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名商
沈万三财权联姻
精于理财
沈万三（1317～1372）是江南地区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富翁，但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比如他是如何成为江南首富，为何遭祸而流放云南边陲。至今还是困惑难解的谜。各种各样的传说与轶闻，给这个民间财神般的人物平空添了几分神秘莫测的色彩。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沈万三的身世。沈万三本名沈富，生于 1317年。据《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原籍不在江苏省，而是在百里之外的太湖南岸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的一个名叫沈家漾的小村子里。元至顺元年(1330)，沈万三之父沈佑举家由沈家漾迁居至时属平江路(今苏州)长洲县的周庄东坨。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昆山人卢耒员为沈万三之孙沈庄撰写的墓志铭中叙及：“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佑，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可见，沈氏在南浔居住时仅是以躬稼为业的农民，因家乡生活困苦，迫不得已之下，才流徙至长洲定居安家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沈万三的家族世系。
沈佑，沈万三之父。《周庄镇志》卷四云：“(沈富)父佑元季由湖州南浔镇徙居镇之东坨，以躬耕起家。”可见，沈氏家族在沈佑一辈中尚是勤俭耕种的农家，并没大富。由于沈佑是个耕作里手，把别人不要的“污莱之地”收进来，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粮食丰收，家境由此好转。沈佑生有沈富与沈贵两个儿子。
沈贵，沈万三之弟，《周庄镇志》云：“沈贵字仲华，以万三之弟故称万四，初居东坨，继迁白蚬江滨之黄墩港。”两人虽是亲兄弟， 但秉性志趣却迥然不同。沈万四潇洒超脱，爱好艺术，曾跟从著名艺僧温日观学习书法，深得其飞白书体之精髓，并有多件书法作品传世。他见其兄万三痴迷于经商敛财，曾作诗劝阻：
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可罢休。
何似子孙长久计，瓦盆盛酒木棉裘。
可万三并没有领会其诗中的禅意，照常忙于敛财。沈贵仰天长叹，自觉祸不可免，遂隐迹于终南山，“不知所终”。传说他在万三流放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念经作画，了此余生。他生有两子，长子叫沈德昌，次子叫沈汉杰。
元末沈佑、沈万三父子由湖州南浔迁移入籍到东坨村，人丁始盛，遂成市镇，取名周庄。《周庄镇志》卷二云“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当时镇西半皆墓地。人烟所萃，惟严字一圩。其东南隅曰东坨，万三住宅在焉。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明人杨循吉曾到过周庄东南沈万三的住宅遗址，在《苏谈》中谈及：“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顾震涛也认为：“元沈万三宅在周庄，甚小。”可见，沈万三确实不像大多数土财主，有钱就大兴土木，置田购地，把活钱变成死钱，他具有很高明的理财才能，大多数资本都在外面周转，在多种生意上赚取更多的利润，使财富不断增殖，这就是他能成为江南首富的原因之一。
位于周庄镇南市街的沈厅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三晚年的居所，盘桓其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传奇般地转变为江南首富家族的那种恢宏的气度与高瞻远瞩的理财头脑。
迅速致富
元末沈万三之父沈佑为生计所迫，举家由湖州迁居长洲时，只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民。但在沈万三的经营下，短短数十年间就成了天下闻名的“江南第一富豪”，连身处深宫的马 皇后也说他“其富敌国”，可见他的巨富是世人皆知的。那么沈家是如何由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转变成江南首富家族的呢?
沈万三迅速致富的首要方式是地租和高利贷。
弘治本《吴江志》载，陆道源“悉以田产送沈万三家”，而沈氏家族也趁元末战乱频仍，土地关系发生变化之机，将一部分失去业主与佃户的田地占为己有，并进一步兼并土地，最后拥有了数千顷良田。因此在沈氏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应是地租收入，而且数目不小。
另外，沈万三还从事高利贷经营，明人董谷《碧里杂存》上载：
沈万三秀者，故集庆富家也，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余在白下，闻之故老云，今之会同馆即秀之故基也。太祖高皇帝尝于月朔召秀，以洪武钱一文与之，曰：“烦汝为我生利，只以一月为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量一对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筹之，始知其难矣。盖需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一万六千为一石，以石计之亦该钱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虽富，岂能遽办此哉。圣祖缘是利息只以三分为率，年岁虽多，不得过一本一利，著于律令者此也。
连朱元璋都让沈万三以钱生息以定利率，可见沈是当时的大高利贷者是非常可能的。况且在元代，高利贷是非常盛行的，诗人元好问称之为“羊羔儿息”，认为它“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兼营获利颇丰的高利贷是沈氏家族暴发致富的一条捷径。
此外，沈万三也还以通番贸易来致富。如《吴江志》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
江苏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民间通番经商活动，古今不息， 元末时期，正是通番商道异常活跃时期，众多商贾均涉足其中，作为“江南首富”的沈氏家族，又地处水陆交通十分便利的周庄镇，从事大规模的通番贸易，以获取暴利，也是情理中事。另外，孔迩在《云蕉馆记谈》中谈及沈万三“乃变为海贾，走徽、池、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至金数百万，因以致富”。可见，沈氏家族的海外贸易是与国内贸易相互结合进行的，而且从通过贸易活动积聚的数百万资财来看，海内外贸易是沈氏家族发迹致富的主要途径。
通过全面分析沈万三家族生活的历史背景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可以认为沈氏家族成为“江南第一富户”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沈氏迁居周庄镇，躬耕有方，勤劳力穑，奠定了沈家的基业；第二阶段，沈家通过兼并土地，逐步拥有了数千顷沃田，每年都有数目不菲的地租收入，并大量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使沈家财富迅速积累、急骤扩张；第三阶段，利用江南便利的水陆交通及活跃的贸易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国内贸易，使沈万三最终成为“江南首富”。
寻找靠山
在沈氏家族从贫穷的农业移民家庭成为“元季第一富户”的传奇过程中，张士诚是一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私盐贩子出身。在元朝，由于实行食盐国家专营，私贩食盐可以获取暴利，但它触犯了元朝刑律，被逮住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从事这种危险的行业中，张士诚多次被元朝军士抓获，遭到非人的凌辱，又与当地豪强地主结下怨仇，发生冲突，以至弄得无处容身。
恰好此时，元末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撼动了元朝的统治根基。乱世出英雄，张士诚大受鼓舞，于是就在元至正十三年 (1353)正月，毅然与弟士德、士信率盐丁揭竿而起，杀了“所仇 富豪及弓兵丘义”，起兵反元。由于当时元朝统治者腐朽昏庸，广大百姓苦不堪言，纷纷加入到张上诚起义军中，起义军的主体力量是穷苦盐民与贫困农民，战斗力较强，几次打败厂元王朝丞相脱脱统帅的数十万大军的征剿，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到 1356年，张士诚起义军已先后占领了泰州、兴化、高邮、常熟、湖州、松江、常州、平江(苏州)等江南富庶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站住了脚。1365年，张士诚在攻占苏州后，就改平江府为隆平府，宣布建立大周政权，改元天佑年号，自称诚王，以承天寺为王府。次年降元，受封为元太尉。后来又趁乱世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至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东海。
张土诚在苏州建立的大周政权，开始还有所作为，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江南农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并对江南豪强势力采取扶持拉拢利用的政策，从而受到广大江南地主世阀的拥戴。在农业上，他积极兴修水利，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免赋一年。他还提倡养蚕煮茧，兴办纺织业和手工业，发展采矿冶炼业。
在张士诚统治下，江南地区经济在历经元末战乱后，又迅速发展恢复起来。
张土诚在苏州称王后，已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割据
江南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认识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没有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偏居一隅的大周政权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兼并成风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周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地得到保存和发展。如大地主曹梦炎“积粟百万，富甲一方，郡邑官又为之驱使”，“愿以米万石输官，祈免他徭”，口气之大，令人咋舌。有的大地主一年收获的粮食多达百万斛，张士诚也没去触动一根毫毛。对作为江南新兴地主势力代表的沈万三，张士诚大力加以保护与扶持，而沈万三也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统治给予了积极支持与资助，两人结成了政治与财富联姻的特殊关 系。
首先，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曾数次出巨资犒赏张士诚的军队，解决其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使得沈万三与张士诚的关系密切起来。
其次，沈氏家族支持张士诚降元的策略，并利用自己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秘密地帮助张士诚由海道运粮至元大都，每年多达十几万石。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设宴款待元特使兵部尚书伯颜等一行，沈家对其歌功颂德，花费巨资镌碑刻石以纪其事，并把这座张士诚纪功碑像放置在北寺石家堂保存至今。
再次，阴太山在《梅圃余谈》中载：“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由此看来，张士诚还是沈万三的女婿。这应该是一桩权势与财富联姻的婚事，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相互利用，相互拉拢，结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大周政权是双方共同的保护伞。
由于沈万三家族的鼎力相助，张士诚自然也给予沈氏种种经营特权与优惠条件，加速沈氏家族聚敛财富的进程。可以想见，沈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定是大大拓展了其海外贸易业，同时也向大周政权的主要商埠常州、苏州等地进军，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使沈氏家族的资产迅速地增殖。在和大周政权各级官府的交往中，沈万三也用送礼、请客、贿赂等公关手段，滋润权力运行部门，以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
在张士诚统治期间，沈万三是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高超的理财本领，聚敛起惊人的财富，从一个乡村的大地主兼高利贷者一跃成为海内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多元经营的“元季第一富户”。张士诚实行的政策，非常有利于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利益，因此，江南地主势力对张士诚统治也给予真正的支持。当朱元璋大军压境、 兵临城下之时，一些豪强世族还纠集族人助张死守。江南豪强势力对张士诚的支持，成为朱元璋竭力要铲除这异己力量的理由，而沈万三在大明王朝建立后，还是像巴结拉拢张士诚那样对待朱元璋，以图建立特殊关系。结果事与愿违，逃脱不了流放没产的命运，万贯家财灰飞烟灭。
在劫难逃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丁丑，朱重人(后名兴宗，即元璋)出生在安徽濠洲(今凤阳)一个叫孤庄的小村子里。他父亲叫朱五四，家里很贫寒。1344年，当地遭了旱灾，朱家五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朱五四的二儿子重六与小儿子元璋还活着。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到村西南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混口饭吃。
这时，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元王朝的残酷统治，刘福通在河南颍州起义，一下子发展到十几万人，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黄冈一带发动起义，占领了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
元至正十二年(1352)，25岁的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到濠州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由于有勇有谋，能干勤勉，为郭子兴所赏识，视为心腹。朱元璋由此起家，渐渐开始统率军队，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后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着手社会经济的恢复工作。由于他出身贫寒，对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蚕食民利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富户多豪强，故元时，以此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故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而豪强势力最为集中并曾全力支持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江南 地区就成了朱元璋打击的首要目标。
传说朱元璋刚当上皇帝，就吟出了一首暗含杀机的打油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及江南富家翁，日高丈五犹堆被。
这首打油诗未曾公开，只在官僚及民间的小范围内流传，其中已可听到霍霍的磨刀声，对江南豪强势力欲予打击清算之意已露端倪。果然，两年后，洪武三年，圣旨突降，强迁数万户江南“奸顽豪富之家”移居凤阳。这些江南富户措手不及，被迫迁往朱元璋家乡凤阳定居，沦为一介贫民!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三十年又曾数次徙天下富户于南京。江南富户被连根拔起，消灭殆尽。明初的贝琼在《贝清江集》卷十九中云：
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作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通过与张士诚的交往，洞悉了权力与金钱的孪生关系。他认定无论哪一个统治者，金钱都是他们权力机器上必不可少的润滑油。于是，他全身心地准备与朱元璋建立那种权力与金钱的奇妙关系，让财富积累得更快更多。
当朱元璋占据江南地区成为定局后，沈万三领衔率两浙大户向朱元璋大军缴纳税粮万石，以表示对朱元璋统治的全力支持。另外沈万三还献纳了5000两白金供朱元璋使用。他看准朱元璋连年征战，耗费巨大，这时向他损献巨额款项及税粮，定能引起朱的重视与好感。
另外，沈万三在得知朱元璋建造京师城墙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时，主动提出“助筑都城三之一”。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四载，沈万三所筑范围，“自洪武门至水西门”，包括正阳门(今光华门)、通齐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共计长10多公里，约占全城的1／3。为了讨好朱元璋，沈万三自然是倾巨资出全力将城墙造得又快又好，提前三天完工。而朱元璋的态度呢，据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然心实不悦也。
还有，当沈万三得知朱元璋准备犒劳大军时，就慨然提出自己出巨资代为犒劳。结果呢，田艺蘅《留青日札》有这样的话，“上曰：‘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乎?’万三曰：‘每一军厚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由此遂欲杀之。”《明史·后妃传》的记载更是明确，“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之!’”
