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整顿吏治 痛惩贪官

第一节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一、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正法 藩司萨哈谅敛银千两论斩

乾隆皇帝弘历为了创造“盛世”，延续“盛世”，不断制裁墨员，整顿吏治。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有鉴于明朝的灭亡。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一个半月，摄政王多尔衮谕告“众官民”，宣布记取明亡于贪官之因，要严厉惩处贪婪官吏。他说：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幸进。夫贤既不得进，国政何由而理？不贤用贿得官，焉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

过了三个月，九月初七日，多尔衮又传集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谢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翰林院、五城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等衙门官员，对其训示说：“明祚沦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纳贿所致。若居官黩货，不恤生民，耻孰甚焉，其切戒之。”

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诏里专列禁贪一条，遇贪即惩，罪不容赦。恩诏说：“朝廷高爵厚禄，优养臣僚，原欲其尽忠为国。国之安危，全系于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幸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致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

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达专谕，讲述惩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惩办劣员。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顿吏治，惩罚了一大批贪官。这对巩固统治、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读列祖实录的乾隆皇帝弘历，也深知此举之至关重要，故多次强调人臣“尚廉”，不断惩处贪官，破除官官相护恶习，为创造“盛世”、延续“盛世”服务，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不小成效。现从其执政期间审断、惩办一百余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选择部分案例，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值得记述、评论的重要月分。这一月，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尽，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绞刑，监候待决。

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的奏疏，送到皇上面前。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萨哈谅著革职，其贪婪不职各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之疏又到。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喀尔钦著革职，“其败检淫泆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著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弹章后，十分气愤，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说：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得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逾闲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并不知凛遵国法，将使我皇考旋转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废弛，言念及此，朕实为之寒心。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我皇考将伊立时正法，自此人知畏惧，而不敢再犯。今喀尔钦贿卖生童之案，即当照俞鸿图之例而行，若稍为宽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饬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萨哈谅、喀尔钦二案，著吏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巡抚喀尔吉善，秉公据实严审定拟。若杨嗣璟有意为之开脱，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悦，亦断难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系朕先有访闻，始行参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尔吉善著该部严查议处。凡为督抚者，遇该省贪官污吏，不思早发其奸，或题参一二州县以塞责，而于此等大吏，反置之不问，且妄意朕心崇尚宽大，遂尔苟且姑容，以取悦于众，返之于公忠体国之义，甚可愧赧，且国法俱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可传谕各省大小臣工知之。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官员不该贪污。乾隆帝没有笼统、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也许他认为这不能打动臣心说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所说的对群臣“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从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恩赏，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定养廉银制度起，到此谕下达之日，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白银四千两，约可购米四千石，如依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为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高级生活，还可以年年买田添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苛求民财，这些官员真是愧对“圣上”，有负“皇恩”。

其二，贪官应予严惩。不重罪污吏，不仅百姓遭殃，受其盘剥勒索，国赋难以收齐，帑银库谷被其吞没，而且将使国法名存实亡，雍正帝十几年“旋转乾坤”辛苦整顿吏治的成果荡然无存，那时，法纪废弛，贪污盛行，后果不堪设想。乾隆帝专门列举了俞鸿图的例子。俞鸿图是河南学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贿营私”，为刑部议处斩立决。雍正帝降旨说：“俞鸿图著即处斩。学政科场，乃国家与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抚与学政同在省会，深知学政的优劣，仅因“督抚有所请托分润”，故代学政隐瞒，嗣后如各省学政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弊，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其三，积弊需要革除。官官相护，是清朝宦海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仗权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风吹草动，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实在是惊涛骇浪，巨船将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帅，抛出一二名知县，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着蟒袍，头戴乌纱帽，仍然是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来察的钦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动，或胆小怕事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部侍郎杨嗣璟不得“有意为之开脱”，否则，其身家难保，而且还着重指出，此系帝“先行访闻”，巡抚“始行参奏”，令将巡抚喀尔吉善交部严察议处，并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不然，“国法俱在”，必将重惩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当今天子“并非无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来，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过严之弊，主张宽厚施政，以诚待臣，优遇文武官员，不料萨哈谅、喀尔钦竟以帝为“无能而可欺之主”，违法负恩，“秽迹昭彰，赃私累累”，督抚又以帝“心崇尚宽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贪官污吏，取悦于众，因此他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斥责，表示决心要重惩犯法劣员，革除互为包庇的积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谕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对九卿下达长谕，进一步申述了惩贪尚廉之事。他一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一，廉洁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谕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为君之仆、为民父母的文武官员，需要注重许多事情，但为政清廉，廉洁奉公，却是各级官员必须最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严惩贪官污吏。乾隆帝说，登极以来，崇尚宽大，体恤臣僚，于常俸之外，特加双俸，连教职微员，亦予恩赐，目的是让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尽管“务崇宽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贪官污吏，朕亦断不肯姑容”。萨哈谅、喀尔钦之“贪婪败检”，必予惩治，并降谕旨，通饬各省督抚引以为戒。其三，贪官乃衣冠禽兽。谕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贪官污吏说：“贾谊云：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其四，群臣不应匿过不奏。谕旨责备群臣不劾贪污之事，着重指出，萨哈谅二人的种种劣迹，系帝访闻查出，而九卿中并无一人言及，石麟曾为山西巡抚，廷臣中亦有山西人，“岂竟漫无见闻”？科道等官，“动云风闻言事，所奏率多无关紧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转未有入告者”，不要以为“朕处深宫”而无一见闻。乾隆帝还严厉斥责反对劾治墨吏之人，痛骂“谓喀尔吉善参奏喀尔钦之事为过当者”是“岂复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满官怀疑汉员。乾隆帝说：“现今满尚书六人，朕可保其无他，而汉尚书中所可信者，不过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励九卿持廉尚洁。乾隆帝语重心长地说：“九卿为朕股肱心膂，才具虽有短长，操守何难自勉，若于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复何望？自兹以往，务宜各砥廉隅，交相劝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

乾隆帝将廉洁作为官员的最高美德，把洁身自好、注重操守作为各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倡廉洁奉公，正身爱民，鄙视赃员，严惩贪官，这种看法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行廉洁政治的，封建专制制度、租赋制度和土地制度，决定了清官廉吏只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断惩治贪官，毕竟还是应予肯定的。尽管以上谕旨本身还有相当不妥之处，比如，他既过分相信满员，认为六部满尚书皆无贪污之事，可以为其担保，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用人识人的能力，好像汉尚书中只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这就太脱离实际了。其实，不仅汉尚书难保无贪婪之事，满尚书也不例外，兵部尚书鄂善马上就要因收受贿银而出丑了。

乾隆帝连续下谕，处理萨哈谅、喀尔钦贪污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谕说：喀尔钦于山西学政任内贿卖文武生员之事，今俱审实，萨哈谅于布政使任内滥行酷虐贪婪之处，亦已审实。朕对萨哈谅、喀尔钦如此施恩，授为藩司学政，而二人不图报恩，廉洁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贿卖文武生员，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滥行酷虐贪婪，“辜负朕恩，实莫此为甚”，若不将二人“从重治罪，抄没家产，则国法不伸，将来人亦罔知惩戒”，著将二人家产严查入官。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门侍卫巴尔聘往山西将喀尔钦押解来京。

又过了一天，五月十九日，钦差吏部右侍郎杨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称：奉旨查审萨哈谅“贪婪不法，款迹确凿”，照律计赃拟罪。乾隆帝降旨：萨哈谅前任广东布政使，声名不好，且趋奉鄂弥达，故朕将其左迁山西按察使，继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时不得其人，将其补授，以观后效。今杨嗣璟等人的本内谈到，萨哈谅在臬司任内，已有劣款种种，及升任藩司，婪赃尤多，共计一千六百余两，且实系科派属员，重收尾封，赃私入己，并非公项余银应报不报者可比。当时库吏言称旧例所无，力行禀阻，而萨哈谅斥其胆小，悍然不顾，“则其始终狡诈，藐法负恩，罪实难逭”，著“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

刑部等衙门遵旨议奏，请将喀尔钦拟斩立决，将萨哈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批准此议，喀尔钦解到刑部后，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时机，于五月二十八日连下两道谕旨，狠煞贪风，整顿吏治。他在第一道谕旨中，列举山西官员贪婪不法、苛索民财诸弊，责令他们痛改前非。他说：山西地方，自石麟为巡抚以来，因循旧习，吏治废弛，继以萨哈谅、喀尔钦贪纵无忌，而各属浮收滥取之弊，更相习为固然。如征收地丁钱粮，每两例加耗羡一钱三分，今加至一钱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钱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乡村编氓，有以钱纳粮者，每两银折收大制钱一千零三十文，按时价合算，“计一两加重二钱有余，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欲壑”。其他如需索盐店当商陋规，买取货物，任意赊欠，短发价值，或勒定官价，苦累行户，“种种积弊，不一而足”。在晋省官吏中，并非没有洁己自爱之人，然而“积习已久，效尤成风，故贪黩者常多，廉洁者常少”。“民生吏治，关系匪轻”。朕特施宽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后，“著严行禁革，务使痛改前非，洁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闻知，即派大员彻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不少宽贷”。

这道谕旨将山西贪风盛行民难承担之情，讲得十分清楚。仅就地丁钱粮而言，每两本应只加耗羡银一钱三分，而各级官员却加至一钱八分甚至二钱，每两地丁赋银多收了耗羡银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银计，此时山西全省地丁赋银约为三百万两，各级官员利用这一方式多向晋民征收了白银十八万两。再加上“耗外之耗”，乡村农民和中小地主以钱纳粮，每两多交二钱余银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银系乡民所交，则官员又多征银四五十万两。两项相加，晋省官员仅通过地丁钱粮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财六七十万两银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说：“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欲壑！”

第二道谕旨是训饬科道官员纠参贪官墨吏。乾隆帝说：科道职司言路，为朝廷耳目，凡有关于民生利弊之事，皆当留心访察，据实上闻。即如山西巡抚石麟之废弛，布政使萨哈谅之贪黩，各属浮收重耗，甚为民累，科道等官每将无干琐务陈奏朕前，“而此等紧要大端，并不指实纠参，岂果出于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于本省事务，见闻尤切，知之必悉。给事中卢秉纯，本系山西人，石麟莅任甚久，萨哈谅劣迹多端，“卢秉纯岂得推为不知，而并未一经参奏，何也？”现特颁谕旨，通行申饬科道等官，嗣后当留心访察各省有关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确据，即指实纠参，若知而不奏，必将本省之科道官议处一二人，以示警戒。

在乾隆帝严厉训饬下，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上疏劾奏婪赃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绂、车敏来、卢壑、龚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这五人皆革职，其婪赃不法等情，著喀尔吉善严审具奏。“山西吏治，甚属废弛”，著九卿保举贤员前往，担任知府、直隶州知州。乾隆帝又将不行访察题参萨哈谅之原山西巡抚石麟，给予革职的处分。

二、卢焯纳银数万两论绞减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劾参学政喀尔钦之折到京后的第七天，左都御史刘吴龙上疏弹劾浙江巡抚卢焯贪赃枉法。刘吴龙奏：闻得浙江巡抚卢焯“营私受贿”。卢焯准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杨景震银三万两，又托杨转送卢焯银五万两，“物议沸腾”。总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吕守曾查访知府劣迹。卢焯一闻消息，恐事发牵连本人，星夜出本，题参知府杨景震，又参劾湖州府乌程县革职道员费谦流轻信诬奸一案，幕客得银五百两后听送银者嘱托，“颠倒是非”。又运判员缺，嘉兴县知县阎沛年亲送卢焯银两千两，卢即题升其充任。“凡委署州县，俱有馈送，以缺之大小，为数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风闻，不敢隐瞒，请旨密查。乾隆帝读后既恨卢焯之贪，又十分高兴，降旨嘉奖刘吴龙说：“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诚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诚不能感格众人耳，曷胜愧愤。近日萨哈谅、喀尔钦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虚则可，若实亦惟执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会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养奸而违道干誉也。卿其勉之，若有实据，一面奏闻，一面具本严参。”

此案与前述萨哈谅、喀尔钦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处。从赃银数量说，萨哈谅为一千六百余两，而按刘吴龙所劾，卢焯仅收汪姓之银就达五万两，还不包括其他贿银，较之萨哈谅，多数十倍，可是萨哈谅一案，从题参到结案，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而卢焯一案，却历时一年零一月有余，中间还时起风波，原因何在？看来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系萨哈谅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访闻巡抚才随后题参的，皇上亲自下达谕旨，揭发此案，定其性质，巡抚、刑部尚书等官怎敢怠慢迟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谕审处？结案的时间当然很快。而卢焯一案，却系言官风闻弹劾，是否属实，如何定罪，当然要周密调查，细心审理，而且还很难没有大员为其说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难度，非几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则是卢焯本人的才干、政绩及其曾蒙二帝之嘉奖。卢焯是汉军镶黄旗人，入赀捐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按田派敛以供差费，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双重负担，卢革除此弊，归公耗于公，又惩办把持公务欺凌小民的大庄头。雍正六年，卢解饷入京，蒙世宗召对，即迁江南亳州知州，禁械斗，清监狱；再迁山东东昌知府，筑护城长堤，疏运河，赈恤灾民，政绩显著。雍正九年，卢迁督粮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迁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抚。乾隆元年、二年，卢焯奏减福建邵武县永安所、霞浦县福宁卫屯田征米科则，豁除侯官诸县额缺田地，减免平和、永安、清流诸县摊余丁银，又教民蚕织，疏浚省会的城河。乾隆三年调浙江巡抚兼盐政，卢焯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府所属七县银米十分之二，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征课不得用刑追索。卢又减盐价，免米税，广学额，“革官价买物之陋规”，“浙人实受其惠”。卢并请改海宁草塘为石塘，筹备塘河运石。尖山坝为浙省屏障，日久将倾，乾隆四年卢焯奏准筑尖山大坝，“工料悉照民价，兵夫匠役给以饭食，不时犒赏”，很快完工，对护卫浙民免遭水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卢对浙省缙绅予以优遇，“举乡贤名宦，络绎不绝”。卢焯之政绩曾蒙二帝嘉奖，世宗赐其以“文澜学海”之匾。乾隆帝亲书尖山坝之碑文，盛赞其功说：“尖山坝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劳，封疆大吏不数月告成，用慰朕心。”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御史刘吴龙的弹章三个多月后，才于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谕说：浙江巡抚卢焯著解任，所有参奏情节，令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逐一查审具奏。过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德沛参劾卢焯“营私受贿各款迹”的奏折才送到京师，乾隆帝批令德沛、旺扎勒严审定拟具奏。

又过了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策楞之折到京。策楞奏：原任总督郝玉麟、调任巡抚卢焯，在任期间，“并无政声，簠簋不饬”，乃均于闽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数处”，郝玉麟还专立生祠书院一所，违犯定例，且恐流传日久，贤否难辨，于朝廷激扬之道两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谕部。郝玉麟在闽督任内，并未实心办事，与卢焯朋比行私，闽省吏治废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内有无私弊或工程钱粮不清之处，若有可参之处，具折奏来。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谕：外省官员，现任之时，不许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后，“实有功德在人”，当地官民建祠“以志去思者”，准予留存，此外一概不准。因为，此等生祠之建，多系出于下属献媚逢迎，及地方绅缙与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之辈，倡议纠合，假公敛费，上以结交官长，下以私饱其囊，而非出于舆论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访闻外省此风尚未尽革，郝玉麟、卢焯在闽省建立生祠书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闽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抚秉公查核，以定各类生祠之去留存拆。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审理卢焯之案的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的奏折到京，言及“卢焯狡饰支吾，供词闪烁，请革职刑讯”。乾隆帝批准其请。这就使此案的审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卢焯虽被左都御史刘吴龙和闽浙总督德沛参劾，奉旨被审，但仍官居巡抚要职，仍系从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筑尖山坝等事有利于民，绅民拥戴，因此，卢焯可能存有侥幸之心，幻想支吾过去，审案者也碍于其系二品大员，不便严究，故历时二月，一方是“狡饰支吾”，另一方是难压钦犯，审理无法进行。现在，形势大变，皇上谕令革卢焯之职，用刑拷问，这便很明确地表明了乾隆帝对此案的态度和对卢焯的看法，已钦定其为贪官，钦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卢焯的幻想也就破灭，只好考虑认赃服罪之事了。

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严厉审问卢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吕守曾、嘉兴府知府杨景震及其他有关人员，动用大刑，但进展并不快，德沛又对卢焯家有所安抚。乾隆帝甚为不满，屡次降旨申饬德沛、旺扎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宁就此上奏说：浙省审理参革巡抚卢焯等人之案，“可以结而不结，不当严而过严，督臣、钦差不能和衷共济”。帝赞其言，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据实陈奏，朕实嘉悦览之。朕早闻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谕告大学士：德沛、旺扎勒承审卢焯婪赃一案，“种种不协之处，已屡降旨训谕矣”。近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已经自缢，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审官办理不善之故。又闻，初审时，甚为严刻，案外拖连多人，案内要犯监毙数人，“且有严刑叠夹，腿骨已碎，尚未招认者”。既如此严刻，而德沛又将皮棉衣服数十件送与卢焯家，“是又何意”？卢焯一案，为时已久，该地审办情由，朕皆得知，为何德沛并未陈奏？况卢焯等自有应得之罪，早应定案，何以稽迟至今？

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扎勒的两份奏折同日送到，言及吕守曾畏罪自尽，会审卢焯之案，“有百姓数百人，喧言求释卢巡抚，推倒副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吕星垣记此次越民闹事之情说：“越民呼呶罢市，竟篡夺公，舁置吴山神庙，供铺糗如墙，求保留者数万人，走督辕击鼓，公呵不散，乃夜逃归颂系所。”袁枚亦书此事说：“狱两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罢市，篡公于颂系所，舁至吴山神庙中，供铺粮菜，盛者如墙而进，所过处，妇女呼冤躅足，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保留。”

乾隆帝对德沛之奏批示：吕守曾的自尽，百姓的闹事，皆“汝等办理不妥所致”，不须“严究为首之人”，以免“又滋一番扰累”，“但刁风亦不可长”，“可速结卢焯之案”，令旺扎勒进京。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门会题卢焯营私受贿一案。据调任闽浙总督德沛、钦差副都统旺扎勒疏称，经“臣等逐一讯明”，分别按拟，除卢焯事后受财、求索借贷等轻罪不议外，应如德沛、旺扎勒所题，“卢焯、杨景震俱依不枉法赃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吕守曾亦应拟绞，已缢死，毋庸议，但其身任监司，婪赃逾贯，原系应拟死罪之犯，自不得援身死勿征之条宽免，仍著其嫡属勒追入官。帝从其议。

若按赃银数量而言，卢焯之赃超过萨哈谅、鄂善（详后）数十倍，可卢却仅以绞监候结案，与萨哈谅相同，轻于鄂善（被勒令自尽），看来乾隆帝是因其有才和筑尖山坝有功，才对其从轻发落。第二年帝以卢焯完赃减其罪，戍军台，乾隆十六年召还，二十年起用，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又因其减值置办入贡方物等过革其职，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卢焯去世。

三、兵部尚书鄂善受贿千两处死

乾隆六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被弹劾后的第十二天，乾隆帝下了一道颇为奇特的谕旨，令王大臣查审原九门提督今兵部满尚书鄂善受贿之案。一开始他说，据御史仲永檀参奏：原提督鄂善于张鸣钧发掘银两案内，受俞长庚之妻父孟鲁瞻银一万两，孟托范毓髌“与提督说合”，“属其照拂”。侍郎吴家骐亦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此系“风闻”，“据实密奏，以备访查”。紧接着他便讲道：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欲朕访奏”，不知应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岂能保其必无恩怨乎？况命人暗中访查而朕不明言，藏于胸臆间，是先以不诚待大臣。此事甚有关系，若不明晰办理，判其黑白，“则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国家之事耶”？著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与来保秉公查审，使其事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王大臣必无所偏徇于其间也”。“朕所以广开言路，原欲明目达聪，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不问虚实，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须彻底清查，不便含糊归结，“亦正人心风俗之大端也”。

此旨之奇在于，他对言官很不满意，颇有怪罪之意。弹劾贪官是科道的主要职责之一，“风闻言事”更是朝廷给予言官的权利，何况就在此旨下达的前十天，皇上还因言官未曾参劾墨吏萨哈谅、喀尔钦而下谕予以指责，可是，为什么今天仲永檀的劾疏，乾隆帝却要抓住其“访查”之词而大做文章？他一则说鄂善是“朕所倚用之大臣”，非新用的小臣可比，显系暗示鄂善不会作出这种贪赃枉法的勾当，不是贪官，联系到十天前他对满尚书的操守打包票的谕旨，此意更为明显。再则他说不应“访查”，用近身小臣查，不可，用大臣查，也不可，恐其有个人恩怨，暗中访查，亦不行，是以不诚对待大臣。照此讲来，则大臣所做违法之事，是不能查了，是不该查了，只要是大臣，就可为所欲为，他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天下哪有如此不讲道理的逻辑？三则他又怒冲冲地宣布，必将此事明晰办理，否则难以任用大臣，大臣无法身任国家之事。这简直是明显地对言官加以威胁了。四则又指责言官凭仗“风闻言事”，而不问虚实，纷纷渎奏，扰乱人意，于国无益。此话更是谬而又谬了。简而言之，乾隆帝之所以讲了这样一大堆不合情理以势压人的话，不过是告诉群臣，他对仲永檀之劾奏鄂善，是十分不满的，他将对其加以惩处。

按照官场惯例，臣僚对皇上的脾气、做法是善于体会的，能够剥开外表，从洋洋万言的谕旨中，捕捉到皇上的真正想法。奉旨查审此案的王大臣不会不了解此旨的要害所在和皇上欲图达到的目的，照说他们非常可能会按照帝意去审理此案，加罪言者。不料，结果却出人意料。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经过认真查审，弄清了事实真相，证明鄂善确系受贿，并据实上奏。

此举使乾隆帝异常惊讶，但他毕竟不愧为英君明主，此时并未坚持谬见，一错到底，而是承认事实，知错便改。三月二十五日，即其颁降奇谕后的第六天，他给王大臣下了长达一千余字的上谕，详述此案经过及勒令鄂善自尽的理由。乾隆帝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本意欲罪言官。御史仲永檀参奏鄂善得受俞长庚贿银一案，“朕初以为必无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欲加其罪，但又因事未查明，难治仲之罪，故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审。其二，鄂善受贿是实。怡亲王弘晓等七位军国重臣屡经研讯，鄂善的家人及交银者俱承认确有此事，鄂善收了俞长庚送纳的贿银。帝又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当面讯问。鄂善初犹抵饰。帝谕之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将谕诸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于家人，以全国家之体。鄂善仔细思考后，“乃直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是实”。其三，令其自尽，鄂善翻供。鄂善已经自认，“毫无疑窦”，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若于此等稍有宽纵，朕将何以临御臣工”？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宜自处之。又恐如此处理有过刻之处，命和亲王等四人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等再加详议。王大臣等奏称：鄂善“婪赃负国，法所不容，人心共愤”，蒙恩令其自尽，并不过刻。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突然翻供，妄称系因顾全皇上体面，皇上曾屡次降旨担保满尚书的操守，今己被劾，“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实未收纳赃银。其四，斥其欺罔，交部严审。乾隆帝见鄂善改口，十分愤怒，斥其“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原本欲待其诚心悔过，恳切哀求，而免其死，监候待决，今因其欺罔之罪，法当立斩，著将鄂善拿解刑部，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

此谕最后虽说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审，但全谕含义异常清楚，乾隆帝已将鄂善定了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走走过场，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而已，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

乾隆帝又估计错了，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甚为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婪赃受贿，自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尔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处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重罪不问，实系“错谬已极”，“著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

乾隆帝以上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婪之案，虽有不尽妥当之处，但显示了其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力扫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恶习的决心，不管是帝“所倚用之大臣”、掌治戎政的从一品满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并举此为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皆有所补益，对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恒文市金短值奉旨自尽 郭一裕劾督遭惩革职充军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遣派刑部尚书刘统勋，查察云南巡抚郭一裕劾奏云贵总督恒文贪污一案，命其驰驿前往云南，会同贵州巡抚定长秉公严审，有关人员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拟定律具奏。

过了六天，四月十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关于郭一裕参奏恒文一案，著刘统勋见到定长时，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一同前往云南，不必先行告诉滇省，以免漏泄。恒文之家人赵二，是此案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其闻风远飏。如查明案情后，应即将恒文摘印质审，一面奏闻，一面将总督印务，交定长暂行署理。

