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董乃斌

周兴泰是我在上海大学所带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一位，2007年入学，2010年毕业。他们入学不久，正好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获批。当我把这个课题的设想和要求向他们做了讲解之后，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结合自身研究计划的思考，以后每次讲课和讨论都成了一次相关问题的愉快交流。很快到了他们准备开题和写作博士论文的阶段。本着参与科研实践以“出成果，出人才”的理念和经验，也征得他们各位的同意，我建议，他们各人既按原计划写论文，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所得，又可尝试与我所主持课题的中心题旨相结合相呼应，将来论文的一部分可以进入项目最终成果。这样，大家的努力就可以多方开花，多结果实，取得科研上的小小丰收。

我们团队还包括几位中青年教师，大家兴致很高，而且因为各人研究方向不同，也就自然有了分工，课题成果的结构框架乃至雏形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兴泰对汉魏辞赋本有兴趣，硕士阶段曾对此做过一番摸索，博士论文则拟以唐赋为研究对象。我觉得很好，一来研究拓展到新领域但不离基础，二来从叙事视角阐述赋体文学的特色和成就，在文学史研究中相对薄弱，驰骋的空间比较开阔。我相信，兴泰及诸位博士论文的精彩内容不但可以纳入我们的课题成果之中，而且还将为之添彩增色。

兴泰很用功，题目一旦确定就全心投入——真正出于本人兴趣的研究自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博士论文按时完成，题为《唐赋叙事研究》。答辩顺利通过，兴泰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诸位答辩老师在给予较高评价的同时，也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高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论文的精华，如论唐赋题材的选择、唐赋叙事主体的想象力、唐赋的对话结构和空间叙事、赋序叙事和话语修辞等，多方探讨揭示了唐代赋体文学的叙事特色，从古代一种代表性文体的角度有力充实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内涵。这些内容成了我们项目最终成果的第七章。在整个团队的协作努力下，我们的课题圆满结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被列入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于次年出版。

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兴泰回母校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执教，并且成了傅修延先生主持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的一员。傅先生是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经过多年经营已将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和江西师大文学院建设为叙事学研究的重镇，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朝气蓬勃的学术队伍，而且硕果累累，已完成并在继续进行着多项国家级的项目。兴泰投身这样一个学术团体，老师的培养教导、环境的熏陶濡染、自身的刻苦努力，使他在古代文学教学和叙事学研究方面都大有长进。2013年，他以《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视阈中的唐代辞赋研究》为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原博士论文为基础，做了认真的修订补充，既吸收了当年答辩时诸位老师所提的宝贵意见，更把近年读书研究所得和前沿理论融汇摄入，从而使整个著作在学术水平上进步了一大步。经过几年奋斗，他承担的课题结项成书，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看到兴泰的健康成长，感到由衷高兴，当他要我为此书作序时，我就愉快地同意了。

