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生活变得奇怪

1944年的母亲。那年秋天之前，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上戴一个黄色的大卫之星（犹太人的标记，由两个正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星）。

1944年的夏天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展开了。念完一年级后不久，在没作什么准备的情况下，母亲就把我送到巴乔尔马什，她解释说那个夏天的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好地方。

除了是父亲乳品厂总厂的所在地，巴乔尔马什还是父亲的好友亚尼的故乡。我住在亚尼父母家的农舍里，屋子里是泥地面。农舍里没有自来水，你只能借助一台带长铁把儿的抽水机从井里抽水。虽然那里养了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些鸡，但亚尼的父母上了年纪，沉默寡言的，也没有其他小孩跟我玩，所以到那儿以后，生活单调乏味，日子过得很慢。我感到孤独，很想念母亲。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用受这份相思之苦了。到巴乔尔马什还不到一周，有天傍晚罗马茨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他也是巴乔尔马什人，和亚尼的父母相处甚好。我很高兴见到他，但是他把我支出去玩，然后和亚尼的父母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严肃讨论。之后，罗马茨让我上床睡觉，这时他告诉我晚上将带我回家看妈妈。我兴奋极了。

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时罗马茨叫醒了我，并帮我穿好衣服，然后我们登上了去布达佩斯的火车。他用毯子裹着我，行进中我睡着了，一路都没有醒，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在大房间里自己的床上醒来。我很高兴能回家和妈妈在一起。对于我来匆匆、去更匆匆的巴乔尔马什之行，母亲感到有些尴尬。她解释说，罗马茨听说巴乔尔马什的犹太人将被带走，于是他去那里把我接了回来。

那个夏天发生的奇怪事件接连不断，这只是其中的一件。

听收音机在那个夏天之前，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而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复杂的仪式。我家的收音机放在小房间里一个位置显眼的桌子上，是一个带有黑亮旋钮的大木头盒子。声音来自收音机正面绷紧的一块布上。转动旋钮，你便可收听到各种伴着神秘的吱吱声和类似口哨声的外语节目。我知道，这些奇怪的语言和杂音表明这些节目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所以，听到发自这个盒子的声音时，我总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

在那年夏天之前，人们不是很热衷于听收音机，只是偶尔听听，而现在，朋友们几乎每晚都聚在一起听。人们开始比以往更关注收音机里的消息，但与此同时，母亲却并不想让外面的人看到或听到我们在听收音机。她会拉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并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小。她和朋友们表情严肃地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现在回想，他们当时好像在收听从英国发送过来的匈牙利语节目。这些节目总是以四声有节奏的“嘀——嘀——嘀——嗒”开始。此外，我就再也听不到什么了，不过大人们肯定听到了他们想听的内容，因为他们偶尔会克制地欢呼。

我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也很烦恼，因为收音机曾经是我的玩具，而现在他们却总让我离它远一点。我以前随时都可以听它，而现在大人们把它拿走了，剥夺了我摆弄它的权利。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收音机消失了，因为德国人不再允许犹太人拥有收音机。当时，我很想念这标志每一天结束的收听仪式。

不过有些事情没有变，亚尼和罗马茨还是经常过来，吉兹仍然和我们住在一起，三餐规律如常，夜间空袭还是间歇性地发生，但是生活变得更紧张了，而且一刻也不让人喘息。

政府的海报出现在建筑物的外墙上，上面是针对犹太人的最新规定。犹太人被要求与其他人隔离，一些商店开始打出“我们不接待犹太人”的牌子。乘坐电车时，我们只能从后门上车，即使有空座，我们也只能站着。或许我们可以假装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是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不敢离家太远，就在附近活动。我还和学校的所有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好像所有人都不了解其他人的情况。

后来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有个人在我们公寓楼的一楼经营着一家店铺，我们和他也就是点头之交，然而在那个夏末，和以往不同，他对我们十分友好。他经常出现在我家门口，拿着束花送给母亲，对此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以为人们送花给漂亮女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母亲很漂亮，大大的蓝眼睛，柔顺的棕色头发。

