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使职能
●陈云说：“这次，我们全国从南到北一齐动手，打一场消灭银元投机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果断地说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南汉宸强调：“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人民银行打击银元投机
1949年11月，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上海，抢购纱布和粮食，只进不出，他们坐等渔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萎缩，商品严重匮乏，国营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4次物价大涨风潮，风源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在刚刚解放后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大中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小贩子手里拿着两枚银元，一边敲了铮铮的声响，一边向过往的行人兜售地叫喊着：“大洋哩，现大洋！买俩卖俩！买俩卖俩！”
在北京，贩卖现大洋最多的地方是前门外五牌楼、东单菜市场门前和西单菜市场门前一带，沿街站着一排这种兜售叫卖的小贩，那乱哄哄的场面，真叫人心烦意乱。
国民党从大陆撤走前，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金元券和银元券一天天地贬值，物价就像野马奔驰一样地滥涨，人们手里不敢存钱，一发下工资，除了立即就去换成粮食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之外，余下的一点点钱就换成外汇和银元。
有钱的人家，都把钱换成了黄金存着，以此来避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除依法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取消外商银行在华特权外，主要任务就是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打击投机活动，维护金融秩序。
解放后，对于国民党的金元券限期收兑，并采取了“低价排挤，打进敌区”的政策。
但是，金银和外币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其中作祟最大的就是银元。
虽然解放后就发布命令，市场上只准使用人民币，金银和外币一律禁止流通，并限令到人民银行去兑换人民币，但是银元在人民生活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管发行什么样的钞票，银元总是暗中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越是通货不稳定的时候越是如此。
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手头里都存有一定数量的银元，投机分子就利用了这点心理，炒买炒卖银元，借以哄抬物价和打击人民币的威信。
此时，有些人对我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很怀疑，敌对势力更是声称：
共产党在军事上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0分。
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
上海的投机商人并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至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各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地威胁。
当时，人民银行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人民政府抛出银元，坚决把银元价格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
1949年6月5日，人民银行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
同时，在各种群众大会上，上海市长陈毅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国民党统管上海20多年不敢碰的地方，几个共产党“土包子”还敢太岁头上动土？依旧我行我素。
5日抛出的银元却像泥牛入海，没有一丝声息地就被吞没了。银元价格继续在上涨。热闹的上海街头，到处是敲着银元叫卖的兜售银元者。
这一办法不能奏效，银元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一点也不向下回落。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
6月7日，银元继续上涨。
面对投机商的挑衅行为，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商发出劝告和警告，劝告他们赶快洗手不干。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领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都出席了。
在会上，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大家都赞成陈毅的意见：“干！不要让人以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
最后，邓小平下决心拍了板：
我同意！还是干掉他。有人要喊冤枉，不管他！谁叫他违法投机？这就是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他！
原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当时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
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已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
他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
这里的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在华东局会议上作出查封证券大楼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他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元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元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造成的。
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元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银元在上海、武汉等地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中央认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
为了打赢这声战争，陈云经常到中国人民银行来，同南汉宸以及银行里的专家、顾问一起商量研究对策。
南汉宸说：“开始，我们把银元的冲击力量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也不很得力。”
“我们定的牌价较低，吸引力不强，看到银元兴风作浪之后，只想用经济手段把它压下去，上个月在上海，我们采取的作战计划，代号叫‘以银元制银元’，我们集中了一大批银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用低价投放到黑市上，企图以此把价格压低。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枚银元，结果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投机的势力太强大了。”
冀朝鼎参加了上海金融机构的接管，他说：“初步估计，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而我们银行手里掌握的银元并不多。汤恩伯从上海撤退之前，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将银行库里的金银都运到台湾去了。因之，想用银行抛售银元来压低黑市价格，确实是力不从心！”
南汉宸将熟悉上海情况的胡子婴也请来一起参加研究讨论，胡子婴说：“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发生了银元投机风潮，日本人也想用经济手段压下去，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一次抛下市场，结果也很快被市场吞没，一点作用也没起。”
陈云说：“看起来，只用经济方法是不行的，我们得运用政治力量。这就是列宁说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但这个基础要有政治、法律等这些上层建筑来保护，来为它服务，为它开路。我们可以动员工人、学生上街做宣传，让人们不要参加银元买卖；同时，对于那投机商贩要采取果断的取缔手段！”
南汉宸说：“在天津，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出动军警进行缉察，取缔了一些明面上的银元交易活动，同时也用诱购的方法捉拿了一些大户，作用还是不大，没有发动群众出来宣传、检举，结果，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陈云说：“这次，我们全国从南到北一齐动手，打一场消灭银元投机的人民战争！”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
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投机生意。
当时，报纸上也发了社论，奉劝银元贩子及早改邪归正，并宣布这种投机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决进行取缔。
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各行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坚决拒用银元。
全市学联组织了两万余名学生上街宣传，文教界也起来声讨银元投机行为。
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机商们却把这一次一次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来，万事皆备，只待行动了！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9日，军管会先派出公安局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等进行了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
