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我说什么殉难

或者在堂区日谈起那些应被怀念的逝者

我不相信牺牲

虽然，我也会死去

紫罗兰如响板

它将回应我

——索尼娅·桑切斯

儿子：

上个星期天，一档颇受欢迎的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问我：如果我失去了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主持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做节目，而我坐在遥远的曼哈顿西区的一间演播室。卫星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没有什么机制可以弥合她的世界与我感到自己必须为之发声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当主持人问到我的身体，她的面孔从屏幕上淡出，而我几天前写的话在滚动条上显现。

主持人为观众读了这段话，然后，又回到了“我的身体”这个话题，尽管她并没有具体所指。之前，很多聪明人问及我的身体，而他们并未意识到问题的性质。具体说，主持人希望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美国白人的进步，或者说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美国人的进步，是建立在掠夺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听到这个问题，我感到一种熟悉而朦胧的悲伤涌上心头。问题的答案在于相信者自己的历史记录。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国史。

这种表述并无偏激之处。美国人奉民主为神明，虽然也认识到这样可能会轻视上帝。民主是仁慈的上帝，同时美国的异端行为——酷刑、偷盗和奴役——在美国的每个个人和各民族之间也同样司空见惯，没有人可以声称那与己无关。事实上，美国人从未真正背叛过他们的上帝——“民主”。当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宣布，葛底斯堡战役必须保障“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永不消亡”，他不仅仅是为了鼓舞人心，在内战一开始，美国已是世界上投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问题不在于林肯所说的“民有政府”，而在于，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人民”这个政治术语的实际含义。1863年，在“人民”的含义中，不包括你的母亲或你的外婆，也不包括你和我。那么，美国的问题不是它对“民有政府”的背叛，而是“人民”获得自己资格的方式。

这就带领我们走向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观念，那个美国人默默接受的观念。美国人认为，“种族”真实存在，这是自然界一个明确、不容置疑的部分。种族主义——给一部分人强加上不可摆脱的特征，然后羞辱、贬低并摧毁他们——不可避免地从这一不可改变的前提中衍生出来。通过这种方式，种族主义被描绘成大自然的天真女儿，人们得像研究地震、龙卷风或任何能被描述为自然力的现象一样，去研究运送奴隶的大西洋中央航线(Middle Passage)，还有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

但是，种族是种族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界分“人民”的过程从来不是家谱或相貌的问题，而是社会等级。肤色和发色的差异古已有之。但相信肤色和发色具有优越性，据此可以很好地组织社会，而且它们意味着人的更深层次的、不能去除的属性，这种观念却是全新的。“新的人民”在无望、悲惨和被欺骗的境遇下成长起来，相信自己是白人。

和“黑人”一样，“新的人民”也是现代的发明。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脱离了刑事权力机制，他们的新名字就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些新的人民在变成白人以前，是其他人，他们曾是天主教徒、科西嘉人、威尔士人、门诺派信徒、犹太人，如果我们的整个民族希望有所成就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再次成为其他人。或许，他们将会真正成为美国人，为他们不切实际的谎言构建一个更高贵的基础。这一点我不能确定。我所知道并且必须要说的是，把异质的族群“洗白”的过程、拔高身为白人的信念，不是通过遍地红酒和冰淇淋的社交成就的，而是通过掠夺生命、自由、劳动和土地而实现的。剥去皮肤；锁住身体；杀死持异议者；摧毁家庭；强暴母亲；贩卖孩子，还有其他很多种方式，首要的目的在于拒绝给予我们权利，不许我们保护和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这方面，“新的人民”并非独出机杼。在某个历史时刻，某种强权的上位或许不用靠对其他人类身体的残暴剥削。如果曾经有，我还没有发现。但别人也使用这种暴力，并不能为美国开脱，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声称自己与他们一样。美国相信自己是例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高贵的国家；美国认为，在白人的民主之城和恐怖分子、专制君主、野蛮人以及文明的其他敌人之间，自己是孤独的守护者。一个人不能既说自己是超人，又承认自己犯有道德错误。我建议，认真对待我们国人所主张的美国例外论，也就是说，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准衡量我们的国家。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们身边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们接受美国表面上的无辜，不要深究，别过脸去很容易，依靠我们的历史成果而活、无视以我们所有人的名义所作的大恶也很容易。但你和我从来没能真正享有那种奢侈。我想你是明白的。

在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写信给你。我写信给你，因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因为卖香烟而被勒死；因为你知道，雷妮莎·麦克布莱德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穿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他只有十二岁，是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孩子。你看到，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如果你以前不懂的话，你现在懂了，你所在国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力。这种摧毁是不是一场不幸的过度反应的结果，并不重要。这种摧毁是不是源自一个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如果未经正当授权去卖香烟，你的身体就有可能被摧毁。对试图诱捕的人表示愤怒，你的身体也有可能被摧毁。走到一个黑暗的楼梯井，你的身体可能会被摧毁。这些毁灭者很少会承担责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安然干到退休。摧毁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权包括搜身、拘押、殴打和羞辱。所有这一切对黑人来说都很常见。所有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这些毁灭者身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哪怕在这个时刻来说。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这让人很难面对。但是，我们所有的说法——种族关系、种族差异、种族公正、种族化犯罪推定、白人特权，甚至是白人至上主义——都在隐藏“种族主义是深植内心的体验”这一事实，而种族主义做了什么？它取出大脑、锁住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粉碎骨头、打落牙齿。你不能别过脸去。你必须一直记住这种社会学、这段历史、这种经济学、这些画面、这些图表、这些回归分析，它们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对身体的暴力。

