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岁月

家族传奇

1892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七）下午4时，在浙江省湖州府学前街五昌里，迎来了陈姓家族东林支的第27代孙。男婴十分可爱，哭声不疾不徐，似乎富有节奏而又有力度。老爷、太太们，不！阖家人流露出来的都是那种按捺不住的祈求目光：他们祈祷这孩子能够成为一颗家族的希望之星，重新振兴这个早已衰败不堪的官宦世家。这个强烈的愿望，已经在八代人身上落空了，他们倒霉得太久了!他们需要名望!需要权势!需要光宗耀祖!需要再度辉煌!他们不希望这孩子会像他们一样不争气，默默无闻而老死乡里。不过，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孩子的哭声显得那样的从容不迫，好像对他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种“官家”的兆头啊!

这男婴就是陈果夫。果然，他没有使家人失望。40年后，他成为国民党教父式的人物“名垂”国民党史册，声动海内外。

中国的陈姓家族堪称世界一绝，只需略述一二，就可以使西方那些自以为源远流长而自命不凡的贵族世家们自惭浅薄，头上那顶古老姓氏的头盔随之黯然失色。陈果夫的祖系可以上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原始部落有虞氏。有虞氏的始祖叫虞幕，幕的第六代孙叫舜，舜后来成为上古时代中国两大部落炎黄族与东夷族联盟的大酋长，并且由于他对华夏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因而被尊称为三皇五帝中的一帝。由此，虞幕成为陈姓家族史载的第一位祖先，舜帝是陈姓公认的血缘亲祖，位于湖南零陵宁远县九嶷山上的舜帝陵也成为陈姓家族现存最早的祖墓。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的确是值得包括陈果夫在内的所有陈姓子孙们引以为自豪的家族起源史。

陈果夫的得姓始祖为陈胡公满，周武王灭商，封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上曾经是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的定居之地，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陈丰氏的故土上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陈胡公满成为陈氏得姓的开山祖。有关陈国的记录，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诗经》中的《陈风》十章中读到许多精彩而传神的篇章。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是一个极具悲壮色彩的过程。陈胡公满的第11代孙陈完因逃避宫廷内乱，亡命齐国，瞒祖改姓，是为田完。田完从最底层干起，历经五代苦干，终成相国，又苦熬四代，才由田和取齐王而代之，这种历经九代而称王的漫长过程，充分说明了陈姓的这一支子孙们在谋取国家权力时，具有的那种残酷而可怕的代代相传的忍耐精神及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后，田氏的这一支子孙又先后出过两代帝王，一位是陈胡公满的第34代孙王莽，于公元8年取西汉而代之，是为新朝；一位是陈胡公满的第45代孙陈霸先，于公元557年代梁而帝，是为陈朝。这两位帝王在位的时间都极为短暂，但是他们在获取权力方面的那种胆略、机敏、狡黠和耐心，进一步展现了这一支陈姓家族中蕴藏着的帝王之风。

由陈果夫亲手创立的国民党CC系，曾经是国民党历史上一个极为封闭而保守的政治派系，人们常常为CC系何以有那种家族性的内部凝聚力和顽固封闭性而困惑不解。其实，只要你稍稍了解一点陈果夫祖先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的那种独特的“家族公社”，你就不难理解陈果夫的这种政治性格只不过是从他的祖先那儿作了一点小小的继承而已，还算不得有多大发扬。陈胡公满的第27代孙，亦即陈完的第16代孙田轸复归陈姓，以后，他们的后人在陈朝灭亡之后，几经辗转迁徙，由胡公满的第72代孙陈旺率领一部分族人迁至江西德安县永清村。在这里，他们历经230余年，创造了19代3700余人同炊同饮、聚族而居的世界奇迹，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的理想模式，并由唐昭宗下诏赐立义门，因德安县隶属古江州（九江市），故史称江州义门陈氏。这不知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家族公社”制度?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国家，加之他们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陈国、齐国、张楚国（陈胜）、新朝、陈朝的辉煌业绩，这不能不引起当时宋朝君臣的注意和忧虑。公元1062年，由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等大臣领衔上疏，论及江州义门陈氏过于集中，朝野太盛，建议分析之。一语惊醒宋仁宗，于是迅即下旨，派出钦差大臣上门监护分析义门陈氏，以除后患。由是，义门陈氏的田产被分析为大小291庄，由各房支族共155支拈阄分迁各地。

江州义门的这一次大分析，不但“分析”出了陈果夫这一支的直系祖先，而且对后来陈姓家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陈姓家族开始了由江州走向全国而走向海外的历史，以至有了“天下陈氏出江州”这一典故。这一派陈氏子孙纪系悠久，支派繁多，曾在漫长的社会沿革中起过扛鼎的作用，以至于贤良辈出，枭雄迭起，各地陈姓族谱都载明他们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后代子孙，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的祖系也正是江州义门陈氏之后。

江州义门之后的陈果夫祖系是胡公满的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陈缜率这一支族人从江州迁至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故陈缜为陈氏东林支族始祖，传至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遂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寻根问祖，陈果夫为陈氏东林支的第27代孙，亦为陈胡公满的第105代孙。根据湖南省石门县九渡水陈氏世系表记载，该乡1983年出生的陈艳春，由她上溯135代至舜帝，世世代代均历历可数。通过陈姓家族的传奇，我们可以想象中华民族5000余年莽莽苍苍、绵绵不绝的悠远空间，竟然是这样的清清楚楚，真切可感，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感受5000年历史脉搏的每一次跳动。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世界奇迹，是一个伟大的“龙”的传奇故事。

绰号“姆妈”：少年教父

陈果夫在其一生中，最为不堪的就是他的学业。他五岁开始识字，八岁上学，这都不能算太晚。可是直到1911年20岁时停学，总共三次进小学学习，一次进中学预科班学习，最后在陆军中学学习只有四个月时间。因此，终其一生，陈果夫的学业只能算是小学毕业。陈果夫之所以跻身国民党峰层，成为名动海内外的煊赫人物，不在于他的学业与学识，而在于他的地域与家庭的因素。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吴兴的确是个名人辈出之地，且不说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勇士陈其美，仅以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以上的要人就有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等六人，遑论一般的中央执委、监委之类的了，这实在是国民党党史上的一个奇观，难怪在国民党内素有吴兴中委群之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地之人，性多强悍，水乡之人，性多阴柔，而陈果夫生于山水之间，其性虽崇尚阴柔，却又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至柔至刚，又是一种性格类型。湖州为江南名城，地处浙北边缘，太湖南滨。远处：天目山巍峨挺拔，云雾缥缈；太湖水烟波浩荡，水天一色。近处：东西苕溪，二水合流；六、毗、岘、蜀，四山环拱。如此倚山傍湖，山围水贯的美景，恰如一幅淡雅幽静的山水画卷，有如是自然天成的绝好去处，难怪陈果夫的祖先要把此处选为定居之地。

陈姓家族是著名的耕读之家，早在江州义门时期，他们就通过创办世界上最早的家族学校“东佳书院”来培养陈姓子孙，以不断提高陈姓家族的素质。他们在家法上规定，童蒙必须免费接受家族的教育，先入院学，再入书院；子弟七岁入学，15岁出学（院学毕业）。然后入书院继续深造，以便通过科举出仕。以陈果夫的近祖来说，虽不为官，却不缺文。陈果夫的高祖陈泰，有吴兴名儒之誉，著有《静安庐诗文集》，采入《湖州诗录》。陈果夫的本生高祖父陈丰，亦算得上是吴兴的社会名流了，事迹刊载《湖州府志·孝义传》。陈果夫的曾祖父陈绚，固然只是位乡绅，但在吴兴的声誉颇高。陈绚因排行第五，人称“唱坐五太爷”。五太爷热心办理公益事业，负责建筑湖州城内的骆驼桥时，因洁身自好，不贪不沾，把全部经费用于建桥，使该桥成为湖州有名的建筑，受到乡民的拥戴。湖州官吏为此先后题：“圣门狷者之流”和“矜式乡闾”的匾额相赠。陈果夫的祖父陈延祐是清末秀才，虽为钱庄小店员，却也颇有点小儒商的气质。祖母吴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成为陈果夫父辈三兄弟的启蒙教师。

