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的婚恋

蔡登山

叶浅予（1907～1995）是享誉国际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其长篇漫画《王先生与小陈》、《天堂记》以及许多国画精品都曾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代表，成为几代读者成长中幽默的启蒙、美的记忆。叶浅予于20世纪40年代末，更应大师徐悲鸿之邀，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自此，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近四十年，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咸推为一代宗师。六十年前，徐悲鸿在评价叶浅予时，曾说，如果有十个叶浅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到来了。叶浅予在艺术上的造诣和中国艺术界的地位，可见一斑。

叶浅予1907年3月31日生于浙江桐庐，他属羊，因此小名阿羊。他的父亲爱好书法，母亲善于刺绣，姑父是浙江桐庐县的知名书法家，大表姐尤其善于民间剪纸艺术，叶浅予小时候深受他们影响，身边的这些亲属成了他最好的启蒙老师。七岁那年上太平庙葆华小学，毕业后，进入紫霄观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杭州私立盐务中学。在盐务中学的第三学年，也就是1924年，那时他十七岁，他读省立女子师范的堂姐叶佩菁给他介绍女朋友。叶浅予在他的自传《细述沧桑记流年》中说道：“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叶浅予在自传中把这段写情书的时光，称为“纸上谈兵”，他说：“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后来叶浅予想越级考大学，于是和三个同学及王文英，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去厦门，要考厦门大学，结果并没有考上，花了父亲拿了两亩田抵押借来的一百元。母亲的一番话，使他从梦中醒来，什么读大学，什么交女朋友，都成了泡影，唯一必须考虑的是，抛弃一切幻想，找个独立谋生之道。无颜见父亲的叶浅予住在杭州的一个小旅馆，他回忆说：“那天我父亲闯进小旅馆，王文英也在场，她看形势不妙，便自动撤退。她也许和我一样，什么叫‘恋’，什么叫‘爱’，一概不清楚。小孩子‘过家家’的日子结束了，从此我们之间断了联系。”

叶浅予与罗彩云

1925年，叶浅予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余，兼画广告。一年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到了1930年，他已二十三岁了：“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费用，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由于罗彩云是没受过教育的女性，因此叶浅予说：“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

年轻时的戴爱莲

就在叶浅予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他的生活。那是在1935年，据叶浅予说：“《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座位旁，来了一位女画家，正给编者看她所画的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我抢过来一看，又用眼神在女画家身上从上到下溜了一圈，思想上似有所动。动什么？当时摸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向《时代漫画》投稿的人都是男的，没见过一个女的，而这幅讽刺上海少奶奶的画，似乎也在讽刺我那位罗夫人，正合我的心意，它偏偏出自一位女画家之手。只这一幅画，就显示出这位女画家的才华和机灵。她名叫梁白波，作品只签一个英文笔名——BON，不知是何来源。”

据画家黄苗子七十年后和梁白波在台湾的妹妹梁秀珠联系得知，梁白波生于1911年6月6日，广东香山县人，笔名Bomb、Bon（是法文“好”的意思）。父亲是一位德国洋行经理人，曾经营过景德镇瓷器。但仅仅活到五十岁就去世了，那时正是日寇侵华的前夕，白波有妹妹五人，她是长女，还有三个兄弟。白波从小就爱画画，六七岁就拿她妈妈的画眉笔东涂西抹画小人。父亲死后，她家便家道中落，生活靠后母支持，白波的妹妹仍由母亲辛苦培育，有的还进了贵族学校晏摩氏女塾念书。白波爱画画，曾在杭州美专就学，其后进了上海新华艺专。她天分甚高，思想激进，当学生时，曾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南京路飞行集会。她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的战友，曾为他的诗集《孩儿塔》画插图。戴爱莲殷夫等烈士牺牲后，白色恐怖严重，她去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叶浅予谈到梁白波说：“最近才从那儿回国，正处在失业当中，有人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她问我她那幅讽刺现代妇女的画怎么样，我说编者已决定发下期封面了，至少可以拿稿费五元。我问她现下要用钱吗？她说身上还有点，不需要。经过这次接触，发现她似乎对我有好感，问我能不能陪她出去吃晚饭，我当然愿意。不知为什么，她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在把我吸过去。从此以后，我每天从出版社下班，就往女子公寓走，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吃晚饭呢。经过几次晚间的幽会，我和白波两个漫画细胞愈贴愈紧，彼此心里都以为是天作之合，无可抗拒。”