由此可见，尽管沈万三不惜重金巴结拉拢朱元璋，以求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朱元璋一点也不领情，反而更加显露了他心中的杀机。自然，朱元璋因出身贫寒对沈万三的巨富暗怀嫉恨心理，生性多疑的禀性使他认为沈万三是个可怕的“乱民”，都是造成沈万三悲剧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沈万三悲剧的发生，必须把它放在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央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有正确的解释。
元末时期，全国土地兼并之风非常严重，地方豪强地主与皇亲国戚、朝廷显臣等拥有大量的土地，致使广大民众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再加上天灾人祸频仍，终于酿成了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明朝建立后，江南地区经受战乱较少，土地兼并在张士诚统治期间继续得到发展，广大贫苦流民的存在(沈万三父沈佑其实也是流民，由南浔徙居周庄)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隐患，对京师应天府是个不小的威胁。可以说，任凭江南豪强势力发展下去，对大明政权来说不是件好事。况且中央政府中以朱元璋、李善长、胡惟庸为代表的淮人官僚集团必然要与江南豪强地主集团产生深刻的利益冲突，打击江南豪强势力，为 新兴、掌权的淮人官僚集团开辟利益空间，就成了明初中央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开国功臣、浙人刘基和宋濂等都遭到排挤乃至获罪，原因就在这里。
朱元璋对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欺凌乡民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江南地主曾全力支持张士诚政权怀恨在心。因此，明初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为严厉的措施以求彻底铲除之。
首先，在洪武三年，强徙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其中江南富户与豪强地主占了很大比例。此后又两次徙天下富户充实京师。
其次，虽然江南豪强地主集团对大明王朝建立少有定鼎之功，但由于明初统治重心在江南，他们凭着自身的雄厚实力与影响力已渗透进统治权力机构的各个阶层。明初爆发的多次巨案如“胡蓝之狱”、“空印案”、“郭恒贪污案”、“金炯案”等都卷入了不少江南豪强大户，朱元璋采取的严苛刑罚使江南豪强势力吃尽了苦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及曾孙沈德全就因连坐胡蓝党祸而被凌迟处死。
再次，明初统治集团采取籍没富户田地及加倍征收田赋的措施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命脉，从而遏制了江南豪强势力的再度兴起。《明史·食货志》载：“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顾炎武统计，洪武初，苏州七县共抄没田地16638顷转为官田，浙江与苏、松、常一藩三府，粮额732万余石，占全国田赋的1／4。
在朱元璋刻意打击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背景下，作为江南富户的沈万三自然是首当其冲，终于因“犒军”获罪流放云南，后于1372年在那里去世。
同时，沈万三的巨额资产也全被籍没入官，他一生聚敛起的数不清的房产田地、金银珠宝等等全都瞬刻化为烟云。据《梅圃余谈》云：“没其资，得二十万万，田抄没，收数千顷，国库由此大充。”这一次抄没沈万三家产的金额(高达20亿两白银)也许只有清嘉庆皇帝时对和王申进行抄家所得收入可以相比，真可谓是“万三跌倒，元璋吃饱”了。
“祸兮福所倚”，沈万三的一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财富运用不当便会成为灾祸的根源，沈万三用金钱开路，一掷千金，奢侈挥霍，在张士诚统治期间如鱼得水，这一伎俩屡屡得手，从而拥有了亿万家财。但他用老办法去结交新的统治者朱元璋，却弄了个头破血流的结局，令人慨叹世事的无常与冷酷。
郑芝龙垄断贸易
迅速起家
郑芝龙（1604～1661）是明末著名的海盗、海商。他小名一官，字曰甲，号飞黄(或称飞虹)，福建南安石井人。生于1604年，1661年被杀。他一生中既经商获厚利，成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重要人物；又先后就抚于明廷和清廷，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过显赫的角色，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芝龙出生于小官吏之家，父亲郑绍祖曾做过泉州库吏。郑芝龙少年时颇为聪敏，但“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他所生活的东南沿海是个海商辈出的地方，其母舅黄程就是个经常来往于日本、广东之间的著名商人，其母黄氏也是个很有经商才能的妇女。在这种环境的熏陶影响下，郑芝龙从小就对经商有浓厚的兴趣，总想自己也有机会显显身手。
明天启元年(1621)，17岁的郑芝龙到广东香山澳寻母舅黄程。香山澳当时是中外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店肆林立，繁华非常。黄程见外甥到来十分高兴，便留他做经商的帮手，还让他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为尼古拉(一说为贾斯帕)。郑芝龙的海商生涯从此开始了。他先后在澳门、马尼拉等地从事过贸易，还在台湾替荷兰海商做过事。在与中外商人的广泛接触中，他学会了葡萄牙语和从事海上贸易的实际知识，为后来广泛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打下了基础。
天启三年(1623)，黄程有一批白糖、麝香等货物搭载著名海商李旦的船去日本贩卖，派郑芝龙随船押送。到达日本后，郑芝龙在平户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次年生下一子，即郑成功。在日本逗留期间，郑芝龙与李旦海商集团建立了亲密关系。
李旦是日本平户的华商领袖，拥有大批船舶，专门从事日本、台湾、福建沿海之间的贸易活动，并不时率手下的武装商船配合国外海盗滋扰大陆沿海，被明廷称之为“海贼”。郑芝龙依附李旦后，很快取得信任，被收为义子。不久李旦去世，郑芝龙便继承了李旦的大部分财产和部众。也有记载说是郑芝龙巧取豪夺了李旦的遗产。不管具体情形怎样，总之李旦的大量资产、船舶和部众确已落入郑芝龙手里，从而构成了郑氏海商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
郑芝龙海商资本的另一个来源是接收颜思齐海商集团的财产。颜思齐是福建海澄人，亦在日本组织了海商集团。郑芝龙在日本加入这一集团不久，他们进据台湾作为基地，招漳州、泉州无力之民3000余人，进行海上贸易和劫掠活动。在此期间，郑芝龙参与了把盘据澎湖列岛的荷兰人从澎湖运到台湾的活动，为荷兰驻台湾长官迪·韦特担任翻译。天启五年(1625)，颜思齐在台湾染病身亡，郑芝龙继任集团旨领。从此，郑芝龙拥有了李旦、颜思齐两支海商集团的资财与部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海商资本，开始独立活动于福建沿海一带，进一步招兵置船，扩大实力。
此时正逢福建连年大旱，灾民甚众，郑芝龙乘机劫富济贫。他每到一地，就让当地富人助饷，称之为“报水”，从不胡乱杀人。饥民闻知郑芝龙乐善好施，为求活路，纷纷投靠于他，使他得以聚众数万，其所拥有的船只也从数十艘迅速增加到上千艘。同时他屡次侵袭漳浦、海澄、厦门、金门等地和广东沿海地区，数次与明军作战，海战必获胜，势力更加壮大。到崇祯初年，郑芝龙海商集团已成为一支颇有影响的海上商业力量。
受抚剿贼
郑芝龙海商集团虽已有较大实力，但其飞速发展，称雄于东海，还是在郑芝龙投靠明廷，依靠明封建政府庇护之后。
明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明政府既面临着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又要抵御东北满洲贵族的军事进攻，所以对东南沿海群起的各路海盗一时穷于应付。虽曾组织过进剿，却未成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和抵挡满洲军队的进攻，明政府不得不对郑芝龙实行招抚政策，以期借助郑氏海商集团的力量去平定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解除后顾之忧。
对于郑芝龙来说，当时海上还有杨六、杨七、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他们同郑氏时合时离，是郑氏海商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郑芝龙为了发展海上贸易，也想借助明朝廷的力量，除掉这些竞争对手，以达到垄断海上贸易的目的。所以，他早已有心接受明朝廷的招抚，曾不时有所表露。他在乘明军作战时，每战胜之后，总是制止部下追击，尤其留心不使那些明廷将领感到难堪。他曾舍弃都司洪先春、都督俞咨皋不追，获金门游击卢毓英不杀。他还一再表白，说自己抗拒官军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朝廷能封他一个爵位，他愿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江山从此将平安无事。他还表示要替朝廷剿灭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对于郑芝龙的这种态度，明朝官员自然表示欢迎。
崇祯元年(1628)，在泉州知府王猷建议下，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前去招抚郑芝龙。郑芝龙于是率部投降，被明廷授与海防游击之职。当时，福建各地旱情继续蔓延，饥民遍野。郑芝龙就向熊文灿建议，由他集资，安置一部分饥民到台湾垦荒，以解民困。熊文灿闻言大喜，欣然同意。郑芝龙陆续招得饥民数万，每人还给牛种银两若干，用船载到台湾，垦荒种田，收获后再向郑氏交租。从此，台湾岛汉人激增，土地逐步得到开发。
郑芝龙受招抚后，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非完全接受朝廷差遣。比如辽东松山一战，明军不敌满洲兵的进攻而败退，大学士蒋德琛向朝廷献计，想调郑芝龙以海师援辽，但郑芝龙不愿离开福建远行，便加以拒绝，朝廷对他也无可奈何。与此同时，郑芝龙却借助明政府的庇护与支持，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从崇祯元年至八年，展开了消灭异己、控制东南制海权的斗争。
