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猩红热

这是3岁时的我。

父母和4岁的我。

在从猩红热中恢复的过程中，我必须卧床休息几个月。我的头因耳朵做了手术而包了起来。

父亲（上排右二）即将奔赴前线。他和劳工营的成员以及一些士兵们在一起。

我不记得生了病，也不记得被送进过医院，对于我生病的事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仰卧在床上，透过一个陌生房间的窗户向外看，看到的是灰色的天空。当时我4岁，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一定死了，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所见的灰色东西是还活着的人为我的墓填上的土。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但让我有点伤感的是，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上面的人了。然后我转移视线，才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并发现自己还活着。

但我的头和手臂都动不了了，我的前额和耳朵周围缠着大大的绷带，包住了我的头顶，就像缠着穆斯林男子用的包头巾一样；这“包头巾”挺沉的，它让我的头难以转动。我的手臂放在身体两边，几根管子从我肘部的内侧伸出来，连到挂在木制衣架上的一个精巧装置上。这个木衣架是这个房间里我唯一熟悉的东西——我家也有个一样的。但是这儿肯定不是我家，因为其他东西都是陌生的。

过了一会儿，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和女人进了房间。除了我的主治医生罗特巴特，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很高兴看到他，因为我喜欢他。你也无法不喜欢他，他的圆脸透着友善。他的前额中间有个凹痕，他说那是他小时候抓伤留下的。一想到罗特巴特医生曾经也是个孩子，我就觉得很有趣。

罗特巴特医生说我得了猩红热，但是已经好了。我听不清他说的话，并将此归咎于耳朵上的“包头巾”。他在我床上坐下，握着我的手腕数脉搏。我看着他在数脉搏时双唇在轻轻颤动着，觉得很好笑。

此后的数周里，我总能见到罗特巴特医生。过了一段时间，他扶我从床上坐起，这样我从窗户看到的就不只是天空了。我看到了窗外的院子和院子里的灌木丛与大树。他摘掉了我手臂上的管子，这样做时很疼，不过没有更换我头上的绷带时那么疼。每次换绷带我都求他不要弄疼我，他满口答应，却总是做不到。

在一个美好的夏日，护士把我抱到一辆轮椅上，推我到院子里。我坐在那儿晒太阳，这才意识到已经好久没有出来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人们来往于树丛间的小道上，这时，在院子的一簇树丛下，我注意到两只穿着蓝白相间的女人鞋的脚，我确定那是母亲的，于是立刻大声叫道：“妈妈，妈妈!”但是那双脚却走开了。我又大声叫了起来，却只唤来了护士们。她们告诉我要平静，太激动不利于我的病情，然后她们推我回了房间。但我无法平静下来，我不停地扭着头，大声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第二天，母亲来病房看我。我向她伸出手，但是头上的“包头巾”让我无法把脸转向她，于是她就握住我的手，轻叩我的手背。她告诉我，她就是站在树丛背后的那个人，但是护士们认为见到她会让我太兴奋，从而不利于心脏，所以护士告诉母亲一定不要让我看到她。

那之后母亲就天天来看我了。她坐在床边给我讲她带来的那本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她一个接一个地讲着故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听的，直到我几乎可以跟着她背下来为止。她还教我如何看时间，并用一个挂钟给我讲解。一天，她给我带来一块小手表，一块真正的手表!手表是“马文”牌的，于是“马文”便成了它的名字。我不断地练习看表，并且向医生和护士炫耀我新学到的知识。

有个金发碧眼的护士我特别喜欢，她眼睛大大的，很可爱，而且对我照顾有加。她每次进我房间，我都感到很温暖，舅舅约西也很喜欢她。自从在我房间里见到她，他就经常来看我，不过与她相处的时间好像远多于我。

一天，我的两位护士很兴奋地来到我房间，其中一位说：“安德里什，你今天可以回家了。”我欣喜若狂。然后她们接着说：“但是，在你走之前，我们必须把你洗干净。”这就不那么有趣了。首先，她们把我放进一个浴缸，然后用蜇皮肤的肥皂和一把硬刷子从头到脚地给我刷洗了一遍，除了我头上的“包头巾”。接着，她们把我抱出浴缸，为我擦干身体，把我带到另一间浴室，让我真正地洗了个澡，并且不停地提醒我别把绷带弄湿。最后，她们给我穿上我自己的睡衣，把我带到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我的父母面前。

他们非常激动地向我打着招呼。但我注意到他们两手空空时不禁问道：“难道你们不应该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送些鲜花吗？”父亲转身跑了出去，几分钟后手里拿着一束闻起来很香的白百合回来了。我接过花，父亲抱起我向门口走去，一群护士跟在后面。

我们叫了一辆四四方方的出租车回家，车里散发着一股皮革味儿，司机和乘客被一扇玻璃窗隔开。我喜欢出租车，然而乘车的路程太短了，还没坐够，我们就到家了。

回到家时，有件礼物正在等我，那是一个带轨道的玩具车。把车放到轨道的顶部，它就会急速下行，盘旋几圈之后，在轨道另一头停下来。父亲为我讲解了它的工作原理，同时一直在玩着，直到我开始抱怨：“久尔坎，这难道不是我的玩具吗？”（自从我学会如何发音，我一直用昵称叫我父亲。没有人纠正我，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成了久尔坎，而我就一直这样叫着。）

之后，母亲把我抱到床上，向我解释说我的心脏在生病期间受损，需要康复。我还发现，猩红热令我的耳朵受到感染，导致我的双耳不得不动了手术，耳后的骨头已被凿掉。我对这一描述感到恐惧，更可怕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有一个血凝块儿流向我的心脏，幸好外科医生及时发现，中断手术，采取了措施。他们切断我脖子上的一根血管，在这个凝块儿没有产生危害之前把它取了出来。听人说，我已经在医院住了6个星期，而我还要在床上待9个月。当时我还不知道9个月有多么漫长，但是，终于可以回家，在熟悉的环境里与家人待在一起，令我非常高兴——尽管我之前并不在意这些。

