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

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我们的回忆竟然大相径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八十年代末，地点是济水河过的小广场。那天的中午，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叫声。她拉了我一下，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一首描述罪愆、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的诗篇。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唯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我们最喜欢你念的最后几句，够劲、解气。”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够劲”、“解气”的那几句，意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有趣的是，他们记错了，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诗句”，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费边听他们讲完，脸上浮出了笑意，随即甩出一个警句：“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她将一瓶酸奶递给费边，说：“我也喜欢马拉美，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另一首诗，《纯洁，生动》。”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他看着她，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你说得真好。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这时候，掌声和喊叫声又响了起来，将他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

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十分钟左右。我记得他很匆忙，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得先走一步。临走，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有空儿，请过来说说话。”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对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读二流的诗思考问题，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他的口才真好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用食指推了推眼镜。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的鼻梁有点高，镜架搭上去，就像骑士双腿叉开坐在马背上一样。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

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九十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的，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和微冲一起借来的），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尤其是费边）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我说，这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记下来：

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

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耍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在性行为和V2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当然，差别还是有的。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V2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

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

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互相传看一下。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并交到了他的手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是我和费边的。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是因为我后来又听他说过几次。那其实是但丁《神曲》里的两句诗：

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

这一天，在随后的发言中，费边对《天堂篇》中的这两句诗还作了一番解释。就我所知，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彩陶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在费边看来，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器皿。在一首诗中，费边写道：

空洞的彩陶是满的

它装满了时间

土黄色的纹饰是绿的

时间是它的枝叶

什么都谈，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有一段时间，一些搞经济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人多了，一般的客厅也就盛不下了，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移步换形，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进入了交谈。关于农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人们都谈得唾液乱飞。但待在郊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遇到刮风下雨，事先定好的日期就得变动；一些老弱病残者，骑车跑那么远，每次都累得半死。好在这个时候，一些凑热闹的人已经很少来了，剩下的人，较大的客厅已经装得下了。费边的朋友和同事，一个名叫韩明的人，提出聚会可以放到费边的客厅里搞。他的提议正中费边的下怀，费边早就想为朋友们多出点力了。费边对大家说，他是个单身汉，母亲住在姐姐家里，自己的住房很宽敞，他完全有能力干好后勤工作。他还表示，他要马上找民工，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让客厅更敞亮一些。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最后的那几次聚会确实是在费边的客厅里搞的，费边的后勤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费边后来对我说：“你看，我摇身一变，就成了边缘的中心，算下来，那可要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啊。”

费边的房子位于这座城市的黄金地段，濒临济水河。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黝亮的河水流动时，形成的小小波浪，和碧海中的波浪仍然具有同一性。就像上海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作为这里的长期住户，费边谈起济水河的时候，常常没有多少好话。我们刚移师到费边那里的时候，济水河边正是一副锣鼓喧天、旗帜招展的景象。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正在那里疏浚河道，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他们伐掉高大的悬铃木，扩展广场，修建舞榭亭台。这些东西都成了费边的话柄：

这是世纪末最杰出的行为艺术：死马当做活马医，臭椿当做香椿吃。广场是权力的象征，众多的小广场是大广场无数的繁殖。而那些舞榭亭台，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乖乖地逃避真实的命运。

费边对朋友们说，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费边的朋友韩明说，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有时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走。

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谈米沃什，谈布罗茨基，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的两样礼品：粪便和玫瑰。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二流时代的叛臣逆子）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逸事，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位有趣的皇帝，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不事抵抗，只在那里逗弄小鸡。“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数并能作出艰难选择的人，”费边说，“在缴械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心中充满喜悦、寂寞和自由。”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本质性”事件，使大家在严肃的讨论中，放松一下神经。有一次，韩明和一个写《论语新注》的人吵了起来。那个人事先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新注带来，供大家讨论，可临到出门的时候，却要求派车去接他，韩明是聚会召集人之一，他只好坐出租车去把他接了过来。韩明发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烧得厉害，头昏脑涨”，在讨论中就专和他抬杠。如果不是因为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两个胖子就要像相扑选手那样扭到一起了。费边并不上去拉架，他有办法制止他们。他向别的人提起了一个梦，世上最有名的脱星麦当娜做的一个春梦。在梦中，麦当娜和罗慕洛斯大帝的现代传人戈尔巴乔夫做爱，在高潮上下不来。“赖莎在旁边吗？”有人问。费边说：“你们可以去问韩明，他知道得比我清楚。”韩明说，他是从录像带上看的。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下次再看的时候，一定会格外留意。韩明顾不上和那个人吵了，他现在忙着给朋友们解释他看到的精彩镜头，并提议大家来讨论讨论那个有趣的梦。话题至此转换了。“世俗欲望”、“大众传媒”与“集体迷幻”、“性的深层本质”，这些词语立即从舌面上跳了出来，蹦上了桌面。就像一群猫见到了被夹住的一只老鼠，每个人的声音，都那么有力、那么欢快。刚才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最后那两次聚会，这些精英们讨论的是怎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他们决定先办一份杂志。既然已经到了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那就有必要把每个人的思想都收割一下，存到谷仓（杂志）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炒作”的词，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开了，大家都说，这事要好好操作一下，首先得起一个能叫得响的刊名，然后制定一个有弹性的编辑方针。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杂志搞出来，有人建议可以请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编辑来一起讨论。这个请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交际多、门路广的韩明头上。“你可别又领来一堆女人，”一个研究西马的人对韩明说，“这是正事，不能瞎闹。”

