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俗摭谈

谈风俗，节俗是避不开的题目，尽管许多人谈过了，轮到《金瓶梅风俗谭》，还得拿它开篇儿。

龙躔肇岁，凤纪书元，就从这一年开岁谈起吧。

年俗

说到过年，很多人会联想到王荆公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金瓶梅》呢，第七十八回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痕月，檐雪滚风，竹爆千门万户，家家帖春胜，处处挂桃符。”提到的恰恰也是爆竹、春胜、桃符这三样东西。是啊，哪有比这三样更能凸显年节气氛的呢！下面逐一道来。

爆竹

爆竹，爆裂之竹也。最早的爆竹是把截成段的竹竿放到火中烧，使爆裂作声，故又称“爆竿”。南宋初年诗人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中有一首《爆竹行》，描述农家燃爆竹的情景，十分翔实生动：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

从这首诗里，我们知道，燃爆竹并不只是简单地把竹节投入火中了事，而是烧透火力后，由健仆持将击扑使爆裂，大约那样响声更猛烈吧。击扑后的爆竹焦头，拾归垫在床下，犹可驱疠。

古代本有于岁前一日击鼓驱疠的民间活动，后来发现火烧爆竹的声响更猛烈，便用它来代替鼓声以祓除不祥。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那么，至晚在六朝时，燃放爆竹已成为岁时风俗。

不过那时燃放的爆竹，跟《金瓶梅》所写的爆竹，名虽同而实不同。《金瓶梅》时代燃放的是那种用麻纸缠裹火药制成的爆炸物，其响如炮，故又名“炮仗”。最早大概见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字作“爆仗”。其卷七写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曰：“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像这样每次由爆仗发号而依次出场表演的傩舞前后共有六场，由此可以推想，爆仗最初有可能是作为仪仗信号使用的，所以才叫“爆仗”。

到南宋宁宗嘉泰年刊的《会稽志》记云：“除夕爆竹相闻，亦或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惊，谓之爆仗。”可知名虽称“爆竹”，其实乃“以硫磺作爆药”，跟《金瓶梅》时代燃放的炮仗已经很相像了。只是那时使用大概还不是很普遍，更多使用的可能还是“截筒五尺煨以薪”的爆竹。

《金瓶梅》里还有个挺特别的词儿，叫“元宵炮”，都出现在第二十四回。一次是家人来昭的儿子小铁棍儿向陈经济要炮仗放，陈经济“与了他两个元宵炮”；一次是众妇女元夜出去走百病，仆妇宋惠莲叫陈经济：“姑夫，你放个元宵炮我听。”看来是一种特制的专在元宵夜放的炮仗。

春胜

说起“春胜”，人们会想到李义山的《骄儿》诗：“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爷：父亲。立春日，小儿请父亲书写春胜条子，拿去张贴。在小儿看来是很好玩的事情，在大人则寄托着厌胜邪魅、保佑安康的厚祷，因为春季阳气回动，万物复萌，最易感染时气，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那是很可怕的事。

上引义山诗所说的“春胜”，实际上关合着人日和立春日的两种风俗。《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相遗。”又曰：“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之字。”

据董勋《问礼俗》云，元月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狗日，三猪，四羊，五牛，六马，第七日便是人日。是日剪彩作人形，象征“人入新年，形容改新”，并造“华胜”以送人。华胜即花胜，是一种厌胜邪祟的吉祥物，大约装饰得很漂亮，故曰“华”，跟后世呈交叠状双菱形的方胜可能属于同一类。做这种物事互相赠送的，多半会是闺中少女，因为那正是她们夸耀手工的绝好场合。立春日剪彩作燕形，象征“燕燕来归”，因为燕子是春季早归的候鸟，戴上燕形，表示春天已经回来了。这日还书写“宜春”吉语，于门户上张贴。人日与立春日的民俗活动，内容差不多，时间差不远，常常闹在一起。春胜就是把花胜与宜春搅在一起了。明代以后，春联盛行，春胜又成为春联的替代语。《金瓶梅》所说的春胜，极有可能指的是春联。

桃符

桃符，说白了，就是两块桃木板，上面画点或写点什么，岁除立在或挂在大门两侧，以驱百鬼。桃木可驱鬼的传说有许多，如《神农百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淮南子·诠言训》曰：“羿死于桃棓。”高诱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后世道士驱鬼用桃木鞭或桃木剑，盖有以也。

门前悬桃木以驱鬼的风俗也产生得很早，《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韩子》：“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那么，最晚公元前三世纪已兴此风，只不过用的是折下的桃枝，悬挂的时间似乎也不确定。汉代把时间固定在“腊除夕”，桃枝也发展成人形的桃偶，并有“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见王充《论衡》卷二十二）等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汉代风俗的形成，跟下面一则传说有关：“上古之时，有兄弟二人：荼与郁律，度朔山桃树下简百鬼，妄祸人则缚一苇索，执以食虎。”

东汉人王充所著《论衡》及稍后应劭的《风俗通》都叙述了这个故事，一谓出自《山海经》，一谓出自《黄帝书》，总之流传许久了。

六朝时，这个传说有些变化。《荆楚岁时记》引《括地图》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的民俗也有相应的变化，据《说郛》本《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究竟是先有“鸡鸣桃都”的传说，还是先有了这样的风俗才附会出那样的传说来，那是民俗学专家感兴趣的事。我们不过由此得知，汉代的桃偶此时已被板状的桃符所替代。

关于桃符的形制，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云：“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前图所示桃符，是从《清俗纪闻》中截取的，原书附有说明：“桃符系于一对木板上彩画之龙虎、朝官、桃柳、‘平升三级’之图，挂于两门之左右两侧，以除邪气。”原图是彩色的，可惜书在日本，我们只能从译本中截取黑白图。

笨重的桃木板每年换来换去的，够麻烦，聪明的人就用红纸书写吉语贴在桃符上，每年只换纸联就行了。这大概是春联的最早形式。后来渐渐的连桃木板也取消了，桃符遂成为春联的代用语，名虽存而实已亡。不过，那是《金瓶梅》刊行以后的事了。

辞岁·压岁钱

旧俗过年，热在年前的忙碌，闹在年后的灯宵。过年那几天，基本上以家庭活动为中心，气氛的主调是吉祥、喜庆、隆重、和睦，反倒不那么热闹十分。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数年夜饭和守岁辞岁了。清人富察敦崇用“合家团坐以度岁”来概括，精到。

如今社会风气开放，年轻人喜欢独立，一人在外或小家庭过年的，不算稀罕；但是六十岁往上的人，多少都会记得一大家人团团围坐吃年夜饭的情景。不管离家在外多远，但凡有可能，总要在除夜前赶回家，实在赶不回来，家人也会为他留座，并设碗箸，所以年夜饭又叫“团圆饭”“合家欢”，一道名叫“全家福”的什锦大盆和象征“年年有余”的大鱼盘是必有的传统节目。除此而外，北方人半夜还要吃一顿跟“更岁交子（子时）”谐音的饺子。晚饭后，男人聚博，小儿放鞭，妇女们便团坐炕上包饺子，刀砧之声，远近相闻。最穷的人家，哪怕剁点白菜，年三十的饺子也是不能少的啊！

除夜聚饮，最晚在晋代巴蜀地区已成风习。晋周处《风土记》记蜀地风俗曰：“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亦曰：“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请为送岁。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

那么《金瓶梅》是怎么说的呢？且看第七十八回有关文字：

（除夜）置酒于后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西门大姐，并女婿陈经济——都递了酒，两旁列坐。

这明明是“合家团坐以度岁”的意思了。不过，这里的“合家”，本不应包括西门大姐和女婿陈经济在内。按旧俗，已出嫁的女儿，除夜、初一这两天不能回娘家，否则会带来穷气，或曰把娘家吃穷。西门大姐因夫家已破，和女婿陈经济久居娘家，是个例外。

接着上面的文字，《金瓶梅》又叙道：

先是春梅……五个磕头，然后小玉……磕头；其次者，来昭妻一丈青惠庆……一般儿四个家人媳妇磕头，然后才是王经……来保儿子僧宝儿、来兴女孩儿年儿来磕头。西门庆与吴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银钱赏赐。

这里写的是大年夜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辞岁。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曰：“三十日……夜以松柏枝杂柴燎院中，曰烧松盆，岁也。悬先亡影像，祀以狮仙斗糖、麻花馓枝，染五色苇架竹罩，陈之家，长幼毕拜；已，各自拜，曰辞岁；已，聚坐食饮，曰守岁。”

这节文字前半说的是岁和祭祖。岁不一定家家都搞，但祭祖一般人家是不能少的，虽不如宁国府“除夕祭宗祠”那样隆重（插图所示即《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景象），至少也要设个祖先牌位，供以香烛、羹饭。《金瓶梅》于此项活动，只曰：“西门庆烧纸，又到于李瓶儿房，灵前祭奠。”烧纸，大约就是祭祖送钱的意思了。

辞岁，《金瓶梅》叙得较详。这是一个婢仆成群的千户之家，奴婢按地位高下，一批批地给主人磕头。一般人家则以长幼分，长者端坐，幼者叩拜。辈分最小的孩童，从曾祖、祖父、父母、伯叔一路拜下来，真会把头磕晕了呢。不过孩童也有他们的收获：磕一次头，会从长辈那里得到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压岁钱。钱不一定多，却能由孩子自己支配。眼馋许久的鞭炮啦、糖人啦、小风车啦，都可以由自己递上握得热乎乎的铜钱，心口砰砰跳着，从小贩那里换回来。那是一种“今日我做主”的心理享受，无论父母买回多少玩具与吃食，都无法代替的。《金瓶梅》说“西门庆与吴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银钱赏赐”，那就是压岁钱了。

辞岁与拜年，本以除夜子时交岁分：交岁前为辞岁，交岁后曰拜年。民间似乎不大理会这样的区分，反正都是过年的吉利话，不过图个喜庆吉祥，何分年前年后，便大而化之地都叫作拜年；或加上一个“早”字，曰“拜早年”，以示与正式的拜年有别。

拜年·忌门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曰：“正月一日年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再往上推，汉应劭《风俗通》已有言曰：“（元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只是不大能说清楚那是辞岁还是拜年。

宋代郑刚中有《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神邻里闻角声则知其将晓矣》诗云：“村巫吹角天将晓，里巷拜年争欲早。我惊节物懒下床，眼看屠苏心恅愺。未能免俗出门去，礼数乖烦无所考。”这大概是拜年最早的直接记载了。