一天，这个人又按我家的门铃，是我开的门。他拿着一盒巧克力说是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而且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东西了。我接过巧克力，谢过他，兴高采烈地蹦跳着回到了大房间，我对母亲喊：“妈妈，妈妈，看我拿到了什么。”母亲看了我手里一眼，问我从哪儿弄的。当我告诉她时，她的眼睛闪烁了一下，随即便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巴掌。她从我手中夺过那盒巧克力，跟着那个男人跑到公寓外面。几分钟之后她回来时，我正在房间的角落里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打我，她俯下身对我说：“安德里什，你还不懂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她又向我解释，那个人提出以他妻子和孩子的名义，把母亲和我带回他的家乡。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我说。这我知道，因为我见过他妻子。

母亲只是盯着我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他的东西，也不要再跟他说一句话。”

没多久，在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我们的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德国人要求犹太人必须在规定的日期之前搬出自己家，搬进那些专门为犹太人指定的特殊房子里。人们称这种房子为“星之屋”，因为那些房子的每一个出口都画着一个大大的黄色大卫之星。我们搬进去的那座“星之屋”离家只有一个半街区远，位于厄特沃什大街。

我们搬进一套非常小的公寓，里面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那里曾是亚尼的单身公寓，在亚尼搬到一套大公寓之前的好多年里，他就住在那儿。亚尼还是那套公寓的主人，当那座大楼被指定为“星之屋”后，我们住进了亚尼为我们提供的这套公寓。吉兹必须回她乡下的老家，因为德国人已不允许犹太人雇家佣。我们和另外两个女人合住这套公寓。其中一个是熟人，另一个则不认识。这个熟人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商业伙伴的妻子，她是犹太人，她丈夫则不是，所以她丈夫可以继续经营乳品厂并住在自己家里，而她则搬进了这栋“星之屋”。

房间里已有些家具，而且也没有空间给我们存放任何行李。不过也好，反正德国佬也不允许我们带东西。我们只带了几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衣服，另外带上了我的书包，里面装着一些书和几个填充的动物玩具。

亚尼的公寓在一楼，朝向一条狭窄的小巷。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小，也黑暗得多。我们睡在沙发床和简易床上，白天可以把它们折叠起来。因为空间狭小，做饭很不方便。而且厨房里没有炉灶，几个女人轮流使用两个轻便的电炉做饭。

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评论太多。我们只能将就着过，因为我们无力改变什么。打击接踵而来，我们刚刚接受了一件事，另一件又紧随其后。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德国人要求我们在上衣的胸口处戴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如果我们不戴，就不能迈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我记得当时母亲在我的一些衣服上缝上了布制的大卫之星。这还仅仅是众多需要我们麻木地、忍气吞声地接受的事情中的一件。

一天，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个犹太朋友来找我玩。他没有戴黄色大卫之星，这让我很是惊恐——我担心他，也担心我们自己。不过一开始玩起来，我就忘了这件事，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要回家了——他住在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栋指定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里。我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而我的朋友只是耸耸肩笑了笑，便跑到街上去了。我为他感到担心，但是我也为他的勇气折服。

不管什么时候出去，我们都要戴大卫之星，不过我们并不常出去，因为我们可去的地方不多，而且我们上街的时间也受限制。很多商店不接待身上戴着大卫之星的人，而对我们来说，戴着它在大街上走也十分别扭。人们尽量不看我们，即使是我们认识的人也不愿与我们有目光接触。在我们与其他人之间，正在竖起一道障碍。

除了德国士兵，我们在街上还看到过箭十字党的成员。除了他们那身黑色的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服装，我对箭十字党知之不多。他们戴着臂章，上面有箭十字党的徽章，那是两支交叉的箭，一支竖着，一支横着，两端都是尖头。我曾在大街上见过箭十字党的成员，但是我从来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可不想看他们，因为他们让我感到害怕。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德国人在匈牙利最亲密的支持者，而他们憎恨犹太人。