9时，上海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正扶摇直上。这天的交易厅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投机商们多少有了些警觉。
10时左右，正当投机商暗自嘀咕、互相叮嘱小心的时候，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投机大本营的证券大楼门前。这时，交易大厅中的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飞奔各个证券室。
原来，这些陌生面孔的人是军管会派来的便衣，共有400人之多。一刻钟以后，整座大楼被置于政府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10时到24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讲话。
集中到大厅的共有上千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人员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在被抓捕的投机分子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寿昌金号”的办公室，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其实这里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
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一看，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
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字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宋时轮率领工作组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重大胜利。
继上海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之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
在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
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家地下钱庄及其扰乱金融市场的即街头兑换店377家，在北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从而使人民币的地位得以巩固。
证券大楼被查封了，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银元贩子依然还在分散活动。
捣毁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容易，而投机的散兵游勇却难于对付了。
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宋时轮当时住在证券大楼，思考怎样完成军管会交代的任务，肃清扰乱市场的银元奸商。宋时轮连饭也吃不下了。
有一晚，大上海已经更深人静了，忽然，宋时轮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他立即派人把这个孩子和他的奶奶带到楼上他的住处。
宋时轮亲切地问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啊？”
小孩子说：“我奶奶有10块大头，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今后没法生活了，希望解放军叔叔能还给我们。”
宋时轮这时心中突然一动，立即让人给了小孩10块银元，然后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银元贩子？”
小孩说：“知道。”
宋时轮继续问：“你们能不能带我们去抓银元贩子？”
孩子的奶奶说：“可以。”
宋时轮并且对他们说：“凡是10元以下的，我们抓到即放。”
小孩的奶奶说了声：“真的吗？”接着便跪了下去，向宋时轮叩头。
宋时轮慌忙把她扶起来，对她说：“我们不兴叩头，你起来。银元奸商扰乱市场，危害人民生活，军管会下命令取缔银元贩子，我们只抓奸商，一般人有10块银元的，即使抓到了，也是马上就放，这是真的。”
小孩的奶奶振作精神，高声说道：“那我可以带你们去抓。”
宋时轮问：“要多少时间准备？”
“一个小时。”
“给你们两个小时的准备。”
“好。”她不知道坐在她面前的就是警卫上海的司令员，她指着宋时轮身上那黄色的军服说，“不过你们穿这身衣服不行。”
宋时轮感到老人家很有智谋，他笑着说：“我们可以换便衣，可以抓到10个吗？”
老人说：“10个不成问题，100个也不成问题，10块大头以下的都没事，你说话算数吗？”
宋时轮说：“当然算数。”
解放军换上便衣，和他们一同去抓银元贩子，那10元以下的人又带着更多的穿着便衣的解放军去抓。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央财经委员会致电华东财经委员会，在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并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还要采取以下措施：
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征税一律征人民币。
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行一些公债。
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人民银行与党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次和猖獗的银元贩子的较量中，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就把上海不法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人民银行打击粮纱投机
1949年10月，陈云就采购棉花问题向中共中央电报。电报指出：
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合计共需1万亿。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外，还需发行8000亿，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需增加2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自4个月之前，银元投机风潮被平息之后，投机分子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又把同人民银行的较量转向了另一个阵地：粮食、纱布市场。
他们想用这两件人民生活最必需的物资作筹码进行投机活动，藉以掀起更大的抢购风潮。
他们估计我们手里掌握的纱布不多，于是便把突破口选在这里。首先由上海带头，然后影响到武汉、西安等地。资本家将其全部资金，也包括工业企业暂时停产而腾出的生产周转金，都用于抢购和囤积纱布上来。紧接着，又由天津资本家带头，把资金力量都转移到粮食市场上来，全国跟着骚动起来，市场上只要有粮食投放，他们便出来给一抢而空。
事实果不出所料。不出1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1倍，上海涨1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
这次涨价的主战场仍是上海，主要物资则是纱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倍，棉布上涨了3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跟着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刚刚走向统一市场的人民币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打退这场进攻，什么金融市场、商品物价以至于整个人民生活，都无法稳定。
资本家和投机商站在堆得满满的粮囤旁边，资本家洋洋得意地说：“难道共产党能够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
投机商说：“银元他们可以没收，这粮食、纱布他们也能没收？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古人常说，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开。当市民都买不到粮食和布匹时，他们也就该让步了！”
1949年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
陈云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3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短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
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
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却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纸币过多，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挑战。
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
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他们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
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说：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囤积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3倍，棉布上涨了3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
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
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他们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11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4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3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