元人欧阳玄有一首描写新正的《渔家傲》词，也说到拜年：“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帽欢相抱。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蒙汉杂糅，各具风情，勾勒出一幅民族风情浓郁的年俗画。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则明确记曰：“正月元旦……家长少拜毕，姻友投笺互拜，曰拜年也。”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把这一活动称作“贺节”：“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门庆早起，冠冕穿大红，天地上炷了香，烧了纸，吃了点心，备马，就出去拜巡按贺节去了。”

西门庆贺节，主要是去应酬府县官员，跟姻友互拜又有不同。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曰：

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插图所示为全名帖，红纸六折。另有单名帖，单幅；双名帖，对折。折数多，表示恭敬，有多至十二折者。）这种望门投刺的虚应故事，南宋时已淫渐成风。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就有一则关于投帖拜年的趣事：

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公子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因以己帖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

主人自己不到场，派仆人携拜帖四处去投，称“飞帖”，因名帖又称“片子”，清代有人戏作《京月令》嘲云：“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可发一噱。

元旦日各家悉出拜客，“鲜衣炫路，飞轿生风”，怎样接待来拜年的人呢？《金瓶梅》又写道：

那平安儿与该日节级在门首接拜帖，上门簿，答应往来官长士夫……后边大厅，摆设锦筵桌席，单管待亲朋；花园卷棚，放下毡围暖帘，铺陈锦裀绣毯，兽炭火盆，放着十桌，都是销金桌帏，妆花椅甸，宝装果品，瓶插金花，筵开玳瑁，专一留待士大夫官长。

这应该是比较排场的接待了，或许还掺有小说家的若干点染，一般士大夫人家则不如此铺张。明王锜《寓圃杂记》补遗记曰：“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贺，惟置白纸簿并笔砚于几上；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此记虽云京师风俗，地方上想来亦无大差。据清人顾铁卿《清嘉录》所记，更有简率者：“或帖红纸袋于门，以接帖，署曰‘接福’，或曰‘代僮’。”

《寓圃杂记》所言之“白纸簿”，即《金瓶梅》里说的“门簿”，以其置于门厅而称之。门簿不只拜年才设，遇有婚丧寿诞，来客较多时，都设门簿，记下来客姓名及所送礼物，以备将来谢还。《寓圃杂记》还记录一则有关年簿的趣闻：刑部主事刘廷美岁旦外出拜年，家中设门簿，簿侧偶置一首朋友送他的题钟馗画像诗。大约诗做得好，来拜年的人各摘簿纸一叶录之，顷间簿尽；明日，复置簿，又尽。有朋友戏谓廷美曰：“此钟馗乃耗纸鬼也。”

元旦拜年虽然忙促，却只限于男子，妇女是日不能外出，俗称“忌门”。谁家这一日若有妇女入门，是一件很晦气的事情。《金瓶梅》写西门庆外出贺年之后，“月娘与众妇人早起来，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都来后边月娘房里厮见行礼”，这就关合着忌门的风俗了。初二以后，妇女可回娘家。《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道：“话说一日腊尽阳回，新正佳节。西门庆贺节不在家，吴月娘往吴大妗子家去了。”这里的“新正佳节”是泛指，并非指元日，因为当晚吴月娘回家后，与众妾商议轮流做东，称“明日就是初五日”，显然那日是初四。

新正为一岁之首，照旧俗讲，关系一年的休咎，所以禁忌特多：若失手打碎碗碟什么的，得赶紧说声“岁（碎）岁平安”；生了病不能请医生，否则终年不宁；这一天也不可吃稀饭，不然会出行遇雨。初一到初四并忌刀、剪、针，这大概是最令闺阁高兴的禁忌了——终年不断的日常劳作，忽然一下被禁除了，打扮可喜，呼邻引伴，甚至掷骰斗牌赌个小东道什么的，该有多么开心呢！由于新年忌刀，各家在年前就备下年菜，到时只需热一热或加加工，不必现动刀砧的。《金瓶梅》第二十三回写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三人年时赌道东，买个猪头让宋惠莲来烧；第七十八回写吴大舅来拜年，西门庆留饭，上的是“各样热碗下饭，大馒头点心，八宝攒汤”，都是不需动刀砧的。您细着品品，《金瓶梅》的许多细节，是不是经得住敲打的？

初一到初三，西门庆每日出门拜年，初四日到衙门中开印，表示年假放完了。实际上年还过得悠着呢，只拜年吧，清顾禄《清嘉录》卷一云：“（元日）薄暮至人家者，谓之拜夜节；初十日外，谓之拜灯节；故俗有‘有心拜节，寒食未迟’之谑。”不必更说吃节酒、接路头、破五、咬春、祭星、点灶灯等一日接着一日的节令活动了。一首民谣道：“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足见过年余兴之悠长。不过那是把元宵、二月二，甚至寒食、清明都算进来了。一般地讲，过了破五，衙门办公，商店开业，就算把“年”过完了，人们又忙着准备下一个更热闹的节日——正月十五的元宵灯节了。

元宵节

新正虽是大节，可是时值晦朔，月亮不露脸儿，在照明不发达的古代，不宜于夜间户外活动，所以基本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活动。到正月十五，一年中的第一个望日来到，为群聚的夜晩户外活动提供了自然照明条件，于是中国最热闹的狂欢节日元宵，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花灯

“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这是《金瓶梅》第四十二回卷头诗的头两句，又道是“天上元宵，人间灯夕”，“溶溶宝月，灿灿花灯”，元宵总是和花灯连在一起的，所以元宵节又称灯节。

这风俗起自何时？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有《列灯赋》云：“何解冻之嘉月，直蓂荚之盛开。……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辉交映，倒影澄鲜。”解冻之嘉月，当指春王正月。蓂荚，瑞草，传说月初一始日生一荚，十六日起日落一荚，盛开，正当十五日，可见那时已有正月十五燃灯的活动。

隋代柳彧曾呈文奏禁上元夜“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之类“非法非道”的民间游娱活动，唐代却得到皇家的批准。韦述《两京新记》载：“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验之以隋唐两代“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等元夕诗句，可知元夜张灯从隋唐始已成不可逆转的盛大民间习俗。

宋初，蜀孟初降，太祖赵匡胤以年丰时平，诏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元宵观灯之期从三夜增加到五夜，而张灯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从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记曰：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之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

这种热闹的情景，除元代那几十年外，差不多延续了千有余年，至今遗风犹存，民间习俗该有多么大的力量！被目为明代社会风俗长卷的《金瓶梅》，对跟元宵有关活动的中心——逛灯市与赏花灯，自然不会惜墨。

灯市，唐人诗文中没有提到。大约那时还是以游赏为主，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民间贸易。北宋词作中有两处提到灯市，但是记北宋都城汴梁风物甚详的《东京梦华录》却没有记载；记南宋都城临安风物的《武林旧事》卷二提到了，谓“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石湖有《灯市行》诗，云：

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簺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

石湖先生是南宋初年人，此诗序云“以识土风”，那么灯之成“市”当在更早的时候。到明代中叶，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繁华热闹的景象又非《武林旧事》所记可比。《金瓶梅》第十五回有一大段铺叙狮子街灯市的锦簇文字，很能反映明代元宵灯节的繁盛景况。且摘引一段以娱耳目：

往东看，雕漆床、螺甸床，金碧交辉；向西瞧，羊皮灯、掠彩灯，锦绣夺目。北一带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厢尽皆书画瓶炉。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妖娆炫色。卦肆云集，相幕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容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蛾，鬓边斜插闹东风；凉钗，头上飞金光耀日。

灯市上百货杂陈，仕女如云，笙歌鼎沸，灯月争辉，该有多么热闹欢快呢！不要以为这只是小说家笔下的夸张与渲染，跟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所记帝都灯市的富盛宏大场面相比，《金瓶梅》所记毕竟缺少大家气象，竟然显得有些寒素呢。且看刘侗、于奕正所记：

今北都灯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罢也。灯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灯也。……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向夕而灯张，乐作，烟火施放。于斯时也，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妍媸；烟罥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

这是一幅多么火爆热烈的场景！读此，即可知《金瓶梅》所叙并非虚饰。

尤有趣者，刘、于还记有“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书；其设氍毹帘幕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读到此处，便自然联想到《金瓶梅》第十五回所叙西门庆妻妾，在灯市街的临街楼上看灯玩耍那一段文字来，其中写潘金莲：

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儿，把磕了的瓜子皮儿都吐下来，落在人身上……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

文字恣肆活泼，把市井妇女百无忌惮、名曰看灯而实欲人看的情态刻画活现。帝都勋戚家眷，想来不会如此放肆无忌，但那场景、那韵味、那心情，该是一脉相通的哟。

既云灯市，核心自然在灯。前引《金瓶梅》铺叙灯市的那一段文字，开头还有一大段对花灯诸品的描绘，亦引在下面：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沸沸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钟馗并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鱼灯，平吞绿藻……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

这里所列的几十种灯品，也并非小说家的夸饰与虚构，实出于现实生活，有同时代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所记为证：

腊后春前，寿安坊而下至众安桥，谓之灯市，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璃瓶之属；而豪家富室，则有料丝、鱼、彩珠、明角、镂画羊皮、流苏宝带。品目岁殊，难以枚举。

你瞧，二书所列灯名目，该有多么相近，足见当时灯品之盛。而每一品灯用料之精美，工艺之考究，做工之精巧，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得了的。下面只拣《金瓶梅》里提到并于史有征的说上几品。

先说开头的那两句：“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这是转着文说的，若俗着说，就是两条龙灯、一只鹤灯。以彩龙兆祥，仙鹤兆寿，取意吉祥。这两品原是宋代宫廷大型灯彩，仁宗朝做过参知政事的夏竦有《上元应制》诗云“宝坊月皎龙灯淡，紫馆风微鹤焰平”，咏的就是这两款灯。如今人们谈起龙灯，会想到耍龙灯、舞龙灯什么的，而最早的龙灯只是供人观赏，并不能耍着玩的。《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当时的龙灯形制云：“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可以想象，数万盏闪烁摇曳的灯烛长龙该有多么壮观，那才是名副其实的龙灯呢！读到这里，人们就会明白什么是“龙衔火树”，什么是“火龙宝炬”，而不再把它们只看作华丽的辞藻了。《金瓶梅》的这两句诗又见于《水浒传》，文字或许脱胎于彼，但更大的可能还是风习相传吧。

