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蒋彝是20世纪在西方英语世界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之一，是一位曾经在西方有着极大影响的华人作家和艺术家。他旅居海外近半个世纪，足迹遍及欧美，一生撰写并出版了28部著作，其中英文著作25部，包括13部英文游记（合称为《哑行者丛书》），7部英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介绍中国绘画和书法的著作《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等。[1]蒋彝作为一位致力于中国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并且在英文游记文本写作上开创了独特风格的海外华人作家，无论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还是其独特的文本形式，或是他作为“飞散”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写作历程，[2]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研究空间和珍贵的研究价值。本书基于以下两种认识对蒋彝展开研究：

一、蒋彝作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他的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英文著作在海外的出版发行是一种借助于纸媒的大众文化传播，而他旅居海外数十年织就的人际关系网则是他进行人际传播的途径和媒介，因此，蒋彝作品以及他的人际关系网络都是本书考察研究的对象。蒋彝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使者”的地位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一致认定，刘知秋（音，Esther Liu）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绘画文学——蒋彝游记研究》中说：“称蒋彝为一个从中国到西方的自愿的文化使者一点都不为过。”[3]罗纳德·詹诺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遭遇蒋彝：一个西方局内人对东方局外人游记的阅读反馈》中也指出：“蒋彝的游记跨越了两大文明——英国（或西方）以及中国文明，使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面对面。”[4]美国萨福克大学郑达教授的一系列蒋彝研究论文则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旅行的主题，关注到了蒋彝在其作品中所显示出的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和作用。[5]郑达用中文发表的关于蒋彝的文章标题即为“中国文化的使者”，[6]这也进一步肯定了蒋彝作品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及传播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作为一位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蒋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的“世界上，人类种族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区别”的理念，他在英文游记文本写作上开创的独特风格，在大量作品中所构成的文本形式，或是他作为“飞散”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写作历程，尤其是他以广泛人际交往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活动，都将对今天深入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提供有益启迪。

二、以后殖民文化批评中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为研究视角，将蒋彝视为“被翻译的人”，将其作品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翻译文本，对其文本外部环境和文本内部空间进行分析研究。

文化翻译是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概念。对文化翻译的研究及其概念界定是一个开放的并希望研究者不断参与更新的领域。从字面上理解，文化翻译是文化与翻译结合在一起以后构成的新词，文化翻译研究可以直接理解为把文化因素融合进翻译研究，或者用翻译的视角来研究异质文化交流问题。文化与翻译被放在一起加以考察，是伴随着学界在20世纪末的两大转向而发生的。其中一大转向是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语言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文化转向，因此也促进了翻译研究扩大了其边界而延伸到文化领域。“到了20世纪后期，当尤金·奈达提出了交际理论、强调了原文与译文的不同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在某些领域上实际上已经部分地与文化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7]这时，翻译的单位不再是文字、句子、段落或篇章，或文本，而是构成文本的整个语言和文化。另一大转向是指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当翻译理论被重新想象时，虽然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但也使得其他学科开始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翻译的概念。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使用翻译的隐喻概念来描述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跨越现象。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兴起，文化研究学者们“注意到语言问题、翻译问题，并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8]谢天振教授在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一文中，对这两大转向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像埃文佐哈尔、德里达、福柯、埃科、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詹姆斯·霍尔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费尔、劳伦斯·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也从各自的立场纷纷强调，“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他们都跳出了原先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传统翻译研究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交际、比较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以上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9]

西方学界也意识到了这两大转向的发生。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费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一书中单列一章，标题即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而在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费尔合编的另一本书《构建文化：文化翻译》（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中，又将对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研究单列一章，标题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指出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些共同点，如翻译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同文化影响到构建文本的方式等。[10]

虽然文化研究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都各自向对方迈进了一大步，以至于触及了对方的边缘，但“文化翻译”作为一个新近较为频繁出现的术语，在中西学术界的运用和阐释却不尽相同。