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人民政府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渐渐地，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在他脑海中便形成了。
最后，毛泽东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
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要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中国人民银行在陈云的整体战略部署中，重点是从努力吸收存款按照米、布、煤、油等4种实物的牌价举办折实储蓄、加强现金管理，在各地建立发行库，使全国的资金能够进行灵活统一的调拨这3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配合。
南汉宸用陈云的话来概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当时的那场战役中的这几项活动，那就是：
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粮贩子就再也不敢与人民政府作对了，从而使中财委减轻了压力。
在北京、天津腾出手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即配合行动，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听到消息后，毛泽东高兴地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了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1949年12月12日，陈云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陈云指出，要从四川、东北等粮食产区开始征集粮食，准备支援上海，其中，仅四川就征集大米4亿斤。
原来，经过11月份的那场“棉纱之战”，从10月开始的那场涨风平息了下来。
在此时，中财委认为投机分子虽然受到沉重打击，难以发动全面进攻，但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和部分物资上，特别是在上海的粮食供应上进行反扑。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即指正月初五开市那天价格便上涨。
而此时，上海的存粮不到1亿斤，粮食储备非常脆弱，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
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便开始未雨绸缪，以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投机分子的进攻。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整体布置，一方面设下几道抽水筒子，吸尽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把银根狠狠地抽紧；一方面大力组织货源，从全国各地将纱布和粮食调到天津、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抽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一是发行公债，这是两条主干渠道。另外，要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放工资，不准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
从银行方面来说，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必须把库存现金存入到国家银行，不准存入到私人行庄。
这样，国家银行就把社会上的游资逐渐地吸干了。
而这时，资本家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他们仍在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继续买进粮食和纱布。
南汉宸及时地向全国各地银行发出了作战动员令：
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聚尽可能多的资金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的基础。
我们只有首先从国营企业、机关、广大职工和尽可能多的私人工商业家，即从广大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手里积聚资金，我们才有可能对生产做有利的推动；只有掌握了游资，才能有效地管理投机市场，变游资的破坏性为建设性。
以现金管理大力组织存款，广泛地与各国营企业、机关、合作社订立合同，努力成为他们的总出纳，总金库……以将其大量待用的、闲散的周转资金集中起来，这是我们存款的主要来源。
普遍设立发行库，逐步实行资金的统一调拨。各级管辖行，即区行、分行，均应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必须由负责干部亲自掌握，经常研究，开发我们票据业务，大力组织公私企业间之划拨清算，尽可能不通过现金。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人民政府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人民政府掌握大约有10多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当然，在这场斗争中，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四川把大米调到上海，运费差不多赶上了粮价。国家拿出的补贴的钱，是相当可观的。
到年底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吸收了存款8000亿元，再加上现金管理的其他方面配合，社会上的游资便被中国人民银行吸干了，市场上银根也给狠狠抽紧，将投机商的手脚暗中予以束缚。
这时，正赶上春节，按民间习惯，大年初一、二、三，各商店、铺号都休假三天。
国家银行的策略是不动声色，稳住阵脚，没有发起进攻，粮布价格仍然像往常一样。
在那几天里，陈云、姚依林、南汉宸等几个领导，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守坐在电话机旁和每天报送的项目电报面前。
当时中财委向银行、商业等部门规定，每天要他们报送货币发行数量表，并计算出发行指数。并报送市场物价涨落情况表，并计算出各种商品的升降指数和总指数。还要报送外汇比价表。
资本家过年的时候高兴极了，只等过了年高价抛售其所囤积的货物。
谁知初四店铺一开门，我国营商店立即挂出牌价，粮和纱布的价格一律降了下来。
投机商没有估计足人民银行的力量，头两天还在收购国营商店投放出去的物资，可是吞到第三天就吞不进去了，他们的资金枯竭了，而国营商店的货物还源源不断地抛售出去。
这一闷棍把投机商给打趴下了，物价下跌，而他们却囤积着大量的货物无法抛售出去。不抛售又不行，他们都是按天计算利息拆借来的资金，利率之高是很惊人的，现在就是血本大减价也堵不上窟窿，许多人只好宣布破产倒闭。
这回轮到那些大投机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当宣布物价指数稳定下来，市场上的粮食、纱布等货物还有充足的货源的时候，天津有好几个投机商当场就跳楼自杀了。
开始时那些对共产党能够管理好经济很不服气的资本家现在服了，他们说：“共产党不仅军事上打100分，经济上也打100分。”“6月份银元风潮时，你们还是靠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压下去了，这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人民银行接管金融机构
195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会议回顾了1949年银行工作，提出了1950年全行的主要任务。
会议结束时，南汉宸在总结报告中强调：
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政务院统一财经工作，实行“三平”。
为贯彻政务院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同财政部门、贸易部门统一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平抑物价，稳定金融。
早在建国前，南汉宸就为了新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接管和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着手进行了大量的人才招聘工作。
1948年深冬的石家庄，一天刚过17时，斜阳便已经向西边一堵浓墨的云团里沉落了下去。苍茫的暮色随之便把城市给笼罩住了，马路两侧的楼房里闪亮出一排排桔黄色的灯光。
这时，有南汉宸等一行3人，正迎着凛冽的北风，冒着袭人的寒气，匆匆地赶路。
三个人绕过街头的拐角处，走进一座长满苍松翠柏古木森森的院落里。他们来到院中的一排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日式单层洋房前。
南汉宸他们走到一间房门前，其中一个人用手轻轻叩了叩门。很快，房门便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40岁左右的瘦高个子中年男人，他看到南汉宸几个人很陌生，不由得迟疑地问：“你们是——？”
和南汉宸同行的一个年轻人抢先问道：“您是冒舒湮先生吧？”
对方听到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更加感到诧异，他说：“是！是！敝姓冒，你们是——？”
那个年轻人说：“这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同志，听到人说您通过封锁线来到华北解放区，我们很是欢迎，特地来看望您！”
冒舒湮一听，赶紧说：“噢！原来是南总经理，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快请进来坐！”
说着，冒舒湮就把南汉宸3人请进屋里，在铺着塌塌米的床铺上坐下来。
南汉宸关切地向冒舒湮问道：“您是什么时候到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吧？”
冒舒湮和许多初到解放区的人一样，表现得很兴奋，他对南汉宸说；“昨天到的！一路上受到了一些颠簸和风险，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来到解放区以后，看到这里空气是这样的自由舒畅，路上遭到的那点罪就算不得什么了！”
南汉宸非常诚恳地对冒舒湮说；“听说冒先生是中央信托局专员和通易信托公司经理，还是多年的老报人，当过多年的记者。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敌伪金融业的接收工作。今天，我们特地来登门求教！”
冒舒湮赶紧说：“真是太不敢当了，不敢当了，南总经理要了解什么情况，只管出题目派人送来，我一定将我所知原原本本地整顿于送过去，还劳您冷冬数九地亲自跑来！”
南汉宸说：“既然说是求教，您就是我的先生，学生怎能出题目考先生呢？”
