耕种自己的田地。现在，我可以成为社团的一员，我的意见也将被人重视。在行割礼的仪式上，我被给予了割礼名：“达利班佳”，意思是“班佳的创始人”，班佳是特兰斯凯传统统治的体现。按照科萨人的传统意思，这个名字比我的其他两个名字豪利沙沙或纳尔逊更好听。我自豪地听到我的新名字：达利班佳。

行完割礼后，一位跟随割礼大师的助手把割下来的包皮从地上拾起来并把它绑在我的毯子的一个角上。然后，我们的伤口被用一种有助于愈合的植物叶子包扎起来，这种植物叶外面多刺，但里面平滑，可以吸收血和其他分泌物。

在仪式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小草房，房内点起了一堆木柴，冒出浓浓的烟，这种烟被认为可以加速伤口愈合。我们被吩咐仰面朝天地躺在满是浓烟的草房内，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着。我们开始进入了男子汉的世界。我们得到一位监护人的照料，这位监护人向我们说明，如果想正常地进入男子汉时期，就必须遵守戒律。监护人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我们赤身露体并刮过汗毛的身子上，从头到脚涂上一层白色的赭石涂料，把我们变成小鬼。白色象征我们的纯洁，至今我仍然记得身上有这层干了的涂料而产生的那种僵直感。

第一天夜里夜半时分，有一个随从人员围着房子爬行，轻轻把我们每个人唤醒。我们在他的引领下离开草房，摸黑去掩埋我们被割下来的包皮。传统理由是，这样我们被割下的包皮不等男巫用它们来干坏事就已经被藏了起来，同时，我们也象征性地把我们的孩提时代埋入了地下。我不想离开温暖的草房并在灌木丛中摸黑行走，而是走进树林，并在几分钟后解下我被切下的包皮埋进了地里。我感觉好像现在抛弃了自己孩提时代最后的剩余物。

我们住在两间草房内，每间13人，直到我们的伤口愈合为止。在房外的时候，我们裹上毯子，因为不准让女人看见。这是一个平静的时期，也是即将做男子汉的一种精神准备。在我们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天，我们一早就走进河里，用穆巴谢河水把身上的白色赭石洗掉。一旦身子洗净并晾干后，我们又被涂上红色的赭石粉。根据传统，一个人被涂上红色赭石粉，就应当与一个女人睡觉，这个女人后来将成为他的妻子，她会用她的身体擦掉他身上的涂料。但是，我身上的涂料是用植物油和猪油的混合物除掉的。

在我们的世外生活结束的时候，草房和其他用品都要被烧掉，把我们与孩提时代的最后联系彻底销毁。为欢迎我们作为男子汉回到社会上而举行了一个大型仪式。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当地的酋长聚集在一起发表讲话、唱歌、赠送礼物。我被赠予了两头小母牛和四只绵羊，这些东西使我感觉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富有，因为我作为一个以前一无所有的人忽然拥有了财产。尽管赠给我的礼物与赠给佳士提斯的礼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仍然感到很兴奋。赠给佳士提斯的是一整群牛羊。我不羡慕佳士提斯的礼物，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我从命运上讲最多只能成为国王的一位参事。那天，我感觉浑身是劲、满心自豪。我记得那天走路都与往常不一样，身子挺得更直、更高，也更坚定。我内心充满希望，认为有一天我将会拥有金钱、财产和地位。