《金瓶梅》的这段赞辞里所写的灯，许多是用动态来形容的，如“鲇鱼灯，平吞绿藻”；“秀才灯，揖让进止”；“师婆灯，挥羽扇”，等等，这也不是作者笔下的虚泛之辞。明桑悦有一首咏老人灯的诗曰：

假合分明两鬓秋，鲍郎衫袖带膏油。衰颜自分随灰灭，急景何妨秉烛游。得火常时能腹暖，避烟终夜只摇头。却疑南极星辰见，一点光芒落海陬。

《金瓶梅》也写到老儿灯，是借潘金莲之口说出的，没有描写。读了桑悦的诗，就知道老人灯的头部原来是会摇动的，大约跟走马灯一样，利用了空气对流的原理。同理，秀才灯会作揖，师婆灯能挥扇，鲇鱼灯可吞藻，足见花灯匠人用心之巧。不过，若是跟那些做工复杂的豪华巨灯相比，这些小巧机关又数不着了。《东京梦华录》卷六记文殊、普贤灯曰：

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

《武林旧事》卷二记大型琉璃灯曰：

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

明吴兆咏夹纱灯屏诗曰：

火树当筵出，灯屏绕席斜。逶迤一片影，匼匝九枝华。薄素流明月，层波浸百花。龙膏燃作雾，鹤彩散成霞。晓户鸾窥镜，春窗蝶误纱。盈盈空内外，瞰客若为遮？

读了这些豪华灯品的记述与描写，就可知道《金瓶梅》所写“双龙戏水”，极有可能真的有水可戏。制造如此精巧奢华的灯具，不知要耗费灯工多少的心血与工夫。明张岱《陶庵梦忆》记里人李某曾作闽中二尹，“抚台委其造灯，选雕佛匠，穷工极巧，造灯十架，凡两年，灯成而抚台已物故”。这位抚台大人既有闲情委人造灯，想来还不至于衰朽至甚，两年时间，灯未成而人已逝。这个例子或许太偶然，或许所制的灯太复杂，我们再看看最普通的灯吧。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记有莲花灯的制法：

以竹一本，其上破之为二十条，或十六条。每二条以麻合系其梢，而弯曲其中，以纸糊之，则成莲花一叶；每二叶相压，则成莲花盛开之状。爇灯其中，旁插蒲棒荷剪刀草于花之下。

这一盏极普通的莲花灯，制造起来也够复杂的了，所以面对“月让灯光”的盛大灯山、灯河、灯海，人们是不能不感慨的。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宋仁宗时蔡君谟知福州，上元日令民间一家点灯七盏。有人作诗讽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清歌无妙曲！”弄得这位太守扫兴而罢。

除了上面那段赞辞所铺叙的诸色灯品，《金瓶梅》还零星写到一些花灯名色，如羊角玲灯、绣球纱灯什么的。这里只说说第四十一回乔大户送给西门庆的两款灯——珠子吊灯和羊皮屏风灯。

珠子灯以珍珠穿成，素以豪华称。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明皇时，匠工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这恐怕是珠灯之滥觞吧？宋人著述中已见珠灯名目，《武林旧事》云：“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清代琐记扬州风物的《扬州梦》也写到珠灯：

方者以木为胎，穿珠成行，草成花纹；玲珑者，以铁丝为胆，穿珠成宝盖，成禽鸟式。然燃烛处必雕檀木，嵌玻璃。

珍珠本就光泽圆润，为宝盖，为流苏，在灯烛辉映下会显得更加晶莹剔透，光彩纷呈，平添许多富贵气象。但那灯的照度，肯定不能博人恭维，兼以贵重，平日是不用它的，只在节间才拿出来挂挂。《金瓶梅》第七十八回写“玳安与琴童站着高凳，在那里挂灯——那三大盏珠子吊挂灯”，既出于生活真实，又对前文乔大户送西门庆的“珠子吊灯”不动声色地做了交代，堪称细密的一笔。

羊皮灯以细薄羊皮镂刻成图案，衬以透明或半透明的材料，产生影戏那样的效果。《武林旧事》谓：“羊皮灯则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

羊皮灯的原料并不贵重，制作上却有讲究：首先灯的规格要大，小了影响效果；其次图案繁简须适宜，过繁灯不显，过简影不显。《金瓶梅》专举“羊皮屏风灯”，可谓深得其窍。屏风灯面积大，光源小，本有明暗不匀的缺点，用羊皮镂刻的图案来调解，近光源处遮，远光源处露，使灯屏布光均匀柔和，又可增强明暗反差，充分显现出羊皮灯的影戏效果。这跟他写的珠灯必举“珠子吊灯”的用意是一样的：珠灯高悬，珠络累垂，最能体现出珠灯的华美来。俗话说，凡事怕琢磨。一张灯节礼单上平平开列的两款灯品，没有比这再简单的情节了，可仔细咂摸咂摸，竟也有许多意味在里面呢。

最后要说到的是“烧灯”，它是元宵节的结束曲。《金瓶梅》第十五回有这样一个小细节：西门庆众妾在灯市节楼上看灯，潘金莲指给孟玉楼看这个婆儿灯，那老儿灯，“忽然被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不了”。明代灯市从初八日起到十七止，十天时间，风吹雪打，像这样损坏的灯会不少；没坏的，也减色旧了许多。所以灯市结束时，除了贵重精巧的灯精心收贮外，一般的也就“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刘邦彦有《上元五夜观灯》诗，十三夜云“新放华灯连九陌”，十四夜云“灯光渐比夜来饶”，十五夜云“九衢灯烛上熏天”，十六夜云“次第看灯俗旧传”，十七夜云“试看烧灯如白日，鳌山无影海漫漫”，把灯市初开、渐入佳境、盛极一时、逐渐冷淡、最后一炬烧空的过程写得甚有层次。到烧灯这一刻，元宵节就算结束了。

烟花

说起节日燃放的烟火或烟花，唐王勃《守岁序》已出现“贲鼓雷动，烟火星流”字样，北宋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更记曰：

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

但是从上下语境来推测，尽管这里的“烟火”可能已经使用了火药，但还是用于施火放烟，还不是后来施放的掺入金属药料而被称作“烟花”或“焰火”的那种烟火。到南宋《武林旧事》卷二所记：“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吴自牧《梦粱录》卷六所载：“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类。”才是被称为“烟花”或“焰火”的那种烟火。

放烟花也是元夜游娱的重头大戏。前引《帝京景物略》已言：“（元夜）烟火施放……烟罥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这样热闹的场景，《金瓶梅》自然不会漏空。两次过元宵节，都写到放烟花。一处在第二十四回：

陈经济与来兴儿，左右一边一个，随路放慢吐莲、金丝菊、一丈兰、赛月明……三个妇人还看着陈经济在门首，放了两个一丈菊，和一筒大烟兰，一个金盏银台儿，才进后边去了。

另一处在第四十二回，写西门庆家元夕放烟火，是一大篇夸张铺叙的书会留文：

一丈五高花桩，四围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着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律律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觱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的旋转得好看；银蛾金弹，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名显中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霞；紧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大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顷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闹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焰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

所谓花桩，就是有彩画装饰的木桩。明清时代的烟火是跟器械装置联组施放的。各种装置封装在一个个盒子里，利用药线连接，届时借助火药的力量把各色奇妙的装置打开，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观，所以要用高木桩或层台把各色盒子错落有致地摆放开。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二记兖州鲁藩烟火：“殿前搭木架数层，上放黄蜂出窠、撒花盖顶、天花喷礴。四旁珍珠帘八架，架高二丈许，每一帘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大字。每字高丈许，晶映高明。”可作参看。

山棚就是临时搭建的高大看棚，虽不专用于元夕看烟火，却是元夕观看烟火不可少的设施。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写到北宋东京汴梁皇家扎缚的豪华看灯山棚：“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昨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明瞿佑所作《看灯词》叙写了明代民间扎缚的看灯山棚：“东家斫竹缚山棚，西舍邀人合凤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金瓶梅》里写到的“四围下山棚热闹”是一幅什么样的热闹景象。

最高处一只仙鹤，是说花桩的最高处扎缚了一只像生仙鹤。这也是元宵烟火常套。宋詹无咎《鹊桥仙·题烟火簇》词就写到了：“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

起火，俗称“钻天猴”，是一种靠火药燃烧产生后推力向上飞起很高的烟火，多缚在细杆上以保持飞行方向。明程敏政有《元夕灯诗·起火》诗曰：“活火翻成一缕烟，暖风吹上碧云边。须臾响作春雷起，万紫千红献帝前。”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记曰：“放烟火：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为玩具，其名不一：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

《金瓶梅》里的起火做成仙鹤衔丹书形状。丹书，皇帝的诏书，用来向上苍报信，所以这枝起火不会装爆药，只要求它飞得极高，以达天庭。从《绣像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图看（见前第32页），这只仙鹤左右各装了三枝起火。大概只有这样足够强的推动力，才能把扎彩的仙鹤送上天吧。

西瓜炮，又称百子西瓜炮，是一种爆裂后有炮子迸出能伤人的火器。清魏源《圣武记》卷一记曰：“有西瓜炮者，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至其营始裂。”《金瓶梅》所写，虽只肖其形，并非真的用来伤人，但也可使“四下里人物皆着”，可以想见其威力。

彩莲舫，未见著录，顾名思义，当是形似采莲舟的烟火。

赛月明，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有记。其记兖州鲁藩演《唐明皇游月宫》剧：“如轻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可知是一种能发出青白色光的烟火，大约以镁条为主料吧。

紫葡萄，前引瞿佑《看灯词》的第二首也写到了：“都司烟火揭高竿，万斛珠玑撒玉盘。看到顶头齐喝采，紫葡萄上月团团。”总之是肖葡萄之形而色紫吧。

霸王鞭，乃“报旺鞭”的讹音。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有记：“送神之时，多放爆仗，有单响、双响、一本万利等名。或有买编成百千小爆，焠之连声不绝者，名曰报旺鞭。”又引蔡云《吴歈》诗：“三牲三果赛神虔，不说赛神说过年。一样过年分早晚，声声听取霸王鞭。”并云：“霸王鞭应作报旺鞭，报来岁兴旺之意。”