那个星期天，在那档新闻节目上，我试图在规定的时间里尽我所能向主持人解释这些。但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展示了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一个十一岁大的黑人男孩流着泪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后，她向我提出关于“希望”的问题。那时候，我知道我失败了。我记得我知道自己会失败。我又一次困惑于自己内心涌现的朦胧的悲伤。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悲伤？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会步。那是12月里一个平静的白天。那些自诩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闲逛。那些被当作白人养育的婴儿正坐在他们的手推车里。我为这些人感到悲伤，也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里观看、对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伤。我那时明白了自己为何悲伤。当记者问及我的身体时，似乎她在邀请我把她从华美的梦中唤醒。我一路走来，一直凝望着那个梦。那个梦是有着漂亮草坪的完美别墅。它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野餐郊游、街区居民协会和车道。它是树屋和幼童军。那个梦闻起来有薄荷味，尝起来像草莓松脆饼。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想逃到那个梦里去，像展开一张毯子一样用我的国家蒙住我的头大睡。但这从来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那个梦筑在我们的脊背上，寝具是用我们的身体做成的。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那个梦是靠与已知的世界作战而存在，我为那个主持人而悲伤，我为那些家庭而悲伤，我为自己的国家而悲伤，但在那个时刻，最重要的是，我为你而悲伤。

在那个星期，你得知杀害迈克尔·布朗的凶手会逍遥法外。那个人把布朗的尸体丢在街上，像是一种恐吓和宣示——他们的权力不容侵犯，他们的暴力永不会受到处罚。对我来说，没有人受到处罚，并不出乎意料。但你还小，还相信。那天夜里，你一直等到十一点都没睡，你在等着有罪判决公布，然而，你的愿望落了空。你说：“我要回自己房间了。”然后，你掩上房门，我听到你在哭泣。五分钟后，我走进你的房间，没有抱你，也没有安慰你，因为我知道，在这时安慰你是个错误。我也没有告诉你，没关系，因为我不相信这真的没关系。我将你的祖父祖母试图告诉我的道理转述给你：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界，这就是你的身体，你必须设法在其中生活下去。一个人如何披着黑色的皮肤，生活在一个迷失在梦想中的国度，这是我用一生求索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我发现，问题的答案最终寓于对答案的追寻。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目标导向”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充满了吸引眼球的场景、不切实际的高见，还有关于万事万物的宏大理论。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对一切“魔法”免疫了，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我的免疫力来自你祖父祖母的馈赠，他们从不会用来世这种观念来安慰我，也从不相信天赐的所谓美国荣耀。在接受了历史的混乱与自己命定的事实之后，我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如何在这个黑色皮肤的身体里自由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得意之作，而黑色皮肤的身体确切地证明了“美国是凡人的成就”。我在阅读和写作中寻找答案，在年少的美好旋律中寻找，在与你的祖父、母亲、亚娜阿姨和本叔叔的辩论中寻找。我也曾探寻民族主义神话、学校课堂、大街小巷和异国他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努力却并非徒劳。我不断探求，直面自己国家的残酷，也得到回报——不再害怕那些幽灵，准备好面对分离的恐惧。

我害怕。尤其是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最为恐惧。但在你出生前，我就已熟悉这种恐惧，并且，我也不是最早熟悉它的人。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他们所有人都被一种强大、绝对、危险的恐惧所包围。这种恐惧充满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

恐惧总是耸立在我的面前。它也萦绕着邻家阔少，萦绕着他们的大戒指和大项链，萦绕着他们的蓬松外套和毛领长皮衣——他们抵御这个世界的盔甲。他们站在格温·奥克和自由路的一角，站在冷泉区和公园高地区，站在蒙道敏商场门口，把双手插在拉塞尔牌卫衣中。我现在回想那些阔少，所能看到的只有恐惧。密西西比州的暴民把他们的祖父紧紧围住，黑色的身体被点燃，然后被砍掉，我看到的只有他们对恐怖旧时光幽灵的恐惧。恐惧萦绕在他们反复练习的博普舞中，在他们松垮的牛仔裤里，在他们的大T恤里，在他们精心调整的棒球帽角度里——这些行为和着装，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确切地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我在他们打斗的习惯里也看到了恐惧。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家住伍德布鲁克大道，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两个赤膊男孩紧逼着对方转圈，肩膀相撞。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街头斗殴自有一套仪式、一套规范和法律，也表明了他们的一种迫切需要——去发现黑人青少年身体的一切脆弱之处。

我从我最早接触的音乐里听到的也是恐惧。乐曲从大型手提式录音机里涌出，充满了夸张的吹嘘和咆哮。黑人男孩站在公园高地区的加里森和自由路路口，他们喜欢这音乐，因为音乐告诉他们，他们是自己生命、自己街区和自己身体的掌控者，尽管所有证据和事实都指向相反的结论。我在女孩身上、在她们的放声大笑里，在她们引人注目的镀金竹节耳环上，也看到了恐惧。在她们粗鲁的语言和凶蛮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恐惧。如果你举止轻浮，她们用目光就可以把你切成两半，用言语就可以把你毁灭。她们会说，“不要议论我”。我看到她们放学后，像拳击手一样摆好架势，涂上凡士林，摘去耳环，穿上锐步，冲向对方。

我在去费城看望祖母的时候，感到了恐惧。你没见过她。我也只见过她几面，但我记得她严厉的态度和粗鲁的声音。我知道，我祖父死了，我叔叔奥斯卡和戴维也死了，并且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我在我父亲身上也看到了恐惧。他爱你，告诫你，甚至偷偷塞钱给我，用以照顾你。我的父亲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中。我从他黑色皮带带来的刺痛中感受到了它。他打我，更多地是出于焦虑，而不是愤怒，他打我，就好像有人会把我偷走一样——因为这正是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出于某种原因失去过孩子，因为街头斗殴，因为犯罪，因为毒品，或因为枪支。有人说，迷途的女孩们像花朵一样可爱，一只飞虫也不忍心伤害。有人说，迷途的男孩通过了普通教育水平考试，正在改变命运。而现在，他们已经远去，他们所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惧。

