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年党阀

从师门杀起

据说，当年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广东闯世界之前，“恒泰帮”的龙头老大张静江曾教给蒋介石一套操纵驾驭部属的权术，就是把一个权限交给不同的两个人，使之互不相下，彼此矛盾摩擦，然后一切取决于自己。

也可能是张静江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当蒋介石的龙头老大；也可能是张静江姑妄言之，并没有想到蒋介石将来会当上一国之王，并且会把这个权术用到他张静江的头上。总之，蒋是把张静江的这个经验之谈牢牢记住了的，而且用得十分娴熟。不但是蒋介石学会了他的这个权术，“恒泰帮”的另两个师弟戴季陶、陈果夫也都是运用这个权术的高手。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他极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并且用十分形象幽默的语言加以表述，这就有了戴季陶那著名的“三个儿子”的哲学，这当然是后话了。至于陈果夫，则更是运用权术进行党内派系斗争的高手，在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后期，甚至蒋介石也感到有些应付不了，不得不用蛮力进行压制，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不过，这样看来，早年的“恒泰帮”兄弟，一个个都是权变高手，这似乎是有定论的了。况且“兄弟”之间，为了一个“权”字，也不得不大打出手，这就是后来的“恒泰帮”不再有人提起的原因。而且，师门中第一个遭到同门相残的，恰恰就是当年教会师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如何运作权变的龙头老大张静江。

张静江祖籍安徽徽州，生于浙江吴兴。徽州是明清以来巨商大贾辈出之地，吴兴是近代江浙财团的发源地之一。张家恰是这两处商家福地中的佼佼者，为近代中国的财阀世家。由是，张静江与生俱来就已经成为经营丝、盐的浙江巨商，进而成为著名的江浙财团的领袖之一，其产业遍及江、浙、沪三省市，甚至伸向法国巴黎与美国纽约，仅从其父以银票十万两为张静江捐了一个二品道衔的大手笔来看，就可知其豪富，确是名不虚传。张静江参加革命，颇有传奇色彩。1902年5月，张以一等参赞身份，随清廷钦差大臣、浙人孙宝琦出使法国，在赴欧轮中，邂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早期发动反清革命的有力武器就是演说，以他雄辩的说词激动与召唤了千千万万的有为青年加入到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大军。因此，孙中山从不放过一个可以发挥他的演说的机会，在赴欧轮中当然也不例外。孙中山见张静江时年仅28岁，官职亦不高，认为属于那种“可以教育好”的对象，先是以真实姓名相告，进而下以雄辩说词，鼓吹如何用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腐朽统治等等。孙中山的说词一时竟在张静江的思想上引起轰天巨鸣，张静江当即表示，愿追随孙先生参加革命，并当场许之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写下亲笔信一封，嘱孙中山到美国纽约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张静江妻舅）处，凭信一次照付，并告之清廷钦差大臣孙宝琦亦同轮赴法，请孙中山先生注意，谨慎从事。孙中山本是胸襟开阔的豪侠领袖，他见张静江萍水相逢，竟能对革命如此热心，大为感动。不久即委张负责筹划和掌管同盟会基金事宜，给予财政部部长的名义。自此，张以一掷三万金的大手笔，一跃成为孙中山手下的亲信骨干与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其时，蒋介石还在奉化的龙津中学读书。后来，因陈其美的引领，蒋介石才与吴兴人发生了不解之缘，并与张静江成了莫逆之交。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监誓人；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清廷鹰犬追捕，躲进张宅而逃脱；蒋在陈其美死后，漂泊沪上，生活无着，张静江成了蒋的“淮阴漂母”；张办恒泰号证券公司，信手一挥4000金，替蒋认购四股；蒋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后，身负一身债务，又是张静江为其还债，并资助其赴广东；蒋百般追求沪上美人陈洁如而不得，也是依靠张静江施以援手，才如愿以偿；蒋在孙中山面前日益见重，是张不断的推重与推荐；蒋初期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长，是张所推介；蒋介石与许崇智、张静江、戴季陶结拜为弟兄，许居长为老大，张次为老二，蒋再次之为老三，戴最小为老四。张又是蒋的二哥；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孙中山初期许以老同盟会会员程潜，最初仅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的两名副校长之一。蒋一气之下出走，拒不到任，张联合戴季陶等人极力向孙中山说情，并为此亲赴广东向孙中山力争，孙中山才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

张静江如此对蒋介石处处施以深恩，如果说张是一种政治投机，早就看准了蒋的贵不可言之处，似乎也不尽然。蒋初期漂泊沪上，一副倒霉鬼的样子，说是十年后蒋能成为“中国之龙”，谅张静江不会有这样刻毒的眼光。即便如此，张静江当时在党内已有相当地位，况且与孙中山先生交谊颇深，他要发达，可以直接找孙中山先生去要，不必对倒霉鬼蒋介石进行巴结。其实，张静江虽为纨绔富豪子弟，但是却颇有江湖侠义之风，仗义疏财，大有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的那种古道热肠。蒋在写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曾经发自内心地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师。”不过，也正是这封信，断送了张静江的政治前程。

张静江出身豪富之家，性格暴戾，作风专横，及至因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有功，进而傲慢自恃，因功自重；待孙中山逝世后，张更是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倚老卖老。蒋本是玩弄权术的大师，其时正在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争夺江山，故对张的傲慢不但不以为侮，反认为有可资利用之处，遂以张的元老资格来抑制汪等人的元老资格，对张假意推崇，恭而敬之，全力推举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时进一步推张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俨然成为南方国民政府的一号大老，以便利用张做挡箭牌，替蒋看住这两处位置，不让汪精卫与胡汉民等派系的人染指。

张静江是商人头脑，对蒋介石那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手腕，不甚了了，一时竟在蒋介石的吹捧与推重下，飘飘然起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但以当年的龙头老大自居，更以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自诩，对蒋则完全是以一种亲信弟子的身份看待。在那张著名的北伐誓师的摄影照片上，张静江居中坐在藤椅上，蒋介石一身戎装与一班南方国民革命政府的大老们则恭敬地簇拥在张静江的身后。其时，张静江并不清楚，此时的蒋介石地位已稳，已到了寻找机会请张开路的时候了。

北伐期间，张静江曾一度以主席身份随行。他哪里知道，一路上蒋介石处处以总司令身份统揽一切，更兼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策划下，每到一地，墙上出现的标语总是不外乎：“军权高于一切!”“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之类，对张主席是只字不提。张静江当时正是自负与骄傲跋扈的时候，见蒋介石所作所为，心里很不是滋味，张、蒋矛盾由是产生。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后，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到南京附蒋，蒋即推谭为国民政府主席，将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张迟迟不到任，蒋只得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何常住南京，另以参谋长蒋伯诚驻浙代理。

1928年，南京组织五院制国民政府，张本想以元老身份，争取监察院院长一席，并找了一些元老为之捧场。此时，陈果夫有意争夺监察院副院长，蒋一方面不便把监察院办成吴兴人的私家店，一方面则惧张的桀骜不驯，故以蔡元培出任院长，陈果夫副之。张对蒋由是大怒，为挽回面子，张遂争逐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并声嘶力竭地向蒋威胁：“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财政经济本是宋子文、孔祥熙的势力范围，蒋当然也不想让张染指，张为此与蒋几次弄到面红耳赤，蒋只得在表面上让步，使张就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不数月，又另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宋子文充任，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就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了。