好像专门要和那人抬杠似的，韩明那天领来的又是个女人。韩明显然料到别人会偷偷质问他。因此，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先把那个女人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说，她曾是一个校园歌手，因为男朋友死了，就主动退学了。

所有与死亡有关的爱情故事，在九十年代，都带有神话的气息，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不信，你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肃穆，包括那个反神话论者。

这是费边后来向我转述的他当时的分析和观察。韩明那套话还真是管用，大家都饶了他。那个女孩在韩明说话的时候，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套印有许多暗红色方格的裙子，像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发。和韩明的解释相配套，她也显得很悲戚，脸色有如晨霜。如果不是事先规定好了议题，我想，那次聚会的主题就变成爱情和死亡了。

开始给梦想中的杂志起名字了。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有许多好名字、怪名字。起名字是有学问者的强项，可以充分显示大家的视阈、才学是怎样的广漠和不同凡响，大家的脑子转得有多快。每个人露了一手，有人建议叫《远东评论》，有人建议叫《日常生活》。反对这两种命名的人，说刊物不妨就叫做《反对》或《命名》。《反对》也遭到了反对，提出反对的是一个小说家，他建议用与刊物毫不相干的事物来给刊物命名，比如可以命名为《企鹅》。有人提出可以叫《蛋黄》，有人顺着“蛋黄”的思路往下走，说可以叫《变蛋》……提出来的名字，足足记满了六十四开本那么大的一张稿纸。作记录的是费边，他用的不是钢笔，而是新买的圆珠笔，以免抒写工具发生缺水一类的故障。在记录的时候，费边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分析、联想、臧否、推敲。“既然可以有各种命名，那就说明它其实无法命名，干脆就叫《无法命名》得了。”他插了一句。

在所有的名字当中，我就觉得《蛋黄》比较有意思。蛋黄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由蛋黄可以想到鸡蛋。任何事物都可以比作一只椭圆形的鸡蛋，它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焦点。这是个致命的隐喻：一个焦点可以看成是我们占有的事实本身，另一个可以看成是我们对占有的事实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隐藏在脆弱的蛋壳之内，悄悄发力，使你难以把它握碎。

每一种命名都被由才学和视野编织的筛子过了一遍。到后来，筛子上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龟兔赛跑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乌龟跑出去之后，兔子们说，别急，哥儿们，咱们先在一起分析一下哪个跑道比较合适，速度怎样分配，哪个老兄带头冲刺。最要紧的是，哥儿们得先给跑步的姿势起个像样而且中肯的名字，使它有名有实。

费边的分析和联想被人打断了，大家需要他这个东家也说上几句。因为他正在那里分析，所以他就脱口而出：“既然大家都在分析，那就叫《分析》算了。”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活跃起来了，语言和思维同步，他对随口说出的《分析》这个名字作了一番分析。“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他说，“所有人都在分析，什么都得分析。教师在分析学生，学生在分析校长；病人在分析医生，医生在分析医院；丈夫在分析妻子，妻子在分析情夫；人在分析枪，枪在分析人；人对灵魂作出分析，灵魂对人作出分析；天堂在分析地狱，地狱在分析天堂……”他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分析”这个词就像串糖葫芦的竹签，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事物都串到了一起，然后成群结队地从他的喉咙跑了出来。他说：“学生们在五月风暴中送给阿多诺教授的那两样东西也值得分析。粪便在分析玫瑰，玫瑰在分析粪便。”