有段时间我腹泻得很严重，当时我很想喝一顿美味的鸡汤，吃上点土豆泥，但母亲既没有食材也没有厨具来为我烹制。幸运的是，她碰巧遇到了我们家所在的基拉伊大街那栋公寓的看门人妻子，她欣然提出为我做这些东西并送过来。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她行动自由。

我如愿以偿，享受到了鸡汤和土豆泥，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大餐，每一口都让我回味无穷。然而第二天灾难就降临了。有人大声地敲我家的门，母亲开了门，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那里，表情冷酷。他让母亲看了什么东西，两人说了几句，母亲就走过来跟我说她必须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家里等她。

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有坐等。我用玩具来打发时间，但玩得心不在焉，一直想着母亲去哪儿了。

几个小时之后母亲回来了，显然受到了震惊。她告诉我，来找她的那个人是警察，他以为犹太人提供食物及接受非犹太人提供的食物是犯法的为由，逮捕了看门人的妻子和母亲。

母亲说她能回来真是万分幸运。就在那个警察要收容她时，他考虑到母亲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我，允许她回来和我说声再见。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巧走过一家店面，那里曾经是我父亲乳品厂的店面，万幸的是，父亲以前的一个合伙人，也就是与我们共住一个公寓房间的那个女人的非犹太人丈夫，正坐在店里，恰好注意到我母亲与那个警察在一起，且认出了我母亲。虽然那个警察穿着便衣，但是店面离警察局不远，经过分析，父亲的那个朋友认为我母亲被捕了。他立即给在警察局的朋友打了电话，随后他朋友开始拉关系，在内部活动，没坐多久冷板凳，母亲和看门人的妻子就被释放出来，只是受到了严厉的警告。

从那以后，我的食物就主要是煮豆子了。10月的一个傍晚，母亲十分严肃地走过来对我说：“安德里什，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姑夫萨尼依几个小时之前来给我们送信，他不是犹太人，在城里行动不受限制，所以消息灵通。他听到传闻说箭十字党准备在第二天推翻匈牙利政府，于是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母亲告诉我，箭十字党认为政府太善待犹太人了。如果他们接管政府，时局将变得艰险起来。所以，我俩必须马上从犹太人的房子里人间蒸发，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母亲说我将被送到约瑟夫叔叔那里，他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是个基督徒。在母亲来接我走之前，我将和他以及他妻子住上一段时间。同时，她也为自己作好了打算，把我送走后，她也会立即消失。不过她向我保证，只要可能，她就会尽快去看我。

萨尼依走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动身了。我特意多穿了几件衣服，并挑了几本喜欢的书放进书包里。随后我们穿上没有黄色大卫之星的外衣，母亲拉着我的手，走了半个街区左右到了约瑟夫叔叔的店铺。天很黑，我十分局促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不戴大卫之星就出门，所以心里特别惶恐。母亲匆匆地说了声再见，约瑟夫叔叔就领着我去乘有轨电车。这一次我们从前门上车，这提醒我要掩盖真实身份。就这样忐忑地坐了几英里，我们到了他家。

约瑟夫叔叔的家在一栋公寓大楼的4层，和我们在基拉伊大街的家差不多，但要更大一些。在这套大房子里只住着我们三个人，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与先前的环境相比，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改变。但是，因为母亲不在身边，我无法真正享受其中，但我已经对孤独变得麻木。

临走前母亲帮我想好了应对外界的说辞，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来自乡下，因为苏联人要炮轰我们的城镇，所以我逃了出来。但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我们甚至没来得及想那个城镇的名字。当时只有几分钟时间，没法再完善细节。约瑟夫叔叔对我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以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天总是阴沉沉的，窗帘又经常拉着，房间里就更是阴暗。约瑟夫叔叔的妻子经常待在公寓里，虽然她并非不友好，但她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独自一人整天坐在不见光的大房间里，一遍遍地读我的故事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只在雪地里玩的小猫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的故事。这本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是每次读，我都为这只快要死去的小猫而心碎。尽管我知道故事的结局——它会好起来，但是我也必须读完整个故事才能走出恐惧。