说完之后，在场的人都一起大笑起来。
接着，他们便请冒舒湮详细地谈了国民党的以四行二局一库为首的整个金融机构情况。南汉宸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
南汉宸临走的时候，他对冒舒湮说：“我们接管天津金融机构的代表已经集中在天津附近的胜芳镇，在那里学习接管城市的有关政策，也在熟悉和掌握敌伪金融业的情况。冒先生刚才介绍的情况很有用，你能不能整理个材料出来，我们即刻印发给驻扎在胜芳镇的干部们参考？”
两天之后，冒舒湮就把材料写出来了，而且马上打印出来，及时地送到胜芳镇接管干部的手中。
送完资料，冒舒湮顺路去银行大楼回访南汉宸，南汉宸迎出了很远，他微笑着对冒舒湮说：“舒湮同志，欢迎你参加我们银行的工作，昨天，我军已经向天津守敌发起攻击了，估计两三天内天津就要解放，天津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敌伪在那里设置的金融机构很多。我们要接管这些机构，还要在那里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这些工作既繁重又细致，希望你能协助我们接管这座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
冒舒湮被南汉宸这种精神打动了，本来，已经在旧社会宦海中沉浮多年的冒舒湮，这次来解放区是想投身于艺术工作的，因为冒舒湮过去也是文艺界里颇有影响的剧作家。
现在，冒舒湮深深地感到南汉宸对他的知遇之恩，也觉得再也无法拒绝了，当下冒舒湮便一口答应了南汉宸，并即刻赶赴天津去参加接管工作。
冒舒湮临出发的时候，他去向南汉宸辞行。冒舒湮在银行二楼碰到了南汉宸，南汉宸当时正站在窗口前向整队出发的银行人员送行。
南汉宸回头看到了冒舒湮，他将冒舒湮拉到窗前，并对他说：“这些工农干部都是党的好儿女，只是文化程度低些。等进城之后，您还要多帮助他们提高文化。”
冒舒湮一口答应了南汉宸，并同他握手道别。
1948年1月14日，冒舒湮一行人到达胜芳镇，这时，金融接管处的人已经离开那里进驻到杨柳青，很快就随着军队入城了。
冒舒湮他们紧随其后追赶，终于，他们在市区里找到了金融接管处的负责人胡景沄、何松亭、尚明等人。
临行前，冒舒湮按照南汉宸的指示，先集中了一段时间学习文件、研究情况，熟悉天津市的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风俗人情等等。
当时，参加这次金融接管的干部队伍浩大，前后两批加到一起共有925人，其中，负责接管15个部门工作的，都是县长、分行经理级的干部。
大家在没进城之前，就已经事先拟定好了接管工作布告、方案和方法。
1949年1月15日，银行人员按照中央制定的总方针，对于国民党政府办的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以及四大家族办的官僚买办银行，依法接管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对官商合办的银行，没收其官股部分，派军事特派员监督、审查其商股股权及其资产负债情况。
到2月末，他们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接管工作，共接收了11家银行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其中几家主要的银行，即所谓的四行二局一库，四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二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
南汉宸知道，接管这样一个大城市，对于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的确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而且，这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又非常细致的工作。
在第一线的人都及时地向南汉宸请求汇报工作，比如对于一些高级职员的去留以及他们的薪金待遇问题，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官股和商股的划分与确认问题等等。
这些敏感的问题，往往稍一触动就会影响到海内外，影响到一大批人的人心去向问题，影响到一大笔资金财产的能否存留问题，因此，南汉宸每次都具体而周详地指示布置。
幸好前去负责接管的胡景沄、何松亭、尚明等人都是政策观念很强、办事精明强干的人，他们在现场指挥得有条不紊，而且极会把握分寸，南汉宸感到心里很欣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又组织了以张云天为首的金融接管处，接收了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官僚买办的金融机构。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至北京，地址设在前门里西交民巷的伪中央银行旧址。
在此之前，南汉宸已经来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里。
因为，那时北平和平谈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南汉宸和傅作义、邓宝珊都是老朋友，所以由他从中进行斡旋就更方便了。
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的官僚买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各城镇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南汉宸根据社会主义必须建有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银行体系，使其成为社会总会计、总出纳的思想，中国人民银行迅速地在全国各地甚至边远地区也设立了银行的基层机构。
当时，有人对他这样放手去做持怀疑态度，南汉宸批评这种保守思想，他说：“你们总是缩手缩脚，怕这怕那，无非是怕有人携款私逃呗！可是形势发展这么快，不迅速地建立起各地的金融机构，新中国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吗？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是有几个携款私逃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相信大多数总是好的！”
到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余人。
在接管南京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开了实行了折实储蓄的历史先河，大受老百姓的欢迎。
市民们笑着说：“人民银行想出的办法真好，有钱存折实储蓄，没有必要去黑市买大头了。”
折实储蓄在当时对稳定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直到1950年11月20日，南京物价基本稳定，折实储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民银行才宣布停止此项业务。
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接管金融机构并进行新的管理过程中非常注重对银行专家、人才的招聘，因为他知道，今天的中国境况和所面临的难题，同十月革命的苏联差不多，南汉宸记得列宁说过：
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干部都在研究，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不久，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高级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京，南汉宸以重礼请他们到银行来当顾问，并且请他们帮助大力推荐和引进人才。
经过章乃器的介绍天津市的金融实务家、上海银行经理资耀华认识了南汉宸。南汉宸不仅亲自接见了他，而且指定专人负责与他联系，南汉宸告诉资耀华，以后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可以直接找他们负责人去反映。
资耀华经常向南汉宸提出一些有效有益的建议，南汉宸都虚心接受并立即付诸实行。
有一次，资耀华提出建议说：
“现今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设置都是采用中央银行体制即由中央银行管理和调控各个专业银行，这种模式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合理有效的，我国的金融事业也应当按照这个模式组建，即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起到银行之银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银行是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其专业银行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中国银行专营外汇业务；交通银行专营工业信贷业务，此外，还应当建立商业银行和专营储蓄业务的储蓄银行。过去，金融机构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据交换和贴现、证券交易市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采用。”
南汉宸听了后仔细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你的这些建议，有的是实际工作问题，有的属于理论问题，而更多的是理论问题。我看可不可心这样，我们成立一个研究性质的学会之类的组织，邀请国内理论家、教授、学者和实际工作的同志，共同地在这个学会里进行探讨和研究。等到大家意见成熟了，便好推广执行，这就是所谓理论先行嘛！”
后来，资耀华根据南汉宸的指示，在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金融学会的意见。会议上通过了这项提议，并责成资耀华负责此项筹备工作。
会议过后，资耀华就去北京大学找到了陈岱孙教授、樊弘教授和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等一起商量。很快，就将全国最早的学术性群众团体金融学会建立起来了。南汉宸任理事长，资耀华和胡景沄任副理事长。
南汉宸每到一处，都要了解当地有没有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发现了，南汉宸就立即让人推荐给他，自己就亲自登门去请。
1949年12月下旬，广西全境解放以后，毛泽东曾电示广西省委：
为了支援东南亚的革命运动，将省会迁到南宁，另组织桂北区党委领导桂北工作。
桂北区党委成立后，当时要抓的大事有两件，即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治安，稳定物价，恢复经济。
在稳定物价方面，南下时，大家都带了一批银元，入城后一周内，各单位都用银元购物，同时在接收国民党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人民银行，禁止国民党的货币流通，发行人民币，以银元和物资作为人民币的兑现手段，建立人民币为主的物价新体系。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张茂甫带领先行工作组于当天进城，组员有陈心波、余跃泽、段谦大、程衡、余勉、龙在天、邓春林、高焦、于振海、杨德祥、沈至宝。白银彰随王磊等一行15人由山西临汾出发，经石家庄、济南、徐州、汉口、常德，沿川湘公路于12月5日进城。
