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阳光灿烂的日子

第一次看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年轻时的我像极了马小军，荷尔蒙过剩。

小时候的我，是个调皮蛋。我和哥哥、姐姐、两个妹妹生活在一个大工厂里，本应循规蹈矩的生活却让我过出了花样。我是厂子里出了名的孩子王，身边永远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上房揭瓦、堵烟囱、偷苹果、结伴翻墙，每天“忙活”得不亦乐乎。我和小伙伴们每个人有一把木枪，喜欢玩抓特务，十来个人抹成黑脸当特务，在野地上一下子散开，跑得满头大汗，连饭都忘了吃。我们还去偷过养蚕人的桑叶，被农民追得满河道跑；拿着长竹竿去捅别人家的鸽子窝，烤熟了大快朵颐。我在家里排行老四，脏活累活全都轮不到我，淘气的我总是心安理得地当一只懒虫。有时滑雪弄湿了裤子，就躲在被窝里等衣服干。

大姐夫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他亲眼目睹我的“劣迹”斑斑，不无担心地对姐姐说：“你们家树铭怎么能这样，你这个弟弟要好好教育一下了，他太调皮了，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姐姐听了，也深以为然，却拿我这个弟弟毫无办法。

有一次，妈妈给哥哥做了一条卡其布的裤子，却给我做了一条劳动布的，我一看，不高兴了，立刻闹了起来，一整天不吃不喝，趴在床上使劲哼哼。妈妈耐心地对我解释：“树铭，你太调皮，经常往口袋里装石子，劳动布的裤子耐磨。”但我依旧不依不饶，哥哥看不过去了，就罚我站到墙根。直到爸爸下班进门，我还在反抗。正在气头上的妈妈恨恨地对爸爸说：“你今天如果不收拾你这个小儿，我就跟你离婚，气死我了，我这胃疼死了！”向来喜欢我的爸爸，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象征性地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你怎么能那么气你妈！”我一看爸爸动手了，心想这是多吓人的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直挺挺躺在床上口吐白沫。我爸一看傻了，使劲摇晃我：“树铭，树铭，醒醒，你醒醒！你以后再不要气你妈了，好不好，你妈还得上班，还得给你们做饭，你为什么要气她，听见没有？”听到爸爸商量的口气，我眯着眼睛看了看爸爸，心里得意极了，我装模作样地点点头，这才把一件小事有了个了结。从那以后我爸再没打过我。到现在家里人还常笑我：“哎呀，你还真能吐出沫来，早就知道你是个演员，从小就会演戏！”

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恰似一朵长河里的浪花，无论是他的欢唱，还是他的低吟，都会被时代的洪流所包裹。

1966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我们举家从青岛迁到陕西渭南。没有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到处是尘土飞扬。住的是土房子土炕，穿的是补丁衣服，每天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经常被大我几岁的当地的同学堵在校门口，放狗咬我，滋事挑衅，无事生非。初来乍到，我倒无所谓，但大人们都分外想念青岛。身在异乡，面对一家子的大事小情，一贯坚强的母亲也常常发愁，她烦闷时就打开匣子听样板戏，没想到我天生有点音乐细胞，也喜欢跟着听，听过几遍就耳不忘，没事时，来上几嗓子，让院子里的邻居们惊讶不已。

虽然哥哥会“教训”我，可我很崇拜他，他学习好，还是灌篮高手，一直打到了兰州军区。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打篮球，从渭南地区青少年篮球队打到了陕西省青年篮球队。1976年，阎良第八研究院成立篮球队，我被调到630研究所工作，成为中国唯一试飞基地一名正式的航空摄影师。这可是个铁饭碗，既体面，又有保证，一个月40元钱，除了自己吃饭和抽烟，还能多每月给家里补贴20元。

我每天与飞机打交道，在全国飞来飞去做测试，甚至去过甘肃酒泉的原子弹发射基地做飞机座椅弹射实验。我拿着照相机，装上一尺多宽的胶卷，对着飞机从不同的角度“咔嚓、咔嚓”拍摄，感觉棒极了。之后我再将胶卷取出来涂制显光板，冲洗出来供科研人员研究。我的工作更多是在飞机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一次做对飞机上螺旋桨发动机停车试验，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代替师傅从广州到沈阳再到哈尔滨的飞行途中担任摄影，这次实验是要考察飞机在空中飞行中停车时螺旋桨出现结冰，利用蒸汽把结冰融化的全过程，这个程序是要用高速摄影机完成的，飞行员一见我就说：“你这小子胆真大，我们是飞行员没有办法，你怎么才来就上这种试验？”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试验极其危险没人愿意干，可我这一干就是一两个月，坐在飞机的发动机上停车的感觉现在还印象深刻。

