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萧军萧红信　萧军注释

第一信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上海）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　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鲁迅日记》

十月九日“得萧军信，即复。”

注释

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的今天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钟，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寓所。

四十四年前（一九三四年）十月×日，我由青岛寄给先生第一封信，也得到他的第一封复信。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我由北方回到上海，十五日去先生寓所看望他，谁知道三天以后（十月十九日），他就与我们永别了！

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作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

约在五十多年前——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我流落在东北的吉林省城，投入一个骑兵营当了一名骑兵……

我所属的营盘，与省城相对，坐落在松花江南岸一带较高的漫岗上，名为巴尔虎屯的地方。营盘的东面有一片农事试验场，我来到这地方时，它已被改为半公园式的游览场所，在春、夏、秋的季节也可以喝喝茶，偶尔也可以买到一些酒肴喝喝吃吃……

我被擢升为文书见习上士以后，可以不再出操、站岗、值勤……了，时间有了富裕，也可以随便出进营门，而且还能够穿起便衣（长衫之类）……因此，我几乎每天要到这公园里来几次，也可以在林荫下睡上一觉……

约在一九二七年晚秋的季节，我可能是饮了几杯洒，就在一处林木丛生比较幽静的地方一条长椅上睡熟了。这长椅前边有一具长桌，桌对面也有一条同样的长椅和这条长椅面对着，——这地方是我经常来的，有时在这里读读书，写些什么，困倦了就在这椅上睡一睡。这里虽名公园，平时游人并不多，因为到这里来要坐小船渡过松花江，下船后还要走一段江滩上的沙石路，因此，除开假日、节日……或者特殊情况以外，一般说来是很安静的。

一觉醒来之后，我发觉桌对面椅子上有了人，一个满头灰发、面色棕黑……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在写着什么，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我打了一个哈欠，坐起了身子。

“睡得好！”

“好！”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着对方。对方把手里的笔放开了，折叠起面前的纸张，似乎怕风吹跑，顺手就压在了身边桌子上一只黑色的公文包的下面。

“我打搅您了！”

“……”我没回答，只是讪讪地笑了笑，对方也向我笑了笑，双方的笑全是很坦率真诚自然的，没有什么做作的形式。

“您喝了洒？——请吃杯茶。”

对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面前；好像原来就预备了两只杯子似的。这时我确是感到很口渴，就不再谦让了。

“您在读这两本书吗？”

他指着桌上我的两本书：一本书名为《晨曦之前》（于赓虞著）；另一本就是鲁迅先生的《野草》。

《晨曦之前》的装帧似乎是中国线装书式的，封面是瓷青纸，贴有题笺，题名也是毛笔写的，字画很秀细，类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内面纸张也是柔软的，类于“连史纸”之类。《野草》是西式毛边装订的，纸张是较硬的“洋纸”，封面画是一片灰黑，上部有几条白色的曲线，下部横画着几条暗绿色的粗粗的直线，连结着上部和下部之间还有两条点线……书名是图案式的写法，作者署名却是一般的毛笔书法的。

为了要理解这封面构图的意义，我曾苦苦地观摩、思索过，却原来那灰黑色是代表着暗夜的天空，白色曲线是表现着滚动着的云，连点是代表着雨，那粗粗的几条暗绿色的横线就是野草了。

这封面它使我当时曾感到一种阴森和近于恐怖、战栗……的感觉，即使我还不能够理解它所代表的更深刻的意义，而我也并非是那样神经过敏以至胆小的人……但它首先确是引起了我一种肃穆、以至抑郁……难于形容的心情，这和那本《晨曦之前》的封面完全不同，它并没引起我任何思索和好奇的感觉。

两本书是当天不久以前才在书店里买到的。它的内容是什么还不能全面理解，只知道《晨曦之前》是一本新诗集；《野草》是散文集，特别是《野草》是毛边装订，还没能完全栽开。

“我将将买到它们，还没能够从头读……”我接连地喝了两杯茶，干渴解除了，有点抱歉地说，“把您的茶全喝光了，我去买一壶来……”我准备去买茶。

“不必了，我们喝一壶吧！原来我就给您带了一只杯子，喝过洒的人总要口渴的——您喝过洒？”

我点了点头。

“您喜欢文学吗？”对方眼光温和，态度诚挚地问着我。他脸上的纹路是很粗糙的，和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有点喜欢……”我点了点头，又喝了一杯茶。

“这两本书……全读过吗？”

“刚刚买到。”