陈果夫的祖宅名“五昌里”，这在当地有个说法，叫“五世其昌”。据说是陈氏东林支从14代到18代，均代代为官，世世不衰，为纪念这一盛事，故名“五昌里”。这在封建社会的确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过，从19代开始，情况就有点不妙了，代代为官的奢望，自然不用再提，就是一代或两代为官的景况，也不复出现了。不过，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事总是有的。陈延祐本人虽不争气，顶着一块秀才的头巾，却只能在钱庄当一名小职员，岂不是运气坏透了。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陈延祐自己一事无成，生的儿子，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的有名。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本人似乎有点说不得，但其人就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的老爸，一门两权臣，这真是千古盛事，了不得的。次子陈其美，字英士，更是鼎鼎大名，不但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立有赫赫战功，曾任上海都督与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的要职，而且正是他一手培养出了蒋介石这样的高足与盟弟。三子陈其采，字蔼士，亦曾长期出任国民政府特任级高官主计长之职。

在陈果夫父辈三兄弟中，当以陈果夫的父亲陈其业为最无出息之人。本来，出身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与耕读世家，陈其业多少也应是一位诗书饱学之士，无奈东林支陈氏传到陈延祐一代时，阖家景况已经跌到沟底，呈现出家业不振、入不敷出的败落景象。当时，陈延祐无力同时供养三个儿子读书，曾经有过只让长子其业、幼子其采读书，而让其美继承自己的衣钵，习商贾之道的打算。故陈其业于17岁时补了个博士弟子，又于次年入禀。又一年，即1891年，陈延祐去世，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各项开支越发捉襟见肘，处处难以为继，甚至在过年时，陈其业的继母杨氏不得不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手镯，变卖后用以购买年货。在这样的经济境遇下，陈其业作为长子，当然没有悠闲的心情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做学问了。于是，陈其业放下学业，接过父业，从事钱庄典当生意，开始挣钱以维持家用，并帮助继母杨氏主持家务。数十年后，因自己的长子陈果夫和次子陈立夫同在一朝执掌国民党党务与中枢权要达22年之久，成为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父以子贵，故陈其业作为教子有方的“社会名流”，先后出任国民会议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等荣誉职务。1961年，陈其业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陈果夫虽然是陈其业的嫡亲长子，但是，对陈果夫的一生影响、帮助最大的却是他的二叔陈其美。陈其美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发动江浙沪地区展开反对清王朝斗争的铁血勇士，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他不但在学业上对陈果夫帮助甚大，而且是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引路人。特别是陈其美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且有恩于蒋介石，这对陈果夫后来在政治上的发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叔陈其采是陈果夫的父辈中较为完整地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教育的幸运者。1896年，陈其美痛感国家危亡，力劝其弟学习西学，以求实用。陈其采接受二哥的建议，于该年春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英文；秋季转入南京金陵国文馆，兼读普通科学。次年，日军占领山东胶州湾，俄国海军则侵占大连湾和旅顺口，陈其美看到“欲图自强必武备之不可缓”，再次劝弟赴日本学习陆军。陈其采也再次接受劝告，遂以官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于1902年回国，先后任长沙新军统带、保定军官学校校监。民国建元后，陈其采转向金融业，任中国银行总文书、杭州分行副行长。蒋介石掌权后，陈其采出任首任国民政府主计长，连续任职达15年之久。以后，陈其采先后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49年，陈其采去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4年8月，陈其采病逝于台，终年74岁。陈其采在政治上对陈果夫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但是，早年曾在经济上资助陈果夫上学，对陈果夫帮助亦大。

1899年，陈果夫进入叔祖陈锡百的私塾，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1904年冬天，陈其美从石门镇典当铺回乡度假，看到陈果夫仍在私塾中接受陈腐落后的封建教育，对此深为忧虑。他与同时从湖南长沙返乡的陈其采商议陈果夫等子侄辈的入学深造问题，认为湖南自湘军崛起之后，重视教育，已成一代风气，决定由陈其采带陈果夫去湖南长沙读书，以接受新知识的教育。但陈果夫远行不会得到继祖母杨氏的允许，经过一番密谋，到正月初，陈果夫由二叔、三叔陪同到城隍庙里去求签，作为向祖母提出请求的遁词。陈其美先教陈果夫抽签之法，不料陈果夫运气实在糟糕透顶，抽出的第一支签竟是下下签，好像是要遇到风浪、在长江里淹死一类的谶语。叔侄仨人一时都无言以对，倒是陈其美临危不惧，敢作敢为，当即令陈果夫把签书烧去，再抽一次。果然，抽得一支上上签，于是仨人得意地带回去。陈果夫的祖母、母亲看后，应允了到长沙求学一事。

不久，陈果夫随三叔陈其采来到湖南，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在这里，因陈果夫一时听不懂湖南话，使学习打了一个折扣。加之又因跳了一级，故小学毕业考试时，17个学生中，他考了第11名。随后，陈果夫虽进入明德中学学习，但因三叔陈其采调任保定军官学校校监，陈果夫在湖南生活失去依靠，勉强继续读了几个月的书，便弃学回到故乡。事后，陈果夫并不认为自己学习不能持之以恒、刻苦努力，却埋怨明德学堂教育质量太差。可是，他在家乡投考中学，仍未能录取，仅获备取第一。不久，陈果夫到南京投考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部，亦未直接录取，只能转入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预科班学习。在此期间，学生们因学校的伙食太差闹起学潮，全校学生几乎全都卷入，唯独陈果夫认为学生们闹学潮的理由不够充分，纯属无理取闹，故而拒绝加入。一批激进的学生对此大惑不解，再三动员之后，陈果夫竟愚顽不化，激进的学生决意以老拳教训一通陈果夫，终经有些同寝室的学生从旁劝解，情势始稍见缓和。一个月后，学潮以失败而告终，学校事后追查处分闹事学生，发现陈果夫非但拒绝加入，而且还能闭门读书，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校方认为人心不古，学风日下，所缺者唯陈果夫这样的好学生耳。于是，校长于“法”外加恩，立将陈果夫的第二名提升为第一名，并将结果当众宣布，大大地褒扬了一通。岂知如此一来，陈果夫更加触犯了众怒，在学生中更显孤立，几有不能立足之势。于是，陈果夫决定转到陆军小学。从旅宁公学中学部预科班的学潮事件中，第一次显示了陈果夫那种不肯随波逐流、敢于特立独行的性格。

1907年初，陈其美已经赴日本学习警察法律，还念念不忘陈果夫的学习问题，精心为之擘划前途。他在这一年的1月15日给其弟陈其采的信中提到：“果夫之前途，为之多备英文语及汉文普通学，数年后遣之往欧洲留学，其性情沉静而好辩，使学法律，必宜乎可成其专门法律家，吾弟以为何如也?我家侄辈如敬夫、顺夫、立夫、衡夫等皆可留心教育之，20年后我家门内可以言学矣。”

1907年夏，陈果夫从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预科班毕业，暑假时正想投考别的学校，适此时清朝陆军部在浙江创办陆军小学。当时，浙江开资产阶级革命风气之先，许多年轻人为推进反清革命，纷纷投考浙江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为将来能够掌握军队，开展武装革命预做准备，打下基础。陈果夫的表叔杨谱笙先生就在这时要送他的兄弟杨德及其内侄陆子冬去投考浙江陆军小学，陈其美也在这时来信，鼓励陈果夫前往考取浙江陆军小学，努力为革命做一种准备。于是，陈果夫改变志愿，决定报考陆军小学。清政府陆军小学堂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忠君和物种竞争的混合思想，训言主要内容是：强存弱亡，尚武自强；忠节信义，崇尚武勇，严禁自由，反对平等观念；严格服从，绝对忠君。所取对象，均为18岁至20岁的知识青年，凡体弱，有嗜好残疾者不取。陈果夫很顺利地被录取。这是陈果夫第三次进入小学学习，其时，他已经16岁了。