张在蒋、宋、孔、陈的合力夹击下，在中枢已无立足之地，不得已只得力求向地方撤退，于1928年秋回浙任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从此才懂得：他这个当年的“良师”与师兄其实只不过是蒋师弟手里的一块敲门砖而已。

倒垮“浙江王”张静江

张被蒋、宋、孔、陈再次逼回浙江，与蒋恩断义绝，因而开始把浙江省作为独立王国来经营，一心想当他的“浙江王”。他表示要以浙江为实验省，推行他的“新政”，全力搞建设。为此，张一方面违反南京财政部的三令五申，大肆增加苛捐杂税，搜刮民财，搞得民怨沸腾，财政部长宋子文大为不满；一方面则违反蒋介石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的计划，私自组织铁路公司，自办铁路，与蒋争利，更引起蒋的愤怒；再一方面，张在浙江推行蚕桑统制，盲目推销外国化肥，硬性推广稻麦棉种，举办博览会趁机敛财，加重农民负担等，使得浙省人民大遭其殃，这又与陈果夫在浙江推行“二五减租”及“合作运动”的计划严重抵触，引起陈果夫极力反对。

浙江是蒋、陈的后院与根据地，蒋、陈出于自身利益所在，为此在浙江部署有雄厚的力量。张静江的举措，既是对蒋、陈统治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蒋、陈利益的一种挑战。特别是陈果夫，为了能与共产党争夺农民，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他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以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为目的，曾经提出了“二五减租”与“合作运动”两大口号，以此来缓和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并借此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积累个人的资本。陈果夫同时设想以浙江作为试点省份，指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大力推行“二五减租”与“合作运动”。

陈果夫能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受了他的德文老师薛仙舟的影响，薛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受世界合作运动发源地之一的德国模式的启发和深刻影响，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大力宣传合作运动的重要性。陈果夫并不是复旦学生，但曾师从薛仙舟学过德文，薛关于合作运动的见解，使陈大为折服与惊叹，从此如得到法宝一样，认为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批驳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实现阶级调和，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是采用建立合作社并辅以“二五减租”的方法。为此，陈果夫极力在蒋介石面前夸大合作社的重要性，并在国民党的各种会议上建议推行“合作运动”与“二五减租运动”。蒋接受了陈果夫的影响，在谈到经济政治问题时，也往往提到“合作运动”的重要性。

陈果夫的这些得意之作，却在浙江被张静江大加反对。张静江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如何反共反人民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以老资格教训陈果夫说：中国只要走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发展资本，保障资本家的权利，则国民党的统治才可以巩固。张认为陈果夫鼓吹的合作运动与他发展财阀资本的思想有矛盾，“二五减租”则徒然引起佃农与业主之间的纠纷。在张的干扰下，陈果夫的“合作运动”与“二五减租”在浙江几乎是一筹莫展。陈果夫布置在浙江省党部的亲信因受张的阻碍，寸功未建，一边向陈果夫控诉张在浙省的种种倒行逆施，一边则伺机报复。

1928年秋，嘉兴中国银行发生了被抢劫的事件，陈果夫安排在浙江的亲信、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杭州《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利用这一机会，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对张静江大肆攻击，报上甚至刊出“嘉兴中行被劫是省府当局不执行二五减租之结果”等语。张闻讯大怒，立下手谕给省保安处长竺鸣涛，将胡健中以反动分子的罪名给予逮捕。陈果夫在南京得报，极为震惊，迅速对张还以颜色。第一步，他指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立即召开省执监委联席会议，斥责张违反党纪，企图以政统党，擅自逮捕党国要员的罪行，并致电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控诉。第二步，陈果夫向蒋申述张静江有当“浙江王”的野心，如不严加处置，则浙江不复为党国领导了。蒋早已对张不满，再经陈果夫如此提醒，更加震怒，即于收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电令的翌日，就指令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分别电令张静江：一是命张立即将胡健中释放；二是斥张违反党纪，给予警告处分；三是严令张今后对省党部负责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逮捕，如确需行动，必须先行报请中央核准，再行处理。第三步，陈果夫指示浙江省党部在胡健中被释放之日，组织所谓“各人民团体学校代表”游行示威，将胡接到省党部召开欢迎大会，并在《民国日报》上将国民党中央斥责张静江的电令予以发表，使张极为难堪，一时威风扫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0年夏，张与省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关系破裂。朱受陈果夫的支持，利用他所掌握的浙江警校阵地，私购军火，被张断然缴械。并说朱要造反，将其免职，报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另派民政厅厅长。南京无复电，张遂自派建设厅厅长程振钧兼代民政厅厅长。陈果夫抓住朱案，进一步控告张褫夺中央权力，在浙省闹独立，无法无天等等。

胡健中与朱家骅两案，使张、陈关系彻底决裂，蒋张之间已反目成仇。至此，蒋、陈的亲信在浙江渐有不能立足之势，甚至蒋的亲信、陈果夫的好友、素以清廉自律著称的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亦有求去之意。蒋益发不能容忍，于是叫同门兄弟戴季陶出面转告，令张自动辞职，以免难堪。张竟恼羞成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

戴季陶感到有点左右为难，认为自己犯不着受夹板气，只得叫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陈立夫再以乡谊身份向张劝说。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一番后，重新设计了一个圈套，以便让张去钻，从而彻底把张搞垮。于是，先由陈立夫到杭州面见张静江，闭口不提张辞职一事，只是说蒋、张之间有些误会，陈愿做和事佬等等，劝说张亲自到正在指挥中原大战的河南前线见蒋，解释误会。张不知是计，反被陈立夫的热情感动，由此在陈的陪同下，到了河南蒋的行辕。陈立夫假意说先面蒋作一些解释，叫张暂在客厅等候。结果，陈立夫进去后，把预先准备的张在浙江事事独断专行的材料详细向蒋面报，既触蒋怒，又故意把汇报的时间拖得很长。许久之后，才出来对张说，经他再三向蒋好说，总算答应出来见面，劝张要忍耐一些。张想到蒋原先在上海，穷困潦倒，落泊莫名，形同瘪三，只因自己的大力提携，才有今日的腾达，过去对之施恩无数，不但不思图报，反而处处给以掣肘与打击，自己今日不计前嫌，千里迢迢赶来见面，已是对蒋给了天大面子，岂知蒋不但不肯出来迎接，反要一个后生小子陈立夫从中求情，卖个天大人情。张早已万感交集，心念俱冷，悲愤再起。又等了好久，蒋才神情冷峻地走了出来。蒋介石甫进客室，张一见之下，怒不可遏，傲然地对蒋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蒋亦勃然大怒地说：“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言毕不再讲话，转身即去。陈立夫见状，知陈果夫的授计已经成功，当即与张同回南京。

张再转回杭州后，立即吩咐省府秘书长刘石心拟一电稿辞职。蒋接电后即予照准，由是浙江省政府改组，张难先继任省主席，南京与上海各报同时公布此项消息，盖陈果夫对此早有准备和布置。张静江从此一蹶不振，几乎在国民党政坛上消失，陈家党重新在浙江得势。