乾隆帝虽然派遣刘统勋、定长往滇，但一开始并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迹，故仅命二位大臣“前往查察”，未革恒文之总督要职，未明言其有贪赃之罪，并不像乾隆六年处理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先定其性，革其职衔，命臣拟处其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满官尤其是位列一二品的满大臣，颇有好感，甚为优遇，认为这些满员大臣不会做出负恩之事，操守比较可靠。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因素，是恒文的经历和才干。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连续四次升迁，任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升贵州布政使，不到十年，从一个普通生员一跃而为从二品的大臣，其治政之能和交际之精，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二年征金川时，恒文献计上奏：兵贵神速，往日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时，见提督以下各营，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预备旗帜器械及各种银物。而贵州却无此例，以至今年四月调兵，迟至六月方得起程。请仿照甘肃之例，预为准备，提督驻安顺，设重兵，于府库贮银五千两备用。乾隆帝嘉其能治事，调任直隶布政使，十六年升任湖北巡抚。恒文疏请采汉铜，广鼓铸，增筑武昌近城石堤，停止估价变卖省城道仓空廒，以备存贮协济邻省粮米，均为帝采纳，降旨允行。十八年恒文署湖广总督，授任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恒文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鞫实论斩。这些事情表明，恒文确系深受皇恩，蒙帝赏识，才由一小小生员任至主管两省军政诸事的从一品封疆大吏，这样的臣子能不念主恩而贪婪不法？乾隆帝实难相信。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随着查察的深入，真相渐明，郭一裕所劾恒文诸款，确有其事，刘统勋、定长据实上奏。

乾隆帝十分恼怒，于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下谕：前据郭一裕参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家人收受属员门礼等情，“朕以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故遣刘统勋会同定长前往查察，今二人奏称，恒文买金一事，及其纵容家人收礼，俱属确实。恒文身为大臣，自应洁己为所属表率，乃竟贪污如此，深负帝恩，著将恒文革职拿问，其有关人犯汪筠、罗以均等，著一并革职，严审究拟具奏。

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阅恒文供词，内称购金系欲备方物进贡，与郭一裕商议，据郭说：“滇省惟金较贵重，我拟制金手四个进贡。”因此，令标员明柱向巡抚衙门领取金样式，购金制造，以备进贡，等语。前曾屡次降旨，禁止群臣贡献，即使督抚上贡方物，亦不过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献书画玩器，以示庆祝，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乃恒文藉词进贡金银，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冀图余利，“以致喧传阖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恒文，“是复何心”？著刘统勋、定长将此情节，逐一秉公研讯。至于恒文的家人，或偶尔需索，尚可诿为耳目不周，乃金银赃物，计值累千，“是其网利营私，稔恶盈贯，何得仅以失察为解”？著一并严审具奏。

过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谕讲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说：恒文身为大臣，借口进献，勒派属员，短价取利，罪固难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则郭一裕先以金样式给恒文看，继乃以购金参劾总督，又明知金不可进献，必遭严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坠其术中者，此乃市井所不为，岂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系郭一裕先曾制备贡，后因恒文纷纷购金，阖省喧传，恐彼此俱致败露，遂不复进献，“而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亦未可知”。郭一裕有否购金制，买自何人，未进之金何在？著刘统勋等人“务将此中实在情节，悉心详审，即行具奏”。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谕，斥责郭一裕奸险取巧，将其解任，来京候旨。他说：“读了刘统勋等官审讯郭一裕与恒文商量贡金的奏折。恒文身为总督，乃借贡献为名，纵其欲壑”，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至于郭一裕，先以贡金怂恿恒文，并呈示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败，迹其所供，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伊本属小器”，前于山东巡抚任内来京陛见时，曾面奏家计本足自给，且久历外任，愿进银一万两为工程之用。“朕听之骇然，深斥责其非”，今观其先购金置预备进贡，“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且其购金亦委派司道办理，“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成何政体！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旨。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抚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闻，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严加议处具奏。随即令革其职。

乾隆帝对郭一裕的这样处理，是颇为谬误的。恒文之罪，不在于其购金制造金手以备进贡，贡品奢侈，不过遭帝斥责而已，构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为有罪，是因其借买金为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借此牟利，以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纳取贿银，是犯下了贪婪之罪，而不是进贡之罪，进贡不能定罪。这一点，乾隆帝不会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进献贡品奢侈豪华而拒收其物，降旨训诫，但也不过是训诫而已，并未将此定为大罪革职严审。前述谕旨也列举了郭一裕奏进银一万两之事，亦仅仅予以申斥，并未将郭革职惩办。作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应该以进献厚礼来博取皇上欢心，但此仅系作风欠妥的问题，应予严斥，可是不宜以此来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参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制金之事，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能说郭一裕是“行险取巧”，“先发制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过是做法欠妥，欲贡重礼取悦皇上而已，谈不上犯了什么大罪。权衡主从轻重，是郭一裕参劾恒文之后，才查明任至总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个赃私累万的大贪官，应当说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对整顿吏治颇为有益，为民除去了一个大的吸血鬼，为朝廷清理出一个奸臣，应予重重奖赏。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紧紧抓住恒文供称与郭商议制造金手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谕，吹毛求疵，连捐银万两的老账都翻了出来，硬将郭说成为有意陷害总督的奸诈小人，还罢其巡抚之官，责令钦差尚书严查其贪婪苛民之事，好像不将郭一裕定成贪赃枉法的赃官，难解心中之恨。虽然他曾专门辩称此举不是偏满轻汉，斥责外人所说“郭一裕以汉人参满洲，是以两败俱伤”之言是“谬误”的，但揆诸上述谕旨，很难使人信服，他的这番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

也许乾隆帝逐渐意识到此举有些欠妥，因此于下谕罢免郭一裕之职后的第四天，七月初五日，他又下一谕说：前因郭一裕供称制购金时是“照数发价”，但此外有无赃私，难以置信，故谕令刘统勋“据实穷究，如应查封，即将伊任所查封”。刘统勋奉旨后，应秉公查办，如郭不能洁身自爱，贪污不法，亦如恒文之负恩，自当将其家财查封，请旨治罪。若无此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将伊任所赀财封禁，则是全不识事理之轻重矣。此事关于政体官常者甚大，必虚公研究，方能情罪允当”。

乾隆帝虽想作些调整，欲图略微减少一点压力，让钦差大臣审案稍稍公正一点，但大臣皆知帝意，哪能拟议公允？八月初，刘统勋之折到京。刘奏称：奉旨查审郭一裕一案，“讯明郭一裕诈伪贪鄙款迹，按律拟流”，并请查封郭之家产。照说，刘统勋还算办事较公之臣，他虽接到令郭解任对其严审之旨，拟议意见不能不受谕旨约束，相当苛刻，但在查证问题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没有严刑逼问诱供逼供，没有硬给郭栽上莫须有的赃银巨万的大罪，而是如实上奏。乾隆帝于八月初四日下谕拒绝其议说，郭一裕与恒文，各有应得之罪，而轻重不同。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贪黩。而郭一裕不过交属员代买物件，短发之钱不及百金，更有将原物退还者。即其令属员修造花厅，亦只数百两，较之恒文，情罪亦应有所差别，若一律抄家，“殊不足以服其心”，已传谕定长，将郭赀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

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下谕，列举恒文、郭一裕之罪，勒令恒文自尽，革郭之职，发往军台效力。他说：根据刘统勋、定长的查审和上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查营伍，纵容家人勒索门礼等款，“俱属确实”，恒文任所赀财多至数万两。恒文并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养廉银除用于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簠簋不饬，不待言矣”。昨刘统勋面奏，尚认为恒文之败检，皆由于家人恣横所致，“其意似为恒文卸罪者，此则所见非是”。恒文果以洁清律己，奴仆下人焉敢如此肆行无忌。况且勒索门礼即系家人所为，而购金短价，受属员馈送，“岂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负朕恩，情罪重大，若“曲为宽宥，其何以饬官方而肃吏治”！著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于解送所至之地，即将此旨宣谕，“赐令自尽”。郭一裕为人，“本属庸鄙”，前岁曾面奏愿捐养廉羡余银一万两，到滇后又有购金制之举，“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同系购金，发价并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以为大吏鄙琐者戒”。不久，又以署云贵总督定长请免予处分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五员，因其系被恒文之家人赵二等勒索银两，并复自首，不必革职罢官，予下谕斥责其非说：上司家人需索属员，例有明禁，该知州、知县等官员，果能持正不阿，则应一面锁拿需索的家人，一面据实禀闻上司，听其惩治，即或上司袒护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据情详查，对“如此大有风力之员”，“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将召见而擢用之矣”。乃赵沁等官，始则被恶奴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后，经署督行文饬查，始行报出，焉能藉称自首得免吏议不至去任？赵沁等十五位官员，俱著交部察议。不久吏部奏准，赵沁等十四员降一级留任，其余永昌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别被惩罚。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总算了结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于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祸。恒文因此而丑迹败露，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从一品大员，一变而为赃私累累、声名狼藉、违法致死的大贪官，人死家破又财空。郭一裕险被定为污吏，几经周折，最后被皇上定为庸鄙奸险、投机取巧之小人，革职罢官，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帝严惩恒文，拒绝刘统勋宽免恒文罪过之议，以及处治馈送总督贿银的赵沁等十五位州县官员，以惩贪风，肃吏治，是十分正确的。只要是贪赃横行，违犯国法，就应加以制裁，哪怕恒文是贵为总督的满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于法网之外，而被按律处死籍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对郭一裕的发落，却甚为不妥，颇欠公允，这样一来，恐将使汉官缄口，不敢弹劾满员大臣，以免两败俱伤，自身遭受横祸，其消极的影响，不宜低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乾隆帝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谕说：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算是无罪，但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郭前在部呈请赎未准，恐将来各省督抚有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干涉，惧于己有碍，转不据实入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纳赎。数年以后，帝赐予郭一裕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这样一来，总算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五、山东巡抚蒋洲贪婪命丧法场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连下二谕，命督修山东运河工程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前往山西，查审移任山东巡抚的原山西巡抚蒋洲之贪污案件。他在谕中讲道：据山西巡抚塔永宁奏，蒋洲于山西任内，侵用帑银二万余两，升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卖寿阳县木植赔补，“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为之骇然”，必须彻底清查。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著刘统勋即传旨，将蒋洲革职拿问，带往山西，并塔永宁劾疏内提到的杨文龙等人，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其任所赀财，一并查明奏闻。

乾隆帝所讲看过奏疏后“为之骇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案犯蒋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移任山东巡抚，又非寒门小户贫寒乡民，而是书香门第宰相之子。蒋洲之父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之弟，工诗善画，以举人、进士供奉内廷，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任至内阁学士。随后，廷锡更受到世宗的赏识和提拔，六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晋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蒙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十年病故，谥文肃。廷锡政绩卓著，秉公执正，史称其“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蒋洲之兄蒋溥，雍正七年由举人、进士、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任内阁学士。乾隆五年，蒋溥授吏部侍郎后，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领户部，身任要职近三十年，颇有建树，政绩显然。蒋洲就是凭借父、兄之势及皇上对父、兄之恩宠，由一个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抚，于同年七月移任山东巡抚。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高官要职，姑且不说侵吞帑银、科索民财、收受贿银，就是正额薪俸、养廉、皇上恩赐、属员献纳、督抚馈遗、门生敬奉等等收入，为数也十分可观，这样富豪高贵的家庭，怎会出现贪官污吏？父、兄皆系科甲出身，任至大学士，自应正身律己齐家，严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丧失廉耻见利忘义？所以，乾隆帝不禁因蒋洲之贪婪而“为之骇然”。

过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据塔永宁奏：蒋洲任内，一切舞弊纳贿之事，皆其幕友吴姓及管门家人黄姓、马姓等从中经手，已秘咨山东署抚，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语。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即速严拿，委员解晋，交刘统勋归案严审，务该委员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该犯逃脱，或畏罪自戕。

经过思索，乾隆帝感到问题不只是蒋洲一人，便着手新的审查。第二天，十月十七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讲了四个问题：其一，蒋洲借端诡辩。据刘统勋奏，蒋洲供称：因修理衙门，多用银两，以至亏空，等语。外间亦有如此议论者，此话究未可信，修理布政使司衙门，需费即多，何至用银二万余两！显系借端捏饰。其二，查审明德。巡抚明德与蒋洲共事较长，两署仅一墙之隔，蒋洲如此侵公亏银狼藉，明德岂毫无所知，何以并未上奏？恐其中必有缘故。即使诿诸于不知，而藩司侵吞帑银如此之多，犹一无闻见，“巡抚所司何事耶”？著传谕刘统勋、塔永宁一并详细查察，明德为何如此庇护？务得实情，据实陈奏。其三，追查拖穆齐图。蒋洲供内，又有拖穆齐图欠银三千两之话，看来拖穆齐图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养廉银颇多，为何去任起程时，又须蒋洲为之担承至三千两银？“种种情节，俱当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结”。其四，严防蒋洲自戕。刘统勋现正带蒋洲前往山西，途中需要速行，不可久稽时日，更应留心防范，勿令其畏罪自戕。

随着审查蒋洲案件的深入发展，又发现了新问题，这就是山西省贪官污吏太多，吏治十分腐败，必须大力整顿。十月二十六日，刘统勋、塔永宁呈报查讯情形之折到京，二人奏称：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侵亏帑银二万余两，守备武琏侵亏营银一千余两。乾隆帝于这一天连下四道谕旨。第一道谕旨着重讲彻底清厘贪官污吏。他说：朱廷扬侵银二万余两，武琏亏银一千余两，“由此类推，其恣意侵蚀而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凡几，该省吏治尚可问耶”！乃塔永宁奏称，若逮行盘查，恐通属惊慌，必至贻误地方政务。此话不免有畏首畏尾之意。且据刘统勋、塔永宁另折所奏蒋洲案内道府勒派情节，于杨龙文（冀宁道）署内，“查出派单一纸”，太原府知府七珪联名作札，向各属催取，“明目张胆，竟如公檄，视恒文之授意派买，更有甚焉。此致各属中之素有侵亏者，皆无所顾忌，如朱廷扬、周世紫，皆盈千累万，此又与蒋洲之勒派无涉。吏治至此，尚不为之彻底清厘，大加整饬，何以肃官方而清帑项”？此等劣员，被勒索银两者情尚可原，可如滇省被勒之员例子处理。至于杨龙文、七珪、朱廷扬等人，则罪无可逭，“塔永宁何所瞻顾而为此调停之奏耶”？七珪革职拿问，交与刘统勋一并严审究拟。著刘统勋会同塔永宁，“严行查办，不得稍存姑息”。

第二道谕旨宣布将原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革职拿问。他说：据刘统勋等人奏到，晋省州县中，侵亏库银，竟有至盈千累万者，“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察吏是其专责，乃一任属员侵帑营私，至于此极，实为深负委任，著即将明德革职拿问，解赴山西，交刘统勋审拟具奏，其任所赀财，立即查封。

他在第三道谕旨中说：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帑银二万余两，山西巡抚已行文直隶，查封其家产。但闻知该犯原籍系浙江绍兴人，可传谕杨廷璋（浙江巡抚），速即访察该犯居住地点，将其所有资产严行查封，以补帑银，不得稍有泄漏，以至其家藏匿寄顿。

第四道谕旨，是命刘统勋、定长对明德“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其蒋洲案内各犯及现在查出侵亏帑银的官员，“一并令刘统勋等彻底清厘”。所有各犯监禁于晋省，均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倘有松懈，令其自戕灭口，不得明正典刑，则有关人员罪责难逃。

过了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令速结蒋洲之察。他说：蒋洲勒派属员，弥补亏空，及将寿张县木植卖银补款之案，刘统勋已于杨龙文署中查出勒派银数清单，并于经过各州县中提取了七珪等人连名书札，此事已确有证据，只要审讯蒋洲、杨龙文、七珪三人，即可速为审拟，具奏正法。至于山西通省亏空之事，已降旨命刘统勋会同该抚查办，此乃在蒋洲勒派本案之外，不妨于蒋洲案完结之后，再详悉办理。

又过了五天，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蒋洲一案的处理意见。他说：蒋洲乃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任至巡抚、布政使，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吞亏空帑银巨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俱依拟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珪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迎合司道，较杨龙文罪稍轻，著依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应行拟罪议处各官，仍命刘统勋、塔永宁逐一查明，分别定拟具奏。明德收受蒋洲及各属古玩金银等物，已降旨将其革职拿问，解赴山西，命刘统勋审明定拟。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携取蒋洲古玩，收受银物，“甚属贪污无耻”，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朕为愧愤”！

蒋洲勒派属员之案，至此告一段落。此案本系追查布政使蒋洲勒派属员银两，弥补亏空，不料，案情不断发展，牵扯到巡抚、按察使，涉及监司、知府，并从而查出了晋省不少州县官员侵吞帑银，山西吏治之坏、贪风之盛的真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乾隆帝惊呼“何以信人，何以用人”？他决心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斥责塔永宁畏首畏尾欲图草率了结，诛杀蒋洲，革除劣员官职。身为故相（蒋廷锡）之子、现相（蒋溥）之弟，荣任二品大员山东巡抚的蒋洲，就这样被作为贪官，绑赴法场，成了刀下鬼，身败名裂，家产荡然。当时有不少类似蒋洲出身经历的官宦之后、身任要职的九卿和督抚藩臬监司，照说应以此为鉴了，可是，从后面的一些例子看，重蹈蒋洲覆辙的，还大有人在。

六、庇护贪吏 蒋炳革职 九卿受罚

乾隆帝在处理恒文、郭一裕、蒋洲等案时，不止一次提到杨灏，杨灏何许人也，为何一再为帝评述？此事还得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说起。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阅读了湖南巡抚陈弘谋弹劾藩司杨灏的奏折。陈弘谋奏：布政使杨灏于应发买补运济江南仓谷的银子二十万余两时，每百两扣银一两三四钱及二两六七钱不等，共侵扣银三四千两入己，查验属实，请将杨灏及库官周照革职，暂委按察使夔舒摘印署事，清查库银。乾隆帝十分高兴，批示：“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喜而嘉悦焉。余有旨谕部。”

同一日，他降旨谕部说：杨灏、周照俱著革职。其贪黩侵扣情由，及管库家人书吏，该抚一并查拿，严审究拟具奏。“藩司为通省钱谷出入之地，况买补谷价，关系仓庾，乃扣克短发，必致贻累闾阎。陈弘谋能留心体察，据实参奏，毫无瞻徇，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不久，陈弘谋奏准，将杨灏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二年七八月，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于限内缴清赃银，拟入缓决，九卿科道未提异议，三法司赞同，遂将杨灏定拟缓决，列入秋审官犯册内的缓决人犯项目之内。乾隆帝看过秋审册后，极其愤怒，于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连下四谕，痛斥蒋炳及有关人员，斩杀杨灏。他在第一道谕旨中说：秋审官册内，拟斩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杨灏一案，定拟缓决，“甚属错谬，阅之不胜骇然”。杨灏身为藩司，乃侵肥克扣至三千余两，其贪黩败检，本应立行正法，“以彰国宪，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朕以为该抚审拟招册”，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谳时，自当入于情实，乃册内妄以该犯限内完赃，归入缓决。试思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幸而不经发觉，竟可安然无恙，即或一旦败露，亦不过于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廷臣等于此等案件，不权衡事之轻重，竟尔恣意欺罔，蒙混照复，“将视朕为何如主！朕临御二十二年，所办案件，内外臣工所共见共闻，尚敢如此窃弄威柄，施党庇伎俩，朝臣亦可谓有权！今日检阅之下，不胜手战愤栗”。原拟之蒋炳，交部从重严加议处。其与审之九卿道等官，俱著交部议处。在京案拟之大学士等官，“依样葫芦，并不夹签声明，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

第二道谕旨是斩杀杨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杨灏受朕特恩”，简用藩司，乃敢侵扣银至三千余两，负恩枉法，罪无可贷；监候已属恩典，岂得藉口完赃更从缓决？著蒋炳接奉此旨后，即率同藩臬二司，将杨灏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风声，致杨灏先知而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

第三道、第四道谕旨，是革蒋炳之职，抄其家产。谕旨说：杨灏身为方面大吏，贪盗数千金，本系立即应行正法之犯，候秋审时，“断无不入情实之理”，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甚属乖谬”，“此非寻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将蒋炳革职，拿解来京，交部严加治罪，将其任所赀财严行查封具奏，并将其本籍家产查抄具奏，不得让其隐匿寄顿。

过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详论蒋炳及九卿科道庇护杨灏之谬及其对国之危害。乾隆帝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属可恶，已降旨分别治罪议处矣。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是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爱归其君，盖法之所在，所谓天讨有罪，罔敢纵弛，诚有如是者。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转以依律科罪为不免过当，成何政体？……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如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借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患，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理之不当如是，其意以为，朕于前岁去岁俱经勾到，今岁或当停勾，所有缓决诸案，未必寓目，遂将杨灏拟入缓决，迨系明岁，则系已准缓决之犯，便可幸邀宽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其杨灏一案，审转之按察使夔舒，有专办刑名之责，乃亦蒙混如此，著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为官相护之锢习，朕必力革而后已。十月初六日，吏部遵旨议拟九卿科道蒙混照覆蒋炳党庇杨灏的革降处分，乾隆帝阅过其疏后，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记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十一月初四日，乾隆帝看过刑部的奏章，因建议将蒋炳拟以“斩监候”的处分，过为严刻，下谕宽减说：蒋炳审拟杨灏侵扣婪赃一案，拟入缓决，希图蒙混，刑部拟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但蒋炳办理此案，虽系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著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曾经震动京华的蒋炳一案至此结束，它再一次表明，乾隆帝确曾想整顿吏治，惩处贪官，以期于国有利、于民有益。但是，从后面所述诸例看，他的这种愿望是完全落空了，斩掉一个杨灏，又出现几十几百名杨灏式的赃官，而且，贪污的银两越来越多，规模愈益扩大，吏治更为腐败。

七、徇情庇奸 庄有恭、和其衷革职论斩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对乾隆皇帝弘历来说，是一个颇为烦闷和很不如意的月分。这一个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使他十分生气和震惊的重大案子，一是其爱卿庄有恭辜负圣恩，徇私枉法；二是山西吏治腐败的真情再次暴露。

庄有恭，乾隆四年殿试，高中状元，授修撰，直上书房，嗣后，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任江苏巡抚。十七年庄有恭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丁忧回籍，旋署江南河道总督，因故夺职，二十三年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授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八月奉旨召入京师。

庄有恭久任封疆大臣，“以清廉自励”，政绩卓著。乾隆十八年夏秋之交，淮、扬诸郡水灾严重，庄亲往察勘抚恤，上奏灾情，乾隆帝谕令截留漕米一百二十万石，发帑银五百万两，用于赈济，“民乃得苏”。二十年，大江南北又以灾告，庄有恭上奏，并建救荒诸策，皆蒙帝允准施行，拨银一千余万两。庄亲自督率属吏，检视灾民给予，胥吏不得侵渔，济者无数。他又特别重视水利，修海宁柴塘，增坦水，设竹篓内贮石块以护塘根，大修三江水利，疏桥港河身，清除官民圈占的茭芦鱼荡，增筑鱼鳞石塘。史称其“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

乾隆帝对这位由他钦定的状元公，是十分赏识的，一再升迁，十年之内擢至巡抚，又让其坐镇江浙十余年，并再晋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还赐诗褒勉，交部议叙，可谓关怀备至、皇恩浩荡了。不料，就在五十二岁的庄有恭蒙受殊恩马上便要入阁拜相之时，其包庇属员段成功之案被揭露出来了，山西吏治腐败的真相，也因此而再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对乾隆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事情是从两江总督高晋的一份奏折引起的。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就高晋所题审拟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累民的题本下谕说：此本内称，“该员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均未知觉”等语，“所办甚属错谬”。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症，且疟疾或间日一发，或一日一发，每次亦不过一二时辰之久，何至不能检点案牍，听任家人横行。明系承审官员有意为段开脱，妄图从轻完结，故如此书写。高晋自擢用总督以来，甫经审办参案，“即意存瞻徇，巧为尝试，此等伎俩，岂能逃朕殷鉴”！江南吏治废弛已久，现在正当督抚更换之时，高晋尤宜加意整顿，力矫积习，“何意竟敢于姑息蒙混若此”？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此人素非善类，本应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但念高晋新任总督，初次获咎，且在河道总督任内尚能实心办事，姑从宽免，此后若再不知改悔，必不曲为宽贷。高晋此事实属昏聩糊涂，有负帝恩，著传旨严行申饬。此本交内阁掷还，仍命高晋传谕朱奎扬，令其小心。