“这本书的作者，我认识……”他指了一下那本《晨曦之前》。

“这一本呢？”我拿起《野草》来，望着那封面，问着他。

“这是一本好书！”他并没确定回答我，是否认识这书的作者，只是称赞着书的本身。

“这封面……很特别！”

“这是我们现时代的象征——是大画家陶元庆的手笔！”

那时我对于陶元庆是一无所知的。

“你在哪里读书”

我摇了摇头。这一天我没穿士兵衣服，只穿了一件蓝布长衫，所以他以为我是个学生。

“做事吗？”

“我是当兵的……”

对方显得有些惊讶了，望了望我，又望了望我面前那两本书，他似乎觉得一个“兵”是不会读这类书的。他暂时像似再找不出什么话可以和我谈下去了。那时代的“兵”几乎等于“下等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有知识、有学问……人们的眼中是被轻蔑的，而兵们也确是很少有知识、有学问的。兵的队伍，不是文盲，就是由无业游民或流氓无赖……所组成的，那时代的谚语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它是军阀手中的一种打内战、争地盘的可怜活工具而已。

“您是教书的吗？”我开始反问他了。他的样子不像一个衙门里的公务员，我估计他可能属于教员一流。

“我在教书——”

“在哪个学校？”

“毓文中学。”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学。”我说。

“您去过吗？”

“没去过，听说那里有一些从内地来的好教员……”

“您在军队里还能读这些书吗？”他又把话题转到书上来了。

“没人管……”

“您是个军官吗？”

“我是一个兵——一个会写字的兵。”

“喜欢文学？”

“正在读一些古诗词……”

“也学作诗吗？”

“偶尔写一写。”

“新诗？旧诗？……”

“旧体诗……”

“我也是喜欢写诗的人！——写的是新体诗。”

“唔！……”老实说，那时我正迷恋于古诗和古文，对于新体诗和语体文既不感兴趣，也有些轻视的情绪，觉得它们不够“味儿”，也看不出知识、学问来……

这位诗人，开始很兴奋地讲起了他对于自然界的感受，诗的理论……说他一次在早晨四点多钟曾坐着小船渡过松花江，他感到那江上和四周远远近近景色的美妙，是无法形容的，他用过若干的诗句，想要把这一景色，这一感受表现出来，但是全失败了。他感到人的语言和文字是太贫乏了、无用了，真正的美，真正的感受……用语言或文字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即使勉强表现出来，那也是枯燥的、僵死的、脱了水的、无有灵魂的一种人工制成的“标本”而已！

我默默地听取和观察着他那越说越激动越自我兴奋的理论和面部表情，是并不完全理解的。而这时他的一双中型的眼睛，那一贯温和、微笑着的眼光不见了，变得锐利而闪动，面部上每一条粗糙的纹路也展开了，微微漫上了一层汗水的闪光！

“不管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只要能够把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朴素地表现出来就是好诗！凡属装模作样的诗，花枝招展的诗，……尽管也打扮得像个‘诗’的样子，那也不是诗，它既感动不了自己，也感动不了别人，那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诗！……譬如这《野草》——”他突然站起来把我面前的《野草》抓到了一只手中，用另一只手“啪”一声打了一下那封面，斩然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诗！尽管它是用散文写的，它不押韵、不分行……但它是真正的诗啊！……”他谨慎地、缓缓地把《野草》又放在了原来的地方，他坐了下来，从裤袋里摸出一团灰色的手帕在脖脸上揩抹着，从茶杯里呷了一口茶……

记得在他起始和我谈话时，还在尽可能使用着“京腔”，把“你”称作“您”，但当他发表“诗论”时那一点点儿京腔不见了，他本来的乡音全部出现了，那似乎像山东，又像河南人……

“您贵姓？”这时我才想起彼此应该通一通姓名。

“俺姓徐，名叫徐玉诺。您？……”

我把自己当时的名字和所在的营盘说给了他。

“您能把自己写的诗，抄几首给我吗？”他又归复了原来那种温和和真挚的样子向我请求着说。

我要过他的自来水笔和一张原稿纸，把以下的三首小诗写给了他：

游龙潭山

叶落空山寂，人行鸟语微；
一声长啸里，风送白云飞。

过松花江

斜风飞细雨，秋燕掠孤舟；
不辨江山处，云烟逐水流。

待渡

轻舟横小渡，波映晚霞红；
树锁烟岚翠，秋风送短篷。

他手指头颤颤地擎着那原稿纸，眼光集中着，同时还在声音嘶哑地一次、两次……地吟诵着。如此我们彼此沉默了约有几分钟。

忽然他把一只骨节突出的右手隔着桌子直直地伸向了我，我也把手迎向了他，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了。他的手是很有力的，那时候我年轻力壮，手也是有力的……