崇祯二年(1627)，郑芝龙发起了消灭李魁奇海商集团的战斗。起初，郑芝龙与明军协同作战，连战皆捷，李魁奇落荒而逃，到了广东。在广东海商集团的支持下，李魁奇建造了一批坚固的乌尾大船，接着率船队回师厦门，包围了郑芝龙船队。郑芝龙焚烧了自己的船，登陆逃走，凭城自守。一时间，厦门海面成为李魁奇横行无忌的场所。然而李魁奇恃胜而骄，慢待下属，郑芝龙趁机采用离间计，唆使李的主要助手钟斌叛离，削弱了李魁奇的势力。紧接着，郑芝龙统领渔兵，在同安知县曹履泰以及钟斌等人的配合下，突袭李魁奇。李魁奇毫无防备，仓卒应战，被郑芝龙打得晕头转向，终至全军溃败，李魁奇本人亦被擒。这样，郑芝龙取得了争夺制海权第一回合的胜利。
消灭李魁奇集团后，郑芝龙乘胜前进，又击溃了杨六、杨七海商集团，斩杨六、杨七于浯州港，收其部众，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力量。紧接着，郑芝龙一鼓作气，又消灭了广东褚綵老海商集团。
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再战钟斌集团。本来在擒获李魁奇时，钟斌出了不少力，但他不愿久居郑芝龙之下，不久即叛去。明政府于是资助郑芝龙坚船利炮进剿钟斌。在泉州一带，钟斌中了郑芝龙埋伏，大败而逃，后被逼投海身亡。
在逐个消灭了上述各海商集团之后，当时在海上能与郑芝龙相抗衡的只剩下刘香海商集团。刘香集团拥有数千人，船百余只，规模相当庞大，他们“杀伤官军，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地方”。面对这个强大对手，郑芝龙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先后经过6次激烈战斗，逐步削弱了这一集团的力量。崇祯八年(1635)， 郑芝龙大战广东田尾洋，向刘香集团发动了最后总攻击。郑军和明军从四面包围了刘香所乘的大船，奋力攻击，刘香走投无路，举火焚船，自己也投身火海中。刘香一死，军中无主，该集团全线溃败，郑芝龙乘胜追击，夺得大小船数十只，斩杀和俘获数百人，彻底剿灭了这个海商集团。
除了与国内海商集团对垒外，这一时期郑芝龙还面临着荷兰海盗的侵扰，所以在剿灭各海商集团的同时，郑芝龙也倾力对付荷兰海盗。
荷兰海盗占领台湾以后，经常在海面上游弋，截夺商船，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严重威胁着郑氏集团的利益。郑芝龙在一方面保持与荷兰的商务关系，另一方面对荷兰海盗的挑衅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天启七年(1627)郑芝龙就抚于明廷之前，就曾与前来进攻的荷兰海盗在福建铜山岛进行了一场较量，结果是荷兰殖民者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而逃，郑芝龙奋勇追击，俘获数艘荷兰大帆船与快艇。后来在荷兰人一再请求下，郑芝龙又把快艇归还给他们。不久，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沿海贸易协议。崇祯三年(1630)，郑芝龙又与荷兰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订立荷人对郑氏船只不得进行伤害的协议。
当然，荷兰殖民者是不会放弃海盗行径的。崇祯六年(1633)，荷兰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8艘战舰偷袭厦门，不宣而战。厦门港内大量明军船只和郑芝龙的一些船只毫无戒备，被荷舰全部击毁。当时郑芝龙正在广东，闻讯赶回，积极备战。不到两个月时间，又重新聚集各种兵船150艘，会同闽粤水师，迅速发动反击，连战连捷。金门料罗湾一战，郑芝龙大破荷舰，焚毁大型夹板船5只，俘获1只，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此役被时人称为海上数十年未有的“奇捷”。崇祯十二年(1639)，郑芝龙在福建湄州湾再次击败前来骚扰的荷兰人，焚毁荷舰多艘。至此，荷兰殖民者再不敢入窥闽境，不得不与郑芝龙重新和 好。崇祯十三年(1640)，双方达成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协议，荷兰人被迫向郑芝龙纳税。
通过对国内海商集团的围剿和对荷兰海盗的反击，郑芝龙的势力急剧扩大，完全拥有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与此同时，他也为明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不断获得晋升，从参将到副总兵，又从总兵升南安伯，再晋封平夷侯，最后封为平国公。他的家人也因此得势，接连跻入官场。郑氏家族可称得上是“一门声势，赫奕东南”，“芝龙以虚名奉召，而君以全闽予芝龙也”。
富可敌国
郑芝龙自从雄踞东南沿海后，利用自己在海上的武装实力和明朝要员的身份，独擅通洋巨利。他一面积极扩大海上贸易，派统辖的3000艘商船穿梭往返于日本、台湾、吕宋(今属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国之间，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商民索取“报水”(助饷)。当时北至吴淞，南至闽粤，海船没有郑氏令旗不能往来。要想得到郑氏令旗，在郑氏武装船队的保护下自由航行，从事海上贸易，每船必须向郑芝龙纳金两千。这种“每舶倒入二千金”，其实是“引税”和“水饷”的合二而一，既起着海上贸易通行证作用，又是对每商索取的军饷。这样，郑芝龙一年收入以千万计，虽身为明总兵，但“十余年养兵，不费公家一粒”，且所募之兵，都能“厚饬以养之”。
郑芝龙不仅垄断了海上贸易，而且田园遍闽粤，达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不计其数。这里还不包括他募饥民到台湾垦地收租所得。郑芝龙家财无数，富可敌国，生活上奢华无比。他曾花巨资在家乡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大造宅邸，只见“第宅弘丽，绵亘数里，朱栏锦幄，金玉充物”，甚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他每次出游，都带数百随从前呼后拥，八面威风，而且全部衣着华丽，以至让人分 辨不出主从。福建巡抚沈猷龙母亲过生日时，郑芝龙前去祝寿，进献一株高尺余的珊瑚，上面装饰着珠龙金碗，沈猷龙正惊叹不已，他又拿出一犀角所雕之树，也是高尺余，外表全用黄金铸成。郑芝龙认为，“世无君子，天下皆可货取耳！……黄金胜百战矣”，为了取媚邀宠，他是不惜挥金如土的。他还大肆贿赂朝臣，曾一次派人携银10万两进京打点。他这样做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好处，官运亨通。官做得越大，权势就越大，也就能更充分地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从而使财富越积越多。他仅贮存在厦门的财富，就有“黄金九十余万两，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布帛，百姓之钱谷，不可胜计。”
辅弼唐王
郑芝龙所处的时代，正是明王朝走向衰亡，满清贵族代之而起的时代。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攻陷北京，明朝半壁江山已失。明宗室福王在南京登基，是为南明弘光政权。为了利用郑芝龙的力量，该政权封他为南安伯，镇守福建，还调其弟、副总兵郑鸿逵率舟师驻镇江防守。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败灭，郑鸿逵率舟师不战而走。他在杭州遇见明唐王朱聿健，决定拥戴唐王进福建。郑芝龙得到郑鸿逵手书，事先将唐王在福州的住所和把守浙闽关隘等事项作了安排。唐王到达福州后，立即正式登极，改元隆武，封郑芝龙为平夷侯，让他执掌军国大权。
在福州，群臣纷纷要求北伐，恢复大明江山。郑芝龙就此提出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先用10万兵力防守仙霞关外170余处地方，然后再募集10万兵力，当年冬天进行军事训练，第二年春天分两路从浙江和江西出兵北伐。这20万军队的粮饷，仅靠唐王所辖地区征收的钱粮远远不够，于是又按郑芝龙的建议募集粮饷。主要采用了3个办法：一是预征次年钱粮，每石粮先征银一两。二是征收“义饷”，即官员要捐献一些俸禄助饷，绅商和大户人家也必须助饷。派专人登门收取，有不交者便在其家门口写上“不义”二字。三是卖官鬻爵。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百姓深受其苦，有些人由于不堪盘剥，甚至希望清军早些到来。
尽管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筹来了大批粮饷，郑芝龙仍然以缺饷为由，迟迟不肯发兵北伐。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许多大臣不满。首辅黄道周干脆自请督师北上，但因郑芝龙只拨给少量军队和粮饷，使他不久即兵败身亡。看到郑芝龙抗清十分消极，唐王只好决定御驾亲征，派郑鸿逵和郑芝龙族侄郑彩为正、副元帅。二将秉承郑芝龙旨意，出征不久就称粮饷完全断绝，无论如何不能再前进了。对此，唐王也是无可奈何，他毕竟是在郑芝龙势力范围内，依靠郑的支持才得以登位的。没有郑的军队与财力支撑着他的政权，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对郑芝龙所为，唐王不敢加以指责。这样一来，郑芝龙更加目中无人，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府中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就是在朝中也常常颐指气使，群臣则噤若寒蝉。他还有意遣子郑森入侍唐王。郑森获得了唐王的宠爱，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从此唐王有什么意图，郑芝龙总能通过郑成功首先知道，可谓手眼通天，群臣也更不敢与郑芝龙意见相左了。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南下的警报频频传来，福州百姓因局势紧张，无心举行传统的龙舟竞渡活动，郑芝龙却仍然率标营官兵在西湖斗舟行乐。
郑芝龙之所以把持朝政之时对抗清极不热心，完全是由于把自己的商业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他聚众起兵，并不像一般海盗那样，仅仅为了劫夺一些财物，他投降明朝也不仅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借助明廷的力量，扫除东南沿海的其他海盗，独霸制海权，进行垄断性的海上贸易。因此，他始终没有放弃亦商亦盗的活动方式。随着1644年清兵的入关，明王朝宣告崩溃，郑氏海商集团原与明廷达成的妥协与谅解，由于中原易主、改朝换代而结束。这样，郑氏集团面临了一个新问题，即与新统治者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郑芝龙与郑鸿逵、郑成功的看法有较大分歧。郑鸿逵、郑成功认为只有武装抵抗，才能使自己的海商集团保存下去，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基于这种思想，他们拉郑芝龙一同辅弼唐王。郑芝龙却觉得自己的力量同清军相比差距悬殊，唐王政权又是一批乌合之众，要想长期同清军作战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护郑氏海商集团的利益，他想重走就抚招安的老路，归顺清廷，以此作为靠山。他对唐王不仅是虚与委蛇，还派人暗中与明降臣洪承畴联络，希望清王朝能像明廷一样对他的既得利益加以认可保护。