戴爱莲

1935年，叶浅予和梁白波受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他们的卫生宣传列车，叶浅予以上海漫画家身份结识了北平许多画家、记者、摄影家；梁白波以叶浅予的女友身份和许多新相识相周旋，闯进了另一个社会。女作家林海音就在这次认识梁白波的，她说：“何凡的朋友宗惟赓先生是摄影家，大高个子头发天然鬈儿，一向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工作。这一年他从上海带来了他的朋友有名的漫画《王先生与小陈》的作者叶浅予，还有叶的女友梁白波，叶、梁二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对情侣。叶浅予朗爽喜谈笑，梁白波则是一位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气的艺术家，大家很合得来，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叶浅予回忆道：“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有时杨小楼和郝寿臣同台；有时荀慧生和言菊朋同台；有时杨宝森和程砚秋同台；有时王又宸和王瑶卿同台。我从小喜欢看戏，青年时迷上了京戏，自己也能哼两句，但在上海只能偶然看到北京名角的戏。到了北平，几乎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不同名角的演出。那时‘富连成’科班白天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上戏，盛字辈刚出科，元字辈刚接班，演出十分精彩。连看几个老式的剧场，我也增长了见识。白波平时不画速写，受了我的影响，也拿起速写本画起戏来。我是那几年受了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的影响，才开始画速写的，这次和白波畅游北平，每次出游似乎打足了气，出手飞快，画了几百张速写，后来在上海编印了一本《旅行漫画》。”

林海音又说：“叶、梁离开北平回到上海……而梁白波在上海《立报》开始画漫画，我倒是很注意，因为上海《立报》是吾师成舍我创办的，我常有机会看到这份报，也很喜欢她画的《蜜蜂小姐》这专题漫画。她画的是一位都市小姐，腰细臀肥，故名为‘蜜蜂小姐’，一位女漫画家所画，也就颇为引人注意。”而黄苗子也正在这时初见梁白波的，他说那时她住在上海北京路的一家二手货铁器店楼上，跟妹妹一起住。不久就与叶浅予在辣斐德路一家私人舞蹈学校的楼上租屋同居。“后来，《上海时报》和其他大小报章对浅予和白波的事大事炒作，浅予和人合办专拍《王先生》片集的‘新时代电影公司’，似乎又闹纠纷，他们便决定离开上海到南京去。”

叶浅予回忆道：“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波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礼相待，罗氏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分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分，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而对于他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办离婚，叶浅予说：“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恃的理由为她是明媒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办法。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从此以后，我们三人的地位，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我抛弃了罗彩云，可她仍是我名分上的夫人；白波虽然和我同居，只能算是我的情妇。我是什么身份？有双重性，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黄苗子在《风雨落花——忆画家梁白波》中写道，那年5月，他在上海生活得无聊，也就辞了那份闲差，和漫画家陆志庠、叶浅予、梁白波一起上南京去。记得刚到南京，由名戏剧家马彦祥收容，暂住在成贤街他家的一个空亭子间里，四个人打地铺。那时马彦祥兄和名演员白杨在闹感情纠纷，他们四人不好意思夹在这纠纷里，叶浅予终于租了常府街三山里一层小楼住下。不久，卜少夫把黄苗子拉进陇海铁路办的报纸《扶轮日报》编副刊，叶浅予的负担减轻了一点。那时叶浅予又给王公老板的《朝报》画连续漫画，收入多了些，但还要负担上海夫人的分居费，生活仍是拮据的，白波倒也安之若素。当时文艺界中在南京的有田汉、卢冀野，还有徐悲鸿、吴作人和后来北大的著名教授盛成，因此他们在南京并不寂寞。梁白波并不都喜欢所有来往的人，但波西米亚（Bohemia n）的生活，她是感兴趣的。后来黄苗子因《扶轮日报》的工资发不出，便决心回上海。叶浅予、梁白波和陆志庠则仍在南京过他们的“流浪艺术家”生活。黄苗子回到上海，起初在环龙路租了一处前楼住下，梁白波有时来上海，也毫不避忌地要在他那里住上一两晚，黄苗子习惯于这位“叶大嫂”的性格，无邪地把卧床让给她，他自己则打地铺。梁白波有时一个人很晚回来，第二天醒来问她，她只淡淡地说，是“跳舞去了”。黄苗子说，30年代，阮玲玉由于“人言可畏”而自我结束人生舞台。梁白波那时却根本把“人言”置之脑后，胸怀坦荡地我行我素。