“文化翻译”在中国国内学术界的使用主要是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含义上，即把翻译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文化研究的边缘。2005年《外语教学》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文化翻译的困惑”一文，对国内有关“文化翻译”的解释作了简单的归纳：

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

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的文（target 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11]

又如：

目前，探讨文化与翻译的文章为数不少，探讨的层面也在逐步深入。然而，许多研究均是从翻译的结果或翻译的具体方法上来探讨文化与翻译这一论题的，从而出现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与异化或洋化，具体方法是直译法、意译法、对应法、加注法、增译法等。[12]

对上述文化翻译概念释义进行梳理可见，以上这些对“文化翻译”的认识是从传统的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跨越，也就是所谓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而国内论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论文和专著则主要有：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13]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14]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等。[15]他们都注意到了西方学界从文化研究领域向翻译研究领域的延伸，对“文化翻译”概念在翻译研究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不同认识作了区分。但是，对于“文化翻译”概念在文化批评领域如何被阐释却没有作进一步分析，对于如何将文化批评领域中的“文化翻译”视角运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也鲜有尝试。美国华裔学者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是一部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专著，但仍属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6]

在西方学界，文化翻译这一术语更多地被文化研究者尤其是被后殖民文化批评领域和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使用。[17]或者说，是文化研究借用了“翻译”的隐喻意义来说明异质文化间交汇时出现的问题。“翻译”的概念在这些领域中不仅仅被用来表示语言学范畴内的文字转换，而且还常常被用来解释许多非书面语的、各种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转换，并被用来描述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在此含义上，文化翻译被作为一种评价跨文化现象的角度，研究的是文化的跨民族性。在文化翻译概念的使用和研究中，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斯多特·霍尔（Stuart Hall）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他们在文化分析中运用了翻译的概念来强调民族文化性格的建构性。斯多特·霍尔主要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使用文化翻译的概念，而霍米·巴巴则是在后殖民文化批评领域。本书在研究蒋彝作品时所使用的文化翻译概念和文化翻译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的相关论述。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概念不是派生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而是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翻译概念的阐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沃尔特·本雅明在题为《翻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文章中，[18]对传统的翻译概念作了突破性的注解。沃尔特·本雅明在使用翻译这个概念时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译作”与“原作”的二元论，他用圆的切线来比喻翻译，认为翻译就像圆的切线，只在一个点上与圆相接触，其余部分完全按照自己的轨迹行进。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无论是原文的语言还是译本的语言，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持续性，它们没有基本的性质，而是在时间和空间里不断发生转换的。霍米·巴巴在接受J.T.米歇尔关于文化翻译主题的采访时说：“本雅明描述的翻译状态……使我思考微妙的暂时时刻。在辩证思考和补充或有空隙的限制性的过程中开放出超越辩证矛盾的趋向——我把这称为第三空间（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19]

沃尔特·本雅明关于翻译的突破性注解启发霍米·巴巴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并将其文化翻译观建立在对“第三空间”特性的描述上。霍米·巴巴在其文化批评著作《文化的定位》关于“第三空间”的理论阐发中，运用并解释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他指出：文化翻译是用来表述多元文化特性的术语，文化翻译往往是在“第三空间”中发生的。霍米·巴巴在阐明第三空间的特性时说，这个空间是杂合空间，是颠覆性的、越界性的。在杂合性的第三空间里，所有的二元对立都不再生效。霍米·巴巴不再谈论陈旧的二元对立，而是认为协商或者翻译是转换世界的唯一可能。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序言中评论当代艺术作品时指出：“文化的边界需要遭遇新奇，而这种新奇不是过去和当今延续体中的一部分，它是文化翻译的叛逆行为……这种艺术更新了过去，在一个暂时的中间状态重新塑造，改变并干涉了当今的表现。”[20]根据霍米·巴巴关于“第三空间”和文化翻译的论述，可以认为，文化翻译发生的空间是多元文化交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文化得以转换，并产生出新的意义，这种新意义对原来没有进入空间时的权威是一种颠覆。本书所使用的“文化翻译”概念和批评视角属于两大转向中的“文化批评的翻译转向”，即借用“翻译”的隐喻意义来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空间和民族身份的建构等问题，在关于蒋彝作品的研究中将涉及霍米·巴巴、沃尔特·本雅明的有关论述，以及作为后殖民批评理论基础的后结构主义“互文”理论。