五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当时彼此语言的细节是无法如实地记录出来了，只是这一情景、这一过程……，它还清晰地保留在我今天的记忆中。

遗憾的是，这位诗人当时虽然那样诚恳地希望我过江去到他们学校谈一谈，但我却没有及时地去看他。过了一段时日，我因过江有些什么事，路过他们的学校，顺便想拜访他一下，但门房告知我，不久以前，这位徐先生竟突然辞职回北京去了。

我在给鲁迅先生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徐玉诺”就是这位诗人。

后来偶然在一本什么旧刊物上曾读到过他一篇题名《一双（只？）破鞋子》的散文，也有什么刊物上曾称道过他是位“农民诗人”。究竟他是农民出身呢？还是喜欢以农民为题材而写诗呢？这我就无从知道了。

这徐玉诺就是那时期偶然遇到的第一位文学界知名的诗人，也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称赞鲁迅先生《野草》为真正的诗的人。

一九三四年夏季间，我和萧红由哈尔滨出走后，停留下来的第一站地是青岛。

在青岛我在一家报社任副刊编辑，一面继续写《八月的乡村》——这小说在哈尔滨时期就着手写了；萧红开始写她的《生死场》。

她的《生死场》很快就写完了，也抄好了；《八月的乡村》还没有写完。我们不确切知道我们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就写信给他，请求指导。因此，他回信中说：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

鲁迅先生这是从实际、根本出发来要求于一个作者的：首先，确定作者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思想、感情、立场、观点，……是否是革命的？或为革命的？所谓：从喷泉出来的总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其次，是题材的选取，当然尽可能选取你所熟悉或深知的东西。再其次，是主题的表现，当然最好是能够表现革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但这也不是狭义的、绝对的、机械的，而也是从可能的条件来出发，从各方面有机地配合着的。

这一具体而扼要的教导，它开扩了、丰富了我们的创作思想，天地变得广阔了……

我们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把《生死场》寄向了上海内山书店。

其他

早在五十一年——一九二七年前，《野草》是我读的第一本鲁迅先生的书。它给予我的感受，恰如松花江南岸那明净的秋天，给予我思想和感情上的影响也如那明净的秋天，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哀思和漠漠的惆怅！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多变，当我每次再读它，就会获得一种新的启示和意义！

我不止一次地做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现在也还在做着！……

我不止一次地做过《立论》中那个“不知趣的”喜欢说出“真理”的人。

我也不止一次地像《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举起了投枪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地走来驰去，向一些“无物之物”掷出我的投枪，看着他们那虚空的“外套”委落在尘埃！……

我也曾像《过客》中的那位过客，感谢过老翁和小孩的关心，仍然走自己的路……

我也曾如《影的告别》中的人物，梦见我的影子来告别，说出它不乐意去的地方……

我也曾感觉到过像《死后》中那些蚂蚁和青蝇——这些虫豸们——在我的身上爬上爬下，在头脸上飞去飞来……

我也曾像《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位老女人，“……她于是举两手尽是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说出过那种“无词的言语”。

早在四十余年前——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鲁迅先生在给我的这第一封信中，对《野草》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仅在这几句话里，并没有虚伪的“谦虚”；也没有不可一世的“自傲”，它是朴素的、真诚的，……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

也许在我给他的信中，不觉地流露过某种“颓唐”的心情被他觉察到了，所以才直截地向我提出了这一及时的警告。

其实鲁迅先生虽然大于我二十几岁，出身地方、家庭情况、社会经历，……可以说绝无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基础……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家。因此碰到的钉子尽管有所不同，但在钉子的作用上，却应该是相通的，而引起的“颓唐”心情也可能是相应的。因此，在我开始阅读《野草》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过程印证中，我对于它是有一定同感和理解的。我相信此后我们的后一代或几代，……他们将不会再发生类于鲁迅先生或我本人这类“颓唐”的心情了！——时代的现实总是要前进、要发展，历史是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因此在任何“颓败线”的面前，我绝不会再有任何“颤动”的。——过去可能有过，但将来却不会再出现了，在这一点上，我是敢于设誓于先生的像前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注释

第二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海）

刘先生：

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

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吧。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一月三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鲁迅日记》

十一月三日“得萧军信，即复。”