给“反共先知”送上一顶“红帽子”

国民党是十分讲究资历与辈分的，一般来说，凡在同盟会成立初期加入的党员，即可以说是国民党元老了。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诸如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邹鲁、林森、居正、张继、吴稚晖、丁惟汾等人，都是于1905年秋冬间加入同盟会的老会员，所以算得上是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蒋介石是1908年在日本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虽然比上述诸人只晚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但在辈分上来说，便吃了大亏，不但算不得是元老，而且只能自承是后进。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有时要利用胡汉民或汪精卫，便很谦虚地对胡、汪等人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云云。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争夺党权，有意把支持他的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四人并称为党国“四大元老”。

如果从资历上来说，元老的尊号，蔡元培是够格的，他之出任反清的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比加入同盟会还要早一年多时间。及至光复会集体加入同盟会，蔡元培又任同盟会上海支会会长，是同盟会早期的大人物之一；吴稚晖加入同盟会虽早，但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尊为元老，已属勉强；至于李石曾与张静江是1906年、1907年才分别加入同盟会，与当时尚健在的一些首批加入同盟会的元老来说，压根是排不上名次的。不过，那个时候，胡汉民与汪精卫已被蒋介石赶走，邹鲁、林森、居正、张继等人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正与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蒋介石手下，便趁机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抬出来，捧为元老，目的让他们为自己捧场，以便自抬身价。

蒋介石尚为党内新进，在党内常因辈分不高而说话不响，等而次之，退而论之。陈果夫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资历不深，声誉不高，众望而不归，这是蒋介石执政初期的最大苦恼，也是陈果夫初期夺取党权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是，蒋介石与陈果夫的那种叵测前机、纵横捭阖的权术，弥补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不足。蒋介石与陈果夫经过分析，认为当时对蒋的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对手，一是汪精卫，二是胡汉民。尤其是汪精卫，他利用在党内的元老派地位，又打出改组派的旗号，集聚了相当一批有野心、有能力、有声望的干部，随时准备取蒋而代之。蒋要能稳住自己的阵脚，必得有一批元老派人物捧场，才能在政治分量上压倒汪精卫，稳执国民党政权的牛耳，这就是“以元老攻元老”的策略。在1928年初，蒋介石第二次复出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就面临着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

陈果夫执行“以元老派攻元老派”的核心，就是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分化瓦解。在这之前，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及陈果夫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恩恩怨怨，其中过节，实难一时说清。在国民党党内，年龄、资历本是受人尊敬的两大革命要素，而西山会议派成员大都是集年龄与资历于一身的“革命老人”，不用说，差不多每人头上都有一道“德高望重”的光环。不独如此，“德高望重”的老本之外，又立下了反共“先知先觉”的新功，这个功劳在国民党内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按理说，西山会议派在党内的地位必定是尊矣!高矣！大矣!贵矣！但是，国民党的事情是难说的，西山会议派反共最早，结果却最倒霉。即使当共产党的人头在蒋先生的“中正剑”下纷纷落地的时候，西山会议派也没有能因反共“先知先觉”而沾到一点什么光。不用说，“新功”是没有的，甚至连“老本”也蚀了。

在西山会议派成立初期，蒋是站在主张打击最力的国民党左派之列；然而，当国民党中央在研究对西山会议派进行组织处理时，蒋又取一种保护的态度，不准从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加以消灭，可见蒋对西山会议派暗中留了一手。中山舰事件发生，西山会议派看出蒋先生原是他们的同路人，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又是发表讲话褒扬，又是致电予以嘉奖，赞许蒋“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他们还为蒋出主意：“祛恶必须彻底”，应该趁热打铁，“清理党籍”等等。也许他们不帮这个忙，蒋先生还会对他们客气一点。他们一帮忙，等于给蒋先生的软腹部踢了一脚。蒋于是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厉谴责，大骂他们是“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并威胁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二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蒋先生大义凛然地这一骂，弄得西山会议派一个个灰头土脸。西山会议派的领袖之一邹鲁就自承：“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其实，西山会议派虽贵为国民党元老，政治手腕却是幼稚得可以；而蒋介石虽贱为国民党后进，政治手腕却是老猾得可以。蒋对西山会议派骂尽可以骂，但并没有由此而抛弃他们这一批“反共老人”。不久，蒋又通过陈果夫在上海的关系与渠道，暗中策划西山会议派的大将邵元冲与叶楚伧一起于1926年夏投奔蒋介石，被蒋介石分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与中央秘书长，并企图通过邵、叶进一步影响与笼络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西山会议派的人一来就给予中央党部部长级的高官，这说明了蒋对西山会议派人物的重视与期望，也是陈果夫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一次成功的分化瓦解。在这同时，戴季陶也由陈果夫在上海居间传书协调，由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广东中山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把西山会议派的精神领袖戴季陶挖了过去，西山会议派的力量遭到了削弱。

蒋、陈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二次招安是在“四一二清党”反共事变之后。由于在事变之初，国共分裂，宁汉对立，南京政府的基础十分脆弱，蒋介石和陈果夫都一致认为需要借助西山会议派的元老派人物，加强南京政府的地位。于是，在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推动下，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相继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平反昭雪。先是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接着任命西山会议派的大将林森、石瑛、沈定一为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委员，继而对曾经被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成员恢复党籍；接着再由南京写信，邀请西山会议派来南京密商合作事宜；再派陈果夫与西山会议派磋商具体合作的五条办法等。

蒋、陈对西山会议派的第三次招安是在1928年的二届四中全会上，由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安排，林森与张继任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10月，蒋介石与陈果夫进一步把林森推上立法院副院长、张继则被推上司法院副院长的高位。不久后，又让张继出任权力很大的北平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3月，在陈果夫主演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林森、张继又分别被陈果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两名重要大将。虽然如此，始终还有一些西山会议派领袖人物如谢持与邹鲁等人，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是不买账的，特别是他们动辄以反共老人自居，训斥蒋、汪等人养虎遗患，使蒋、汪都感到颇不舒服。确实，在国民党内，就反共问题，蒋方可以骂汪方，汪方可以骂蒋方，唯独没有人敢就这个问题来骂西山会议派。于是，谢持等人虽然下野，但是，每每谈到反共问题，他们还是忍不住要站出来，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对蒋、汪等人训斥一顿。蒋、汪因为当年喊国共合作的口号都喊得震天价响，有此一短，也就往往开不得口了。

