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筹备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成员在汉城会议，投票表决，中国首都北京和日本广岛谁将承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了申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国家，投票结果为赞成中国举办的有43票，从而中国迎得了此次亚运会的申办权。

●20世纪90年代初，第十一届北京亚洲运动会组委会确定：以熊猫为本届亚运会吉祥物。

北京成功获亚运会主办权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成员在汉城开会投票表决：中国首都北京和日本广岛谁将承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关于1990年在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提案能否被通过，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在亚运会承办史上，泰国举办了3次，印度也有过两次举办的记录。而唯独我们这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大国，却一直是亚运会的旁观者，这不能不令人慨叹。

其实，刚刚解放的新中国便渴望举办亚运会，世界上许多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都希望中国回到亚运会。

1973年11月，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德黑兰举行特别会议。在会上，执委会根据伊朗提案的决议以38票赞成，13票反对，5票弃权获得批推，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亚运会联合会会员，同时取消台湾体育组织代表中国的资格。

1974年9月，中国正式派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七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不负众望，获33枚金牌，45枚银牌，28枚铜牌，金牌数列第三位。

1982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在新德里举办的第九届亚运会上，在33个参赛国家和地区以及21个比赛项目中，阵容强大的中国代表团一举夺得61枚金牌，成为亚洲体坛的新盟主。中国开始以亚洲体育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

第九届亚运会之后，国家体委成立了一个亚运筹备小组，开始为举办亚运会的梦想构画蓝图。不久，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专门会议，决定由国家体委和北京政府共同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当中国亚奥官员将中国政府决定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报告递交到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先生手里时，日本广岛也向亚奥理事会提交了申请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报告。

北京和广岛争夺主办权是不可避免了，但谁最终争得主办权却难以预测。

1983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新华社记者从科威特发回的电讯：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最近在给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的一封信中表示，如中国能举办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中国奥委会将严格按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章程办事。

1984年3月13日，北京市和国家体委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向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发出函件，正式提出申请举办第十—届亚运会。

函件详尽地提供了有关北京的地理气候、人口资料、现有体育设施，以及亚运会所设项目和举办时间等。

在函件中这样写着：

北京市还拟建新的体育中心和运动村，以满足举办亚运会的需要。

中国体育界和北京市人民将尽最大努力办好第十一届亚运会。

6月14日下午，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和副主席沙哈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国亚奥委官员和北京市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为客人接风洗尘，并表达中国举办亚运会的强烈愿望。

几天之后，法赫德又飞到日本，这个留着八字胡的沙特阿拉伯亲王对广岛的官员说：“北京办还是广岛办，希望中日两国奥委会能磋商一下，我想，不管哪儿办，都会成功。”

1984年8月，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法赫德亲王亲自安排中日双方进行磋商。

日方知道法赫德和中国人的心思，但也提出，希望在广岛让出主办1990年亚运会的同时，能得到1994年举办亚运会的权利。

法赫德很欣赏这个两全其美的建议，为此他四处游说，争取会员组织的支持。

1984年9月下旬，亚奥理事会成员从各自的国度飞抵南朝鲜汉城，参加亚奥理事会大会。此次大会将决定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

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中国准时飞抵金浦机场，他们肩负着申办亚运会的重任。

张百发带来一部《北京风光》的录像片，在东道主协助下，片子在汉城电视台正式播出。

北京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建筑和风情，深深地吸引了亚奥理事会成员的心，北京已经征服了他们，北京的风姿是广岛无法比拟的。

一向对中国人民有着友好感情的法赫德亲王当机立断，提议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如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最后投票结果是，赞成中国举办的有43票，赞成日本广岛举办的只有22票，其中有6票弃权。

至此，中国申办亚运会成功。

汉城市长送来一个硕大的花篮，表示祝贺。

组织设计会徽和创作会歌

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投票选举申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国家，投票结果是中国赢得了此次亚运会的申办权。紧随其后，北京亚运会组委会征集第十一届亚运会会徽的活动，也提上了日程安排。

一时间，各地近万幅应征作品雪片般飞向北京。结果，上海朱德贤设计的一幅“友谊长城”一举夺魁。

朱德贤是上海工业大学建筑美术研究室教师。当第十一届亚运会标志设计还未登报征稿，他已暗暗开始酝酿了。这幅作品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才成。