由于郑芝龙已有降清之念，所以当顺治三年六月清军逼近福州时，他马上向唐王上表辞行，借口有海盗偷袭，说如果断绝了海上财路，三关粮饷将无法支持，非要亲自征讨不可。唐王降旨让他稍等等，要与他同行。但旨到时，郑芝龙已经上船走了。抛下唐王之后，郑芝龙又下令将镇守关隘的官兵撤回家乡安平，使清兵长驱直入，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福州。唐王也在延平被清兵所执，带回福州后遇害。
降清被斩
郑芝龙退保安平后，手下尚有楼船五六百艘，“军容煊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虽有如此雄兵，但他不想抵抗，决意降清。在与洪承畴联系的时候，他表示“倾心贵朝非一日”，洪承畴和清征南大将军博洛则许诺他一旦归降，给以王爵或闽广总督职。高官厚爵的诱惑，更使他坚定了降清的决心。
对于郑芝龙的投降决定，郑成功、郑鸿逵和平海将军周鹤芝等人极力反对。周鹤芝甚至想以自刎死谏。郑成功则向父亲分析形势，指出“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郑芝龙不 听劝告，反而训斥他妄谈时势，并狡辩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郑成功见父执意北上降清，便跪下拉住他的衣襟哭求道：“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尽管如此，郑芝龙还是一意孤行。依他看来，投降清朝，便可继续在东南沿海称王称霸，重现当年与明朝联合造就的辉煌。他哪里知道自己的确看错了形势。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落后，所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维护自然经济的保守政策，是不会支持海商发展贸易活动的；而且作为新兴国家，必然要控制制海权，巩固统治基础。郑芝龙判断失误，一心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只能是自投绝路。
顺治三年(1646)十一年，郑芝龙向清廷递了降表，并应博洛的要求，去福州谒见，相随者仅500人。路过泉州时，他大张布告，夸耀投降之功，并用博洛给他的信进行招摇，让想当官的人到他那去商定买官的价钱。到福州后，博洛对他热情款待，两人“握手甚欢，折箭为誓，芝龙赂遗不可胜计”。3天后博洛突然要与郑芝龙北上面君，同时许诺到京后，可以让他出镇地方。郑芝龙担心他不在时，子弟们会反抗清朝，临行前特别修书数封，一一嘱咐家人莫忘清朝大恩。不过他的这番苦心落了空，他走后，郑成功、郑鸿逵、郑彩等人相继率部入海，举起了抗清旗帜。
顺治四年(1647)，郑芝龙随博洛到北京，被清廷划归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第二年又晋升他为一等精奇尼哈番。随后因郑成功遣人京问候他，清廷怀疑他们父子暗通消息，便拨兵丁看管其住所，对他实行软禁，直到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赴京请降，才撤去看守。顺治九年(1652)，清廷将郑芝龙改隶汉军镶黄旗，并让他给郑成功和郑鸿逵写信劝降。顺治十年(1653)，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并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以示对他们的招抚。郑芝龙还派人去厦门探听郑成功对招抚的态度。顺治十一年(1654年)，郑芝龙再次派人携手书去厦门，要郑成功接受清使者送去的“海澄公”印敕，并致书郑鸿逵，希望他也劝郑成功降清。郑成功态度十分坚决，拒不接受清的封爵。郑芝龙建议清廷，派与郑成功关系密切的二弟郑世恩去劝降。郑世恩到福建，向兄长诉说父亲在京的险恶处境，如不投降，全家难保。郑成功坚定地表示，父亲降清已铸成大错，自己不能步其后尘，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
由于屡次劝降不成，清廷开始迁怒于郑芝龙，不断有大臣参劾他，建议朝廷对他严加防范与控制。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将郑芝龙革爵下狱，并令他在狱中对郑成功进行最后一次劝降，不降即灭他三族。郑芝龙又派人去见郑成功，哀求儿子投降以保全一家性命。郑成功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只知保身，哪里知道会误了国家！最后一次劝降又遭失败，郑芝龙也越发失去了利用价值。大臣们纷纷主张将其处死以绝后患，只有顺治帝不同意，他还想留其牵制郑成功，主张流放到宁古塔。君臣意见不一，最后决定暂免其一死，但要上三重铁链严加看管。
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即位，此时郑成功已经渡海收复了台湾，另辟抗清基地。对清廷来说，郑芝龙已完全失去了劝降诱饵的作用，故朝廷上下一致决定将其处死。十月初三，郑芝龙和儿子世恩、世荫、世默等11人被清廷斩于菜市。
江春富可敌国
弃儒服贾嗣为总商
江春（1721～1789）祖籍是徽州府歙县江村人，其祖父江演自明末就迁扬州，从事盐业经营，“竭蹶营造，无一宁息处”，终于成为一个大盐商。父亲江承瑜也继之业盐。康熙六十年(1721)，江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盐商世家。
徽商向来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他们在经商致富后总是希望子弟能够业儒仕进，显亲扬名。江春少时，父亲就让他攻读举业。初为仪征诸生，拜金坛太史王步青为师。在王步青的悉心教海下，江春学业进展很快，他善属文，尤擅于诗，年轻时就以诗闻名扬州。乾隆六年(1741)，21岁的江春满怀信心参加科举，希望蟾宫折桂，一举成名。谁知时运不济，踬于科场。徽州习俗，非儒即贾。业儒仕进这条路既然走不通，江春毅然弃儒服贾，辅助父亲，走上经商业盐的道路。
清代盐法实行的是官督商销，也就是继承明制实行纲引制度，每年额定运销之盐称为一纲，由盐商(又称纲商)向官府缴课，取得盐引，然后到指定盐场向场商买盐，再运到事先划定的地区销售。盐商实际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场商，专门是向灶户收买食盐；一类是运商，专门从事食盐运销。运商是盐商的主体。运商人数很多，故又称散商。清政府为了控制散商，乃在散商中佥选家道殷实、精明强干之人充当总商。两淮盐区，总商一般有20～30名左右。实行这种制度对政府来说，可以确保盐课的征收。总商实际上是具有官商双重身份的人，对官府，他是盐商的代表，可以反映盐商的愿望和要求；对散商，他又可以各种名义进行摊派，盘剥散商，从中牟利，致富比较容易。但这种角色也很难当，搞得不好，上下都不满意。
江春的父亲江承瑜就是总商，江春随侍父侧，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国家的盐业政策、制度也都了然在胸，成了父亲重要的帮手。乾隆十四年(1749)，江承瑜病故，由于江春“练达多能，熟悉盐法”，深受盐运使的器重，所以也被佥为总商。江春任总商后，凭借其卓越的业盐才能不仅赢得了官府的信任，“凡重事，皆与擘画”，而且也为众多散商所拥护，“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所以江春在总商任上，一干就是40年，直到老死。如果加上他任总商之前的几年业盐活动，则如时人评价所说的：“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自然江春在几十年的总商位上，也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富商。
广交名流，名声大振
江春出任总商后，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广泛结交显贵名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江春结交最深的自然是盐政官员，包括盐运使和巡盐御史。盐政官员是直接代表皇帝管理盐政事务的，他们多是皇帝的亲信和宠臣，能够直接影响并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更能决定总商的命运，所以历来总商与盐政官员结交深厚。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一个要以权谋利，一个是以钱买安，从而形成互相利用的钱势之交。江春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一针见血地指出：“官以商之富也而朘削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盐商为了巴结利用盐政官员，拿出大量金钱以满足盐政官员奢侈生活的需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据董椿奏称：“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又幕友束脩笔墨纸张并一切杂费银七十两，每日供银一百二十两，是该盐政一切用度，皆取给商人。以一年计算，竟有四万三千两之多。”要知道这只是公开的开销，至于盐商私下所给的“好处”还不知有多少。自然这一切都是通过总商之手来“孝敬”的。
乾隆元年(1736)、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两次出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其时江春正在总商任上，故与其关系极厚。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十九年(1774)江春私家别墅“水南花墅”里所种芍药花开并蒂，为一奇观。江春设宴广邀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前来观赏。卢见曾也赶来助兴，不仅与宴赋诗，还将并蒂芍药绘成图形，广为征求诗稿。江春也即席赋诗奉和。卢见曾酷爱古玩，而古玩价格昂贵，卢见曾凭他微薄可怜的薪俸是根本无力购买的，江春则投其所好，为其代办，最后共支出古玩银16241两。
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震惊两淮的提引案也生动说明了江春与盐政官员的权钱交易关系。乾隆中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增多，官盐销量大增，两淮行盐口岸销畅售旺，二年应行盐往往不敷销售，乃预提下纲部分盐引以资接济。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预提乙酉(三十年)淮南纲引10万道，淮北纲引10万道，乾隆三十年(1765)又预提丙戌(三十年)纲引20万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预提丁亥(三十三年)纲引20万道、淮北纲引5万道，乾隆三十二年 (1767)也照此数预提下纲盐引。所有预提盐引，须按引纳课。纲盐的畅销，自然给盐商带来巨大的利润。