那天的主讲人是梅利格立酋长，他是达林迪叶波的儿子。听了他的讲话后，我那充满色彩的梦想忽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以传统的话语开场，讲我们正在如何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那样久远。然后，他转向我们，调门忽然变了。“这里坐着我们的儿子，”他说，“他们年轻、健康、漂亮，是我们科萨部落的花朵，也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我们刚刚为他们举行了割礼，许诺他们进入成年男子时代，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空虚而骗人的许诺，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许诺。因为，我们科萨人和所有的南非黑人一样，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内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佃户。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权力，不能在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你们将走向城市，在那里，你们将住简易房，喝低价酒。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繁荣昌盛、繁衍生息的土地赠给你们。你们将在白人们深深的矿井中把自己的肺咳嗽出来而毁掉健康，并且永不见天日，而白人却可以不平等地过着繁荣富足的日子。在你们这些年轻人中，有的将会成为有职无权的酋长，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来管理我们自己；有的会成为永远不去打仗的战士，因为我们没有打仗的武器；有的会成为永不教书的学者，因为我们没有地方让他们授课。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才能、知识和前途将被消耗在维持生计的艰难之中，去为白人做最简单、最不用脑子的工作。今天的礼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自由’和‘独立’这些最好的礼物可以赠予你们。我深信上帝能看到一切，因为他从不睡觉。但是，我怀疑上帝可能正在打盹。如果是这样，但愿我死得越快越好，因为这样我就能看见上帝并把他唤醒，告诉他恩古奔库卡的孩子们——科萨民族的花朵正在枯萎。”

随着梅利格立酋长的讲话越来越激昂，听众们越来越肃静。我认为，他们越来越气愤。没有一个人想听他那天讲的话，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想听。酋长的话不仅对我不是一种鼓励，而且让我感到气愤，认为他的话是一个无知者发表的诽谤性评论，他不能欣赏白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教育和有益的价值。那时候，我不把白人看作压迫者，而是看作造福者，我认为这位酋长忘恩负义。这位令人反感的酋长毁了我的重要日子，他的错误讲话伤害了我的自豪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很快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他播下了一粒种子，尽管我认为种子将休眠一个季度，但是它最终会生长。后来我才认识到，无知者不是那位酋长，而是我自己。

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那条河边，看着它蜿蜒向前流淌，流向许多许多英里以外的远方，并消失在印度洋。我从来没有渡过那条河，对河那边知道得很少，或者说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当时向我招手的地方。太阳几乎就要落山了，我赶忙回到我们一直居住的那些小房子。尽管在焚烧那些房子的时候禁止往后看，但是，我并没有抵挡住往后看的诱惑。当我再回到那里的时候，所有剩下的东西只有两堆用含羞树烧成的金字塔形的灰烬。在这两堆灰烬中，有一个失去的、充满愉快的世界，那是我在库努和穆克孜韦尼生活过的童年世界，是一个甜蜜的、无忧无虑的世界。现在我成了成年男子，我将再也不去玩森提游戏、偷玉米或者在母牛的乳房上喝牛奶。我开始为自己的少年时代哀悼。回首从前，我知道那天我还不是一个男子汉，而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还需要许多年。

5

与曾经和我在一起参加割礼训练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同，我并没有命中注定要在矿脉金矿上工作。摄政王经常告诉我，如果让你去给白人挖金矿，你绝不知道如何写你的名字。我的命运是要当萨巴塔的参事，为此，我必须要接受教育。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穆克孜韦尼。但是，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因为我要越过穆巴谢河，第一次去位于恩科波地区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深造。

于是，我又离开了家，我急于知道在更广阔的世界上我如何生活。摄政王亲自用他那辆气派的福特V-8把我送到恩科波。动身之前，他组织了一场庆祝会，祝贺我通过了标准五级考试并被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录取。那天杀了一头羊，人们尽情地跳舞和歌唱，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我举行的庆祝活动，因此我非常兴奋。摄政王给了我一双皮靴，这是我的第一双皮靴，这也是成年男子汉的一种标志。那天晚上，尽管它本来已经锃亮，但我还是把它擦拭一新。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建于1825年，它坐落在特兰斯凯最古老的魏斯勒阳地区。那时候，克拉基伯雷是非洲泰姆布地区的最高学府。摄政王本人上的就是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佳士提斯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它既是一所中学，也是一所教师培训学院。不过，它也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例如木工、裁剪和白铁工。

在路上，摄政王就我的举止和前途提出了要求。他激励我只能做为萨巴塔和他本人争光的事情，我向他作了保证。然后，他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该学院的院长——哈利斯牧师。他说哈利斯牧师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一个白色人种的泰姆布人，是一个心中热爱、理解泰姆布人的白人。摄政王说，当萨巴塔老了的时候，他会把将来的国王委托给哈利斯牧师，哈利斯牧师将把他培养成既是一位基督教教徒，同时又是一位传统的统治者。他说，我必须向哈利斯牧师学习，因为我将注定为哈利斯牧师塑造的那位领袖服务。