大家看到，刚解放的山城，一方面是一队队青年学生集会游行迎接解放，一方面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场混乱，一片萧条景象。
大家为了迅速建立革命新秩序，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宣布成立，下设几个部，金融部由邓辰西、张茂甫任正、副部长，负责接管金融单位。
并于12月5日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分赴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交通、农民4大银行、合作金库、保险公司、四川省银行、外地驻渝的省市地方银行办事处，以及重庆市银行、大川银行等18个单位进行接管。
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正式成立，同时在市中区、近郊区按经济区划，设立了若干办事处。
人民银行接管海外银行
1950年1月5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声明，要国民党政府所有驻外人员要好好保护财产，听候接管。
1月9日，周恩来又专门对驻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一切政治、经济、外交、财政、文化教育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和全体员工发布命令：
你们务必坚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不让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事情发生。
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
1950年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参加政务院组织的对原属国民党政府的机构接管工作团，负责接收有关金融机构，制定了《接管港九伪行局机构、财产、人员方案》。
对接管的任务、接管的单位以及接管的原则、方式、财产处理、人员安排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南汉宸从莫斯科归来不久，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翻阅近日来积压的一堆文件的时候，有人走进来告诉南汉宸说，去香港的金融工作团团长项克方来到北京要见他。
南汉宸听到消息后很高兴，通知赶紧请项克方进来。
项克方是上海金融接管处的副处长、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
中国银行是我国专办外汇业务的大银行，它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10多家私营大银行在海外都有分支机构，分布在英、美、澳、日和东南亚、香港、澳门等14个国家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银行理所应当地该归我国接管。
周恩来发布的护产令传到香港以后，金融机构中最先出来响应并向北京发电表示拥护的是香港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福建省银行。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在新中国成前夕就做好了迎接国内接管的准备。
当时，蒋介石是想把国内各家银行的一些积蓄财产都转移到台湾去，从上海撤退前他就命令汤恩伯，将上海银行的金银几乎都运走了，现在又想把国外金融机构的财产也转移过去。
蒋介石专门派出财政部长俞鸿钧和刘攻芸、陈长桐等经济界要人去香港，用威逼、软磨等手段，要香港各家银行将财产交出去，但是，都被郑铁如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敷衍过去了。
当1月9日周恩来的命令一下达到香港，郑铁如立即率领银行全体员工发表声明接受国内领导。
在郑铁如的带动下，中国银行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英国等几个行处，也都相继宣布接受国内领导。
南汉宸对郑铁如和交通银行经理钱秉锋等人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的赞扬，曾几次发电表示祝贺。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不甘心这场失败，于是趁新中国在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正式建交、国家银行对这些宣布归大陆的银行还无法进行领导之机，利用原来的条件，对这些银行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动，甚至公开盗卖其产权，偷窃或转移其财产。
南汉宸对这些情况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常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形式上的领导，这些东西都还是纸面上的，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实际发挥作用，处理得稍一不慎，国家的这些财产便会为国民党所取走，而且连机构也会被他们转卖出去。
现在，面对这种情况，南汉宸立即组建了金融工作团去香港视察，实际上也是具体地负责财产接管工作。因为南汉宸意识到，香港是我们争取海外金融机构的重要基地，这里金融机构数目最多，资金也最雄厚，半数以上的资产和员工都在这里。
参加香港金融工作团的除了项克方之外，还有闵一民、孙文敏等，他们与留在香港的银行董事和高级职员都比较熟悉，有团结、联络、争取的基础。
在临行前，南汉宸找他们详细地谈了话，同他们一起商量好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步骤，确定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对策的整体方案。
南汉宸说：
我们在香港有15家金融机构，这15家不论是从资金数量、社会影响，还是对我们的政治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因之，我们一定要善于识分，区别对待。这正如《战国策》上所说的：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
副行长胡景沄插话说：“一定要有区别，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
南汉宸接着说：“根据刚才大家分析的情况看，这15家金融机构大体上可以分：
一类是我们自己开设的机构，像南洋商业银行、宝生银号和民安保险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虽然资本不大，工作条件也不如其他单位，但是业务开展得也还不错，最主要的是政治可靠，绝对服从我们的领导，因之一定要大力扶持他们发展，让他们起带头作用，而我们的方针政策和意图，可以通过他们的带头和影响进行贯彻。”
“二类是个大头，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中国银行，当然此外还有交通银行、实业银行和新华银行。他们在香港的社会地位很高，资金实力也雄厚，业务也兴旺。
他们总的来说，在政治还是愿意靠近我们的，而且在国内又都有其总行、总管理处和董事会这类的。国内也已经派出一些干部插进到这些银行里边去了，因之可以说，他们已经走上接管的初步。”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我这里用了‘初步’二字，其含义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意思，离开我们真正把他们接管过来，还相差很大的距离。
因之，对于他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我们的初步接管的成果，不断地向纵深扩大，以便最后取得全面的胜利。”
“《老子》书上说过：‘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就是让我们有始有终，善始善终，把好的开头发展下去，一直坚持到底！我们要对他们多做工作，其中特别是中国银行，它在香港举足轻重，必须牢牢地团结住和把握住。有利的条件是这里有个郑铁如，他的为人是正直的、爱国的，对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很明朗的。”
项克方说：“前些日子，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访问香港，港督设宴欢迎，并在宴会上为美国侵略朝鲜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辩护。
郑铁如先生在场，他即席站起来予以反驳，并正气堂堂地阐述了我们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正义性。”
南汉宸说：“所以，我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他，依靠他，许多事情通过他出面来做，可能就会更好些，事半功倍。总的来说，你们去到那里要牢牢地把握住方向，贯彻我们前一段既定的方针。”
胡景沄接过来说：“就是我们概括的那4句话，16个字：坚决护产，巩固接管，推动业务，逐步改造。”
南汉宸接着说：“还有一类，是国内机构已经撤销，我们对他们至今也没有公开宣布进行接管。
属于这一类的有农民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蓄汇业局、农民保险公司等。”
“他们的资本数量不大，业务也不太开展，内部纪律松弛，社会地位也不高，其中有的已经停业了。根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一律停止其营业活动，只保留一个广东省银行，其他的机构一律撤销。”
项克方等根据南汉宸提出的方针和策略，带领金融工作团去香港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在那里又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在港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参加，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同时也是机智灵活的工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后来，他们又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巡视，又陆陆续续地将这些地方的金融机构接管过来。使其真正地变成了我国银行海外的分支机构。
项克方回到北京，他是找南汉宸述职汇报来了。
南汉宸一见到项克方，就高兴地拉着他坐下，称赞项克方说：“你是龙宫虎穴、洋场险滩，全能泰然处之，千丝百结，千难万阻，都能理得顺顺当当，不容易呀！”
项克方说：“哪里哪里，您太夸奖了，我们只不过是根据总行领导的整个部署，做些具体工作罢了。”
南汉宸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干净利索，不留后遗症！”