“哦，粪便和玫瑰。”费边把这两个词又重复了一遍，既像是在重复诗中的一对孪生意象，又像是在强调他突然想起来的某对诗学概念。他一边说着，一边做着往下砍的手势。那手势并不生硬，带有抑扬顿挫的意味。说完这番话，他刚好走到韩明带来的那个女孩子跟前。那个女孩子现在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仰着脸看他。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戚，有的是崇敬和迷惘，有如午后的向日葵。他的脑子现在正灵着呢，仿佛受一种惯性驱使，他又顺便对她的迷惘作了一番分析：

她迷惘是因为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与她的不幸疏离了。迷惘是记忆和遗忘的交错地带，是忠诚和背叛杂交的花朵。

这一番话他并没有当场说出来，他想，他应该另外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聊聊她的迷惘。他这会儿只是弯下腰，向她表示了一下他对她的迷惘的关切。当然，他没有指出她的迷惘，他用的词是“不适应”：“你是不是有点不适应？来多了，也就习惯了。”女孩没说话。她看了看韩明，又看了看费边，然后浅浅一笑，算是对他的关切的回报。

费边这套精彩的发言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当然，所有人的话都等于白说了。为了不耽误议程，大家先把命名的事悬置了起来，开始讨论编辑方针和编委会的设置。方针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那就先讨论编委问题吧。有人说，这事也没有必要啰嗦，轮流坐庄就行了，要不就抓阄。这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说这话时，人们口气轻松，表情俏皮。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其实已对这份杂志不抱什么希望了。

它还没有开花，就已经要凋谢了，果实只在人们的梦中漫游。

有一个翻译家，刚才钻在厕所里，没有听清人们的议论，他出来之后，提议大家为刊物集资，并率先捐出了几张大团结（钞票）。别的人也只好去掏口袋。这样一来，一些钢镚就在地上滚来滚去，互相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费边跑进书房拿出了一只彩陶，将钢镚收到了一起。他对朋友们说：“我可以拿出一笔钱，先把第一期印出来。”说这话的费边，颇有点舍我其谁的味道。人们都愣了，愣了一会儿，才像鸭子那样齐刷刷地扭过头，去看拎着彩陶站在客厅一角的费边。就在人们这样看他的时候，那个由韩明引来的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将蹲在地上捡起来的一把硬币，丢进了彩陶壶。

几年之后，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当各种戏剧性情景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真集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的婚宴上，我看着费边，又想起了杜莉往他的彩陶壶里丢钢镚的事儿。费边那天喝得不多，他一直在讲话。刚和新婚夫妇开过玩笑的费边，现在又给同桌的一对恋人讲起了柏拉图的“爱情说”。“柏拉图？不就是那个提倡意淫似的精神恋爱的人吗？”那个男的一边剥虾仁一边说。费边摇摇头，说：“朋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柏拉图‘爱情说’的核心恰恰是和受伤的肉体有关的。”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了。果然，他又讲到了蚯蚓、人和上帝。他说：“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最早的人就像蚯蚓，是雌雄同体的，后来，上帝从上到下把它劈成两半。人有多高，那伤口就有多长。人必须到处跑，寻找正在别处漫游的另一半，使那伤口愈合。来啊，让我为你们成功的漫游干杯。”那一对恋人爽快地把杯中的酒干掉了，而费边却滴酒未进。柏拉图的那个爱情说，原来是被他拿来劝酒的。

费边对往彩陶壶里丢钢镚的杜莉也说过这样一番话。当然不是在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说的。虽然她第一次就瞄上了费边，但她并没有很快再来。她再次来到费边家的时候，朋友们的聚会已经风流云散。她这次是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来的：一对美国夫妇，一个女翻译。她先在楼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猜她是谁。他平时最烦这种游戏，在他看来，这种对孩子游戏的滑稽模仿一点都不好玩。他刚刚起好一个题目，叫《午后的诗学》，正准备坐下来写一组诗，这个电话把他的心绪全给搅乱了。如果对方不是个女的，他就把电话放下了。对女人总该礼貌一些，再说了，在午后慵懒的时刻，听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也是可以提神的嘛。有那么一瞬间，他倒是想起来她可能是杜莉，但她突然又说，她是和两个美国朋友一起来的，这一来，他就猜不出来她究竟是哪路神仙了。他说：“你究竟是谁啊，你知道我很笨的。”她用对老朋友说话的口气说：“你真的是笨，算了，不让你猜了，我们现在就上去。”

“其实，我已经猜到是你。”开门一看她是杜莉，他就这样对她说。那个翻译把他的话翻译了一下，那两个老外笑了起来，也说了两句，意思是“你们果然是好朋友”，然后，他们乐呵呵地把手伸给了费边。