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故事？在你祖母十六岁时，一个年轻男人敲响了她的家门。他是你姨奶奶乔的男朋友。家里没有其他人。你祖母让那个男人坐下，等乔回来。但是，你曾祖母先一步到了家。她赶走了那个男人。然后，她狠狠打了你祖母一顿，让她一次就记住，失去身体是多么容易。你祖母的确也从未忘记。我记得她在过马路时，紧紧抓住我的小手。她告诉我，如果我松开手，被冲过来的汽车撞死，她会把我打得活过来。我六岁时，母亲和父亲带我去不远处的一个公园。我溜出了他们的视线，找了一个地方玩。他们焦急地找了我好几分钟。当他们找到我时，父亲做了一件所有父母都会做的事情——抽出了他的皮带。我记得我茫然地看着他，刚犯了错就受惩罚，这一切来得这么快，让我很惊讶。后来，我在父亲说的话里听出了这份恐惧：“就算我不打他，那些警察也会打他。”这句话可能救了我，也可能没有。我所知道的只是，这种暴力从恐惧中腾起，就像是火中腾起浓烟。可是，我分不清，父亲的暴力——即使源自恐惧与爱——到底是为我们敲响警钟，还是在出口处把我们呛死。我所知道的是，父亲因为十几岁的儿子顶嘴而扇他耳光，而他们的孩子到街头游荡，所行使的、享受到的也是同样的“公正”。我还知道，母亲把女儿绑在家里，但绳索却无法将她们从年纪是她们两倍的毒品贩子手中拯救出来。而我们，这些孩子，用我们最极致的黑色幽默来应对这一切。我们一边站在巷子里对着空木箱练习投篮，一边嘲笑那个被老妈当着全体五年级学生的面打个半死的孩子。我们坐在5路公交车上，向市里进发，路上闲聊某个女孩的母亲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打她，电缆线、电源线、瓶瓶罐罐、平底锅。我们大笑，但我知道我们深深恐惧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我们的父母绝望地求助于鞭打，就像苦修者在瘟疫年代求助于自虐。

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巴尔的摩，身为黑人就相当于赤身裸体面对世界的狂风暴雨，在枪、拳头、刀、毒品、强奸和疾病面前毫无遮掩。我们的赤裸却不是社会之错，也不是社会之疾。我们的赤裸恰恰是政策所有意追求的结果，是数世纪以来被迫生活在恐惧之下的人们意料之中的结局。当时，法律没有保护我们。如今，我的孩子，在你的时代，法律会成为拦下来搜查你，也就是进一步侵犯你身体的借口。我们的社会保护某些人，把他们安置在学校安全的象牙塔里，政府为他们提供家庭贷款，他们还有祖上遗留的财产，但是，为你，社会只提供了一个“刑事司法俱乐部”，在那里它从不能实现承诺的正义，却非常善于制造黑暗。不管你怎么去描述这一切，结果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刑事暴力，我们极为脆弱。至于这些暴力的代理人(警察)是白人还是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处境，重要的是使你的身体容易受到伤害的体制。

这些造就我们处境的力量，这一系列重大的转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一步步展现。变化一直在继续，并且很可能到我死时也不会停止。十一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7—11便利店门口的停车场上，看到一群大男孩站在街头。他们对着一个人大喊大叫、指手画脚。那个人是谁？……另一个男孩，很小，和我差不多大。他站在那里，勇敢地高举、挥舞着他的双手，脸上甚至带着笑容。他那天教会我一件事，这件事他可能早已熟记于心：他的身体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不知道是谁教会了他。是各种所谓福利计划、酗酒的继父、被警察打成脑震荡的哥哥，还是被关在市里的看守所的表弟？他寡不敌众有什么关系，既然整个世界早已针对他，人数又有什么要紧？这是一场对自己身体的争夺战，也可能是事关他整个人生的战争。

我在那里站了几秒钟，惊叹于大男孩们不凡的时尚感。他们都穿着滑雪夹克，这种夹克，在我的少年时代，是母亲从9月开始加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累积起来，最终到圣诞节才从商店里包装好带回家的东西。我注意到一个浅肤色、长脸、小眼睛的男孩。他正瞪着站在我身边的另一个男孩。时间不到下午三点。我当时在上六年级。学校刚刚放学，还不到早春的争斗季。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谁能告诉我？

小眼睛男孩把手伸进他的滑雪夹克，掏出一把枪。回想这一幕，一切以最慢的慢动作进行，慢得像我在做梦。那个男孩站在那里，炫耀着他的枪，他慢慢地拔出枪，插回去，又拔出来。在他小小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澎湃的愤怒，似乎在一瞬间，就可以焚尽我的身体。那是1986年。那一年，我感到自己淹没在谋杀新闻里。我发现，这些谋杀并没有特定目标，而是落到了祖母辈的女士、参加教师家长联合会的母亲、辛劳的大叔和快乐的孩子头上——毫无征兆也毫不留情地落到他们头上，像天上的大雨。我在理论上知道这些事，却从未能在事实上理解，直到小眼睛男孩站在我面前，把我的整个身体掌控在他的一双小手之中。男孩并没有开枪。他的朋友拉住了他。他也没有必要开枪。他在那个过程中已经确立了我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他让我知道，我随随便便就会被选中。那天，我坐地铁回家，独自回想这一幕。我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告诉老师。如果我对我的朋友讲述这件事的话，也会用极度兴奋的语气，来遮掩在那一刻袭上心头的恐惧。

