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国当代符号学名家学术文库”即将问世了，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大事，甚至对世界符号学界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毕竟集中为多位符号学家结集出版符号学专论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

符号学在20世纪上半叶并不被人看好，许多人甚至称其为“玄学”，但时至今日情形大变，得到诸多学科青睐。符号学作为一门认识论和方法论学科逐渐热络起来，成为大家喜爱的“显学”。

认识符号学首先应从符号概念谈起。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在《人论》中明确指出，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1]，可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的确如此，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努力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协同行动的手段，为此人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想出了交换各种符号的方法。初民最先使用的是手势、表情、含糊不清的叫声等最简单的符号，然后依次出现了口头言语和书面语。由于符号媒质的介入，人类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就不再是本能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自觉的、主动的。原因在于，符号系统可以使人从已有的情景中解放出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动地进行思考，延迟做出反应。这样，人就不但可以根据经验和直接需要来生活，而且可以根据想象与希望来生活。借助符号系统，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被组织化和条理化，思维中的操作才有依托，才能在操作中渗入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2]无论从整个人类的文化进化来看，还是从个体的成长来看，能够意识到任何事物不仅是自身而且可以是潜在的符号，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于本身的他物含义，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以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自觉地摆脱了实物性操作的束缚，进展到用符号思维的符号操作。^[3]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号呢？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符号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认为，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C.S．Peirce）认为，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莫里斯（C.W.Morris）认为，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并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符号做过更为精确的表述：如果任何事物A是一个预备刺激，这个预备刺激在发端属于某一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的那些刺激-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引起了某个机体中倾向于在某些条件下应用这个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做出反应，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Eco）认为：“我建议将以下每种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它们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R.Barthes）对符号的看法较为特殊：自有社会以来，对实物的任何使用都会变为这种使用的符号。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Yoshihiko Ikegami）认为，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之为“符号”。苏联语言符号学家季诺维耶夫（А.А.Зиновьев）认为，符号是处于特殊关系中的事物，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思想的东西……符号的意义因而并不表现在它本身上，而是在符号之外。苏联心理学家列昂季耶夫（А.H.Леонтьев）认为，符号既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现实的形象，而是概括了该事物功能特征的一种模式。

可见，符号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定义符号时虽关注的角度并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大同小异。我们认为，所谓符号，是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成其为符号，必然具备4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符号具有物质性。任何符号只有成为一种物质符号，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当然，物质符号可以是有声符号，如古战场上的击鼓与鸣金、欢迎国宾时的礼炮、各种有声语言等；物质符号也可以是光学符号，如各种体系的文字、手势语、哑语以及各种书面语言的替代符号（数码、电报、速记、信号、标记、公式等）。其二，符号具有替代性。任何符号都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从而使自身得到更充分的展开，否则就没有意义，不成其为符号。这种新的信息，可能是另外的事物或抽象的概念，如用镰刀和锤子表示工农政党力量，用V字形代表胜利。这样就可以用符号代替看不见、听不到的事物、思想，从而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抽象的概念能以具体事物作为依托。其三，符号具有约定性，传递一种共有信息。符号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共有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至于约定的范围，可以是全人类的，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甚至只限于两个人之间；这种约定的时效，则可以通过继承人、中继人的传递，跨越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其四，符号具有对等性。任何符号都由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构成，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式与内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举一束梅花为例。可以用梅花表示坚贞，这时，这束梅花就是符号形式，坚贞就是符号内容，梅花当然不等于坚贞，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之间对等、联合、同时呈现的关系，就使这束梅花变成了一个符号。^[4]

从符号到符号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符号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语semeion，该词的词义与医学有关。据说，当时人们认为各种病症都是符号。医生诊病时，只要掌握这些符号，便可推断出病因。因此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公认是“符号学之父”。^[5]对符号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如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中就包括一些有关语词和符号问题的片段，如《克拉底鲁篇》就反映了关于事物与名称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这里柏拉图介绍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派则认为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例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词是大自然创造的；他的学生克拉底鲁（Cratylus）说，每一个事物，大自然都赋予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像把专门的知觉赋予每一个被感知的物体一样。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词和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名称是根据人们的习惯规定的，并根据现实中存在的同音词、同义词以及专有名词的改名现象来论证自己的看法。^[6]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语言符号问题。他在《诗学》《修辞学》中提出区分有意义符号和无意义符号的主张。在其逻辑著作《工具论》中以较大篇幅讨论语言问题。例如《范畴篇》讨论了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引申词以及各种范畴问题；《解释篇》讨论名词、动词、句子的定义以及各种命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后人是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贡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分析了语言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这样，他所达到的抽象和准确的程度，是希腊哲学在他之前所未曾知道的，他对我们的思想方法的阐明和建立思想方法的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实际上创造了科学语言的基础。”^[7]