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毯上说了一会儿，费边才明白他们怎么会摸到他这里来。原来是美国人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杜莉，又听杜莉介绍他的情况，对他有了兴趣，跑来了解他们的学术沙龙的。美国人提到的那个朋友，费边也认识，那个人以前到这里来过，现在出国当访问学者了。

起初，他们谈得还比较融洽。费边还没有掌握绕圈子的技巧，得知了对方的来意，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们的学术沙龙已经散掉了。他引用哈韦尔先生的话说，它之所以会散掉，是因为某种东西一开始就已经瓦解，并消耗自身。奇怪的是，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地毯上的图案。那个美国人把他的话记下来之后，就把话题绕到了地毯上面，说，他们家床边的小地毯上也有这样的图案。费边说，花卉的图案肯定是世界性的，因为玫瑰和狗尾巴花哪里都一样。说过这话，考虑到美国人有边饮酒边聊天的习惯，他就起身给他们倒酒。那个美国女人说，她正在做“简·方达健美操”，只能喝“不带糖分的白色葡萄酒”（直译如此）。费边还没有听说过这种酒，只好打电话给楼下的一家酒店。酒店里的人说，他们刚听说有这种酒，但还没有进过。朋友自远方来，得想办法让人家乐乎乐乎。站在电话旁边，他想，钟子玉家里肯定有这种酒，要不要往他家里打个电话？每走一步都必须找到一个理由，他再次想起了“有朋自远方来”的那句老话，这应该能成为理由。那里果然有。没过多久，钟家的小保姆就把酒送过来了。这时候，费边才知道那酒叫“干白”。

喝着来之不易的干白，他们继续聊天。美国女人还是有点闷闷不乐。

到中国来的美国男人，一个比一个快乐，陪丈夫来中国的美国女人，一个比一个不快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威胁就体现在这里：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得安宁。

她快乐不快乐，我可解决不了，费边想。他现在要做的是，一方面欣赏女人的不快乐，一方面怎样尽可能得体地回答男人提出的问题。当那个美国男人问他怎样看待海明威喜欢待在古巴，博尔赫斯向往东方生活的时候，费边说，那不是由于遗忘，即便是，那遗忘也并不是记忆的对立面，而是记忆的另一种称谓，对他们而言，那是一种返祖记忆在作祟。

哦，记忆，那个美国人好像知道他要这么讲似的，随即把话题扯到了记忆上面。他现在提到的是另一种记忆。“费边先生，你对你的父亲有着怎样的记忆，这种记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好像担心译员无法准确地翻译出自己的话，美国人这时候突然说起了汉语，而且说得还他妈的很地道，至少和来内地卖羊肉串的新疆人不相上下。费边后来对我说，他当时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他说，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沉默的方式。他引用福柯的话对我说，有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有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他还说，有些沉默是反抗，有些沉默是臣服。“我的沉默算是哪一种呢？我的脑子一下子被吸尘器吸空了。”他说这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不过，请别替费边担心，他是难不倒的，我的朋友费边总是能找到化解问题的方式的。他从沉默中迷过来，用说笑的口气把美国人踢过来的皮球又踢了出去。

“没有什么记忆，”他说，“我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顶帽子。”

美国人是不可能知道帽子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含义的。许多词语，如帽子、破鞋、老九……一旦进入中文，对老外们来说，它们就成了迷宫中的拦路虎。费边现在打的就是这副牌。那个老美果然被他搞糊涂了，迷惑地看着他，把肩膀耸来耸去的。“就是头上戴的帽子？”老美问。“难道帽子还能戴到脚上？”费边说。说过这话，他就不肯再多说一句了，打过一枪，就该换个地方了。“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比如，印第安人的头饰，林肯总统的泼妇，美俄宇航员在太空的联欢。”美国人执意要和他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费边说，“咱们还是谈宇航员吧。谈到宇航员，我这里有两个现成的笑话。一则是，贵国的一艘太空船进入倒计时发射的时候，宇航员突然想大便，他请求把这泡屎拉到生他养他的地球上，没有得到恩准，他只好穿着臭烘烘的裤子进入太空，他的美好的太空旅行就被这泡屎给搅坏了；另一则你可能更感兴趣，因为这跟你想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关。说的是苏联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无法降落，因为他的祖国解体了，他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地面指挥中心也无法告诉他，所以他只好继续在太空漫游，靠数星星打发日子。”他这样一边讲着，一边想，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想揭示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吗？想用无聊的笑话来填补我们之间的缝隙吗？

可不谈这个还能谈什么呢？路德说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醉汉，你从这边把他扶上马鞍，它就会从那边栽下来。