叶浅予

黄苗子认为梁白波有极其复杂的内心生活，她热爱艺术，但心情懒散，创作并不多。记得1934年冬，她给《小说》半月刊画过封面，她谈了很多她的想法，可是最终只画过一幅。记得她常说的一段话，大意是：我心里常想着好多我要画的好画，可是经常把它放过了，我捕捉不住。漫画后来虽然是梁白波谋生的手段，但她原是当时“决澜社”的成员，油画画得很好，风格接近欧洲的现代派，造型和色彩简洁明快，较接近马蒂斯。更可贵的是她的中国情调和女性特有的细致轻盈，说明她是一位不凡的画家。决澜社是30年代在中国崛起的现代派画风集团，时间短暂（1934年左右在上海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便结束了）而影响深远。梁白波在决澜社中，虽然不算“扛大旗”的，但可以说是较受推崇的新秀，可惜作品留下来的太少。

1937年梁白波随叶浅予、张乐平率领的抗日漫画家宣传队出发，成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名女将，在武汉被任为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委员会委员，是十五名委员之一。黄苗子说：“在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梁白波在叶浅予身边失踪了。传说是一位年轻空军，是陆志庠的同乡，常到漫宣队来。白波和这位空军结识不久便相偕不告而去，从此音讯杳然。”而叶浅予则回忆道：“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这一年夏季，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倒有了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1938年在武汉昙花林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关于梁白波后来的情形，黄苗子说：“1946年冬，我与阔别十年的梁白波居然又在上海相见了，还是在北京路那废品店的楼上。当时她刚从新疆回来，拿出大约四十幅大小一律的作品，多数是画维吾尔族人生活的水粉画，正如她原来的风格一样，明洁简练，略带一点装饰情调，令人欢喜赞叹。她让我和郁风选一幅相赠，我们选了一幅打花鼓的姑娘。丁聪也藏有一幅，是维吾尔族的壮汉。记得那一天，我和郁风是下午一时左右去看白波的。三点钟，郁风约了张瑞芳、吕恩、唐纳（记不清是否还有金山）等，在国际大厦茶舞，白波欣然接受郁风的邀请，这位艺术家穿一件宽大的红棉袄，一条蓝印花布棉裤，大摇大摆地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明星们分庭抗礼。全场仕女，对于这位村姑打扮人物的出现，都在窃窃私语，白波却兴致勃勃地一心享受这大都市的气氛，到了意兴阑珊，她就一个人先告退了。这种气派，连瑞芳、吕恩都感到惊奇。仅这一面之后，我们又是‘鸿飞那复计东西’了。”