在穆克孜韦尼，我见过许多白人商人和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行政长官和警官，这些都是有地位的人。摄政王对他们很客气，但是并不奴颜媚骨。他像他们对他那样平等地对待他们。有时，我甚至看到他责备他们，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我直接与白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少。摄政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何同白人交往，我总是观察他并以他为榜样。但是，在谈论哈利斯牧师时，摄政王第一次就如何与白人打交道向我谈了意见。他说，我必须像对待他一样尊重和服从这位牧师。

克拉基伯雷远比穆克孜韦尼大得多。学校本身就有大约24栋殖民地风格的漂亮建筑物，其中包括个人住宅、图书馆和各种授课厅。这是我住过的第一个西式而不是非洲式的住所，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对其中的规矩当时尚不清楚。

我们被带进哈利斯牧师的书房，在那里，摄政王把我介绍给了哈利斯。我站在那里同他握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白人握手。哈利斯牧师热情、友好，对摄政王特别客气。摄政王对他说，我将被培养成国王的一位参事，希望哈利斯牧师特别予以关照。传教士点头答应，并说，克拉基伯雷的学生们在学习以外的时间里需要参加手工劳动。

结束谈话时，摄政王向我告别，并给了我1英镑作零用钱，这是我曾拥有的最大的一笔钱。我向他说再见，并保证不会让他失望。

克拉基伯雷是一所泰姆布学院，他是伟大的泰姆布国王——恩古奔库卡提供土地建造的。作为恩古奔库卡的一位后人，我认为自己在克拉基伯雷也会受到在穆克孜韦尼曾经企盼得到的那种尊重。但是，我痛苦地发现我想错了。因为我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学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人知道或关心我是不是显赫的恩古奔库卡的一个后代。校方没有吹喇叭欢迎我，我的同学在我面前也不鞠躬。在克拉基伯雷，许多男孩子都有显赫的血统，我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重要教训，因为我怀疑在那些日子里我有点高傲自大。我很快认识到，我必须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血统开辟自己的道路。我的同学多数在运动场上超过我，在课堂上思维也比我敏捷，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奋起直追。

课程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与同学一起爬到了我们的教室所在的二楼。教室内铺着华丽的木质地板。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穿上了那双新皮鞋。以前我从来没穿过皮鞋，第一天走路就像是一匹新钉了掌的马。上楼时，差一点摔一跤，几乎打了好几次滑。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教室的时候，我的皮鞋重重地撞击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我发现坐在前排的两个女生正在瞪大了眼睛盯着我那走了形的脚步。其中比较漂亮的那位依在另一位的身上用足以让大家听得到的声音说：“这个农村男孩穿皮鞋不习惯。”此时，她的那个朋友笑了。我感到既气愤又尴尬，两眼直冒火花。

她名叫玛托娜，她有点自作聪明，那天我发誓永远不和她说话。但是，随着怨恨的慢慢消失，加上我穿皮鞋走路也习惯了，我逐渐了解了她。她成了我在克拉基伯雷时最好的朋友。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我们平等相待、相互信任、共享秘密。在各个方面，她都成了我后来与女士建立友情的典范，我发现与女士交往时我能较为放松，并会坦诚自己的弱点和胆怯，而这些我是绝不会向任何男人透露的。

我很快习惯了克拉基伯雷的生活。我尽可能参加运动和比赛项目，但是，我的成绩仅仅是一般水平。我参加体育活动是出于爱好，而不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也没有得到过荣誉。我们用自制木板打草地网球，赤着脚在光秃秃的地上踢英式足球。