同日，他又下谕，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此案情节，秉公查实速奏，并将朱奎扬近日办事情形据实奏来。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下谕给在浙江审案的侍郎四达，命其赴苏，会同高晋，将此案审讯明确，务得实情具奏。

乾隆帝确系聪明之君，能够看出高晋蒙混庇护段成功的错误，严加驳斥，委官会审，这一点颇为难得。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高晋如此谬误具奏，是有其考虑的，一经严谕督责，便将真情奏明，使皇上大吃一惊。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明德的奏折到京。明德奏：段成功之家人龚玉出票滋扰民间，“段成功俱属知情，其中尚有染指之处”，承审之苏州府知府孔传珂，主稿审转之按察使朱奎扬，均明知段成功装病而“瞻徇未究”。乾隆帝览疏甚怒，立即下谕，命将朱奎扬、孔传珂俱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其成招会转之布政使苏尔德，未能扶正争执，亦难辞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

紧接着，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折又送至京，高晋说：“庄有恭原参，即有段成功抱病被蒙字样。”乾隆帝异常惊讶，于正月十三日连下两谕。第—道谕旨讲了两个问题：一系段成功之罪。他说：四达会同两江总督高晋查出，“此案出票婪索，皆系段成功亲笔标发，实有染指等弊，则段成功之情罪，已无疑义”。这算是他所预料到的。第二个问题却大出他意料，他十分诧异也非常生气地说：高晋所奏庄有恭于八月参劾段成功的折子内，有段“抱病被蒙字样”，读后“实属骇异”。庄有恭既已访知段成功有出票婪索之事，具本参劾，“岂有复信其抱病被蒙之理”？其若仍任江苏巡抚，绝不肯如此姑息了事，亦不肯为此隐约两可之语。其意以为，离任在即，何必结怨，故留此间隙，即使他日审出实情，亦可博救之不得之名，如因此而开脱了段成功，便可“解怨市恩”，“此等卑琐居心行事，尚安得为纯臣乎”？“庄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著将其交部严加议处。第二道谕旨是令将孔传珂、朱奎扬革职锁拿，交与四达等官，“严行究讯，务得实情”，质审明确后，再解部治罪，如孔、朱二人再不吐露实情，其首领必不能保全。乾隆帝此时对段成功之案，算是有所了解了，知道庄有恭是在施展隐约两可之计，但这还只接触到此案的第一层，距案之最深处还不了解。庄有恭之如此冒险行事，不仅仅是为了包庇属员，解怨市恩，还有更深的隐情。

此谕下达七天后，正月二十日，吏部拟议处分之疏送呈帝前，建议将“巧为解怨市恩”的庄有恭，革去刑部尚书与协办大学士之职，将两江总督高晋予以降调处分。乾隆帝谕令革去庄之协办大学士职，余俟四达审明之后，再行处理，高晋著革职从宽留任。

又过了四天，正月二十四日，案情又有了新的发展，钦差四达之折到京。四达奏：“据原知府孔传珂供：段成功被参劾后，巡抚饬他审讯时，“曾经庄有恭面谕：如果他（指段成功）家人书役不供出段成功知情得赃，也就罢了”。原按察使朱奎扬供：庄有恭曾面谕段成功一案，府审止系家人书役得赃，段成功不知情，可照此揭参。“窃窥庄有恭意在从宽，遂亦不加深究”。乾隆帝阅奏后，非常生气，下谕指责庄有恭“居心欺诈”，“此案之上下相蒙，俱由庄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若再姑息其过，“何以董正天下督抚哉”！著将庄有恭革职，拿交刑部，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其前在学政任内有应罚未完银两，曾加恩宽免，今仍著照数追缴，并将其在广东原籍及苏州寓所赀财严行查封，不许稍有隐匿寄顿。他又指出，庄有恭“并非袒护段成功，而于保举段成功之和其衷，则曲意为之瞻徇，因和其衷为新任巡抚明德弟兄，恐事发累及举主，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刑部议处有关人犯之奏说：庄有恭原发款单，即有段成功患病之语，而具题参劾，复先叙入，豫为将来卸罪之地，是此案徇纵，实由庄有恭开其端，而孔传珂、朱奎扬揣合意旨，不加究诘。庄有恭应照罪该处死巧言谏免暗邀人心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孔传珂、朱奎扬应照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降旨：“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务使痼习一清，毋蹈覆辙。”庄有恭身为巡抚，属员视其趋向，自应依律问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朱奎扬、孔传珂究系为从，著从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庄有恭之案至此告一段落，但段成功之案却仍在继续深查严审。原来，乾隆帝在谕令严审庄、段之案的过程中，又访闻段成功以往在山西阳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帑银，及其升任苏州府同知离任，“上司代为弥补”，因此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段成功押往山西，交山西巡抚彰宝收审。钦差四达又奏称，请将从前保举段成功堪任知府的上司，查明交部议处。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彰宝之折至京，奏称：段成功于升授同知时，“亏空银一万两以外，上司知情弥补，俱属确实”。这里讲的上司，是原为山西巡抚现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

乾隆帝读过彰宝的奏折后，十分恼怒，立下长谕，痛斥和其衷等官之罪，尽革其职，一并究审。其谕说：

此事可谓大奇！从前蒋洲亏空库帑勒派婪赃一案，经朕大加惩治，方谓凡有人心者，皆当知所儆惧，而晋省覆辙在前，尤当引以为戒。不意未及十年，复有上下关通营私欺罔若和其衷之甚者，实出朕意料之外，是其罪较庄有恭更重矣。……和其衷明知属员亏空盈万，不但不参劾究治……（反转为出资相助）掩饰弥缝，其玩法欺蔽之罪，尚可贷乎！……且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如许之多？即云首邑用度较繁，亦不应妄费若此，而通省各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和其衷甚至给银五百两代为凑补，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结逢迎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若和其衷竟受其馈送，遂尔曲意周旋，则更不能稍稽刑宪矣。和其衷前此曾获重愆，经朕弃瑕录用，擢至巡抚，竟敢如此徇私藐法，深负朕恩。和其衷著革职拿问，派四达前往山西，会同巡抚彰宝，将此案各情节秉公严审定拟具奏。……至文绶系专管钱粮大员，明知属员亏空，纵容弥补，刘墉系亲临知府，并不揭报亏空，通同容隐，按察使蓝钦奎、前任冀宁道富勒浑知情不举，均非寻常徇庇可比，俱著革职，交与四达等，将有无授意及助银弥补之处，一并究审。

不久，四达、彰宝奉旨查明后奏称：段成功仅在阳曲当了半年知县，就亏空库银一万余两，库簿所载帮银弥补的州县官员有三十二人，在短短的交代限内，“即能弥补足数，苟非上司授意，焉能迅速齐全”。和其衷供称：前赴热河陛见时，系段成功代雇骡脚，又带信令段购买皮张，用银九百八十两。“段成功平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接，其自行央恳帮助之处，藩司、知府俱属知情，又向刘墉面催两次，据称现在严催弥补”。

乾隆帝闻悉，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官徇私党庇，交结馈遗，将和其衷论斩监候，革山西布政使文绶、太原府知府刘墉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把帮给银两为段成功弥补亏空的州县官员交部严加议处，处死段成功。乾隆帝从这样一位知县、同知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的小型案件，清查出一大批党庇徇私违法的官员，将两位巡抚斩监候，一员总督革职留任，两位按察使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九十名州县官员交部议处，把官官相护、吏治废弛的情弊，又一次公诸于众，并有所整饬，可见其对贪官污吏确系不为姑容。但是，惩治归惩治，贪污仍贪污，两年以后又发生了一起大的贪污案子。

第二节 皇亲、勋贵违法遭惩

一、盐政高恒纳银数万两被诛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乾隆帝读过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的奏折，十分惊异。尤拔世奏：上年两淮盐政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乃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余，普福任内支过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

乾隆帝立即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令军机大臣查检档案，未有记载，便下谕清查此事说：此项银两，盐政从未奏明，“私行动用，甚可骇异”。军机大臣翻阅户部档案，没有找到造报派项用数的文册，“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况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每年提引二十万至四十万引不等，如以每引缴银三两计算，二十年来应有一千余万两，“自须彻底清查”。但年岁既久，头绪纷繁，恐尤拔世一人不能独办，著江苏巡抚彰宝秘密速往扬州，会同该盐政详悉清查，务使水落石出，不得丝毫隐饰，不可畏难姑息了事，不许少有瞻徇，即速据实覆奏。

此谕下后二十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江苏巡抚彰宝之折到京。彰宝奏：抵达扬州后，会同尤拔世查办预提纲引之事。此事本系奏办之事，“但其中尚有余利，每引缴公费若干，亦应一并奏闻，乃竟隐匿不报，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因传唤总商详讯，并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据称历年办贡及预备差务共用过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尚有各商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伏思此项银必与盐政等有暗行馈送情弊，复加严讯。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供称：辛巳（乾隆二十六年）纲两次缴过高盐政银八万五千九百余两，丙戌（乾隆三十一年）纲又送银四万两，乙酉（乾隆三十年）纲又送银一万两，均系管事人顾蓼怀经手收进。又自乾隆十四年起，代吉盐政办贡物共垫银三千余两，又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办如意银三百二十两”。“此外有无另项，并未吐实”。请将商人黄源德等六人革去职衔，运使赵之壁暂行解任。

彰宝此折，震惊朝野，因为它涉及到四个大问题：其一，巨款去向？这可不是一千八百区区小数，而是一千万余两，相当于清政府岁收的三分之一。这样多的银两下落如何，怎样使用，为谁侵吞？作为贪污案子来说，涉及的银两为数之大，堪谓空前，必须查清惩处。其二，上涉圣躬。两淮盐商的总商供称，历年办贡及预备差务，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办贡是进献皇上，差务是天子四下江南和巡幸扬州。乾隆帝一向宣称拒收贡物，禁绝献宝，出巡乃系“省方问俗”，一切用费皆系“官为经理”，不取于民，那么，此四百六十余万两银子，又作何解释？其三，牵连广泛。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这二十来年中的盐政、运使、同知，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两江总督，扬州知府，等等数十名地方高级官员，皆难辞其咎，不是侵吞分肥，便是收受贿赂，至少也是失察疏纵，按律究治，很难逃脱处死籍没、发充军台、革职降级等项处分，两淮总商和一些富裕盐商，也难幸免，官商二界势必惊惶不安，人心浮动。其四，皇亲难参。总商黄源德、江广达所称缴过高盐政银十三万余两，此高盐政可不是一般无足轻重的盐政，而是贵妃之弟、相爷之子、为帝宠信、声势赫赫的高恒。高恒之姐乃慧贤皇贵妃，乾隆帝即位以前即为侧福晋，深受夫君宠爱，于乾隆初封贵妃，卒后帝亲谥以“慧贤”。高恒之父高斌，历任布政使、两淮盐政、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大学士、管两江总督等职，乾隆帝赞其治河成绩显著，“功在民生”，“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高恒之从兄高晋，历任布政使、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并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署漕运总督仍留两江总督任。此时，皇贵妃姐姐和大学士父亲虽已不在人间，但从兄高晋仍为两江总督。高恒自己凭仗姐、父、兄的权势和帝恩，于乾隆初以荫生授户部主事起，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任天津总兵，于二十二年赴任两淮盐政，二十九年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直到三十年因高晋为两江总督，例当回避，始被召入京，署户部侍郎，寻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十二年又署吏部侍郎。高恒任职的三十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管理关税和盐政，这两项差使都是肥缺，侵帑纳贿，勒索商民，收受馈遗，收入极为可观。而且这两种官员，又兼负有了解民情，侦查地方官吏动静，报告物价气象等情的重要使命，非内务府人员难任其职，不为皇上信赖和宠爱，更难如此长期久任此职，这充分显示了高恒特殊的政治地位及其为皇上所宠信。而且还要看到，乾隆帝第三次、第四次下江南时，身任两淮盐政的高恒，董率商民，筹划巨款，对天子的迎接、侍奉、游赏，是尽心竭力操办的，办得很好，使乾隆帝非常满意，故当其从兄高晋任两江总督需要回避时，不是移调其他盐区或关口，而是召入京师荣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这又是财源茂盛、接近君主，为帝倚任、器重的美差。对于这样一位门第显赫、赀财巨万的皇亲、近臣，能参倒吗？能不招来横飞之祸吗？确系疑问。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江苏巡抚彰宝虽然报告了余利银隐匿不奏及高恒收受盐商巨银的事实，并笼统地说了一句“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但只敢奏请将现任运使赵之壁暂行解任，而对高恒却只字不提，不敢对其弹劾，更不敢奏请将其革职拘审。因为，他不敢冒犯两江总督高晋，不敢开罪于天子宠信的皇亲、近臣高恒。

对于这样一桩重大案件，乾隆帝开始是十分认真处理的。他读过彰宝之折后，非常生气，于当日（六月二十五日）及次日，连下八道谕旨，责令严查严办。第一道谕旨主要是革高恒、普福等人之职，革总商的职衔，予以审问。他说：彰宝、尤拔世所奏“种种情节，殊堪骇异”。“朕屡次巡幸江南，一切行宫道路诸费，俱系官为经理，丝毫不累闾阎，惟两淮坐落陈设等事，向系商人承办。虽伊等情申报效，分所当然，朕尚以其捐赀急公，微劳宜录，是以累次加赏职衔，赉予至为优渥”。今阅彰宝所奏，则该商人等一切办公物件，均于应交官项内动支，是不但不应加恩，并当查明治罪，所有从前赏给奉宸苑卿衔之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之江广达，按察使衔之程谦德、江启源，均著革去职衔，“交与彰宝严切根究，务得实情”。解现运使赵之壁任，革前运使卢见曾职，交与彰宝审讯。高恒、普福久任盐政，竟敢预提盐引散给商人，“辄将官项任意侵肥”，高恒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仅收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已八万余两，其历年代购物品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不知更有若干”？“伊等受朕厚恩，乃敢明目张胆，肆行染指，实出情理之外”，高恒、普福均著革职，严行看守，俟彰宝等审复到日，再行逐款审拟具奏。

第二道谕旨是命山东巡抚富尼汉传旨，将前任运使卢见曾革去职衔，委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审讯，并将其原籍赀财严密查封，不许隐瞒寄顿。

第三道谕旨是针对两淮盐商而发的。乾隆帝说：该商等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银，干没不交，“其情甚属可恶，理应彻底查办，示以惩创”。著传谕彰宝即速按款查究，“除折内所称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缴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并该商等代盐政等一切冒滥支销应行追出归公之项，自应按数查办外，至历任盐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审明有应著追之项，如力不能完，亦应于商人等名下按数分赔”。该盐政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两淮等处令商人生息渔利情事”，该商等即应一一供明，和盘托出，如有含混，一经发觉，惟商人是问。

第四道谕旨是训斥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乾隆帝说：从来总督有稽查盐政之责，高恒、普福等如此恣意妄为，总督岂竟毫无闻见？尹继善久任江南，“何以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高晋与高恒，更非同官所比，其弟如此“簠簋不饬”，“而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

第五道谕旨，是以上述两淮提引一案“彼此通同，情弊甚大”，现在彻底根究，令将普福任所赀财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

第六、第七道谕旨，传令江苏巡抚彰宝将“案内酿成事端之要犯”、高恒之办贡人顾蓼怀，提往扬州质讯，稍有头绪即解交刑部审拟，并将其原籍家产密速查抄。

第八道圣旨是传谕两淮盐商，说明现在严查办理，是使“私蚀官项之总商，不得侵公自肥，且令其余众商共知儆惕”，但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不许各商因有质讯之事而推诿观望，致应运食盐，遭到壅滞，责令各商务将盐源源运出，不得停阻，否则将犯重罪。

从以上八道谕旨看，乾隆帝是想彻底查清这一特大案件，具体要求有三条：一系查审高恒、普福二位盐政及赵之壁、卢见曾两位运使贪婪之罪，二是追查总商未缴余利银及应赔之款，三为惩处负有稽查盐政之责的尹继善、高晋两位总督。这都是令人棘手的难题。高恒久任盐政和管理关税，贪婪详情难以一一查清。两淮盐商仅未缴余利银就多达六百余万两，如按谕旨所说还要追其冒滥支销之银，历任盐政侵公之银无法偿回者亦要盐商代赔，则将多达七八百万、八九百万两，这样巨大数量的银两，两淮盐商是无力承担和缴清的，势必使其家产尽没难以运盐。这不仅将影响到数省几千万人丁食盐的供销，两淮运司年交国库几百万两的课银亦将落空，对皇上的额外收入也有重大影响，还不要说二十年中曾任两淮运司的其他盐政、运使、同知、运判等盐官和总督、巡抚等管官员。简而言之，此案涉及人员很多，银数极大，关系到清政府的国库收入，要想彻底查清，既非常困难，风险很大，又没有必要，因其将直接影响国库的来源和天子今后的享用，并且大量银两也确系供皇上巡幸和办贡而用掉，所以最后只能是有所清查，但不能尽惩。案件的发展和结局，就是这样的。

在乾隆帝前后数十道谕旨的指授、安排、督促下，经过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山东巡抚富尼汉、扬州知府杨魁等官员的查访审讯，刑部复审，大学士复议，历时四个月，到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此案大致结束。其最后作的案情“事实”结论如下：前盐政高恒所收二十余万两银，多系备办差务用掉，前盐政普福所用八万余两，亦多用于“公务”，二人之罪状仅是“于提引应归官帑银两，恣意侵渔，数至累万”，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解任运使赵之壁，虽“并无染指”，但对盐政高恒、普福侵蚀公帑，对属下监掣同知杨重英勒索淮商三万五千余两之事，诿为不知，不劝阻，不参奏；两淮盐商未缴之“余引无著银”不是六百余万两，而减至三百九十六万余两，其中还有“代高恒、普福、卢见曾垫办器物之项”；为高恒办贡之人顾蓼怀，经手收取盐商的十五万两银，“系高恒责令向商支银制办物件，并非高恒尽行侵用，亦非商人奉令代办”，仅系“怂恿高恒，己亦牟利，酿成大案”之人；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候补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泄通信”，使卢见曾预闻查抄之旨将家产四处寄顿匿藏。将此诸事与案发之时情罪相比，显然是大为缩小了，高恒仅贪污三万二千两而非吞没数十万两，两淮盐商只少缴三百九十余万两而不是六百余万两，运使赵之壁“并无染指”，连帝钦定之“案内要犯”顾蓼怀，也非盐商托令代办物品，所取商银十五万两系备买贡物，最多不过从购买货物过程中有所中饱。一桩几百万两白银、涉及众多人员的巨大贪污案件，就这样缩小至三几万两赃银、案犯仅有数人而结案，实出人所意料。就此而言，乾隆帝是有所妥协，大为退步了。

当然乾隆帝如此了结此案，有其深刻的考虑，绝非草率、糊涂、不明真情，或者毋宁说，正因为他是太了解此事的内幕和实质，才这样从宽、从轻结案。真要彻底清查，前述各种危险，如国库和帝君的收入，几千万食淮盐的人丁之盐的供应，牵连众多官员，等等，便很可能难以避免。

尽管在案犯多少、赃银数量等方面，乾隆帝是退了一大步，但此时他毕竟还在力图整顿吏治重惩贪官，因而在处治高恒、普福、卢见曾的问题上，坚决排除干扰，依法惩办。他谕令，抄没三人家产，将高恒、普福押赴法场斩首示众，将卢见曾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革去为卢见曾泄漏抄家消息的纪昀之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两淮盐商所欠之银，定限十年如数交与运库。高恒虽只定了侵吞帑银三万二千两之罪，但其抄没入官的家财，却多达数十万两，在经济上也算是执法从严了。

乾隆帝将慧贤皇贵妃之亲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并非没有干扰，为高恒说情者大有人在，甚至连乾隆帝一再夸奖为“军国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也亲自求乾隆帝施恩宽减。《啸亭杂录》卷1《杀高恒》载：“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傅恒之奏请免高恒之死，其言相当巧妙，亦未尝不无理由。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爱妃慧贤皇贵妃来，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动皇上，求免妃弟一死，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议之条，议亲即其重要一项，于情于理于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以傅恒这样一位为乾隆帝特别宠信的军国重臣和至亲之人的身份，说出这样颇似有理之词，照说乾隆帝会允准其请的，恐怕大多数帝君都会采纳其言。不料，乾隆帝却一言以拒之，只说了一句话：“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能因系贵妃之弟而曲法以贷！此话还包含有严厉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为你是皇后的兄弟，就可超越于王法之外，只要犯了国法，也将如高恒一样将你处死！这就是为什么傅恒听后竟吓得魂不附体，“战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斩杀高恒，是十分正确的，是颇为英明的。这表明他的确力图严惩贪官，整饬吏治。

二、良卿徇纵劣员斩首示众 方世儁受银千两死于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贵州巡抚良卿上折，弹劾威宁州知州刘标运铅不足额数，短缺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运价。良卿此折，系因黔省运铅屡屡迟缓误期，遭到多次饬查，而不得不参奏属员，以卸己责。良卿万万不会料到，这份奏折不仅没有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场大波，导致连他在内的两位巡抚问斩，藩、臬二司遭惩。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谕：据良卿奏称，承办铜铅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发运铅斤，短缺百数十万斤，挨查多无着落，而已领脚价，应办省局之铜，又复托词稽缓，抗不解交，显有侵蚀支饰情弊。刘标著革职拿问，交与该抚严行审究，务得实情，定拟具奏。

乾隆帝虽令良卿审理此案，但并不放心，于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说：刘标已革职拿问，交良卿审究。但“黔省办运铅斤，屡经迟缓误期，皆由良卿不实力督办所致。今因节次饬查，始将属员侵欺等弊，查参塞责”，著传旨严行申饬。刘标一案，现交该抚严审，务须彻底根究，讯得实情。“若该抚尚欲存心袒护，曲为劣员开脱，断难逃朕洞鉴，必将良卿重治其罪。著将此谕令知之”。

良卿接到此旨以后，于九月下旬上奏：审讯革职威宁州知州刘标，其亏缺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又缺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请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以及知府马元烈革职究审，并恳派大臣来黔会审。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览折后降旨：永泰、马元烈著革职，派内阁学士富察善驰驿前往，会同该抚一并详查严审，究拟具奏。良卿在任四载，属员承办铜铅，亏缺如此之多，漫无觉察，所司何事？著交部严加议处。刘标欠项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赔。同日，他又谕告军机大臣，命传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刘标原籍大城县，将其家产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并谕良卿将刘标任所赀财查封。

正当良卿参劾刘标亏空工本脚银力图掩盖己过之时，被其奏请革职之刘标的上级粮驿道永泰，却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处。统兵进攻缅甸的副将军阿桂从军营发往京师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民的诉词，控告官吏土目借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等事。乾隆帝知悉后十分生气，于十月十五日下谕，严斥良卿之过，派遣大臣往审。他说：自滇省办理军务（攻缅）以来，经由各省，俱特发帑银赏赉急公奉上之民，屡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实无丝毫侵扰”之事，今阅普安州民呈词，所控之事，“款证凿凿”，“则前者良卿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根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诚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良卿、高积有应革审者，吴达善即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毋任稍有腾挪掩饰及疏虞自戕等事”，并留心访察良卿任所赀财。

此谕下达不久，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儁等官也被牵涉而出。贵州布政使张逢尧于十月进京陛见时，军机大臣遵旨向其讯问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回答说：今年夏季，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高按察使的水银。同月，刘标差人至京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并呈出用印底簿一册，内开各官索银详情，其中有前巡抚方世儁勒索白银六千余两的记载。乾隆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从三个方面严密追查：其一，审查高积。他说：从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积贩卖水银，已实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库所有水银，私行贩卖，即此一端，已罪无可贷”，著吴达善将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对其严审具奏，其寄居苏州赀财，命两江总督高晋就近查抄，其原籍闽省的一应田房产业，著闽浙总督崔应阶即速严密查抄。其二，复审良卿。乾隆帝说：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藩司私卖水银而巡抚毫无闻见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形迹，严审据实具奏，并将良卿任所赀财查抄。其三，革方世儁职。乾隆帝说：方世儁简任巡抚以来，看其办事尚属认真，平日为人亦颇谨饬，是以由黔调任湖南巡抚，“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著观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抚，传谕方世儁解任，察其神气形迹，若有惊惶失措，即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将其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需索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巡抚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说：“良卿与高积交密往还，并令幕宾通同勾结，肆意侵渔，实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永泰、马元烈，为刘标本管上司，岂有馈送遍及抚司，而道府转无交结之事？”著严究定案。