日子过得很慢，偶尔会遭遇空袭，后来却越来越频繁，而且经常发生在白天。遇上空袭，我会带上书进防空掩体。我显得很专注地在看书，不是因为内容多么有趣——毕竟我已经读过无数遍了，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与可能在看我的任何人有眼神上的接触。

母亲真的来看我了，一个在乳品厂上班的工人带她来的，假装她是来自农村的难民。这个工人的妻子是一栋公寓大楼的看门人，母亲跟着她，干一些拖运垃圾、清扫楼梯的活儿。与以往不同，她头裹方巾，看起来很朴素，就像我们在基拉伊大街上的公寓大楼的看门人妻子那样，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我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她在这里。

但是她刚一到，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所以我们四个人都进了防空掩体。我装作不认识她，尽可能地避免跟她说话，甚至都不看她一眼。然而等空袭结束时，母亲也该走了。她快速地抱了我一下，又亲了亲我，说她还会再来，便离开了。

当我觉得无聊或寂寞难耐，我就会透过窗户向外看，俯瞰附近的一个广场。一天，孤单的我又这样做时，看到街对面一栋公寓大楼的入口处有些骚动。德国军队的卡车列队排在那里，卡车上面全都罩着深绿色的防水布。德国士兵分两排站在第一辆卡车和公寓大楼入口处，形成了一个通道，人们从楼里相继走出，纷纷上了卡车。

这是一栋指定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我看见入口处有黄色的大卫之星，列队走出来的所有人也都戴着它。这些人，甚至连被父母抱着的小孩都举着双手，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的人似乎没有止境，卡车装了一辆又一辆。因为我处的位置太高，窗户又是关着的，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我看到德国士兵没有喊叫，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

突然，有人进来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母亲。她穿着一件大衣，头上依然裹着方巾。我扑过去搂住她的腰，把头埋在她的大衣里。当我闻出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气味后，我把鼻子埋得更深了。母亲见状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抱得很紧、很紧。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声“再见”就又走了。当我再次向窗外望去时，德军的卡车已经开走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第三次来母亲就把我接走了。当时没有别人在，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她说她从官方弄到了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她叫玛丽亚·马莱舍维奇——保留了她的名，作为她的儿子，我叫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我得忘掉我的真名格罗夫，而且，我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个新名字——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以及与“他”相关的故事。

我们要假装来自巴乔尔马什镇，因为文件上是这样记载的，而且是从苏联人的眼皮子底下逃出来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父亲，我就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母亲身边总有男人，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我们要去——这次当然是一起去布达佩斯郊区一个叫科巴尼亚的地方，在那里，约瑟夫叔叔的父母将以来自乡下的难民亲戚的身份收留我们。

去哪儿我并不关心，我在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和母亲在一起，一是要牢记我的新名字。我知道我要达到自然而然的程度，就像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能出错。不过马莱舍维奇太难记了，它是一个斯拉夫人名，我从未听过，很怕会忘了。在乘有轨电车去科巴尼亚的漫长旅途里，透过寒冷的冬夜，我向车窗外望去，看着我在车窗上的倒影随着经过的每一个路灯时隐时现，我以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嘟囔着：“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

我们乘电车坐到了终点站，下车走了一段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到处都是那种很小的一层公寓，我们要入住的是一栋有12个单元、中间没有庭院的房子。与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相比，它们看起来十分破旧。约瑟夫叔叔的父母住在其中一个单元，里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厨房角落里收着一张折叠床，我和母亲便睡在那上面。

我们的到来受到了约瑟夫父母的热情款待。他母亲在煤气炉上的平底锅里烤了些面包，抹上猪油后递给我。我高兴地吃了起来，她和我母亲则着手支那张折叠床。

睡觉之前我要上厕所，但这套公寓里没有，你必须去外面的院子里上，那里有一个被隔成几个小间的公共厕所，男女共用。母亲警告我，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小便，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洗澡，因为匈牙利的犹太男孩一般都做过包皮手术，我自然也不例外，而基督男孩则不做这种手术。如果有人看到我的阴茎，我的身份就会即刻暴露。我把这些话牢记在心，并且严守这一秘密。