地老鼠，大约跟今天孩子们放的转轮相似。《金瓶梅》说它“串绕人衣”，前引《宛署杂记》说它：“不响不起，旋绕地上。”它是烟火中的老资格。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记曰：“穆陵（宋理宗）初年，尝于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径起，意颇疑怒，为之罢宴。”

琼盏玉台，书里说它“端的旋转得好看”，应该是一种有机械装置能转动的层台样烟火。明刘纶《元夕同杂宾里中观放烟火》诗云：“枞金叠鼓转层台，绛火银花映杂苔。”说的是类似景物吧。

银蛾金弹，当是一种能发射的装置，射出的金弹可击中飞动的银蛾，所以书里说它“施逞巧妙”。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少年时观看《采茶捕蝶》小剧的情景来。那只在细竹竿尖翩翩翻飞的蝴蝶，跟这里被金弹击中的银蛾，应该有某种联系吧？那银蛾多半会是安置在细弹簧上，利用共振原理让人产生飞动感觉的吧？否则金弹难以把它一下子就打中。

八仙捧寿，演绎张果老等中八仙各持宝物为西王母献寿的故事。前引《陶庵梦忆》记鲁藩烟火又写道：

下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上骑百蛮，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诸器，器中实千丈菊、千丈梨诸火器。兽足蹑以车轮，腹内藏人，旋转其下。百蛮手中瓶花徐发，雁雁行行，且阵且走。

可以看作“八仙捧寿”的另一种表现。

七圣降妖，演绎梅山七圣降伏妖魔的故事，《西游记》有叙。其实早在《东京梦华录》记述“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已有称作“七圣刀”的表演：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

后世的“七圣降妖”会不会是从“七圣刀”的表演敷演出来的，很有可能。《金瓶梅》用“通身是火”四字概括这一组故事演绎，这也有佐证可循。上引《陶庵梦忆》就接写道：“移时，百兽口出火，尻亦出火，纵横践踏。”

黄烟、绿烟，以及上下文提到的大烟兰，都是只燃烧不爆响的烟花，里面不装炸药，燃放比较安全。所以清代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里说：“至于小儿顽戏者，曰小黄烟。”

紧吐莲、慢吐莲，当是烟花展放若莲花状，随填药成分不同，燃放速度有快慢之分。

一丈菊和一丈兰，前引《陶庵梦忆》已经提到，虽其名曰“千丈菊”“千丈梨”，应为同物异名。《陶庵梦忆》里说它们是“火器”，装在诸如象牙、犀角、玉斗等容器内，当是管筒状的、燃放时冲起较高的、形成菊、兰、梨等花形的焰火。

火梨花，虽然名称带火字，其实也是一种小焰火，可以拿在手里燃放，所以一首儿歌唱道：“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见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它的资格也够老。宋代詹无咎《鹊桥仙·题烟火簇》词就写到了：“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落地桃，虽亦未见著述，但是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记曰：“又以枣肉炭屑为丸，系以铁丝燃之，名‘火杨梅’。”可以作为想象的参考。

以上诸种，都是可以单独燃放的烟火，无须机械装置配合。类似的还有第二十四回写到的“金盏银台儿”，它跟前文介绍过的“琼盏玉台”不同，是由书中人陈经济带在身边随路燃放的，不可能配有复杂的机械装置。它是一种由白色花样托起黄色花样的焰火的形象名称，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五记曰：“其菊有七八十种……白而大心黄者名曰金盏银台。”又水仙花亦别称金盏银台，命意异曲而同工。

货郎担，即卖货郎挑的杂货担子。旧时货郎不但要靠吆喝，有的还要靠演唱招徕顾客，这在《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有生动描述：

众人看燕青时……扮做山东货郎，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拈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

所以会社队舞中常有货郎担的表演，因此也被纳入烟火扎彩中。

鲍老车，即鲍老推的车子。鲍老，也在会社队舞中经常出现，是个衣着郎当、进退失据、逗人发笑的角色。有文献说，他出场时常抱一面大铜锣，因此被称作“抱锣”，鲍老是抱锣的讹音。《金瓶梅》写他推车儿，跟抱大铜锣的形象很接近。只不过这里不是真的在表演，而是扎制成的焰火形象，所以焰火一起，它便“首尾迸得粉碎”了。

五鬼闹判这一烟火名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载：

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匣炮、天地灯等名目。

五鬼闹判，也是一个流布很广的民间故事，说五个小鬼不服判官的判决，夺笔、扯帽、折带、脱靴。雕塑、绘画、戏曲都有表现。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九十回也写到了：

这五个鬼人多口多，乱吆乱喝，嚷做一驮，闹做一块。判官看见他们来得凶，也没奈何，只得站起来，喝声道：“唗！甚么人敢在这里胡说？我有私，我这管笔可是容私的？”五个鬼齐齐的走上前去，照手一抢，把管笔夺将下来，说道：“铁笔无私，你这蜘蛛须儿扎的笔，牙齿缝里都是私丝，敢说得个不容私！”判官看见抢去了笔，心上越发吃恼，喝声道：“唗！又还胡说哩！我有私，我这个簿可是个容私的？”五个鬼因是抢了笔，试大了胆，又齐齐的走上前去，照手一抢，把本簿抢将下来，说道：“甚么簿无私，你这茧纸儿钉的簿，一肚子都是私丝！”判官去了笔，又去了簿，激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平跳将起来，两只手攒着两个拳头，前四后二，左五右六，上七下八，支起个空心架子，实指望打倒那五个鬼。那晓得那五个鬼都是一班泼皮鬼，齐齐的打上前来，一下还一下，两下就还一双，略不少逊。自古道：好汉不敌两。老大的只是判官一个，那里打得那五个鬼赢？把头上的晋巾儿也打吊了，把身上的皂罗袍也扯碎了，把腰里的牛角带也蹬断了，把脚下的皂朝靴也脱将去了。判官空激得爆跳，眼睁睁的没奈他们何处。

《金瓶梅》说到的五鬼闹判，跟烟火名目中经常出现的火判官应是一路货色。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曰：“京中演火判一剧，口含纸卷，内卷硫黄，然之而喷，浓烟自口出，火星迸散，跳跃而舞。”可作参看。左图中，烟火盒子下面悬挂的像生人物，应该就是火判官的形象。

十面埋伏，据说是楚汉会垓中韩信布下的阵名。韩信用此战阵把项羽逼刎乌江。它也是极适于烟火表演的题材，清代魏学渠有《法曲献仙音·咏走马灯》词，小序曰：“灯剪采缯为人马，作十面埋伏刘项战斗之状，烧蜡则四围环走如生。”其词云：

翠羽红绡，寸人豆马，一炬中间连串。喑哑重瞳，名骓驰骤，只少虞姬生面。楚歌来，乌江血，垓下风云，战光如电。　算英雄，可能不散。胯下子、千古弓藏，留恨渔父舣扁舟，只争差、鸿门高宴。玉漏听残，掷金卮、灯微风扇。只剩得、秦时明月，教游人见。

可作为《金瓶梅》烟火“十面埋伏”的实证。

走百病

走百病也是元宵的一项节令活动，专为妇女而设。明高士奇《灯市竹枝词》云：“鸦髻盘云插翠翘，葱绫浅斗月华娇。”注云：“正月十六日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名曰走桥，消百病也。多着葱白米色绫衫，为夜光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亦有类似记载：“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又张宿《走百病》诗曰：“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手，一行直得一年娱。”写的也是京城景象。但是这一节俗并非仅限京师。清刊《广东通志》卷五十一曰：“（正月）十六夜，妇女走百病。”又《陕西通志》卷四十五引《临潼县志》曰：“（正月）十六夜，妇女出游，谓之走百病。”江南称作走三桥。清顾禄《清嘉录》卷一有载：“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可见此风范围之广。

以山东清河为背景地的《金瓶梅》也写到这一节俗，不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儿：“走百媚儿”，出现在第二十四回：

（宋惠莲）于是走到屋里，换了一套绿闪红段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儿出来，跟着众人走百媚儿。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

同回后文又说：“却说那陈经济，因走百病，与金莲等众妇人嘲戏了一路儿。”可见二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如果前一“媚”字不是误书或误刻，那么《金瓶梅》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珍贵的风俗资料。想想，如果“队而宵行”能使自己增添几分美媚，对女性而言，那不是比消百病更美好的期盼吗？

清明节

《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用“话说烧灯已过，又早清明将至”，把个红红火火的欢乐元宵一下子拉到了“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的清明。

清明，唐代以前大概只是一个自然的农历节气。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言：“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指的就是节气，“命蚕妾，治蚕室”是在这一节气须进行的农事活动。古代历法把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又按气候变化和农事活动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一个月占两个，上旬出现的叫“节”，下旬出现的叫“中”。清明出现在三月上旬，所以称清明节，而不管这一天是否举行节庆活动。

专门记述节令活动的《风土记》和《荆楚岁时记》都没有提到清明的节令活动，但是《荆楚岁时记》却记录了和清明时间紧挨着的两项节令活动——上巳与寒食。

上巳，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定在三月初三，是一个在水边洗浴祓除岁秽的日子。《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汉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古代北方寒冬不便洗浴，春江水暖，把一冬的积皴汰除掉，该是一件多么舒服的事。《论语》所言“浴乎沂，风乎舞雩”，说的就是类似的活动，听着就令人神往。到《荆楚岁时记》变为：“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似乎只是在水边喝喝酒，不再裸身洗澡了。再后来，就被清明的踏青给兼并，不再另过上巳了，倒是在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一节令风俗。

寒食，据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跟随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后被焚身亡的介子推。这自然也有附会的成分，因为《周礼·司烜氏》就有记载：“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春季易发生火灾，故须禁火；禁火自然无法举炊，故须寒食。而且古代取火艰难，须靠火种维系，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冬季，火种更是不能熄的。春气转暖，选个清明的好天儿，停了火，把一冬的余烬除去，再用柳木钻取新火。旧火新火不接，自然也要备些熟食，供改火那天冷餐。总之，寒食的发生，和其他节俗一样，都是自然的选择，附以神话或传说，无非为之加载神秘色彩。

寒食，直到近代诗文中还屡被提及，但事实上早已无人单过寒食节了。《唐会要》卷八十二载：“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大约就是寒食被清明节兼并的最初信号。总之，清明是杂糅了上巳、寒食的节令活动而形成的一个整合性节日。它的兴起大约在唐代。据《封氏闻见记》载：“中宗时，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东城老父传》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那么，《金瓶梅》里的人是怎样过清明节的呢？