和美国人在一起谈意识形态，就是醉汉在搀扶醉汉。

双方都意识到话不投机，就只好喝酒。第一瓶酒喝完之后，费边去书房取酒（刚才那个小保姆直接把酒送进了他的书房）。杜莉跟着走了进来。她说：“我有点晕了。”她拍拍脑门，说自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甚至都没听清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要不要先去躺一会儿？”费边说。“不，晕着挺舒服的，我迷恋这种晕，”杜莉的嘴很甜，她说，“我还想继续听你说话呢，你比老外还厉害，听你说话长见识的。”

那两个美国人看到他不愿和他们多啰嗦，就提出告辞了。杜莉和他们一起下了楼，并把他们送上了出租车。我的朋友费边就站在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在路边徘徊的杜莉。接着他又来到了阳台上，站在这凸现于房间之外的地方，他感到他看得更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回首张望的杜莉看见了他。杜莉朝他摆了摆手，既像是告别，又像是招引。

对他和杜莉初次做爱的情景的描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问世，而且它们的版权都属于费边。第一个版本里说，他就是在这一天的午后和杜莉上床的。第二个版本里说，事情是在两天之后才办妥的。当费边想举例说明自己办事喜欢速战速决的时候，他就用第一个版本。当他想说明自己办事喜欢按部就班，悠着点来的时候，他就抬出第二个版本。我本人喜欢速战速决，所以我没给商量，就决定用他的第一个版本来叙述故事。为了说得清楚一点，在讲的时候，我可能还得稍加一点自己的想象，把他的版本适当扩充一下。

杜莉向他招手之后，大约只过了几分钟，等在门后的费边就听到了敲门声。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费边已经通过门上镶嵌的“猫眼”，看见了上楼上得有点气喘的杜莉。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费边当然是清楚的。不但清楚，他还要预先作点分析。

在任何时代，性和真理都像麻花一样扭在一起。性的游戏就是真理的游戏，真理的游戏也就是性的游戏。

他的分析没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因为，他的手等不及了，把门突然打开了。没有必要的过渡，他们就像费边刚才想过的那种麻花那样，很快扭到了一起。双方的动作都很娴熟，娴熟得就像拿着自己的钥匙去开锁一样。你一定觉得他们有点太急了，还缺了点什么。这一点费边也想到了，因此在开锁的时候，费边做了一点必要的补充，把“我爱你”三个字说了出来。这三个字组成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齐全的句式，多说几遍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杜莉大概也懂得这个道理，就陪着费边把它说上了好几遍。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杜莉插进来了一句：“费先生，我上来也只是想陪你再喝几杯。”

他们已经松弛下来了。一松劲，就有机会寻找借口了，费边想，找借口还不容易，我可以随口就来。他说：“你说得对，我在阳台上转悠的时候，心里也在想，怎么能让你上来再喝杯酒呢。正这样想着，你就来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借口”这个词像一个磁性的亮点似的，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移动了起来。

如果找不到借口，她说不定就不上来了。谈情说爱需要借口，开枪需要借口，干什么都离不开借口。借口往往被当成历史必然性上空飘着的花絮，可是，如果这样的花絮飘满整个天空，遮天蔽日，挡住了所有的光亮，你还有什么理由否认历史和人本身就是一种借口。

费边起身去给杜莉拿酒的时候，脑子仍在快速地转动着。他想到了诗学问题。

“借口”，这个词放到诗歌里面，你甚至很难找到另外的词和它押韵。它是一个异物。它只能靠自我重复，来凑成拙劣的韵律。它被诗学排除在外，可它却构成了历史诗学。

许多天之后，在一张酒桌上，当费边提到他对“借口”这个词的分析的时候，朋友们都拍案叫绝。朋友们当然不可能想到，他那灵感的火花最初是这样闪耀出来的。

这一次，他没跟杜莉谈柏拉图的“爱情说”。他得留一手，他要在合适的时候，像盖章那样，把这句话盖到她的脑子里。以前，人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先做爱再恋爱，做得多了，也就像是恋爱了。有一天，吃着她烧的对虾，费边感到自己确实有点爱上她了，就把柏拉图搬了出来。他讲得是那么形象、逼真，好像真的有两个半边人在天空漫游。他从杜莉的眼睛中看到她听得很入迷。他对她说：“现在好了，我们已经缝合到了一起，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杜莉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仿佛还被那虚无缥缈的情景吸引着。费边被她的神态逗乐了。他摇摇她，似乎是要把她从梦幻中摇醒。

她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小小的半边人吗？”