大量的白银装进盐商的钱囊，引起了清政府的垂涎。为了在正常盐课外还能从商人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清政府想出了追缴“余利”的新招，即预提盐引除了引价以外还有“窝价”，即所谓余利，这部分余利应该归公。于是乾隆三十三年 (1768)清政府策划了一起震动两淮的提引案，清查两淮历年预提盐引之余利。据江苏巡抚彰宝等奏：“两淮预提纲食盐引目，乾隆十一年起至三十二年共预提淮南淮北四百九十六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道，内除食盐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引口岸甚疲，非纲引畅销可比，及淮北纲盐四十九万零二十道向无余利，均不计算外，惟淮南所提纲引共四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四道，历年引价高低不一，每引值银二两，递加至三两不等，按年核算，商人除完纳正项钱粮外，共有余利一千零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两六钱，俱系归公之正项，乃历年各盐政从未议请归公，始则散给商人领运，听其渔利自肥，继则选择总商分赏，以作奖励示惠，该商等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差务浪费浮销，种种情弊，不可枚举，所有查出各款银两，自应尽数追缴，以清国帑。”经户部核查，应缴余利银中，除奉旨与拨解江宁协济差案及解交内务府抵换金银牌课与一切奏明动用并因公支取例开销银，加上现贮在库归款银共72万余两免其追缴外，其余1014万余两均应如数追缴。
当然，这一大笔银两并未全部落入盐商腰包，其中有辛力膏火银、总商代各任盐政购办器物用银、各商办差用银共927万余两，还有各商代盐政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57万余两，各商支付高恒家人经收各项银20万余两，各商代高恒办做檀梨器物银8万余两，为卢见曾代办古玩银16万余两，盐政普福还向运库支用纲银4万余两，并拒不签字具名。这一切清政府都不认账，统统要盐商赔缴。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清政府的蛮横无理、盐政官员的贪婪无耻，但也可看出江春与盐政官员的关系了。作为总商，这一切当然要通过江春之手操办。所以，“当提引事发，人情危惧，公(江春)毅然赴质，比廷谳，惟自任咎，绝无牵引。上识公诚，置商不问，保全甚众”。诚然，说乾隆“置商不问，保全甚众”，是不可信的，事实上，1000余万两银子，商人不得不忍痛赔缴，只是后来因实在难以全赔，才奉恩旨豁免363万余两，众商共掏出600余万两银子，谈何“不问”?所谓“保全”，也只是商人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已，至于白花花的银子，商人自然无法“保全”了。
江春除了和历任盐政官员过从甚密外，还广交四方文人贤士。江春建有“秋声馆”，接纳四方来扬名士，如金兆燕、蒋宗海等都是“秋声馆”的贵客。为了附庸风雅，江春利用一切机会，摆设盛大宴会，广邀四方名流，与宴赋诗。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十九日，乃苏东坡诞辰700周年，江春于小山僧之寒香馆悬挂苏轼像，邀集名流赋诗纪念，一时文人学士如尚书钱陈群、学士曹仁虎、编修蒋士铨以及金农、陈章、郑燮、黄裕、戴震、沈大成、江立、吴娘、金兆燕等都前来赴会。江春“或结缟伫，或致馆餐，卑节虚怀，人乐与游”。可见江春与文士名流关系之密切。
除了重大的节日以外，江春也经常举行诗文会，邀集名流赋诗填词。诗成，盛宴款待，宴后再由家中蓄养的戏班，演出“曲剧三四部”，文人学士既饱口福，又饱眼福。临别时江春还有各种礼物相赠。江春的挥金如土，赢得文士名流、达官贵人的交口赞誉，使江春名声大振。
殚思极虑，上交天子
为了巴结清政府，每逢军需、河工、灾济之时，两淮盐商都踊跃损输报效。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1671～1804)的100多年间，盐商以各种名义报效政府的银达39302196两、米21500石、谷329460石，其中以江广达(江春盐号)名义捐输银数总计1120万两，真正是“百万之费，指顾立办”。这些银两，固然大多摊派众商，但江春自己也掏出不少，故也曾出现“家屡空”的情况。
尤其在乾隆南巡期间，江春殚心竭虑、精心策划，赢得了隆隆圣眷。乾隆好大喜功，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扬州是其翠华莅临之地，为了迎驾，盐商日夜忙碌。江春“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可谓效尽犬马之劳。即使在“坚冰冻人须，积雪没马足”的隆冬季节，江春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仍然“相携趋辇毂”。为了博取皇帝欢心，江春可谓费尽心思，不惜万金。《清稗类钞》云：
高宗巡幸至扬州，时江某为盐商纲总，承办一切供应。某日，高宗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赂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既至，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
虽然这一夜塔成之事可能有所夸张，但从中确可看出江春仰攀皇帝的良苦用心。
由于江春实心报效，故能“独契宸衷”。乾隆交次南巡，江春得到的赏赐最多，“御书‘福’字、貂、缎、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便蕃，不可胜记”。尤其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巡，于金山召见江春，并解御佩金丝荷包面赐江春，圣眷优渥，被视为“异数”。南巡结束后，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以“御极之五十年”在京师举行千叟大宴，江春与其族兄江进应召赴宴，并获赐杖之荣。
最使江春感到荣耀无比的是乾隆“借帑舒运”，乾隆三十六年(1761)，“赏借”江广达银30万两，乾隆五十年(1785)又“赏借”江春25万两，二次共赏借帑银55万两。江春在乾隆年间获得“赏借”之多“为盐商之冠”。所谓“帑银”，照盐商的话说就是“万岁爷发的本钱”。尽管这“帑银”仍按月息一分起息，尽管这“帑银”有时并非从皇家仓库内务府中实支，而是从众商公捐银中扣除，但也是无比光荣的事。不仅光荣，还可得利。江春拿到这笔“帑银”，其实并非自己营运，而是转手以高利率贷给其他商人。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春获借“帑银”30万两，月息一分，年息应缴内务府36万两，但他马上又以月息一分八厘左右的利率货给另一总商王履泰，年得息银6万余两，扣除应缴内务府息银36万两，还可得25万余两。举手之间，江春不费吹灰之力，就凭空得到 25万余两息银。
生活奢侈，昙花一现
有了巨额的财富，江春的生活愈益奢侈起来。
他大造园林，作为自己休息之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江春居扬州南河下街建有“随月读书楼”，楼对面又筑“秋声馆”，徐宁门外又购买一大块空地辟为校射场，人称“江家箭道”。又在附近建有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另外在扬州东乡有“深庄”别墅，在北郊有江园，在重宁寺旁建东园，因家与康山比邻，又构筑“康山草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别墅名园在当时堪称名胜，但还比不上他的另一名园“净香园”。乾隆曾四次游幸此园，吟诗题联，流连忘返。康山草堂也两次成为乾隆驻足之地，并御笔题诗、题联、题额，一时传为美谈。
他广蓄名伶，以为消遣交游之用。他不惜重金，招聘名角，建立德音、春台两个戏班，仅供家宴演出，岁需三万金。江春常常举行家宴，款待达官显贵、文人骚客，“食顷已毕，或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江春私人所蓄戏班，荟萃了各地著名优伶，推动了徽剧艺术的发展，后来随着徽班进京，又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江春作为总商，他和其他徽商一样，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扬州的安定书院、梅花书院、敬亭书院、维扬书院以及几所义学，大多为徽商捐资修建，办学经费也由盐商捐助，其中也有江春的一份力量。另外，扬州的育婴堂、普济堂等地方慈善组织的建立和运行，江春也有“发言”、“画策”、赞助之功。
盐商是在清政府的羽翼下发迹致富的，同样也在清政府的盘剥下破产亡家。江春就是一个缩影。江春任总商期间，凭借特权，攫取了巨额财富，但是巨额的报效捐输以及他奢侈无度的生活，挥金如土的交游，也消耗了他的大量资本，随着整个盐商的衰落，他也陷入了“贫无私蓄”的困境。晚年江春已经由于“家产消乏”而无力营运了，还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赏借“帑银”25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但是“帑银”有借必还，既不能拖欠，更不能短少，江春此时已无力偿还本银，只得靠“鬻产及金玉玩好以足数”，不然就难免被清政府追缴“帑银”而抄家没产。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春病死，身后几乎未留下什么家产，使得其惟一的继子江振鸿“生计艰窘”。江春旧有康山园一处，几成瓦砾场，但无力修葺。乾隆传谕，令众商出银5万银两承买此园，作为公产，其银两赏给江振鸿营运，毋庸起息，再拨借“帑银”5万两，照例起息。江振鸿就靠这借来的10万银作为资本，维持生计。
鲍志道仕商结合
著姓望族
明清时期的歙县，有不少著姓望族。许承尧《歙县志·风士》载有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等。这十余姓中，或则由于仕至显宦而名扬遐迩，或则由于商至巨贾而资雄一方。其中棠樾鲍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著姓望族。
徽州鲍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宗谱记载，其始迁祖是伸公。晋太康年间任护军中尉的伸公率兵镇守新安，喜爱这里的青山绿水，于是在此定居。以后由于生殖繁衍，子孙众多，蔚为大族。迁徽鲍氏随居住地分为歙县西门、蜀源、岩镇、棠樾四大支派，其中以棠樾鲍氏最为著名。
棠樾鲍氏最初是以“父慈子孝”而闻名天下的。据《宋史》卷四五六载：“有鲍宗岩者，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寿孙，字子春。宋末，盗起里中，宗岩避地山谷间，为贼所得，缚宗岩树上，将杀之。寿孙拜前，愿代父死。宗岩曰：‘吾老矣，仅一子奉先祀，岂可杀之?吾愿自死。’盗两释之。”明初地方官将其事迹上奏，永乐皇帝御制慈孝诗，建坊旌表，表彰天下，棠樾村也称“慈孝里”。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表彰之下，“慈孝里”慈孝蔚然成风。明代前期这里又出现一个孝子鲍灿，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载：“其母余氏，年七十余，足患疡，腐秽不可近，濒于危。公露立泣祷，旦夕跪吮其疽疾，豁然愈。”他的“至孝”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后闻于朝，嘉靖时建坊旌表。