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对党务重新进行整理，宣称其目标是“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由于这项工作要向各地派出大批党务指导委员，陈果夫摆出一副立党为公与求贤若渴的姿态，恭请全体中央执委公开推荐人选，然后由他和张道藩与余井塘三人审核。知道内情的人，懂得这不过是陈果夫虚张声势，在政治上沽名钓誉而已，实际上所有的“钦差大员”，莫不是陈氏弟子，其他人是不得染指的。于是这些中央大员们对推荐一事并不当真，但凡陈果夫提出的人选，也无不点头认可。倒是谢持力排众议，谢以为自然是“将共党遗风一扫而空”，这所选人选，必得是一贯反共的中坚，方能胜任。由是，谢持不辞辛劳，给陈果夫推荐了大量的人选，要陈果夫录用，并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堪当党务指导的重任。陈果夫不想谢持竟对这件事当起真来，于是认定谢“对中央用人尚有干涉迹象”，为予以回击，陈命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对谢持推荐的人选严加审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科一番侦查，辛苦一场，总算是没有白费，陈果夫洋洋得意地说：“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这样一来，谢持目瞪口呆了，他素来是扣别人红帽子扣习惯了的，想不到自己现在居然与共党之间也有了脱不了的干系，岂不是浑身长出嘴来，也难以说清了。好在陈果夫不算太为难人，对谢前辈尚能谅解体贴，知道他这只是一个问题严重的疏忽，也就不过分追究了，只是趁机把自己“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后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事后，陈果夫颇为得意地向人解释这次打击谢持的动机，谢持“认为唯独他是反共最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谢“十分觉得惭愧”。经此一击，西山会议派的主将们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再也不敢处处以反共前辈自居了。

“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

国民党三全大会后，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虽有一部分元老派为之附和捧场，但也遭到党内首席元老派胡汉民强有力的抵制。胡汉民是蒋介石与陈果夫共同策划的“以元老派攻元老派”的一张王牌，经蒋陈全力拉拢，于1928年秋来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并进一步在三全大会上形成了蒋胡合作体制。但是，蒋、陈拉拢胡汉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用他做挡箭牌来对付汪精卫，并不是要分权于他。如果胡汉民能识相，甘心当挂名不问事的“胡阿斗”，则蒋、胡都皆大欢喜了。哪里知道胡汉民的领袖欲与权力欲也是很强的，某种程度上并不比蒋逊色多少。胡汉民自任立法院院长后，不但企图以立法形式来限制蒋的权力，而且进一步与蒋开展争夺党权、军权的活动。尤其是党权，因三全大会上，党务大权已经明确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胡汉民硬要插上一脚，必然要与陈氏兄弟产生剧烈的矛盾。胡汉民公开说：“我一方面是尽忠职守，努力立法，同时对于党务政治，也尽力所及，设法改进。”为此，凡是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有什么会议，无论请与不请，他往往都要出席参加，并且大讲他的一套理论。他甚至通过组织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陈果夫建立起来的各省市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另派自己的亲信充实进去。

胡汉民的这个做法，无疑是在挖陈果夫的墙脚了，以陈的资历、声望、地位，当然都还不敢与胡汉民公开抗衡，但是，陈果夫有自己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陈果夫手中。于是，他叫这些特务们暗中对胡汉民系的亲信干部进行监视，对不肯服从蒋、陈指挥的人，则予以警告威胁，必要时则下以杀手，以儆效尤。胡汉民手下网罗的一些人，大都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哪里敢提着脑袋跟着胡汉民反蒋。于是，有点骨气的也许给胡汉民上一个辞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潇洒地走开了；没有骨气的，则甘心做了陈家党的帮凶，暗中为陈果夫工作了；也有一些人为了混一碗饭吃，不得已或左右逢源，两面讨好；或三缄其口，两面不得罪，这种人表面潇洒，其实终日像走钢丝一样，要在胡、蒋之间保持平衡，倒也颇为不易。

开始阶段，胡汉民与陈果夫还只是各自在暗中使绊子，双方挖对方的墙脚，尽量在表面上维持一种团结与尊重，以便不公开撕破脸皮；然而时间一长，积怨一深，双方就顾不得什么绅士风度与名流体面了，而是公开斗法，以蛮力进行对抗。1930年，蒋、冯、阎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蒋介石大部分时间要在河南前线指挥战事，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些重要会议与中央政治会议大都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但是，每次研究重大问题，需要作出或已经作出议案时，陈果夫或陈立夫就公开表示：“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这样一来，议案作出不作出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需要请示蒋介石，蒋如果不同意，这个议案也就到此为止，寿终正寝了。于是，胡汉民常常拍案而起，愤而离开会场。有一次，胡甚至以极其尖刻的语气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话说到这一步，尖刻尽管尖刻，但是书生不敌强权，古今同理。

更为可笑的是，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企图借一部约法实现当总统的野心，竟被蒋介石派了几个丘八将其扣押起来。立法院长主持制定法律，大概总要想到如何首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但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只因中国的立法院长说了几句他不怎么爱听的话，就把立法院长关了起来，这真是亘古未闻的笑话。不过，蒋的这个近乎恶作剧的举动，代价实在太大了。于是，蒋胡合作体制死亡，全国各地的反蒋派系再掀新的反蒋狂潮。1931年5月，所有汪派、胡派、桂系的领袖们都赶到广州，参加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非常会议，研究如何团结反蒋的问题。

陈果夫在南京得到广东将召开非常会议的消息，当即从南京中央党部里挑选了一部分精干、机警的工作人员，如干事梅嶙高、胡利锋、刘梅、翁平等人，自称是反蒋分子，因在南京中央党部不受重用，特地赶到广东参加非常会议。按照非常会议的规定，凡从南京中央党部离职，起了所谓瓦解国民党南京中央作用的，一律按原职酌量提升任用。这在广州非常会议发起者的本意，原是对南京中央党部的一种攻心战术，并且看到果然有一批中央党部的分子来投诚，自是非常高兴，不但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反而将他们安排到非常会议和四全大会筹备处工作。这些人以梅嶙高为首，在会议中间大搞情报活动，及时向陈果夫报告。梅嶙高等人竟在会议期间，邀请所有从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到广州参加反蒋运动的人叙餐，餐后竟来了一次恶作剧，请大家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字：“南京中央党部来粤工作同志摄影”。梅嶙高派人把这张照片送回南京交陈果夫，当作一件铁证，对所有离开南京中央党部到广州参加反蒋活动的分子，记录在案。宁粤合流后，这些人都被陈果夫下令拒之门外，长期失去工作。

广州非常会议后，宁粤对立虽已形成，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达到用武力解决

的地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与陈果夫请出南京的原西山会议派主将张继以及蔡元培、陈铭枢等人，到广州向汪精卫转达宁方关于和平结束“党争”的呼吁，并由张继通过广州的西山会议派主将邹鲁等人从中进行斡旋，终以“停战议和，共赴国难”的口号，得到宁粤双方的认同。于是，胡汉民被释放，宁方与粤方的代表人物及胡汉民等人共同抵沪，出席于1931年10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期间，陈果夫利用张继与邹鲁为宁粤双方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的有利因素，纵横捭阖，继续在宁方的幕后进行策划，打出“团结御侮”的旗帜，向粤方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并在暗中进一步分化瓦解粤方力量，重点是拉拢粤方的主将邹鲁等人，以元老派的资格为蒋介石说话，压低汪精卫的价码，同时化解胡汉民的怨愤情绪。