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怀疑论者都在各自的学科中，对符号问题做过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如斯多葛学派明确指出要区分对象、符号、意义三者的不同。他们主张对象和符号都是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而意义则是纯主观性的东西。^[8]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符号》也是这方面的专著。

罗马时期对符号的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符号研究的特点是偏于技术性和科学性。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倾向正是自然科学逻辑的前身。^[9]当罗马时代修辞学和记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对符号的讨论大幅度转向语义学方向。这一时期，即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在符号方面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符号（signum）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之于感觉而产生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10]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符号观。^[11]虽然奥古斯丁的绝对真理论、信仰论、善恶论和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思想界均为批评的对象，但是他的思想方式对于符号学思想的进步却具有特殊意义。他在向内思考的过程中，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问题，首次做了较彻底的探讨，并第一次将语言问题与时间意指问题相连。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学者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论争的焦点之一。唯实论者认为，名称即一般概念都是实在的、客观的，并且是先于物质的，先于事物的思想是神的内在语言。而唯名论则认为，只有具有独特品质的事物才是实在的，名称是事物的一般概念。作为事物的概念永远产生于事物之后。例如唯名论者奥卡姆（Occam）认为，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是个别事物，存在于“心灵和语词中”的是关于这些事物的“符号”，不能把它们看作在个体之外或先于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里唯名论对符号与事物的关系做出了本体论上的正确回答。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培根（R．Bacon）、洛克（J．Locke）、霍布斯（T．Hobbes）、贝克莱（G．Berkeley）、莱布尼茨（G．Leibniz）等人都曾论及符号问题。这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当推洛克和莱布尼茨。洛克在其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中将人类知识分为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3类，并用专门1卷共11章的篇幅，论述了作为符号的语词。对语言符号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与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发，还对语言文字的缺陷及其滥用进行了论述。尤其是他提出了关于符号意义的“观念论”，成为时至今日仍为欧美分析哲学所十分关心的意义论研究的先导。洛克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深入考察认识论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符号问题。

继洛克之后，莱布尼茨也对符号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一方面，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用同样的篇幅逐章逐节地对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另一方面，莱布尼茨还潜心于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力图创造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更合理的”通用语言，将其引入逻辑推理中，从而消除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莱布尼茨被公认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这也是他在符号研究中一个崭新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莱布尼茨之后，康德（I．Kant）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了符号的分类这一研究课题。按照康德的观点，符号可以划分为艺术符号、自然符号、奇迹符号。康德对这几种符号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黑格尔（G.W．Hegel）在他的《美学》中则认为，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诗是用声音造成的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

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我国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也由来已久。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哲学家围绕“名实之争”所形成的名辩思潮，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高峰时期。当时的一些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参与了名实之争，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所谓“正名”的要求。这里，名就是名称，与今天意义的“符号”大致相同。对“名实关系”的争论往往成为对于概念与事物（即思想与存在）的关系的争论，成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12]孔子是最先提出“正名”主张的。当时旧制度（礼）正加速崩溃，“实”越来越不符合周礼之“名”，出现了“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变的局面。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因而要用“名”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我们看到，孔子的“正名”观点带有较浓重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参与“名实”讨论的先秦诸子中能够称得上“名”家（即符号学家）的有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对“名”的问题讨论得最深入的当属公孙龙，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焜认为，其著作的价值不亚于某些古希腊符号学家的著作。^[13]公孙龙在著名的《名实论》中对“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名，实谓也。”就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换言之，名就是表述、称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一种符号。公孙龙认为，名的使用也存在一个行不行、可不可、当不当的问题。如果一个符号只能称谓某个特定的对象，这样使用名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用今天的话说，公孙龙所谓的“名正”，就是要求“名”的精确性。名必须与实相符的这个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名实如何相符呢？在公孙龙看来，不是以实来正名，而是用名来纠实。这样他又倒向了唯心主义一边。