在乾隆帝数十道谕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责下，钦办审案的湖广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诚、内阁学士富察善，历时五月余，对这一案件的事实作了如下结论：巡抚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橐，置一切公事于不问”，明知刘标亏帑数逾巨万，并不早为参劾，直至见事难掩盖，始作为访闻举发，对刘标私自出借之官帑一万零八百余两不予究追，且将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余两，批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知情故纵，始终掩饰”。普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许文衡“借差派累”，遭知州陈昶斥责，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转令被控知州会审；良卿又长支养廉银一千七百九十余两。按察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二万六千二百斤运往苏州发卖。布政使张逢尧虽无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己又预支养廉银九百三十两，对刘标之亏空不即查参，有失藩司“整饬通省属员之责”。原任巡抚方世儁得受刘标银一千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刘标亏空铜铅脚价工本共帑银二十九万余两，自知事将败露，早于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亲戚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籍，并叫家乡亲属隐匿寄顿，以至官府查抄时，刘标在直隶大城县之田房地亩，仅值银四百余两，经过多次追查，亦不过值二三万两，加上其揭报上司勒索之银，亦仅二万两，其余二十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显系密藏。

乾隆帝览奏后，陆续下谕，惩处有关案犯。他指责良卿负恩枉法，谕令将其正法说：“前因良卿在热河道任上，办事尚知奋勉”，故加恩擢用巡抚，岂料其志满意足，又恃地远或易为欺，其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至刘标积年亏帑侵公，数达二十余万两，良卿既已明知故纵，并授意令人弥补，复请添移钱局，冀为通融掩覆，及经部驳，知事必败露，始以一参塞责，又不严追亏项，转批令将出借银两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内。其于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蚀口袋脚价等事，并不觉察劾究。“是其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其普安州民吴国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严行查办，又转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陈昶一同会审，致使抑勒劝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骫法婪赃，封疆大吏败裂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良卿著依拟处斩，即于贵州省城，令钦差大臣监视正法，“俾各省督抚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

乾隆帝以方世儁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对于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予良卿的预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儁、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未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至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

乾隆帝除严办诸犯外，又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下谕，列举此案，告诫地方官员，申饬科道言官闭口不劾，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他说：已将刘标一案有关犯员“严加治罪，以示惩创”。“朕临御以来，整饬官方，谆谆训诫，于诸臣功罪，无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经败露”，亦未尝不执法示惩。从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获罪重大，并于本案按律抵法，俾众人共知炯戒”。“为督抚大吏者，苟有人心，亦当洗心涤虑，畏国宪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顽不灵、天良尽丧如良卿等者”。“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簠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则“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著将此旨传集各科道通行申饬，并宣谕中外知之”。

三、钱度赃银数万两刀下丧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查获一起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案子的主犯就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知府，转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为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乾隆帝谕军机大臣：云贵总督明德复奏运京之铜短欠之折，含糊不明，办理迟误。“滇省铜斤，关系京局鼓铸，最为紧要”，乃自三十一年以来，渐次短少。明德为何不详悉根究缺额之因及何人贻误？著传谕申饬。不久，明德上奏，呈请让有关人员分赔缺铜之银，将汤丹、大碌二厂应赔之铜，按青龙等厂之价赔银。户部复议时发现，汤丹厂之铜，每百斤价银六两四钱，而青龙厂之铜每百斤价五两一钱，显系避重就轻，致短赔银二万七千四百余两，因而加以驳斥，不允其请。乾隆帝赞同户部之议，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谕，斥责明德“深染外省恶习”，“为属员避重就轻”，极为谬误，令军机大臣传旨对其严行申饬，命其按照部驳之议，另行妥议速奏。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称系据该司所议之价上奏，“自认办理错误”，帝命将其交部议处，并指出，前之议价，“显有瞻顾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属员之意”，“该司究系何人”？著查明复奏。明德遵旨上奏，称系钱度所拟。

乾隆帝甚为恼怒，于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谕，严斥钱度之过说：“钱度经朕擢任封疆”，屡获罪戾，仅予降补云南布政使，已属格外加恩，乃不知实力报效，于应赔铜之定价一事，并不据实查办，反敢瞻顾情面，避重就轻，“其取巧沽名之恶习，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惩处。其现经手承办军需，若予罢斥治罪，反得卸责偷安，其又系屡经革职留任之人，即再处以革任注册，亦不愧畏，“钱度著革去顶戴，仍留云南布政使之任，以观后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

乾隆帝虽对钱度之降低赔铜的价银予以惩治，并斥其庇护属员之过，但他并不了解钱度此举的真实原因。钱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此时亦包含有这一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有其更深刻的考虑，这一点，马上就可看明白了。

三十七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上揭于户部，控告钱度贪婪，勒令属员购买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查审其事。当钦差大臣尚未来得及细审之时，钱度却自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三十七年三月初，贵州巡抚图思德之折到京。图思德奏：钱度的家人张林、顾安，送箱笼赴滇，带有金玉器件，已将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办。乾隆帝十分惊讶，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事殊堪骇异！”钱度系停给养廉之人，焉能有金器四百余两值银在四五千两以上，“苟非婪索属员，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为贪赃败检，已可概见”。著彰宝、李湖、袁守侗“即将钱度严行审讯，务得确实情节，迅即从重定拟，由驿奏闻”。

此谕刚下不久，江西巡抚海明之折又到，更使乾隆帝大吃一惊。海明奏：德化县知县黄汝源一经奉到文件，即督县役追拿已过县境之钱度家人王寿的坐船，拿获王寿等八人，查出白银二万九千余两，“并钱度亲笔书信，有趁王寿回南，寄归二数，好为收贮，或做地窖，或做夹壁，以作永久之计”。乾隆帝于三月二十二日下谕说：批阅海明之折，“实堪骇异”。钱度在布政使任内，已有三四年不给养廉银，前在黔省查出金玉器件值银四五千两以上，“已出情理之外”，今王寿又从云南带回寄家之银，又有二万九千两之多，“若非婪索多赃，安得有如许积聚？必系虑事将发觉，预遣人寄归，蓄积埋藏，以图三窟之计。且纵子售卖玉器，数复盈万，并其家人亦私蓄银六百余两，是其赃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钱度之负恩败检竟至于此”。近来办理各省贪婪之案，必彻底严究，按法创惩，以期纲纪肃清，常谓司道人员必不致复有簠簋不饬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赃盈千累万如钱度之甚者，实可痛恨，若不严审究拟，如官常国宪何”！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传朕旨，严讯钱度”，问其任藩司并不太久，并获罪革职留任，数年不给养廉银，“因何积有金银如许，实系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窟夹壁，是何肺腑”？务令其逐一据实供出，倘仍狡展不认，即严加刑讯。其子钱沣、家人王寿，亦予严审。另外，钱度名下尚有应行分赔之款，并未缴清，今既有银数万两而不缴纳，“反为肥橐之计，即此一端，更属罪不容逭”。钱度罪重，万无可贷，当严加看守，明正典刑，不许自戕。此谕由六百里发往。

同一天（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说：前因钱度在云南布政使任内，经厂员（宜良县知县）朱一深揭报其赃款累累，已传谕（两江总督）高晋将其原籍家产赀财严密查封，今据江西巡抚海明奏到其家人带银之事，“览奏实深骇异”。钱度系数年不给养廉银之人，“若非恣意婪赃，安得有如许积蓄”。其信既有藏埋地窟夹壁之话，则其“从前之诡秘隐匿，定复不少”。钱度本籍常州府城，又复寄居江宁，著再传谕高晋即将其所有两处财产严密查封，并将其家属严行究讯，逐细详检，毋使藏匿寄顿，若有透漏，惟高晋、萨载是问。将此旨由六百里发往传谕。

江西巡抚海明连续呈报钱度案情的两道奏折相继至京。海明奏称：萍乡知县王鉴盘获钱度的幕友叶士元，据供系同钱度之子钱沣于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至湖南常德府，钱沣等候行李，在府城西门内原任云南定远县知县陈长钧之家暂住。叶士元带有白银二万余两。乾隆帝更为吃惊和愤怒，于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一日连下谕旨两道说：朱一深揭报案内，“既有钱沣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拿钱度家丁王寿等搜出钱沣售卖账簿，又数至逾万，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势肆行，婪私肥橐，尤属显然”。钱沣实为紧要案犯，著传谕湖南巡抚梁国治即速密委大员，驰往常德，立将钱沣锁拿，解滇审讯，并将其寓所赀财物件详细查抄。叶士元在滇做幕，一年修金不过八百两，岂能积至二万余金？“看来竟系宾主串合，通同婪索，实出情理之外，深为可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待该犯解到云南时，“即行严加刑讯”，务得实情，按法究拟。

钱度不枉为进士出身和久任道、藩、抚职，贪婪有术，狡辩擅长，一见江西截留了他的二万九千余两银，就精心编造，供称克扣铜本平余，得获赃银二万余两，欲图就此了结，免致查及家中藏银。钦差侍郎袁守侗、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居然被钱度花言巧语骗过，于四月十一日上疏奏请按此定罪结案。谁料，此折到京之前，皇上已收到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的折子，奏称于钱度江宁家内搜出埋藏银二万六千余两、金子二千两。乾隆帝大怒，于四月十四日下谕说：通核金银各项，多至八九万两，钱度究系从何处得来，“不可不严加刑讯，彻底根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将钱度、钱沣迅速严行审讯明确，定拟具奏，并将二人押解来京承审，如有不实不尽，“经朕别行讯出，惟袁守侗等是问”。

八天以后，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谕，严厉斥责袁守侗、彰宝、李湖轻信钱度之言，按二万多两赃银之数结案。他说：“袁守侗等奏审拟钱度婪索多赃一案，所讯情节，尚多不实不尽，欲图草率了事，甚属非是。”钱度赃私累累，实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彻底严究。袁守侗等只就江西截封银二万九千余两之数，遂据钱度所供扣克铜本平余及勒派属员售价数目，迁就附和，希图完事，不知其江宁原籍又查出金银合共值价五六万两，此银又系从何而来？可见该侍郎等所讯，以及钱度之供，均不足信。著传谕袁守侗等另行严讯确供，据实复奏。此谕刚刚发出，袁守侗等人之折又到，奏称：“钱度在滇省，两任藩司，其贪婪劣迹，久未败露。”兹因厂员朱一良告发，正在按款根究，江西截封钱度之银二万九千余两，当即悉心讯究，谁知钱度供称此即扣克铜本平余和勒卖货物之银，“再三严鞫，终无异词”，“臣等遂据供冒昧定拟”，于四月十一日上奏后，二十三日接两江总督高晋咨会，才知又起获赃银，“实不料钱度苍滑狡饰如此”，“臣等拘泥原供，牵连录叙，实属不知轻重，愧恨无及”。

三十七年七月中旬，即案发之后第五个月，钱度贪婪案告一结束。钱度遇逢藩库支放铜本等项银两时，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共发放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共扣平余银四万余两，“其支放时，系家人掌平，随时带进”。钱度还勒令属员购买玉器古玩，多收价银。其子钱沣仗父权势，“婪索多赃”，“携货售卖”。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批准军机大臣的奏请，下谕将钱度押赴法场斩首，八月十六日将钱沣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四、私役“回民”采玉盗卖扰乱新疆 皇贵妃之侄办事大臣高朴坐诛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十六日，前往盛京拜谒祖陵的乾隆皇帝弘历，于返回北京途中，在深河村西大营下了一道谕旨，立即震惊朝野。这道谕旨摘录了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的一份奏折的内容和御批。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贩至内地售卖，因此，已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御批是：高朴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经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贪黩妄为，永贵秉公据实奏办，公正可嘉，如果属实，即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在该处正法。

此谕之令人吃惊，主要由于这一案件涉及了三个重大问题：其一，案情严重。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私役大批“回民”（即维吾尔族）开采玉石，“扰累回民”，这将严重危及新疆的安定局面。其二，涉及面广。上千斤的玉石，从叶尔羌运到苏州和京师发卖，万里之遥，途经甘肃、陕西、山西、直隶诸省若干府、州、县，一经审实，将兴大案，数以百计的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会因“失察”“徇私”“受贿”而遭重惩，政局波动不会小。其三，吉凶难卜。高朴何许人也？谕旨讲明了一部分事实，即此人非同一般，乃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但还有一些情况需予补充说明，高朴乃前面提到过的高恒之子，也许是因为乾隆帝念及慧贤皇贵妃之情和大学士高斌的治水之功，因而斩杀贪官高恒之时，不仅没有株连其子高朴，像惩处云南巡抚良卿那样将其子富多、富永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予厄鲁特为奴，反而对高朴关怀备至，很早就授其为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更超擢其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位列正三品的大员。不久，因月食，高朴未即入侍，虽降谕斥其过失说：“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但当吏部议拟革其官职时，乾隆帝又命宽免，随即又迁其为兵部右侍郎，位列从二品，比左副都御史还升了一级。三十九年七月，高朴因奏太监高云从私泄《道府记载》之事而蒙帝嘉奖，四十一年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之从叔高晋，久任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署漕运总督、两江总督，治水有功，屡蒙皇上褒赞。像高朴这样祖、叔皆为大学士，姑系皇贵妃，门第显赫的皇亲、大臣，怎能轻易为人劾倒？何况弹劾者永贵又系因过贬降之臣。永贵也算是一位历任内外要职的大臣，从笔帖式起，相继升任布政使、巡抚、参赞大臣、礼部尚书，都统、署伊犁将军，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署大学士，四十二年任吏部尚书时，以奏请升主事李漱芳为员外郎遭而严斥，革职夺花翎，给三品顶戴赴乌什任办事大臣。临行之前，乾隆帝还降诏对其“诘责甚至”，并说“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这样一位失宠贬任的乌什办事大臣，焉能将高朴参倒？就算是此时帝谕宣布要严查、严办高朴，夸奖了永贵，但面对上有大学士兼两江总督的高晋，以及众多的与此案有关的总督、巡抚等大员，永贵确系势单力薄，万一众口一词，官官相护，此案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对永贵来说，危险就大了。

永贵总算是祸尽福来，他这次出于公心，欲图为“回民”除害，为朝廷效劳，弹劾高朴，竟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对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朴之过带来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惩。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连下十道上谕，督办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谕是嘉奖永贵，命其严审高朴和助高为虐的伯克。他说：色提巴尔第呈内“有高朴自鄂对故后愈甚等语”，可见“其苦累回众，非自今日，若不严加惩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帮同阿奇木办事之人，“高朴扰累回民，理当谏阻”，而阿布都舒库尔和卓却“从中怂恿取利，情实可恶”，著予严行讯鞫。

第三、第四道上谕是命令各地盘查高朴的家人。谕旨指出，色提巴尔第控称高朴曾遣家人进京送回银两等物，伙同商人盗运玉石至内地贩卖。从叶尔羌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今以数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运至内地？显系地方官员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总督、巡抚，飞饬各属，留心盘诘，如有高朴的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伊随带物件，严密搜查，派委妥员，一并解送至京审讯”，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及有无盘获者，即行复奏。

第五道谕旨是因乌什事务较繁，命永贵在叶尔羌迅速审理高朴案内人犯，驰奏以后，即返乌什，暂派和阗办事大臣冯兴阿往叶尔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

第六道上谕分析了案情。谕旨说：检阅五月间高朴的奏折，其呈请间年一次，于密尔岱山开采玉石。密尔岱山久经封闭，严禁开采，并安设卡座一处，以防私窃，乃高朴藉称“严防回人之涉险营私”，而欲间年开采一次，显系暗与商人串通渔利，“特借此奏预占地步，得以逞所欲为，其居心实不可问”。高朴曾代色提巴尔第差人往密尔岱，即送色提巴尔第元宝五十个，“计其所得，不过婪索之一股，分贿以塞其口”。且仅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两，“则高朴婪得之数，不知几何？其从前勾通商人私卖之弊，不知又有几次？均不可不确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据称仅二千余腾格，其系与高朴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于给色提巴尔第之数，其赃银必不止于此，著永贵一并严切讯究，务得实情，迅速具奏。

第七道上谕是命令严查贩玉的私商。谕旨说：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买，运回贩卖，已有应得之咎，乃竟敢与钦差大臣讲明勾通，赴山偷采，“尤为可恶”。恐商人先已私运进口，甘肃的嘉峪关及陕西的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二关行走。著传谕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即饬属下在关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即行严拿，奏明治罪，并将其所带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谕是根据阿桂之奏而发。留守京师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朴家产时，发现高朴从叶尔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讲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两次带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别处办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朴家内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现派员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两道上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夸奖阿桂，称其“善于办事”。其二，责令缉拿高朴家人，李福既系奉主之命往“内地别处办事”，大约不是去苏州，就是在江宁置办物件，命江苏巡抚杨魁、署两江总督萨载分别于苏州、江宁严密查拿，一经缉获，即锁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朴所用之人，高朴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时，著阿桂严加刑讯，令将高朴数年婪赃作弊之事，和盘托出。其三，痛斥高朴。他说：查阅了阿桂所开高朴的金珠、玉碗等物单，单上所载玉碗甚多，家信又云“系极好者”，而高朴历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朴“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其四，审讯有关侍卫。侍卫纳苏图为高朴携带物件，“且甚为亲密”，解玉之侍卫绰克托，受高朴之托为其携带物件，“自系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将二人严讯，务令供吐实情。

第十道上谕是指责曾任巡抚、布政使的叶尔羌帮办大臣淑宝懈弛无能，“高朴如此任意扰累，色提巴尔第俱不能堪”，淑宝所司何事，岂可诿为不知？著永贵对其严行究讯。

乾隆帝随即又连续下旨，责令缉拿为高朴办事的熊先生，究讯高朴家人之隐匿私藏银两者，因从家人常贵住房内刨出银二千余两，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连下三道谕旨，处死高朴，奖惩有关官员。他宣布诛戮高朴及其党羽说：

讯据永贵奏：审讯高朴婪赃各款，高朴俯首无词。因讯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据供称任内积有金银一万数千两，珠宝不计其数，等语。从前喀喇汗在厄鲁特办事，动向回人勒索，几至激变。今高朴系钦差大员，肆行扰害，与喀喇汗何异？稍迟数年，恐又有乌什之事，深可痛恨。著传谕永贵将高朴审明，即于该处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尔，怂恿高朴，酿成事端，亦断不可留。家人沈泰等，虽系高朴主使，就中图利，致令伊主获罪，亦属可恶，均著一同正法。乾隆帝所说处死高朴的原因，讲得很好。高朴之贪婪不法，本应问斩，但如此之快将其定案处决，确非一般，而且此时这一案件尚未结束，还牵连到不少大臣，正在进行审理之中，照说是不需立即执行的。乾隆皇帝这样坚决、迅速、果断地斩杀高朴，充分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英君明主之气概。高朴之该诛，高朴罪恶之大，不在于其敛取了几万两银子，而在于他“扰累回民”。作为皇上派遣的钦差大臣，理应传谕帝旨，代君行事，抚绥“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余人开采玉石？须知，此乃极苦之差。出玉之密尔岱山，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极大的风险，历尽艰辛，才能攀上其处，又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能将坚如金石之玉凿下，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几十、几百、几千斤重的玉石运至叶尔羌，转运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于崇山之上悬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劳累伤病而死。正因为这是苦害“回民”的大祸，搞得叶尔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激于义愤，出于为“回民”请命，才拒重金而不顾，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位平时进见办事大臣高朴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门后裔、皇贵妃之侄的钦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认识到此案关系重大，下谕严办，并于案发之后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与“勒索回人，几至激变”的厄鲁特统治回疆时之喀喇汗（罕）相提并论，对其将激使回疆变乱而切齿痛恨，立谕处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举万分正确。

在三天之后十月初二日的谕旨中，乾隆帝对高朴扰乱回疆将酿大祸之事，以及斩高朴有利于回疆、有利于国的理由，讲得更为清楚。他说：

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高朴在叶尔羌勒取回人财物，赃数累累，已属从来所无……（又）派回人三千余，至该山（密尔岱山）采取玉石，致诸回受累含怨。……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色提巴尔第、永贵）二人至彼，而高朴之事始得败露，回众借以辑宁。若无此调换，其事必不能破，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夫高朴以昏妄乖张，自罹显戮，在彼实为大失，而于国家绥靖回疆之举，则为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凛敬畏焉。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三道谕旨中，乾隆帝又宣布革绰克托职，晋升永贵和色提巴尔第。他说：叶尔羌伯克色提巴尔第公爵对高朴等人的通同舞弊，能“秉公呈报，甚属可嘉”，著赏给贝子职衔，以示鼓励。总办回疆事务的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蒙恩擢用吏部尚书，高朴如此声名狼藉，绰克托为何不据实劾奏？“其通同徇隐，几酿事端”，著即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命永贵补授吏部尚书。

他还就此奖惩专门讲了赏罚分明之事。他说：

朕于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朴贪黩负恩若此，较伊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稍为矜宥也。又如绰克托，前因其总理回疆，尚觉认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误公，咎难轻逭，因即黜革拿问。若永贵，原因市恩李淑芳身获重谴之人，今办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复加恩擢用，此诸臣所共知共见。祸福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并不稍存成见于其间。将此通谕知之。

乾隆帝虽下谕将高朴斩杀，但对这一大案并未就此罢休，而仍在抓紧清查审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后下达数十道谕旨，责令臣僚追查，历时七个月，才算最后结束了这个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个问题：其一，追查高朴私采盗卖玉石的详细情形和具体数目。经查明，高朴之家人李福，与原系镇江监生充任四库馆誊录的熊濂，为高朴代管笔札，由高朴给银为熊捐了州同职衔，二人往苏州贩卖玉石，在苏停留半年多，“携带玉料，值银数十万两，肆行贩卖”，已获银十二万八千余两。二人又于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船内有箱四十余只”，过关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两江总督萨载遵旨于淮关拿获。可能因李福已有所闻，预先藏匿，故船上只被官府搜出现银二万四千余两和会票、期票所开的四万六千余两。高朴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领跟班张元、马德亮等人，带大车九辆，载高朴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陕西巡抚毕沅在长武县盘获，常永亦已先将大量玉料四处藏匿。据商人卫金义之货单载称，玉如意一枝，需售银四千两。照此估算，仅此两项玉料，就值银近百万两，可见高朴确是一个特大的贪官。

其二，惩处回疆有关官员。高朴曾因三月里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病故，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乾隆帝认为如此则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将为鄂对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无异，未从其奏。现查出鄂对与高朴相好，对高朴之“扰累回人、偷贩玉石”，不仅不竭力劝阻，反而“扶同附和”，并“私采玉石”，还给予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又欠苏州贩玉商人张銮银七千余两。帝谕革去鄂对之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仅授其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并令鄂对家属交出欠张銮之银，没入官府。因主事职衔达三泰除高朴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帝谕将达三泰严行究讯，送刑部治罪。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予“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札知，现差家人李福等来南，到苏办理贡物，发给执照，以免沿途盘诘。”李福就是拿着这“护牌”横冲直撞，关卡不敢拦挡，畅行无阻。乾隆帝虽因高晋一向办事谨慎忠诚，现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务紧急，操劳过度，而不治其罪，但也连下数谕，指责高晋“其罪甚大”，“错谬太甚，实出情理之外”，对其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令传旨将其再予严行申饬。

其四，训责、惩处徇私庇护高朴之官。乾隆帝严厉斥责江苏巡抚杨魁说：高朴之家人李福携带大量玉石，在苏半载有余，肆行牟利，甚至连樯运装箱笼数十只，擅用高朴之兵部左堂职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乃竟任其枉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至此，自揣当得何罪”？著杨魁自行议罪具奏。对于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税的舒文，因其负有侦查地方民情为帝耳目之责，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并革其职。他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高朴之家人李福在苏州横行无忌，牟利售货，长达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怎竟听其连樯北上，如此徇情故纵，“实属天良丧尽”，其罪实不可逭，著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寻因舒文议罪复奏之折，巧言谎饰，隐匿了李福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之护牌至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之事，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谕，斥其“有心欺妄”，“巧词饰辩，实属胆大”，“昧良负恩，罪实难逭”，将其革去织造监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苏州织造上行走赎罪。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到训斥。各省地方官员因失察高朴之私玉过境，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的驿站官员，皆分别被处以降调注册等处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贵奏遵旨已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搆衅，实深愧惧”，乾隆帝下谕为之嘉奖和劝谕说：“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