真正使棠樾鲍氏奠定著姓望族地位的还是因为鲍氏子弟仕至显宦。十六世祖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后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不久在云南平叛、抗击倭寇中屡有功绩，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死后明王朝加赠工部尚书，予祭葬，崇祀乡贤。族中出了这样一位显宦，自然大大提高了该族的社会地位。故从此以后，鲍氏就以鲍象贤为支祖，用鲍象贤住宅大厅的“宣忠”匾额名，为棠樾鲍氏祠名，称为“宣忠堂”支派。继鲍象贤之后，其孙鲍孟英也于万历时登科入仕，先为河南开封府通判，后为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同知，仍管莱州府海防事，由于饶具才干，政绩显著，天启时遂晋阶朝议大夫。
棠樾鲍氏不仅因仕至显宦而著名，而且也因世代经商而资雄。据记载，早在洪武年间，鲍氏就有人经商，十二世祖鲍汪如率先业盐，其时，“边陲有警，募民上粮易盐。公遂运米，应云南军饷，盐拨温州，于时海寇侵扰，禁不得行，诸商联名呈请，有司不为理。公独备陈商困条奏于朝，始得放行”。鲍汪如之后，也都世世代代经商。如十三世祖鲍万善，“少能立志，经营积累起家”。十四世祖鲍灿，“尝挟资客汴、洛间。”十五世祖鲍光祖，甚至远至北疆经商。至十六世祖鲍象贤、十八世祖鲍孟英仕宦，贾业一度停止。但从明后期至清代，鲍氏可谓举族经商。如二十一世祖鲍士讳在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乃“弃儒服贾，经营海滨，转徙瓯、粤间。是时，市舶出洋，遭劫掠无算。文玉(士讳之字)数往来，屡有天幸，独不遇。货委于地，人皆争取无积滞”。可见鲍士讳是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其弟鲍士臣则徒步去鄱阳，靠替别人舂米糊口，曾有拾金不昧之举，受到时人称赞。后来到扬州，做点小生意，被人誉为“廉贾”。随着交往日众，有人见他忠厚，存心帮他一把，“贷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先生由是能蓄其财。”正是他由于积累了资本，终于使其子得以在两淮业盐。而真正大振家声的是二十四世的鲍志道。
以盐起家
鲍志道（1743～1801），字诚一，号肯园，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的鲍贤的九世孙。虽然父亲鲍宜瑗“长贾于外”，但家中还是并不宽裕。鲍志道自幼读书，企图走科举人仕之路，由于生活困难，11岁便弃儒服贾，出外谋生。先是到江西鄱阳帮人打工并学习会计，后来又到金华等地做些小生意，再到扬州、湖北。总之，在这几年，由于没有资本，东奔西走，始终未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鲍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近十年的锻炼，已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他胸怀大志，决心在这里干一番事业，扬州是两淮盐运使司所在地，从事盐业的豪商巨贾都集中在这里。据说当时歙县大盐商吴尊德急需物色一名精明能干的经理。鲍志道和其他人一道前去应聘。吴尊德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大家通过会计课目考试后，伙计给每个人端来一碗馄饨。吃完后，吴尊德宣布第二天再举行一次考试。翌日，大家都来参加第二场考试。谁知主考大人分别要求各人回答昨天所吃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各几只?这下大家都傻了眼，一个个瞠目结舌。只有鲍志道答得完全正确，于是他被聘用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已难确考，但它说明了鲍志道确实是精明、心细。
鲍志道颇有才干，受聘后迅速进行整顿，革去弊习，建立新章，使吴家盐业大有起色，获利颇丰。当然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过了几年，鲍志道有了一定积累，就辞去了吴家差事，开始独立在扬州业盐。由于他已经积累不少业盐经验，加上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就发家致富。
那时，清政府为了控制众多盐商，便于收缴课税，乃选择家道殷实、干练精明的盐商充当总商。总商实际上是官府与众商联系的纽带，政府通过总商传达有关政策法令，催收盐课，盐商则通过总商反映商人要求，总商代表商人利益和官府进行交涉。这种角色是很难当的，轻不得、重不得，否则上下都招怨。鲍志道以其才干被选为总商，而且一干就是20年。他处事果断、公正，“自当事以若四方，经由一口与之讫，其殁无悔恶者。”因此深受众商拥护，也得到官府的信任。
乾隆末年，可以说两淮盐商已度过它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由于政府对盐商的盘剥，造成食盐成本大大提高，这样销售到各地的盐价也就一提再提，于是私盐往往乘机而人，例如江西应是淮盐行销区域，由于淮盐价高，福建私盐大量涌入江西，造成淮盐滞销，盐商大困。此时正是鲍志道任总商期间，他代表盐商与官府反复交涉。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解决了问题，维护了盐商的利益，受到了众商的赞扬。
他还创立一些制度，促进了盐运事业的发展。当时淮盐都要经水运到各地，尤其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盐船装载食盐沿江转运到九江、汉口等口岸，一遇风浪，时有盐船沉没，不少商人往往因此破产。鲍志道于是倡议，如果某舟沉溺，则众商相助，即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这样“以众帮一”，不致使其破家荡产。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众商响应，并切实得到执行，淮商称此为“津贴”。无疑，这一制度对促进盐运，维护众商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鲍志道成为扬州著名大盐商，棠樾鲍氏也因此闻名两淮。
鲍志道不但在业盐上被商界推崇，而且他在致富后去奢崇俭、好义重礼，更被世人交口称誉。乾隆时期的盐商正发展到顶峰阶段，拥资百万、甚至千万的大盐商接踵出现。巨额的财富滋养了不少人奢侈无度的恶习。当时扬州盐商侈靡成风，一掷万金，夸富逞豪。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有的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来，“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更有人顷刻之间希望花掉万金，苦于无法，门下客为其出主意，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 沿江水面上、草树间到处都飘着金箔。对这种奢靡之风，鲍志道非常反感。他对家中所有人乃至亲朋好友，都“以俭相戒”。他虽然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躬自操劳中馈箕帚之事，门前不容车马，家中不演戏剧，淫巧奢侈之客，不留于宅中。在他身体力行的倡导之下，扬州“侈摩之风，至是大变”。作为一个豪商巨贾，能够如此节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鲍志道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崇尚节俭，但对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却慷慨解囊，热心赞助。如扬州城内，自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一带，地势低洼，雨天容易积水，行人十分不便。他乃捐资将地面铺高，并易砖为石。他看到贫家子弟无法就读，学业荒废，于是在扬州捐建十二门义学，专供贫家子弟入学。在京师助修扬州会馆，为往来商旅提供食宿、存货方便。在桑梓更是不遗余力支持公益事业，他生平独不喜建佛堂道院，但却钟情于书院建设。歙县本有两个书院，紫阳书院在城内，山间书院在城外，年久失修，并垂废焉。他慨然与乡士大夫合力维修，使紫阳书院焕然一新，还捐银3000两作为该院生员膏火之资。又捐8000两银自置两淮生息，用以修复山间书院。另外修桥补路、捐建水榭等等义行，不可枚举。其元配汪氏、侧室许氏也皆有义举。如汪氏捐资“构房八楹，为族人贮农器”，“置田百亩，取租给族之众妇”。“重筑大母堨、七星墩、竭田水溪桥诸道路，至今里人能道之”。
其长子鲍淑芳继承父业，也成为两淮总商之一，并同时以义举卓著而闻名四方。如嘉庆十年、十一年连续大水，他先后捐米6万石、麦4万石，于灾区各邑设厂煮粥，赈济灾民，全活无算。方义坝决堤，他倡捐柴料400万斤，以供抢险之用。为疏浚芒稻河，他又独捐6万两，以济工用。又捐金疏浚沙河闸、天池盐河。“鸡心洲、龙门桥等河请复罱船，增设混江龙、铁扫帚等器，刷漕河使不淤浅，又议与浚通属力乏、广福桥等处之运盐河，并谋增筑范公堤，以捍海潮，而护民田，皆为地方谋公益也。”他的义举得到嘉庆皇帝的嘉赏，特赐题“乐善好施”匾额，在故乡建坊旌表。
钱势之交在鲍志道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鲍志道深知，盐业的兴旺，完全靠政府的庇护，所以在任总商20年期间，政府凡有军需、赈济、河工方面的事项，鲍志道总是率领众商踊跃捐输，赤心报效，总计向清廷捐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余石，受到了清政府的一再嘉赏，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候选道”、“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头衔，虽然这只是虚职，但这些荣衔却使他身份地位大大提高。他凭借这一身份以及雄厚的资财，广泛交纳四方达官显贵、耆宿名儒，如翰林院侍讲书法家梁同书、户部尚书朱三、大学士书法家刘墉、内廷供奉户部主事书法家黄钺、两江总督陈大文、礼部尚书纪昀、两江总督铁保等人，都与鲍志道过从甚密，交谊深厚。以至他死后，纪昀亲自为其作传并撰写墓表，铁保亲笔手书传文，朱王圭又撰鲍氏与元配汪恭人合葬墓志铭，真是备极哀荣，在盐商中可谓极其罕见。鲍志道还将当时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书法家、文人罗聘、汪士慎、巴慰祖、方辅、程晋涵等先后延至府中，待若上宾。鲍氏祠堂中的楹联、匾额、族谱家乘之图经像赞等都出自清代名士的手笔。乾隆时的著名才子、大诗人袁枚也是鲍志道的莫逆之交。袁枚妹妹病故，鲍志道亲自赍金前往吊唁。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中还收有《为鲍肯园题龙山慈孝堂图》诗十解，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