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陈果夫的见解常常得不到大多数同学的认同，故而显得脾气孤僻，难以与其他同学合群。诸如同学们合伙去游西湖，学生们稚气未泯，各人随随便便，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这本是青年学生天性的流露，岂不是好？独少年老成的陈果夫看不入眼，看到学生们一时要这样那样，又不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一气之下，竟一人独自回校，弄得大家都很扫兴。于是，学生们一致认为陈果夫脾气太古板，不能与大家一起享受黄金时代的快乐，实在愚不可及。有的学生忍受不了陈果夫的这种古板与爱管闲事，就给陈果夫起了一个绰号，名之曰：“道德经”。陈果夫对同学们给他的这一评价，大体也接受了。他回忆说：“到了陆军小学，有些同学叫我‘道德经’，因为我有许多地方太古板了，起初不过随便的古板，要我屈服，着实不甘，后来我的行动自己也觉得不自由。但是自己不能解放，只得照我的章程做去，那些小的地方，固然没有出入，但我的意志在那时候训练了不少。至于为什么叫我‘道德经’，我至今还是莫名其妙。”

陈果夫在陆军小学树立的另一个形象，被称为“姆妈”。陈果夫有个表叔叫杨谱笙，杨有个弟弟叫杨德，与陈果夫一起在陆军小学上学，故由杨谱笙交给陈果夫代为照管。这大概是陈果夫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管理别人的权力，故他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个权力的。结果，岂止是照管，而且简直是把杨德当作未来的“弟子”来严加管教，使杨德几乎不能有一点自己的自由。于是，同学中的“自由派”给陈果夫再次赠送绰号：“姆妈”。以后，大家觉得“姆妈”的含义似乎还不能全部囊括心中的感受，便将“姆妈”提升为“老太婆”。陈果夫对这两个绰号的准确性，似乎都是认可的，直到他的那位无法无天的二叔陈其美回到上海后，受其革命精神的影响，陈果夫才开始变得逐渐活跃起来。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浙江陆军小学的重视，许多革命党人纷纷进入陆军小学担任重要工作，结果，浙江陆小很快成为革命党人的一股重要力量。当时，陆小的两个队长一个是光复会会员周亚卫，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葛敬恩，他们两个人都是革命党人中的骨干分子。至于陆小内的一些排长也都是同情革命的爱国青年，在这样一个革命气息很浓的学习氛围中，陈果夫接受了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教育。在这里，他剪去发辫，散发革命宣传品，并常与杭州的革命党人接触。不久，陈其美命其正式填具誓书加入同盟会，担任宣传员的工作。从此，陈果夫在陈其美的指引下，正式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辛亥小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本是共产党人的发明专利，但是，当时的革命会党们似乎也朦朦胧胧知道一点这个道理。正如当时其他军事学校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阵地一样，南京第四陆军学校也在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本来，在同学中已有不少人先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加入了同盟会，另有一部分同学转入陆军四中后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因此，在陆军四中内部的同盟会员很快发展到40余人。为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部长职务的陈其美，于1911年10月中旬亲赴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使原先分散在同学中的同盟会会员们联合起来，并策划成立同盟会中部会陆军四中分部组织。陈果夫按陈其美的分配，“联络同学多做组织和宣传工作”。

陆军四中的同盟会分部组织成立后，每晚都在学校的操场上开会，谋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不久，因走漏风声，事为晚清官吏所闻，防范甚严，陈果夫与同学们一起当即按陈其美的指示把储藏的子弹都抢先运走，把枪械锁藏起来。当时，与陆军四中互通声气的第九镇官兵也被清军首领陆续调至南京城外，情势相当危急。为了应付这一突发事件，四中分部的同盟会会员不得已，只得临时推举陈果夫和另外陈、任两位同学到上海去找陈其美进行接洽，并请求办法。适当时陈其美已赴杭州，未能见面，陈果夫等人见到了宋教仁、黄兴、陈子范等人，把南京陆军四中的情况汇报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很快商定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们赴武汉从军，支援武汉军民抵抗清军反扑的革命斗争。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于10月12日派遣大军南下讨伐，与民军在汉口、汉阳交战40多天，因汉口古称夏口，故这次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事，史称“阳夏战争”。阳夏战事打响后，全国各省的革命党人为之响应，纷纷组织各种战斗组织开赴武汉，共同捍卫武昌起义成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的陈果夫等人从宋教仁与黄兴处接到青年学生赴武汉参战的指示后，当即回校组织同学中的同盟会员与其他青年学生数十人赴鄂助战，学生们个个豪情满怀，人人视死如归，由是，队伍名称命名为“江南敢死队”。

陈果夫等人率领“江南敢死队”的学生们由南京出发，途经上海，转赴武汉，在上海作短暂停留期间，陈果夫去看望陈其美，时陈其美卧病在床，仍然坚持指挥革命党人进行苏州一带的起义活动。陈果夫来到陈其美的病榻前，适遇蒋介石前来探病，正与陈其美商量杭州起义的时间及地点等问题。陈其美当即把蒋介石介绍给陈果夫认识，说蒋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工作的，这是陈果夫在其一生中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其实，以蒋介石当时的名声、地位和革命业绩来说，都没有什么值得陈果夫肃然起敬的地方，也许陈果夫当时压根就没有对这位“介叔”特别留意，或者虽然有所留意却并没有放在眼里。但是，多年以后，陈果夫在回忆这次见面时，以极为赞叹的语气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称“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是不是这样，除了陈果夫本人，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也许没有错，自此以后，蒋介石与陈果夫之间便开始了交往，由于陈其美居间提携的关系，蒋介石与陈果夫之间的友谊与日俱进也许是真实的。陈果夫的胞弟后来在回忆到这段往事时说：“因为先叔陈英士的关系，我们两家数十年是患难相共的通家。记得小时候，有时候经国同志来到我家，晚上同床而眠，等于是手足骨肉之情。”陈果夫兄弟的这些话，虽然有自我溢美之嫌，但也不致与事实相去太远。

陈果夫随“江南敢死队”赶到武汉时，正值阳夏战争第一阶段汉口争夺战已经结束，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武昌和汉阳。于是，“江南敢死队”参加了民军反攻汉口和保卫汉阳的战斗。11月15日，民军总司令黄兴发出了反攻汉口的命令，并通知驻守武昌蛇山和凤凰山的炮队于民军反攻时，即向汉口射击，以声援民军的攻击行动。武昌城周11.4公里，东西2.5公里，南北2公里，蛇山横亘城中，长约2公里，以山势蜿蜒如蛇而得名。该山俯视武昌，逼视汉阳，虎视汉口，地势十分重要。武汉三镇如有兵事，蛇山在所必争。11月16日下午，民军开始反攻汉口。黄兴要求民军炮队在蛇山山顶上列阵，架设炮位，以高屋建瓴之势对汉口的清军进行射击。其时，陈果夫与“江南敢死队”的同学们一起，在蛇山炮阵地参与支前活动，协助炮队官兵将大炮推向蛇山山顶。这个时候，陈果夫虽然年方20，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但是身体却很虚弱，并无多大气力，更难以承受太大的负荷。据陈果夫自己说，是从小就缺乏锻炼的缘故，因为“母亲不许我运动，实在是因为我的祖母喜欢静的缘故，祖母是什么话都骂得出的，而母亲不容易受得进，所以只有自己管我们不动，免得受骂”。结果在推炮过程中，陈果夫一时因用力过猛，立受内伤，当时就感到浑身力脱气虚而退下阵来。当天晚上，陈果夫的肺血管破裂，口吐鲜血不止，因受医疗条件限制，此伤未能及时治愈，从此落下病根，这对陈果夫的一生造成了重大影响。在阳夏战争中，“江南敢死队”的学生们踊跃支前，积极参加战斗，并牺牲多人，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武汉阳夏之战后，陈果夫回到上海，一边养伤，一边协助陈其美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与革命党人集议，正式决定上海起事，并通过联络上海商团、部分青帮分子、清军士兵等，发动武装起义。11月上旬，上海胜利光复后，陈其美被上海绅商和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旋即与江苏、浙江、镇江各军合组联军，乘胜会攻南京。12月间，南京光复。上海和南京的光复，加速了长江流域的革命进程，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2月下旬，孙中山在同盟会革命派的敦请下从海外回到上海。随即陈其美和黄兴密商，分头向各省代表示意，并与其议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遂宣告成立。陈其美也由此而建立了殊功。