第二天上午，我用母亲烧的一锅水给自己洗了个澡。之后，我穿好衣服，冒险跑到院子里玩，那里正好有一个名叫约西的男孩和我年龄相仿，于是我们就在一起玩。还有几个楼里的孩子也在那儿玩，有的比我们小些，有的稍大些，但是只有我和约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过了几天，罗马茨来看我们。他从背包里拿出几条面包、一些猪油和其他食物给我们。母亲接过这些食物，感谢了罗马茨一番，然后把它们贡献出来，作为大家的食物。罗马茨逗我玩了一会儿，在这个沉寂而严肃的环境里，这一小小的变化让我们有了一丝欣慰。

约瑟夫的父母和我外祖父母的年纪相仿。他们从不叫我安德拉什之外的名字，就好像我就是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一样。我都怀疑他们是否知道我的真名，但是他们从来也没表现出知道我真名的样子。

正常的生活已离我们远去。这栋公寓楼就像一个村子，既有常住居民，又有从乡下来的躲避战乱的流动人口。在这里，女人比男人多，而且男人都年事已高，因为所有年轻男子都参军了。人们进进出出，通常是为了去面包店买些面包和寻找木柴等家务杂事。我们用来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对于这个临时的家，我们仍有种归属感。

母亲帮忙打扫房间和做饭。我虽没有挨过饿，但吃的总是一个样，干豆子或者小扁豆，偶尔会有面包。除了做饭用的煤气炉，还有一个用来取暖的烧木头的炉子，但是木柴不多，所以每天只能烧上一阵，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屋里也要穿上外套。

到了11月，天气变得阴冷，偶尔还会下雪，而时局也让人沮丧。然而有母亲在，即使在这种奇怪的生活中，我也能捕捉到一丝温暖和一点正常生活的影子，她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有心思和约西一起玩。我的一天就是和约西一起在外面玩，冷了进来取取暖，然后再出去。我们的友谊是这段凄凉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我不再上学，约西也一样。除了在院子里玩，我们无事可做。偶尔我们也会走出院子到大街上玩。大人们告诉我们不要走远，这话我是听得进去的，因为远离母亲会让我浑身不自在。

我看到墙上贴着大幅的海报。一幅彩色海报的背景是从头顶飞过的英国或美国飞机，前景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双手被她从地上捡起的一个内藏炸弹的洋娃娃炸掉了。小女孩望着飞机，她脸旁印着一句话：“为什么？”

但这不是这幅海报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巨大的黑体字，提醒着人们收留犹太人或共产党员将会落个什么下场。它警告说，如果有人那样做被发现了，那么他将被“folkoncoljak”——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词，但我觉得它读起来非常可怕。一天晚上，我轻声问母亲“folkoncoljak”是什么意思，她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示意我别再说下去。后来，在房间里没有别人时，她才告诉我那个词就是“屠杀”，我知道后觉得它更难听了。

我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些海报，约西也没有。有时我会在早上看到这些海报已被人用橡胶印戳盖满了共产党的红星。当然，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不过这些红星给了我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们表明我并不孤独。但是对这些海报我从来都是一扫而过，不敢多看一眼，因为我害怕看得太久会遭到朋友的怀疑。

*****

这栋公寓楼里的难民不只有我们，还有其他几个人（主要是妇女），他们和几个房客搭伙住。其中有个女人长着一头红发，这差点儿让她陷入麻烦。

一天，我和约西正在院子里玩，当时刚下过一场雪，人们用铁锹在院子中央把积雪堆成一堆。当我和约西正准备坐在一个旧雪橇上从雪堆上滑下时，那个红发女人进了公寓的大门，后面跟着一个德国士兵。进门后，红发女人径直走入自己的房间，德国士兵则站在院子里。很快，她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走了出来。那个德国士兵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把文件叠好还给了她，行了个礼就走了。

那个士兵走了之后，其他居民纷纷走出房间，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也在其中。红发女人告诉他们，正是那头红发让那个士兵以为她是犹太人，而且她随身携带的任何文件都难以证明她不是犹太人。我和约西继续在雪堆儿上玩，好像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但是我的心却狂跳不止，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