仕商结合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在徽商看来，虽然服贾能够获得厚利，但只有业儒仕进才能亢宗显亲，大振家声，所以徽商致富后，总是迫不及待地让子弟习儒，走仕进之路，鲍志道也是如此。他有两个儿子，让长子鲍淑芳继承己业，而让次子鲍勋茂业儒。鲍勋茂 先作为徽州府学禀膳生员，后由举人、内阁中书，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跻进九卿之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终于成为棠樾鲍氏中最为显达的人。
朝中有这样一位显宦，自然对族中的盐业有很大的照顾。例如，嘉庆九年(1804)在扬州业盐的鲍志道的弟弟鲍启运被旗人巡盐御史佶山告以“抗佥误课”罪，请旨予以“严行审办”。其时，鲍志道已于嘉庆六年(1801年)病故，但幸亏朝中还有鲍勋茂，在他的斡旋之下，嘉庆帝连下三道上谕，最后鲍启运用5万两银子了结此案。若非嘉庆帝的关照，鲍启运的后果难以想象。但若非鲍志道的影响、鲍勋茂的活动，浩荡皇恩也不会惠及一名普通盐商的。
嘉庆以后，由于两淮盐业衰败，鲍氏族人意识到业盐的道路越来越难走，故棠樾鲍氏后人大多走上业儒的道路。自鲍勋茂之后，鲍志道的孙子鲍时基，在道光年间官贵州黔西州知州，曾孙鲍彤轩官工部郎中，鲍敦本为盐课大使，其余如鲍德桴、鲍劭楷、鲍承棨、鲍东植等俱业儒，这已是咸同年间的事了。
可见，当道光年间两淮盐法改纲为票，两淮盐商一蹶不振的时候，棠樾鲍氏后人早已走上业儒仕进之路，鲍氏门楣也由此继续得到光大。
总商之魁伍秉鉴与伍绍荣
艰难创业
行商是清代官商的一种。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海关，继而又建立广东洋行制度后，行商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二十二年 (1757)，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行商的垄断地位。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家族正是通过经营对外贸易成为行商，之后由于勾结西方商人，贿赂官吏而获得发展，由封建官商逐步转化为买办商人。
伍怡和家族的创业期是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六年(1777～1801)，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人物是伍国莹和伍秉钧。
伍氏家族的先世奔居于福建的莆田、晋江、安海等县，长期在武夷山做茶叶种植园主。大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由于对外贸易只限在广州进行，伍氏家族的伍朝凤便自闽人粤，落籍广东南海县，开始从事对外贸易，曾经做过行商之首同文行账房的伍国莹创立了怡和行。
乾隆年间(1736～1795)，行商主要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简称公司)进行交易，而当时的行商多数破产赔累，所以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伍国莹曾坚决拒绝海关监督要他承充行商的命令，只是到了次年他才承充行商，设立怡和行。公司大班在生意上对怡和行格外通融，同他签订了3600箱武夷茶的合约，使他获得了一定的资金。到了乾隆五十一年 (1786)，怡和行商务有所发展，伍国莹在20家行商中居第六位，并成为公司的债权人，公司对他欠款7万余两，还担任了公司船的保商。
但精明能干的伍国莹同样无法逃避外商的挟制和官府的勒索，乾隆五十二年(1787)，他因被牵连于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被公司监禁在商馆内，勒逼代尝欠款。乾隆五十三年(1788)，他又因为欠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甚巨，面临破产的厄运。后来得到公司的扶持而渡过难关，但对公司的依附也越来越深。不久，伍国莹将怡和行务移交给第二子伍秉钧主持。
伍秉钧主持怡和行务后，按行商中祖孙、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的习惯，成为第二代中的第一位浩官，又兼用沛官的商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沛官与其他五名商人一同领取行商执照，公司以他较为可靠，立即与他签订贸易合约。此后，怡和行的贸易额逐年增长，在行商中的地位也稳步上升。乾隆五十九年(1794)，由行商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嘉庆五年(1800)又升为第三位。
行务的发展也使伍家的财力不断上升，沛官成为外商的重要债权人，同时分摊了破产行商约166％的大额商欠。凭借这样的财力。伍家怡和行开始兼并其他行商，增强在竞争中的实力。同时，沛官还承担了破产行商祚官欠公司的债务，乘机占有后者的贸易份额。
财力的增强使伍家成为官吏勒索的目标，嘉庆五年(1800)，沛官承保的一艘公司船，被海关官吏发现有两对表未纳税，伍秉钧企图缴180元了事，海关监督却罚他50倍。
嘉庆六年(1801)，伍秉钧病逝，终年35岁，行务转由其三弟秉鉴承担，伍氏家族开始进入全盛期。
巧于协调
伍秉鉴（1765～1843），字成之，是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二位浩官。在嘉庆十一年(1806)，伍秉鉴已与潘启官和茂官并列为高级行商，被大班称为“广州商场上的一个重要分子”。嘉庆十二年(1807)跃居行商第二位，嘉庆十八年(1813)列为总商之首，登 上首席行商的位置。此后数十年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道光六年(1826)，伍秉鉴将怡和行务交给四子伍受昌掌管。伍受昌成为伍家第三代中的第一位浩官，并继承伍秉鉴的首席行商地位。伍秉鉴则以“原商”的身分退居幕后，但仍然掌握怡和行的实权。
伍受昌，字良仪，他虽然承担怡和行家业的时间不长，但同外商关系密切，他曾与英商勾结，包庇鸦片贸易。由于他与外商的勾结紧密，曾受官府责罚。例如道光十一年(1831)，因曾在总督、监督面前为公司疏通，获准在公司商馆前建筑码头，为巡抚朱桂桢所恶，下令要将他处斩，“只是由于他长跪一小时及海关监督的说项，始豁免”。道光十三年(1833)伍受昌去世，终年33岁，其职位由五弟伍绍荣担任。
伍绍荣，名崇耀，字紫垣，以绍荣为商名。他是怡和行第三代中的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浩官，是一个由封建官商转化为买办商人的典型人物，承商时年仅23岁。
伍秉鉴父子三人能够于数十年间在行商中居于领导地位，极不容易，除了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工于心计，善于经营外，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行商、官府、外商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伍氏父子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
(1)与其他行商的关系。伍氏父子十分善于处理与其他行商的关系，其主要的手段是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公司向其他行商放款，乘机加以控制。嘉庆十九年(1814)，公司为支持六名行商缴付关税，出面担保向浩官及茂官借款166000两。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为新行商担保向伍家借款631480两。这种放款的年利率一般为10%～12％，略低于当时国内的通常利率，但仍然是一种高利贷。它不但加强了伍家同公司的关系，而且加强了对许多资金薄弱行商的控制。
另一方面，伍家又善于利用同外商的特殊关系进行通融，兼顾其他行商的某些利益，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嘉庆十六年(1811)，浩官和茂官已成为公行的中坚，公司要求他们担任合伙或独一的羽纱销售代理人，他们答应可以单独负责销售，但要求“利润则规定按比例分配给公所中的全体行商”，以换取全体行商的支持。道光八年(1828)，行商黎光远破产充军伊犁，浩官又与公司共同筹捐3000元作为其生活费。
这些恩威并施的做法，使伍家牢牢控制着其他行商。
(2)与官府的关系。根据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规定，行商对官府的依赖性很强。行商从官府中获得垄断贸易的特权，但必须代办外商的全部出入口货税、传递外商与官府的往来文件、管理监督来粤的外国商民和协助审理民“夷”冲突案件。此外，还必须以捐输、报效、贿赂的形式，将利润的一部分贡献给皇帝、督抚、监督和其他官吏。能否处理好与官府的关系，是行商长享富贵、还是惨遭破产的关键。
伍家财富能够不断增长，与其不断贿赂、捐输和报效，注意同清廷和广东官宪建立密切联系有关。据统计，自嘉庆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06～1842)，伍家贿赂、捐输、报效官宪共达1607500两，数目十分惊人。这还仅仅是已知的部分，所以称“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一点也没有夸张。
伍家不但用大量钱财捐输报效，而且也鼓励子弟参加科举以进入仕途，一旦仕途受阻，就通过捐纳及其他方式获得官衔、封荫及官职，以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样，以封建特权商人为本业的伍氏家族，成了亦官亦商、半官半商，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副其实的官商，同封建统治集团紧密结合，带有十分浓厚的封建性。
(3)与外商的关系。伍氏家族与外商的关系是由互相利用、 互相勾结到逐步依附，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尤其如此。怡和行建立以后，就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
怡和行在公司的贸易份额，早已占有很大的比重。伍秉鉴任总商后，其贸易份额一直居行商首位。此外，怡和行还是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公司欠行商款项总额为749516两，其中欠伍秉鉴达548974两，占 73％。而每逢贸易季度结束，大班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居住，又将公司的存款和金银移交给他保管。
伍家与美国商人的勾结也很密切。美国早期侵华的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伍家的勾结中发展起来的。道光三年(1823)，美国人约翰·顾盛(JPCushing）在广州改组旗昌洋行，伍秉鉴随即与之建立密切关系，一直为旗昌作保。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退出广州贸易，伍秉鉴也退出和其他外商的一般交易，专和旗昌洋行一家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向英国、美国、印度输出商品。
在伍秉鉴的支持下，旗昌依靠鸦片走私的茶叶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在华美商中的头号巨商。伍家与旗昌的势力如此之大，以致当时在广州的许多外商，为了追求较好的利润，都必须要争取浩官和旗昌的支持。不然，在广州的安全都不能保证。