民国建元后，陈其美在上海活动繁忙，需要找一些助手以分担工作，陈果夫作为他的长侄和同盟会会员之一，又经受了武汉阳夏之战的考验，论公论私，都是上佳人选。于是，陈其美开始把一些比较机密重要的工作交给陈果夫去办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助陈其美管理革命党人及他本人的经费收支活动。1912年底，袁世凯为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决定解除陈其美的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陈其美以未结束沪军事务为由，迟迟不肯到任。袁世凯为力促陈其美出洋考察工商，先汇出4万元到上海，令其做出洋的准备工作，陈其美一边对袁氏虚与委蛇（不久乘唐内阁倒台，于7月1日辞去工商总长职），一边则把这笔巨款交陈果夫保管，充作革命经费。

在民初的革命党领袖人物中，许多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儒，以陈果夫的小学文化水准，加之自辛亥革命后陈果夫已是病残之躯，很难在政坛立足。为此，陈其美曾计划于1912年秋天送陈果夫赴法国留学，终因患肺病而取消此行。1913年3月，陈果夫因内伤未愈，肺病频发，对革命活动不胜负荷，不得不考虑作一次根治。于是，由陈其美安排及资助，乘“春日丸号”轮去东京杏云堂医院治疗。经该院检查，确诊为肺结核，按当时的医疗水平，是无法治愈的，只能作一些保守治疗以延缓生命。从此以后，陈果夫被打入“残疾人”的另册，一直到他去世的近40年中，肺病始终像一条附在他体内的毒蛇一样，终日吞噬着他的血肉之躯，给他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1913年，陈果夫在上海跟随陈其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活动，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给陈果夫一生的影响与锻炼却是非常巨大的。

这年6月，孙中山举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被驻沪陆海军将领推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并在上海南市关桥中华银行旧址设立总司令部。7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布就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职通告，以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向北京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和各省讨袁军等发出宣布上海独立通电。恰在这一天（农历六月十五日），陈果夫在陈其美的函促之下从日本赶回上海，7月20日，陈其美向陈果夫介绍了上海讨袁革命进行事宜。在谈话中，陈其美要陈果夫与任君合作，召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学，组成奋勇军，由任君担任司令长，陈果夫任副司令长，并划拨梅家弄某施医局为奋勇军司令部。陈其美指示陈果夫，凡关于奋勇军的经济问题可与张静江先生商量，凡军事问题则与蒋介石先生商量。陈果夫欣然受命，从此在梅家弄施医局挂出奋勇军的招牌，每天从事接洽及招待军校同学事宜。到7月底，已集合到首批同学数十人，8月初，有四川省陆军小学闹风潮而退学的数十名学生到达上海，当即由革命党人赵铁桥领到梅家弄来接洽。陈果夫等人为此特在陆家浜图书馆设立招待处，专门负责招待他们，总接待处则设在麦家圈春江旅馆。奋勇军先后招到军校同学200余人，故当时的报界称之为学生军。

8月11日至13日，奋勇军的正副司令长任君与陈果夫一起，来到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一同商量奋勇军的编制、预算和人选问题。8月16日，陈果夫按蒋介石的要求，发一电到湖州索取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详图。8月17日，陈果夫按蒋嘱到西炮台察看地形。当时，按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既定计划，上海“二次革命”的讨袁军事行动应以钮惕生先生率领的松军为攻取龙华的正规军，而以新成立的奋勇军为辅助力量。

7月23日，各路讨袁军进攻江南制造局，南北两军由此开始开战。25日，南军向北军的进攻受挫，南军开始放弃南市，并将一部分讨袁军撤往吴淞。这一天，陈果夫等人指挥奋勇军配合钮惕生率领的松军进驻龙华后奋勇攻打江南制造局，是日失利，奋勇军全部及松军一部分被调到闸北，奋勇军驻扎在一个尼姑庙。7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压力下，在声明驱逐叛军首领黄兴和陈其美的同时，决定派兵把讨袁军总司令部驱逐出公共租界。当天晚上，英租界巡捕房应闸北士绅夏粹芳等人的请求，突然派万国商团及大批巡捕把讨袁总司令部及奋勇军与松军中退至闸北的官兵，一律缴械。南军由此元气大伤，已无力再组织进攻。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上海讨袁军失败，吴淞炮台失守，陈其美与陈果夫等人避居租界。这是陈果夫在其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带兵参战经历，固然以失败告终，但是，陈果夫在战斗中的那种冷静沉着、机智勇敢、临机决断的表现，不但极受陈其美的赏识与奋勇军士兵们的拥戴，而且也为他以后成为CC军团的龙头老大积累了最初的统帅才能。

遭“袁皇帝”飞骑追捕

上海是“二次革命”的重要阵地，陈其美是这次革命的重要领袖。失败后，袁世凯立即以陈其美及其身边的亲信人员为主要对象，下令飞骑缉拿。因此，陈果夫也经受了一生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段生活。

当袁世凯探听到陈其美等会党领袖仍留在上海的消息时，为根绝后患，遂令北洋政府外交部行文上海领事团，请其压迫并驱逐会党头目陈其美等。于是，上海领事团便决定先逮捕陈其美，然后引渡给袁世凯。陈其美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书信一封，令陈果夫和吴承斋两人送给精通英文的王亮畴，托他译好后送给上海领事团。上海领事团接到陈其美的这封信后，不能不对革命党人有所顾虑，从而将原拟议打消。

陈其美得以继续留在上海后，仍着力进行反袁斗争的活动，陈果夫成了他的当然助手。陈其美从事反袁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策划爆炸或暗杀等恐怖活动。在“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曾交代一位叫王汉强的制造炸弹，“二次革命”失败后，王汉强屈服于袁世凯的白色恐怖，为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再做炸弹，就把炸弹壳及炸药等其他材料共装了两大篮交给陈果夫，请其转交陈其美。陈果夫将此事向陈其美汇报后，陈其美嘱陈果夫将制造炸弹的材料转交给陈子范。陈子范也是一位忠实的革命党人，陈果夫在辛亥年从上海转武汉时，与陈子范在上海曾有过一面之交。当陈果夫与陈希曾奉陈其美之命把制造炸弹的材料送去时，陈子范如获至宝，从此以后，他就负责为陈其美制造炸弹的工作。不料在10月27日上午8时，陈子范一不留意，炸弹在寓所引爆，陈子范当场被炸死。陈其美与陈果夫闻讯都非常悲伤，惋惜在革命党人中少了一位忠实同志与中坚人物。

陈其美隐居沪上，袁世凯为此四处缉拿。陈果夫被付以机要交通员的重任，他白天料理奋勇军的善后事务，夜里则到陈其美身边工作，每晚不到11时后不能返回寓所。这时，袁世凯的飞骑因缉拿不到陈其美，就转而开始注意陈其美身边的亲信人物，陈果夫尤其成为袁世凯侦探注意的首选目标。为了能得到陈果夫的踪迹，袁世凯甚至收买了陈果夫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变节的同学充当密探，寻找陈果夫的行踪。为此，陈果夫在沪上的一举一动，都不得不十分谨慎。一次，陈果夫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发现一名充当袁军侦探的陆军四中的同学尾随自己，很难甩掉。恰好一辆电车驶过，陈果夫灵机一动，紧跑几步跳上电车。当他发现尾随者赶上电车时，陈果夫则利用电车停站又启动的一瞬间，飞身下车，甩掉了尾巴。