项克方汇报说：“国内各家私人银钱业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也都接受了公私合营的指示，今年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在港的金城、盐业、新华、大陆、中南等9家银行。”
南汉宸说：“在香港搞这些工作，统战是个重要环节，必须牢牢地把握住。
你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面上能撒得开，工作也做得比较细，把香港那些金融巨子、财界头面人物都团结过来了，真不容易！”
项克方说：“我们把杜月笙、张嘉璈、钱新之都争取过来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们说话，起码是不说坏话，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好开展了。”
南汉宸说：“你们也做了周作民先生的工作，把他争取回到祖国来，这也是件大功劳。”
项克方说：“我们也做了宋汉章等人的工作，请他出来担任中国银行的董事。
他虽然口头上说，共产党这招棋厉害，可还是接受了我们的聘任，内心里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片真诚。”
南汉宸笑着说：“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宗法宝嘛，当然是一招好棋了！”
说完，两个人同声大笑起来。
配合土改支持恢复生产
建国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召开全国分行长会议，南汉宸向大家作报告。
南汉宸在报告中说：
农业生产占我国全部生产的90％，有的地方占90％以上，它是关系到5亿人民的生产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农村金融工作就必须围绕这个问题，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来开展我们的农村金融工作。
因为，在当时，有好多人在心中产生了一些迷惑：现在进城了，掌握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掌握了更为发达繁荣的城市经济之后，还顾不顾农村这块阵地，或者是要顾怎么个顾法？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革命是在农村里建立六七八块根据地，然后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方法走向胜利的。
但他们说：“既然毛主席说从现在起我们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农村这块阵地就成为可轻可重、可缓可急的了。银行工作就可以放弃农村，一古脑地把人力和财力都转移到城市里来。”
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治理了4年财政，在晋察冀边区治理了3年财政，他知道我国财政的最基本力量是在农村，在战争期间是这样，建国之后仍然是这样的。
南汉宸指出：
农业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个大头，不扶持农民把经济发展起来，城市的经济建设还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于是，南汉宸及时地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向大家作报告。
过去，我们的银行干部在被敌人包围封锁的革命根据地里，都是背着口袋挨家挨户地去农民家里访问，然后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发放贷款，当时提倡以“家家纺纱，村村织布”的精神来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建立机构、稳定金融、物价的同时，还要大力支持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现在，南汉宸及时地了解广大银行干部心里的困惑，他告诉大家：
在今天，我们已经占领了城市，占领了海上口岸，应当是推进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以此来保证供应工业的需要和帮助农业生产的恢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工业品扩大市场，组织与促进城乡互助，物资交流。
农村的银行干部们根据南汉宸提出的这个大目标，他们积极组织资金发放贷款，扶持农民把生产搞上去，等他们生产出多余的产品来，就帮助他们推销出去。
南汉宸对大家说：
在没有贸易合作的地方，必须组织私商，扶助运销，为他们汇兑、押汇、放款等业务，帮助私商把农民的产品运销出去。或者是帮助农民买车，修理运输工具，组织运输合作社等，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运输事业，以便把农民的产品运输出去。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合作社信用部推进办法》，其中指出：
合作社信用部是在政府的领导与国营经济的扶植下劳动人民的金融组织。其任务是组织社会闲散资金，调剂供销生产资金，帮助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积累公共财富。
合作社信用部的组织形式，一般采取兼营，资金不独立，与供销部混合经营，互相支援。但在客观条件需要与可能时，也可单独成立信用社。
《合作社信用部推进办法》还就合作社信用部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和参加合作社信用部社员、股金、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及办理委托代理业务等作了具体规定。
同日，华北供销合作社、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典型试办合作社信用部的指示》。其中规定：
由河北省供销总社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共同选择交通便利、有经济作物、手工业副业发达以及对出口贸易与办理合作有基础的一两个县进行典型试点。
南汉宸深知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不通过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发展内外贸易的手段把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是很难迅速地恢复、发展与壮大起来的。
南汉宸生动地以实例作比喻说：“太行山、五台山的核桃、花椒，内蒙古草原上的皮毛，穷乡僻壤的猪鬃、鸡蛋、鸡毛、运出来后就可以远销国外。出口了这些东西，既可以换回军工、医药、印刷、交通等器材，支援战争；换回原料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刺激了农民的生产！”
“总之，我们应当很好地运用这一可能的帮助，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扶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顺畅发展。”
南汉宸又进一步帮助大家分析了解放初期的经济形势，让大家明确地认识到，现在虽然已经实现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商品经济不发展，农民手里没钱，工业品还是下不了乡，而且，人民币也下不了乡。
南汉宸接着说：“农民没有东西卖出去，就不会有货币收入，再加上物价不稳，农民手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也是宁愿换成银元，也不要人民币。只有帮助农民把产品卖出去了，而且物价也稳定了，人民币也就下乡了”
南汉宸接着以青海的实例为证明，他说：“过去青海人民要银元不要票子，人民币下不了乡。现在货币稳定了，银元便一再跌价，由每枚2万元跌到1万元。农民过去收留银元吃了亏，现在他们不要银元而要票子了，过去货币不能深入农村，现在农村普遍感到货币奇缺，而要求增加货币。”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资金上着重支持国营经济，以增强国营经济领导和稳定市场的力量。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带支城乡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银行还用资金支持国营贸易公司组织进口。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开发了大规模的土地运动。
为配合土地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大力组织农村资金，解决农民的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在农村开展储蓄的方法，运用储蓄存款发放贷款，用一部分农民的钱调剂解决另一部分农民对资金的需要。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还采取举办农村保险的办法，保障农民的生产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提出了省、县银行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开展农村工作，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努力。
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利用遍布农村区镇的营业所，开办了多种形式的农业贷款。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农村试办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成为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
从1950年到1952年，银行对国营工业的贷款增长了3倍，对国营商业部门的贷款增长了5倍。在积极支持国营经济的同时，银行信贷资金也用于扶持有利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当时市场物价和私营企业的资信，分别采取了折实定货贷款、折实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方式，帮助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困难，有的还在贷款利率上给予优惠，使他们能迅速地恢复生产。
从1950年10月开始抗美援朝以后，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银行团结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做了大量的工作。
正巧在这个时候，各国的工商业、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以及经济学家在丹麦开会时一致认为，应当开一次打破冷战对立局面，促进国际间经济合作的国际经济会议，地点决定设于莫斯科。