对名实关系做出唯物主义阐发的，首推后期墨家。《墨经》首先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说明实，主张以名举实，要求所运用的名词概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墨经》还把名分为三类：“名：达、类、私。”达名是最高的类概念或名词，如“物”这个词，包括了所有的物；类名是一般的类概念或名词，如“马”，所有的马都包括在“马”这个词里；私名是指个别事物的概念或名词，专指某一事物，相当于专名。

作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以及符号的其他一般问题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荀子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名辩争论，并建立了自己正名论的逻辑思想体系。他首先提出了正名的必要性，认为人们在交流思想、区别事物时，必须有适当的名词概念作为工具，否则会造成语言和思想上的隔阂和混乱，分不清事物之间的贵贱同异等差别。因此，必须使名实相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荀子关于名词“约定俗成”的思想，即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人们在长期交流思想的习惯中形成的。而一经约定，习俗已成，什么名指什么实，什么实用什么名，就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通晓，这时名就不是个人所能任意改动的了。荀子对名实关系的精辟阐述，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本质认识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14]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中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说文解字》中体现的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可见，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早已被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

那么符号学到底是什么？符号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客观地讲，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还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产物。符号学通常有两种表示法：semiotics和semiology，前者是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皮尔斯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来，后者则源于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sémiologie。这两位学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相关思想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发展的源头。

皮尔斯和索绪尔先后独立地提出了符号学的构想，两人各自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使两人在符号学术语的使用、符号学基本概念的理解方面处于对立的状态。索绪尔设想的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5]。皮尔斯理解的符号学是“关于潜在符号化过程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及其基础变体的学问”，这里的符号化过程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相当于或包括三项主体的合作，诸如符号、客体及其解释因素，这种三相影响，无论如何，不能分解为偶对因素之间的行为”^[16]。皮尔斯在《皮尔斯哲学著作》中认为：“逻辑学，我认为我曾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几乎是必然的和形式的学说。在把这门学科描述成‘几乎是必然’或形式的学科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是尽了我们之所能来观察这些特征的，而且，根据这些观察，并借助我愿称之为抽象活动的一种过程，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由科学才智使用的各类符号的特征进行十分必要的判断的时候了。”^[17]显然，索绪尔注重符号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功能，而皮尔斯注重符号的逻辑功能。

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认为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奠定在规则系统的基础之上，这种规则系统相当于“语言”，换言之，一般认为索绪尔大体上只把背后有明确代码的符号体系看作符号学的对象，就此而言，索绪尔的符号学似乎是一种刻板的意指符号学。然而将符号学视为交流理论的人基本上仰仗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这一点绝非偶然。那些赞同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的人，严格区分开有意图的人工措施（他们称之为“符号”）和其他自然或无意的表现形式，后者严格讲不适用这样一种名称。而皮尔斯认为，符号就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作为符号定义的组成部分，它并不要求具备那些有意发送和人为产生的属性。^[18]一般认为，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看重符号的社会性，而皮尔斯则看重符号一般意义的逻辑。^[19]按照穆南（G.Mounin）的说法，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以基于代码的传达为对象的“传达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则是以语义作用本身为对象的“语义作用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俄罗斯语言学家乌斯宾斯基（Б.А.Успенский）认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分别归属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а как зна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和符号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знака），两者确定了符号学的两个主流方向：语言学方向和逻辑学方向。