注释

当我们发给鲁迅先生第一封信时，并没有把握我们的信会被先生收到。即使收到了是否能得到复信呢？即使复信，也不会如何快的。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是，不一定能得到复信；二是，即使复信也要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只是作为一种“希望”，一种“遥远的希望”在希望着，在等待着……

想不到先生收到我的信却是“即复”的。

这第二封信竟也是“即复”的。以至后来若干封信在先生日记中也是标明“即复”的。仅从“即复”这一点上来看，这位伟大的人，他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是何等的关心，何等的热情，何等的真挚，何等的信任啊！

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当第一封信寄到荒岛书店以后，孙乐文——书店主人也和我们分享了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有几次是眼中噙着泪水在读它，俨然如对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个字的一笔一划，每一个标点……每读一次全似乎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接得先生第一封回信以后，我及时地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由哈尔滨带出来的一本《跋涉》（这是一九三三年我和萧红合印的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稿与信将将寄出之后，我所工作的报社就出了问题。孙乐文通知我：

“你们及时准备离开青岛吧！”

“为什么？”我感到有些惊讶地问着他。

“济南、青岛……还有某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全被破坏了！”

“报社怎么办？”我问。

“报社要结束，有几个人也要转移，报社由你出面和‘报主’、‘印刷厂’接头办结束业务。我不久也要离开……”

这报社的名称——“牌子”，原来是“租赁”一个报商的，订有合同，和印刷厂也有合同。这时，我们只有在经济上担负损失了。

其实，在青岛，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就在当年的中秋节，和我同住的舒群夫妇去他岳母家中过节，就在过节的当天，他的妻兄、妻弟……连同舒群夫妇一道被警察署逮捕了。同时青岛市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被捕了。

这一天舒群夫妇也曾邀我去他岳母家中过节，我因为有事没有去，否则的话也可能会被“一网打尽”了。

听过孙乐文说的情况以后，我一面代表报社办理解除合同的各项事务；一面悄悄地把自己一些必要的东西分批、分件……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常常要在夜间进行的，因为我所居住的观象一路一号，也正是浙江路和江苏路搭界的地方，在这数路交错的集中点上——就在我们大门边——正设有一处警察派出所，我是不能够使他们发觉到我要转移的迹象的。

一次夜间，孙乐文把我约会到青岛栈桥尽东端那所大亭子的一处阴影里，他简短地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赶快走吧——这是路费，……”他交给了我四十元钱。

深秋的风从海面上飙疾地吹过来，海面上是一片沉黑，海浪冲击着岸边的礁石和堤坝，轰鸣的声响一刻比一刻凶猛起来了。

我们抵御不了那寒冷，说话的声音全断断续续颤抖起来了，于是我们只有先后离开了那栈桥。

回家以后，我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告知他，我们马上就要离开青岛去上海，千万不要再来信了。

搭了一条日本轮船，买了两张四等舱的票——这是深落到船身最下一层和货物住在一起的地方——逃离青岛，到了上海。

这条日本轮船的名字似乎仍是“大连丸”——这和几个月以前我们由日本侵占下的哈尔滨逃到大连，由大连到青岛所乘的是同一的一条船。

到了上海租定了住所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鲁迅先生。这第二封复信，就是我们到了上海以后得到的第一封复信。

在复信中所提到的书本和稿子，就是《跋涉》和《生死场》的抄稿。

四十元的路费已经用去了二十多元，手中只有十八元几角的存钱了。在拉都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先付了九元，余下的买了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炉，一些木炭、砂锅和碗筷油盐之类，所余也就“无几”了。虽然已写信去哈尔滨请朋友支援，但远水难济近渴，究竟在上海要怎样生存下去呢？一切是茫然的，因此很希望早一天能够见到鲁迅先生的面，即使离开上海，也就心满意足了。

上海的政治环境复杂、险恶……早在哈尔滨时我就知道一些，尤其是鲁迅先生的政治处境。但人的主观愿望常常要忽略客观条件和现实的，总希望有所例外或侥幸于万一！……

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过去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

当时作为一个革命的、进步的以至“左倾”的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几乎是没有一般所谓社会生活以至社交生活的。有的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组织上的关系。除此以外，个人间一种抒情式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所谓一般的“友谊”是不存在的……

谁的真名实姓是不知道的。

谁的真实家乡、籍贯、祖宗三代……是不知道的。

谁和谁的确切关系是不知道的。

谁的真实地址一般是不知道的。

一个电话号码、一个通讯地址，……就是一切的联系关系。

某个茶馆、某处街头、某个场所……就是“接头”的地方。

人与人的关系，一般是概不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