色提巴尔第之所以“实深愧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发。他之上控，使皇亲、钦差大臣高朴抄家问斩，同族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或死或贬，甚至连多年效力为帝宠信蒙受殊恩的鄂对贝勒，亦被牵连，死后革爵，子被谴责，还不用说大学士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训受骂。得罪了这样一批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今后能不遭其陷害报复？思念及此，确为不寒而栗。

也许是乾隆帝从永贵的上述奏折，感到了有必要详细论述高朴之案及朝廷安抚回疆的政策，因此于十一月初七日下达长谕，讲述朝廷对“回部”的方针政策，说明严惩高朴一伙的必要，训令大臣、伯克抚绥“回人”，以保回疆安宁。他说：

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复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域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恣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辑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克等，俾各凛遵奉行。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 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珅、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珅到达之时由其面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为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

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婪赃不法之案。此事之起因，来源于前些时候帝之访闻。云南粮储道海宁是原任总督明山之子，因擢任按察使自滇回京。海宁虽目击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但不敢据实上奏，亦不敢开列款迹呈明军机大臣转为奏达，仅仅“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其面讯，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且称李能办事。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讯，海宁始向军机大臣面禀李之贪情。

为什么海宁如此畏惧李侍尧？为什么乾隆帝要采取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几次案件为什么都不像此次这样严加防范？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表明了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原来，此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久镇封疆、蒙帝赏识和信任之亲信能臣。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李永芳之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侍尧以荫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帝一见其面即夸奖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部臣以违例谏阻，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比也？”李侍尧之才干为众所公认。昭梿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

这样一位为帝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当然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迅速高升。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转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二十一年便署两广总督，至二十四年实授；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两广总督，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在二十多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李侍尧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誉为“老成能事”之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参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贪污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以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就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漏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珅、喀宁阿前往查办，著和珅到黔时，传旨命贵州巡抚舒常一同前往云南，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和珅尚未来得及上报查讯情况，乾隆帝已从两方面获得了使他震惊的消息。二月下旬，湖南巡抚李湖之折到京。李湖奏称：盐法道纪淑曾截拿云贵总督差弁刘凤翼、张曜、尹适，云南巡抚承差尹位等人。张曜、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送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回京城家中，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等也托张曜带银七千余两回京，永昌府知府特升额亦托张带银一千两，还有书信什物，在正月初到京，将银两玉器等俱各交清，于正月十七日离京返滇，途中被获。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的英廉，也审讯了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八十五仅供称正月初收到了张永受寄来之银五千两。

乾隆帝于二月二十六日连下三谕，指出八十五供银数少，“显有隐匿情事”，命李湖速将刘凤翼、张曜、尹适等严行押解进京，交与英廉“详悉研讯，质对明确，务使水落石出，毋致稍有遁饰”。又命传谕和珅，严讯张永受，此犯乃一家人，何以积银竟有七千余两之多。谕旨还讲到：李侍尧久任封疆，“闻其家人多拥厚赀”，“奴隶贱人何以积银如此之多”？命英廉将家人连国雄、八十五等严加讯诘，尽行追出。

因英廉查办欠妥，过为宽疏，乾隆帝连下四谕，指责其非，命认真审讯。谕旨说：八十五系李侍尧“得用之人”，“伊等每借家主势力，积蓄私财，盈千累百，及至家主遇有事故，又复脱身事外，另投一主，甚为可恶”！英廉前次审讯时，并未根究及此，又未查抄八十五等家人财产，著将八十五、张永受、连国雄三个得用家奴财产严密查抄。待查明连国雄、张永受、三保之私财皆“盈千累万”后，谕旨又指责英廉听任八十五隐匿狡辩说：连国雄等私财尚如此之多，“八十五系李侍尧在京管事之人，所有家务俱交经理，较之张永受等更为得用，其私蓄赀财自必较肥，何以转无寄顿”？英廉因何并未问及？

不久又查出，张永受在京有自置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银四千两，其母在易州居住，有住房三十余间和四五顷地。

三月中，和珅、喀宁阿等奏折到京。和珅等奏称，李侍尧供：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十八日连下五道上谕。第一道谕是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珅、喀宁阿前往查办。今据和珅等查奏……“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予和珅，严审定拟具奏。

第二道谕，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巧为诿卸。“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饬官方”。巡抚为封疆大吏，近在同城，而不据实劾参，“又安用此巡抚为乎”？孙士毅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期隐不职者戒”！

第三道谕，是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命其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

第四道谕是办案。和珅奏称，李侍尧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起出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李于奏折内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乾隆帝说，此“显系有心吞隐”，因其隐匿之金五百四十两，价值远远超过所增之银六千五百两，明系“巧为侵蚀”，命和珅严询李侍尧，此金、银均著入官。

第五道谕是因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所供之房产、土地数和财产，与京中所查之数不符，命待张提押至京后，交英廉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珅等定拟将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他说：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予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声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俱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乾隆帝以李侍尧之例，说明督抚不应贪婪违法，辜负圣恩，以免重蹈李之陷入法网覆辙，欲图整饬一下吏治，用心不为不善，但时至此日，贪风盛行，这道谕旨很难生效。至于对李侍尧之处理，此谕已经表明了倾向性，既言李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云和珅“照例”拟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复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此谕却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珅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

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珅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有玷官箴”，革其职。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按溺职例革其职。将已故巡抚裴忠锡、革职巡抚孙士毅原籍家产查封存记，俟云南查出亏空银数需其赔补时，将其家产扣抵，如有余剩，仍予给还。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和珅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仰承意旨，争馈多金，若非侵渔属员，安所取资；则各府州县中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以清帑项而整官亏”，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各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乾隆帝命将李侍尧名下置买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伯爵爵位，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之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为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和大学士所议。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太赞成，另一位总督原主宽减，后改请立决。闽浙总督陈辉祖对将李侍尧之拟斩决，颇有异议，但陈辉祖不敢直言，仅奏请将李之罪再交尚书和珅与大学士、九卿复议，意在“主监候”，但并不“据见直陈，作游移两可之词”。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饬，但尚可弃瑕录用，不料当帝命督抚各抒己见时，富勒浑又按大学士之议，请将李正法。乾隆帝斥责富勒浑“自异其说”、陈辉祖“游移两可”，令将二人交部察议。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帝欲宽免的意旨，冒险奏请按和珅之拟结案，斩监候，而不是大学士、九卿所拟斩立决。他奏称：李侍尧以大学士办总督事，贪黩营私，罪无可逭。“惟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闵鄂元这番话，讲得颇为巧妙，既言李贪污不法罪不容赦，又云其才干超群，众望所归，最后又搬出“八议”，求帝施恩，说得头头是道，各方面均予照顾，正中乾隆帝欲免李之死的下怀，为其赦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正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之谕。他说：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非仅如彰宝之因病纵性致家人勒索供应者可比，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骫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等甫任督抚，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珅照例定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李侍尧被施予特恩，免于立斩，所谓斩监候秋后处决，实际上是监而不斩，并且，不久他又被皇上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乾隆帝因李侍尧纳受属员银两及令属员买珠，赃银数万两，而将其革职削爵抄家籍没，且处以“斩监候”的处分，不能说是错误的。能将李侍尧这样官居正一品大学士兼从一品总督且袭伯爵之军国重臣和八旗贵族，给以革职削爵籍没斩监候的处分，也算是按律惩贪了，对遏制贪风、整饬吏治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久他又将其再擢总督，并且最后还以李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而使其图形于紫光阁，则显系谬误。这也充分表明，乾隆帝虽然确在努力惩治贪官污吏，但也很不彻底。

第三节 乾隆后期六大案

一、甘肃“捐监冒赈” 百余官员不死即戍

（一）误用贪臣主持“捐监” 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下了一道后来使他十分后悔的谕旨。这道上谕是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甘肃捐监的请求。乾隆帝在这道谕中说：

勒尔谨奏报肃州、安西两州收捐监粮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甘省捐监一事，上年止准令肃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据该督以甘省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奏请仍照旧例，口内各属，一体收捐，业经部议，准令本色报捐，仍饬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业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须能事之藩司，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是以改擢京职，特调王亶望前往甘省。王亶望自必来京陛见，俟其到时，朕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但董饬稽查，乃总督专责，著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亶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

管理户部的大学士于敏中赞同勒尔谨之奏，“即行议准”，帝听从其言。如果单就上述谕旨而言，本来不会有什么错误。甘肃“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时有灾荒，若能通过捐监，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捐为监生，筹集几百万石粮食，也可在歉收岁月对灾民加以赈济，于国于民，俱为有利。过去甘肃也曾有过这样的“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乾隆三十一年，舒赫德奏请革此“旧例”，帝从其请。现在恢复此例，未尝不可。而且，奏请者陕甘总督勒尔谨，此时确未存非分之想，并不企图通过捐监来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就此而论，乾隆帝之批准勒尔谨的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大为谬误，关键在于乾隆帝不该用王亶望来主持此事。这一失误，铸成了大错。

王亶望何许人也？为何被当做“能事之藩司”？原来，此人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巡抚之公子。其父王师，进士出身，由知县历任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到江苏巡抚。王师勤政爱民，平冤狱，导民垦荒，从大学士高斌规划直隶水利，多所建树。王亶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诸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乾隆帝认为王亶望有才干，特将其由人称美缺、要职的浙江布政使，调任地处边僻的甘肃布政使，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任王亶望主持开捐，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勒尔谨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之为国为民着想的收粮备赈的捐监一事，竟会因帝委派“能臣”王亶望来经理，而使自己成了刀下之鬼。

就在王亶望赴任之后的第六个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上折奏称：收捐的安西州、肃州及口（内）外各属，到九月底止，共捐监生一万九千零一十七名，收各色粮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余石。乾隆帝览折后顿起疑心，于十一月十九日就此事下谕，除了肯定王系“承办认真”外，着重指出此事“情理多有不可解处”。谕旨具体讲了有四“不可解者”：其一，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省商民到此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其二，甘省素称地瘠民穷，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焉有如此之多余粮供人采买？若言商贾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怎肯为此重费捐纳？若系收至近地，边民素无储蓄，为何忽然之间有此丰赢？其三，半年收捐之监粮，即多至八十余万石，一年则应有一百六十余万石，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添设仓库收贮，陈陈相因，不免潮湿损坏，似此经久发红的陈粮，怎样动用？其四，若言每岁春间出借种子口粮需费甚多，如不开捐，则不得不采买，岁需价银一百余万两，但是，此谷毕竟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粮归之于官，复行出借，何如多留米谷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谕旨责令总督勒尔谨将此四“不可解”逐一详细查核据实上奏。

不久，勒尔谨遵旨上奏：甘省报捐监生，多系外省商民，由于新疆开辟，商贾流通，兼之路远物稀，“获利倍厚”，安西、肃州又为边陲门户，商民皆必经过此处。近年粮价平减，他们以买（卖）货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捐监更为捷便，故“倍形踊跃”。甘省过去虽称地瘠民贫，“盖藏原少”，但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实系本地富户余粮，供捐生采买，并非运自他处。今报捐之例，“在捐生出余赀买粮上捐，固所乐从，而本地富户粜粮得价，亦无勉强，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乾隆帝一时找不出什么破绽，便批示说：“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为之可也。”其实，勒尔谨此奏，全系按王亶望之意，“饰辞具复”，把皇上的疑问搪塞过去，实际上号称捐监所收的八十余万石粮食，并无颗粒入仓，完全是纸上之数。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这也许是皇上奖其捐监有功吧。因为，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捐监开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约有十五万名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监粮之多，监生之多，这不仅在陕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国，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贫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突增六七百万石“监粮”，确是了不起的大事，对甘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要知道，此时甘肃全省在册田地只有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余顷，征田赋银二十八万余两、粮五十二万余石，银粮合算不过征粮八九十万石。现在“监粮”有六七百万石，超过甘省全年额赋七八倍，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联系到十几年前平准定回之战中，从陕西等省运往甘肃肃州供应前线军营之用的军粮，一石米的脚价需数石米，更可想象出这六七百万石“监粮”价值之宝贵。

乾隆帝在擢任王亶望为浙江巡抚时，做梦也未想到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万石“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时，王亶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张甚侈”，帝虽戒其毋再如此铺张，但还特别下谕，以其母邓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赏给御书匾额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

此时王亶望官居从二品，身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见知于帝，家财数百万，富贵荣华，志得意满。他万万没有想到，气象之报，竟使他这位“能臣”原形毕露，成为声名狼藉、死于刀下的大贪污犯。

（二）雨多生疑 天子觉察伪报旱灾吞没赈银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聚众起义，帝派和珅、阿桂至甘肃督办。四月，和珅到甘肃后上疏奏报军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报征战之情，亦屡称雨水太多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觉起来，降旨询问阿桂：“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谕令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访察办理，据实上奏。

乾隆帝确算经验丰富，相当英明。他从雨水之多，立即察觉到甘省年年报旱之可能有伪，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甘省连年的赈灾用谷必有虚饰吞没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银两。

乾隆帝谕令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的陈辉祖，查讯在浙丁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监粮私收折色实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赞向遵旨询问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之事，故定一名交银五十五两的数额，甘省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首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

王廷赞此供，纯系巧言编造，隐匿真情。乾隆帝于六月初十日下谕驳斥其非说：“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纳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取本色粮食，焉能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言甘省粮贱，五十五两银买的粮食，已符定额，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为何每年又需赈灾？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银必不能买足所定的粮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凭本生自行平买，缴纳粮食，为何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

乾隆帝此谕，将王廷赞驳斥得体无完肤，尤其是论述粮贱则必系丰收，为何又要年年赈灾？如果赈灾属实，粮价必贵，五十五两之银焉能购买额定捐监之粮数？两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王廷赞是无法掩饰和回辩的。而且他又据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的冒销情弊，已经将此案的性质作了明白无误的正确的结论，为彻底侦破这一大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当然，此时局面还不明朗，他只能根据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论证，还不可能看到这不是“恐有”冒销之情，不是少数官员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粮食，省府州县各级官员通同作伪，将全部“监粮”的折银尽行吞没。

此谕下达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之折到京。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亶望此供又系诡辩，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下谕对其驳斥，并宣布要彻底清查此案。他说：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当时道府是谁，如何私收捏报，令其逐一供明复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之各道府，查审具奏。至于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粮食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则该省之粮充足可知，但为何“每年又须赈恤”？且即欲收捐，亦当听该生自行缴纳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者，人数不多，无难治罪。“况中外人才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朕耶？”

乾隆帝此谕，比三天前下达之旨，在三个方面将案件的审理，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确指出，不肖官员已将“监粮”这一“惠民之事”变成“累民之举”而大发横财，再一次并且更为清楚地将此案定为贪污案。其二，断定此案为并非三五劣吏之作恶，而是集团贪污，省府州县官员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坚决彻底根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一定要严行查办，并责令阿桂、李侍尧不得徇情瞻顾，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报“连遇阴雨”，“大雨竟夜”而无法进攻，乾隆帝又连下三谕说：“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霶霈，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已属显然”。著王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总督勒尔谨和藩司王廷赞，为何“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命其据实供吐。他并令王大臣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甘省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

这样一来，乾隆帝已将此案的基本情节和性质，以及牵连的人犯，均已了解无遗，并一一作了结论，责令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切究办，二位大臣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办案，不敢瞻顾徇私，因而整个案件便迅速彻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尧将王亶望等在甘肃将“监粮”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等种种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下达的一道上谕，对此案情形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谕旨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

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乾隆帝之谕旨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简单，即王亶望、蒋全迪与甘省各府州县官，分别收取若干名监生缴纳的“监粮”之折色银，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于是，“监粮”之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

（三）“捐监冒赈”案的五个特点

王亶望等人的捏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

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亶望一伙，究竟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亶望的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及其任另外官职时掠取之银，但从史料记载，王之主要收入确系来自甘肃藩司任内。四是甘省府州县官员从此“监粮”中贪污之银，亦多达数百万两。由此可见，王亶望一伙通过“监粮”，侵吞了上千万银两，他本人的赀财又多达三百余万两，这在入关以后的清朝一百多年里，还无人无案能与此相匹，其赃银数量之多，实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像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亶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大规模的“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赈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问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飏、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鹓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柟、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飏、墨尔更额、王璠、庞橒、申宁吉、史堂、李弼、叶观海、何汝楠、郑科捷、陈起、陶士麟、麦桓、景福、而瞻、成德、王梦麟、麻宸、吕应祥、陈严祖、广福、刘治传，州同前署知县王万年，州判前署知州吴洗，州判前署知县薛佩兰，布政司经历前署县丞许士梁，县丞前署知县周兆熊、闵焜，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丞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亶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借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亶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郞、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肃，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奏称“仓粮系属实贮”，乾隆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狝，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搀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朕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乾隆帝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亶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陕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陕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陕时，对“王亶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鹓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朕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儁、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亶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己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已因“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予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两以上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问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柟、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鹓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帝为示惩戒，还将勒尔谨等要犯之子加以治罪。八月初五日，他下谕说：勒尔谨久任甘省总督，一切政务废弛，视同膜外，形如木偶，其子焉能脱身事外，著将其长子候补郎中伊凌阿及其次子，一并发往伊犁，严行管束，充当苦差，“以为满洲大员贻误封疆者戒”。初八日、二十五日他又下二谕，命将王亶望的十一个儿子全照伊凌阿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中八个儿子尚系六岁以下的幼童，待其长到十二岁时再行发往。九月十二日，他复下谕：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著将王廷赞、杨士玑、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等七犯之子，俱革去所捐官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经方吞银太多，谕将其子重庆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予厄鲁特为奴，“以示炯戒”。

对于瞻徇容隐的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帝几次下谕将其训斥，令其自行议罪，毕沅奏请缴银三万两并于养廉银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帝命将其降为三品顶戴，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职俸及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戒，并责令其不得因停领养廉银而需索属员，否则将重治其罪。因江苏巡抚闵鹗元、浙江巡抚陈辉祖庇护己弟，不予奏参，按毕沅之例，降为三品顶戴留任，“所有应得职俸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创”，并规定此后毕沅等三人，不许呈进贡物。陕西、甘肃二省捐监之例，立即停止。

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现摘录如下，作为此案的结束语：

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前次开捐时，已不免稍有弊端，经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复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朕亦早有风闻，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现已查明处理）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内外大小臣工，见此案内之身受大辟者，即当知畏，其得邀免死者，当知愧而不当以为幸。经此番惩创之后，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以身试法者，即当按法处置。……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行晓谕中外知之。

二、新疆官员多报粮价侵蚀帑银 都统索诺木策凌等诛戮发遣

乾隆皇帝弘历将甘肃捐监折银捏灾冒赈的主要案犯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官斩绞发遣后，就甘肃而言，这一大案算是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仍然存在，至少直接波及到新疆、浙江和山东，出现了新疆捏报粮价、浙江侵吞抄没的王亶望家产和山东仓库亏空三大案件。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四日，钦差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合奏之折到京。阿桂、李侍尧奏称：监粮捐例章程内载有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现在甘肃捏冒等弊俱经查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之处，请饬交新任都统明亮彻底清查。

明亮查讯后，上奏朝廷，言及案情严重。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派刑部侍郎喀宁阿率领司员，驰驿前往乌鲁木齐，会同都统明亮查办事件。第二道谕旨是讲明如此办理的原因。谕旨的前半部分，摘录了明亮的奏折。明亮奏：“查明乌鲁木齐捏报粮价以图采买冒销一案，请派大员会同审办，并请饬部拣选直隶州、知县等员，前往接任，以便将案内人员查抄收禁。”谕旨的后半部分，是言处理办法：该处折收捏报，既据查讯明确，自应将承办各员严切根究，已派喀宁阿迅速驰往，会同明亮秉公查办，并令吏、户等部保举知州、知县，带领引见后，即行发往。

过了十天，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就乌鲁木齐采粮一事，下达专谕说：“昨以明亮查奏，乌鲁木齐采买粮食之价格，与时价不符，显有浮开冒销情弊”，因令喀宁阿驰驿前往审办。此案系索诺木策凌、奎林任内之事，奎林不过糊涂，失于觉察，且在任不久，于该处州县，或不致有交通情弊。至索诺木策凌，在任前后几及十年，前于经方案内，既曾收受节礼，“该处地方官藉采买之名，将价值以少报多，希图侵冒肥橐，若非该管都统有收受馈送之事，岂肯任其浮开冒销，以致官价与时价迥不相符？”著传谕喀宁阿将此旨告诉明亮，一面将各州县官解任，严行鞫讯，究出实情，“毋得稍存将就瞻徇之见。所有军机大臣查讯索诺木策凌等奏片，一并发往核对。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

乾隆帝此谕抓住了要害，乌鲁木齐各州县官员大规模地捏报粮价吞没帑银，一定取得了都统的支持、承认和许可。都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不分肥，不收受属员贿赂，就不会容许他们营私舞弊，这是官场通例。执政四十多年经验丰富的乾隆帝，深知此情，故很快就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指出必须查究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受馈送之事，并责令罢各州县官员之官，“严行鞫讯”。钦差大臣喀宁阿与乌鲁木齐都统明亮，自然要执行上谕，因而促使办案进展迅速，不久就作出了有关此案基本事实的结论。

四十七年四月，喀宁阿、明亮之折到京。这两位大臣奏称：乌鲁木齐各州县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原系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其地“粮麦价值平贱”，各州县官却不照市场卖粮的实际价格报销，而浮开多报。比如，小麦每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不等，州县却以每石一两八九钱具报。据各州县官供认，每石多报银三四钱或五六钱，通计各官历年侵冒银两自一万两至数百两不等。各官又供认“通同舞弊”，馈送都统索诺木策凌银两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现在已将新疆各官严密查抄，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一体查抄。

乾隆帝阅过此折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迪化等州县，采买粮食，辄敢浮开价值，冒销帑项，又复交结上司，公行贿赂，此事实出大奇。”索诺木策凌在都统任内，既经收受属员如此之多银两，“各属等任意开报，侵冒分肥，实在情理之内”。现已谕令喀宁阿等秉公审办，除各旗员在京家产已经查抄以外，所有业已离任的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六犯，著传谕各该督抚，即将六犯革职拿问，解交刑部，其原籍与任所赀财，均予严密查抄。现在仍在新疆的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健、何琦、于得升六犯，其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将此谕由六百里发往各有关省分。

过了两天，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索诺木策凌收受属员大量银两，革其盛京将军之职，派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盛京，将索诺木策凌押解热河行在，命庆桂补授盛京将军，其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德平、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建、何琦、于得升、湖图里等犯，亦一并革职拿问，解京交部治罪。同日，并谕革前都统、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林之一等承恩公爵，命其叔傅玉袭承。

不久，福长安奏报：索诺木策凌因无质证之人，对其听任属员采买粮食浮开价值及收受属员银两之事，“藉词支掩，匿不吐露”，其家人郭子所供经手收受情节，亦不实不尽，现即押带索诺木策凌与郭子赴热河，以与德平、王老虎、邬玉麟等质对。帝于五月十二日下谕：据喀宁阿奏：查讯德平等一干人犯，“其所供历年采买浮冒及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两礼物，俱一一供认确凿”，现在押带各犯起程赴京，再行核对。估计该人犯等至京，尚需时日，著将各犯所供情节抄寄福长安，令其阅看，就近严讯索诺木策凌，待庆桂到任后，即押该犯赴热河质讯。其现在监禁于刑部的徐维绂、邬玉麟、王老虎三犯，著刑部堂官派员于五月底解赴热河审办。