在霍米·巴巴看来，萨尔曼·拉什迪的文学文本《撒旦诗篇》是最明显的文化翻译的例子。因为这种写作是跨民族的写作，作者的文化背景、使用的语言和表述的内容都具有跨民族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的后殖民文学、飞散文学等，同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一样，都属于跨民族写作，因此也都可以被视为文化翻译文本。蒋彝作为漂泊海外将近半个世纪的华人，在他用英文书写的文本中包含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相互转换，同样也是华裔飞散作家跨民族写作的典范文本。因此，本书将在此概念上将蒋彝作品看作文化翻译文本，来研究这种文化翻译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现象，其文本的外部语境和内部空间特征，从而尝试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蒋彝文化翻译文本是在什么外部环境下产生的；其二，蒋彝文化翻译文本的“原作”在哪里；其三，蒋彝文化翻译文本是如何在文本内部实现文化翻译的。

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均关注蒋彝文化翻译文本的外部环境，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作品在海内外的影响。第一章内容是蒋彝生平概述及其作品的海内外影响。蒋彝一生的写作及其在西方确立的艺术家身份，都与他的生平经历和人脉关系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在进入对蒋彝作品的研究之前，先对他在海外的经历作一综述。蒋彝其人及作品在海内外的影响也是跌宕起伏，经历了从炙手可热到几乎无人问津，再到逐渐升温回暖的过程，其背后的语境除了他个人经历的变迁，更是整个时代的变迁，折射出中国文化和文人在西方世界遭遇的冷暖，以及中国文化界对民间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第二章对蒋彝人际传播所基于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梳理和考察。如果说蒋彝的哑行者系列游记以及他的《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等著作在西方英语世界的出版是一种借助于大众传媒而进行的公共传播行为，那么蒋彝与欧美国家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人士的人际交往，并在交往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的行为，则属于人际传播范畴。蒋彝在西方的人际关系网为他开展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蒋彝虽然以“哑”自称，但广交朋友却是他的显著特点和优势，他从中国移居英国，又从英国移居美国的过程中，结交了无数朋友。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蒋彝不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也凭借自己广泛而相对高端的朋友圈，促成了他系列英文著作的出版，以人际传播和公共传播相结合的形式，更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

本书第三章关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从蒋彝成为“被翻译的人”的经历出发，将蒋彝跨越文化地理空间的生存环境作为其文本的语境，来考察跨文化语境的“翻译性”与蒋彝文本写作翻译性的关系，揭示文化翻译文本是在什么外部环境下产生的。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用“翻译”来表示人类迁移的过程和状态。[21]他指出，“跨民族的行为本身就是具有翻译性的”[22]。后殖民文学家萨尔曼·拉什迪在其著作《想象的家园》中也说：“我们是被翻译的人”，[23]显然，萨尔曼·拉什迪在语源上拓展了“翻译”这个词，用翻译的延伸含义来描述人类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状态。因为萨尔曼·拉什迪自己就是个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人，他从印度到巴基斯坦，再到英国，因此他被“翻译”了。萨尔曼·拉什迪说的“我们”，是指当今被称为后殖民作家或飞散作家的人，当然也包括蒋彝。这些作家离开了自己的根文化而进入了另一种文化，经历着类似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过程，或称翻译，是他们这些作家的生存状态。“我翻译，故我在”，[24]正如本雅明和德里达所说，翻译是“存活”的方式。[25]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考察蒋彝旅居海外半个世纪所创作的作品，也是因为蒋彝是个“被翻译的人”，“翻译”是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