陈果夫的“攻关”活动很快产生明显的成效，“和平会议”期间，邹鲁的态度发生了九十度的大转变，针对一部分粤方代表仍然坚持蒋介石必须宣布下野的条件，邹鲁公开站出来为蒋讲话，他说：“如若要他（指蒋介石）完全下野，可说没有理由，因为既是团结合作，就不该再分彼此，否则你上台的时候我打倒你，我上台的时候你又来打倒我，循环往复，国与民均受其害。所以我认为主张蒋先生应该下野的，简直等于造成将来纷争的根源，而在外侮日增之情形下，不该有这种现象。”邹鲁不但是西山会议派的主脑，粤方中央执监委与广州政府内两个五人常委之一，而且他在广东各派势力中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邹鲁的态度给“和平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全国各界人民要求结束“党争”，一致抗日的压力下，也在西山会议派及许多爱国进步人士的一致推动下，蒋、汪、胡等实力派领袖不得不相互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宁粤双方达成协议：各自在所在地召开四全大会，决定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为160名，选举时以一、二、三届中委112人为基础，不足48人，由双方分别补选24名，互相承认。由于邹鲁等人的反对，会议对蒋介石的去留问题没作出最后决定。后来由于蒋、汪、胡在宁、沪、粤三地分别开过四全大会后，蒋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决计先退一步，才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四届中央由三届中央的80人，一下子扩充到160人（实际上增加到176人），这就使陈果夫的力量在中央全会中所占比例大幅度减少，包办党务一事，当然也就不好再坚持了。陈果夫策划，必须进一步笼络西山会议派的大将，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尤其是自上海“和平会议”后，陈果夫与西山会议派之间的矛盾开始缓和，而与国民党内的新派系政学系及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激烈起来。为了能够利用元老派特别是利用胡汉民与政学系之间的夙怨，陈果夫决定进一步拉拢西山会议派，通过西山会议派与胡汉民之间的关系，拉胡以制政学系。

首先被拉拢的是邹鲁，因邹与胡汉民关系密切，故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的高干们，对邹鲁十分尊敬。邹鲁亦不惜降格以求，对蒋、陈曲意逢迎，使邹与陈果夫的关系竟日益亲近，在许多问题上与CC系打成一片。为报答邹的依附与投靠，陈果夫推邹鲁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前后达十年之久。有一段时间，陈果夫曾有意运用CC系的力量推邹鲁出任教育部部长，邹初有允意，后因不愿放弃中山大学校长一职，教育部部长一职也就没有再去竞争了。但是，陈果夫一手控制的五全大会上，邹竟一跃而成为中央常委之一，六全大会上继续得陈援助而连选连任。邹亦始终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为CC系捧场。邹鲁长期研究国民党史，1954年在台去世后，身后留有《国民党史稿》、《国民党史略》等著述。

第二个被陈果夫看中的西山会议派元老是谢持。谢持是西山会议派中的长者，比林森还要年长四岁。其人不但长于组织，而且善于交际，对人也甚亲切，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干将。南京“11·22血案”后，谢持是蒋介石重点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分子，谢持恼怒之极，却又无处发泄，自此对蒋、陈是又恨又怕，在参加了北平的“扩大会议”后，谢持患手足麻痹症，长住上海治疗，反蒋的劲头有所减弱。后来虽然抱病参加了由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唱主角的上海大世界“四全大会”，但未闻多少对蒋介石与陈果夫不利的言行，这被陈果夫圈定为可以挽救者之类，先是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运用蒋派势力将其推为国民政府委员，继而指示上海的CC系三杰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等人，拉拢谢去南京，由陈果夫率CC系的一班大将尊之为元老，对国民党的党务移尊就教，态度颇诚。这使谢认为陈果夫并非是想象中的那种“党棍子”与投机政客，对陈果夫的种种怨恨亦开始化解。陈果夫则通过谢持进一步巩固CC系与邹鲁的关系，再由邹、谢等人一起拉住胡汉民，以胡的党国首席元老的霸气压迫政学系分子。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谢亦被陈果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1939年谢因病于成都去世。

第三个被陈果夫笼络的是居正。居正与林森、张继、谢持、邹鲁等五人同为西山会议派五大元老。五人中，邹鲁与居正是政治欲与权力欲最强的人，比较起来，邹还不及居。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与陈果夫对居正是极为警惕的。1929年底，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激化，蒋介石接受陈果夫的献策，为防止居正再次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蒋活动，竟先下手为强，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居诱骗到司令部扣押，后拘禁到南京“周必由巷”，宁粤“和平会议”时，始被释放，并成为宁、粤、沪各方所看重的人物。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居被推为中央九人常委之一，继被选为司法院副院长，成为西山会议派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元老派人物之一。1932年1月，居代理司法院长，同年5月正式出任院长一职，达16年之久。居正在南京任司法院长期间，陈果夫对其极尽笼络之能事，使居正一时受宠若惊，CC系分子也都趋之若鹜，恭奉之极。结果，居正与CC系的关系大为改善。不久以后，在居正的默许与奥援下，大批CC系蜂拥进入司法行政领域，司法界成为陈果夫控制的CC系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林森与张继都是被陈果夫看好的元老派人物。林森是在西山会议派的第二次分化中投奔蒋介石的，在宁粤和平会议期间，由粤方提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因林与胡、汪、蒋各方均没有利害冲突，结果成为三方所能接受的人物。从此，林做了毫无实权的摆样子的“元首”达12年之久，因与陈果夫素无冲突，CC系至少在表面上是尊重林森的。

张继被陈果夫等人拉拢归顺南京政府后，继续出任司法院副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等要职。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拟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经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推荐，张继竟出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终日奔走于西安、洛阳、北平古道上，一时竟身价大涨。张继有这样的老资格，而且其人特别好斗，自与陈果夫交好后，CC系的大将遵照陈果夫的指示，十分捧他，嗾使他以老资格骂政学系。张继亦甘心被陈果夫当枪使，有时甚至因表演过分而遭蒋的痛骂。1937年以后，张的政治影响渐微，转而长期兼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与中华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任职，1946年病故。

除西山会议派的五大元老外，其他西山会议派分子大都也在陈果夫的积极推动下，从南京政府手中分得了一定的权力，得到了高官厚禄。结果，原先反对CC系最力的西山会议派，竟在四全大会后，与CC系的关系最为亲近，有不少元老级人物竟然甘心为后辈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所用，这也说明了陈果夫笼络西山会议派元老们的手法，确有高明之处。

改组派：绝望树上的苦果

在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蒋介石的对手历来集中在三种政治力量上，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胡汉民的西南派，三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三派比较而言，又以汪精卫的改组派势力最雄厚，威胁最大，也最难缠。这是因为西山会议派就其整体力量来说，固然是党国元老荟萃之所，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有一定威胁，但就其个体来说，却缺少像胡汉民、汪精卫那样出类拔萃、能够领袖群伦的统帅人物。蒋、汪、胡三派之间的关系，犹如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三角恋爱”故事，如果说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剧中千娇百媚的两位女主角，蒋介石则是被胡、汪争相苦恋，以致有点宠坏了而专横霸道、感情不专的风流情郎，蒋恋汪，胡忍受不了“单相思”之苦，只得远走异域他乡；蒋恋胡，汪成为“弃妇”，只得向隅而泣，汪、胡争相向蒋献媚，蒋的身价不但越来越高，而且变得越来越精于玩弄感情的游戏，最后，当蒋认为汪、胡姿色都老了的时候，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都一脚蹬开，另找“新欢”了。