林海音在《吾友“蜜蜂小姐”》文中说：“到了民国四十七八年的样子，我正编《联合副刊》，有一天忽然文友魏希文找我，他说要介绍一位女漫画家梁白波给我，我一听惊喊：‘这不是叶浅予的那位吗？现在怎样了？’希文才告诉我，白波早已离开叶浅予了，和一位空军结婚住在台南，但她独来台北，在廖未林的龙门窑厂做美工工作，生活不是顶好，想介绍她画画。我那时正准备把连载小说加插图，梁白波能画不是正好吗？从此我们便在二十五年后友谊再现，真有说不出的亲切。她来台北工作，闲下来就到我家来，和我的母亲、我的儿女们都很好。一方面在龙门厂工作，一方面给我的副刊画插图，本是很安定的，但是她的情绪并不是很好……她画了两三部小说的插图，就难以为继了……对于私事，以及和叶浅予的往事，她并不多说，我也很少问，直到她几乎是不辞而别回到南部去，给我的来信，才略吐露她的郁闷的心境。从此到她身亡，我们的友谊欲断又连的，也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想起她，我很痛惜，记得她的妹妹（我真想能找到她或她的儿子）在她去世后曾对我说，有一次她大概从报上知道我到南部去，说她倚闾盼我去看她。唉！我哪儿知道哪！那时她已经病痛缠身了，而且听说精神不太正常。她死后，她的妹妹特代我在她坟上献束花，也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梁白波在贫病交加中，于1967年10月16日病逝于台南，只活了五十七岁，上世纪唯一的女漫画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938年叶浅予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他随机关撤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叶浅予说，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他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持。叶浅予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而叶浅予的英语也只是中学程度，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互相交流。一个星期以后，叶浅予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她告诉他，她初到香港时，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他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叶浅予有特殊的亲切感。叶浅予也告诉她，在她之前，他从未与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他们开始谈情说爱了。

戴爱莲原名吴爱兰，1916年生于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的一个华侨家庭里。她祖籍是广东新会县，曾祖父是这个岛上第一批劳工之一，因为排行老大，同乡们都尊称他为“阿大”。广东话的“阿大”，渐渐被人们听成“阿戴”，于是这一家人的姓氏就由“吴”变成“戴”了。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是“爱兰”，但长大之后去英国时，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她说，“爱莲”比“爱兰”更有诗意。她思考再三，决定改名为“爱莲”。戴爱莲很小就能跳舞。五岁时，她的一位在英国学习芭蕾舞的表姐回来教她跳舞。十岁时，一位外籍芭蕾教师在岛上办起第一所白人舞蹈学校，戴爱莲成为该学校唯一的非白人学生，由于她出色的舞蹈能力，更成为该校的新老师。这期间，她除了教课，还编创舞蹈节目。这时，她才十一岁。1930年戴爱莲全家迁到伦敦，十四岁的她以优秀的成绩被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舞蹈家安东·道林（Anton Dolin）接收为正式学生。这时候，由于父亲破产，全家又迁回特立尼达岛。但为了理想，戴爱莲只得只身留在伦敦勤工俭学。老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知道这个有才华的中国姑娘的处境后主动提出免收学费。同伴也向她伸出热情的手，有的帮她找工作，有的提供她学钢琴、参加画展、听音乐会的机会。一次，她看到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舞蹈团表演的现代舞，她开始学习现代舞，希望以此来补充和发展芭蕾舞的表现力，但芭蕾舞教师们却把她开除了。但她却更加快学习现代舞的步伐，思考着如何使相互对立的两种舞蹈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由于她学习优异，1939年获得了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金。还有幸与“现代舞理论之父”——鲁道夫·冯·拉班见面，通过拉班的助手学习了拉班关于情感表现方法和舞台表演技术方面的理论，同时，她还学了拉班的舞蹈记录术——舞谱。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尤斯—莱德舞蹈学校被迫解散，戴爱莲顾不得回特立尼达岛与父母告别，她毅然决然要回到烽火的中国，投入抗战的爱国行列。戴爱莲抵达香港之后，宋庆龄先是派秘书廖梦醒来看望她，后来亲自接见她。宋庆龄告诉她，应该先在香港住一段时间，学一下汉语。宋庆龄还介绍她认识一些文化界的人士，如徐迟、郁风等人，并为她组织抗日募捐演出，也因此和叶浅予得以相识。