上海讨袁未成，陈其美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多年经营的上海根据地已经丧失，党人星散。尤其使他痛心的是，过去与他亲近的一些同志，在此时开始避而不见，有的党人竟然悄然离沪。身处险境的陈其美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应付，他在上海避居三个月，家人陪侍的只有陈果夫一人。这时孙中山已经亡命日本，正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当孙中山决定吸取过去党人纪律涣散、行动不统一、革命主张不能贯彻到底的教训，提出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时，陈其美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这一主张，表示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孙中山立召其东渡，协助他开展重组中华革命党的创建工作。陈其美东渡之前，于10月25日由陈果夫精心安排，秘密到全家人居住的海宁路10号团聚告别，当晚，陈其美与其母及陈果夫等家人谈至11时，始返回秘密住处。

陈其美东渡后，尚未结束的工作全都留给了陈果夫代为处理，同时，陈果夫本身还要处理奋勇军失败后的善后工作。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事情繁多，使陈果夫对善后工作难以一一顺利解决，尤其是经费奇缺，使他颇感费心。当时，奋勇军失败后，生者需要遣散，伤者需要治疗，死者需要抚恤，一切都需要经费。为此，陈果夫第一次展现出他处理复杂事务的突出才能。他先是把陈其美给他的学费全部贴补进去，然后向多方借贷，其中也向蒋介石领得少数经费，再将奋勇军的善后问题陆续清理，逐一遣散滞留人员。到1914年5月，这件事完全清结，颇受许多革命党人的赞许。

“二次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虽然短暂，但是对于陈果夫来说，却是受益匪浅，他不但经受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锻炼，而且使他得以广泛地与一些革命会党的上层人物接触。他第一次有了理财的深切体会，这对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和巩固权位，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当时，陈果夫筹款的主要对象是江浙财团的上层人物，诸如朱葆三、王一亭、杨信之、沈漫云、叶琢堂、叶惠均等。由于筹款的关系，这些江浙财团的大亨们都与陈果夫有相当往来。这些人中，又以朱葆三与沈漫云最讲信义，对革命会党的支持能够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革命党人的失败，而对陈其美与陈果夫等加以冷眼。叶琢堂与各方面的关系较广，是沪上的消息灵通人士，故常能把一些重要消息及时提供给陈果夫转报陈其美，并且能在陈其美及陈果夫等人危难的时候常常给予帮助，被陈果夫誉为豪侠仗义的一类人物。这些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由此而与革命党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经济基础。

陈其美东渡日本后，陈果夫成为陈其美在国内的重要联络人。一方面陈其美通过陈果夫随时了解国内情况，一方面通过陈果夫透露他在日本的行止介绍革命党人活动，鼓舞国内革命党人的士气。1914年1月间，陈其美写信向陈果夫介绍了中华革命党的酝酿成立情况，并对陈果夫说：“我所以服从中山先生的缘故，绝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实在认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所以我诚心地拥护他。”陈其美的这些书信与言论，对陈果夫教育与影响颇大。陈其美东渡日本之后，与陈果夫书信往还不但十分频繁，而且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而陈果夫对陈其美也是无密不报，甚至连陈其美之妾田氏的一些忤逆犯上的行为，也在密报之列，其他的情报可想而知。

就在陈其美逃亡海外期间，陈果夫忙里偷闲，完成了婚姻大事。陈果夫是湖州陈姓家族的长房长子。在这个具有浓厚的古代世族遗风的大家族中，是十分看重嫡传长房的。在陈姓族谱中，就写有“长房在前，余皆按次，凡以考始终而序昭穆也”。因此，陈果夫的婚姻问题，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湖州陈姓家族共同关注的问题。1914年，陈果夫年届23岁，早已到了婚聘之年，况且阳夏一战，陈果夫残疾在身，繁衍子孙后代的大事不容再拖。于是，经人撮合，陈果夫于这一年的3月喜结良缘。其妻朱明，虽为大家闺秀，但由于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没有文化，其恪守旧式礼教，为吴兴陈姓家族看重。而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为当时上海金融界领袖人物之一，对陈果夫后来再度赴上海经商帮助甚大。

陈果夫的婚姻问题既然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自然也得报告远在海外逃亡的陈其美知道。陈其美闻讯十分高兴，于3月12日写信给其兄陈其业、其弟陈其采，告之病尚未愈，预定15日回东京调养，并鼓励侄儿女辈发愤学习，齐家治国。说到陈果夫的婚事，陈其美在信中以欣喜的心情写道：“接到三弟及果侄信，藉悉一切。果侄喜事，美不能躬贺其间，帮理一切，甚憾。果侄完婚后，仍宜赶速出洋入学，能有力量携眷渡洋，更好。前知侄媳在沪求学，进步甚速，可喜其天然美质，正可造就。”“果侄因身体太弱，不宜学陆军，宜改习他种专门学。现今我国百不如人，将来欲发达，须各方面科学皆求进步，方可有为也。”陈果夫的学业问题，始终是陈其美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在海外期间，也不忘为其擘划安排，可见其爱之深切。3月17日，陈其美再次写信叮嘱陈果夫：“日后仍须注重学问，为一身，为家国，皆非学问不成也。”

接到陈其美的海外教诲，陈果夫亦准备再度赴海外留学，并请了一位叫薛仙舟的德文老师，开始学习德文，准备赴德国留学。但似乎命中注定陈果夫一生的学历只能是个小学毕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陷入战争，留学再次成了泡影。此时，陈果夫军事不行，留学亦不行，大概做官也从此无望了，真是进退失据。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从此，陈果夫一心一意跟着陈其美与蒋介石等人做做跟班，打打小工，居然时来运转，从此发迹。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生机遇，殊难逆料!

渔阳里历险记

历史不能假设，否则，陈其美如果不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人们不禁要问：孙中山先生之后，蒋介石会飞黄腾达当上国民党领袖吗?如果中国最高统治者不是蒋介石而是陈其美或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中国的现代史将会是怎样的发展轨迹?作如此设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就是一段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历史，毋需为此而徒耗精神。不过，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二次革命”失败至袁世凯称帝期间，是其处境至为困厄危亡的一段时期。袁世凯为了将革命党人“斩尽杀绝”，派出大批密探铁骑，进行追捕、暗杀，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早期的两名主要领袖、中华民国的建国元勋、孙中山先生手下的两名文武大将宋教仁和陈其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袁世凯的黑枪打死的，这也是革命党人为捍卫资产阶级“五族共和”而呈献的两件庄严祭品!陈果夫在此期间，再次表现出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与献身精神。

陈其美是1915年2月回到上海的。当年秋天，由陈其美与蒋介石的盟兄周淡游介绍，陈其美主盟，陈果夫正式履行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从此，陈果夫便以中华革命党人的身份，协助陈其美进行反袁斗争。为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陈其美以淞沪司令长官的身份，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组织起义总机关部，策划反袁军事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发生在这年12月的肇和之役。这次起义行动由蒋介石事先草拟了一份《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蒋吸取“二次革命”时因忽略海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故“计划书”的第一条就提出夺取海军舰只，作为据点。经秘密策划，肇和兵舰首先响应，并约定于12月5日下午4时举行起义，陈果夫亦参加了这次起义行动。