打秋千

在前引《金瓶梅》第二十五回“话说烧灯已过，又早清明将至”文后，先写“西门庆有应伯爵早来邀请，说孙寡嘴作东，邀去郊外耍子去了”，接着写：

先是吴月娘花园中扎了一架秋千，至是西门庆不在家，闲中率众姊妹每游戏一番，以消春昼之困。先是月娘与孟玉楼打了一回，下来教李娇儿和潘金莲打。李娇儿辞以身体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儿和金莲打。打了一回，玉楼便叫：“六姐过来，我和你两个打个立秋千。”分付休要笑，看何如。当下两个妇人玉手挽定彩绳，将身立于画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莲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红粉面对红粉面，玉酥肩并玉酥肩；两双玉腕挽复挽，四只金莲颠倒颠。

原来清明一项重要的节令活动是打秋千。

据隋炀帝《古今艺术图》云：“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者。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秋千。”这跟《金瓶梅》里只有妇女们才荡秋千的描写是一致的。

打秋千，至晚在唐代已成为寒食、清明的节令活动。《开元天宝遗事》云：“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唐末诗人韦庄有《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曰：“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

明清时代，此风犹炽。《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写道：“一日清明节届，和曹姨及侍儿明霞后园打秋千耍子。正在闹热之际，忽见墙缺处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头观看，连声喝采。”后面自然引出的是一段有趣的风情故事。又《拍案惊奇》卷九写道：“每年春，宣徽诸妹诸女，邀院判、经历两家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盛陈饮宴，欢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设宴还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谓之‘秋千会’。”这里写的是元朝的事，跟《析津志》所谓“辽俗最重清明，上至内苑，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戏为乐”的记载是一致的。《续金瓶梅》第十回也写到清明打秋千：“那日清明打秋千，牵了常姐过来，在后园吊了一架彩绳花板，高树在绿杨之外。那众妇人们也有单打的，双打的，真如彩凤斜飞，双鸾同跨。”可证《金瓶梅》清明日妻妾打秋千不是虚写。

斗百草

斗百草，也是清明节令活动之一，不过《金瓶梅》没有像打秋千那样实写，只是一句话带过。该书第二十五回有云：“秋千虽是北方戎戏，南方人不打他。妇女每到春三月，只斗百草耍子。”说这话的是书中一个叫来旺的人，他是西门庆家男仆，被主人派往南方采买，归来时听说主母众人在后院打秋千，随口说了上面这句话。

斗草游戏起自古代春季踏青活动。最早的记载文字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一作“三月三日”），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民间却有春秋时西施斗草赢了吴王夫差的传说。金、元人曾把它写进词曲中，如金代李俊明的《谒金门·戴梅》词：“斗草吴王无可对，有他西子在。”或许这项活动起源更早些吧。一冬枯黄寡目，乍见新绿扑帘，忍不住会撷上一片，抚在手内，拂在脸颊，亲切感受春的气息。儿童们竞胜心强，更忍不住要比一比谁采的花样多，谁知道的花草名称多。赌输了的再去采，不知晓的悄悄去问一下大人，回来再向玩伴们夸耀，满足竞胜心的同时，暗中增加了有关花草的知识。神农氏当年遍尝百草，定下了我们民族以农耕为主的调子，百草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息的根本。斗百草看似游戏，其实存有认识自然博取生机的含义在里面，不可小看它哦。

这种充满生机的青春活动，古代诗文中也多有描写。唐吴融《个人三十韵》诗：“数钱红带结，斗草蒨裙盛。”描写少女们斗草时竞胜心切，用红裙兜了许多的花草。宋晏殊《破阵子》词：“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描写少女们在采桑闲暇时斗草游戏的欢快情景，笔法跳荡生动，少女们天真烂漫的形象跃然纸上，颇富感染力。清毛奇龄《南柯子·斗草》词：

喜摘唯红豆，难攀是白榆。百花亭外展氍毹。藏得宜男临赛、又踟蹰。　　绡帕牵藤刺，缃襕裹露珠。朦胧却把翠钿输。暗拣花枝插补、鬓边虚。

细腻地描摹了少女、少妇们斗草时的旖旎情态，令人如闻如见。宜男，萱草的别名，传说孕妇佩带它会生男孩。词中描写的那位少女（怕是少妇吧），采得宜男草偷偷地藏在身边，内心暗怀着祈盼将来生个男娃的羞涩，所以临到比赛时想拿出手又踟蹰了，怕女伴们笑话呢！结果一朦胧间，把头上插的烧蓝点翠的花钿输掉了。没了首饰，好难看哎！悄悄折一枝花朵插在鬓边，以掩补那处空虚罢。你看，刻画得多细腻，多传神！

斗草赢钗环首饰，也是闺中时尚。唐孙棨《题妓王福娘墙》诗：“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柳永《夜半乐》词：“竞斗草、金钗笑争赌。”都写到了这种情况。最妙的是宋史达祖的《玉楼春·社前一日》词：“忌拈针指还逢社，斗草赢多裙欲卸。”谑写少女赢得的彩物多，坠得裙子都快掉脱了，不觉使你也感染上那稚气姑娘的欢快劲儿，忍不住要失笑了。

斗百草有文斗与武斗两种玩法。文斗就是比赛谁采的花样多，谁知道的花草名称多，是文静少女们喜爱的玩法。关于这种玩法，《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有生动描述：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

明代以画仕女著称的画家仇英有一幅《汉宫春晓图》，里面有一处也画着这种玩法：三位女子和一个儿童或蹲或坐，伸出的手里都拿着花草，正在比输赢。身旁地上有一堆比过弃掉的花花草草，看来已经斗过一会儿了。旁边还有两位搭肩相拥的女子在观战，她们的目光集中在那个孩子身上，一副很关注的神情，看了很令人感动。

武斗就是用草茎或叶梗互相带住对拉，被拉断的一方作负。那是缺乏耐性而竞胜心更强的男孩子们喜欢的玩法。乒乓一响，胜负立判，跟交兵打仗一样，痛快！宋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诗：“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籍，知是儿孙斗草来。”描写的大概就是这种玩法。清代画师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画的也是这种玩法。画面上十个男孩。四个散在周边，正在寻找梗梗叶叶。两个立在画面左下角正在对拉，或许无人观战，虽然俩人也瞪圆了眼睛，却还不十分较劲，透着点“友爱第一”的氛围。位于中间的四个儿童画得最为传神：正面的一个显然刚刚斗败，一脑门子的不服气，瞪着牛铃般的大眼睛，低着头，气急败坏地在篮子里寻找再战的利器；蹲在他对面的似是胜家，正稳坐泰山，胸有成竹地等待着二次出手；两旁观战者的态度更是泾渭分明，活灵活现：一个手抚在败童背上，面含同情，似乎在安慰他；一个则面露喜色，拍手打掌，似乎在幸灾乐祸。四个顽童的视线都盯着败家手中的篮子，看他能翻出什么利器来进行下一次的交锋。笔者儿时也玩过这种游戏，不过不是在春季，而是在万木凋零的秋季。捡拾落在地上的半干不干（这时叶梗的韧性最强）的杨树叶，絮在鞋窠里让它过人气——标准的说法是，过了人气，草叶就有了灵性，战无不胜——结果是再拿出来参战的兵器上都有些秦始皇辒辌车里的味道，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玩伴们高昂的斗气。如今看到画上活灵活现的儿童，不由人不起朝花夕拾、美人迟暮之感。不过不是还有一句可以慰藉的话吗：白发老子当年也曾年少来！

上坟

近代清明最重要的节令活动便是上坟。这一风俗大约也肇于唐代。《唐会要》卷二十一载：“（唐高宗）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谨按献陵三年之后，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腊、清明、社节等日，亦准朔、望上食……从之。”似乎是皇家开了清明祭扫的先河。到了中唐，平易诗人白居易有《寒食野望吟》诗：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墓雨人归去。

此诗大约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太守任上。这里的寒食未必就指寒食那一天，应是清明还未全面取代寒食的笼统说法。

到宋代，已呈“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高翥《清明日对酒》）的景象。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

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金瓶梅》对清明祭扫是怎样描写的呢？其第四十八回：

三月初六日清明，预先发柬，请了许多人，推运了东西，酒米下饭菜蔬，叫的乐工、杂耍、扮戏的……摆起诸样祭品，桌席祭奠……徐先生念了祭文，烧了纸。西门庆邀请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请堂客在后边卷棚内，由花园进去，两边松墙普筑，竹径栏杆，周围花草，一望无际。正是：桃红柳绿莺梭织，都是东君造化成。当下扮戏的，在卷棚内扮与堂客们瞧；两个小优儿，在前厅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个唱的轮番递酒。

又第八十九回：

一日，三月清明佳节，吴月娘备办香烛、金钱冥纸、三牲祭物、酒肴之类，抬了两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原新坟上，与西门庆上新坟祭扫……三里抹过桃花店，五里望见杏花村。只见那随路上坟游玩的王孙士女，花红柳绿，闹闹喧喧，不断头的走。

两下对比着看，何其相似乃尔！这是把踏青和祭扫结合起来了，既娱鬼又娱人，或许娱人的成分比娱鬼的还要大些。

端午节

端者，始也。端午，即每个月第一个逢午的日子，后来专用在五月五日，午、五就通用了，所以端午又称重午、重五；因为五是个阳数，又称端阳。这是一个跟屈原有诸多联系的节日，如龙舟竞渡、吃粽子，都说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不必太认真。划船竞渡是水边住民与生俱来的竞技，无他，存命谋生之需也，恐怕跟屈大夫投不投江没什么大关系。中国许多“有讲”的民俗，大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还是《后汉书·礼仪志》说得平实：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金瓶梅》三次写到端午令节。一次在第十六回：“一日，五月蕤宾佳节，家家门插艾叶，处处户挂灵符。李瓶儿治了一席酒，请过西门庆来，一者解粽，二者商议过门之日。”一次在第五十一回：“李瓶儿正在屋里，与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绒线符牌儿，及各色纱小粽子儿，并解毒艾虎儿。”一次在第九十七回：“正值五月端午佳节，春梅在西书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孙二娘、陈经济吃雄黄酒，解粽欢娱。丫鬟侍妾，都两边侍奉。”接下引了一篇节令赋儿。这篇节令赋又见于《水浒传》第十三回，应是当时书会老郎的留文。赋文如下：