由于对“什么是符号学？”这一本源性问题的模糊认识，符号学在现阶段正承受着本体论上的巨大压力：综观符号学家的研究，符号学几乎渗透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斯捷潘诺夫（Ю.С.Степанов）指出：“符号学的对象遍布各处：语言、数学、文学、个别文学作品、建筑学、住房设计、家庭组织、无意识过程、动物交际和植物生命中。”^[20]而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张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这方面，美国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是关于所有符号的科学，认为符号学不仅提供了一种丰富的语言来统一关于某个主题领域的知识，而该领域的现象一直是多种特殊的学科片面地加以研究的；还提供了一种工具来分析所有特殊科学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莫里斯甚至赋予了符号学以统一科学的使命，认为符号学既是科学统一中的一个方面，又是描述和推进科学统一的工具。^[21]意大利当代符号学家艾柯基于其一般符号学立场，认为符号学所关心的是可以视为符号（即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的万事万物，并根据符号学所涉对象的广泛性确定了符号学研究的政治疆界、自然疆界和认识论疆界，符号学研究因而面向整个社会文化领域、自然现象领域和人类思维领域。这样看来，“由于我们在社会生活最为广泛的领域，在认知过程、技术研究、国民经济，甚至在生物界的现象中都能接触到符号系统，因此符号学的对象及其作用的范围是足够宽泛的。”对于这种现象，尼基京（М.В.Никитин）不无忧虑地指出：“符号学试图将下述所有领域都扣上符号性的帽子：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精神病学和性学理论，知觉、暗示、愉悦理论；女权论和男性化理论；个性、交往和个体相互作用理论，交际理论和意义理论；通灵术和占卜术（意识形态、神话学和宗教），语言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电影、戏剧、绘画、音乐等），诗学，结构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和其他一般性或个别性的不同层级上的众多现象。……以此各不相同的广阔领域为学科覆盖的范围，符号学的意义最终只能归于使用能指和所指的术语来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无谓的范畴化。”^[22]正是看到了符号学理论繁多而学科地位不明的现状，杰米扬延科（А.Ф.Демьяненко）指出，对符号学对象研究的态度的多样性和符号本身的多面性是理论多样性和繁杂性的原因。要想避免这种繁杂性的局面，只有进一步弄清符号学科学的特征、它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及其理论基础。

虽然也有学者试图为符号学建立合理的边界，为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地位正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莫里斯认为，符号在符号系统中的生命是由三个向度确定的：符号体是如何构成的以及由何种实体表现；意思指的是什么；最后，产生了何种影响（符号的使用引起了什么样的效果）。莫里斯认为存在着关于符号的完整的科学，它有清晰确定的研究范围。但事实上，莫里斯将所有的符号均纳入符号学的疆域，而不管它是动物的或人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真的或假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健康的或病态的。此外，他看到了符号学对于科学知识的统一（系统化）的特殊的重要性，并甚至试图赋予符号学以统一科学的使命。因此，我们很难说他已达到了清晰界定符号学研究范围的目标。艾柯把符号定义为基于业已成立的社会习惯，能够解释为代替其他东西的所有东西，认为符号学与其说有自己的对象，不如说具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符号学的中心问题是符号关系、符号替代某种其他事物的能力，因为这与交际和认知的认识论重要问题密切相关。他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研究这些符号系统构成和使用的共性规律、为解决确定的认知和实践任务而编制人工符号系统的途径和方法。列兹尼科夫（Л.О.Резников）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一般）符号学的实际任务应包括：符号的本质；符号在认知和交际过程中的角色；符号的种类；符号与意义、符号与事物、符号与形象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符号的特点；符号在科学知识形式化过程中的作用，等等。苏联科学院控制论科学理事会的符号学研究室致力于从控制论和信息论角度为符号学研究设定清晰的边界，其理解的符号学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数字机器创建抽象的程序语言；构建、研究和运用科学和技术的人工语言；研究从一种自然语言到另一种自然语言的机器翻译问题；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自然语言，特别是数理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但很显然，符号学的这些分支方向除了表现出莫斯科学派一贯的科学传统外，符号学的边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人工语言的无限广泛性是不言而喻的。尼基京面对这种状况，认为符号学是有关符号和符号系统，符号系统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事物、事件符号化及其意义规约化、词典化的科学，并从寻找符号的科学定义入手来限定符号学的疆域。他认为符号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构件：意图（интенция）、发出者（отправитель）、从发出者到接收者规约性的意义转换器（конвенциональный транслятор значения от отправителя к получателю），缺一不可。但即使这样，符号和符号学的范围仍然广大得无法把握。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认为，符号学更多的是一种体现一定思维风格和提出及解决问题方式的研究方向。如斯捷潘诺夫就认为：“很可能，符号学路径（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的特点更多的是体现在方法，而不是对象上。”^[23]事实上，尽管符号学边界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法精确把握的问题，但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文学批评、建筑、音乐、电影、民俗文化等。“无论是在以科学性为己任的结构主义这条线索中，还是在唤起读者的阐释主体意识为特征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这一线索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这条线索中，符号学都可以作为一门无所不及的边缘学科扮演其他学派所无法扮演的角色。”^[24]将符号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各个具体的符号域的研究中产生了社会符号学、法律符号学、电影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宗教符号学、心理符号学、建筑符号学、服装符号学、广告符号学等多个部门符号学，显示出应用符号学研究的勃勃生机。格雷马斯（A.J.Greimas）20世纪70年代“在语义学和叙事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宏伟构想”^[25]。