按照组委会要求，图案体现“团结、友谊、进步”的宗旨，朱德贤最初就投送了以“友谊”为主题，用“长城”、“火炬”、“敦煌飞天”、“华表”等为设计元素构成的11个方案，共计19幅标志彩色设计稿。

其中“友谊的航程”过了初选关后，为了更为言筒意赅，他又作出了以亚洲英文字母缩写的头一个字母“A”构成二维空间的长城。主题为“友谊的纽带”的二稿，在竞争中被选中为最后的基本方案。

此后，他再进行多次修改，作出用三维空间的长城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会标，并得到亚运会组委会确认。

第十一届亚运会会徽图案中除亚奥理事会会徽中的太阳光芒外，还辅以雄伟的长城组成的“A”字。长城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A”是英文Asia的缩写，意思是“亚洲”。而长城与“亚洲”二者结合，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将成为联合亚洲各国人民的纽带。

另外，长城图案还构成“Ⅺ”字，表示本届亚运会是第十一届。

中国赢得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后，北京亚运会组委会还开始征集亚运会会歌。诗人、词作家，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工作的石祥创作的《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被确定为笫十一届亚运会的会歌。

石祥在创作期间，反复地放，反复地观看历届亚运会、奥运会的实况录相，凡是能够找到的有关亚运会、奥运会的歌曲资料，他都借来，加以研究和琢磨。

在北京亚运会组委会领导、体育专家，以及创作班子里的音乐同行的帮助下，基本上确定了亚运会会歌的主题。

会歌既要体现“团结，友谊、进步”的宗旨，又必须做到形象、动情；既要有我国的民族特点，又要在气质上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既要体现运动健儿的心态，又要反映亚洲观众乃至世界观众的心声。

石祥在以“火炬”为创作灵感时，为捕捉“火炬”的创作灵感，几乎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的地步。

他时常去登山，到大自然中寻找会歌的创作灵感，他还深入到亚运村工地去采风，感受建设者们火一般的劳动热情。

在一次石祥从亚运村采风结束时，一位青年工人拉着石祥的手说：“作家同志，再见吧！咱们为五环旗争光去。”

青年工人的话使石祥深受启发，他反复琢磨“五环旗”的含义。他想：“五大洲，挽起你粗壮的臂膀，不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吗？”

石祥回到西山脚下，创作激情像大海波涛一般一泻千里，他欣然提笔写道：

谁说我们远隔万里？

我们的心中没有距离，

谁说我们彼此陌生？

我们之间早巳熟悉。

啊！同生在世界东方，

同长在亚洲大地，

我们是五环中的一环，

高举起亚运会，

熊熊燃烧的火炬。

谁说感情难以传递？

我们的微笑胜过言语。

谁说赛场互为对手？

我们热烈拥抱在一起。

啊！同为东方增辉，

同为亚洲崛起。

团结、友谊、进步，

高举起亚运会，

熊熊燃烧的火炬。

这首《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歌词用的是“一七辙”的韵脚。同历届奥运会、亚运会歌词相比，这首北京亚运会会歌歌词确有自已的特点和风格。

这首歌的歌词意体现了亚运会“团结、友谊、进步”的宗旨，用反问和肯定即自问自答的方式，把“远”和“近”，“陌生”和“熟悉”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是五环中的一环”，则比较形象地把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关系串了起来，把亚运健儿为增进“团结、友谊、进步”的热烈心情，同为东方增辉的豪情体现出来了。

会歌的谱曲选定了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是当今音乐界少有的高产优质的作曲家。

随后，经有关领导、专家和群众审查后，确认《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为亚运会会歌。

确定北京亚运会吉祥物

第十一届北京亚洲运动会组委会确定：

以熊猫为本届亚运会吉祥物。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一个手里持有天安门图像的亚运会奖章的熊猫。

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人民所喜爱的珍贵动物，它象征着和平、友谊。

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正式名称为“盼盼”，即盼望和平、友谊和好成绩。

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形是巴斯。1990年，巴斯应亚运会组委会邀请赴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相关活动，成为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