本书第四、第五章关注文本本身，包括文本与文本的关系及文本内部，聚焦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第四章在对文化翻译文本的“原作”概念进行定位的基础上，借鉴后结构主义关于互文理论的新发现，研究蒋彝作品作为文化翻译文本与其“原作”的关系，考察文化翻译文本的“原作”在哪里。根据沃尔特·本雅明用圆的切线来描述翻译状况的理论，翻译就像圆的切线，只在一个点上与圆相接触，其余部分完全按照自己的轨迹行进。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无论是原文的语言还是译本的语言，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持续性，它们没有基本的性质，而是在时间和空间里不断发生转换的。那么，作为文化翻译的文本，其“原作”的概念也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某一部文字文本。“原作”可以是诗歌、传说、习俗和景观等的汇集。蒋彝游记文本的“原作”主要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汇集而成的“家园”。第五章着重分析研究蒋彝文本内部空间的特性，即考察文本所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以霍米·巴巴关于“第三空间”特性的论述为研究视角，考察蒋彝如何在文本内部通过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来避开不同文化的二元冲突，并如何在他的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杂合空间”中，通过颠覆性和越界性的书写手法来实现文化翻译的“叛逆”和“创新”的，从而尝试回答文化翻译文本是如何在文本内部实现文化翻译的问题。

蒋彝一生创作的25部英文作品中，游记作品占了半数，有13部之多，而且蒋彝的游记作品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本书研究的主要文本对象是蒋彝的游记文本。此外，由于蒋彝的两部文化翻译专著《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以及蒋彝的自传体作品《儿时琐忆》都在文本形式和叙述手法上与蒋彝的游记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并且文本中文化翻译的特征极为突出，因此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注释：

[1]　本书所引用的蒋彝作品、关于蒋彝作品的评论以及刘知秋（音）和罗纳德·詹诺夫的学位论文，除《重访中国》以及《湖区画记》（中文版）部分内容之外，均由本书作者翻译。

[2]　“飞散”是英文“diaspora”的翻译，国内其他译法还有“离散”或“流散”，指的是一种跨越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飞散作家”常用来指称有移民经历的作家。详见：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J］.中国比较文学，2005（3）。

[3]　Esther Tzu-Chiu Liu.Literature as Painting—A Study of the Travel Books of Chiang Yee［D］.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1976：127.

[4]　Ronald W.Janoff.Encountering Chiang Yee：A Western Insider Reading Response to Eastern Outsider Travel Writing［D］.The Steinhardt School of Education，New York University，2002：2.

[5]　Dazheng.Home Construction：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Landscape［J］.The Journeys，1：1-2（2000）：59—85.

Dazheng.Chinese Painting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Chiang Yee's Travel Writing during the Cold War Era［J］.Prospects，26（2001）：477—540.

Dazheng.The silent traveller in the lake district［J］.Mosaic：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2003（23）：161.

Dazheng.Writing of Home and Home of Writing：Chinese American Diaspora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J］.2003，1（4）：488—505.

Dazheng.The Traveling of Art and the Art of traveling：Chiang Yee's Painting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04，37.

[6]　郑达.中国文化的使者：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J］.美国研究，2003（1）.

[7] [8]　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J］.中国比较文学，2006（3）：5.

[9]　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J］.中国比较文学，2006（3）：2.

[10]　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

[11]　蔡平.“文化翻译”的困惑［J］.外语教学，2005（6）.

[12]　张保红.译者与文化翻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13]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　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J］.中国比较文学，2006（3）.

[15]　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J］.中国比较文学，2005（3）.

[16]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7]　阿萨德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一书考察了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领域对文化翻译的各种阐释。参见：Muhammad Asad.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8]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ranslator［C］//in Hannah Arendt ed.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M］.New York：Schocken，1969：69—82.

[19]　W.J.T.Mitchell.interview with cultural theorist Homi Bhabha［J］.Artforum，1995，33（7）：80—84.

[20]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7.

[21]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228.

[22]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173.

[23]　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London：Granta Books，1991：16.

[24]　Jhumpa Lahiri.My Intimate Alien［M］.2000：120.

[25]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ranslator［C］//in Hannah Arendted.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M］.New York：Schocken 1969：6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