五月底至六月，各主要案犯押至热河，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刑部审拟，复命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定拟具奏，案情很快就查明落实。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宣布处理意见：德平等各犯经手采买粮食侵吞帑银及馈送都统之事，均已查明属实。德平、湖图里等侵吞银自数万两到数百两不等。索诺木策凌始犹畏罪狡赖，及再四严鞫，方行供认。上年甘省冒赈一案办理刚完，今又查出乌鲁木齐侵蚀采买粮价银之事，本应从重究办，但此案“亦因冒赈案内查出，事同一例”，同样办理。湖图里在宜禾县任内侵蚀银三万三千余两，又亏空库银数万两，著即处斩，其子亦照甘省侵冒案内银在四万两以上犯人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邬玉麟系缘事发遣新疆人犯，竟混入都统衙门办事，如同幕宾，胆敢向各州县交结勾通，私纳贿赂，得赃银三千余两，情节甚为可恶；王老虎、郭子系索诺木策凌管门家人，私向德平等犯勒索银一千余两之多，复敢代为其主承认收受属员银两礼物，希图为其主卸罪，尤属狡诈不法。邬玉麟、王老虎、郭子俱即行处绞。索诺木策凌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侵蚀银一万两以下之徐维绂、傅明阿、木和伦、张建庵，俱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存记，届期请旨分别办理。

八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因窝什浑供出馈送索诺木策凌银一万余两，下谕将二人处死。他说：乌鲁木齐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索诺木策凌身为都统，任听属员侵冒浮销，且收受德平等馈银数万余两，“始犹狡供，希图卸罪，经朕亲加鞫问，始吐实情”，现又查出原奇台县知县窝什浑曾馈送其银一万余两。著将索诺木策凌照国泰、于易简之例，派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会同刑部堂官，“宣旨令其自尽，以为大臣辜恩昧良者戒”。窝什浑侵用帑银四万余两，实属法无可贷，著传谕刑部堂官，待该犯解到京师时，即将该犯正法。第二日，八月二十二日，他又下谕，将侵蚀银一万两以上之德平、伍彩雯、王喆立即处斩。二十四日，以傅明阿、木和伦二犯之侵冒银两，“究由上司勒索，与监守自盗者有间”，徐维绂曾有守城之功，张建庵吞银较少，加恩宽免四人之死，将四人分别发往烟瘴地方及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省释。至此，乌鲁木齐官员采买粮食捏价冒蚀之案，告一结束。

三、抽换侵吞入官财物 陈辉祖被判斩监候

（一）乾隆帝观抄没物品 发现破绽 下谕清查 总督露出马脚

乾隆四十七年初，乾隆皇帝弘历观看浙江解京的原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查抄家产，发现“呈览物件，大率不堪入目”，与这位赀财多达三百余万两的大贪官，很不协调，顿起疑心，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二月，布政使国栋至京陛见时，乾隆帝“面加讯问此事”，国栋并不据实呈奏。

同年夏季，乾隆帝在热河，布政使李封、升任安徽按察使之盐法道陈淮、臬司王杲俱至热河陛见。乾隆帝亲自询问三人浙省办理查抄王亶望家产之事有无情弊，三人“俱各隐匿不言”。乾隆帝更为怀疑，于七月命新任浙江布政使盛柱“留心察访”。

九月初七日，以盛柱奏称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刑部侍郎喀宁阿（随即升任刑部尚书）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名义上是会同大学士阿桂查看河工，实际上是去传达帝旨，将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粮道王站柱解职，押往浙江质对审问。第二道谕旨是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先清理此案。乾隆帝此时对陈毫不怀疑，认为是其属员舞弊，故令其办理此案。谕旨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现疑有抽换抵兑之弊，已派福长安、喀宁阿往河南，将随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传谕陈辉祖即同盛柱先行提齐人证和文卷，将原册与呈送北京之物体有何不符及抽换抵兑之处，“逐一根究，务令水落石出”。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又系兼管抚篆，事务繁多，“或一时查察不到，尚属情理所在。朕于此事开诚布公，因陈辉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隐，是以令其会同办理”。陈辉祖果能“一秉天良”，尽心查办，将来不过有失察处分，“朕必加恩宽宥”；倘不肯实力办理，或意存回护，一经钦差查出，则必不“曲贷”。

第二天，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又下谕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赀财一案，据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因派侍郎福长安、喀宁阿前往，但福长安等人办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桂之历练”，著在河南办理河工之阿桂先向王站柱传旨，“令其将如何抽换缘由逐一供吐”，待福长安到河南时，即将王站柱交福长安带赴浙省办案。

又过了两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再次降谕说：前任浙江盐道陈淮来京陛见时，询其关于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事，陈答称已来京引见，不能知悉。然而“观其辞色，甚属闪烁”，因命盛柱查访，现盛柱奏称，“有将金易银抽换挪掩情事”。陈淮驻扎省城，对此事断不能一无所闻，著传谕其“将如何隐匿抽抵，及何人换去金子，此外或有别项情弊，逐一据实具奏”，否则将予重惩。次日，又命军机大臣谕令原系浙江省司道之李封、王杲奏报此事。

此谕下达不久，阿桂之奏折到京，乾隆帝览后大惊，才感觉到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总督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难辞其咎，立于九月十七日下达四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是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他说：前因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赀财，王既“恣贪侈用，而呈览物件无甚入观者，疑有抽换情弊”，因传谕盛柱留心察访。嗣据盛柱奏，查出王站柱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子，仅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系将金易银”。又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显有抽换挪掩情弊”，因派喀宁阿、福长安前往查办，并传谕阿桂先往询问王站柱。现阿桂奏，据王站柱供称：上年（四十六年）查抄王亶望赀财，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份底册。“我于六月初九日起身进京陛见”，即将底册一份呈送总督，其余两份分存藩司、粮道衙门，“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至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等语”。王亶望入官物件，“该省竟敢抽换藏匿，公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陈辉祖著革职拿问，命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

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 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朝廷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柱的口供内又言及王亶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亶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借此易金之银？岂非预为侵蚀地步耶”！且王亶望之赀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亶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亶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实供吐，不可动刑。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做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缴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亶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有代王“担承如此关系为之弥缝掩饰之理”？必系陈希图侵蚀，将金入己，闻有交盛柱密行访查之信，始陆续将金吐出。其二，此系总督交仁和、钱塘二县承办之事，“何弊不可为，即有库收，安知无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为何便信以为真？“此一节，系此案最要关键”，应严讯陈辉祖及经手之仁和、钱塘二县官员，“令其据实供吐”。其三，阿桂称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换金五十两，陈解交内务府金叶九两三钱，且李封尚得金子，其余经手之人如国栋、杨仁誉等，“所买之数，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应在四千七百余两之内，何以并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系陈欲换取王亶望的好朝珠，故粉饰诸词，阿桂为何不就此严切究问陈辉祖？

乾隆帝谕令将陈辉祖在任所的财产，与王站柱所造底册详细核对，并命王站柱识认，如其家中有王亶望之物在内，“即可从此一款根究，其余无难水落石出”。他责令阿桂、福长安究审查明上述情节，若不查清，将遭重惩。

乾隆帝能够这样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地断定陈辉祖犯了抽换王亶望抄家财物之罪，不仅仅因为他发现了陈之供词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陈无问题的结论之非，而且因为他深知金、银兑换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们常欲以银换金，牟取利益和制作用品。他在另一谕旨中指出，一两黄金换银二十两上下。姑按一两金换银二十两计，四千七百余两金当换银九万四千余两，陈辉祖解交内务府之银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其中还有从王亶望家抄出之银二三万两，则陈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白银的黄金，可获纯利白银四五万两。这笔账是极易算明的，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断定此案必有问题。至于阿桂所说易银之金于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库内，更不值一驳，藩库收条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将奉旨查抄以后才放入库中之金，改写为早已入库，这一官场惯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会不明此习。素称善于侦查、屡办钦案的大学士阿桂，此次不知为何如此糊涂，其聪明才智焉在？确系一疑问。

以上谕旨，批驳了陈辉祖的狡供，否定了钦差阿桂的错误结论，断定陈之罪过已经确凿无疑，指示了审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径，严令阿桂等官必须彻底查究，这一切，为查清陈辉祖等犯抽换王亶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得以迅速顺利地进行。

（三）钦差遵旨改错 贪督认罪下狱

阿桂、福长安接旨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谕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长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称：将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设法推究，隔别盘诘”，“据刘大昌等供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质之陈辉祖，业已供认”，“并究出从前缴库易金银两挪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览折后十分高兴，下谕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弊窦显然，朕早已鉴及。”“若非朕屡降严旨，训饬驳诘，阿桂等未必肯别求间隙，层层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样一来，阿桂等怀有成见，必致开脱陈辉祖之罪，“代伊受过”。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尽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奏：陈辉祖交其妻舅申兆银三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于上年十月内交其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并令申兆“勿向人言”。

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陈辉祖抽换抵兑等弊，“业经各委员从实供出，并据陈辉祖自行承认，而王站柱认出之玉蕉叶花觚等件，已在陈辉祖供认抽换物件之内，是全案关键已得”，著再将朝珠之事审明，即可定拟具奏，阿桂便往山东查勘河工，福长安押带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迅速来京审办。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学士九卿核议阿桂、福长安关于陈辉祖“商同属员隐匿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照例拟斩”之折，乾隆帝下谕了结此案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属，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与王亶望、国泰之罪尚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前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嗣后外省官吏，当以陈辉祖之见利忘义，玷辱封疆大臣之体，引为纲鉴，庶几大法小廉，不负朕谆谆教戒之意。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谕中外知之”。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

乾隆帝又下谕宣布清查浙江仓库钱粮说：“浙省吏治，自王亶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接任后，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之弊”，著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责成属下官员“速行弥补全完”，否则重惩。后又一再下谕督促，令必补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四十万两，节年已补银一百万两左右，还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悉心筹办。

四、鲁抚国泰纳贿东省亏银二百万两 御史钱沣巧查仓库智破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一批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其一，钱沣所劾之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于雍正十三年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肃凉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陕甘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夺官，随即复任，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蒙乾隆帝赏识，于乾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八年户部尚书，六年大学士，十年军机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奖和厚遇，虽于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或者退一步说，要想让皇上批准言官之请，进行查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刚于四十六年秋处理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斩杀和免死发遣省府州县官员一百余人，钱沣上奏的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县官员采买粮价侵蚀帑银的大案，后来导致原都统、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等官诛死、发遣，如果钱沣所奏属实，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及各府州县官员又将基本上遭受重惩，通通换任，连兴大狱，势必影响政局的安定，如果考虑到这一个省的各级官员之亲友座师等关系，牵连的官员就更多了。这样一层强大的关系网，怎能突破？

其三，更为严重、更为厉害的是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珅关系密切。此时和珅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兼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帝指婚为和孝公主之额驸。和珅还多次被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被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珅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国泰，确是难而又难。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珅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认为这不是办法，于四十六年正月，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奏称：“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帝又问：国泰屡次保荐吕尔昌（原济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奏称：国泰与吕尔昌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国泰常委吕尔昌审理案件，“并无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谕军机大臣：于易简所言，“诚据实之奏”。“朕于各督抚，从不肯寄耳目于藩臬，但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经朕面询，自不敢不据实奏对，是以令其来京陛见。今据所奏如此，是国泰尚系办事认真欲速见长之过，并非有别项款迹”。若将来发觉国泰有弊，“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著传谕国泰并于易简知之”。二月初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国泰不宜久任山东”，将正月询问于易简之事告诉阿桂，言于所奏“自为确实”，实即告其不需调动国泰。皇上两次下谕，讲述国泰无不法之事，现在钱沣弹劾国泰贪婪不法，岂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观察钱沣经历，才知他此奏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乾隆年间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钱沣于乾隆三十六年中进士，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甘肃捐监冒赈事发，钱沣立即上疏，弹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说：冒赈折捐，固由王亶望枉法，但王为布政使时，毕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致如此之甚”。毕沅“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照不结各员治罪”。所谓比照不结各员治罪，即要予以重惩，毕沅不是死于刀下，便是发遣充军，至少也要革职籍没。乾隆帝览疏后，责令毕沅明白回奏，几次严谕斥责，后将其降为三品顶戴留任。钱沣后来还疏劾和珅不在军机处办公，另居内右门直庐之非，帝为之训斥和珅，并命钱沣稽查军机处。和珅深恨钱沣，于乾隆六十年将沣毒死。这虽是后话，但钱沣之敢于上疏直言，弹劾势要，却是其一贯的作风，实为难能可贵。

乾隆帝读过钱沣之疏后，于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说：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苏省一带，有查办事件，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亦著驰驿前往。第二道谕旨说：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今特派和珅等人前往秉公据实查办，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叶佩荪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若稍存徇隐”，将来查明，“叶佩荪何以对朕”？

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

昨据御史钱沣参奏国泰、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一折，已面降谕旨，令和珅等严切查究，自能遵照办理。朕辗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至八九万两不等，和珅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惟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珅等必须悉心明白晓谕，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珅等惟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此谕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经相信钱沣之劾疏，认为山东巡抚国泰纳贿营私，视下属馈赠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珅等前往查办和处理。其二，晓以自首从宽政策，谕令钦差大臣委曲开导，使送银之官能供出实情，查出确证，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晓谕，恐受银收银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员相习成风，不愿举发，有碍案情的查审。其三，宣布不像甘省捐监冒赈那样复兴大狱，这也对稳定山东府州县官员情绪，促其尽早举发，将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们害怕像甘省官员那样革职抄家诛戮或充遣，就会心怀疑虑，既不利于办案，又将贻误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对查清国泰贪纵营私一案，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当然，乾隆帝之谕，也有其估计不确之处。比如，他认为仓库亏空一事，容易办理，只要按照印册盘查，就会查明，“无难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浅薄了，这表明他对官场积弊，尤其是仓库钱粮之亏空，所知不多，不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地方官员舞弊之法很多，应付钦差大臣盘查之策也不少，钦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并不是一派人盘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系一例。

又过了两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复谕军机大臣：安徽按察使吕尔昌，从前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现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吕尔昌系国泰用人”，且在山东历任府道，“钱沣所奏国泰等种种劣迹，吕尔昌断无不知之理”。著两江总督萨载即传吕尔昌到省，“传旨令其将钱沣所参款迹，伊在山东时所见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处，逐一据实指供，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这对清理国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按其职衔之高、权势之大和深受宠信看，和珅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还身兼多种要职，是皇上之第一宠臣，此次又在三位钦差中名列第一，显然是这一钦案的主要负责人。刘墉虽系乾隆帝倚任的亲信大臣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但其父已去世七年，本人仅系左都御史，权势、资历当然远在和珅之下。诺穆亲条件更差，仅仅系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刚因祀天大礼布置不周，遭到训斥，被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这样一位渎职遭惩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和珅，自然会唯其马首是瞻，不敢坚持是非抗违其言。

和珅本身就是一个揽权纳贿的最大的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过国泰馈送之银物，这次对国泰极力袒护。在这样条件下清查国泰之贪纵营私，谈何容易？钱沣的处境，确是相当的艰难。

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及原劾者御史钱沣，于四月四日离京前往济南。“和珅阴袒国泰”，“怵沣”，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不畏其恐吓。和珅便另施诡计，当他们到达济南时，国泰已早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像历城县，本来亏空银四万两，现在便以商银补充，暂时掩盖了亏空之情。和珅一行到达历城后，就盘查仓库。“和珅令抽视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实即表示盘查已毕，没有亏空。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而帑银却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心知有诈，立即建议将库封存。回馆之后，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其银。第二天，三位钦差大臣和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色和数量，确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和珅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据实奏报。历城县亏银之弊的查清，固与钱沣之正直、多智有关，但也得力于刘墉的支持。刘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如无刘墉的支持，和珅完全可以驳回钱沣封库以备再查的要求，以验银无弊而上报，此案就很难破获了。

四月十三日，和珅等奏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四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并询问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款迹，亦俱承认”，俱系调任漳州府前任济南府知府冯埏经手，从前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身任藩司，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卑鄙无耻。其余案内款迹，现在彻底严究”。

和珅等又奏称：四月初八日到省，询问于易简。于称国泰闻钦差前来之信，就让历城县知县郭德平向济南府知府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按察使梁肯堂说：“国泰勒派属员银两，俱系冯埏经手。”冯埏、郭德平供认此情，冯并“呈出各府州县帮费清单”，“国泰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复令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

乾隆帝览折后十分愤怒，于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下四道谕旨，督办此案。这四道上谕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将国泰等革职拿问。谕旨说：“国泰身任巡抚，竟敢明目张胆，逼勒派累，任意婪索，通省官员俯首听从。”今据冯埏呈首帮费清单，止系其任内经手之事，从前吕尔昌任内如何勒派之处，著和珅严行讯问国泰，务令逐一供出，“此案国泰自应按律定拟斩候”。于易简专管钱粮，乃于历城县库听其亏空，“扶同弊混”，又向国泰长跪回话，“实属卑鄙”，著予严究，并命和珅于五月押带国泰、于易简到京，候帝亲讯。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均著革职拿问。其二，盘查东平三州县。钱沣指名参劾的亏空之县，有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今历城既经查出，其余三州县著刘墉一律查办，务使水落石出。其三，限期弥补，不兴大狱。山东亏空，“人数众多”，虽与甘肃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所区别，但与直隶州县因办公差而有所短缺者也不同，如果各州县官员自知畏法，不以帑银为结欢上司之资，“何以致有亏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若不抵补，即从重惩治。其四，追查泄密。国泰为何“闻有钦差过境，恐有盘查”？必有人与其送信，著将于初四日出京前往济南的国泰之家人套儿严切讯问。其五，查抄犯员家产，将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之任所及原籍赀财一并查抄。

不久，和珅、刘墉等人之折又送到京城。和珅等奏：国泰供认，吕尔昌前任济南知府时，“代办物件，并各州县帮费，俱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尚无婪索属员银两之赃证，惟年节时“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乾隆帝于四月十九日就此折下谕：“看来情节不过如此。”国泰系小有才干之人，居心巧诈，因于易简曾在皇上面前为己保奏，“所以故为严厉”，不给予留脸面，而于易简又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逢迎国泰，故通省属员，皆鄙薄藩司，不肯送银与于易简。“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和珅即可一面定案奏闻，一面押带国泰、于易简至京。刘墉、诺穆亲、钱沣查明章邱、东平、益都等三州县仓库钱粮有无亏空后，一同回京。至于山东通省州县之亏空，因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著新任山东巡抚明兴详查妥办，给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若复因循延宕，则自取重咎。

刘墉等查明历城、东平仓库亏空后，上报朝廷，并称“系因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至各有亏空银三四万两”。国泰、于易简亦辩称，因办理王伦时，“有预备守城，不准开销之项，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先后下达两道谕旨，对此借口加以驳斥说：如果真如此，该省巡抚、藩司为何不据实上奏？“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悉列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山东如真系平王伦时“公用挪移，即应据实奏明，朕必降旨准其报销”。并且，王伦之事，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显系由于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至酿成东省之亏空。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国泰、于易简的处理。谕旨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各属官员财物，以肥囊橐，实属目无法纪，其罪自难宽贷，但念其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于易简身为藩司，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著斩监候，秋后处决。

前任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叶佩荪，现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与国泰同城相居，并未将国泰等纵情婪贿情节据实参奏。吏部奏请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帝命从宽，令将叶佩荪降补知府，梁肯堂降补道员。

新任山东巡抚明兴于六月初奏报：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各府州县官接旨后，设法弥补，已补银五十余万两，现仍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准备到年底再补五六十万两，余下七八十万两请宽限于明年补齐。乾隆帝批准了明兴的奏请，并于七月初八日下谕，以东省亏空多至二百万两，赐令国泰、于易简自尽。历时四月之久的国泰勒派属员财物、东省亏空二百万两帑银之案，至此结案了。乾隆帝勒令贪官巡抚国泰和庇护其过之布政使于易简自尽，是十分正确的，不杀贪官及其庇护者，不籍没其赀财，难以遏制贪风，于民有害，于国有患。但是，他对州县官之处理，却太为宽纵了。经查明，国泰通过济南知府冯埏而勒派属员之银为八万两，前任知府吕尔昌经手派取之银，未见记载，如按相等计算，两者不过一二十万两。那么，山东十府、十州、九十余县的官员为什么却亏空了官银二百万两？除去上交国泰巡抚之一二十万两外，这一百七八十万两银落入何人之手？需知，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山东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百分之五十，数量之大，相当惊人。如按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就可杀一千多名官员。这样大规模的集体盗取帑银中饱私囊的大贪污案，怎能仅以交银补足而了结？显然这是太为姑息了。乾隆帝此举很不明智，贻害不浅。

五、窦光鼐查贪案“不要性命不要做官” 乾隆帝知错改过重用铁学政

（一）皇上嘉奖窦光鼐直言 尚书曹文埴嫉恨书呆多事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即将导致朝野震惊的长谕，摘录如下：

据窦光鼐奏：浙省各州县仓库亏缺，未补者多。盖因从前王亶望、陈辉祖贪墨继踵，败露时督臣富勒浑仅以仓库亏缺具奏，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各州县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代为出结办理，殊属颟顸。闻得嘉兴府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亏数皆逾十万，应查明何员亏缺若干，分别定议，指名严参，等语。所言皆属公正。浙省自王亶望、陈辉祖在彼贪婪继踵，而其败露，则系监粮、官物二案。其时富勒浑、福嵩以合省仓库亏缺具奏，朕因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已系朕格外之恩，该省大小官员稍有人心，自当及时弥补，乃自立限后已届五年，而福嵩仍以各属未能弥补全完恳请展限具奏，又复公堂设誓，成何政体！是以派尚书曹文埴等前往彻底查办。昨据曹文埴等奏到，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在酌议清查，等语，是所奏与福嵩等原报之数相符。今据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数皆逾十万，则是此三县亏空，已有三十余万，其余通省州县亏缺，自不止此数，而曹文埴等所奏合省尚亏三十三万余两之处，殊非实在确数，似有将就了事之意，而未喻朕不为已甚去其甚之意也。

此事从前富勒浑等仅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并未彻底清查，而此时曹文埴等到彼，亦仅就福嵩、盛柱开报数目据以入奏，看来曹文埴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厘之意。伊等系朕派委前往查办，自应将该省何处亏缺若干，何处弥补若干，何处竟未弥补，何处不但不能弥补且有增多之处，逐一详查根究底里，方为不虚此行。若只就福嵩等开报之数，颟顸结局，则将来该省官员，以仓库亏缺为前任之事，辗转推诿，而不肖之员，且以此挟制上司，更肆其侵蚀伎俩，将复成何事体！……

又据窦光鼐奏：去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秋收歉薄，仓库正需平粜，而仓内有谷可粜者无几，浙东八府岁行采买，惟折收银两，以便挪移，等语。曹文埴等亦未奏及此也。州县设立常平义仓，收贮谷石，原为偶遇荒歉，临时平粜散赈之用，乃杭州等属，竟至无谷可粜，而浙东采买，且有折收银两之事，尤堪骇异。窦光鼐为该省学政，经朕批询，据实指陈，必系耳闻目睹，所奏不为无据。著将原折抄寄曹文埴等阅看，令其查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详细盘查，务将该省数年积玩亏缺实数，及原亏续缺装点各情弊，并亏空数逾十万之嘉兴等县，及平粜无谷折银挪移之杭州浙东等属，逐一查明，据实严参办理。倘曹文埴等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朕惟三人是问，恐曹文埴等不能当其咎矣。著由六百里速行传谕曹文埴等，并令速行回奏，富勒浑、福嵩各令其明白回奏外，将此通行传谕知之。这道一千二百字的谕旨，虽然讲了许多事情，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但集中来看，它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褒奖浙江学政窦光鼐据实陈奏浙省仓库亏缺太多，训诫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三人不要再“回护瞻徇”，“将就了事”，责令他们认真清查，“据实严参办理”。

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对的，倾向性也很明确，支持窦光鼐的如实反映问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举给窦光鼐带来了多么大的危险，没有想到专办查库的三位钦差大臣竟会抗旨，合伙陷害、整治直言的学政，更加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窦光鼐竟是一个不怕权臣、“不要性命、不要做官”，坚持把追查贪污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铁汉子。

窦光鼐的危险在于，他彻底清查浙江仓库钱粮亏空的立场和行动，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的官员，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甚至会被定上欺君大罪。其一，他遭到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许多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即浙省大多数官员的坚决反对。谕中所讲的浙省亏空，是乾隆帝于四十七年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侵吞原巡抚王亶望入官金子案件的时候，估计到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而下谕清查，当年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经多次催促，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上奏，四年以来，已弥补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难以依限全补，请求展限上交，并言已于新年正月“传齐司、道、各府共同立誓，共砥廉隅”。

福嵩于四十七年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足足催了四年之久，才弥补了九十六万二千余两的亏空，还欠三十三万余两，而且还因无法依限纳清而请求皇上宽限，并召集司、道、各知府立誓于新年，以便补足欠项，可见其弥补亏空是何等的艰难！