我的序言，除了上面说明的兴泰与我的关系和他这本书的由来渊源之外，还想谈一点与其书有关的读后感。

首先，其书冠名《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视阈中的唐代辞赋研究》，很明显，有更加突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意。根据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史贯穿着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两大传统同源共生、互动互渗，既有博弈，更多互惠。因此任何宣扬一个传统独尊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妥当的。可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却偏偏是抒情传统讲得热闹起劲，叙事传统的声音却颇微弱冷清。特别是在诗词歌赋的研究领域，许多论述满足于揭示抒情性，往往论到作品之抒情即止，仿佛到此便达到诗词歌赋艺术分析的最终目标，仿佛抒情便是诗词创作的根本目的。至于叙事，则似乎可以忽略不计，顶多也只是为抒情服务的一种手段，服务得再好，功劳和光荣都得归于抒情，何况还常常服务得并不好！这样，中国文学史似乎就只剩一个抒情传统值得骄傲，而根本无需考虑从文学源头就存在着与抒情传统同生同在且同等重要的叙事传统，倘若非要说叙事传统，就只从宋元小说那里算起。我们对此种观点期期以为不可。我们的努力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发，正是要让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分早晚先后、不分主次尊卑地平起平坐。我觉得，兴泰对唐代辞赋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了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无论抒情叙事，都并不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二者都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和真正价值乃在于创造一个与现实生活既相关连又不同样的可能世界，通过这种精神和智力的创造来与现实世界、与现实中的人际，发生种种关系，或产生种种影响。把抒情或叙事看成文学创作的目的，或对抒情赋以凌驾于叙事之上的地位，都并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可取的。兴泰立足于中国文学史贯穿抒叙两大传统的基点，在目前的状况下较侧重于强调叙事传统，无疑是顺乎事理、合乎时宜的。由于清醒而严格地站在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兴泰在认真学习西方叙事学理论时，能够慎思明辨，选择扬弃，对叙事概念的内涵和界说提出切合中国文学史因而与西方叙事学有所不同的见解，从而使其整个论述都更贴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更富于中国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兴泰本有撰著唐代赋史的想法，但研究的结果是写成了一本以论为主的著作。本书问题意识和理论色彩鲜明，这从其各章节的题目即可看出。但我能感到，其所论问题皆从阅读文献中来，其理论阐释皆建筑在对唐代赋史的了解和把握之上，也就是说，其论实乃由史而出，史是论的基础，论则是史的升华。既称文史研究，深入把握文献、理清史的脉络是理所当然的，但到此尚未竟功，未可止步。发掘史的意义，从史的演变中提取认识、抽出理论，以说明史的实质和规律，应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我觉得从此书的重新设计到修订完成，兴泰表现出理论探索的自觉，这令我深为欣喜。当然，理论的提升并无止境，走向高峰的路还长，还需要继续努力。

再次，从全书看，内容是充实的，且具较强系统性完整性。从《绪论》对叙事概念的界定起，到对中国传统赋论的叙事观评介，再到按题材、文类对唐赋的全面论说，到对唐赋特征的总体观照及唐赋修辞的补述，最后论及唐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唐赋的文学史地位，章节设计周到合理。原来博士论文中的一小节，在本书往往扩展为一章，不仅数量增扩，而且质量也有提高。比如把唐赋按题材内容分为咏史、寓言、纪游、当代传闻、游艺、节日纪梦等几类，每类都举出作品具体论述，就比原来丰富细密了许多，论述也更充分。几个附录皆是用心之作。关于历代叙事观的资料，可作第一章论述的补证；改革开放以来唐赋研究回顾，视野相当开阔，对本书有所参照借鉴的先在成果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有助于读者了解周著之所以要这样写的理由。

最后，却是很重要的，是本书具有相当的前沿性。最明显的，如在论唐赋韵诵传统时，运用了听觉叙事理论，这正是傅修延先生新近大力提倡的一个研究方向，作为江西师大叙事学中心的同仁，兴泰特意弘扬此点，也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此外，书中揭示唐赋“卒章显志”和事在赋内、赋外的不同情况，也因将论述推向深细，而具备了新意。

据知，兴泰在完成自己的课题之后，接受傅修延先生的委托，在傅先生总负责的国家哲社重大招标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中，承担了一个子课题：《中西诗歌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傅先生这个项目富有深远的文化战略意义，学术价值极高。中西文化、中西文学，虽然如中西人种一般面貌风度迥异，但其肌体脏腑的内部和深层，却都同样如血脉神经一般贯穿着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抒叙传统名目虽同，具体内容和特色又有着种种差别——因此，如何透过纷繁的表象发现实质性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如何对此加以挖掘梳理分析概括总结，以便今后既能充分发扬各自特色，又能促进二者的交流互动与和谐融渗，使文学与文化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助力，可以说就成了文学研究的重大时代使命。傅修延先生主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研究项目。兴泰能够参加，并负责其中一个子课题，也真是很幸运的了。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新的主攻方向，一片极佳的研究领域。这是机遇，更是考验。我希望，也相信兴泰能在傅先生的领导和师友们的支持帮助之下，通过顽强的努力，很好地完成任务。

期盼兴泰的新著和傅修延团队的宏伟成果早日问世！

2019年12月15日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