巴斯的老家在四川，1984年竹子开花的时候，巴斯饥饿难耐，孤独地流浪到四川宝兴县一个叫“巴斯沟”的地方，被一女村民发现得救。熊猫岁数和人的岁数比例为1：4，当年25岁的巴斯就是“百岁”寿星。野生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只有12年左右。

由于巴斯的长寿，因而备受人们关注。

熊猫手持亚运会奖章，张开双臂，鼓励体育健儿创造更多更好的成绩。

熊猫“盼盼”是由吉林长春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师刘忠仁设计的。

这次亚运会，为使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各位来宾一睹大熊猫的风采，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京动物园新建一座大熊猫馆。

该馆位于旧大熊猫馆的东侧，从外观上看，好像一节竹笋，整个建筑新颖独特。它包括大型展厅，室外活动场所及产房，医务室，厨房等用房，并设有一个小型停车场。其中，大型展厅分别设母子大熊猫、中年大熊猫和青年大熊猫分馆。

当时，北京动物园有5只大熊猫。其中“宝宝”、“永永”和“陵陵”是展出的大熊猫，“乐乐”和“良良”是经过驯化的表演熊猫。

每只大熊猫的性子都不同，有的爱吃胡萝卜，有的爱吃苹果，有的爱闹爱玩，有的文文静静。

自从第十一届亚运会把大熊猫选作为吉祥物，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形象很快便出现在街头巷尾。从各种小装饰物、纪念品，到大型的宣传广告，大熊猫正召唤着人们走向亚运，为亚运增光添彩。

北京亚运会场馆相继竣工

1990年，在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之际，为北京亚运会新建的79个比赛场馆和练习场馆也全部竣工。

在79个比赛馆和练习场馆中，33个是正式比赛用的场馆，46个是练习用的场馆，31个是这次亚运会新建或彻底翻建的。

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一共有3个主会场，它们分别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第十一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主会场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场于1959年在北京东郊建成，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当时，已翻建一新，拥有7万多个座位。由一个中心运动场和周围10多个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场与田径练习场，以及一个游泳馆、两个露天游泳池，一个跳水池和一个人工湖组成。

中心运动场看台分上下两层，上面装有一圈宽12.70米的挡风棚。台下为四层楼房，底层是部分运动项目的练习训练室。二、三、四层有客房350间，可容近2000人住宿。场内有400米塑胶跑道，足球场铺设天然草坪。

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的乒乓球赛场，于1961年在北京东郊建成，为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筑面积为3.8万平方米，呈椭圆形。它的屋顶房架跨度94米，采用悬索结构，由中心环、外圈梁和28根双层悬索组成。

比赛场直径约40米的圆形场地，移开边缘的一部分活动看台后，成长方形场地，可同时放10张乒乓球台进行比赛。乒乓球赛场四周看台共有36排座位，能容纳观众1.5万名。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北郊，与亚运村隔路相望。首期工程占地66公顷，建有田径场、综合体育馆、游泳馆、曲棍球场、网球场、棒球场等大中型场馆，以及球类练习馆、田径练习场、检录处、办公楼等配套设施。

中国体育历史博物馆、中国武术研究院、电子信息中心和中国体育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档案馆等也建在中心内。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这次为专为第十一届亚运会而建造的。纵览中心全貌，巍峨壮观，英姿飒爽。可以说，所有场馆的建筑，风格迥异，各具寓意，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气派。

其中，田径场能容纳2万观众的椭圆形田径场，东西两侧看台相对，西看台设有悬挑式半透明罩棚，整个建筑物犹如一张一闭的两个大蚌壳，观众无论坐在任何方位都能保持最佳视线。

游泳馆能容纳6000多名观众，是我国首次将桥式斜拉索人字形钢网架结构应用于体育场馆建筑。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立体建筑拔高，两旁弧形对称弯下，既体规了现代建筑追求不规则，自由奔放的一面，又包含了中国建筑讲究稳重平衡的优点。

紧紧环绕着田径场，把游泳馆和体育馆连为一体的是高架桥，这一高架平台，就像系在几个庞然大物腰间的白色飘带。

高架桥的下面，有专供车辆行驶的环形通路，这种上下交错、人车分流、并行不悖的主体交通，不仅增添了整体建筑群的动态感和曲线美，而且确保了在大型群众活动中，人流的及时疏散和车辆的行驶安全。其匠心独具的设计，在国内国外都可称为一绝。