当日怎见的蕤宾好景？但见：盆栽绿柳，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云母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觞：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盏。食烹异品，果献时新。灵符艾虎簪头，五色绒绳系臂。家家庆赏午节，处处欢饮香醪。遨游身外醉乾坤，消遣壶中闲日月。

试着一一解说。

蕤宾佳节

蕤宾佳节，即五月节。蕤宾，本是乐律名。中国古代乐律，把一个八度音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从低到高，依次命名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奇数为阳，称“律”，偶数为阴，称“吕”。这个顺序跟十二地支从“子”到“亥”的顺序是一致的。到《吕氏春秋》，把十二乐律跟十二月份叠配，成为十二月律。《千字文》把这称作“律吕调阳”。汉代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样处于寅位的太簇便配了正月，依次推下来，处于午位的蕤宾适配五月，所以五月节又称作蕤宾佳节。

灵符

灵符，即朱砂符。清代满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

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一首咏端阳的《竹枝词》以此打趣道：“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因为端阳节也是商铺结账催讨逋欠的日子，怀疑欠户挂上灵符，是要把上门讨账的债主吓跑似的。

解粽

解粽，即吃粽子。解者，剥也。宋陆游《初夏》诗云：“已过浣花天，行开解粽筵。”是说四月将尽（四月十九，成都人游娱浣花溪，称浣花日或浣花天），快到端午吃粽子的时候了。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引晋周处《风土记》注云：

俗先以二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

这大概是端午食粽的最早记载了。到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又把这一风俗跟屈原联系起来：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系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以竹筒贮米置火中烧熟，或把米用植物叶子包裹投水中煮熟，是南方稻作先民古已有之的食用方法。至于为什么跟端午联系起来，成为固定的节令食品，也不难推想。农耕民族的节日，多半跟农作相关。五月初，正处在芒种、立夏两节气之间，“芒种忙种”的插秧大忙已过，下一轮耘田薅草的劳作尚缓，农家正可以插闲娱乐一下。初夏的天气也便于户外活动，于是端午便成为节令活动最丰富的民间娱乐节日。外出娱乐，稻作先民最便于携带的吃食，便是包裹煮好可以随时随地剥开食用的粽子。别忘了，端午习俗是从南方稻作民族推衍开来的哟。

绒线符牌儿·纱小粽子儿

绒线符牌儿，即由《后汉书》里说到的“朱索”发展而来。朱索，晋代已演化成五色缕，并添了许多名目。《初学记》卷四引周处《风土记》曰：“仲夏端午……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

符牌儿，小儿从寺庙里求取的或亲友赠送的上面刻有符箓或吉祥祝语的小牌牌，平时佩在身上，端午了，在上面再缠几道五色缕以辟兵续命，祈祷神灵的双重佑护。

纱小粽子儿，是用纱制成的各色各样小粽子，妇女挂在簪头，或缀在耳垂，或佩在儿童身上，作为节令饰物。

艾虎儿

艾虎儿，是用艾叶编制或粘制的虎形饰物。艾蒿和菖蒲都是熏草，艾叶散，蒲叶长，各赋其形，制成艾旗、蒲剑；艾虎、蒲龙，端午日悬挂或佩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妇女们爱把它垂在簪头，以禳毒气，辟邪秽。宋代王珪在给太上皇后阁题的端午帖子词中有句云：“钗头艾虎辟群邪。”另一首不知调名的残词说得更直白：“偷闲结个艾虎儿，要插在、秋蝉鬓畔。”或把其图案织入缎匹，作为端午衣饰。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记曰：“五日重午节……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段，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明代宫中则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以致大臣有奏状曰：“五毒者，艾虎、蜈蚣、虾蟆、蛇、蝎也。以五彩绒组织此五物，于大红纱两肩胸背通袖膝襕之上。其为淫巧奇怪，古所未闻。其费工料，每匹可织常纱十余匹。其妨农废业，尤不可言。况此物止用于端午之一日，其它日皆不用。”

雄黄酒

说起雄黄酒，人们多半会想到白素贞端午节饮雄黄酒现出蛇身的故事。话本说这事发生在宋高宗南渡后的绍兴年间，有书还提到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曾载：“端午日，设蒲觞，磨雄黄酒饮之。”但是笔者没有检到。笔者所见，多为饮菖蒲酒，如宋徐铉《和李秀才端午日见寄》：“角黍菖蒲酒，年年旧俗谙。”谢逸《端午绝句》：“老妻稚子知人意，但把菖蒲酒细倾。”元方回《生日戏歌》：“更造菖蒲酒，饮过闰端午。”

到明代，饮雄黄酒的记载才多起来。如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载：“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载：“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戏曲小说亦屡有述及，可见当时已成风气，所以《金瓶梅》才会自然地写到“端午佳节……吃雄黄酒”。推想这一习俗或许跟元代以后出现蒸馏白酒有关。雄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有毒，糯糯的米酒怕是压不服峻烈的雄黄吧。

绿柳、红榴

“盆栽绿柳，瓶插红榴，菖蒲切玉，角黍堆金”，是形容端午节令景物常用的四句话，如宋黄裳《喜迁莺·端午泛湖》词：“乍绛蕊海榴，争开时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杨无咎《齐天乐·端午》词：“角黍包金，菖蒲泛玉，风物依然荆楚。”明汤式《脱布衫带小梁州·夏》曲：“角黍盘，菖蒲酿。榴花亭上，来日庆端阳。”陈汝元《金莲记》传奇第十五出《喜迁莺》曲：“看绛染榴屏，绿沉藻井。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龙舟飞竞。”明代小说《禅真后史》第十九回所引另一篇端午节令赋儿，开头几句云：“节届端阳，时当仲夏。遍园内榴花喷火，满林中竹叶攒青。家家角黍包金，户户菖蒲切玉。”

端阳时当仲夏。夏月，古称“恶月”，暑瘴之气日盛，毒虫日渐活跃，所以端午的节令活动，都围绕健身、除秽、驱邪展开，是一个讲卫生的节日。其中一项，是选五种当令的果蔬花卉，以抗五毒，称为“五瑞”。水果大致有桑葚（黑、白二种）、樱桃、荸荠、桃、杏等，熏草花卉有蒲、艾、葱、蒜、榴花、山丹等。“盆栽绿柳，瓶插红榴”云云，说的就是这一习俗。

中元节

六月酷暑，节令活动不多，也不盛，《金瓶梅》自然付之阙如。

七月里有一项众人熟知的节令活动——七夕乞巧，《金瓶梅》里西门庆妻妾众多，却没有写到这一闺中节俗。《金瓶梅》写到的是七月十五盂兰会，其第八十三回云：“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吴月娘坐轿子出门，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替西门庆烧盂兰会箱库去。”文字虽然不多，传达的信息却很丰富。

地藏庵

地藏庵，供奉地藏菩萨的庵院。庵，尼寺。吴月娘是女人，所以到尼寺去烧箱库。地藏菩萨，华传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佛经故事说，他受释迦牟尼指示，在释迦入灭后弥勒尚未降世前主持度世，于是他发大誓愿：一、超荐父母；二、为众生担一切苦难；三、令大地草木花果生长；四、祛除疾病；五、尽度地狱众生，所以又称他为大愿地藏。传说他的诞辰是“七月晦”（七月三十日），寺院于是日作地藏会。清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载：“七月三十日，传为地藏菩萨诞辰。都门寺庙，礼忏诵经，亦扎糊法船，中设地藏王佛及十地阎君绘像。更尽时，施放焰口焚化。”民间烧地藏香，或曰点地灯，按家中每人两支蜡烛之数，用竹签插起，排列于地上点燃，祈求地藏王佑护。这两项活动形式相仿，时间相近，民间分不那么清楚，往往在做盂兰会时把地藏王生日一并给过了。所以“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看似一句简单的叙述，其实富含了许多内容。

盂兰会

盂兰会，说全了应是盂兰盆会，是一项佛教活动。盂兰盆为梵语音译，意译为解救倒悬。传说佛弟子目连（也称目犍连、摩诃目犍连、大目犍连）母坠饿鬼道中，食未入口，化作火炭。目连得佛启示，于七月十五日大设盂兰盆会，广泛施食，一切饿鬼，普同饱满，其母得以解厄。流传下来，僧寺例于是日作盂兰盆会，举行放河灯、烧法船、开地狱、过桥、施食等活动。这种风习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即有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到《金瓶梅》时代，一千多年了，可见风习的影响力。其实，联想到七月十五是僧人结束坐夏（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僧人须定居一寺，静心修道，不许随意外出，称坐夏或坐腊）的日子，这一风俗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烧箱库

烧箱库，是比普通烧纸更讲究些的送冥纸的方式，即把冥钱装在纸扎的箱子、库房里烧掉，让亡者在阴间也有些积蓄可用。这本是基于道教醮仪的一种活动。道教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称为上元、中元、下元，各是天官、地官、水官的降诞之辰，分司赐福、赦罪、解厄之事。上元被元宵的热闹遮掩，下元受“十月一，送寒衣”（给亡者烧衣服包）的活动侵袭，都不显，只有中元节假着盂兰会的热闹形成气候，相关的活动有抬城隍出巡、上坟祭扫、给亡者烧冥钱衣服等。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载：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

说的就是道教活动。吴月娘却是往尼姑庵里给西门庆烧箱库，来个佛道杂糅，有那么点小意思。

中秋节

中秋赏月，尽人皆知的习俗，《金瓶梅》自然不会空过。其第八十三回云：“一日，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经济赏月饮酒，和春梅同下鳖棋儿。”但是并没有就节令活动展开描述。其展开描述的，倒是一般谈节令风俗的著作绝少提及的中秋送礼。

送节礼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描述云：

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甸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帐簿。应伯爵取过一本揭开观看，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童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处知县、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二内相。都是金段尺头，猪酒金饼，鲥鱼海鲊，鸡鹅大礼，各有轻重不同。