回家后不久，我那张较大的儿童床上就加了块木板，从床的一边横到另一边。如果我坐起来，这块板子可以当桌子用，把食物放在上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玩具也可以放在上面。

因为我非常喜欢《丛林故事》，父母给我买了些小型的动物塑像，有老虎、狼、长颈鹿，还有一只被我称为“bacsi”的漂亮狮子。在匈牙利语里，孩子们称叔叔或舅舅“bacsi”，称姑姑或姨“neni”，以示尊敬。显然，“我很尊敬狮子叔叔”。我经常跟这些动物塑像们玩，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还有一套非常真实、现代的玩具士兵，我也和他们一起玩，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我的动物塑像。虽然我必须一次次地忍受更换绷带的折磨，但是在其他时候我还很惬意，而且逐渐活泼起来。

在长期困在床上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种让时间过得更快的途径——自慰。我发现自慰的感觉很好，而且在这么做时，我总会浮想联翩。我会幻想出一些场景，而在这些场景里总是有那位金发碧眼的护士。

一天，我正在这么做时被母亲逮了个正着，她极为严厉地问我在干什么。我吓呆了，但还是告诉她：“我在给自己讲故事。”

母亲抓住我的双手，放到我身旁的被子上，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否定口吻让我停下来，我吃惊不已。从那以后，我只在深夜里给自己“讲故事”。

不过这样有时也会被抓到，因为我一动，床就跟着动，发出一种泄露秘密的嘎吱嘎吱声。母亲会冷不丁地突然出现，嘴里大叫着：“安德里什，停下来!”所以我认识到我只能非常小声地给自己“讲故事”。

幸运的是，为了不扰乱母亲内心的宁静，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玩伴，他就是外祖父。外祖母在我生病之前就去世了，而外祖父却活得很好。他非常有耐心，这令他成为一个完美的玩伴。我们不停地玩同一个游戏，但是每一次他都像我们第一次玩时那样兴奋。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假扮有轨电车的售票员，而他则充当乘客。他会递给我一张车票，而我则用玩具打孔机细心地给车票打孔。我们还玩理发的游戏，而且有一次他还真让我给他理了发。

几个月过去了，我可以一次下床几小时了，但是，我还不能出去，只能在家或附近走动。终于有一天，这种日子要终结了，罗特巴特医生来到我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将最后一次把“包头布”从我头上解下来，我再也不用缠着它了。但是，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摘下“包头布”之后，他又用黏性绷带将我耳后的伤口包扎上，而为清理伤口更换这种绷带时一样很疼。不过后来这种绷带也被拿掉了。

然而，尽管最终我的“包头布”和绷带都被拿了下来，但我的听力仍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别人只有直接对着我讲话，我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我周围的人都学会大声对我说话，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听力不如以前了。与男人的声音相比，我能更好地接收女人的声音。

双耳出现的问题干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熊的手偶，你可以把它套在手上，通过运动手指来控制它。她经常用手偶表演来逗我开心。我把小熊戴在手上时，故意在它耳朵后面接近我患处的地方剪了一个小洞，然后用绷带给它的耳朵包上，让它看起来和我一样。

*****

1942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征入伍。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士兵，他和其他被征召到劳工营的犹太男人，在那里做些清理道路、修建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作。以前他也被短期地征召过，但每次就是几天或者最多几星期就回来了。

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当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到家时，他试图表现得轻松一点，但笑得却有些不对劲儿。他的劳工营将奔赴苏联前线，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回来。

母亲和我赶往大克勒什，父亲的劳工营将从那里出发。大克勒什距布达佩斯约60英里，因此我们得乘火车过去，等我们到达时，父亲的火车正要开动。

父亲的劳工营乘坐的车厢多是敞开式的货运车厢，没有顶，而且车厢两侧只有普通车厢的一半高。一个车厢里堆着水壶和炉子，还有做饭的装备，这里便是厨房。父亲的一个表兄是厨师，他也叫米克洛什，父亲给他打下手。父亲已经认识了劳工营的很多人，表面上这次出行看起来很有趣，就像一群朋友去野营。

这列火车旁围了很多送行的人。父亲和其他劳工都一身平常装束，和母亲一样来送行的女人们也穿得普普通通。他们就像夏日里出行的一群普通人，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然而车上还有士兵，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拿着步枪。这些士兵是看管劳工的，他们和劳工随意地混在一起。他们甚至扶我爬上厨房车厢，让我在那里吊着玩。感觉上这些劳工不像囚犯，而士兵们看起来更像一群大大咧咧的工人，然而，身上的军服和手中的步枪又时刻提醒人们他们是不同的。

到了出发的时间，所有的男人都上了车。我握住母亲的手，而她还与父亲和他的朋友交谈着，我们已准备好说“再见”了。汽笛声响起，火车慢慢地驶出了车站。母亲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没有看她的表情，因为我的眼睛无法从父亲身上移开。他面带微笑地挥手与我们再见，看上去甚至还有点兴奋。当他们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时，父亲向母亲做着手势，还用手指扒开他的嘴做出大笑的鬼脸，逗母亲高兴。然后，火车就彻底不见了。

我们坐火车回布达佩斯，路上的几个小时，母亲一直特别安静。

回到家时，更坏的消息迎面而来——我外祖父住院了。我们立刻动身去看他。他躺在一间有几张床的病房里，前额上放着一个冰袋，嘴里时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外祖父中风了。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