叶浅予与王人美

叶浅予回忆道：“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这一年，我三十三岁，爱莲二十四岁。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这一路水陆兼程，艰苦备尝，爱莲却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个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话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留下来，努力在重庆打开局面。就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一周的疲劳大轰炸。轰炸过后不久，即在抗建礼堂举行了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舞和现代舞糅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并把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配合下搬上舞台。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再同爱莲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开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俩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户农民家里，为时将近一月，后来还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化装混入难民队伍，才算脱险到了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记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剧，后来成为她的保留节目。香港沦陷后，文艺界许多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爱莲和广西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配合，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表演会。我照例在后台为她管服装。那时除了我，谁也摸不清爱莲演哪个节目该穿什么服装和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她换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是戴爱莲的‘跟包’——所谓‘跟包’，乃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不但在后台管事打杂，还得为主角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后来爱莲主演‘边疆乐舞大会’，我就是节目组织者、海报设计者兼公共关系联络者。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爱莲反过来成了我的‘跟包’，为我当翻译员、对外联络员和画展招待员。当然在她开表演会时，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还兼乐队成员——她演《哑子背疯》时的锣鼓点子，就专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一段时间，我还是挺不错的炊事员。在纽约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买齐，回来便精心烹调。那时老舍也正在纽约，我们常请了他一道来解馋。”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叶浅予和戴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戴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叶浅予则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戴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这一年秋末，叶浅予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爱莲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据叶浅予与罗彩云所生的女儿也是名舞蹈家叶明明女士说：“这个男人比戴妈妈小几岁。父亲不在戴妈妈身边，戴妈妈身上保留的西方人开放、直率的特点暴露了出来。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已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而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惨痛的代价，‘文革’中，这个男人卷了戴妈妈的所有钱款逃走了。戴妈妈后来常向我表露这段荒唐姻缘的懊悔。”叶浅予在回忆录中，不无感慨地说：“屈指算来，从1940年到1950年，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我们却是这样分手。”

在与戴爱莲分手五年后，叶浅予才从伤痛中走出。他说：“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聪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当时人美四十一岁，我四十八岁；她离开前夫已经十年，我也已独居五载。”

王人美（1914～1987），祖籍浏阳，出生在长沙。她原名王庶熙，幼时就读于长沙省女师附小和省立女子师范。1927年她到上海，和黎锦晖同在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共事的二哥王人路，介绍她到黎锦晖创办的美美女校学歌舞。1929年美美女校改为中华歌舞团，她从此开始歌舞演出。不久成为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四大天王”之首。其余三位是黎莉莉、薛玲仙、胡笳。1932年联华影业公司拍《野玫瑰》，孙瑜编导，她饰女主角野玫瑰，一举成名。继而拍了彩色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和故事片《都会的早晨》、《春潮》等。1933年明月歌舞团改体，她成了联华签约演员。1934年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是她的代表作。她以真挚的感情、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歌声，出色地塑造了贫苦的渔家女儿小猫的形象。影片首映，轰动上海。次年影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她在影片中演唱的主题歌，脍炙人口，流传近七十年而不衰。此后她又主演了《风云儿女》、《壮志凌云》、《长空万里》等影片，《回春之曲》、《保卫卢沟桥》、《孔雀胆》等话剧。上海沦陷后她去香港，1950年回上海，在影片《两家春》中饰妇女主任灵巧。1953年以后，她在北影拍了不少影片，如《猛河的黎明》、《青春的脚步》、《青春之歌》等等。