针对这种情况，李幼蒸教授指出：“符号学作为专门科学领域的较弱地位和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分析方法的较高功效间的对比，不仅反映了符号学本身的内在学术张力的存在，而且反映了它所从属的人文科学全体构成的特点，从学术思想史上看，符号学也有着类似的处境，学科身份的不明与实质影响的深刻互不一致。”^[26]看到了符号学对于科学的双重身份之后，莫里斯强调：“如果符号学——它研究那些起着符号作用的事物或事物的性质——是一门和其他的诸科学并列的科学，那么，符号学也是所有科学的工具，因为每一门科学都要应用指号并且通过指号来表达它的研究成果。因此，元科学（关于科学的科学）必须应用符号学作为一种工具科学。”^[27]

虽说现代符号学在西方得到了更充分的研究，但中国学者对现代符号学的贡献同样值得书写。

纵观国内符号学相关史料与文献，中国现代符号学的萌芽期应确定在中华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学界逐渐自觉地建立了现代学科意识，主动地引进和结合国外语言学思想，开展相对自主的符号研究。^[28]较早关注符号学研究的是胡以鲁先生，他于1912年写作《国语学草创》，阐述语言符号观、符号任意性、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等语言符号问题；之后有乐嗣炳先生，他于1923年出版了《语言学大意》，认为语言的结构由“内部底意义、外部底符号”构成；但真正提出“符号学”这个中文词的是赵元任先生，他于1926年在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29]在文章中他大胆地厘定了符号之本质与界限，提出了符号学称谓——symbolics或symbology（或symbolology），阐述了符号指称关系和构成要素，并试图确立符号学之研究框架。可惜，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了几十年。“符号学”的再次出现由于政治生态问题而呈现出了断续的情况，先是周熙良在1959年翻译的波亨斯基（I.M.Bohenski）《论数理逻辑》中提及了符号学问题，接着是1963年贾彦德、吴棠在《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学部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迫切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全体会议》翻译文章中固化了“符号学”一词。而真正把符号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

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春天来自改革开放。从此时起到21世纪初，中国符号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1980—1986年——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45篇，年均不足7篇）。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地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各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以及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如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俞建章与叶舒宽的《符号：语言与艺术》、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等。此外，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引进并翻译了一些关于符号学、语言符号学、经典文艺理论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卡西尔的《人论》、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巴尔特的《符号学美学》等。二、1987—1993年——增步阶段（发表论文约87篇，年均12余篇）。从1987年开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一，从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而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如文学、翻译和艺术等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第四，有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在此阶段，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学者著作有：王德胜的《科学符号学》、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杨习良的《修辞符号学》、丁尔苏的《超越本体》、苟志效的《意义与符号》、陈治安等的《论哲学的符号维度》等；译作有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巴尔特的《符号帝国》《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等。可以说，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三、1994年—21世纪初——全面展开阶段（至2000年发表论文约280篇，年均40余篇）。1994年之后，符号学的研究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符号学的探索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除了继续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还注重引进诸如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义学等其他部门符号学思想。（2）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问世了丁尔苏的《语言的符号性》、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等重要论著。（3）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4）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如对体语符号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5）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阶段，学术研讨蔚然成风。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并成立了对中国符号学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

研究表明，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虽短，但进步较快，到了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在符号学的诸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而且可以说，中国符号学运动，就规模而言，已经达到世界之最:中国已经成为符号学运动最为活跃的国家，符号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