当然，浙江乃鱼米之乡，三十三万两的亏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不过仅仅相当于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弥补，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收入远比它少、赋银远远少于浙省的山东，亏空的二百万两银，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补足了，山东能办到，为什么浙江用了四年多的时间还交不齐一百三十余万两亏空之银？显然，这并非该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员有意延宕抗违。

因此，乾隆帝读过福嵩之奏后，十分生气，于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下谕，严厉斥责福嵩说：浙省“向无亏缺之事”，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王亶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后，闽浙总督富勒浑将浙省仓库亏缺据实查奏，朕因不欲更兴大狱，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弥补，乃该省官员历三四年之久尚未补完，并敢厚颜奏请展限，且公堂立誓，“成何政体”！山东亏空二百余万两，已于二年限期内全完，浙省“何以立限已逾，尚复宕延亏帑”？“是该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为已甚之旨，竟敢玩视帑项，一味稽迟”，“此而不严加惩创，各省纷纷效尤，伊于何底耶”？

乾隆帝于同谕宣布，派三位钦差前往浙省，“对各州县仓库彻底盘查”，并于三月二十七日降旨，令福嵩来京候旨，命伊龄阿接替其浙江巡抚之任，革去布政使盛柱之职，命其留内务府郎中职充当杭州织造。

巡抚、布政使皆因未完三十三万余两的旧欠而被革职，窦光鼐还说浙省亏空不止此数，各州县亏空很多很多，这将置原巡抚福嵩、布政使盛柱以及府州县官于何地？如真确系大量亏空，查出之后，这批官员怎能逃脱革职抄家甚至诛戮发遣的命运？因此，窦光鼐之奏，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员（至少是大部分官员）及其心腹、党羽的拼死反扑。

其二，惹怒了钦差大臣，遭其暗算和公开打击。三位钦差大臣是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曹文埴进士出身，卓有才干，从乾隆四十四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起，历任刑、兵、工、户诸部侍郎，兼管顺天府尹，乾隆五十年因与伊龄阿复审员外郎海昇杀妻假报其自缢案，得其实情，按律惩治，乾隆帝奖其不徇情容隐，“公正得大臣体”，擢户部尚书。姜晟也是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以治狱明慎”为乾隆帝赏识，四十二年出授江西按察使，四十五年超擢刑部侍郎，屡被派往各省按事谳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审案能臣。

这三位钦差大臣于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被皇上派往浙省，“彻底盘查”各州县仓库，三月至四月初，曾三次奏报情况，前两次说，据福嵩开报尚亏三十余万两，四月初的奏折则说，“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在酌议清查”。乾隆帝于上述四月十二日的谕旨中，根据窦光鼐之奏，对他们的这一结论予以批驳，指责他们“有将就了事之意”，“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厘之意”，谕令他们必须参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详查，据实严参办理，不得“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否则将自取罪咎。这使三位钦差大臣相当难堪，号称善于办案的三员大臣，竟不如一个曾被皇上几次称之为“迂拙”“拘钝无能”的书呆子窦光鼐。况且，这还不只是脸面问题，若真如光鼐所奏，钦差大臣则将犯下有负重任、徇情失职的大罪而遭严惩。可见，这三位钦差大臣对窦光鼐肯定是颇为恼怒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乾隆帝曾有过嘉奖之旨，并派窦光鼐会同钦差大臣一道彻底清查州县的亏空，好像窦之从公出发的劾奏，取得了胜利，其处境相当顺利，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表面现象，不久就要发生剧变，窦光鼐很快就要遭到大祸了。

（二）大学士阿桂偏袒同僚讽学政 “圣天子”轻信其言训光鼐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二人分别奏报浙省亏空之事的奏折。曹文埴报：查过宁波、台州、处州等十一府，库银仓储共亏缺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核之册报数目，有减无增，现饬将各州县存贮之银，尽数提归藩库，并与藩司一切卷宗，逐款核对”。窦光鼐奏：仙居、黄岩等七县的前任知县徐廷翰等人亏缺之数，“多至累万”。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柱上年进京，“携赀过丰，外间颇有烦言”，“上司进京，属员馈赆”。总督富勒浑经过嘉兴、衢州府、严州府上下游地方，“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

从曹、窦之奏看，显然双方对浙省亏空之事有着根本对立的见解和对策。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人寸步不让，坚持原有成见，硬说没有新的亏空，所欠之数比福嵩呈报之数还少，即表明自己无过，并未徇情袒护。窦光鼐则认为浙省亏空太多，仅仙居等七县的县官，亏缺之数就多至累万。双方之奏都是针对对方而言，拉开了查亏空与反查亏空斗争的正式帷幕。

窦光鼐看来确实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兴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钦差大臣交锋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权臣，既弹劾藩司兼织造的盛柱“携赀过丰”，“属员馈赆”，即言其有贪污败检行为，又明劾总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两银的门包。尽管他是力图除奸去恶，但涉及之人太多，树敌太多，策略上有欠考虑，不如一个一个地解决更好。

此时乾隆帝对窦光鼐还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窦之折下谕，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曹文埴所奏将州县存银提归藩库逐款清查，“自应如此”，令其与窦“和衷详查办理”，至于窦光鼐所劾仙居等县官员之亏缺，是否在二十七万之内，命曹奏明。其二，窦光鼐身为学政，现科试未竣，又系乡试之年，著窦即按期考试未考之府，不必参与盘查仓库。其三，派大学士阿桂到浙，会同曹文埴等彻底查办，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将盛柱解任候质，命和琳暂署杭州织造，谕阿桂查审盛柱、富勒浑之案。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总管盘查浙省亏空之事，对窦光鼐来说，是福是祸，一开始还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举对窦比较有利。因为，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等人，态度已很明确，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将就了事”，不愿彻底清查，而且反对窦之盘库惩贪的做法，如仍由曹做主，此案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决策者，总会增加支持彻底盘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当时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颇有才干、为国着想、办事公正的军国大臣，曾经查办了甘肃捐监冒赈和陈辉祖吞没入官金子等大案，想来他会支持坚决清查亏空的。

但是，情理归情理，事实是事实，阿桂一到浙东，就出乎窦光鼐的想象和愿望，给窦来了一个下马威。阿桂与曹文埴等一起，当面询问窦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阳二县借谷勒派之事，系何人告知？窦称“不能记忆姓名”。阿桂又问：你所言藩司、织造盛柱进京携带银两，有何证据？窦“亦不能指实”。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质询，是有偏见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说是出乎常情的。窦光鼐乃一学政，职掌在于教育，民政非其所责，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亏空之事，当然只能是“风闻言事”，不可能大遣属员差役详悉查审，在这样的条件下，阿桂要窦提供确证，岂不是强人所难？至于平阳亏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该问，问此做甚？是办案还是别有用心？窦以“不能记忆姓名”相答，确算比较艺术，当然不需要也不应该将此告诉阿桂，谁知你打的什么算盘？

阿桂将上述问答向帝报告，并着重讲述了盛柱携银进京之事。阿桂奏：盛柱上年进京，带有应解人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到京后赴广储司兑交。盛柱称并未给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后继位为君之嘉庆帝）送予物件。

阿桂如此上奏，显然表明是不满窦光鼐之所为，认为其是无事生非，扰乱浙省，诬陷好人。这一奏折，影响巨大，顿使乾隆帝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嘉其据实直奏，改变为斥其信口诬人，从爱其所奏，变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谕，奚落和斥责窦光鼐说：窦言不能记忆报告平阳县亏空之人的姓名，“是窦光鼐既欲于朕前见长，又恐得罪众人，实属进退无据”。窦见盛柱进京带银数多，“遂疑为盛柱私赀，若如此疑人，天下竟无一清廉之官矣！尤为可笑”。“至总督、藩司收受属员门包馈送，事关大员婪索，若并无确据，何得率行陈奏，乃询问该学政，毫无指实，是竟系信口诬人。若窦光鼐欲诬人谋反，将不论其有无，将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争执扳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更复成何事体！今阿桂与曹文埴等公同面询，逐层驳诘，俱确有可据，窦光鼐竟不能复置一词”。著将此旨由五百里传谕阿桂等知之。

乾隆帝为什么对窦光鼐以及对浙省亏空的看法和态度（准备就曹文埴之奏了结此案），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确讲述，但剖析与此旨相关的上谕，联系时局，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其一，阿桂等系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听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谕旨中训斥窦光鼐无自知之明说：“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屡蒙任使，皆系素能办事之人。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上也。”

其二，盛柱是内务府人员，蒙乾隆帝信任，派任杭州织造并晋为布政使，乃窦光鼐劾其有私，并牵涉到其曾送物与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诩，一向对诸皇子严加管教，不让他们与大臣私下交往，更不准发生收受官员礼物的违法行为，迄今为止，此类事尚属罕见，而今窦却声称盛柱与十五阿哥之间有此丑事，岂不大丢其脸。何况十五阿哥是将来继承大统之人，关系更大。因此，他一听到阿桂奏称盛柱说未送物品，“阿哥亦从不许其帮助”时，高兴极了，在斥责窦之谕中着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谨慎，宫中廪给亦优，本无需伊等帮助之处，盛柱所言，自属可信，朕阅之深为嘉悦。”皇上这种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阿桂这样久侍禁近之亲信大臣才能意揣，书呆子窦光鼐焉能知晓？

其三，乾隆帝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从精力和壮志而言，七十六岁当然不如三四十岁时，自然容易失之于宽纵，何况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营私之弊盛行，仓库钱粮之亏空，成为全国通病。他知悉此情，并不想彻底整顿，只是要求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对钱粮亏空的总方针是“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或者换句话说是“不为已甚去其甚”。他不只对钦差大臣曹文埴讲了这一方针，还在派阿桂赴浙时再三叮咛其要“仰体朕意，妥协办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因此，他自然更愿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龄阿追齐原奏之二十余万两亏空之银，而不乐意采纳窦光鼐之彻底盘查的主张。

是否是这些原因，姑且不论，但严峻的事实是，乾隆帝听从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愿根究亏空的全部问题，已对窦光鼐采取憎恶、怀疑和动辄训斥的态度了。对于窦光鼐来说，从此形势便急转直下，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处境迅速恶化。

上谕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据阿桂、曹文埴的奏报，下谕对浙省亏空一事作了结论。谕旨说：前经阿桂等奏称，查明浙省亏空银两已弥补和未弥补的实际数量，“详核定议”，请将福嵩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奏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浙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未完银二十五万三千七百余两，与福嵩初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足见其尚无隐饰”，“福嵩尚无贪黩败检情事”，其咎只是不能实力督催，以至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抚。

这道谕旨宣布了查办亏空之事，已告结束，浙省并无新的亏空。它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级官员，窦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纯系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又过了十几天，阿桂、曹文埴等人专门批驳窦光鼐之折送到京师。阿桂等人奏称：窦光鼐所奏“永嘉、平阳等县挪移勒派各款”，“俱经严密访察，并无其事”。窦光鼐劾奏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一节”，亦属非实。查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九十生日演戏，其母“一时痰壅，适于演戏之夜猝故”。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同意阿桂之奏，并严厉斥责窦光鼐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著予申饬，并令其据实明白回奏。

窦光鼐于遵旨回奏时，不顾风险，坚持正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参劾前仙居县知县徐延翰将临海县生员马寘借故“滥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阳县知县黄梅，“母丧演戏，系阖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阳县之亏空，始于黄梅。“该员以亏空太多，挟制上司，久据美缺，纵令伊子借名派索滥用”，“抗不弥补，通省共知”。其四，指责阿桂等大臣于议处亏空官员时，“未将黄梅从重办理”。其五，钦差大臣所派人员赴平阳县查审时，“为地方官所蒙”，现在自己“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

乾隆帝览奏后，非常生气，于闰七月初一日下谕，严厉斥责窦光鼐，将其交部议处。他也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浙省亏空一案，业经阿桂等查办完结”，将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历任各员，拟以革职、暂行留任，按照在任日月分赔，勒限不完照虚出通关律治罪。“黄梅之罪，亦与他州县相仿”，焉能单独对其从重处治！其二，窦光鼐将参奏仙居县知县徐延翰之折，交与钦差尚书曹文埴看，“声言汝等办理此案，若不将徐延翰照故勘滥禁，治以重罪，我必将汝等参奏。并令告知阿桂、伊龄阿”。其此举是“袒护劣衿，偏执己见，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如照其言办理，“将来劣生必致武断乡曲，目无官长，适足以成恶习而长刁风，尚复成何政体”！其三，窦光鼐坚持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禽兽不如”。其四，窦如至平阳县后，滋生事端，“凌夷地方官，是伊自取咎耳”。其五，窦乃学政，“校士是其专责”，今乃必欲亲往平阳访查，“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陷明季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事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

（三）钦差巡抚伊龄阿连上谤疏 万岁大怒窦光鼐革职拿问

窦光鼐虽然被贬称为“迂拙”“拘钝无能”，即言其迟钝呆笨，但再呆再笨，他对自己的处境也不会不了解。身为首辅与军机大臣领班、国家之第一军国重臣、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口衔帝命，全权主持浙省仓库亏空问题的查办，审案能臣、为帝倚任的第二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曾任钦差大臣、现为浙江巡抚的伊龄阿，一致反对窦光鼐，再三坚持浙省没有新的亏空，没有大的贪污问题，可以就此结案。威严无比的英君乾隆皇帝听信了阿桂等人之言，下谕严责窦光鼐，并命交部议处。都察院会同吏部遵旨具奏，请将窦革去官职，尽管皇上尚未立即批准，但显然形势不妙。窦光鼐不会不感到已经处于孤立无援即将革职问罪的绝境，怎么办？他自然会回想几十年的宦海浮沉。

窦光鼐其实并不呆笨，而且相反，却是一位神童、大家和善识英才的伯乐。他“幼负绝人之资，贷书于人，览即成诵”。他十二岁时写的《琅玡台赋》，为监司某公大加赞扬。他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帝知其学问较好，特擢左中允，累迁至内阁学士。窦丁忧耽误数年，二十年服满即补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任满还京，因与刑部堂官议狱争执，被吏部议处以降调，乾隆帝命留任。二十七年，以不能胜任副都御史之职，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窦又因与总督争辩而被部议准夺职。数月以后，乾隆帝以“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任至十年之久，才再督浙江学政，擢吏翮寺郎，留任浙江。

窦光鼐虽有满腹学问，却屡因坚持己见、为民谋利、为国效劳而与大臣争执，遭到惩治和排挤，不得肩负重任、施展才能。这次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十年冷坐宗人府的困境，奔赴浙江，为培育英才而出力，并因奉旨而仗义据实参劾浙省官员贪婪亏空之弊，好像时来运转，有了用武之地，不料风云突变，一下子又被皇上多次斥责，交部议处。他的出路看来只有两条：一条路是就此罢休，不再坚持盘查亏空、惩治贪官，向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向皇上呈疏请罪，争取得到一个较轻的处罚，或只训诫不革职的宽待。这条路是比较容易走通的。另一条路可就难了，即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很容易陷入绝境。不仅浙省各级官员要拼死阻碍盘查，钦差大臣也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窦光鼐清查各个州县仓库，皇上也不会批准窦的请求。而且时间不多了，吏部拟议革窦之职的奏疏，说不定皇上就要批准了，那时一个削职罢官的窦光鼐，只有坐等圣上处罚之责，哪有查库审贪之权？就是窦有天大能耐，也不能施展了。

走前一条屈辱妥协之路，非窦之愿，走后一条路又太难。也许是情急智生吧，他抓住了一个容易突破的关键，星夜驰赴远离省城一千余里的平阳县，发动全县童生、监生和平民百姓，狠追平阳知县黄梅的贪婪赃证。

浙江新巡抚伊龄阿对此异常恼怒，立即飞章劾奏。乾隆帝读过伊龄阿之折，亦十分生气，立于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下达长谕，历述此案经过，痛斥窦光鼐，将其革职。他说：前因浙省仓库亏空，不能依限弥补，特派大臣前往查办，“并于窦光鼐奏到考试折内，批令就所闻见，据实具奏，此朕兼听并观之公心也”。继因窦奏浙省亏缺多于上报之数以及平阳知县丁忧演戏等，“曾于折内批谕，褒其公正”。迨阿桂等人查明该省亏缺，较前所报之数，有减无增，黄梅演戏并无其事，朕尚不欲立即加罪，乃窦执辩不休，“哓哓渎奏”，且置录士不问，“亲赴平阳等处，自行访查，意在必伸其说”，故将其交部议处。都察院、吏部具奏，“以该学政袒庇劣生，擅离职守，议以革职”，朕尚将此折暂存。今据伊龄阿奏：“窦光鼐于未到平阳之先，潜差人赴平阳一带，招集生童，呈控地方事件。及行抵彼处，于明伦堂招集生监，询以黄梅在任款迹，生监等答以不知，窦光鼐即发怒咆哮，用言恐吓，并勒写亲供，锁拿该县书役，用刑逼喝”，等语。生监等把持唆讼，学政方将约束之不暇，而窦光鼐招告于未到之先，逼吓于既到之后，咆哮发怒，纷纷若狂，“实属大孤厥职”。窦光鼐“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从前未经升用者，即因其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是以迟迟耳”。近念其学问尚优，历俸最久，乃用为侍郎，留任学政，今其竟于浙省一案，执辩不休，无故陷人于忤逆名节有亏之事，又招集生监滋事，难再姑息，著照部议，将窦光鼐革职。

过了六天，闰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伊龄阿之折又送到了北京。伊龄阿奏：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该县书吏，追究原任知县黄梅款迹，“生监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纷纷嘈杂”。及其由平阳回省，“携带多人，坐船由溪河昼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毙。抵省时，称黄梅款迹，不是丁忧演戏，乃另有呈控之案。晓哓致辩，并有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之言”，等语。乾隆帝览疏大怒，立于当日下谕，斥责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癫狂如此”，如此乖张为乱，不但有失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致启生监平民人等，讦告官长效尤滋事之风”，不可不严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将窦光鼐拿交刑部治罪”。窦光鼐便这样由从二品的吏部侍郎、学政的高级官员，一下子就沦落为戴上刑具，押赴京师问罪的囚犯。竭力反对窦光鼐的伊龄阿之流，定会为此旨而欢喜若狂，不过，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审判官，事实总难长期被歪曲掩盖，不久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

（四）窦光鼐远行千里智获确证 纯皇帝认错明察结案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年近古稀的罪官前吏部侍郎、浙江学政窦光鼐，戴上刑具，被如狼似虎的差役押着，向京城而来。这时的窦光鼐，想必已筋疲力尽了。须知，从省会杭州，到达平阳，足足有一千余里的路程，舟车交替，日夜赶行，对一个白发苍苍、久居京师的文臣来说，是相当艰苦的了。何况他还要想方设法，排除障碍，搜集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这可是一件非常困难之事。不要说他已是一位遭受钦差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现任巡抚伊龄阿竭力反对并为皇上严斥之失意学政（此时他还未被革职），官场势利，朝变夕改，县里官员、差役不会与他合作，生监平民也不见得会向他提供人证物证，就是几月前钦差尚书曹文埴派往平阳查案之司员海成，在县堂放告三天，都没有一人前来告状，海成只有空手回省，要想搜集到一些确凿可靠的证据，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通宵，等等因素，这位老翁能不劳累疲惫？

尽管此时窦光鼐已变成了阶下囚，前途吉凶难测，而且很可能是祸多福少，他对朝廷之如此不公、如此昏庸，定会愤怒不已。但是这位铁御史也会为此行之收获和采取的正确决策而有所安慰。这位被皇上贬称为“迂拙”之人，在这次陷入重围、孤军奋战中，显示了惊人的超群之才。这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其一，他放弃了全面开花普查全省亏空的做法，集中狠抓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很清楚，在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官僚面前，他这位没有实权的学政，无法查清全省十一府七十余州县钱粮亏空的实情，找不到大量确凿可靠的证据，不能够推翻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人作出的结论。可是，单抓平阳，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有可能以此为例，以此为确证，驳倒阿桂等人所云浙省无弊的结论。其二，他赶在被革职之前，急赴平阳县，苦口劝谕生监平民，计逼吏胥，得到了全县广大生监和平民百姓的坚决支持，搜集到两千多张田单、印票、借票、收帖等确凿无疑的物证，足以驳倒任何徇情枉法的官员之诡辩。其三，当伊龄阿等官员欢呼革职拿办学政的谕旨下达的时候，窦光鼐已早将奏折由一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附有各种物证，这会使皇上明了真情，改变方针，重审此案。形势正是朝着这个方面发展变化的。

在乾隆帝颁降拿解窦光鼐至京交刑部治罪之旨后的第三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即收到窦之奏折的当天，他接连下了两道震惊朝野的长谕，宣布重审窦光鼐及平阳县之案：

第一道谕旨说：据窦光鼐奏：亲赴平阳，查出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又每户给官印田单一张，与征收钱粮无异。又采买仓谷，并不给价，勒捐钱文。莅任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并据各生监缴出田单、印票、收帖，各检一纸呈览，等语。前据伊龄阿劾窦举动疯狂，故将其拿交刑部治罪。“今观窦光鼐所奏，又似黄梅实有勒派侵渔之事，且有田单、印票、借票、收帖各纸，确凿可据，岂可以人废言”？前因浙省勒限弥补亏空，恐有不肖官员借端勒派，扰累闾阎，屡降谕旨饬禁，今黄梅借弥补而勒捐，既勒捐仍不弥补，“以小民之脂膏，肥其欲壑，婪索不下二十余万，似此贪官污吏而不严加惩治，俾得漏网吞舟，不肖之徒转相效尤，于吏治大有关系”，“若朕惟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之言是听，而置此疑案不明白办理”，不但不足以服窦光鼐之心，且浙省现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藉藉，将何以服天下舆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彻底根究，以服众惩贪”。阿桂现已启程返京，著其接此旨后即回浙江，秉公审办。阿桂受朕深恩，用为大学士，自然不肯存心回护，但究系原审之人，著添派江苏巡抚闵鹗元会同审办。此时窦光鼐业已由浙起解，仍著其返浙质对。阿桂、闵鄂元“总须将黄梅勒捐派累实在情形审讯明确”。窦光鼐进呈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帖、借票各件，“俱系黄梅勒派、勒借及采买仓谷不发价值虚填收领实在凭据”，窦进呈者，不过每样各检一纸，其留浙省者甚多。“以此观之，则伊龄阿不免为属员所欺矣！此事却有关系，伊龄阿尚可，朕与阿桂可受其欺乎？必应审明，朕不回护，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闵鹗元亦应如此。阿桂等到达其地，止须就此各项字帖，并吊齐控案，逐款根究，即不难水落石出。何况“票内一半钤有官印及伊私有图记，断非捏饰”。

第二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黄梅罪证确凿。窦光鼐“五百里驰奏之折”及其进呈之物证，“系显有证据”，黄梅“向户民按亩派捐钱五十文，公然写给印票，又借部民吴荣烈等钱文，于借票上用贻教堂图记，俱系证据凿凿者”，“即此二款，黄梅断无从抵赖”。其二，钦差大臣是无意失误，可以原谅。原之惩处窦光鼐，是“因阿桂等查审此案完竣”，窦仍坚持己见，伊龄阿又两次参劾窦发布招告，传集生监逼写亲供，“千百成群，纷纷若狂”，故将其革职拿问，“非朕之憎窦光鼐也”。今据窦奏折，“黄梅赃款确凿，则是阿桂等前此在彼查审时，竟为地方官瞒过。然朕知阿桂必非有心为黄梅开脱。不但阿桂无此心，伊龄阿甫任巡抚，亦无所用其回护，想亦为地方官所蒙蔽”，就是派往访查的司员海成，亦以地方事件猝往查办，一时不能知其底细，致为知府范思敬“诡词遮饰，海成即坠其术中”。“此等情节，朕无不洞悉原谅矣”。其三，必须彻底查清黄梅贪婪之案，按律惩处。窦光鼐逐款陈奏，并将田单借领等纸呈览，平阳县生监平民呈出未经进呈京师的文契尚有两千余张，“朕岂肯稍为回护，将就留此疑案，颟顸了事”！阿桂又岂可回护原辩，让贪官幸脱法网！“且窦光鼐性情坚执，而浙省士子议论风生”，倘阿桂心存袒护，不将黄梅款迹彻底查办，以服人心，而含糊结局，“将来窦光鼐到刑部时，岂能钳其口而不言？而该处舆论藉藉，倘经御史复行参奏，朕将何以中止”？“阿桂等亦不值为此劣员任咎也”。著传谕阿桂、闵鹗元同往浙省，将黄梅款迹逐一根究，并将该处生监，传集质对，“无论各款俱实，固应将黄梅按律定拟，置之典刑，即有一二款得实，亦应从重治罪，以为州县勒派殃民、亏缺仓库者戒”！其四，改变清查重点。彻底查出黄梅在任八年之种种劣迹，“明正其罪”，此事在全省清查之时，“原非案内紧要情节，而此时则为重大之件，关系匪轻”。其五，窦光鼐之行为难能可贵。“黄梅如果赃款属实，从前历任督抚因循不办，及阿桂等前此审办时，又为地方官所欺，几至吞舟漏网。而窦光鼐执辩不挠，独能列款入奏，虽其举动乖张，固有应得之咎，而始终不肯附和，亦属人之所难，如果所奏不诬，朕尚欲加恩原宥。阿桂遇彼时，不妨即以此旨给其阅看，令伊心服也”。其六，开导首相。阿桂系受恩深重之人，自不致稍有回护。闵鹗元素能办事，“亦当善体朕怀，秉公查讯”。“朕因此事，思之再三，本日三次召见军机大臣，恐阿桂因从前未经查出，稍存偏袒芥蒂之见，故特再为逐层谆切开导，阿桂等当知朕办事之苦心，总无成见也。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仍即由六百里加紧回奏，朕计日以待也”。