我记得当时令我震惊的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在只有几个男孩的场合，死神竟然像雾一样凭空翻滚而来。我知道，我居住的巴尔的摩西区、我的表兄弟居住的费城北区，以及我父亲的朋友居住的芝加哥南区组成了一个世界。可是，超越苍穹，经过小行星带，有另外的世界，在那里，孩子们不会经常为他们的身体而担心。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在我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大电视机。傍晚，我会坐在电视机前，见证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那里的白人小男孩集齐了所有橄榄球卡，他们唯一的愿望是交往一个广受欢迎的女朋友，他们唯一的担心是触碰到毒栎。那个世界无穷无尽，位于城郊，由炖肉、蓝莓派、烟火、冰淇淋圣代、洁净的卫生间组成，在树木繁茂的后院里，小玩具车绕着溪水和小山奔驰。对比我的现实世界与这些事物，我逐渐明白，我的国家是一个星系，这个星系从喧嚣的巴尔的摩西区延伸到贝尔维迪尔先生的快乐狩猎场。我惊异于太空另一个区域与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知道，在美国星系属于我的、黑人的那一部分，身体被强大的重力所束缚，而自由的另一端，却不是这样。我知道，有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保护着这个界限。我感受得到，却还理解不了，另一个世界与我之间的关系。我在此中感觉到了宇宙般巨大的不公和切肤的残酷。于是，我渴望，持续而不可抗拒地渴望，打破身体的枷锁，获得逃逸这个星系的速度。

你是否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渴望？你的生活与我的截然不同。那个巨大、真实、完整的世界，你已熟知。你没有必要借助新闻，因为你已经近距离地亲眼看到了美国星系及其居民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家庭和爱好。黑人总统、社交网络、无所不在的媒体，以及随处可见的、留着天然鬈发的黑人妇女，我不知道，伴随这些一起成长意味着什么。我所知道的是，在他们释放杀害迈克尔·布朗的凶手时，你说，“我要回自己房间了”。这句话刺痛了我——虽然我们成长的世界不同，但在你这个年纪时，我的感受和你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缠绕着我们的危险。你仍然以为，不公只存在于“迈克尔·布朗”。你还没有开始苦苦反思你的那些幻想和故事，还没有发现我们周围随处存在的掠夺。

在我有能力发现之前，在我有能力逃离之前，我必须活下去。这意味着我只能冲上街头，当然我指的不是实体的街区，也不仅仅指在里面生活的人，而是指从沥青路面腾起的一系列致命谜题和奇怪危险。街头把普通的每一天变成了一个接一个艰涩的难题，每一个错误的答案都可能会招致一顿殴打、一次枪击或被迫怀孕。没人可以幸免。而从持续的担惊受怕和濒死生活中升腾起来的狂热也令人心惊。说唱歌手说自己迷恋“街头”或爱上“游戏”，这就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我想，他们感受到了与高空跳伞、攀岩、定点跳伞及其他形式的险中求生一样的极限感觉。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兄弟们”说“控制”一个城市，我从来不相信他们，更别提“拥有”一个城市了。我们从未规划过街道；我们没为它们花过钱；我们没有维护过它们。尽管如此，我还是出现在街头，与所有其他人一样，负有保护我自己身体的责任。

帮派——那群将恐惧变成了愤怒的年轻人——是最危险的。帮派成员在他们的街区游荡，大喊大叫，举止粗鲁，因为只有凭借喊叫和粗鲁，他们才可能感受到一点安全和力量。他们会打掉你的下巴，踩着你的脸或向你开枪，来感受力量，并且陶醉在自己身体的威能之中。狂野的沉醉，惊人的暴行，让他们扬名。模仿在蔓延，暴行在重复。所以，在我的巴尔的摩，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要经过樱桃山，你最好绕道而行，北大街与普拉斯基街交会处不是一个十字路口，而是一场风暴，它结束时留下满地瓦砾。在这样的情形下，街区的安全无从谈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身体安全也受到波及。比如，你离乔乔远远的，因为他是墨菲家园头领基翁的表弟。在其他城市，在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地方，街区为其他人占领，帮派成员更换了名姓，但他们的目的没有改变：通过打断别人的膝盖、肋骨和手臂证明他们的街区、他们的身体不可侵犯。这种做法非常普遍，直到今天，在那个时代、那个城市成长起来的黑人还可以清楚地告诉你，哪个帮派控制着哪片街区，所有帮派头目及其表兄弟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事迹。

为了在街区生存下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包括点头和握手这些基本要素的身体语言。我记住了严禁入内的街区的名单。我可以分辨出要开打的气味和感觉。我明白了，“矮个儿，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自行车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问句；“哟，你找过我表弟麻烦？”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指责，也不是一个误会。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左腿弓，右腿蹬，双手握拳护住面门，一手稍高一手稍低，比划成敲锤子的样子。当然也有另一种答案：一跃而起，穿越小巷，跳进后院，经过年幼弟弟的房门，进入自己的卧室，从羊皮外套中、床垫下或阿迪达斯鞋盒里拿出“工具”，然后叫上自己的表兄弟(其实并不是真的表兄弟)，在当天回到同一个街区对着同一群人大喊：“哟，黑鬼，现在怎么样？”学习这些规矩的过程历历在目，比学习色彩和图形的记忆还要清晰，因为这些规矩对我的身体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你虽然熟悉这些老规矩，但是它们对你，远没有对我那么重要。我相信你偶尔也要应付地铁上或公园里的无赖，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每天，大脑的三分之一在考虑着上学与谁同行，同行人的数量，走路的步态，微笑点头的次数和对象，谁友好地给了我一拳而谁没有——这些细节都说明了我遵循街头文化，一种与身体安全紧密相关的文化。我并不怀念那样的日子。我不想让你变得“强硬”或“痞气”，也许是因为我获得强硬性格的过程并非出于自愿。我想，我一直或多或少知道它的代价。我或多或少知道，我潜意识中明白，三分之一的大脑应该考虑更加美好的事情。我想，我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力量，莫名却巨大，夺走了我的……什么？时间，还是体验？我想，你隐约知道三分之一的大脑可能做的事情，我想这也许就是你比我更想要逃脱的原因。你已经看到了社会金字塔上层的美妙生活，也明白你与特雷翁·马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距离，所以，特雷翁·马丁案吓不倒我，却一定让你恐惧。你已经看到了，当你的身体被他们摧毁，你将会失去的一切。