胡汉民是蒋介石的一个强硬对手，以他的资历来说，当一个国民党的领袖绰绰有余。胡汉民幼读经史，20岁即中清末举人，对国学造诣颇深，后与吴稚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与政法大学，对东洋法学亦颇有研究。1905年秋，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不久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在与保皇派喉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有上佳表现，靠的就是他的深厚的国学与法学根基。这以后胡逐渐引起孙中山的注意，并着意加以培养，先后负责同盟会南洋党务工作，出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非常大总统总参议、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代理大元帅职兼广东省长、南方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等。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处于中心权力圈内，被视为孙中山的第一个得意门生，也是最有优势的接班人。实际上，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前的种种迹象来看，他本来就是把胡汉民作为接班人来安排的。但是，胡汉民的书生气太足，他常常用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理解得十分简单，政治手腕可以说不及格。结果，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总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在争夺接班人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败下阵来，在暗杀左派领袖廖仲恺一案中，更是拙劣地做了幕后主使人，被国民党新进蒋介石赶到苏联去接受苏共的“再教育”。这以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始终只是扮演了一个“金字招牌”的角色，当蒋介石认为需要他时，就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出来，以抵挡其他反蒋派的进攻；当蒋介石认为不需要他时，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从南京赶走，甚至像对待凶犯一样，狠巴巴地把他关起来，取消他的一切人身自由。胡汉民始终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也许只有汪精卫才能够说是蒋介石的真正对手。汪的资历可与胡汉民比肩，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总部评议员之一，一度担任《民报》的主要撰稿人，著文抨击满清之专制，揭露立宪派之虚伪，文笔犀利，语言雄辩，顿享一片盛誉。此后，他随孙中山到东南亚开展革命活动，以其辩才与干练日益受到孙中山的器重。汪精卫是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其人胆略未可小觑，竟能在京城策划并实施谋炸清朝摄政王载沣的轰天大案，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囚诗，更是豪气干云，慷慨悲歌，气贯长虹，令万千革命党人与热血青年倾倒。辛亥革命后，汪被释放，在国人中几成革命先驱，政治声誉如日中天。这以后，汪精卫以这一段经历作为政治资本，在孙中山的提携下，先后出任广东教育会长、广东军政府顾问、一届中央执委等职，并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是起草和亲承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三要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新领袖，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的第一人。汪精卫风流倜傥，气度翩翩，在国民党人中有“美男子”之誉，加之其人才华横溢，口才过人，著文演说，万人不及。但是，汪的政治气节太少，政客气息太浓，完全是个政治市侩型的人物。每当在大局危难之际，汪精卫不是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就是临阵脱逃、一走了之。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汪更是变得反复无常，出尔反尔，首鼠两端，自毁形象，全无政治家的良知、风度和气节，为正直人士所不齿。结果，他在蒋介石的强权与实力政策下，始终只是在“小媳妇”与“弃妇”这两个角色之间奔来奔去，充当了一个政治上的跳梁小丑，从一个令国人景仰的反清志士，堕落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卖国巨奸。

从1925年蒋、汪开始合作，到1938年蒋、汪彻底分裂，其间又是几分几合，几上几下，一时难以尽述，但汪始终是蒋的一个主要对手。汪不甘心于做第二人，而蒋只肯做第一人，蒋、汪斗来斗去，汪总是败北。究其原因，蒋不但有军事实力作其坚强后盾，而且他的政治手腕也是汪无可比拟的。除此以外，蒋把陈果夫安插在党务系统，替他把持这一要津，而陈果夫的权变手腕，并不在汪精卫之下，这也是蒋介石能屡战屡胜的制胜之道。

汪精卫争当第一人，这不但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对陈果夫来说，也是一个威胁，因为汪精卫有他自己的亲信圈子与党务班底。汪的改组派阵营本是陈果夫的死对头，汪上台，无疑也是陈果夫下台的开始。因此，在蒋、汪之战中，陈果夫更用生死攸关的心情带领“特别能战斗”的陈家党，屡屡把汪系的改组派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陈果夫是改组派的克星。

改组派创建于1928年，鼎盛于1929年，没落于1930年。改组派奉汪精卫为领袖，但是，创建改组派的并不是汪精卫，而是汪手下的大将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由于二届四中全会在蒋介石与陈果夫的严密控制下，汪派的人全部摒弃不用，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被吴稚晖等一帮人骂为是“准共产党”，要对广州暴动负责等等。结果，汪精卫与甘乃光黯然溜到海外，陈公博、顾孟余销声匿迹，住进上海租界。只剩下一个朱霁青，一个王乐平，勉强被安置在新设立的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里坐冷板凳。因为陈果夫特地在他起草的《整理各地党务案》中规定，党务整理期间“停止民众运动”，这样朱和王也成了一个摆设。

陈果夫在全党推行“党务整理案”的过程中，通过“总登记”、“总考查”活动，进一步对汪系分子进行压迫，汪派大将陈公博因为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以后，甚至连国民党党籍都保不住了，接着在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中，又把顾孟余等汪派其他大将排斥在三全大会之外。先是在二届四中全会上被彻底剥夺党权，继而又被拒绝进行党员登记，最后更被剥夺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陈果夫的这三板斧等于把汪派分子所有的希望与寄托都彻底铲除了，陈公博与顾孟余等人彻底绝望，也是彻底地被逼反了。反对蒋介石，同时也是反对陈果夫包办党务的一场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发动起来了。

在汪精卫手下，陈公博以野心家著称，顾孟余以阴谋家著称。汪精卫虽然走了，但陈、顾两人都是被视为有办法的领袖人物而受到汪派势力的一致拥戴。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公博的确也算得上是个人物。陈的出名之处，就在于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名正式代表，一年多以后，因反对中共第一次的国共合作政策，而受到严厉批评与留党察看的处分，陈公博一气之下脱党到美国读书去了。陈公博早年即为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后与谭平山在广州创办《群报》，颇以极善笔耕而享誉南粤。陈素以善变与走极端著称，以陈公博这个当年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于1925年后竟然当起了国民党，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知他后来的当卖国巨奸，也不是没有前因的。但是，陈公博的名气加才气使他能在加入国民党后，即步步高升，不断出任要职，先后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湖北财政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等。陈公博一向自视颇高，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蒋介石的流氓军阀作风，陈果夫的那种奸诈的商人手腕，都使他有点不太看得起。陈多年处于国民党峰层，自认为当一名国民党一号人物汪精卫的首席，已属勉强，现在竟被蒋、陈之流一巴掌打下沟底，这口恶气如何能咽得下去，陈公博要闹事是可以想见的。

顾孟余也不是个等闲人物，至少在国民党内是赫赫有名的。顾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经济学主讲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广东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在知识界是大大的有名。以后又先后出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要职。顾孟余长于筹划，精于计谋，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首席智囊与高级谋士。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顾的言论往往代表与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与要求，故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戴的一面旗帜。

陈公博与顾孟余等人于二届四中全会以后，终日在上海法租界踯躅思考。陈公博如是想，这几年来自己为什么能得意呢?还不是因为总理孙中山先生能够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不拘一格降人材，容纳各党各派的精英人物进入国民党组织，自己才能够一展抱负，大展宏图。可是现在自己为什么又失意倒霉了呢?还不是因为蒋介石、陈果夫之流背叛孙中山手定的改组精神，搞什么《整理各地党务案》，不让我们进行党员登记，剥夺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这样一想，陈公博突于灵光一闪之中，喊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口号!于是，陈公博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也找到了自己的旗帜，他更深入一步地推测：自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来，得意的绝不只是自己；自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失意的也绝不只是自己，所有既不愿与共产党同道，又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不满的社会力量，都将在“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成为一股由自己统帅的反蒋大军，可以在自己的指挥下再创辉煌。