然而事遇不测，到了发动起义的这一天，陆军孙祥夫部却因租界巡捕干预，竟致无法登上预先准备的运输船，故而不能按计划向军舰发起进攻。孙祥夫不能临机处置，丢下部队，自己回渔阳里司令部请示。陈其美命陈果夫、周淡游与孙祥夫一起回去指挥士兵务必登船。岂知孙部士兵因纪律太差，在孙离开后竟大多走散。陈果夫只得与孙祥夫设法重新召集离去的士兵，此时，肇和兵舰发动起义的第一炮已放，孙见贻误军机，羞愧难当，欲举枪自杀，经陈果夫与周淡游力劝方止。随后，陈果夫回司令部向陈其美请示机宜。因机会已失，陈其美临时决定改由陆路进攻。因陆路攻坚需要炸弹，故陈果夫派佣人去渔阳里7号去取，自己则在渔阳里5号守候，就在这时，一批租界巡捕进行突袭，陈果夫想到以陈其美为首的一批淞沪军事起义的领导人正在楼上开会，临危不惧，以急智拒捕，掩护在楼上开会的陈其美、杨沧白、吴忠信等人越屋逃走。巡捕发现被捕的几人都是手无寸铁，认为都不重要，故将他们反锁在亭子间，又扑上楼去搜索。此时，陈果夫趁机跳窗逃脱。

陈其美回上海不久，先是暗杀袁世凯的鹰犬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又发动了肇和之役等一系列重大行动，震动东南，撼动京师。陈其美的那种异常强烈而坚定不移的讨袁立场以及他在东南地区的巨大影响与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被袁世凯视为心腹大患，亟欲除之而后快。由此，袁世凯以重金交付北洋军阀张宗昌运用，并收买革命党人中的叛徒充作内应，然后以办矿借款的情由，设下圈套，终于诱得陈其美中计，伺机将陈其美刺死。

陈其美之死，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是折一大将；对于孙中山来说，也等于是断其一只臂膀；而对于蒋介石和陈果夫来说，陈其美之死，不啻是断首之痛。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交往，的确是非同寻常的。自从蒋介石于1905年首次东渡日本结识陈其美后，在蒋氏的心目中，无疑是把陈其美当作兄长、当作导师、当作领袖来对待的，只要陈其美有所差遣，蒋无不遵命，即便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1912年1月，民国建元伊始，蒋介石为了替陈其美铲除革命党人中的权力竞争对手，竟不惜自甘堕落为政治流氓，受陈驱使，用黑枪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领袖人物陶成章刺杀于上海光慈医院，从而开国民党人自相残杀之先河!在当时，陈其美能够将杀陶这样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重大行动交给蒋介石去完成，亦可知蒋在陈的心目中也早已到了无人可以代替的地步。按蒋介石的学识和个性来说，既不是个平庸之辈，也不是个可以轻易供人驱使的政治工具，何以能成为陈其美的忠实枪手?一方面，说明了陈对蒋的知遇之恩之深，双方都有情同手足之感；另一方面，也在于陈、蒋的志趣相投，性情相合，有不分彼此之乐，或许可以说这正是陈其美的非常高超的驾驭才能。

早年的蒋介石虽然心比天高，眼光远大，但由于出身寒微，地位卑贱，屡受权势者欺压和凌辱，甚至田产被夺，反被诬公堂，却只能“饮泣吞声，无可申诉”。由此，在早年阶段，蒋介石一直处于一种怀才不遇、大志不展、胸臆难抒、茕立独行的境遇之中，正是在遇到陈其美后，蒋介石才自觉有了用武之地和一展抱负的机遇，他被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晋见并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又与陈其美及黄郛等三人共结金兰，发誓生死与共，甘苦共尝，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三剑客”。在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多次讨袁军事行动中，他逐渐出人头地、崭露头角，这使青年蒋介石的那种野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这个角度说，陈其美不啻是蒋介石的革命导师和政治救星。从个人气质与性格来说，陈其美也确有许多值得蒋介石仰慕和佩服的地方：一方面，陈其美属于民国初期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不但作风强烈，性格猛锐，敢作敢为，不畏人言，而且有胆有识，才思敏捷，争为人先，勇赴国难，侠肝义胆，素重情义；另一方面，陈其美生于浙江，属于浙人中那种局量狭隘、不能容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生活放荡、不拘形迹的人物。从这些方面来说，青年蒋介石不但与陈其美气质极为相似，性情极为相投，而且可以说是活脱脱的“陈其美第二”，这也是蒋介石能够心甘情愿地为陈其美所用并以陈其美作为自己楷模的深层原因。事实上，陈其美对蒋介石一生的影响是十分强烈而深刻的，蒋介石上台以后，在用人方面贯彻的江湖帮派意识、浙江籍地域标准、黄埔门生以及亲戚故旧观念，他由于一言不合或权欲之私就将胡汉民、李济深等党国元勋与封疆大吏禁闭汤山、将邓演达、杨杏佛等民族忠良置于死地的种种乖张之举与倒行逆施，无不说明了陈其美的气质与性格在某些方面对他的深刻影响。

陈其美之死，对于蒋介石来说的确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他胸中郁积的那种狂躁不安的暴怒情绪和空洞茫然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在为陈亲撰的祭文中开篇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又写道：“世路崎岖，人心险阻，瞻前顾后，徒增寒心。”蒋介石对陈其美之死，不但寄以真挚深切的哀思和悼念，而且不畏危险一手操持了陈的后事。陈其美在萨坡赛路14号总机关被暗杀当日，房主日人山田纯郎害怕遭到连累，竟将陈其美的尸体抛到门外。正是蒋介石闻讯赶来，才雇了一辆车将陈尸载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13号自己的寓所。

当时，陈已身无分文，只余20元钱于身后，一切均由蒋介石主持办理。至次年5月，蒋又亲奉灵柩将其归葬于吴兴家乡。

陈其美对蒋介石的深恩，因陈遽然去世而使蒋失去了报答的机会，并由此而在蒋的胸中郁积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恋陈情结。当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后，终于将这种情结逐渐转移到陈果夫及其胞弟陈立夫身上，造成蒋氏在国民党大陆时期对陈氏兄弟恩宠眷爱20余年一直不衰的政治奇迹。这也是造成陈果夫后来之所以能够冲天而起，在政治上几乎一步登天的重要原因。

陈其美之死对于陈果夫的惨痛打击更是不言而喻的，无论为公为私，陈果夫对于他的这位二叔都有极深的感情。陈其美是一位受教育程度并不算很高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际上，陈其美的民族意识与江湖意识都要比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来得强烈。因而，陈其美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而思想十分复杂的革命党人，准确地说，陈其美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反清与反帝的民族革命。对于这一点，他为之献出了一切，应当说是无愧无憾!但是，离开了这一点，他会很快陷入江湖之间的那种权力仇杀，这正是陈其美的悲剧所在。正因为这一点，陈其美的潜意识中有着十分强烈的地域观念与家族观念，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依靠和运用江湖帮会与地域及家族的力量。由是，陈其美成为青帮大头目，并且与蒋介石、黄郛等浙籍人结为盟友，甘苦共尝；而在家族中，陈其美最为注重的就是提携陈果夫，使之成为自己最可靠的亲信心腹与革命党的上层人物，这就是陈其美不惜一切代价要送陈果夫出国留学的重要原因。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陈其美不死，陈果夫的地位也许会超出蒋介石之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陈果夫的心目中，早已把陈其美视为自己的理想与依靠，他对陈其美的感情也许已经超出他对父亲陈其业的感情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其美在陈果夫的心目中，是英雄，是导师，是领袖，是朋友，也是父亲!