街头危险不是我唯一面对的难题。如果说街头绊住了我的右腿，绊住我左腿的就是学校。理解不了街头危险，你会立刻送命，而理解不了学校，你会缓慢死亡。两者都掌握着我的命运，但我更痛恨学校。街头规矩没什么神秘，它们不讲道德，只求实用。你参加派对时要和别人结伴而行，就像下雪天要穿靴子，或者下雨天要打伞。你每次去摇摇乐烤肉店、搭乘去市区的公交车都会面临危险，街头规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这些巨大的危险。但是，学校规矩的指向却遥远而模糊。长辈告诉我们，学校的规矩是为了让我们“长大，成个人物”。但那意味着什么？“成个人物”和死记硬背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我的城市巴尔的摩接受教育，通常意味着带上2号铅笔，安静地学习。好好学习的孩子排成一排沿走廊右边走，想去洗手间时会举手，得到老师允许后再去。好好学习的孩子从不找借口，当然也没有什么童年。这个世界没有给黑人男孩女孩留出享受童年的时间。学校更不会。代数、生物、英语等等与其说是课程，不如说是对你身体的规训，它们要求你记笔记、严格遵循指引、牢记这个世界的抽象法则。所有这些，我都感觉很遥远。我记得，七年级时在法语课上，我根本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坐在那里。我不认识法国人，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会认识他们。法国是飘荡在另一个星系、围绕着另一颗恒星运行的巨石。它所在的天空我不会见到。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要坐在这间教室里？

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小时候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但学校根本不关心你好奇什么，学校关心的是你听不听话。我也遇到了几个自己喜欢的老师。但我很难说自己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我高中毕业、大学辍学好几年之后，纳斯写的歌词打动了我：

摇头丸、可卡因，你说它是爱好，它是毒药；

我上学的学校应该被烧掉，它是毒药。

这两句话真切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到学校在隐藏着什么东西，用虚假的道德毒害着我们，使人有眼不能见，有口不能问：为什么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另一端是对我们——只有我们——身体的侵犯。这种担心并不夸张。当长辈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时候，他们不会告诉我们那是个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会说那是一种逃离死亡与牢房的手段。在高中辍学的黑人男青年中，足足有百分之六十会进监狱。这应该是国家之耻。但事实上却不是，我没有办法查证数据或考证那时的历史，但我感觉到，学校解释不了巴尔的摩西区的恐惧。学校没有告诉我们真相，反而掩盖了它。也许真的只有把学校烧个干净，真相才能大白于世。

我不适合学校，且千方百计地让自己不适合学校，又没有混迹街头的精明，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出路，事实上，别人也一样。无所畏惧的男孩女孩摩拳擦掌，叫来表兄弟和其他人，如果可能，还会带上枪，他们似乎掌控着街头。但当他们十七岁离开父母的家，发现美国其他人也有枪和表兄弟，他们对世界的了解达到了最高点。母亲一边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28路汽车，一边打骂着三岁的孩子；街角的男人满嘴脏话，对一个年轻女孩大喊大叫，因为她不会微笑——我在母亲的脸上、男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他们中有些人站在酒馆外，等着有人施舍几美元，好去买瓶酒喝。我们会给他们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让他们收下。他们会冲进酒馆，抱着红牛、疯狗酒或思科酒出来。然后，我们会走进一个人家里，他的母亲上夜班，我们弹唱一曲《去他妈的警察》，一同饮酒致青春。我们再也无法逃离。我们行走的地面满是荆棘；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毒气；我们喝的水阻碍我们成长。我们无法逃离。

在我看到小眼睛男孩掏出枪一年之后，父亲因为另一个男孩偷了我的东西，打了我一顿。两年之后，他又因为我威胁九年级的老师，打了我一顿。不够暴力会让我失去身体；过于暴力也会让我失去身体。我们无法逃离。我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很招众人喜欢，却极其胆小。我莫名地隐隐感觉到，一个孩子注定过这样的一生，注定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极大的不公。那么，恐惧源自何处？街头与学校的烟幕后到底隐藏着什么？2号铅笔、没有上下文的动词、毕达哥拉斯定理、握手和点头便决定生死，它们组成了世界与我之间的帘幕，这意味着什么？

和很多人一样，我无法让自己躲进教堂和它的神话。我父母拒绝接受任何教条。我们蔑视那些希望成为白人的人推销的节日。我们不会为他们的国歌而起立；我们不会在他们的上帝面前下跪。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温良人必承受地土”于我毫无意义。在巴尔的摩西区，温良人被围殴；在沃尔布鲁克枢纽，温良人被践踏；在公园高地区，温良人被毒打；在巴尔的摩市看守所的淋浴室，温良人被强奸。我对宇宙的理解是实体上的，而它的道德轨道却向混乱的方向弯曲，然后结束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小眼睛男孩掏出枪是想告诉我，他是一个有力量控制我的身体、让我成为历史的人。恐惧统治着我身边的一切，和所有黑人一样，我也知道，这种恐惧与外面世界的美国梦相连，与无忧无虑的孩子们相连，与派和炖肉相连，与晚上涌进电视的白色围栏和绿色草地相连。