第十一届亚运会羽毛球赛场，设在北京体育馆内。北京体育馆于1955年在天坛东侧建成，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北京体育馆由比赛馆、练习馆和游泳馆三部分组成。

除三个主馆外，还有自行车赛车场、田径场和一个42米长方形的薄壳屋盖网球馆，以及其他训练场馆。

亚运会羽毛球的比赛馆，房屋结构为成对布置的钢架，上部有玻璃采光窗。它的比赛场地高度为25米，面积为36.40米×22.40米，四周置有600个观众席位。

北京东郊的平谷水上运动场是供第十一届亚运会皮划艇、赛艇比赛的场所，其位置在距北京市区100公里外的平谷县海子水库。

这个水上运动场是这次新建造的，2000米长的比赛航道完全符合亚运会比赛的要求，岸上裁判塔、工作间、运动员体息室、冷快餐厅一应俱全，白墙红顶，茶色玻璃，十分雅致。

在水上运动场旁边，以海子水库为主景的金海公园风景旅游区，也以崭新的面貌欢迎中外旅游者光临。

第十一届亚运会柔道比赛将在月坛体育馆举行。月坛体育馆平面呈八角形，体育馆端庄稳重，外墙面以玻璃幕墙与实墙相结合。场馆内虚实对比，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馆内有2800个周定座位和340个活动座椅，内墙面贴有壁毯，吸音效果非常好。

昌平自行车运动场，是第十一届亚运会赛场自行车比赛场地。它位于北京昌平县城，占地60亩，曲面跑道是自行车场的核心，它全长333.333米，精确度达国际水平。跑道面首次采用水泥结构。

自行车运动场内为双层透空曲折式看台，环绕在赛场四周，造型活泼明快，可容纳6000名观众观看。

另外，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次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武术比赛将在海淀体育馆举行。

颇具中国民族风格的海淀体育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孔雀蓝的屋顶，白色的墙壁和褐色的玻璃幕墙。馆内有2900个座席、优质的音响设备和广播电视用房等。

丰台棒垒球场是进行垒球比赛和棒球表演赛的场地。主办者把位于球场一侧的看台设计成呈“V”形，便于观看。这里可容纳3110名观众。

不久，运动健儿们将在这些精美的赛场中进行激烈地角逐。

确定北京亚运会的奖牌

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洲运动会组委会确定，北京亚运会奖牌图案有三种。

北京亚运会三种奖牌图案相同，正面刻有奥运会五环标志、亚奥理事会会徽和代表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8个小环，四周环刻代表本届27个竞赛项目的小星，以及英文“永远向前”文字。

奖牌背面上方刻有第十一届亚运会会徽及长城图案，表示在中国北京举行这届运动会。

金牌为纯银镀金，银牌为纯银，铜牌为铜质合金。奖牌的规格相同，直径为60毫米，厚1毫米。

奖牌雕刻精美，工艺精湛，还采用了保护措施，可以令奖牌10年光泽如新。

第十一届亚运会设金、银牌各308块，铜牌355块。如比赛中出现前三名并列情况时，每人都将发1块奖牌。

有些项目的比赛是团体或集体项目，获奖运动员每人都有1块奖牌。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上，实发金牌752块、银牌752块、铜牌848块。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奖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金币总公司承制，上海造币厂制成。

对于亚运会召开在即，一些高级官员谈论起中国的金牌数的情况，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各级体育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谈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后，伍绍祖特别指出：

中国代表团的金牌计划一定要落实。

伍绍祖还透露说：“中国运动员将在田径、游泳、跳水，水球、射击、举重，赛艇、体操、皮划艇、武术、击剑、柔道、自行车11个重点项目中争取更多金牌。在羽毛球、乒乓球，足球，排球、篮球5个影响大的项目中争取有所收获。在另外几个中国落后的项目中也要想办法拿奖牌。”

伍绍祖希望中国运动员解放思想，轻装前进，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他说：

对运动员来说，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要力争拿金牌。

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表示：

中国要保持金牌数第一，需要取得103枚到155枚金牌。我国运动员比较成熟，但中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要取得155枚金牌的可能性很小。