我第一次听本身受过正规教育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有本科学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天，我正在与玛托娜一起学习，我向她透露害怕自己到年底英语和历史考不及格。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教师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是第一个取得B．A（学士学位）的黑人女教师。“她太聪明了，不会让我们考不及格。”玛托娜说。我还没有学会不懂装懂，由于我对B．A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于是我请教玛托娜。“咳，是的，当然，”她回答说，“B．A是一本很厚很难的书。”我对她的回答深信不疑。

另一位有文科学士学位的非洲教师是本·马拉赛拉。我们崇拜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不惧怕哈利斯牧师。就是白人教师在哈利斯牧师面前也规规矩矩，但是马拉赛拉先生竟然大摇大摆地出入牧师的办公室，有时连帽子都不摘！他与牧师平等相待，有时也发表与牧师不同的意见，而别人对牧师的意见往往是一味地同意。尽管我尊敬哈利斯牧师，但是，我欣赏马拉赛拉先生不惧怕哈利斯牧师这一事实。那时候，一位有B．A学位的黑人勉强能与一位受过小学教育的白人相提并论。不论一个黑人学识多么高，他仍然被认为不如水平最低的白人。

哈利斯牧师以铁手腕和一贯公平的理念经营着克拉基伯雷学院。克拉基伯雷学院与其说是一个教师培训学院，倒不如说是一所军事院校，即使是最小的过错也会立即受到惩处。在大会上，哈利斯总是面带冷峻的表情，不会有任何轻率的表现。当他走进某个房间时，全部职员，包括培训部和中学的白人校长、工业学院的黑人校长都要起立。

在学生中，他与其说是受人爱戴倒不如说让人惧怕，但在花园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哈利斯牧师。在他的花园里劳动有两个好处：一种对收拾花园和种植蔬菜的终身热爱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也有助于我去了解这位牧师和他的家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之如此亲近的第一个白人家庭。于是，我发现哈利斯牧师有两副面孔，一是公共面孔，另一个是私下的态度。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位牧师的严厉面孔的背后，是一颗友善、宽宏的心。他由衷地相信教育年轻非洲人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他在花园里陷入沉思。我不打搅他，很少与他讲话。但是，作为一位无私地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好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与他的沉默寡言相反，他夫人却十分健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经常到花园里来同我闲聊。我再也记不起她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仍然能回味起许多下午她送给我吃的香喷喷的面饼。

在慢慢的、平淡的学习生活开始之后，我努力学好一切功课，并加快学习速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拿到的初级文凭。我因此得到了一个记忆力强的好名声，但是，事实上我不过是勤奋而已。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与玛托娜失去了联系。她是一个全日制的学生，她父母不想送她去进一步深造。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天赋的人，但她的潜力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了限制。这种事情在南非特别典型，不是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人民，而是我们的人民没有机会。

在克拉基伯雷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但是，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位心胸开阔、没有偏见的年轻人。我遇见了来自特兰斯凯各地的学生，也遇见过一些来自约翰内斯堡和巴苏陀兰的学生。正如当时大家了解莱索托一样，他们中有的很老练、很大气，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有点乡土气。尽管我想赶超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有可能与他们匹敌。我不羡慕他们，甚至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打心眼里认为我仍然是一个泰姆布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的根就是我的命运，正如我的监护人所要求的那样，我认为自己将会成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我的视野没有超越泰姆布国土，我认为做一个泰姆布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情。

6

1937年，我19岁。我同佳士提斯一起在希尔德顿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这里距离乌姆塔塔大约175英里，位于乌姆塔塔的西南方。在19世纪，博福特堡是所谓“边境战争”期间的英国前哨之一。在这期间，白人定居者一步一步地侵占，使各个科萨部落逐步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中，许多科萨战士因勇猛顽强而著名，例如马克汉达、山迪勒和穆考玛。其中后两人被英国当局投进了罗本岛监狱，并在狱中牺牲了生命。当我到达希尔德顿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战争遗迹已经所剩无几。主要遗迹是博福特堡：过去只有科萨人在那里生活和耕种，而此时却成了一座白人城镇。