这个问题是那么简单，费边用筷子在桌上划拉了两下，就把问题给她解决了：“没错，亲爱的。在他们还不能叫做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半一半的了。一半叫做精子，一半叫做卵子。这个时候，他们漫游的区域比较小，只是在精囊和卵巢里兜弯子。当然，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区域也不能算小。因为我们这些人到处漫游的时候，都把他们随身带着。”

许多年来，费边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他喜欢待在这种地方。他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待在这里，才能感到角色和人不分离，就像演员和角色的不分离一样。这话是不是有点玄乎？它是费边说的，玄乎不玄乎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听不太明白，你就把这话放到一边算了，不要去深究。

照我的理解，他之所以要待在这种地方，是因为他可以在此获得舌头的快乐。他在这里讲述、分析作家的作品，无论讲得是好还是孬，都有法定的听众（学生们如果旷课，就别想领到象征着知识分子身份的毕业证）。当然费边的课讲得还是不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同系的老师当中讲得最好的老师。他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知识，他随口吐出一点，就够那些莘莘学子琢磨终身了。学生们对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尊敬，而是崇拜了。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对他说：“费先生，当老师就要当你这样的老师。你就像一个国王。”费边连忙谦虚地摆摆手：“可不能这样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卢梭有一句话，我不妨在此提一下：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国王。”

这里，我冒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危险，透露个秘密：费边乐意待在校园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迷恋校园里的女孩子。据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只有一半是处女，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统计过，不敢多嘴。我倒是就此事问过费边，费边说他也吃不准。费边说，她们纯洁也好，放荡也罢，先不去管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们都很有味道，可以给人无尽的遐思。费边说，她们都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熏陶，起码能读懂印在明信片、贺卡上的诗句，不像社会上的那些生瓜野枣，让人看着就头疼。他还说，等你看够了这一茬，不用你操心，国家就替你把事情办好了——让她们毕业了，夏天和金秋嬗变的时候，嗷嗷待哺的一批就又来了：

她们就像顺水漂流的花朵，

无需抚摸

食指就充满了芬芳。

可以说，在和韩明闹僵之前，费边每次走进校园，心中都是充满喜悦的。结婚之后，他从某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身边走过，闻到她们身上的那种少女的香气的时候，他虽然也会感慨生活不够完美，但这并不影响他那有理性的快乐。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蛋糕上的糖霜虽然少了一点，可它终归是一只有糖的蛋糕。

杜莉生完孩子刚出院，有一天，费边正在家里观察孩子吃奶，电话响了。他没有马上去接，他觉得没什么比看孩子吃奶更有意思。别的不说，杜莉那刚从孩子嘴里拔出来的乳头就很有意思，它像桑葚一样饱满而且发紫。以前它们一直在游戏，是无用之用，现在开始工作了，呈现出有美之美。电话还在响着，杜莉催他去接，他只好丢下乳房，朝电话走过去。是韩明打来的。韩明说：“哥儿们，你是不是也在坐月子？”费边说：“和坐月子差不多，我正在突击学习怎样做父亲。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说，了解自己孩子的父亲才是聪明的父亲。我正学着做一个聪明的父亲。”韩明说：“男人的那玩意只要没什么大问题，都能做父亲。”他承认韩明说得没错，可他现在正在兴头上，不愿听这种话。他对韩明说：“话可不能这么讲，男人要想当父亲，必须借助神力。”他还想继续和韩明讨论做父亲的问题，可韩明打断了他。韩明说：“闲话少说吧，我打电话是通知你来开会的。我或许应该提醒你一下，你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露面了。”费边这才突然想起，韩明可能是以系主任兼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身份和他说话的。在杜莉入院前几天，韩明曾对他说过，任命书已经签过了，只待宣布了。那一天，韩明还说，上任之后，他要烧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整顿纪律，每星期二下午的政治学习，实行打卡制度，谁的卡片没有翻过来，就扣谁的奖金，这叫精神和物质挂钩，不管好不好，先挂一段时间再说。第二把火是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搞讲座就是吹小号，小号滴溜溜一吹，系里的学术气氛就会严肃而活泼。韩明说，他首先要请的就是那个和他抬过杠的写《论语新注》的家伙，那家伙不是很能吹吗，那就让他来吹两次。韩明说，他要烧的第三把火是在系里设立一项“学术基金”，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就另付给谁一笔稿酬，别人眼红也没用，有本事你自己也找门路托关系发表去嘛，又没人拉你的后腿。费边记得，韩明最后还很得意地说了这么—句：“操他娘，老子这三把火一烧，你看能把系里烧成什么样子。”费边当时不知道该对韩明说些什么，当韩明征求他的看法时，他说，哈姆雷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看来，你要当哈姆雷特了。”这会儿，费边想，看来韩主任真的是走马上任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二。在系主任办公室，费边找到了韩明。他从中袋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撒到韩明的办公桌上，说：“吃，吃啊，为我女儿祝福一下。”