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宗教没有告诉我答案；学校没有告诉我答案；街头文化也没能帮助我看穿每日的争斗，找到答案。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男孩，也是这样顺着本性长大的。我四岁的时候，你的祖母就开始教我识字。她还教我写作。写作不是把一群句子简单地组成一个段落，而是把它们变成一种探求的手段。当我在学校里遇到麻烦(事实上这频繁发生)，她会让我把它写下来。写作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在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也感到有必要讲话？为什么我不认为老师应当受到尊重？当我正在说话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如何表现？下一次我在课堂上想要和朋友说话时，应该怎么做？我也给过你同样的任务。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想以此来约束你的行为——它也没有约束过我的什么行为——而是因为，这有助于早期的自省和自我觉醒。你的祖母不是在教我如何在课堂上遵守规矩。她是在教我如何无情地审视那个最容易引发同情、最容易被原谅的主体——我自己。结论是：我也不是无辜的。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并不是经久不衰的美德。当我认识到我是个普通人，那么其他人一定也是这样。我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好与坏的动机混合在一起，是否影响了他们讲述的故事、建造的城市以及这个据称是上帝赋予的国家？

现在，这些问题日日灼我心肺。你祖父搜集了很多书，它们成了我的研究资料。他那时在霍华德大学穆尔兰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担任研究馆员，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洲文献馆之一。你祖父爱书，至今仍是书痴。书摆满了房间，关于黑人、黑人写作和为黑人而写的书，书架已经放不下，甚至整个客厅也放不下了，只能打包堆放在地下室里。父亲曾是黑豹党马里兰分会的主席。我阅读了父亲的所有关于黑豹党的书以及他收藏的旧党报。我被黑豹党的枪所吸引，因为他们的枪看上去是诚实的。黑豹党的枪诠释了这个国家，诠释了它如何建立城市和街道，如何用蛮横的警察保护它们，诠释了它的主要语言——暴力。我将黑豹党与学校里塑造的英雄形象放在一起，发现那些所谓英雄男女与我所知的世界格格不入，甚至荒唐可笑。

每年2月，学校都会仪式性地组织学生召开回顾民权运动的集会。老师鼓励我们学习争取自由的示威者、自由乘客和自由之夏，不看足黑人在电影里被殴打的光荣画面，这个月似乎就不能过去。电影里的黑人好像钟情于生活中最糟糕的事物——喜欢撕碎他们孩子的狗，喜欢抓挠他们肺的催泪瓦斯，喜欢冲开他们衣服、让他们扑倒街头的水枪。他们似乎喜欢强奸他们的男人、诅咒他们的女人、向他们吐口水的孩子、将他们炸飞的恐怖分子。学校为什么让我们看这些影片？为什么只有我们的英雄推崇非暴力？我不是在谈非暴力的道德性，而是说为什么黑人特别需要这种道德。那个时候，我只能通过自己有限的阅历来评价那些爱好自由的人。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评价参照的是在7—11便利店停车场掏出手枪的孩子，手里拿着电源线的父母，还有嘴里喊着“哟，黑鬼，现在怎么样”的人。我评价他们，参照那个我了解的国家，它通过杀人占取土地，通过奴隶制驯服人民；它向世界各地派出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统治。世界，那个真实的世界，是由野蛮手段保障和统治的文明。那些所谓英雄男女的价值观事实上为社会蔑视，学校为何硬要为他们提升身价？学校本来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还能怂恿我们走上巴尔的摩的街头，然后妄谈非暴力？

我开始觉得，街头和学校越来越像野兽的两爪。一只拥有国家官方权力的支持，而另一只则具有潜在的约束力。但两者握有同样的武器——恐惧和暴力。在街头跌倒，帮派会乘机抓住你，夺取你的身体。在学校表现不佳，你会被停学，扔回街头，然后被帮派夺去身体。并且，我开始觉得，在野兽的两爪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在学校受挫的人，在街头被毁也是顺理成章的。社会会说，“他应该留在学校”，以此撇清责任。

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是不是高贵的，并不重要。忘记意图吧。不管是机构还是它的代理人，对你的“意图”都是次要的。我们的世界是现实的。学会防守——忘掉头脑里没用的东西，关注自己的身体。很少有美国人会直接宣称，他们赞成黑人被抛弃在街头。但非常多的美国人会尽一切可能来保全美国梦。没有人直接宣称过，学校就是为了使失败与毁灭神圣化。但许多教育者会谈论“个人责任”，而他们所在的国家却建立在“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并由其维持。使用“意图”和“个人责任”这套话语是为了宽泛地推脱责任。错误总会犯；身体被毁灭；人们被奴役；我们的意图是好的；我们尽力了。“良好意图”是直面历史的护身符，也是守护美国梦的一粒安眠药。

对学校里讲的故事作无止境的追问，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如果不问个为什么，再对答案进行追问，似乎就有些不对劲。我也拿这些问题来问我父亲，但他经常拒绝提供答案，只是让我去读更多的书。我父母通常让我远离二手答案——即便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那些。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过让自己满意的回答。但不断地提出问题，问题本身就会得到细化。这就是旧时思想家所说的“政治觉醒”，它既是一系列行为，也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持续的追问、作为仪式的追问、作为探索方式的追问，而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于是，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黑人历史教育月里公然宣传的暴力是国家的基础，它与“哟，黑鬼，现在怎么样”体现的私人暴力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暴力不是魔法造就的，而是指向一致的、精心设计的。

但所谓设计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何？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必须向外探求……但向什么地方寻找？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因为它们是门缝里透出的光，也许穿过那扇门就是另一个世界——挥之不去的恐惧支撑着美国梦，那是一个没有这种恐惧的世界。