希尔德顿坐落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末端，周围是翠绿的群山。它远比克拉基伯雷美丽，当时是赤道南最大的非洲院校，有1000多名男女学生在那里学习。殖民地式的建筑物上覆盖着常青藤，校园内树荫幽幽，给人一种特别宜人的感觉，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绿洲。和克拉基伯雷一样，希尔德顿也是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它提供英国基督教和智力开发式教育。

希尔德顿学院的院长是阿瑟·威灵顿博士，他是一个胖大而拘谨的英国人。他声称，自己与威灵顿公爵有血缘关系。在开学典礼上，威灵顿博士走上主席台，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议员、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代。他在滑铁卢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文明，也拯救了你们。”此时，我们会热情地高呼。我们每个人都为威灵顿公爵的后代竟然不辞劳苦来教育像我们这样的土著人而充满感激之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做一个“黑色的英国人”，正如我们经常被这样不无嘲笑地称呼一样。他们教导我们，最好的思想是英国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德顿学院的生活是很严格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上6点，6点40分去餐厅吃早饭。早饭是干面包加热糖水。餐厅的墙上有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买得起黄油的可以在伙房里购买，而我吃的是干面包片。上午8点，我们在宿舍外的院子里集合，站在那里等候女生们从女生宿舍走出来。我们在教室里一直学到12点45分，然后去吃午饭。午饭有玉米面片、酸奶和大豆，很少有肉。午饭后我们一直学到下午5点，然后是一小时的做操时间，做完操后再接着学习，从晚上7点学到9点。晚上9点30分熄灯。

希尔德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有来自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地区的学生。尽管多数是科萨部落的学生，但也有来自其他部落的学生。放学后或周末，来自同一部落的学生会聚集在一起，甚至不同的科萨部落如阿马木旁多等部落的学生也会被相互吸引在一起。我也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希尔德顿结交了第一个讲索托语的朋友。他叫扎查里亚·莫莱泰。我认为，有一个非科萨部落的朋友是勇敢的表现。

我们的动物学教师名叫弗兰克·勒本特莱勒。他也是一个莱索托人，学生们都很熟悉他。他长得很帅气，并且平易近人，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此，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他甚至参加了学院里的第一支足球队，并且成了一个球星。最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与来自乌姆塔塔的一个科萨女孩结了婚。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通婚是很少见的。在此之前，我从没认识过与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的人。我们一直接受禁止这种婚姻的教育。但是，看到弗兰克和他的夫人，我们这种狭隘意识开始动摇，并渴望冲破仍然束缚着我们的部落主义，我也开始觉察到我作为一个非洲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泰姆布或科萨人的身份。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初步的认识。

我们的宿舍里有40张床，一边20张，中间是过道。我们的课外教师是性格开朗的S．S.莫基提弥牧师。后来，他成了南非卫理公会的第一个非洲主教。莫基提弥也是一位莱索托人。作为一位现代的、有觉悟并理解我们苦楚的人，他在学生中很受敬仰。

莫基提弥牧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一天晚上，两个班级长在学院的主干道上发生了口角。班级长的责任是防止学生之间发生口角，而不是挑动学生争吵。莫基提弥牧师被叫来做调解工作。威灵顿博士从城里回来，忽然出现在发生口角的人群中。他的出现使我们大为震惊，就好像是上帝下凡来解决我们人间的凡事一样。

威灵顿博士自视甚高，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莫基提弥的头顶只能够到威灵顿的肩膀，他说：“威灵顿博士，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明天向你报告。”威灵顿博士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不高兴地说：“不行，我现在就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基提弥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威灵顿博士，我是课外教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明天向你报告。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特别是黑人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我们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威灵顿博士仅仅说了声“那好”，然后就走了。当时，我认识到，威灵顿博士并不是上帝，莫基提弥也不是卑躬屈膝之辈，黑人没有必要主动地屈从于白人，不管白人的地位有多高。

莫基提弥牧师试图把改革引入学院。我们都支持他为改善学生的生活和待遇所作的努力，包括他提出的关于学生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的建议。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生——莫基提弥提出了一项建议，让男女学生礼拜天一起在餐厅里吃午饭。我对此感到十分不快，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仍然不习惯使用刀子和叉子，不想在眼睛尖尖的女生面前丢人现眼。但是，莫基提弥带头组织大家这样吃午饭，于是，我只好每个礼拜天中午饿着肚子扫兴地离开餐厅。