韩明捏起一颗糖，起身上了厕所。在厕所门口，韩明把脑袋探出来，示意费边过去一趟。费边不知道韩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迷迷糊糊地走了过去。站在小便池前，韩明说：“哥儿们，这糖我是要吃的，”说着，他剥开糖纸，将大白兔塞到了嘴里，“这糖我吃了，可奖金还是要扣的，扣你这个月的五十元奖金。”费边说：“扣就扣了，我没意见。我愿意当一只鸡。”

“不是鸡。我这是杀猴给鸡看。”韩明说，“这样吧，这个月的奖金我替你出，算是我送给侄女的一份小礼物。喂，孩子的名字起好了没有？”

费边说：“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孩子该叫什么了。这是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那叫她费礼算了。”

“费礼？”

“对，就叫费礼。‘礼’字和杜莉的‘莉’字谐音，挺好的。要紧的是，它可以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说得过去的。用费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热乎，但在别人眼里，我们还像狗皮袜子那样，没有反正之分”。他们闹僵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中旬，在歌咏比赛的彩排现场。每年的这个时候，学校都要筹备歌咏比赛，先是各系组织排练，然后比赛，获得前几名的系，再联合组队，拉到社会上和别的单位比赛。以前，系里总是出钱雇佣省、市歌舞团的演员来担任领唱和伴舞，再叫上一些闲着没事、喜欢扎堆的教师，拼凑起一支杂牌军，去和别的系较量。可这次不同了，新官上任的韩明首先向学校提出，各系都不能使用雇佣军，凭真本事进行一次公正的比赛。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了，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到了各个系里。其实，韩明的过度认真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他当然想把它搞好，给自己的从政生涯来个开门红。

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精益求精的韩明突然发现有几个教师是在那里滥竽充数，因为他们的口型缺少必要的变化。费边做得更绝，别人张嘴的时候，他的嘴闭着，别人闭嘴的时候，他的嘴却张着。韩明恼坏了。他让这几个人出列，把他们叫到舞台的一侧，问他们是否存心要给中文系脸上抹黑。教现代文学的那个老师说，他想唱，可就是记不住歌词。韩明眉毛一挑，说：“别逗了，你能整段整段背诵《野草》，却记不住这几句歌词？”就在这个时候，被晾在一边思过的费边忍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得说上几句了。他给那个教师递了一支烟，说：“这一点都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这些文理不通的歌词。”他的话让那个挨训的教师也听迷糊了。费边说：“这种文过饰非的歌词，虚张声势、咋咋呼呼的曲调，和真实相违背，先天就具有被人遗忘的性质。”他又问韩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费边后来告诉我，他的话打动了韩明，因为韩明本能地呈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说，按照他当时的理解，韩明之所以没有接他的话茬，是因为聪明的韩明知道有些真理是无须讨论的。韩明把他拨拉到一边，对那个著有《建安风骨论》的副教授说：“你呢，你也是记不住歌词？”副教授说：“歌词我倒是记住了，曲也听熟了，问题是，往人堆里一站，听大家像打狼似的那么一吼，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了，舌头就跟过敏了似的。”在副教授嬉皮笑脸说话的时候，我的朋友费边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这时候的费边，就像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听到一点声音，闻到一点气息，就会条件反射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他说得对。这些词曲一旦和个体经验相脱离，就成了虚妄之物。记不住它，是因为它遭到了人的记忆的排斥。蒙田说过，记忆奉献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而是它所喜欢的东西。能记住了，可转眼就忘了，那是因为它即便借强势力量侵入了记忆，它也无法在时间中扎根。记住了没忘，那也白搭，因为你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它取消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刚才这位老师用到了一个词——“过敏”，这个词用得好啊。过敏性反应的常见症状是休克、荨麻疹、皮炎，发不出声音，可以看成是“舌头的休克”。

费边觉得自己的这套分析很有点味道，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想一个人独吞，就把它贡献了出来。他这种说话风格，韩明又不是没有领教过，韩明以前对此总是赞赏有加。可这一次，费边刚说完，韩明就对身边的人说：

“大家看啊，我们的费先生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

没等别人作出反应，韩明就对费边说：

“我还没有问你，你怎么就像娘儿们一样啰嗦开了？”

即便是傻瓜，也能听出韩明话里的敌意，何况费边并不是一个傻瓜。看在多年朋友的分儿上，费边没有立即让韩明难堪，他只是说：“我来之前，确实吃了点药。我吃的是健忘药。我把这些陈词滥调全忘光了。”

