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¹⁾

萧军

中心思想和愿望

这里所注释的只是限于鲁迅先生给我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书简。时期由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约为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三六年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距离先生的住所近了，几乎每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因此不需要写信了。

萧红已经死了，这一注释的工作只好由我来承担。事实上鲁迅先生在回信中所回答的各个问题，也大多数是由我请问的，给先生写信也多是由我来执笔，因此虽然时间过了几十年，有些事大致也还可以记忆起一鳞一爪或者大致的轮廓。如今我就根据这一鳞一爪、大致的轮廓，写出一些注释来，以佐热心于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者们的参证之用，这就是我要把这批书简注释出来的中心思想和愿望。

通信的开始

和鲁迅先生通信开始于一九三四年（青岛）。一九三四年夏季我们由哈尔滨出走，于六月十五日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到达青岛，我记得到达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当年的六月十六日）。

到青岛后不久，我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编辑。这时期，萧红开始写她的《生死场》；我也继续写《八月的乡村》（此书在哈尔滨时期已经写了一部分）。到当年的秋季，这两部小说基本上全写完了。

一次，和一位朋友孙乐文——当时荒岛书店负责人，中共党员——闲谈，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看到过鲁迅先生，并述说了见到鲁迅先生的情形，这就引起了我要给先生写信的动机。当时我问这朋友，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他说，据说是可以收到的，并鼓励我“试试看”。同时建议我可以把通讯地点落在他的荒岛书店。这样，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托不知道，这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不要用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免得麻烦……我同意他这主意，就冒险地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当时，对于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这封信，以及是否能收得回信，是没有把握的……

继续通信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尽管是住在一个都市里，我们和鲁迅先生商量事情也还是要以通信为手段。事实上由我们所住的当时法租界拉都路到北四川路底鲁迅先生的家，也怕有十几里到二十里路的距离。即使后来我们去过鲁迅先生的家（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也还是以通信为主的，除非必要，或者由先生事先约定，我们也还是尽可能不去先生住处的，免得为他带来可能的麻烦或危险。在上海那种政治情况下，是不能够随便彼此“串门”的……

通信中断

我们搬到北四川路底来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不想再分散先生的精力，免得总要他给我们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内心想法，由于我们觉得自己全年轻力壮——特别是我，很想在先生的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帮助他家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鲁迅先生常在病中，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工作；许广平先生除开要照管全家的生活以外，有时还要代鲁迅先生抄录稿件；海婴又太小，两个老佣人也全都年纪不轻了，动作已不灵便，……看了这种种现实情况，使我们很难过，因此才决定搬到先生的附近来住。我们也向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表达了这点“心愿”。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什么事全要“自力更生”，不愿有“求”于人，因此实际上我们几乎是什么“忙”也没能够帮上……

通信终止

一九三六年夏季间，萧红决定去日本东京，我去青岛，我们在上海的“家”就“拆”了。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从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我由北方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坊，十月十四日和黄源兄一同去看望先生，十九日他就逝世了！

先生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不愿再在原地方住下去，我就代她在霞飞坊租了一幢房子，她搬过来了。

这期间，“鲁迅纪念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本《鲁迅纪念集》，分配我和另外几位同志，以许广平先生为主体，共同编辑这部纪念集。我们开始整理搜集材料，确定编辑方针和计划，等等。

许广平先生要把鲁迅先生生前自己已经编好了的《且介亭杂文》三集印出，我代接洽了印刷所，并担任送稿、取稿、初校……的工作。因印刷所在公共租界，距法租界往返约二十余里路，这任务当然应该由我来担当的。

我们准备离开上海以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以前，《且介亭》三册杂文已印刷完毕，出版了；《鲁迅纪念集》也校完了第一次“大样”，交给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们去付印出版。这期间，我和萧红准备到武汉去。临行以前，把不能携带的或不便携带的书籍、日记、文稿之类，全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位朋友暂代保存，只是鲁迅先生的五十三封书简该怎么办呢？既不能存放在朋友家中，也不便带在身边。因为在这大动荡的时期，我们本人究竟漂流到什么地方去？可能遇到什么“命运”？生死存亡……全是难于逆料的，万一这些书简失落了，毁坏了，或落于他人之手……对于我们来说全是一种“犯罪”；对于鲁迅先生的手泽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批书简尽管名义上是写给我们的，实质上却是写给当时全中国万万千千类似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我们没有权利据为“私产”，更没有权利失落或毁坏了它们……

和萧红研究的结果，决定由我抄一份副本（为了将来印刷出版所用），连同鲁迅先生书简原件，用了两块手帕包好，交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去了。同时，把自己不能带走的照片等类也交给了许先生。因为她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的一切书籍、文稿及其他遗物，是不能离开上海的。

后来在许先生主持和其他忠诚于鲁迅先生事业的同志们共同奋斗、努力下，《鲁迅全集》终于得以出版；我们的五十三封信及其他若干封先生的书简也得以集成出版，能够流传到今天，……这功绩首先应归于许广平先生以及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志们！

三次注释

第一次注释：是在一九三六年先生逝世以后。《作家》要出“纪念特辑”，我因为一时写不出适当的纪念文章来，就从先生给我们的书简中选出了几封，每一封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以《让他自己……》为题名刊载了。由于事隔几十年，我把这件事已经完全忘记。

一九七六年，一次，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同志来问我：我是否把鲁迅先生给我们的书简带到延安去过？或者带过“副本”去？因为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讲话时，曾引用过鲁迅先生给我们书简中的话……

当时我回答他们是：

第一，我绝对没把书简带到延安去过；副本也没有。

第二，我第一次去延安是从山西吉县出发，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到达延安的，而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应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时间上是不对的，晚了约近半年。但毛主席所引用的话，又确是这书简中的话，这话，鲁迅先生也从未以文章形式发表过，这倒真成了一个“谜”。

后来，还是博物馆的同志代我找到了证据，他们从《作家》上找出了那九封信来，这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谜”总算得到了解答。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逝世以后不久，《作家》、《译文》、《中流》……几个由先生支持的刊物“纪念特辑”先后全出版了。这些刊物肯定会被带到了延安，毛主席可能由《作家》上发现了鲁迅先生的信，因此在周年纪念会上加以引用了。

第二次注释：一九四七、八年间，我在哈尔滨主编《文化报》，当时应读者的要求，我把这批书简加了扼要的注释，在报上连续刊载了。

以上是由我所注释的鲁迅先生书简在刊物和报纸上刊出的两次过程。

第三次注释：是前几年应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同志们的要求，把他们在《书简》中认为有些问题不明白的地方，用铅笔划了出来，而后根据我所知道的作了约两万字的回答。

近两年来，由于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了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热潮；鲁迅书简当然也属于学习、研究……的材料之一，因此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件，询问关于鲁迅先生给与我们的书简中，他们所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的问题。我只有尽自己所能记忆的来给以相应的回答。由于来信者不同，也有时同一个问题要分别回答若干次。为了以上这些原因，家人和亲朋们就常督促我，要我把这些问题尽可能地概括起来，检选一些比较具有普遍意义（典型性）的问题作一综合性的回答，能够在什么刊物上登载出来，如此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比较科学化一些。

我考虑了一番他们的意见，今天就决定这样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