但是，我很喜欢在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希尔德顿学院的体育运动水平比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好得多。在第一年中，我的体育水平还不能参加正式比赛。但是，到了第二年，我的朋友劳吉·恩扎迈拉鼓励我从事一种新的体育运动：长跑。他是希尔德顿学院的长跑冠军。我是个瘦高个，劳吉·恩扎迈拉说瘦高个是长跑运动员的理想身材。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练长跑。我喜欢长跑运动的训练方法和独立性，可以让我逃离学校生活的喧嚣。同时，我还参加了一项似乎不适合我的运动——拳击。我训练刻苦，一年后体重增加了好几磅，并且开始参加拳击赛。

在希尔德顿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被莫基提弥牧师和威灵顿博士任命为班级长。班级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新任命的班级长要干其他班级长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开始，在下午劳动的时间里，我负责领着一伙学生擦窗子，每天清洁一幢建筑物。

我很快得到了提升，我的职责变成了值夜班。在值夜班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道德方面的疑惑。这个疑惑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宿舍里没有厕所，但在宿舍的后面大约100英尺处有一个厕所。晚上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半夜醒来，不愿意穿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到外面的厕所里去解手，而是站在阳台上直接把尿撒在灌木丛中。当然，这种行为是学校明令禁止的。班级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干坏事”的学生记录下来。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外面下着大雨，因此我抓住了好多从阳台上撒尿的学生，可能有15位之多。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学生从宿舍里走出来，他左右望了望，然后就站在阳台的一端往外撒尿。我朝着他走过去，告诉他他被抓了。当他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一位班级长。这让我犯了难。在法律上有这么一句话：“谁来管管理别人的人？”如果班级长不遵守规章制度，怎么指望让学生们去遵守？事实上是班级长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因为，他们就相当于规章制度，一个班级长不会去告发另一个班级长。但是，我认为不告发那位班级长，只把别的学生记下来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干脆把记下的名单撕掉，一个也没有报告。

在最后一年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彗星从天空划过一样。快到年底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伟大的科萨诗人库鲁尼·木卡伊要来这所学院参观。木卡伊实际上是一个赞美歌手、历史讲解员，他用诗歌赞美当代的大事和历史。这对他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院为他的到来专门放了一天假。在指定的那个上午，学院里的全体人员，包括黑人和白人教职员工，都集中在餐厅里。这里也是我们举行全院大会的地方。餐厅里的一头有个台子，从这里经过一道门就可以直接走到威灵顿博士的房子里。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威灵顿博士的象征，因为除了威灵顿博士本人，谁也没有走过这道门。

忽然，这道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威灵顿博士，而是一个身着民族豹皮服装、头戴豹皮帽子、手握木柄标枪的人。威灵顿博士一会儿也跟了出来。但看到穿部落服装的黑人从那道门通过，我身上就像触了电一样。这对我们的冲击是很难说清的。宇宙似乎被翻了个个儿。当木卡伊紧挨着威灵顿博士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我的兴奋之情。

但是，当木卡伊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坦白地说我感觉很失望。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形象。根据我的想象，像木卡伊这样的科萨民族英雄，应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服装外，似乎完全与普通人一样。当他用科萨语讲话时，他的语速很慢，时讲时停，常常停下来搜寻适当的词汇。当找到适当的词汇时，他又一遍一遍地加以重复。

当讲到一个重要问题时，他会举起他的标枪以示强调。不巧的是，标枪一下子戳在了他头顶上方悬挂台幕的金属丝上，造成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悬在上面的台幕也在不住地摆动。诗人看了看他的标枪尖，又向上看了看那根金属丝，然后陷入了深思，并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几分钟后，他停住了脚步，面对着我们又来了精神。他为刚才的偶然事件而感叹。“标枪戳金属丝象征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提高了嗓门说，“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的标志，也是非洲人作为艺术家的标志。这根金属丝，”他指着上面说，“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着技术，但却冷冰冰的，聪明而没有灵魂。”