亚运会的宗旨是团结，友谊、进步。北京花费3年时间为亚运会搭建舞台，目的是希望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在亚运会上创造优异成绩。

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上夺取金牌总数第一。这不是本位主义，是爱国主义。

亚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说：

中国已连续在第九，第十届亚运会上取得金牌总数第一名。在第十届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得94枚金牌，占金牌总数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数估计，中国运动员需要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308枚金牌中的103枚。而要稳拿金牌数第一，就应该取得超过金牌总数的一半155枚。中国运动员究竟能拿多少金牌，只有到10月7日亚运会结束时才会知道。

另外，随着北京亚运会开幕日期的临近，谁将摘取北京亚运会首枚金牌，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焦点。热切期待亚运会开幕的人们，心中不禁要估测一番。

第十一届亚运会预计产生308块金牌，9月22日，开幕后的第二天，即23日开始决出金牌。

这一天将共产生金牌8枚。产生金牌的项目为：游泳4枚、体操男子团体1枚和女子举重3枚。

女子举重，在这天下午便能决出44公斤级和48公斤级的金牌。游泳的决赛要到晚间才举行；体操团体赛也得在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排出名次。因此，金牌归属要晚些才能知道。

这样的话，如果大会赛程没有什么变动，本届亚运会首战告捷、第一枚金牌的获得者，将会在北京地坛体育馆女子举重赛场产生。

那么，第一块金牌的获得者，又会是谁呢？

根据那些年国内外比赛的成绩来估计，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应首推中国队17岁的海南姑娘邢芬，因为她是1989年44公斤级总成绩的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也是世界记录的保持者。

国际认可中国兴奋剂检测

亚奥理事会的规程中还规定：

主办亚运会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承报兴奋剂检测的工作。

兴奋剂检测的工作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我国科研人员要白手起家去建立一个世界上只有不到20家的高技术兴奋剂检测中心，风险很大。因为，世界上那些先进国家筹建一个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进程，至少要花8至10年的时间。在此时，我国却必须在3年多的时间内建成，困难的确很大。

1985年底，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到世界上第一批获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承认的实验室，即民主德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考察。

回国后，张彩珍就立即召开了会议，讨论建立中国自己的兴奋剂检测中心，并争取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召开前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考试。

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大楼门口又挂出了一块白色的牌子：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名为“中心”，实际连半平方米的实验室都没有，工作人员、设备都是药物研究所的。该所大楼北面有一溜平房，那就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临时实验室。

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是65岁的周同惠教授。周同惠教授在接受任务时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感到了一种使命感。

1987年11月，实验室装修完，从美国惠普公司买来的十几台分析仪器也安装调试成功，实验室的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此后，加拿大、民主德国、南朝鲜等国的专家也相继前来传经讲学，使我国的兴奋剂检测研究得到了很好发展。

1987年以后，我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先后派出了4批工作人员去外国的实验室短期学习。

在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科研人员已全然没有了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时间。用药物研究所大楼的值斑员的话说：“试验室的灯，夜里几乎没有熄灭过，就连大年三十也如此。”

花甲之年的方洪矩在药研所的工作时间是早7时30分至16时30分，可是方洪矩自从当上那个攻关小组的组长后，作息时间便大大地延长了。

然而，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科学实验，必须积累丰富经验，他们必须做人体实验。

在国外，做此类实验时，一般都是用高价请志愿者服药取其尿样。而他们没有那么多钱，有时连一些试验必需品都无钱购买，更不用说花一大笔钱请自愿者服药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自己服用，既省钱，又快速准确。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服这些违禁药对人体的毒害。这种药不仅会导致精神压抑、肝功能异常以至癌变，甚至死亡。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这么做了。

方洪矩先后3次服药，一天8时30分，他服用了10毫克的羟甲左吗喃，这是一种反应强烈的药物。11点多，老方顿觉头晕目眩。当他从食堂买了饭回来，便支持不住了，一放下饭碗，他就吐了—地。懂得医学知识的他赶紧躺在床上，呕吐仍然不止。