在这政治意识不断增强、密集追问的时代，我并不孤独。20世纪60年代埋下的种子，为很多人所遗忘，但又破土而出、开花结果。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死去，却在一次他那些幸存下来的信徒的小型集会上突然出现，回到这个世界。嘻哈歌手在歌词中引用他的话，把他的演讲片断融入歌曲，在短片中闪现他的头像。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快要离开父母，还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如果要我为那时树一面旗帜，旗上会绣有马尔科姆的肖像——穿着商务西装、打着领带，一手拉开窗帘，一手拿着步枪。这画面传达了我想要的一切——矜持、智慧、无畏。我会走到北大街面向黑人的大众书店，买录有马尔科姆演讲的磁带——《致草根阶层的一封信》、《选票还是子弹》，然后在我的随身听上播放。在黑人历史月列出的那些英雄们面前，我感到忧虑，这种忧虑凝炼在他的讲话中，很适合引用。“不要放弃你的生命，珍视你的生命，”他会说，“如果你要放弃生命，请让它失去得有价值。”这并不是吹嘘，而是一份平等宣言，不是依靠天堂的天使或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灵，而是基于神圣的黑色身体。你珍视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你的身体，和其他人的一样珍贵，因为你的血液珍稀如珠宝，它不应当被出卖给魔法，出卖给颂扬未知来世的圣歌。你不应把你宝贵的身体丢给伯明翰警长的警棍，或者街头阴暗的引力。黑色是美丽的——也就是说，黑色的身体是美丽的，黑色的头发不应被拉直与染色，黑色的皮肤不应被漂白，我们的口鼻不应成为整形的对象。我们拥有我们美丽的身体，不应拜倒在野蛮人脚下，不应放弃原来的自我，任我们独一无二的自我被亵渎和掠夺。

我喜欢马尔科姆，因为马尔科姆从不撒谎，不像道貌岸然的学校，不像虚张声势的街头，不像梦想者的世界。我喜欢他，因为他平实，从不故作神秘或深奥，因为他的哲学不是建立在恐怖行为和神秘众神的基础上，而是筑基于现实世界的运行。马尔科姆是我知道的第一位政治实用主义者，我听说过的第一个诚实的人。他不关心自己是不是让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舒服。如果他生气，他就会表现出来。他憎恨，因为是奴隶都会憎恨奴隶主，自然得就像普罗米修斯憎恨啄食他肝脏的鸟。如果你打他的左脸，他不会把右脸也伸给你打。他不会为取悦你而伪装成更好的人。他不会为你树立道德标准。马尔科姆在演讲时，像一个自由人，像一个摆脱了想象力禁令的黑人。我认同他。我知道，他对学校的做法很恼火，他本来已差不多注定在街头厄运难逃。但我更相信，他在监狱里学习时找回了自己，相信他出狱后，某种古老的力量帮助他在演讲时坚信身体属于他自己。“如果你是黑人，你在监狱里出生。”马尔科姆曾说。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这是真的，我曾不得不绕开一些街区，我曾在放学路上小心翼翼，以免被抓到，我不能掌控我的身体。也许我也可以自由地生活。也许我也可以行使那唤醒先祖的古老力量，纳特·特纳(Nat Turner)、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南妮(Nanny)、库乔(Cudjoe)和马尔科姆身上就有这种力量，从此坚信我的身体属于自己，并抱有这样的信念说话——不，做一切事。

那时，我想，像马尔科姆一样，我也会通过读书、独自学习和研究完成自我改造。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写出有影响的东西。一直以来，我的阅读与写作都超出了学校划定的范围。我也随便写过糟糕的嘻哈歌词、糟糕的诗歌。那个时候，社会充斥着怀旧的氛围，人们希望返璞归真，在我们疯狂冲出过去、进入现代美国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自我被落在了身后。

我们失去的东西，失去的那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解释街角的少年以及“有孩子的孩子”。它解释了所有事，从吸毒成瘾的父亲、艾滋病到迈克尔·杰克逊漂白的皮肤。我们失去的东西与对我们身体的剥夺有关，事实上，任何对我们自身、保护我们的双手、支撑我们的脊梁、指导我们的头脑的觊觎都是非分之想，我们都应去抗争。那是在百万黑人大游行发生两年前，我几乎每天都播放艾斯·库珀(Ice Cube)的专辑《死亡证书》(Death Certificat)：“让我过我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继续过我们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把生命奉献给黑人民族的自由与救赎。”我每个星期都会看纪录片《民权之路》(Eyes on the Prize)关于黑人权力的那几集。父辈的阴影、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牺牲索绕我心；马尔科姆的牺牲、阿提卡监狱暴动事件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牺牲索绕我心。我不能释怀，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把自己留在了过去，然后被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项目(COINTELPRO)、黑人迁徙和毒品摧毁，而到了现在流行可卡因的时代，我们所剩下的只有恐惧。也许我们应该退回从前。这就是我从“做你自己”的呼吁中听出的含义。也许我们应该回归自我，回归我们原本的街道，回归我们自己的粗俗，回归我们的鬈发。也许我们应该回到黑人麦加。

我唯一的麦加，是并且永远是霍华德大学。很多次，我都试图向你解释。你说，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但我不确定黑人麦加的力量——那个神圣的麦加——是否可以转化为你兼收并蓄的新生代语言。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应该被转化为你的语言。我的责任是告诉你我走过的道路，然后让你走出自己的路。你不可能是像我一样的黑人，正如我不可能是像你祖父一样的黑人一样。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即使是像你这样见多识广的男孩，也会在霍华德找到些什么——一个根基，哪怕是在现代也需要；一个港口，足以抵御美国风暴。当然，我因为怀旧和传统而存在偏见。你的祖父在霍华德大学工作，你叔叔达马尼、孟尼利克和姑姑克里斯、凯利都是从霍华德毕业的。我在那里认识了你的母亲，你叔叔本、卡米拉和阿姨查纳。