“我要说的，”他继续往下讲，“并不是一块骨头触及一块金属，或者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重叠，我要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好的东西与外国的、坏的东西之间的撞击。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的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我们屈服于这些白人假上帝已经太久了。但是，我们将摆脱这些外国杂种。”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威灵顿博士和其他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谈这些敏感的问题，这种胆量真是让我们吃惊。同时，他也唤醒和激发了我们，让我们开始改变对威灵顿这样的人的认识。我原来一直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恩人。

木卡伊然后开始背诵他的著名诗篇。在诗中，他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在主席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用标枪指着天对欧洲人说——法国人、德国人还有英国人——“我给了你们银河这个最大的天体，因为你们是稀奇古怪的人。你们充满着贪婪和嫉妒，你们贪得无厌。”他把一些星星分给亚洲人、南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然后，他讨论非洲，并把非洲大陆分成许多个国家，把特定的天体分给非洲不同的部落。他一直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挥舞着标枪，转换着说话的腔调。然后他忽然安静下来，并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科萨人你们过来，”他边说边低下身子并单膝跪倒，“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超凡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深深地低下头。我们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此时此刻，我感到那么自豪。我并不是作为一个非洲人而自豪，而是作为一个科萨人而自豪。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杰出人民的一员。

木卡伊的表演使我激动，同时也使我困惑。他从民族解放和包罗万象的非洲统一这个大题目讲到范围比较小的，即我就是其中一员的科萨民族的问题。当我在希尔德顿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许多新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我开始明白，各部落的非洲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尽管此时伟大的木卡伊在高度赞扬科萨人；我看到了一个非洲人与一个白人站在一起的可能，但我仍然在努力寻找白人带来的好处，而这常常需要屈从。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卡伊在焦点问题上的转变就是我自己心情的一面镜子。因为，我自己也处在为自己是一个科萨人而自豪和与其他非洲人血缘关系相近的感受之间前后徘徊。但是，当我年底离开希尔德顿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萨人，其次才是一个非洲人。

7

直到1960年，位于希尔德顿以东大约20英里的艾丽斯市的福特黑尔大学仍然是南非高学历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尔不仅是来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学者的灯塔，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南非黑人青年而言，也是一所与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一样著名的大学。

摄政王急于让我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我也很高兴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摄政王给我买了一套服装，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双排扣灰色服装。穿上它让我感觉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那时我21岁，还无法想象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有谁能比我穿得时髦。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兴的是，摄政王也将会有一位具有大学学位的亲属。佳士提斯仍然在希尔德顿学院攻读初等文凭。他喜欢玩，不怎么喜欢学习，他是一个满不在乎的学生。

福特黑尔大学是1916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在东开普要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岩石平台上，丘脉河像护城河一样在它附近流过。福特黑尔位置优越，使英国人能够与英勇的科萨王山迪勒作战。山迪勒是拉哈贝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19世纪最后一次要塞战役中被英国人击败。

福特黑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我当时已经知道，其中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我第一次见面的K．D.马叹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按照部落血统，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远不如他老练。他个头高大修长，并且特别自信。他是三年级学生，对我关心爱护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样尊重他。

我们两人都属于卫理公会，我被安排与他住在一起。这个住所叫韦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两层楼房，位于大学附近。在他的引领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并开始跟着他踢足球（他是英式足球高手）。对于他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摄政王一般不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寄钱，如果不是马叹兹玛的资助，我衣袋里只会是空无一文。和摄政王一样，他知道我将来要成为萨巴塔国王的参事，因此他建议我学习法律。

福特黑尔大学同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一样，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要接受劝善教育，要服从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员，并感谢教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由于政治态度和实践都有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即使有这些短处，我也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更多一些。当政府不同意或不能开办学校的时候，教会却为我们开办和经营学校。尽管教会学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严格，但是，其学习环境比种族歧视盛行的官办学校要开放得多。