周恩来指示，我国将参加这次会议，并决定由马寅初、南汉宸、冀朝鼎、吴觉农4人负责筹备这次会议。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备，1952年4月，我国派出以南汉宸为团长、雷任民为副团长、冀朝鼎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会的有48个国家471位代表，大会的宗旨是反对美国当时对中国、苏联以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封锁禁运政策，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发展。
南汉宸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冀朝鼎在欧美各国有着很高的声望，被人称为美国通、国民党通、英语通的“三通”专家而蜚声海内外，当年冀朝鼎曾被邀请去东南亚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等地讲学或演讲，都得到了轰动的效应。
现在，他们利用莫斯科会议这个舞台，充分地施展了他们的才能，利用国际贸易这个颇为受人欢迎的口号，广泛地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同许多国家的经济界、实业界人士建立了友好往来联系。
南汉宸在大会上和小组会上的发言，赢得了各国代表们热烈的欢迎和广泛的兴趣。会议期间，各国代表除了发言指责了美国当时这种人为的障碍之外，还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以及建立其他各种友好往来关系。
南汉宸按照事先的安排，在会议期间举办了中国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馆，把从国内带去的五台山的核桃、苏州刺绣等，都琳琅满目地展现在各国商人面前，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不可遏止的诱惑，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当场就签订了贸易合同。
当时，我国的工作重点目标是日本，因为南汉宸考虑到，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是贸易互补的最好的天然伙伴。但是前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下降了96％。
这次在莫斯科会议上，通过两国代表的广泛接触，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南汉宸的年度、作风和言谈举止，更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和信任感。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女士和众议员宫腰喜助3位日本代表团员，在南汉宸发出邀请以后，他们立即答应在会议结束后去中国访问。
这在当时可是件很不平常的大事，当时日本政府是不准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访问的，他们去莫斯科参加经济会议也是绕道巴黎持法国护照离境的，现在要到中国去访问，限制更多。
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苛刻限制下，这些日本议员还是毅然决然地要来中国访问。
中国方面高度重视日本议员的到华来访，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自接见了他们，南汉宸和雷任几次设宴隆重热情地款待。
双方都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友好访问机会，大家都极力想排除一切干扰和误解，来共同缔造一条民间贸易渠道。
在50年代初期东西方那样尖锐的对立政治形势下，双方的贸易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遇到了重重的障碍，但气氛始终是相当友好的。
在南汉宸的极大努力下，经过了漫长的相互理解和磋商后，终于签订了3000万英磅的民间贸易协定。
发行公债治理通货膨胀
1949年10月2日，陈云和薄一波致电毛泽东：
由于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购大量物资，货币发行大量增加，故今后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这时经济形势却更加严峻，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但国家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巨额的财政亏空仍然必须靠发行钞票来弥补。
原来，在9月底，人民币的发行额已达到8100亿元，与7月底的2800亿元相比，增长了近3倍。
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物价的猛烈上涨。
10月3日，为了平衡财政收支，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陈云和薄一波又再次致电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发行公债的问题。电文说：
如果能够在明年1、2、3月发行，则对明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物价控制，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发行公债问题，早在陈云刚刚上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之时，他就认识到：解决财经困难，不外乎开源和节流，在支出一时无法减少的情况下，只能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办法有多种：一是增加税收，二是扩大货币发行量，三是举借债务。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工商业普遍凋敝，经营状况不景气，税收显然不可能尽快得到大量增加。
国民党统治末期，为搜括民脂民膏，大量印制纸币，后又实行金圆券和银圆券，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因此人们对过多地发行货币心有余悸。人民政权显然不能效仿国民党的作法。
针对如何才能解决财政赤字这一燃眉之急问题，陈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尝试举借一定数量的债务。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特殊的奋斗经历，加上新中国建国前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向外国借债不现实。
于是，陈云提出可吸取东北地区的作法，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
原来，在1946年，东北地区有的县市，如哈尔滨、双城县、宾县、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发行过公债。
1949年7月，中央决定委托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此次会议对发行公债问题进行了正式研究。
陈云认为：面对这种财政困难的情况，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会加剧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
陈云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全国可以发行公债1亿银元，相当于当时币值2400亿元。
陈云解释说：
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1亿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两亿银元的公债。东北4000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1200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对于发行公债所可能遇到的困难，陈云作了分析。他指出：“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有人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1633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600亿到700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
此外，陈云还对公债发行的对象及具体办法作了简要说明。
1949年8月11日，财经会议尚未结束之时，为了争取中央尽快批准发行公债，以便在会议结束时，各大区的负责人将发行公债条例带回去公布实施，陈云就将发行公债问题的讨论意见汇集起来，向中央作了报告。
报告指出：
为了在8至10月青黄不接时期紧缩一部分货币，使物价不过分波动，以便在冬季除财政开支外发行更多票子，以收购棉花及出口土产。经华东局、华中局及西北局到会同志同意，用各区名义分别发行折实公债，总共2400亿元，计：华东1200亿元、华中700亿元、华北400亿元、西北100亿元。
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家，未经土改的新区之地主亦需推销。
公债条例争取在8月份内尽早公布，发行期间至10月底截止。收款重点在9月份。
公债款每年还1／3，分3年还清。明年11月开始第一次还本付息。年利定为4厘。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提出如下5个问题，要求给予答复：
1、2400亿元的用途。
2、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
3、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
4、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
5、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8月15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陈云立即复电毛泽东，对上述5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
关于2400亿元的用途。陈云解释说：
因解放区日益扩大，人员继续增加，加之修铁路、战争等原因，开支不断增加，而收入一时难以骤增。8月至12月，全国财政赤字估计为5800亿。
为保证纺织、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收购物资款亦不可少，秋后收购棉花及出口物资，需现钞3500亿。两项合计为9300亿元。
……
发行公债2400亿，只占货币发行额的1／4，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其利如下：弥补赤字1／4；减少物价波度；易于收购土产；帮助货币下乡。
关于2400亿数字的由来。陈云说：会上提出过3个方案，即：1600亿、2000亿、2400亿。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按2400亿发行公债。