这就跟中秋节的另一项社会功能相关了。

如果让时下的人们选三大节，多半会选春节、五一、国庆，因为有小长假，可以外出旅游探亲。倘若放在旧时代，那一定是新正（如今的春节）、端午、中秋，因为这也是有休假、有礼金的节日。中秋送节礼，近人沈太侔著的《春明采风志》也提到了：“中秋，大家互送节礼。”《金瓶梅》则详列了送礼的对象：蔡老爷，指太师蔡京；蔡大爷，蔡京的长子蔡攸，枢密直学士；朱太尉，太尉朱勔；童太尉，太尉童贯；中书蔡四老爹，蔡京四子蔡絛，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都尉蔡五老爹，蔡京五子蔡鞗，尚茂德帝姬，例封驸马都尉。这是中央一级的官员。知县、知府四宅，指县、府两级的四位主要行政长官：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和知府、同知、通判、推官。这是顶头上司。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二内相。这是同级的官员。可见当时社会送礼风习之盛。《金瓶梅》不愧为明代市井生活风俗长卷，随笔触及，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映像。

《春明采风志》还提到了中秋节的另外几项社会功能：“送馆师节敬，放学三日；赏奴仆钱；铺肆送账帖。”今人刘叶秋、金云臻《回忆旧北京》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述：

旧社会商店、银号结算，都按三节。平日欠债，或与有往来的商店交易，取货记账，都在三节前结算清还。甚至平时的雇工或佣工，除每月工钱外，三节必须另有节钱，宁可工资少而节钱不可不丰。所以每到节前，欠债的人无不惶惶奔走，难渡此关。

前边曾引一首咏端阳的《竹枝词》打趣欠债的人。另有佚名作者写的《都门杂咏·搪账》打趣中秋节躲债的人：“中秋佳节月通宵，债主盈门不肯饶。老幼停杯声寂寂，团圆酒饮在明朝。”为躲账，中秋赏月酒都不敢喝了，可见不只年关难过，端午、中秋两大节关也不好过哩。

重阳节

重阳，九月九日。九为阳数，二九相叠，是谓重阳。一、三、五、七，也是阳数，按理说，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都可以称为重阳，可是九是阳数的老大，称为纯阳之数，就独霸了“重阳”这一名称，五月五便只能委屈地称作端阳了。

重阳也是有“讲儿”的节日。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

《续齐谐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齐谐，语出《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齐谐记》就是托名齐谐所记的一些奇奇怪怪故事的书，同理命名的还有《虞初志》《夷坚志》等。《续齐谐记》是续补《齐谐记》的，它传写了很多风俗的“讲儿”，比如前面提到的端午和屈原的连带，最早就见于《续齐谐记》。关于重阳登高的“讲儿”，也是始见于《续齐谐记》。在这之前的风土著述，如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虽记述了“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但只云：“相传自古，莫知其由。”周处《风土记》也只曰：“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可见很多“讲儿”是后人添附上去的。不过这么一“讲儿”，重九登高就成了沿袭不变的习俗，谁不害怕“鸡犬牛羊，一时暴死”呢！

赏菊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清河县地处华北平原，没什么大山，多不了只是“五里原”之类的高阜之地，所以没有写到重阳登高，两处写到重阳，只写了在北方地区盛行的另外一种重阳节令活动——赏菊。一处在第十三回：“光阴迅速，又早九月重阳令节。这花子虚假着节下，叫了两个妓者，具柬请西门庆过来。”一处在第六十一回：“话休饶舌，又早到重阳令节……西门庆到于小卷棚翡翠轩，只见应伯爵与常时节在松墙下正看菊花。原来松墙两边，摆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样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红袍、状元红、紫袍金带、白粉西、黄粉西、满天星、醉杨妃、玉牡丹、鹅毛菊、鸳鸯花之类。”《金瓶梅》的作者有时会掉掉书袋，乱涂些赘余的描写，但是像这样关合场景真实之处，还是很缜密的，用沈从文的话说，是“贴到生活来写”的。

重阳赏菊，至晚在唐代已成习俗。孟浩然《过故人庄》诗曰：“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白居易有《重阳席上赋白菊》诗曰：“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白霜。”皆可为证。菊花大概是人为干预形成品种变异最为繁复的花卉，据说数以千计。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曰：“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金瓶梅》也列举了十种菊花名目。这些菊花品种在明人王象晋著的《群芳谱》都可以检到，证明都不是虚写。仅就《金瓶梅》所列名目摘述如下：

大红袍：“蓓蕾如泥金，初开朱红，瓣尖细而长，体厚，径可二寸以上。”

状元红：“花重红，径可二寸，厚半之。瓣阔而短厚，有纹，其末黄。”

紫袍金带：“一名紫重楼，又一名紫绶金章。蓓蕾有顶，开稍迟，初黑红，渐作鲜红。既开，仿佛亚腰葫芦。亚处无瓣，黄蕊绕之。”

白粉西，即白西施：“花初微红，其中晕红而黄，既则白而莹，径三寸以上，厚二寸许，瓣参差。”

黄粉西，同花而色黄者（红的称红粉西，也叫粉西施）。

满天星：“一名蜂铃菊。春苗掇去其颠，歧而又掇，掇而又歧，至秋而一干数千百朵。”

醉杨妃：“一名醉琼环。其色深桃红，久而不变。其花疏爽而润泽，小径近二寸以上，厚半之。其瓣尖而梗，下覆如脐。花繁而柄弱，其英乃垂。”

玉牡丹：“一名莲花菊。花千瓣，洁白如玉。径二寸许，中晕青碧。”

鹅毛菊：“一名鹅儿黄。开以九月，淡黄，纤如细毛，生于花萼上。”后注“近年花也”，即近年才培育出的新品种。

鸳鸯花：“一名合欢金。千朵小黄花，皆并蒂。”

有了这些具体描述作为佐证，不仅使《金瓶梅》的重阳赏菊活动绚烂了许多，而且益发可证《金瓶梅》是“贴到生活来写”的。

冬至节

前面说过，新正、端午、中秋是旧时三大节。这可是指着民间说的，倘若由皇家来说，冬至一定会提在端午、中秋之上，因为这一天皇家要举行隆重的祭天典礼，不仅皇帝亲诣，百官朝贺，外地官员也须在这一天向龙牌行礼，幸与大典。所以皇家三大节，或谓冬至、元正、寒食，或谓冬至、元正、龙诞（皇帝生日）。总之，冬至肯定是排在前三位的。

贺冬

农业，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所以农耕民族对于老天的敬畏，超出诸神之上。冬至祭天，《周礼·春官》即有记载：“凡六乐者……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

一直到宋代，冬至仍是皇家乃至民间最重要的节日。据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载：

（冬至）前三日，百官奏请皇帝致斋于大庆殿。是日上服通天冠，绛纱袍，结佩，升高座。侍中奏请降座，就斋室。次日，车驾诣景灵宫，服衮冕行礼，仪从并同四孟。礼毕驾回，就赴太庙斋殿宿斋。是夕四鼓，上服衮冕，诣祖宗诸室行朝飨之礼。是夜，卤簿仪仗军兵于御路两旁分列，间以糁盆烛，自太庙直至郊坛泰禋门，辉映如昼。宰执亲王，贵家巨室，列幕栉比，皆不远千里，不惮重费，预定于数月之前，而至期犹有为有力所夺者。珠翠锦绣，绚烂于二十里间，虽寸地不容闲也。歌舞游遨，工艺百物，辐辏争售，通宵骈阗。

又卷三载：

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

到明代，这一节礼发生了变化。据赵可与《孤树裒谈》载：“京师最重冬节，不问贵贱，贺者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己巳之变，即土木之变。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英宗朱祁镇在怀来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九月，其弟朱祁钰即位，改元景泰。瓦剌军扰不靖，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大概是顾不上冬至贺节了，所以“此礼顿废”。到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的时节，虽“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而“民间不尔”。至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似乎连官员互拜也免了。只有皇家的郊天大礼还保留着，官员仍须拜表贺冬。

“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也是有“讲儿”的，宋周密《武林旧事》即载：“（冬至）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馎饦，如今的宽面条或薄面片之类，食之象征长久宽裕，因而过年时吃；馄饨，形似耳朵，可以防止冻掉耳朵，所以在天儿最冷的冬至吃。你看，这“讲儿”联想得多么活泛！

见朝

《金瓶梅》所写虽是明代中晚期的市井生活，但是主人公是上可通天的势豪，本身还担任着“提刑副千户”的官职，故事背景又放在宋代，所以必然会写到冬至贺节，而且是铺铺排排两大回。

先是第七十回述曰：

不期到初十日晚夕，东京本卫经历司差人行照会到：“晓各省提刑官员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节，见朝引奏谢恩。毋得违误，取罪不便。”西门庆看了，到次日衙门中会了夏提刑，回手本打发来人回去。不在话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装，备办贽见礼物，不日约会起程。

这是序曲。

接下写西门庆等人到京后，到主管堂官太尉朱勔宅中见礼。在一大段对朱太尉仪仗豪华铺叙之后——

管家禀事，各处官员进见。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就在当厅一张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来：先令各勋戚中贵仕宦家人吏书人等，送礼的进去。须臾打发出来，才是本卫纪事，南北衙两厢、五所、七司捉察、机察、观察、巡察、典牧、直驾、提牢、指挥、千百户等官，各有首领，具手本呈递。然后才传出来，叫两淮、两浙、山东、山西、关东、关西、河东、河北、福建、广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进见。西门庆与何千户在第五起上，抬进礼物去。管家又早将何太监拜帖铺在书案上，二人立在阶下，等上边叫名字。这西门庆抬头，见正面五间皆敞厅，歇山转角，滴水重檐，珠帘高卷，周围都是绿栏杆；上面朱红牌扁，悬着徽宗皇帝御笔钦赐“执金吾堂”斗大小四个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察缉访密之所，常人到此者处斩；两边六间厢房，阶墀宽广，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红，在上面坐着。须臾叫到根前。二人应诺升阶，到滴水檐前躬身参谒，四拜一跪，听发放。朱太尉道：“那两员千户，怎的又叫你家太监送礼来？”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谨慎做官，我这里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毕，来衙门中领札赴任。”二人齐声应诺，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门出来。