于是，陈公博先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次则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再次又办了一个杂志，名为《革命评论》，最后又办了一所“大陆大学”。这“四个一”都是集中宣传他的关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理论纲领与方式方法。当时的陈公博，手中既无党权，也无政权，更无军权，失意潦倒，一文不名，穷得只剩下一肚皮的“道德文章”与“革命理论”，所幸的是陈公博过去搞过共产党，当过大学教授，又是长期追随所谓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高足，大浪淘沙，披沙拣金，肚皮里剩下的货色全都是一些革命的理论与左派的词句。于是，他就在《革命评论》杂志上，毫不吝啬地把革命的词句用了一筐又一筐。陈公博的确是一个大手笔，他不办则已，办则一鸣惊人，他的“改组国民党”的思想与理论一出笼，立刻在一大批沉闷失意、彷徨踯躅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惊涛巨浪。据说，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茶楼、酒肆、饭馆、公园等处，每每有成群的青年围坐在一起，一边大声读着《革命评论》，一边高谈党事，接着是大骂腐朽的党政当局，群情振奋，眉飞色舞，恰如久旱得霖雨一般，一泄郁闷，痛快淋漓。每个人都像是找到了革命的方向，找到了革命的目标，找到了革命的道路一样。大家又都自封为“革命评论派”，或是“改组派”。每个读者都可以想见，这样的革命景象是何等的感人!

陈公博的《革命评论》之后，又有顾孟余的《前进》杂志诞生，影响虽不及《革命评论》，但附和的多半是一些上层的失意政客与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其对国民党上层的潜在影响颇大。

《革命评论》与《前进》杂志催生了改组派，于是在“改组国民党”的一片呼声与巨潮中，受二届四中全会打击的汪派中央委员们开始集中到上海，于1928年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教父：改组派的克星

改组派设中央总部于上海，以汪派的二届中央执委为领导机构，他们是二届中央执委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二届中央监委潘云超、郭春涛；二届中央候补执委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王法勤、潘云超任总务部正副部长；王乐平、朱霁青任组织部正副部长；顾孟余、陈公博任宣传部正副部长，总负责人为陈公博。改组派成立时，汪精卫在海外并不知道，但大家一致奉汪为领袖，顾孟余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是给汪精卫抬轿子的，他也一定赞成。”

改组派成立后，办刊物，办学校，进行舆论宣传，培训干部人才，策划军事行动，以及利用国民党的原有组织系统，成立改组派的地方各级组织，等等。一时竟声势浩大，发展迅速。至1929年上半年，改组派就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了支部，并在法、日、越、新、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外支部。极盛时期，会员有万人以上。就是在蒋介石脚下的南京一地，就建立了近70个小组，发展会员500余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事学校也有数10个小组，发展会员近70人，陈果夫严密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竟也建立了几个小组，发展会员近40人。几乎凡有国民党党部的地方，都建立了改组派的支部或分部，可见改组派势力之大，俨然是第二个国民党了。

改组派的兴起，使汪派势力形成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尤其是改组派裹挟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失意官僚政客加入他们的队伍，气势汹汹，顿使蒋介石与陈果夫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改组派暗中策动军事反蒋活动，使蒋深感头痛和忧虑。于是，蒋介石严令陈果夫，对改组派进行严厉镇压。

陈果夫受命讨伐改组派，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

一是“割舌封喉”。改组派是靠蛊惑人心的理论宣传起家的，陈果夫就来个“割舌封喉”，首先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反动报刊的罪名查封《革命评论》与《前进》两个杂志，当时这两个杂志企图顽强挣扎，查封之后，改头换面再出，但陈果夫严令再出再禁，几次下来，陈公博与顾孟余抵挡不住，只好停刊了。其次，陈果夫命令对附和改组派理论攻击蒋系国民党中央的一切理论刊物，统统查禁。据统计，仅1929年7月份，遭到查禁的改组派报刊就有66种之多，比较著名的就有《夹攻》、《灯塔》等24种刊物。在陈果夫的高压下，改组派的报刊大部分都只好停刊，虽有极少数经改头换面得以生存下来，如《民意》改名《民主》，《中华晚报》易名《革命晚报》，但内容已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改组派的理论摇唇鼓舌了。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割舌封喉”运动，改组派失去舆论阵地，声势大减，阵脚大乱，攻势逐渐瓦解。

查禁改组派的报刊之后，陈果夫进一步布置如何对改组派的理论进行反宣传的问题。陈果夫对改组派的理论权威与旗手陈公博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陈公博本人出身于共产党，他“所持的中心理论，是农工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的蓝本，不过稍变易其表面渲染的方法而已”。于是，陈果夫对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人物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改组派是“由共产党改组出来的反革命小集团”；“构成改组派的分子，尽是些脏秽的垃圾桶里人物：如陈公博、郭春涛、顾孟余一班人是无耻的官僚政客；柏文蔚、张发奎是有名的军阀；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等是有名的无赖；陈树人、许德珩、施存统是一班无行的文氓；萧淑宇等是一班惯于变节卖友的青年。”定性之后，陈果夫指令国民党宣传机构大量印发各种文告、小册子，对改组派进行反宣传，并大肆宣传陈果夫总结的改组派的三大罪恶：（1）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另组派别，破坏党的统一，分化革命势力”。（2）“因袭共党理论，分化阶级，鼓吹斗争，诱惑青年，欺骗民众”。（3）“师法共党故伎，挑拨离间”，“煽动反动军人叛变，蓄谋篡窃”。陈果夫的这一套，虽然多系造谣中伤，人身攻击，但对一些不明事实、是非不清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来说，也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

同时，陈果夫还请出以善于“骂街”著称的国民党元老人物吴稚晖赤膊上阵，与改组派进行对骂。吴本人为清末举人，曾经三考进士未中，但其旧学根底很深，对桐城派古文笔法，尤有造诣，过去常在革命会党的报纸《苏报》上发表言论，鼓吹革命；以后又与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在抨击满清王朝的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吴稚晖为蒋介石的辩士与反共的重要谋略人物，颇善笔战，尤喜对骂，常有出人意料的乖张之举，谩骂对手时，言语不多，但能抓住对方痛处，入木三分地进行形象化刻画。比如，吴稚晖攻击改组派时，总结了这伙人的形象为“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寥寥九个字，倒也字字千钧，一语点破改组派的要害，不过这也生动地刻画了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情景。由此，“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竟在当时的政坛上不胫而走，享誉民国。

