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仕前后（790—804）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行八。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其父柳镇于安史乱时曾徙家吴地，宗元或即生于吴；但从其“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的自述看，其幼年成长之地实在长安，并受到母亲卢氏的启蒙教育。

柳宗元少年时即聪慧精敏，颇有奇名。约十二三岁时曾随其父到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有了初步的游历。从贞元五年（789）始，十七岁的柳宗元踏上了科举之途，次年参加省试，作有《省试观庆云图诗》。这首应试作品虽略嫌稚嫩和空泛，但在谋篇布局、遣词用典以及写景造势诸方面，还是展示出了一些特点。

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进士及第。十四年（798），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韩愈说这时的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子厚墓志铭》）。由此既可见其一时的影响和风采，也可见其才学和心性。韩愈这里说的都是表扬柳宗元的话，但“精锐”、“俊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成分。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已为柳宗元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蓝田尉后，被调回朝中任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韩愈为同官。韩愈后来写诗追述这段生活时曾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说明三人在此时即已结下了较为亲密的友谊。到了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元年（805），唐德宗死，唐顺宗继位，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结果被贬永州。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加叙说。

在初举进士至入朝为官的十余年间，柳宗元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可以考知的属于此期的作品也很少。其中较有特色的，是记事诗《韦道安》和传记文《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青年作者不仅已经具备了较为娴熟的叙事技巧，而且表现出了对治国、理民等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敏锐思考。这样一种关注和思考，在其于贞元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所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露，并为他两年之后的革新实践作好了先期准备。

柳宗元之所以在如此长的时段中没有多少作品，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将主要精力放到舞文弄墨上，他的初衷是想积极参政，作一个政治家。对此，后来他曾这样追述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就是说，柳宗元最初给自己的定位便是政治的而非文学的，他的直接目标是辅时及物，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较深入地了解柳宗元前期的创作情形，体悟其作品中流露的思想倾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