遥望星空，哪颗星星属于我？

还有一次到沧州十一航校做螺旋试飞，即飞机在正常飞行下突遇稳流而失速进入螺旋下坠状态时，飞行员如何用平、中、顺三个动作改变飞机脱离出螺旋状态。所谓平，就是操纵杆要持平，中是操纵杆改到中间部位，顺是将舵顺着螺旋进入方向踩到底。这项工作的危险可想而知，当时我把摄影机架在摄影枪的位置拍摄，拍摄进入螺旋状态下大地与天空的情景，我还突发奇想把摄影机调转方向，对着飞行员拍摄他在受压情况下面部的表情。那时的摄影机最近离人的面孔清晰拍摄距离为1米，我转变方向后距离飞行员只有80公分，机舱内达不到这个要求，我请求飞行员把座椅向后推20公分，这位飞行员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无疑增加了他的操作难度，而且在一万米的高空下机舱内有压力，要拍面部表情就要求飞行员把面罩取下，但飞行员配合我完成了这一创举，事后航空部曾对我的这次拍摄给予了奖励。我还记得奖金是25元，回到所里师傅与领导也表扬我有想法。我所从事的第一份职业完成了父亲的心愿，他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名科研人员，除了本职工作，我还成了研究所的文艺骨干，既是宣传队长，又是篮球队队长，在所里小有名气。只要有文体活动，我总是绝对主力，同事们都亲切地叫我“小陆”。

可一切自有天意。1980年，爱唱爱跳的表妹从《西安晚报》上看到一则招考广告，姑妈让我陪她一起去应考。熟悉西安的我欣然答应，带上表妹就直奔考场。时间一分分过去，在走廊等候的我忍不住趴到玻璃窗上向里望去，只见评委们正襟危坐，表妹正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浓眉大眼、脑门宽阔的人和蔼地对我说：“你是考生吗？”我如实回答：“不是。我表妹在里面考试。”他反问我：“你形象这么好，为啥不报名呢？你多大了？”我回答说：“24岁。”他说：“你进来试试吧。”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往屋里走。这个人就是郭达。

“刘院长，你们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郭达大声说。

坐在一旁的张弛老师问我：“你报名了没有？”

我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没报名。”

“你喜欢不喜欢艺术？”

“喜欢啊。在单位里我唱歌、跳舞、说快板，都没问题。”

“你没报名没关系，咱们聊聊天。”这位老师耐心地说。

“你们先考我妹妹，我带我表妹来的。”

“你妹妹是你妹妹的事儿，你是你的事儿。”

评委们先让我来段绕口令。我脱口而出：“三山撑四水，四水绕三山，三山四水春常在，四水三山四时春。”

刘法鲁院长听我说话还带着山东人的大舌头，说：“这小子太好玩儿了。会唱歌吗？”我选了首湖南民歌，一开嗓就让评委们纷纷点头：“呀，这个小子嗓子不错。”

接下来，他们要我随着音乐完成一段表演。手风琴一起，我二话不说，随着音乐的节奏表演起做菜来。现场的评委老师都看傻了，张弛老师说：“你受过训练、学过表演吗？”

“没学过。我看过《红色娘子军》，这段音乐是里面的片段。”

“你看过，就会表演吗？”张弛老师纳闷地问。

我放出大话：“这是个啥事嘛。”

“臭小子，是个演员的坯子!”张弛老师夸赞我。

其实我14岁的时候就报考过京剧团，还给父亲跪了整整一夜，但他坚决不同意我去演戏。因为在父亲的观念里，搞文艺的都是戏子。意外的面试经历让我的心不安分起来，回去后我报考了西安电影制片厂。能唱能跳的我让一位姓王的女老师青睐有加。她晚上回家高兴地对爱人说：“我今天碰到一个好苗子，个子一米八六，小伙子长得帅，感觉不错。哎呀，我终于招到了个好学生。”她爱人一听，问：“姓什么啊？”

“姓陆，是阎良机场的。”

“这个臭小子又跑你们那去面试了啊，你们不能收啊！”原来王老师的爱人就是西安话剧院面试过我的张弛老师。真是无巧不成书。

第二天一早，张弛老师跑到文化局借了辆车，直奔阎良机场找我。

我正在篮球场打球，突然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球场外，听到有人喊我。一个老头走下车来，叼个烟卷，手里还提了一个缸子。一上来他就先发制人：“听说你还到西影厂考试去了？”

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没有不透风的墙，西影厂负责招生的老师就是我老婆。”

我一听傻了眼。

“我都跟她说了，不准他们收你。孩子，你不要想那么多了，老师今天跟你说，你想拍电影没问题，你把话剧演好了，照样可以演电影。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演员，都是话剧演员出身，像你这身材、声音、形象，如果跟着我学两年，把你的山东口音调整一下，你就会是西安话剧院的台柱子。”

“啥叫台柱子？”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

“台柱子就是房顶的大梁！”张弛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做航空摄影师，在100个人里头，我可以找出60个人从事这份工作，但是想成为西安话剧院的台柱子，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100个人可能只能找出一个两个，甚至一个都找不出来。虽然不能和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伟大的文学家比，但适合做艺术的人，真是百里挑一啊。我觉得你有这个天分，现在你就好比一张白纸，稍受训练，应该是个不错的演员。”

听了张弛老师的一番话，我被打动了。我将自己的顾虑讲给他听。张弛老师说：“依我看啊，那个时候你父亲不让你去，是因为你还是孩子，还要上学学习，现在你是成年人了，24岁正当年，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路了。你记住老师的话，你这一辈子不会后悔。”

张弛老师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容不得我再想，他干脆地说：“不用犹豫了，我们今天就把你的档案拿走了！”说完他就直奔我们单位的档案室，拿着省里的招生文件，直接调走了我的档案。

就这样，我撞进了西安话剧院。人生就是由这么多想不到组成。张弛老师教我的台词技巧也让我在《三国演义》的表演中得心应手，得师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