当代中国符号学正在把西学与东学结合起来，一个新兴的符号学第四王国逐渐走进世界符号学的中心。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世界符号学界法国、美国、俄罗斯被誉为“符号学三大王国”。法国是世界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以巴尔特、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对符号学的启蒙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鲜明的语言方向；二是极强的文学性倾向；三是跨学科和应用符号学研究趋向。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符号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度，其研究起源于皮尔斯的符号研究、莫里斯的行为主义研究和古典语言学研究，以卡尔纳普（Rudolf Cornap）的逻辑实证结构研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学研究和华生（J.B.Watson）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卡西尔的象征主义研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带有语言符号学倾向的诗学研究、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带有生物符号学倾向的全面符号学研究等为典型代表。而俄罗斯符号学走过了理论准备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发展期（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成型期（十月革命至20世纪中叶）、过渡期——雅各布森与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的研究（20世纪中叶前后）、成熟期——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1993年）和后洛特曼时期（1993年至今）等6个阶段。100多年来，各种专业背景、各个研究方向的俄罗斯符号学学者对语言、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电影、戏剧、文化、历史等符号域纷繁复杂的符号/文本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并能时刻将符号学的历史对象研究与现实对象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将符号学一般理论研究与具体领域的应用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等各种流派和方向，发掘出了大量具有共性的符号学规律，这些规律涉及符号/文本的生成、理解、功用等各个领域，涵盖了社会思想、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

从前述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符号学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但伴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中国符号学高点起步，换挡加速，成果不断，一个符号学第四王国的雏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仅以最具标志性的论文为例，如果以2010年为限前推三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总共有符号学论文约2000篇，第二个十年大约发表论文近6000篇，而且每一年都在加速，到第三个十年终了的2010年，中国一年发表以‘符号学’为主题的就有近1000篇，而题目中有‘符号’两字的有近万篇，这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学界每天刊出讨论符号学的论文近3篇，每天涉及符号讨论的论文近30篇。”^[30]符号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符号学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已有预感：符号学的重心有可能向东方迁移。

此时，我们应该想哪些问题？做哪些事情？已然构成了中国当代符号学的首要任务。著名学者金克木曾说过:“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的，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符号学和诠释学研究呢？我看我们不是不具备突破西方人出不来的循环圈子的可能。20世纪的世界思潮已经显出西方大受东方的影响。……21世纪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国思想对世界思潮更有贡献的世纪呢？”^[31]

首先，中国符号学者应该理性融合中外。毋庸置疑，中国符号学的出现对世界人文科学合理化和现代化构想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中国符号学问题的科学意涵远远超出了一般比较文化研究而涉及了符号学、哲学、人文学术传统和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等各个重要方面。^[32]中国符号学的重要意义，当然还不能仅仅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但是我们已可从上述多个相关方面分析其理论潜力。中国知识界有两大优良传统。一是学者乐于对本国学术传统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对封建时代学术成果进行科学性检讨，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即具有当然之义，学者们勇于对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进行改造，促其进步，而非对其进行功利性的利用和膜拜。二是拥有日益丰富的西学知识的当代中国学者没有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历史局限，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更客观地对西方人文学术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并参与和促进其变革。符号学作为意识形态色彩最少的语义结构和学术制度的分析工具，在创造性的比较学术研究中可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符号学在新的世界学术格局中将成为世界新人文知识的客观评价者、共同组织者和认真推动者。按照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这一努力将既包括对西方学术的更广泛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也包括对本国学术的更富科学性的探讨。中国符号学的努力虽然只是全体学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其特殊的观察角度和知识背景，将在世界人文科学结构调整的全球事业中，对认识论和方法论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其次，我们要对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充满自信。李幼蒸先生认识到：“总体而言，西方人文科学的主流和理论方向绝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理论一般也被认为是研究非西方人文学术的方法论基础。然而，在人文学术跨学科发展的新时代，未来世界人文科学整合与合理化的趋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西方理论直接扩充应用于一切非西方学术界。非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特别是内容丰富和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将在全球人文科学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和独立批评的角色。”^[33]的确，在文学、艺术、思想史、宗教史诸领域内，中国文化传统在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渐趋明显。就理论层次的研究而言，在一些当代重要的人文科学领域里，中国学术的积极参与将有可能实质上改变人类人文科学整体的构成。当然，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参与世界学术交流，不是指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机械地纳入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系统，而是指在中国学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之后，有关学术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调整。在此同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也会因而自然地经受现代化的改革。为了推进这一对话过程，比较研究学者必须对两个学术传统同时进行深入的探索，以形成科学性更高一级的学术理论综合。中国学者的长期任务将不再只是弘扬本国历史文化学术，同时也会自然地包括推动世界文化学术。