福特黑尔大学既是非洲大陆一些知名的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摇篮，Z．K.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矿工的儿子，深受布克·华盛顿自传《从奴隶到总统》（Up from Slavery）的影响。这本书宣扬通过努力和中庸之道获得成功。他教授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法律，并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尔大学深受D．D．T.佳巴福教授的影响。在这所大学于1916年开办时，他是第一位员工。佳巴福教授被伦敦大学授予英文学士学位，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佳巴福教授教科萨文，也教拉丁文、历史和人类学。当讲起科萨谱系学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权代言人，1936年，他成为“全非大会”的第一任主席。该组织一直反对关于终止开普普选权的立法。

记得有一次我从福特黑尔乘火车去乌姆塔塔，坐在非洲人专用车厢里。这是唯一一节向黑人卖票的车厢。一个白人检票员过来检票，当发现我是从艾丽斯上的车的时候，他说：“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个大学的学生吗？”我点头说是。这个检票员立即高兴地给我检了票，并喃喃地说：“佳巴福是个好人。”

在第一年，我学习英文、人类学、政治、土著管理学和罗马－荷兰法。土著管理学是研究有关非洲人法律的一门学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务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要学习这门学科。尽管马叹兹玛一直在劝我学习法律，但是，我却决心要当一名土著事务部门的翻译或公务员。那时候，当一名公务员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也是一个黑人能够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在乡下，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名翻译，被认为只比行政长官低一级。第二年，福特黑尔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由提亚姆扎西授课。提亚姆扎西是一位从法院退休的著名翻译。我成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福特黑尔大学堪称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对低年级的学生傲慢无礼。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马利尔·法巴萨。他比我大几岁，在克拉基伯雷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对我却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对我说，我将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诉我，他尽管是我们宿舍的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再与别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这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天晚上，我们一伙学生议论起宿舍委员会里没有新生代表的问题。我们决定要摆脱传统做法，选出由两组学生组成的宿舍委员会。我们举行了讨论会，让所有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学生都参加。只用了几周，我们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宿舍委员会。我本人是组织者之一，也被选进了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集开会，会上，一个名叫莱克斯·塔塔尼的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新生的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让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嘎莱卡口音，他的同伙对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轻蔑讲话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我们新生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员会，反过来分配高年级的学生去干他们最不愿干的工作。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大学的学监A．J.库克牧师知道了这场争端，他把我们召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认为理在我们一边，因此不准备屈服。塔塔尼呼吁学监推翻我们的意见，说着说着，他还停下来擦眼抹泪。学监要求我们改变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像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样，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们告诉学监，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全体退出宿舍委员会，使宿舍委员会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权威性。最后，学监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我们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并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与当局之间展开的第一次交锋，我感受到了公理、正义的力量。但在以后与大学当局的交锋中，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在福特黑尔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教育。我比在希尔德顿时更热爱体育。这有两个原因：我的个子更高了，我的体格也更强壮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尔大学比希尔德顿学院小得多，所以我的竞争者很少。我有能力参加足球和越野赛跑。越野赛跑对我的教育很有帮助，在越野赛跑中，训练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过勤奋和自律弥补自己的天赋不足。我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为一个学生，我发现许多青年人虽然天资聪明，但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律能力和韧劲。

我还参加了戏剧社，并曾在一个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戏剧中参与演出。这个戏剧是我的同学林肯·木肯塔尼改编的。木肯塔尼出生于特兰斯凯地区的一个著名家庭，他是又一个我所仰视的人。“仰视”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因为他在福特黑尔大学是唯一比我个子高的学生。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对于林肯的塑造是庄严而正统的。他背诵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段，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我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我是这个戏的寓意的载体，说明冒大险的人常常需要承担大的责任。

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讲《圣经》。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地区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尽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我们的偶像是维克多·西尔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清洗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男孩。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扬·史末资，是南非前总理。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总理J．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总理的史末资，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史末资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史末资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国际联盟”，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史末资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以及英国主张的西方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语口音几乎与我的英语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史末资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史末资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史末资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色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史末资成了总理。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白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会老实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还不能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并非必须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努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将制造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时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K．D.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