我被霍华德大学录取，却是那个神圣的麦加成就和塑造了我。霍华德大学与黑人麦加，两者相连，却不尽相同。霍华德大学是高等教育学府，关心的是LSAT、优异的成绩和优等生。而黑人麦加却是一部机器，其功能是捕获所有非裔美国人的黑色力量，将它们集中起来，并注入学生体内。黑人麦加的力量源于霍华德大学的历史传统，它在吉姆·克劳时代几乎垄断了所有黑人人才。历史上其他黑人学校像散落在旧邦联大荒原的城堡，而霍华德大学却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巧克力城——所以，它同时接近了联邦权力和黑人权力。结果是造就了一代代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校友和教授——查尔斯德鲁·、阿米利·巴拉卡、瑟古德·马歇尔、奥西·戴维斯、道格拉斯·威尔德、戴维丁金斯·789、露西尔··克利夫顿、托尼莫里森、 夸梅·图雷。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与校友、教员一同创造了那个神圣的麦加——散居各地的黑人汇聚的路口。

我第一次见证这股力量是在中庭，那是校园中心的公共绿地。学生们聚集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形态不同的自己。一身商务西装的尼日利亚贵族后代和穿着紫色风衣、棕色添柏岚牌靴子的光头们握手、拥抱致意；非洲卫理公会牧师的有着浅褐色皮肤(high-yellow)的后代和欧西里斯与阿塞特协会的教士辩论；成为穆斯林的美国加州女孩好似获得重生，穿着长裙，戴着头巾；还有庞氏骗子、基督教信徒、教会狂热分子和数学天才。这就好像在听一百首不同的《赎罪之歌》，每一首都有独特的音色和旋律。而弥漫在这一切中间的是霍华德大学自身的历史。我知道，我事实上是在沿着托尼·莫里森和佐拉·尼尔·赫斯顿、斯特林·布朗和肯尼斯·克拉克等前辈的足迹前行。一代代来自不同地方的黑人汇聚在这麦加，塑造了它兼容并包的氛围，在校园中漫步二十分钟就感受得到。有些学生站在拳王阿里向上一代人发表反越战演讲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馆前闲谈，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多样性；有些学生站在唐尼·海瑟威(Donny Hathaway)曾演唱、唐纳德·伯德(Donald Byrd)曾召集众人的艾拉·阿尔德里奇剧院旁边，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史诗的新篇章。一些学生走出来，用萨克斯、小号和鼓，演奏着《我所钟爱之事》或《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另一些学生则站在阿兰·洛克大厅前的草地上，穿着粉红和绿色的衣服，吟诵、歌唱、跳顿足舞、拍手、踏着舞步。还有一些人与他们的室友从塔布曼方院走出来，带着跳绳，准备玩花式跳绳。一些人从德鲁宿舍楼出来，斜戴着棒球帽，背着单肩包，陶醉于节奏口技的动人细节和旋律。一些女孩坐在旗杆旁边，苇编手提包里装着贝尔·胡克斯和索尼娅·桑切斯的书。有些男孩最近给自己起了约鲁巴语的名字，他们引用弗朗茨·法农的话追求这些女孩。一些人在学习俄语。一些人在骨骼实验室学习。他们是巴拿马人。他们是巴巴多斯人。有些人的故乡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但他们每个人都热情四射、才华横溢、引人瞩目，甚至别具异国情调，虽说我们来自同一个族群。

黑人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现在可以看清，它并不是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世界的底片。“白人美国”是为了保护占有和控制黑人身体绝对权力而结成的集团。这种权力有时是直接的(私刑)，有时是隐含的(拒绝提供贷款或保险)。但不管它的表象是什么，身为白人之信念的核心是占有和排除他人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白人”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直头发、蓝眼睛的人当然会一直存在下去，他们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一部分直头发、蓝眼睛的人也曾是“黑人”，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有很大差别。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世界的蕃篱，它是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强加给我们的。他们热衷于奴役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他们发明了一滴血原则，区分了“白人”与“黑人”——尽管这意味着他们蓝眼睛的孩子也要在皮鞭下生活。这就导致了黑人民族的诞生，他们的外貌千差万别，他们的人生故事各不相同。通过黑人麦加，我看到了我们属于不同的政体，我们四海为家。黑人散居的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而更多的是西方世界本身。

现在，那些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后代不可能直接承认这种传承或预料到其威力。因此，马尔科姆号召我们保护的黑人之美，从未在我小时候看到的电影、电视和课本中得到公开宣扬。所有重要人物，从耶稣到乔治·华盛顿，都是白人。这就是你祖父祖母不让家里人看《人猿泰山》、《独行侠》，或买有白色面孔的人偶的原因。他们是在反抗，反抗历史书里煽情地将黑人冠以各种“第一”——第一个黑人五星上将、第一个黑人国会议员、第一个黑人市长，反抗那种类似于“棋盘问答”的、莫名其妙的归类。严肃的历史是西方的，西方的就是白人的。小说家索尔·贝娄一语中的。我记不清具体是在何时何地看到了这句话——只记得那时我已经就读霍华德大学。“谁是祖鲁人的托尔斯泰？”贝娄打趣说。托尔斯泰是“白人”，所以，托尔斯泰“很重要”，正如其他所有东西，只要是白的都“很重要”。这一观点与世代相传的恐惧和被剥夺感相关。我们是黑人，不在可见光谱之内，被排斥在文明之外。我们的历史是劣等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劣等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劣等的身体。我们劣等的身体不可能享受与建构西方文明的身体同样的尊重。如果我们的身体被驯化、改进，用于基督教的正当目的，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