这两道谕旨，把重新审查平阳知县黄梅贪婪案件的原因、方法及结论，讲得十分清楚，黄梅罪证确凿，钦差大臣必须遵照谕旨，放弃成见，将黄梅之罪查清惩办。此事不必多说。令人惊奇而且不得不称赞的是，乾隆皇帝弘历竟然能在见到窦光鼐的奏折之后，立即觉察到前办之非，断定窦之奏劾属实，黄梅确系贪吏，并于当日即下二谕重审此案，命将黄梅重惩。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一般官员来说，已经是难乎其难。能够知过而改并且承认错办案件，很不容易，不仅有一个脸面问题，尊严问题，还有错办遭惩之险，这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极少有官员自行纠正自己错审案件的原因。至于君临天下、威严无比的天朝大皇帝，更罕有能主动承认失误、立即改正者，更不要说还要苦口婆心地开导、劝谕办案之臣认错重审，这更是绝无仅有之事。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确是一位反应敏捷、才干超群、胸怀宽广、知过能改的英明之君。

过了两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下谕肯定窦光鼐参劾黄梅之事属实，谕令阿桂在遇见窦光鼐时，“即传朕旨，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著即带往浙省，随同查办此案”，并将黄梅任所赀财查封，缉拿其长子。伊龄阿受属员怂恿，两次参奏窦光鼐，此案不令其会办，“以免回护”。

又过了一天，八月初一日，乾隆帝又特下开导阿桂之谕，以自身对窦光鼐由憎到信之态度的变化，谕劝阿桂效己所为，秉公办案。他说：前因窦光鼐于黄梅之案执辩哓哓，亲赴平阳，被伊龄阿两次参奏，“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类疯狂”，故降旨将其革职拿问，“是窦光鼐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龄阿等憎其为人，即朕亦厌其举动乖张，污人名节”。待其前几日两折奏到，将黄梅任内劣迹逐款罗列，并于生监平民等呈出之黄梅勒捐派累强借等印信图书字帖二千余张内每样进呈一纸，“朕详加阅看，并命军机大臣查对，俱系黄梅劣迹之确凿可靠者”。“朕于窦光鼐，始则憎之，而此时则觉其言之确凿，惟欲将黄梅劣迹彻底查办，以正其罪。所谓无固无我，不存成见，前之憎窦光鼐，乃憎其所可憎，今之信窦光鼐，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前在浙省查办时，“目睹窦光鼐多事咆哮，性情执拗，自为心怀厌恶，今复令其前往查办，断不可仍执其前见，稍涉私嫌，惟当以朕之心为心，逐款秉公研讯，俾贪员劣迹一一审出，置之重典，所谓惩一可以儆百，政体国法，必当如此，阿桂想必与朕同心也”。将此亦传谕闵鹗元，其“亦当善体朕意也”。

经过乾隆帝这样三番五次降谕开导、训诫和督促，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自然不敢再执成见，便按旨查审，很快就将黄梅贪婪之案查明上报。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就阿桂等奏述黄梅供认勒借部民钱文、按田科派之折，下谕说：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向部民勒借派捐，“业有确据，其贪婪不职，殊出情理之外”，著将黄梅革职拿问，温州府知府范思敬亦著解任，一并质审定拟具奏。黄梅之长子黄嘉图，“民皆号为石板炮，是黄梅纵容伊子，在外招摇婪索，贻害地方，必有实在款迹，以至众怨沸腾，诨号即其实据”，著阿桂将其严审。所有对此案漫无觉察之上司及该管道府，“均著阿桂等于定案时分别查参”。

过了十天，九月初七日，因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来到行在，向帝复命，谈到黄梅亏缺仓谷情形，乾隆帝又下谕说：前据窦光鼐参奏黄梅到任八年，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二十余万两，经上司勒限催追，仍悍然不顾。平阳县仓应贮谷四万七千一百余石，现“仓内实无贮谷”。“经朕面询”，曹文埴称：仓谷除借放兵粮及营借交还谷价，以及黄梅缴出谷价五千六百余两外，“实在亏缺谷石，核计价银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余两”。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著阿桂严切根究黄梅实在侵蚀数量。

五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窦光鼐及福嵩、盛柱等人的处理意见。他说：前因窦光鼐执辩不休，且亲赴平阳聚集生童招告，煽惑人心，故将其革职拿问，待窦查出黄梅贪黩款迹，即将其宽释，令阿桂带其同往查办。现阿桂等查明，黄梅勒借吴荣烈等民人钱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单公费钱及朋帖采买钱一万四千余千文，于原报亏缺谷价仅弥补四千余两，下欠之数未依限补足。“是窦光鼐所奏，惟黄梅匿丧演戏及侵用廪生饩粮并短发老民银两三款属虚，其余三款已为确实。是伊从前冒昧固执之咎，尚属可宽”，著令窦光鼐署理光禄寺卿，立即来京供职。前任巡抚福嵩，于此等劣员不据实参查，“岂可复膺封疆之任”，著其自山西来京候旨，其山西巡抚之职著勒保补授。前藩司盛柱，亦不应仍任织造。二人现交部严议，“自系革任革职”，著先革去二人翎顶。伊龄阿偏听属员之言，两次冒昧参奏窦光鼐，其已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著在任听候部议。其余失察之各上司，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此旨下后第三天，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历数阿桂等人过失，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对窦光鼐亦有所数落。他说：因浙省仓库亏空，特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等前往彻底查办，“伊等自应将各州县亏空实在情形，及有无借弥补为名藉端勒索侵肥之事，详悉查完，据实参劾，方不负委任之意，何得仅凭地方官结报就案查核遽为了事”！阿桂等以该省亏缺较原报之数有减无增，即予完案，而对黄梅之借端派敛之弊不予查访，以至遗漏，“则阿桂等岂无应得之咎，乃并不自行检举”。阿桂、曹文埴、姜晟、伊龄阿“俱著交部严加议处”。窦光鼐所参黄梅款迹，虽有三款审实，但前据伊龄阿等奏称，“窦光鼐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礼”。且其劾黄梅母死演戏、家人携物外逃泄漏信息及逼令典史李大璋书写呈词三项，“今已审明并无其事”，“是窦光鼐亦不得为无过，是以现在只令署理光禄寺卿，若无此等情节，朕必将伊仍以侍郎补用矣”。

过了两天，五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谕，斥责温处道张裕穀、永嘉县知县程嘉缵、平阳县知县田嘉种回护温州知府范思敬与前知县黄梅，“迎合上司”，向巡抚伊龄阿禀称窦光鼐在平阳“咆哮发怒”等情。他们身为巡抚属员，并不查明实情上报，“乃竟官官相护，联为一气，率行装点情节，扶同具禀，希图蒙混上司”，“此等外省恶习，最为可恶，不可不严加惩治”，著将三人交部严加议处。

曾经轰动京师及浙省的窦光鼐参劾浙江亏空案，至此结束了。窦光鼐敢于冒犯龙颜，不畏权贵，仗义据实参劾贪官，甚至宣布为此力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精神可嘉，气节高尚，定当载名史册，万古流芳。乾隆皇帝弘历知过能改，纠错补偏，明断疑案，亦属难能可贵，英君、直臣皆会受到人民的赞颂。

六、知情故纵家人勒索钱财 富勒浑革职籍没论斩下狱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讲述查办原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富勒浑之事。他说，前几日召见移任工部尚书的原两广总督舒常，“询以富勒浑操守如何”，舒常奏称，“不敢具保”。昨粤海关监督穆腾额至行在陛见，又详细询问富勒浑“居官办事如何”，穆腾额答，“未敢深信”。复令军机大臣询其有无实据，穆腾额说：“看其衙门热闹，信用家人，并有家人李姓在衙门外边居住，不免招摇，有骇观听。至其操守，虽无实据，亦不敢下保。”富勒浑历任督抚多年，“于地方事务，可称老练”，故调其移任两广，对其操守之好坏，从未听闻。“今据舒常、穆腾额皆称不敢具保，是其平素必有簠簋不饬之事”。现在正查浙省亏空一案，富勒浑与浙江巡抚福嵩甚为不睦，为何回护，不据实参奏？“是其在闽浙总督任内，亦恐有不能自信之处，虑及巡抚攻讦其短，是以隐忍不言”。著传谕广东巡抚孙士毅，命其“将富勒浑如何操守难信，及家人如何滋事，并此外有无别项需索情弊，据实密陈，毋稍徇隐”。将此由五百里传谕孙士毅，著其迅速复奏。

谕旨中所指富勒浑，系大学士阿桂之族孙，早年中举人，做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寻擢湖广总督，嗣后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总督之中，“资格较深，历练亦久，在近来总督中上之列”，故将其由闽浙调用两广，“委以海疆繁剧重任，方资倚毗”。

尽管富勒浑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擢其久镇闽、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现又调镇两广，“方资倚毗”，但一旦对其操守有所怀疑时，他立即着手访察，谕令孙士毅据实陈奏，并派舒常至粤，会同查办，又令查抄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财产。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富勒浑前年来京经过嘉兴、严州、衢州一带时，“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谕命阿桂查办说：富勒浑之家人在广东，“有招摇婪贿之事。朕意富勒浑到粤，不过数月，何以家人赀产，即有数万两之多，必系其在闽浙任内，任听家人婪索所积”。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至稍存回护之见。著阿桂查照窦光鼐原奏，逐款严讯，据实复奏。

过了几天，江苏织造四德及长龄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于其家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并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览折后既惊讶又愤怒，于五月十四日下谕说：

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赀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赀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若果无知情故纵，止于如部中书办，诈骗招摇，地方官吏见其久而不灵，断不肯多给银钱，岂能积赀累万？盖各部书役遇有案件，往往设计撞骗，然所得者无多，亦断不能颠倒是非，作奸枉法，计其家私积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断无积累巨万之事。且朕日理万机，常在朕前使令之总管太监、奏事太监辈，如伊等欲婪索银钱，必须积压外省文报奏折，或于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赀。今之总管、奏事太监等，不过藉每月钱粮养家糊口，其家赀之至多者，或不过千金，从无与中外官吏结交招摇之事。朕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拥厚赀，乃殷士俊不过跟随总督之长随，积赀竟如许之多，必系属员中有托其营求升调，富勒浑曲意听从，或勒索不遂，富勒浑即不假辞色，该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属员中因其夤缘有效，触忤蒙愆，相率送给银钱，是以数年以来，乃至拥赀累万，父子俱捐纳顶戴官职。……若谓富勒浑于该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闻知，夫谁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鉴乎！即此一节，富勒浑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浑著革职。此谕有些欠妥之处，即乾隆帝断言各部书役之财绝无上万两之多，总管太监、奏事太监亦仅藉钱粮养家糊口，家赀最多者亦不过千金。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权有势的太监，诈骗招摇，纳贿索银，作威作福，聚敛了大量赃银，十倍、数十倍、成百倍地超过了千金之数。但是，总的看来，此谕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敛银巨万，是由于其家主富勒浑“知情故纵”，甚至可能别有情弊，故命阿桂、孙士毅“秉公质讯审办”，不久，他又谕令孙士毅补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

又过了几天，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折到京。孙士毅奏：审讯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又点派口岸，令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以上各款，“俱经殷士俊、李世荣供认不讳”。

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恣肆自由，全无忌惮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银两，富勒浑先以帮贴公费为词，收受入署，迨发觉之后，将前项银两，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系事已败露，自知不可掩饰，为此先侵后吐之计”。著阿桂逐款详悉质讯，务期水落石出，并命户部尚书曹文埴、浙江巡抚伊龄阿（时二人正奉旨查审浙省仓库亏空案），会同阿桂办理此案。

乾隆帝曾于春间密谕闽浙总督雅德查访富勒浑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仅没有调查和据实上奏，反而对富勒浑“力为保奏”，并动用司库养廉银一万两，代富勒浑归还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愤怒，连下两道谕旨，对雅德严厉斥责，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将其革职审问。他说：富勒浑历任封疆，“方资倚毗”，不料其纵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将关口勒派银两先侵后吐，实属昧良负恩。雅德“以密谕传询之事，竟敢昧良徇隐，公然饰词保奏，且为富勒浑代还借项，是止知下睦而不顾大义，其情节较富勒浑尤为可恶”。著将雅德革去闽浙总督之职，解送浙省，交阿桂归案审办。

尽管乾隆帝亲自主持查审富勒浑贪婪案件，多次下谕指授方略，督促钦差大臣彻底清查，惩办庇护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工部尚书舒常和浙江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就是没有将富勒浑定上贪污帑银纳受贿金之罪，只说其是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是富勒浑果真没有侵吞帑银收受贿赂吗？不是。仅在这次审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来可以据以作出其系贪污纳贿结论的。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郑一桂曾供称：与殷士俊原系亲戚，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殷士俊随主赴任，路过泉州，郑将金叶五十两托殷转送与富勒浑。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谕说：“今此项金叶，既系富勒浑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饶恕殷士俊。如此贪黩败检”，焉能说其听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严切审讯，“谅富勒浑亦无从狡赖”。其后，他又几次谕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浑却坚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系郑一桂送予自己之物，郑一桂又翻供说并未托殷送予其主，而系给予殷士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富勒浑想赖掉勒派各口岸银之事，没有成功。乾隆帝曾几次下旨，论证阐述，断定富勒浑勒派各口岸缴银一万九千余两是“先侵后吐”，本想吞没入己，但因听说将遭审问，而退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富勒浑辩解说：于兼署粤海关监督时，各口岸未经解到之银太多，恐赔项无著，是以豫筹垫解，及穆腾额回任交收，适殷士俊等事发，“是以具奏归公”。乾隆帝就此驳斥说：关税系监督专管，总督不过兼辖，即使税课缺额，自有该监督回任料理，富勒浑何必行此一举？“其为侵吞入己，实属显然。及殷士俊等款迹败露，始行具奏报解充公，此等伎俩，岂能掩人耳目”？尽管皇上将这一条定死了，可是，富勒浑总算是在查办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来，与完全中饱私囊总有区别。

查来查去，查了几个月，最后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直接纳贿吞帑之罪，没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诈索赃银后交予主子若干主奴分肥之罪。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家奴护主，为主认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随富勒浑后，几年之间，就暴发横财，一跃而为田产房屋兼有赀财数万的财主和威势逼人的豪门，府州县官员都得求他疏通关节，署泉州知府郑一桂还与他认亲叙戚。这一切，都是其主子富勒浑有意或无意给予他的，他怎能不紧紧抱住这个靠山，拼死开脱主子之罪。何况自己家财被抄，赃证确凿，无路可逃，即使牵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无过，这样，富勒浑因无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惩，那时主子也许会记住奴才护主之事，或怕其供出主人之过，而没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仅没有将自己科索银财纳受贿银与富勒浑连在一起，硬说其无知情分肥之过，而且连郑一桂供称馈送富勒浑的金叶五十两，他也包了下来，力言主子不知，再通过秘密联系，郑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就这样被轻易翻掉。另一因素是办案大臣软弱无能。照说，这次办案的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权够大了，地位够高了，能力也算是够强的了，还有尚书舒常、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这个办案官的班子相当强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贪婪之罪，连其勒派各口岸银一万九千余两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这是“先侵后吐”的性质以后，他们才跟着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浑，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从其他人员追查出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可是，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是其真系清廉毫无劣迹？不是。九年以后乾隆帝查审闽浙总督伍拉纳贪婪之事时，盐商供认，当富勒浑任闽浙总督时，“曾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除了盐商，还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业的商人，广东还有“洋商”，两广闽浙一百多个府州县、若干道，这些官员和商人难道就不会被富勒浑索取钱财？可见，富勒浑并非不贪污，只是钦差大臣阿桂等未能执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愿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预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不久，富勒浑被释，出刑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珅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1. 《清世祖实录》卷5，页20。
2. 《清世祖实录》卷8，页7、8。
3. 《清世祖实录》卷9，页12。
4. 《清高宗实录》卷138，页9、10。
5. 《清高宗实录》卷138，页10、11。
6. 《清世宗实录》卷141，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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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5、6。
9. 《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5、6。
10. 《清高宗实录》卷143，页19、20。
11. 《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0、21。
12. 《清高宗实录》卷144，页6。
13. 《清高宗实录》卷138，页23、24。
14. 《清高宗实录》卷79，页12；《清代碑传全集》卷71陈弘谋：《湖北巡抚卢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志铭》、袁枚：《原任浙江巡抚卢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卢焯传》。
15. 《清高宗实录》卷145，页1、24。
16. 《清高宗实录》卷146，页10。
17. 《清高宗实录》卷146，页10、11。
18. 《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3。
19. 《清高宗实录》卷155，页18、19。
20. 《清高宗实录》卷155，页24。
21. 《清代碑传全集》卷71吕星垣：《资政大夫湖北巡抚卢公神道碑》。
22. 《清代碑传全集》卷71袁枚：《原任浙江巡抚卢公神道碑》。
23. 《清高宗实录》卷155，页24、25。
24. 《清高宗实录》卷165，页23。
25. 《清高宗实录》卷139，页5、6、7。
26. 《清高宗实录》卷139，页19、20、21、22、23。
27. 《清高宗实录》卷140，页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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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高宗实录》卷540，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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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清高宗实录》卷540，页8、9。
32. 《清高宗实录》卷542，页2、3。
33. 《清高宗实录》卷542，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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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清高宗实录》卷547，页20、21。
38. 《清高宗实录》卷550，页9。
39. 《清高宗实录》卷548，页11、12。
40. 《清高宗实录》卷549，页2、3。
41. 《清高宗实录》卷549，页17、18。
42. 《清高宗实录》卷549，页18、21。
43. 《清高宗实录》卷549，页18、21。
44. 《清高宗实录》卷550，页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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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清高宗实录》卷521，页7、8。
47. 《清高宗实录》卷546，页11、12、13。
48. 《清高宗实录》卷546，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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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清高宗实录》卷548，页16、17。
52. 《清代碑传全集》卷28钱大昕：《庄有恭墓志铭》；《清史稿》卷323《庄有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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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清高宗实录》卷752，页15、16、17、18。
56. 《清高宗实录》卷753，页14、15、16、18；卷755，页12。
57. 《清高宗实录》卷755，页11、12、13。
58. 《清高宗实录》卷754，页20、21、22、23。
59. 《清高宗实录》卷753，页22；卷754，页15、23；卷756，页13、14、15。
60. 《清高宗实录》卷812，页13、14。
61.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19、20、21。
62.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1、22。
63.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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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6。
66.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7、28。
67. 《清高宗实录》卷813，页28、29。
68. 《清高宗实录》卷814，页25、31、32、37、38；卷815，页2、11、12、16、17、18、41、42；卷816，页1、2、3、4；卷818，页28；卷821，页21、22。
69. 《清高宗实录》卷842，页15。
70. 《清高宗实录》卷844，页43、44、45、46。
71. 《清高宗实录》卷845，页34、35；卷846，页9、10、11。
72. 《清高宗实录》卷847，页9、10、11。
73. 《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
74. 《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卷849，页23、28；卷850，页18。
75. 《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3、27。
76. 《清高宗实录》卷852，页3。
77. 《清高宗实录》卷849，页29；卷851，页13。
78. 《清高宗实录》卷855，页9、10。
79. 《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5。
80. 《清高宗实录》卷852，页18、19、20。
81. 《清高宗实录》卷829，页5。
82. 《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7。
83. 《清高宗实录》卷840，页1、2。
84. 《清高宗实录》卷842，页7、8。
85. 《清高宗实录》卷904，页12。
86. 《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5、16、17。
87. 《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7、18。
88. 《清高宗实录》卷905，页20、21；卷906，页3、4。
89. 《清高宗实录》卷906，页27、28。
90. 《清高宗实录》卷907，页22、23。
91. 《清高宗实录》卷907，页25。
92. 《清高宗实录》卷905，页16；卷906，页28；卷907，页23、24；卷909，页12。
93.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4、5、6。
94.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6、7、8。
95.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9。
96.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9、10。
97.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12、13、14。
98.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14。
99.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6、37。
100. 《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5。
101.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7、38。
102.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8、39。
103.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27、30；卷1068，页11、13、14。
104. 《清高宗实录》卷1067，页31；卷1068，页10、20、39；卷1070，页11。
105. 《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3、4、24；卷1069，页5。
106. 《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4；卷1070，页31。
107. 《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23；卷1069，页2—5、14、29、30、31。
108. 《清高宗实录》卷1068，页11。
109. 《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8、9、17、38。
110. 《清高宗实录》卷1069，页8、9、17、38。
111. 《清高宗实录》卷1070，页29、30、31、32。
112. 昭梿：《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
113. 《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5；卷1126，页4。
114. 《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12、13、14。
115. 《清高宗实录》卷1101，页22；卷1102，页2、16；卷1103，页2。
116. 《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6、7。
117. 《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8。
118. 《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9。
119. 《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9、10。
120. 《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12、13。
121. 《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11；卷1106，页19。
122. 《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28；卷1110，页19；卷1121，页2。
123. 《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5、6。
124. 《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清史稿》卷323《李侍尧传》，卷338《闵鄂元传》。
125. 《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5。
126. 《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127. 《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
128. 《清高宗实录》卷971，页14、15。
129. 《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130. 《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5、16。
131. 《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9、20。
132. 《清高宗实录》卷1135，页2、3、4。
133. 《清高宗实录》卷1136，页8、9；卷1137，页45。
134. 《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
135. 《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
136. 《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37. 《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
138. 《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30。
139. 《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
140.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
141. 《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
142.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143. 《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40，页21。
144. 《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
145. 《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31—35，24、25。
146. 《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31—35，24、25。
147. 《清高宗实录》卷1146，页10、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8辑页683雅德题。
148.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
149. 《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9。
150. 《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22。
151. 《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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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28、29。
154. 《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8、29。
155. 《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6、27。
156. 《清高宗实录》卷1160，页7、8、9、10。
157. 《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2、13。
158. 《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7、18。
159.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8。
160. 《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19；卷1165，页18。
161. 《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
162. 《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3。
163. 《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164.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
165.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6。
166.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
167.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
168. 《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
169. 《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
170. 《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71. 《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4、25。
172. 《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5、26。
173. 《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
174. 《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
175. 《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2、3。
176. 《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
177. 《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178. 《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17、18。
179.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180. 《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
181. 《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
182.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
183.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
184.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0、11。
185.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186.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8、9。
187.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卷319《和珅传》；卷322《钱沣传》。
188.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
189.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7、19。
190. 《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191. 《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192. 《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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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195. 《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196. 《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
197. 《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卷1251，页9。
198. 《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传》；卷352《姜晟传》。
199.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
200.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5。
201.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4、5、6。
202. 《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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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3。
205. 《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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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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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50、51、52。
218. 《清高宗实录》卷1262，页2、3。
219. 《清高宗实录》卷1263，页20、21、22。
220. 《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14、15。
221. 《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2、3、4。
222. 《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9、10、11。
223. 《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16、17。
224. 《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225. 《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226.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227.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
228. 《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21。
229. 《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
230. 《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4、15。
231. 《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232. 《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5、6。
233. 《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
234. 《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
235. 《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