革命党人的穷途潦倒

陈其美英年早逝，使陈果夫的一切希望和理想几乎在一夜间被打碎，不但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远大志向成为非分之想，就是曾经已经计划的出国留学之举也已成为望洋兴叹的美梦!更为凄凉悲惨的是陈其美一死，陈果夫失去荫护，生计顿成问题。其时，陈果夫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甚至累一点就要吐血，文不能舞笔，武又不能抡刀，肩不能挑担，手亦不能提篮，除了革命，其他方面简直是废人一个。可是，此时的革命党人中，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未庄的景象，也有点“不准革命”的味道。原先除了陈其美把他当个人物，其他谁也没有看重他，现在陈其美命归黄泉，无人对他赏识，也没有人再要他革命，更没有人肯拿钱接济他。陈果夫深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只得回到老家湖州，从长计议。

从当初到湖南上学，到南京上学，到上海参加革命，陈果夫跟着两个叔叔在江湖上闯荡，一晃也已10余年时间。此时，他的二叔已经名扬天下；三叔固然比不上二叔，到底也还当过清政府军咨府第三厅厅长，民初出任过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等职，算得上名动乡里。现在两位叔叔都已经混得四乡扬名，独陈果夫功不成，名不就，学无业，官无着，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地回来，不用说四乡近邻看他不起，就是他自己亦觉面上无光。特别是陈果夫因一无所长，对家庭又毫无贡献，却要白吃白喝，天长日久，就连老爷陈其业也有点看他不起了，觉得他百无一用，真是愧对先人。陈果夫本是心高气傲之人，现在穷途末路，英雄气短，心寒齿冷，真是诸事都提不得了，从此知道人生在世，不能一日无权无势。好在陈果夫的夫人朱明不但毫无怨言，反加倍体贴温存，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房积蓄来贴补家用。最为落拓的时候，陈果夫如果要到上海走走，自己竟筹集不到分文，家中亦无余钱可以资助，只得向当时同样落寞潦倒的蒋介石伸手要一点川资，才能成行。

一晃年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感到女婿这样下去，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从上海去信湖州，劝陈果夫到上海经商，并要他选择一个行业，以便由岳父大人代为筹划安排。陈果夫当了几年革命党人，心事已野，本无心经商，但现在潦倒到这个份上，诸事都阔不起来，想想也只有经商一途。于是，复信同意，要求先到金融界碰碰运气。理由自不用说，岳父是金融界领袖人物，各方面都要买他点面子，安排一个好的位子，当不是难事。再则，金融是商业中枢，银行业是上海新兴行业，收入颇丰，前途远大，等等。朱老先生接信后亦予赞成，岂知事后不久，陈果夫便反卦，提出不去银行，要去钱庄做事。理由亦很简单，认为银行制度及运作方式是开放式的，一切都可以从书本上进行学习，而老式钱庄是封闭式的，唯有亲身实践才能有所了解。他就商于蒋介石，蒋同样认为中国的钱庄比外国引进的银行制度好，而且认为老式钱庄可以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进行掩护，如此一来，陈果夫更认为非钱庄不可了。

于是，经岳父大人安排，陈果夫于1918年5月到上海后，进入上海晋安钱庄当助理信房，月薪8元大洋，业务是收拆并处理各式信件。在当时青年人纷纷向往银行业的形势下，陈果夫却走进了日益没落的钱庄，实在是大出一般人的意料，连朱老先生也表示费解。这一方面说明了陈果夫在本质上不是个追求时尚的人，他的保守性格与守旧观念，都与他的教父气质极吻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钱庄世家的传统对他的强烈影响，陈果夫祖父陈延祐在弃儒从商后，进入的就是钱庄，父亲陈其业也是从事的钱庄典当业，二叔陈其美亦是长期在典当行当学徒。陈果夫长在这样一个从事钱庄业的世家，对钱庄自然有一种亲切与偏爱的感受，事实上，陈果夫自进入钱庄后，很快就入了门，就是最好的证明。陈果夫对钱庄从事兑换货币，办理存款，放款业务的微妙之处，早已耳熟能详。加之陈果夫聪明过人，悟性极高，心思缜密，对诸事善于揣摩体会，总结经验。故时间不长，陈果夫不但掌握了信房的业务，而且通过从旁观察钻研，对钱庄业的整个运作流程亦有相当了解。不久，陈果夫升任代理信房的工作，月薪增至12元大洋。这时，陈果夫的个人生活虽有相当改善，但因要接济正在上学的陈立夫，贴补家用，以及同事朋友的人情费用等等，终觉得洋钱的收入速度赶不上支出的速度。不得已，陈果夫搞起了“第二职业”。他看准了一个机会，向别人借了1000两银子作本钱，做了一笔大买卖，不出三个星期，1000两银子按时还讫，还净赚600两银子，陈果夫的经商天赋与理财奇才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当陈果夫从家乡湖州来到上海闯世界的时候，正是孙中山在西南的革命活动再次受挫的时候。当时，各省军阀勾结起来迫使他辞去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护法”运动归于失败。从1918年5月开始直至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并被推为大总统期间，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对沉寂的一个阶段。许多革命会党的重要人物流落上海，无所事事，终日耽于酒色。特别是浙江籍同盟会中的一些显要人物如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原先在陈其美生前他们都奉陈其美为首领，自成一系，无论在整个革命党人中还是在同盟会内部，都显得非常活跃，尤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他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和势力。可是，自陈其美去世后，他们顿失重心，一时无所依傍，要他们自己另开创一番霸业则显得底气不足；孙中山对待他们又不像对陈其美那样倚重。况且，他们的自命不凡，狂放不羁，待价而沽，孤芳自赏的要价手法，似乎也妨碍了孙中山对他们才华的认识，使得他们因不为人所重而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一时在沪上声色犬马，消磨时日。

陈果夫来到上海后，虽然与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尚无深交，但是他以陈其美之侄的身份，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关照和提携。特别是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关系，他简直是把陈果夫当作自己的子侄辈来看待，处处加以照拂。由此，陈果夫开始跻身于他们之中，并日益受到张、戴、蒋的刻意培养和器重。“恒泰帮”亦由此而产生。

“恒泰帮”

恒泰帮对于蒋介石与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崛起，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所谓“恒泰帮”是指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一起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合伙经营“恒泰号”的过程。1920年至1921年间，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共同策划江浙财团的一些显赫人物如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之流，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至于成立该所的原因，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借此筹措革命经费，用于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救济革命先烈遗孤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张静江、戴季陶与蒋介石等人终日坐吃山空，经济非常拮据的缘故。特别是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出身于家境贫寒之人，家中本无巨资可供他们挥霍，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或者靠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度日，或者是向张静江等革命党人中的富商子弟当伸手将军，其窘况可想而知。由此，发财的信念也特别强烈，经商的劲头也就特别大。

就在策划这件事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忘记陈果夫这个盟侄，特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他，并提出要他具体研究这个问题，意思是由于他在钱庄工作，熟悉情况，要由他具体地负责这件事情。陈果夫受命于危难之际，果然不负众望。他先是到日商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的“取引所”（即交易所）去参观了两次，学到了一些依样画葫芦的做法，回来后向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作了汇报。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共同集股，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取得经纪人资格，牌号为“恒泰号”，进行“抢帽子”的交易活动。

大概蒋介石与戴季陶都认为自己是大革命家，不屑于具体地做“抢帽子”的事情，而张静江是大富商的子弟，有的是银子，不在乎证券所交易的那几个小钱，于是，几人一致议决把这件工作交给陈果夫去执行。实施的结果是：由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17人共同集资35股，每股1000元，计35000元。17名股东，多不用真名，张静江为张静记，蒋介石为蒋伟记，戴季陶为小恒记，陈果夫为陈明记。17人中，张静江出资最多，1人独占5股；蒋介石次之，为4股；其余有3股、2股、1股的。戴季陶占2股，陈果夫只占1股。其实，蒋介石的4股也是张静江代交的。当时，蒋介石是光棍一条，哪里有4000元大洋，张静江想到若不趁此机会，让蒋搏回一记，免不了还要当伸手将军，因此，只好送了4000元让他作本。实际上，张静江是想通过这一机会，借此把蒋介石这个包袱甩掉。35股中，除了张静江与蒋介石的9股外，还有张静江的哥哥张有伦，张静江的侄子张秉三共投入的5股。由此可知，恒泰号的35股中，张静江一家出资就达14股，10成中已达4成。可见张静江的实力是名不虚传的，也难怪蒋介石要向他伸手。张静江一出手就是4000元大洋，蒋介石对此也是深为感激的。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在成立恒泰号的合同上，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各股东都在自己名下盖章。因当时蒋介石正在家乡奉化溪口休息，无章可盖，由张静江在蒋介石的名下代签了“中正”两个字。