金焰

在与叶浅予结婚之前，王人美曾有过一段美满的婚姻生活，那是当年令人羡煞的银幕情侣——“电影皇帝”金焰。金焰原名金德麟，1910年出生在北韩的汉城，两岁时，金焰跟随受到日本迫害的父亲金弼淳迁居东北。十五岁时，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十七岁的金焰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谋求生计，他在一家电影院里找到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正是这份不起眼的工作，奠定了他日后影帝的基础。同年，金焰开始在民新影片公司担任场记并客串一些小角色。第二年，在导演卜万苍的介绍下，金焰参加了由田汉主办的南国艺术剧社，先后在《莎乐美》、《一致》、《卡门》、《回春之曲》等话剧中饰演角色。1929年，金焰第一次在孙瑜导演的影片《风流剑客》中出演主角，第二年，金焰进入了联华公司，与阮玲玉共同主演了电影《野草闲花》，凭借这部电影，金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1933年秋天，《电声日报》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电影明星产生了，排在前三名的是：胡蝶，13582票；阮玲玉，13490票；金焰，13157票。由于金焰在男演员中得票最多，所以被观众推选为“电影皇帝”，这一年，金焰只有二十三岁。众多影迷对他的追捧，特别是一些女影迷，对金焰的迷恋已经到了几近痴狂的程度，一封封陌生的情书纷至沓来。然而，金焰却让所有的求爱者大失所望，因为他早已有了自己心仪的姑娘——这位姑娘就是和他一起主演电影《野玫瑰》的女演员，被人称为“野猫”的王人美。

其实金焰和王人美在“明月歌舞团”时就已经相识，那时候金焰经常去歌舞团找王人美，由于欣赏彼此的个性，也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所以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在《野玫瑰》中的合作，金焰和王人美这对银幕上的情侣很快变成了生活中的恋人。对于这段往事金焰曾回忆道：“我和她是在合拍《野玫瑰》时相爱的。我十分欣赏她的诚实性格，既纯洁朴实，又泼辣大胆，总是为周围人带来快乐的她悄然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两情相悦，志趣相投，我们俩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相恋了两年后，王人美与金焰准备结婚，但是，因为金焰是北韩人，他们的婚恋遭到了王人美二哥王人路的坚决反对，王人《叶浅予自传》书影美则与二哥针锋相对，她认为金焰虽然没有中国国籍，但他有爱心，有独立的事业，因此“宁可嫁给失去国家的亡国者，也不嫁给出卖国家的卖国贼”。1934年元旦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在联华公司的新年晚会上，相恋了三年的金焰和王人美正式宣布结婚。然而，王人美也被联华影业公司解除了合同，原因就是她与金焰结婚将会影响票房。而此时的王人美正在拍摄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渔光曲》，因此她并没有马上离开电影公司，而是坚持无报酬地把影片拍完。同年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连映八十四天，座无虚席，创下当年上海电影放映场次最高的新纪录。由王人美演唱的影片的主题曲《渔光曲》后来也成为了流传一时的名曲。王人美打破了女演员一旦结婚票房就会立即滑落的观念，依然处于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的位置，许多电影公司都争相与她合作。但是婚后的王人美却没有与任何一家公司签约，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在许多事情上她都听从金焰的安排，人们开始笑说王人美从“野猫”变成了“家猫”。

《叶浅予自传》书影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多次威胁金焰参加日本电影的拍摄，无奈之下，金焰和王人美在吴永刚的帮助下，于1938年搭乘荷兰的游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香港沦陷后，金焰与王人美辗转到达桂林。金焰去了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而王人美则留在了桂林，当了一名美军后勤部门的打字员。1944年底，金焰与王人美在维持了十年婚姻生活后，正式离婚。对于离婚，王人美在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中说：“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缺少互相了解。金焰有强烈的爱国心，很想为抗战出力，但是他也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他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冒冒失失报考英文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烽烟遍地，哀鸿遍野，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怎么能安心无所事事？我能够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自以为对抗战有益的工作，心里才觉得安稳、踏实。但是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他来信陈述离异的要求，我考虑再三，感到我们之间的隔阂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再说我们又没有孩子，也缺少感情联系的桥梁。他希望分离，我就满足了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