这是过曲。

到第七十一回写道：

须臾钟响罢，天子驾出宫，升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贺。须臾香球拨转，帘卷扇开，怎见的当日朝仪整肃？但见：皇风清穆，温温霭霭气氤氲；丽日当空，郁郁蒸蒸云叆叇。微微隐隐，龙楼凤阁散满天香霭；霏霏拂拂，珠宫宝殿映万缕朝霞。大庆殿，崇庆殿，文德殿，集贤殿，灿灿烂烂金碧交辉；乾明宫，坤宁宫，昭阳宫，合璧宫，清宁宫，光光彩彩丹青炳耀。苍苍凉凉，日影着玉砌雕栏；袅袅婴婴，雾锁着金椽画栋。紫扉黄阁，宝鼎内缥缥缈缈沉檀香爇；丹阶赤墀，玉砌台明明朗朗画烛高焚。龙龙冬冬，振天鼓擂叠三通；铿铿，长乐钟撞百八下。枝枝楂楂，叉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曳曳，龙虎旗来往盘旋。锦衣花帽，擎着的是圆盖伞、方盖伞，上上下下开展；螭集龙蟠，驾着的是金辂辇、玉辂辇，左左右右相陈。又见那立金瓜、卧金瓜，三三两两；双龙扇、单龙扇，叠叠重重。群群队队金鞍马、玉辔马，性貌驯习；双双对对宝匣象、驾辕象，猛力狰狞。镇殿将军，一个个长长大大赛天神，甲披金叶；侍朝勋卫，一人人齐齐整整如地煞，刀系绣春。严严肃肃，殿门内摆列着纠仪御史，人人豸冠森耸，秉简当胸；端端正正，阶陛边立站定众官员，个个锦衣炳焕，传宣听旨。金殿上参参差差齐开宝扇，画栋前轻轻款款高卷珠帘。文楼上，嘐嘐哕哕报时鸡人三唱；玉阶前，剌剌刮刮肃静鞭响三声。齐齐整整，侍螭头列簪缨有五等之爵；巍巍荡荡，坐龙床倚绣褥瞻万乘之尊。远远望见头戴十二旒平顶冠，穿赭黄衮龙袍，腰系蓝田玉带，脚靸乌油舄履，手执金厢白玉圭，背靠九雷龙凤扆。……当下驾坐宝位，静鞭响罢，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简当胸，向丹墀五拜三叩头礼，进上表章。

这才是见朝的正曲。

上述铺排虽然写得热闹，但是可以看出，描写市井生活得心应手、常于细节处见精微的《金瓶梅》的作者，写到引见朝仪，就不得不拿书会的场面赋儿来应付场面了。而且历朝也无冬至日地方官员入京引见的规定，“见朝引奏谢恩”云云，全出小说家虚构，无非再一次渲染西门庆跟上层官员的亲密往来，尽管这看起来不大熨帖。

皇家的祭天大典，《金瓶梅》没有实写，只在第七十回西门庆到朱勔宅中见礼时交代：“那时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坛视牲未回。”视牲，是南郊祭天的准备工作。祭天用的牛、羊、豕三牲，专门饲养在祭坛附属的牺牲所。郊祭前三日派大臣前往视察准备情况，叫“视牲”。到第七十一回侍朝前又交代一句：“当时天子祀毕南郊回来，文武百官聚集于宫省，等候设朝。”就把万分隆重的祭天大典给裹抹过去了。

郊天大赦

《金瓶梅》写到的另一件跟祭天相关的事儿就是郊天大赦。其第八十七回写道：

单表武松，自从西门庆垫发孟州牢城充军之后，多亏小管营施恩看顾。次后施恩与蒋门神争夺快活林酒店，被蒋门神打伤，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蒋门神一顿。不想蒋门神妹子玉兰，嫁与张都监为妾，赚武松去，假捏贼情，将武松拷打，转又发安平寨充军。这武松走到飞云浦，又杀了两个公人；复回身，杀了张都监、蒋门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写了一封书，皮箱内封了一百两银子，教武松到安平寨，与知寨刘高，教看顾他。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县下了文书，依旧在县当差，还做都头。

郊天即祭天，古代帝王冬至祭天于南郊，因称郊天。冬至日祭天，虽然《周礼·春官》即有记载，但是直到汉成帝时才把地点定在京城南郊。他即位的第二年，“始祀南郊，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汉书·郊祀志第五下》）。不过这时的郊赦，还只限于郊祭所涉及的地区，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也不昭告天下。大赦成为定制，大约在南北朝时期。这里且摘录《陈书》所录陈武帝永定二年亲祠南郊赦诏：

朕受命君临，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昭华，人祇允庆，思令亿兆，咸与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犹梗，军机未息，征赋咸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

后代的南郊赦文虽繁简不一，格式大体类此。此外，天子即位，册立东宫，也会发布这样的赦书。《金瓶梅》写的是“太子立东宫”，《禅真逸史》第二十七回写的是天子即位：“未及数个月，即禅位于侯景。景即位称帝，郊天大赦，改元太始。”戏曲小说还常常把“郊天大赦”作为赦免的夸大之词使用。如元曲《庞涓夜走马陵道》第三折：“要我饶你呵，则除是九重天滴溜溜飞下一纸郊天赦来。”清末小说《九尾龟》第二十五回：“这一喜非同小可，好像那寒儒登第，枯木逢春，又好似刑部狱中的囚犯逢了郊天大赦一般。”

腊八节

进了腊月，年味就浓起来。一首儿歌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本是古代的祭祀。一年将尽，猎些野物来祭祭祖先和百神。据说本来有祭百神称“蜡”（zhǎ），祭祖先才称“腊”的区别，但是到战国时期已然混称作“腊”了。汉代用夏历，腊祭在十二月举行，所以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南北朝时，腊日固定在十二月八日。这便是腊八的由来。由于汉人尊天思想作祟，后代的腊祭远不如冬至郊天（祭天）来得隆重正规，虽然皇家在形式上还保留着，但离开民间可是越来越远了，加上佛教的浸润，腊八便沦落成专喝杂粥的日子。

腊八粥

《金瓶梅》两次写到腊月初八，都提到喝粥。一次是在第二十二回：“腊月初八日……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另一次是在第七十七回：“到次日，却是初八日……叫小厮放桌儿，拿菜儿，留他吃粥。”这两处腊八虽未提到“腊八粥”字样，但全书数处食粥，只有第二十二回写到粥里投着果仁儿，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吧。《金瓶梅》许多细处，是当得住推敲的。

腊八日食杂米果料粥，至晚在北宋时已成民间习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载：“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

为什么僧寺要在这一天送粥与门徒呢？据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前身曾苦行六年，每日仅食一麻一米（或曰百家各施杂米），终于在腊月初八这一日悟道成佛，后人便于是日食粥纪念之。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不必认真。十冬腊月，天寒风冽，喝一口各种新米果仁煮成的甜粥，黏糊糊，香喷喷，又可口，又暖胃，真正“味道好极了”！您只想，那时正是各种新米登场的时候呢，就不难理解这风俗的来由了。要不然，干吗印度人不在这一天喝粥纪念释迦，隔老远的，倒由中国人来吃粥纪念他呢？更何况在佛教传入之先，汉土已有冬至日食赤豆粥的风俗及腊日“荐稻雁”（《四民月令》）的记载了。中国的民俗，多多少少总跟气候或农业生产有点瓜葛，腊八食粥也不会例外。冀南一带农村，腊八日吃粥，家中养的马牛羊鸡犬豕全有一份儿，那就不光是享受“五谷丰登”的欢乐，还有“六畜兴旺”的希冀与祈求在内了。

年下

过了腊八，就该忙年了，所以又有“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的俗话。农家一年到头，春季忙种，夏季忙锄，秋季忙收，冬季忙贮。等到场净地光，农事完毕，呀！年节又逼近了。于是匆匆又忙年事：扫房，治年货，请神马，办香烛，买鞭炮，剪窗花，写春联，磨豆腐，杀年猪……一首过年的民谣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简直给忙年开了一张日程表，足见忙年忙得多么热烈、欢快、紧促。

不过，民间这种排日程序的忙年活动，《金瓶梅》里都没有写到。《金瓶梅》写的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五品提刑官的忙年，他忙些什么呢？

送节礼

《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有一句西门庆忙年的总写：“看看腊月时分，西门庆在家乱着送东京并府县军卫本位衙门中节礼。”原来，他忙的是送节礼。

送东京的节礼，书中没有写到，有第五十五回送蔡太师的生日礼作参考：

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

第七十八回送给山东巡抚御史宋乔年的节礼是：“一口鲜猪，两坛浙江酒，一匹大红绒金豸员领，一匹黑青妆花纻丝员领，一百果馅金饼。”送给应伯爵、谢希大等人及家中雇用伙计的节礼是：“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两银子。”

同是送节礼，对象不同，礼品便分三六九等；同样是送节礼，用意与身份不同，那送礼的心情和礼品的丰俭也大不相同。宋御史给西门庆的回礼是“一百本历日、四万纸、一口猪”，显然有公款送礼之嫌。在地方上管砖厂的刘太监送给西门庆：“一食盒大小纯红挂黄蜡烛、二十张桌围、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坛自造内酒、一口鲜猪”，带有浓重的内官家气息。而玉皇庙吴道官派人送来“一盒肉、一盒银鱼、两盒果馅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谢灶诰”，明显含有“打抽丰”的意思在内了。人间百态，通过这年下的送礼和受礼，曲折而微妙地显现出来。

从所送的礼品看，送给富户的多是节日当用的应时品物；送给穷户的，则是日常必需品。节日间亲友馈赠礼品，固是为联络感情，烘托气氛，其实也有济助贫寒的意思在内，是中华古老淳厚民风的体现。有的贫寒之家，或许就靠这一点点的馈赠来过年呢。清人刘沅有一首《蜀中新年竹枝词》道：“整顿冠裳色色新，年糕年酒馈亲邻。贫家也有娇儿女，乞得花枝当宝珍。”写的就是这种情形，于喜庆之中唱出一缕辛酸来。《金瓶梅》第七十七回写刘太监送礼的同时，又写到仵作团头何九，因为西门庆开脱了他兄弟何十的罪名，假着节下，买了“一匹尺头、四样下饭、鸡鹅、一坛酒”来谢。礼物虽然寒俭，却可能尽了一个穷仵作的所能啊！

封印·开印

正式的送礼，大约忙到腊月二十三。《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道：“到二十四日稍闲，封了印来家。”算是把以送礼为主要内容的忙年交代过去了。衙门封锁印信，停止办公，开始放年假了。

封印，明代以前文献未见记载。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还说：“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开印则在次年正月，“大约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前后放假长达一个月。而《金瓶梅》所写，封印是在腊月二十四，而且据那口气，似乎并无明文规定，只是“二十四日稍闲”，便“封了印来家”，大年初四又“往衙门中开印，升厅画卯，发放公事”了。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载“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明清两代的规定或许有所不同。

封印与开印，已是跨年头的事儿，年俗和节俗谈也该终篇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