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搞文学搞对象

八十年代初，流行介绍对象，我在工厂上班，一般都由师傅介绍女朋友，师傅把我介绍给女方时都爱说：小王喜欢文学。那时候喜欢文学可不得了，相当于现在喜欢时尚，在那些工人姐妹的眼里，我即使称不上灵魂的工程师，也算是心灵的泥瓦匠。

对象一般被我培养得也跟着喜欢文学，就像现在的一些时尚男作家，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前，抢先把她们缔造成有文学写作倾向的女叛逆，就像巴罗什抢在范德萨出击之前，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脚法挑射入网。然后他们撒手不管，任凭这些女叛逆在无辜无助中上路，任凭她们在前作家男友的阴影中把自己的身影变成无人认领的倩影。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你只要说一句“啊！人生……”，人家姑娘基本上就把你当作了一诗人，更不用说你再玩朦胧诗了，那你几乎就是大师了。当时，我的一句特嗨的话就曾打动过某个对象，我说：就让我们相约在花后月上吧。对象说：应该叫花前月下。我说：花前那多暴露？月下那多老土？至少咱们得千里共婵娟吧？就算千里共不了婵娟，那也得千里共一宿吧？对象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谁让你有文化呢？谁让你是搞文学的呢？我心想：嗬，那我还真得搞文学了，不搞文学怎么搞对象呢？

当时要想通过搞文学达到搞对象的目的，基本上得把女方控制在“四大名著”的范围，而能把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搞得比较沸腾的“四大名著”是：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在八十年代中的某个夏日黄昏，在暮色掩映的东单书报亭，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孩说：师傅，给我拿本儿《报告文学》。我紧接她的话音儿：师傅，给我拿本儿《诗刊》。女孩又说：再给我拿本儿《新观察》。我跟着：再给我拿本儿《星星诗刊》。女孩看了我一眼：我还要本儿《新华文摘》。我也看了她一眼：我还要本儿《诗选刊》。女孩突然问我：你怎么跟诗干上了？我说：我就跟诗干上了。女孩问：你写诗吗？我说：写。女孩说：我也写。我说：那咱找个地儿聊聊。女孩说：好啊，我就想找个人聊聊，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不是诗，都想改写散文了。

终于，我没经过师傅介绍，自己认识搞了一回对象，是比介绍的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