恒泰号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当时，经纪人头上都戴有白布帽子，帽子上编有号码，以资识别。陈果夫的白布帽子上写的是五十四号，故为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恒泰号的经营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两项。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在开始阶段，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是狠赚了一笔钱的。陈果夫则回忆，他充当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是由于他比较内行，岂知不是开市大利，而是开市大亏，第一次投入3000元，亏了1700元。不过，陈果夫经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老于此道，经营开始有声有色，名声也开始大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是相当活跃的。他们不但与江浙财团的领袖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等人合办“协进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翻云覆雨，大发横财，而且在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恒泰号之外，又陆续创办了“茂新号”与“鼎新号”，生意越做越大。

证券股票对于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来说，毕竟还是个新奇的玩意，当他们最初从交易所的翻云覆雨中获得令人赞叹的大笔财富时，他们开始头晕目眩了，并且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从而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大厅里，总是挤满了急切发财的人。陈果夫则每天都要到那里上班，他总是像只目光如电的老鹰，镇静而紧张地注视着股市的趋势和各种证券股票价格的起伏涨跌，然后冷静地作出买进卖出的决策，以便赚得最大利润。当时最看好的股票是纺织、谷物、土地及公用事业类，但是股市是变化莫测的，特别是在大户的操纵下，往往一日之间暴涨暴跌，从而给中小散户带来极大损失。由此，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陈果夫只要能抓住一次机会，都要以狂热的姿态投入，以保住优势，扩大收益。

恒泰号赚了不少钱，很可能也拿出了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但是大部分钱财大概都尽入张、蒋、戴、陈的私囊，成了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挥霍的主要资金来源。陈果夫除了补助家用外，则还拿出了一部分资助其弟陈立夫读完中学和大学，并且负担了他去美国留学攻读采矿学专业的费用。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两家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起来。陈果夫见蒋，必称“介叔”；陈立夫见蒋，则称“蒋三伯伯”。蒋经国与陈立夫分别在上海读书，据说蒋经国有时从陈果夫处取钱，陈立夫则有时到蒋介石处取钱。

陈果夫的这段经历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他由此获得了国民党“理财专家”的称号。他自己在政治上发迹以后，也常常沾沾自喜于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翻滚沉浮的“辉煌”历史，并总结了自己经商发财的“五路财神”：第一路是扩大营业之神，第二路是缩小营业之神，第三路是维持营业之神，第四路是停止营业之神，第五路是改换行业之神。陈果夫的体会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是要能了解和掌握市场的规律，根据市场的潮涨潮落及需求变化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在当时中国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陈果夫却能总结出这样的经营之谈，可见其对经商的确是有一点天赋，并且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按照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这些人的冒险性格来说，似乎是很适合做证券物品交易的，因为交易所历来是冒险家的天地。然而，政治家的自信与固执，往往又妨碍他们对交易市场形势作正确判断，结果，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然一度成为他们的乐园，但最终也成了他们的地狱。开始，交易所开张仅数月，他们获利就已达30多万。蒋介石等人见金钱来得如此容易，且获利如此之巨，越发的眼睛发红，利令智昏，就指令陈果夫违反交易所的规则，用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强迫交易所的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人接受，大做“多头”，股票的市价也被越炒越高，最后则如脱缰野马，在交易所横冲直撞。谁知，到1922年2月，交易所的现金出现大量赤字，于是，牵动股价如崩堤的洪水，一路狂泻不止，最后几至成为一张废纸，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一下子又由大富翁变成了穷光蛋。后来，蒋不得不用上海滩上的流氓手段，向虞洽卿等人敲诈了4万余元后跑到广东，丢下的债务由张静江、虞洽卿替他清还。民国年间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对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发财的历史大加赞扬，但是对他后期赖债与敲诈的一段不光彩历史却隐去了，这也算是今人的春秋笔法吧!据说最倒霉的要数陈果夫了，善后时结账，亏损额竟达60万元之巨，后因无力赔偿，也只得不了了之。据陈果夫事后回忆，他很有“对不起朋友之处”。

对于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人来说，上海时期的这一经商过程，重要的不在于其经济上的收获，而是他们由此开始了在政治上逐步扩张势力的过程。正是他们共同策划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及合资组建恒泰号的过程，使他们进一步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势力集团。从此以后，他们在国民党内，上下其手，互相攀援，你吹我拍，抱成一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制定的战略是：首先把蒋介石推上去，然后再由蒋介石施以援手，使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也一步步跨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他们的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张静江后来爬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出任第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内，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被蒋介石等人尊称为四大元老之一。戴季陶则成为蒋介石执政时期的国民党首席政治理论家与精神领袖。至于陈果夫，则是长期替蒋介石把持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新党阀与教父。他们四个人，长期处于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中心，结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支配着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政治局势的“恒泰帮”，在“恒泰帮”中，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良师，曾经又是蒋介石的干岳父；戴季陶既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又是能与蒋介石推心置腹的诤友；陈果夫既是蒋介石的盟侄，又是蒋介石的忠实助手。他们共同为建立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恒泰帮的出现与崛起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恒泰帮实际上是一个地域政治集团，是吴兴帮的代名词。四个人中，张静江是吴兴南浔人，祖辈经营丝业，为南浔四大豪富之一。陈果夫出生于吴兴陈姓家族，自不必说。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本与吴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戴季陶的夫人钮有恒为吴兴乌程人，是吴兴名士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同时，戴的祖籍原为浙江吴兴，其先世于明末清初由浙迁川，世居广汉，已历十代。但戴季陶为了攀附国民党内的权势人物陈其美、张静江、蒋介石等人，从来只承认自己是吴兴人，和他们认为同乡，在一切公文表格上也填写为湖州籍贯，川人讥之为卖籍投靠，卖祖求荣。剩下一个蒋介石，虽与吴兴没有关系，但是蒋与陈其美是八拜之交，也是生死之交，且吴兴与奉化都是浙江杭州湾地区，地域上比较接近，由是，说蒋介石是半个吴兴人也无不可。因此，吴兴的地域观念，使他们结成了帮派。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恒泰帮实际上也是围绕陈其美而产生的一个帮派组织。四个人中，张静江是陈其美的同乡与拜把兄弟，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盟弟与高足，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戴季陶与陈其美的关系虽然远了一点，但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戴季陶曾跟着陈其美从事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陈与戴相继逃亡日本。后来，他们又于1914年春天，双双受孙中山之命，共同回国赴大连策划军事讨袁行动，关系十分密切。可见，恒泰帮是地域观念与宗派观念的共同产物。他们都属于浙籍，况且又与吴兴及陈其美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然后又通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恒泰号而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最有势力的政治集团。

恒泰帮对于蒋介石的统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蒋介石的思想深处，其实认为国民党也不过是一个股份公司而已，每一个党员都只不过是党的一个股东，党上台执政，即为发财赚钱，然后党员开始做官，即为分得红利。1946年底，蒋介石要急于加强独裁体制，以便推进内战，打垮共产党，于是在所谓宪法草案修正案中，强化总统的权力，加强总统的独裁地位，但是此举在国民党内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为此，蒋介石于11月27日在南京励志社召集一部分党员举行谈话会，在会上，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总理喻党为公司，党员为股东，股东希望分红利，党员自然希望获得权力，但获利须公司健全始能营业，希望大家服从组织。并说宪法草案虽然规定总统权力太大，会被人指责为法西斯及独裁，但是如果照修正案通过，我们可以打倒共产党。蒋并威胁说，如不接受宪法修正案，革命会失败，“我不能做这公司经理，大家只有散伙了”。在恒泰帮成立以后的数十年中，陈果夫正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想，把国民党当作像当年“恒泰号”那样一个股份公司来经营的，并且把蒋介石及他本人当作这个新恒泰号的两个最大股东，从中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