为了搞乱改组派的理论阵脚，陈果夫甚至还授意中统特务发行假的改组派刊物，鱼目混珠地进行破坏。改组派的重要喉舌《中华晚报》，屡禁屡出，十分顽强，在上海很是吸引了一些读者。陈果夫一看硬的不能奏效，就来一手假的，趁机叫特务出版了一些假的《中华晚报》，拼凑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改组派理论，进行宣传，颇叫人看了作呕。改组派经此一击，支持不住，只好被迫将《中华晚报》改头换面，以《革命晚报》为名再作困兽之斗，不过，其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二是取缔封禁与搜捕通缉。陈果夫一击得手，绝不让改组派有喘息之机，接着便是指挥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对改组派的领导机关与组织机构进行强力镇压。改组派的许多机关均隐藏在上海公共租界，陈果夫就指示上海警察机关会同上海市党部暗中打通公共租界这个关节，由公共租界捕房派出捕快，取缔改组派设置在公共租界的组织。改组派的干部养成所、在汪派中有“革命大学”、“黄埔第二”之誉的大陆大学，设在公共租界戈登路139号，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压力下，先是两次派出巡捕闯进该校进行搜查，抄去油印机、宣传品等物件，接着按陈果夫的要求，贴上一个“共党罪证”的标签，给大陆大学的头上戴上一顶“共党机关”的红帽子加以查封。大陆大学的校长原为陈公博，1929年1月陈赴欧后由王乐平代理，王乐平对公共租界捕房的无理封禁极为愤慨，为此向社会公布真相，并上诉上海临时法院刑事上诉庭，申述该校与“共党机关”无涉，请求法院“将原判废弃”。但是，陈果夫指示上海市党部暗中向上海临时法院刑事上诉庭的律师均个别施加压力，威胁他们不得接收此案，结果，王乐平的申诉，竟无人敢于受理。随后，陈果夫又指令上海军政机关将设在上海环龙路环龙里的改组派总部侦查封禁。

取缔封禁机关之后便是搜捕改组派核心分子与高级干部。陈果夫首先开列了一张黑名单，几乎所有的改组派上层领袖都榜上有名。计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等十人，由蒋介石在1929年10月3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39次常委会议上提出，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的罪名作出决议，进行通缉。又在11月28日第52次中常会上进一步作出决议，对上述十人中的九人开除党籍（陈公博已在此前被永远开除出党），12月19日的第58次中常会再把改组派的总后台与精神支柱汪精卫揪了出来，罪名是“设立小组织，欺骗无知青年”，“主持逆谋”，联合军阀，“颠覆党国”等，由此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可是，比起下列这些改组派骨干分子的命运来说，上列改组派的十大领袖的遭遇算是幸运的了。陈果夫指示军警、特务一齐出动，对全国各地改组派的一些核心成员与头面人物，大肆搜捕。结果，南京市改组派分部书记罗方中，委员朱伦、林凡野，中央军事学校大队长罗子实，中央政治学校改组派分部书记窦培恩，江苏省改组派卢印泉，上海市党部的改组派分子邢琬，北平市改组派负责人谷正鼎等数十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统统遭到逮捕。为了能捕捉到这些黑名单上的党国大逆，陈果夫指示不惜采用盯梢、绑票等最原始的镇压手段，以绝后患。

然而，比起王乐平来，他们又都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在陈果夫指挥军警力量对改组派进行残酷镇压的过程中，改组派始终进行着顽强的抵抗。陈果夫经过缜密分析，认为要彻底打垮改组派并不难，关键是要铲除改组派在国内的总头目。所谓蛇无头不行，改组派亦然!陈果夫派人经过一番了解，弄清了汪精卫虽然有改组派领袖之尊，陈公博虽然有改组派旗手之称，顾孟余虽然有改组派师爷之誉，但他们都不是改组派的核心人物，改组派的真正核心是王乐平。

王乐平是山东五莲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组织山东的革命会党活动，策划山东讨袁军事斗争，主持山东国民党党务方面，均有建树。王为人勇敢、机敏、精干、果断，改组派成立后，王乐平被推举为中央总部的组织部部长，也是改组派高层一致看好他的组织才干与决断精神。王以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地支部的活动，而组织之外的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筹措工作，也都归他作最后的决断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的“总书记”。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活动，诸如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何健等人派的驻沪代表，都由王乐平接头联系与策动，总部的活动经费，也都由这些人通过王乐平转交捐送给改组派。自陈公博出国后，王乐平更成为改组派的实际负责人。陈果夫掌握了这些重要情况后，就指令他的堂弟陈希曾带领一批特务赶到上海，由陈希曾预先派出大批特务每日对法租界迈尔西爱路314号的改组派上海中央总部办事处进行侦察。1930年2月18日，陈希曾派出七名特务冲上楼去，用乱枪扫射，王乐平当场被打死。从此，改组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些人虽然还想干，但是苦于没有能力；一些人虽然有能力，但是苦于没有胆量；更多的人则被陈果夫通缉或逮捕，改组派处于风声鹤唳之中。

三是釜底抽薪与分化瓦解。陈果夫对改组派是剿抚并施，择其能够为己所用者，许以高官厚禄，大加笼络，招至麾下服务，山西省改组派头子苗培成、姚大海，甘肃省改组派头子田昆山，南京改组派重要成员邵华、卓衡之等人，就是被陈果夫相继用这种方法拉拢过来的。结果，这些改组派将他们所掌握的改组派机密统统交出，以邀功请赏，然后他们以同类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邵华与卓衡之因告密有功，被陈果夫派到安徽省党部当执行委员，其他改组派分子也都得到重用，苗培成被陈果夫推为四届中央候补执委、五届中央执委，田昆山被陈果夫推为五届中央执委。

1932年初，汪派成员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导致宁粤合流的机会，全部跻身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新体制。汪精卫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等。至于这些机关中大大小小的秘书、司长、处长、科长、参事等，无不被改组派分子占据。为了摆平与汪派的关系，历来由陈果夫严密掌握的中央组织部也不得不向汪精卫让开一个缺，以便让一些改组派分子打入。于是，中央组织部改为中央组织委员会，由陈果夫推荐陈立夫为主任委员，由汪精卫推荐特别能闹事纠缠的改组派大将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于科内增设一个训练科，由谷正纲指定改组派骨干沈苑明为科长，改组派分子黄永华、王松华、潘涯、刘巨全任干事、助理干事等职。同时，汪精卫与谷正纲还向一些由陈果夫严密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派遣了一些改组派分子。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陈果夫适时应变，决定改变过去一味打击镇压的做法，而是用同化、软化、釜底抽薪的方法，改剿为抚，继续与改组派进行新形势下的斗争，特别是对钻入陈果夫与陈立夫身边的改组派大将谷正纲，处处礼贤下士，给予尊重体贴，从各方面给予笼络关怀。结果，没有用多长时间，谷正纲的屁股就已经坐到CC系的板凳上，开始为陈果夫说话办事谋利益了。其实，谷正纲投靠改组派，为的也就是个“官”字，现在陈果夫手中的官帽比改组派要多得多，在谷正纲看来，只要有官做，跟蒋跟汪，本是无可无不可的。谷正纲转向，又把老三谷正鼎一起拉进CC系阵营，二谷从此成为陈果夫手下的两员虎将，为CC系开疆拓土，立下不朽功勋。陈果夫在拉拢改组派上层领袖的同时，则密令各省市党部组织对汪派进入地方党部的势力进行无情打击，以便彻底铲除这些余孽。在青天白日团与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成立以后，改组派在中央与地方各级党部的势力，更是受到严厉摧残，终日在CC军团的监视与压制下苟延残喘，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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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陈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