关于工商业界对公债的态度。陈云认为：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积极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
大中城市游资很多，发2400亿元公债数目不算大；另一方面货币下乡，极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
1949年8月17日凌晨，接到陈云的电报后，毛泽东再次致电陈云，指出：
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
为慎重起见，同日晚些时候，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请他在动身回京前，抽时间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以便今后在商量决定公债等问题时有“更多的把握”。
遵照中央的指示，财经会议结束后，陈云继续在上海和南京逗留了10天左右，与民主建国会和其他工商界人士就公债问题进行了座谈。
回到北京以后，陈云将在上海、南京等地了解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因为一些工商业家不赞成发行公债，考虑到战争还在进行，政局尚不稳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搞得太紧张，因此，中央决定暂缓发行公债。
此时的财经形势却进一步恶化。由于财政赤字庞大，货币发行量猛增，自1949年10月15日起，从沪、津开始，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仅半个月的时间，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物价上涨了近2倍。物价的迅猛上涨，加之投机分子乘机捣乱，使全国市场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
这次物价的再次波动，更加坚定了陈云对发行公债的决心。
1949年11月15日，在中财委第四次委务会议研究物价问题时，陈云明确指出：
要使物价波动次数减少，波度减低，除少用些以减少支出外，中央财政必须多收。而多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税，一是发行公债。
在会上，大多数委员赞成发行公债。为此，陈云决定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交政务院讨论。
同样，10月的这次物价波动，也使党中央对于发行公债的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
在会上，陈云作了关于物价和发行公债问题的报告，指出发行公债的目的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
陈云同时阐明：
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明年的币值与物价情况比今年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说，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
这次会议根据陈云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决定指出：
一、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决定于1950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二、本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6大城市之大米6斤、面粉1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之。此项平均市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每10日公布一次。
三、本公债总额为2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间定期发行。继续发行时间，由政务院决定之。
四、本公债分5年偿还，第一年抽还总额10％，以后每年递增5％。每期自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抽签还本一次。
五、本公债定为年息5厘，亦照实物计算。每期于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付息一次。
……
1949年12月16日，《决定》通过后，陈云又就公债和钞票发行计划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对公债发行中的一些问题再次向中央做了说明。
报告指出大部分工商业者有两怕：一怕部分资金搁死于公债，二怕银根紧，物价大跌。
由于陈云事先作了周密测算，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
12月24日，为方便国外侨胞认购胜利折实公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外华侨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服务办法》，指定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的中国银行代为认购手续，国外侨胞可以经由所在国的指定银行将款转汇上述各该地的中国银行。
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中国人民银行代理财政部发行公债办法》，对债券的登记调拨、划转、会计账务、统计报表和报告制度、抽签还本，用黄金、外币、外汇搭缴债款的处理手续，向财政部洽领备付公债本息基金及工作结束后汇总编制报告等均作了规定。
这次发行公债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期公债如期得以超额完成，达到了原定两期发行总额的70％。
这次发行公债对于弥补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私人金融业公私合营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会议明确了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业务范围和分工，规定了对行庄的原则要求具体意见。
8月24日，《人民日报》就这次会议的召开发表了题为“银钱业的新方向”的社论。
还在1949年下半年那两场投机风潮中，南汉宸便清楚地看到私营金融业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有着严重的投机性，长期以来就凭借其调动资金便利的条件，从事黄金、白银、外币的投机买卖，在物价不稳定的时候更是推波助澜，领先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引导社会游资转向不正当的经营。
另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历史上的各种联系，如果他们是经营正当的信贷业务，对于资助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和调剂社会资金的余缺，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所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讨论和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南汉宸就几次地提出：
私营金融业应当受到国家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他们所经营的业务要受国家银行的指导。而凡是破坏国家金融政策法令、从事投机或以资金支持投机者，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在粮食、纱布投机风潮平息之后，私人工商业几乎都陷于资金困顿、周转不灵的地步，其中私营金融业最为突出，都处在破产和半破产的边缘。
这时，一些私营金融业中的开明人士就已经感到金融业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业，它的活动离开国家银行的指导和扶持是无法独立行动的，于是便产生了公私合营的要求。
资耀华将上海、天津银钱业的这种要求，向天津市长黄敬提了出来，黄敬认为似乎早了一些。资耀华又向黄敬提出，是否可以先让几家行庄试试点，如果搞成功了然后再逐渐推开。
黄敬认为这样也好，他于是就写信给中财委介绍资耀华去找副主任委员薄一波商量。
薄一波看完信后便转给了私营企业局局长千家驹来处理。千家驹很赞成，就写信介绍资耀华去找南汉宸。
南汉宸很支持资耀华的意见，让他转告给上海银行董事会，让他们做出正式决议，然后向中国人民银行呈文申请。
1950年3月，南汉宸针对这种情况，他向全国各地银行及时地发出指示：
要注意实行调整工商业的政策，适当地发行一些货币，放松银根，对于私人工商业、私人金融业给予贷款支持。
资耀华将南汉宸的意见转告给上海银行董事会，董事会经过研究协商便于1950年5月26日和29日两次提出申请公私合营的呈文。
南汉宸接到呈文后立即报送给中财委和周恩来。
周恩来于6月9日就予以批示：
同意申请。
6月10日，南汉宸写信给上海银行董事会同意他们公私合营。
由于银行及时地执行了调整政策，使濒临绝境的私营金融业恢复了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又开始走向繁荣活跃的正常局面。
陈毅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曾形容当时的市场形势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赵朴初听到陈毅的比喻之后，即兴赋诗一首，将军妙语绝人寰，江南四月不等闲。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951年6月，我国著名金融巨子、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接受了周恩来和南汉宸的邀请回国。当时，他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金融家，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南汉宸多次宴请周为民，对他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握着周为民的手说：“你是北四行的人喽！”
后来，周为民不仅以金城银行带头响应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头一批参加了公私合营，而且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
在南汉宸为首的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努力团结、帮助、争取和推动下，私营银钱业在全国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之前，提前3年在1952年下半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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