再次，只有中国学者才能担起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大任。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对符号学产生兴趣，这充分反映了新一代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古典的学者热心追求人文科学现代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兴趣。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学者和研究者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先天知识不足，这就是西方的中国文史哲研究，尤其是中国符号学研究难以提升到现代化层次的历史社会性原因。反之，中国学者过去三四十年来对现代西方文史哲理论的了解日益深入，加上他们在掌握本国文史哲知识上具有的先天优势，今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工作必将以中国为中心。同理，中国符号学研究自然也会首先兴起于中国，而非兴起于一般来说学术较先进的西方。与西方的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中国符号学的任务是双向的:促进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和中外人文理论交流，继而丰富世界人文科学的理论构成。今日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任务已不只是借助西方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而且是进而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全球努力。这就是说，中国学术界的任务将不会仅以发展本国人文学术传统为满足；作为世界一分子，其任务还将包括参与人类共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建设。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在世界科技领域积极参与人类知识创造，中国人更应有资格在本民族历史上原本擅长的人文领域中对全人类做出创造性的贡献。^[34]

最后，创建适合东方思想的“合治”观。西方现代符号学看似流派纷繁杂呈，实则归属于两大派别：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前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相近，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其显著特点是人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交流性，符号学的主旨在于意指和交流；后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接近，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其显著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和互动性，符号学的主旨在于认知和思维。^[35]中国符号学学者在多样化的符号学观念面前往往彷徨不定，对两大流派也多是偏执于一端，这对中国符号学独立地位的确定是不利的。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的特质需要一种“合治”的符号学学术观，借此可以彰显中国符号学的主体尊严和人文精神。“合治”观是中国学者应该选择的第三条路线，它并不是对西方两大学派的模糊折中或简单综合，而是一种在汲取西学营养基础上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提出的符号观。其核心思想有：一、在符号本体问题上，坚持以理据性为主，兼顾约定性；二、在符号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坚持以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为基础，强调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力和创造力；三、在研究态度方面，坚持修辞理性和实践理性原则，避开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和求真意志的理论冲动，专注于各种符号事物的创意和阐释活动；四、在理论指向方面，坚持语言形式论传统和真值逻辑实用主义传统，即形式化加实体化；五、在思维取向方面，坚持类符号思维加意象性原则。

现代符号学在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而系统的学科，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推广。虽然西方符号学界成绩斐然，但当代中国符号学界并不甘于落后，而且在学习的同时走了一条智慧之路：摒弃“鹦鹉学舌”，大胆批评与探索，勇于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学理论体系，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提出新的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符号学充满了希望，中国符号学应该充分尊重自己学者的成果与贡献，世界符号学也会期待着倾听中国符号学的声音，把它纳入世界符号学的大家庭之中。

创建“中国当代符号学名家学术文库”的初衷就在于此，让我们共同期待和珍视它！

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　会长
王铭玉
2018年国庆节于天津

[1]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2]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 同上书，第3－4页。

[4]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5] 苟志效：《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宝鸡师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第55页。

[6] 肖峰：《从哲学看符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7] 同上。

[8] 苟志效：《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宝鸡师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第55页。

[9]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10] 何欣：“索绪尔符号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启示”，《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1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2] 肖峰：《从哲学看符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13] 李先焜：《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哲学研究》 1993年第6期，第62页。

[14] 高乐田：《〈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初探》，《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第53页。

[1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38页。

[16] 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17] 向容宪：《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3页。

[18] 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19] 乐眉云：《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外国语》1994年第6期，第15页。

[20] Степанов Ю.С.：Семиотика．Радуга，1983，c：5.

[21] 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罗兰、周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8-269页。

[22] Никитин М.В.：Предел семиотики．ВЯ，1997（1），c：3.

[23] Степанов Ю．С.：Методы и принцип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2-е изд.）．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2001：15

[24] 王宁：《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3期，第137页。

[25] 张光明：《关于中外符号学研究现状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5期，第4页。

[2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7] 杨习良：《修辞符号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28] 贾洪伟：“1949年以前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语言与符号》第1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29] 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8页。

[30] 赵毅衡：《中国符号学六十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4页。

[31]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32] 李幼蒸：《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47－53页。

[33] 李幼蒸：《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47－53页。

[34] 李幼蒸：《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47－53页。

[35] 郭鸿：《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