他的学生赶紧打电话到急救中心，将他送进了急救室。医务人员们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直至16时多，老方才停止呕吐。此时的他已面目全非，原本气色就不太好的脸已成青紫色。此后4个多星期，他的胃功能一直恢复不过来。当他的身体一好，他又拿自己当试验品了。在所里，他是服药次数最多的。不仅如此，他还动员自己的儿子服了两次药。

所里的周岭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可他有一段时间却身边不离尿瓶子。那是在他服下了两片速尿之后，10分钟就有一次尿意，并且尿是平日的3倍。还由于不允许额外补水，两天之后，他整个人便脱水了，自身的代谢也被打乱了。

此外，在平静的实验室里，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年轻的陈超1987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实验室工作。在他服用了一种叫麻醉镇痛剂的烈性药后，突然昏了过去，送到北京急救中心抢救后才脱离危险。

3年来，实验室的人们都经受过违禁药物的痛苦，他们的这种忘我精神实在可贵。

1988年底，兴奋剂检测的各项检测手段都已健全，可以正式分析尿样，此后便开始运用于我国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工作中。

1989年3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迎来了建成之后的第一次考试。主考官是“兴奋剂检测之王”、西德科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曼弗列德·多尼克教授，他带来了20个尿样。这就是给中国研究人员出的试题。

多尼克科授将其中的10个尿样交到了中国研究人员的手中，要求他们在24个小时内告诉他筛选结果。

中国研究人员拿出了十二分的精细和认真，24小时之后，结果出来了，答案全部正确。经受了一昼夜折腾的中国研究人员得知这个消息，都瘫在了座位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多尼克教授破例给中国的同行们提出了几点试验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事项。考官满意地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兴奋剂检测中心又将密藏在冰箱中的另外10个尿样拿了出来，然后将结果及时地传给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结果，又得了一个满分。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为此专门发来贺电，对中国的科研人员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祝贺。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作出决定，让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参加了两次水平考试。

这种水平考试是每年对合格实验室的测验。每次考试，考官给考生们4个样品。而每次，我国的研究人员都把答题做得非常出色。此后，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又接受了第三次预考，成绩依然非常优异。

在多尼克教授的促成下，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于1989年10月，同意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进行正式考试的申请。

11月8日，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民主德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主任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来到北京。他此行是受命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担任执行考官的。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人能否获得国际公认的兴奋剂检测权利的最后正式考试。

11月9日11时，克劳斯尼泽尔博士走出首都机场，乘车前往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他将提前空运的保存在冰箱中的10个尿样取出来，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包装，确定没有拆封的痕迹后，便于12时拆开包装，将10个尿样郑重地交到周同惠主任的手中。

11月10日l2时，是考试的最后期限。实验室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在有限的时间里，科技人员凭着熟练的技巧和敏捷的思维，顺利地通过了这次严格的考试。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怎么也没料到，经过一昼夜的奋战，中国的研究人员们居然在第二天上午就奇迹般地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考试。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满心犯疑地走进实验室，仔细地倾听着每一个样品的检测结果。

在研究人员回答完全部答案后，克劳斯尼泽尔博士非常满意地“啪”—声合上了手中的笔记本，说道：“OK。”

全室沸腾了，人们欣喜地鼓掌，许多人喜泪纵横。克劳斯尼泽尔博士也兴奋地说：

我曾担任过5个国家的监考工作，你们发出报告的时间是最快的，还不到24小时，而且结果又是全部正确。我本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很有我们民主德国民族风味的庆贺蛋糕，可是我没料到你们会这么快，蛋糕放在宾馆里没有带来。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了。我提议，拿香槟酒来，为你们的成功干杯。

1989年11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电稿：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近日在接受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合格考试中，正确无误地测定了全部10个尿样，这意味着该中心在取得奥委会合格证的艰难历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回国后，向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汇报了考试的全部过程。随后，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将一厚本的材料寄给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组织5位专家审定了中国的报告，一致同意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为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12月8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医学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梅罗德亲王写信通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其为合格的实验室，并委托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把信带回国。

1990年1月17时45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周同惠教授，从国家体育主任伍绍祖手中接过了国际奥委会的证书。

它标志着世界上第二十个国际兴奋剂检测中心在中国诞生。这在亚洲是继日本、南朝鲜之后的第三个合格实验室，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则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