别以为费边能轻易把韩明的嘴巴堵住。韩明也不是吃素的。当初能混进那个学术沙龙的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现在，博学的韩明对费边的回击，同样是引经据典的。韩明说：“健忘药可是个好东西。让我们感谢健忘的人，因为他们也忘却了自己的愚蠢。”他刚说完，费边就知道他引用的是尼采的话。他对韩明说：“尼采要是知道你在这种场合引用他的话，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不安的。”

费边想起了《李尔王》里的一段台词，只是他记不起来那是哪个角色的台词了：

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

因为聪明人也要装作糊涂

顶着个没有思想的脑壳

跟着人画瓢照着葫芦

学人过招，一招一式都很有讲究。他们就像两个提线木偶，在后面提线头的，都是他们景仰的大师。他们就那样闹着，好像都对此上了瘾。闹了一会儿，韩明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跟你闹了。费边，你要是不想唱，现在就可以走。”费边不走，他说他想听韩主任唱：“你先唱唱，让大家听听嘛。”他知道韩明肯定也没有记住歌词，因此他鼓动人们欢迎韩明来个男声独唱。韩明慢悠悠地说：“我是公鸭嗓子，唱不好的。你们要是真想听歌，那就到费边家去听。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费边的夫人杜莉女士，在被学校开除之前，曾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校园歌手。”

费边可没有料到韩明会来这一手。他正要质问韩明是什么意思，韩明又对他说：“你要是允许大家去，我现在就出去叫车，车钱由我来付，让大家领略一下杜莉的风采。”

费边出手了。他朝韩明捅了一拳。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次见到费边，聊着聊着，他就提起他的出拳。“那一拳要是打着他的话，非把他的鼻子打歪不可。”他虽然没有打着韩明（韩明当时机警地闪了过去，费边打空了，还差点摔倒在地），可他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玩完了。他想韩明肯定会寻机报复他。“他不会放过我的，一个槽里拴不住两条叫驴，你看好了，这小子肯定会在我背后捅刀子的。”怎么个捅法呢？他排列了一下，觉得不外乎这么几种：在学生中活动，收集他平时在课堂上讲过的一些不够慎重的言辞，将它们整理成册，交给有关领导，将他赶下讲台；在职称问题上给他穿小鞋；在朋友当中造他的谣，说他出于嫉妒，拆老朋友的台……

“母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真的闹到这一步，我也不是手端豆腐的，我也能想办法逼他就范，”他说，“我上头有人。”我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费边经常引用中国的民谚和典籍，诸如“先下手为强”、“老虎屁股摸不得”、“死猪不怕开水烫”、“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它们言近而旨远，形象而生动，都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本土的民谚、典籍和西方哲人的格言、警句，经过了费边的高压锅，就成了色香味齐全的什锦菜肴。那实在是丰富的精神食粮啊。

但是，有一天，费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了一通他准备对付韩明的计划之后，他突然也对自己所有使用的撒手锏作了一通分析。他说，这其实是典型的窝里斗，是吃饱撑的。他说，据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其实轮不到上帝发笑，人类自己就忍俊不禁了。那一天，他还给我谈到了铁血将军巴顿的故事。巴顿在二战时率领“巴顿军团”驰骋沙场，是二元对立时代的英雄，他是一个被战争异化的人，和平就是他的地狱。说完这话，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想，辞职的念头，他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接到了杜莉打来的电话。她问我和费边都谈了些什么（她这样追问，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她说，费边好像犯病了。我紧张了起来，问是什么病。她说，费边正在草拟辞职报告。她怀疑他是发高烧，烧糊涂了，就把体温计塞到了他的嘴巴。杜莉说，他的体温现在是三十七度，只比正常体温高出一点，还不至于把人烧得神志不清，她不能不怀疑费边的脑子是否受到了什么刺激。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他或许是在和你开玩笑。我这么一说，她的嗓门就抬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说：“别装蒜了，去把费礼的屁股擦了。”我赶紧把电话放下了。

是不是由于杜莉的反对，他才打消辞职念头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并没有真的辞职。在第二年的秋天，他的对头韩明被撤职之后，他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说费边有可能升上去，顶替韩明坐上系里的第一把交椅。这种议论是那样盛行，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有点信以为真了。我以为费边之所以一直没有向我透露，是因为他想在最后给我一个惊喜。这么说吧，我当时已经打起了小九九，等费边一握住权力，我就让他帮忙把我弄到他的学校，当一个驻校作家。可最后，费边让我们这些人都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