伍家还同美国商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约翰·顾盛由于得到伍秉鉴的特别眷顾，在广州居留近30年，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成为在华最有财势的外商之一。旗昌的另一大股东约翰·福士，早年由于顾盛的推荐，曾担任伍秉鉴的“机密代理人”及“私人秘书”。鸦片战争后，福士还在美国为伍家代管巨款，经营证券投资。还有一个旗昌股东威廉·亨特，十几岁来到中国。1826年春节，他应邀到伍秉鉴的大儿子家作客，受到伍家女眷的热情接待，这与当时行商巴结外商的风气有关。当时人张杓曾尖锐批评这种风气，指出：“贱大夫欲求垄断，既竭其能，而资本不充者复存赊欠之心，无不曲意迎逢，冀夷人之私我。于是有挟妓而与游者，有买妾而持赠者，甚至有以妻妾行酒而博其欢笑者，可谓有腼面目全无心肝矣。”而伍家正是这种“腼面目全无心肝”者的典型代表。
1813年初，旗昌股东亨特等几个行员为将要回国的顾盛饯行，邀请顾盛的“老朋友浩官”参加，浩官没有赴宴，但为宴会送来了精美的燕窝汤，亨特等则回赠一只珍贵的马尼拉火鸡。
美国商人还时常津津乐道于伍秉鉴在金钱上的慷慨。1823年，由伍秉鉴作保的一家美商行号的买办挪用该行库款经营投机，未能归还，被发现后，“浩官大为震怒，当晚就将所短少的款项送交该行，数目在五万元以上”。还有一次，一名破产的波士顿商人欠伍家72000元无法偿还，不能回国，伍秉鉴请他去问明情况后，将其保存的期票当面撕毁，把欠款一笔勾销。这些事例，被美国人认为是“中美商人友好的象征”。可见伍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讨好外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买办商人
伍家与外商的联系越密切，其买办化的趋向也就越明显，由封建官商转化为买办商人已是势在必行。伍家在许多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前，由于行商兼办某些对外事务，伍家作为总商之首，遇有外商同官府纠纷事件，或民“夷”纠纷事件，都必须出场。
处理官“夷”冲突，伍家主要是缓和矛盾，协调两者关系。例如，道光十六年(1836)，义律被任命为总监督，于次年4月12日到达广州，向总督递禀。19日，总督的答谕责怪他不恭，要他遵守旧例。义律接到浩官转来的谕令后，十分气愤，声称他将离 开广州。浩官恳求他再写一信作解释，义律同意照办。22日义律又威胁道，如果四天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将离开广州。经浩官一再恳求，同意把时间限在28日午夜。浩官为此奔走调停，两天后，总督下了“满意”的答谕，义律才继续留在广州，暂时避免了冲突危机。
至于民“夷”冲突，伍家则完全实行助“夷”抑民。1820年11月，黄埔一艘英国驳艇的英人开枪打死一个中国人，凶手逃跑。12月有一英国轮船的屠夫自杀，浩官为公司大班出谋划策，要其利用这个事件，证实屠夫是开枪那个人，从而为英国轮船开脱罪名。相反，如果是外国人受到伤害，则伍家的态度完全不同。1833年，英国鸦片贩子因义士(JInnes）被一中国苦力打伤，他胁迫浩官将苦力报官惩罚，否则将放火烧海关监督的房子。浩官十分害怕，第二天，就将苦力公开惩罚，要他肩负写有他的罪行的木枷游遍广州。1838年12月12日，广东官吏在商馆前处决中国鸦片贩子何老近，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引起人民的愤慨，广东群众近万人自发掀起包围商馆的大示威。外商向伍秉鉴告急，他立即派人送信给广州知府，策动官吏把群众驱散。伍家在维护外商利益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在林则徐禁烟运动中，一向包庇鸦片贸易，和外国侵略者串通走私鸦片的伍家，更是想方设法企图使外国侵略者避免禁烟运动的打击。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来广东查禁鸦片。1月30日，浩官拜访义律，告知林则徐即将到达的消息，建议他采取必要的措施。3月18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传见伍家等行商，令伍绍荣等到商馆传谕外国鸦片贩子，限三天内缴烟具结，否则将行商中的两人正法。为了渡过难关，伍秉鉴劝外商缴出一小部分鸦片加以应付。晚上，他甚至跑到旗昌大股东格林(JCGreen)的办公室，恳求他答应在上缴的鸦片烟数之外，再加缴150箱，所值105000元由他偿付。
不过，林则徐识破了伍家与外国鸦片贩子的阴谋。22日，林则徐决定传见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23日，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将伍绍荣等人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将伍秉鉴摘去顶戴，戴上锁链，令其前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伍秉鉴“苦苦哀求，指着自己丢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24日，义律到达广州，林则徐将伍绍荣放出，再令其带谕帖到商馆，令外商缴出全部鸦片，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当晚，义律企图带颠地逃跑，林立即封锁商馆。商馆封锁期间，浩官设法接济，预先帮格林买进了糖、食油、水和其他东西。几天后，又通过他的两个苦力，塞给亨特一个小包，“里面包着两只煮鸡，一条火腿，三个面包和一些饼干”。在禁烟运动中，伍家与侵略者的勾结进一步加深。
虽然如此，伍家与官府的关系仍然紧密。林则徐与美国人的接触，就是由伍家作居间的。例如林则徐与美国传教士伯驾的接触，都是通过浩官沟通，林则徐曾经通过伍家，向伯驾征询治疗鸦片吸食者的处方。
而伍家的财力，又是林则徐筹措广东防务费用的重要财源。1839年3月，邓廷桢在虎门创设木牌铁链、添置炮台，就由伍绍荣等“捐银十万两，以供需要”。1840年5月，伍绍荣等愿缴三年茶行收入以充防英军费。
鸦片战争中，伍家成为广东当局居间妥协投降的主角。首先，伍家为琦善与义律的妥协居间。1841年2月11日，琦善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会晤，便带同伍秉鉴和伍绍荣一道参加。
其次，为杨芳与义律的妥协居间。1841年3月2日，英军进攻黄埔。3日，余保纯通过浩官和美国领事的居间，求见义 律，达成停战三天的妥协。浩官又向英军透露琦善被削职解京、杨芳等即将来粤的消息。5日，杨芳到达广州，18日义律率兵船攻入省河，占领商馆，威胁广州。双方通过伍敦元达成停战协定。此后，广州恢复通商达两月之久，使侵略者重开中断了一年多的茶叶贸易，英国财政部获利300万英镑，中国官府和行商也得到几乎是以前两倍的税收，伍家居中调停的结果，使官府、外商、行商都获得了利益。
再次，为奕山与义律的妥协居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5月21日战事再起。25日，英军攻占广州城外各炮台。26日，广州城上遍插白旗，奕山派余保纯出城，由伍绍荣陪同与义律谈判。27日，余保纯代表奕山与义律达成赔款600万元，奕山等退出广州的协定。就这样，在伍绍荣的调停下，奕山以赔款600万元的条件，解了广州之围。
伍家在广州城下之盟中的作用，引起清朝统治集团投降派的重视，曾计划让他们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后来《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伍氏家族也由封建官商转化为最早的买办商人。
由盛转衰
道光二十三年至同治二年(1843～1863)，是伍氏家族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外反动势力由冲突逐步走向合作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伍家在经济、政治上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发挥了政治掮客的作用，成为中国买办势力的重要代表。
道光二十三年(1843)，伍崇耀继承产业后，在经济上，与外国商人发展密切的信贷关系，进而附股于外商企业，在国外经营证券投资。通过这些方式，伍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伍家拥有大量的房产，其中包括今广州河南海幢公园西侧溪峡一带，这里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装饰华丽。伍崇耀位于西园的粤雅堂，“洞房连阀，半廓半郊，傍山带江，饶水富竹”。他在城外的远爱楼、仁信楼和仁义栈房，在侵略者进入广州城以前，成为广东大吏会见外国使节的地方。
在政治上，伍崇耀更是积极活动，协调官府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届广东大吏的“洋务委员”。对英国侵略者处处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尽心尽力地为侵略者四处奔走。
伍崇耀于1863年12月4日病逝，终年54岁。中外反动派表示惋惜，而人民则拍手称快，均以死一大汉奸为幸事。
伍崇耀死后，伍氏家族迅速走上衰落的道路。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鸦片战争后，行商失去垄断贸易的特权。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又从广州移到上海，对于行商的利益是一个打击。尤其是1856年，广州十三行被民众烧毁，使伍家不可能保持昔日的商业规模，增殖财富。而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对外妥协的赔款，对内镇压的经费，相当一部分靠广东行商捐输，伍家更是首当其冲，支出最大。因此在近代买办势力活动的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之后，伍氏家族已失去了进行活动的重要条件。在主观上，伍氏子弟不求上进、奢侈无度而又不善经营，因此，伍氏家族迅速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生财有道
胡雪岩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823年的一个夜晚，月明星稀，安徽绩溪街上的一间破瓦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那哭声分外的响亮。一位老人推门进去拱手相贺说：此孩子声音好响亮，今后一定有出息!
这孩子就是胡雪岩，他应验了老人的话，几十年后他成了徽商中的巨富，成了徽商中的顶尖人物。
胡雪岩20岁左右时，遇到了一位名叫王有龄的人。这次邂逅，成了胡雪岩一生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机。
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很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为家贫，他从小就在钱庄里当学徒，最初扫地倒溺壶，后做伙计。因他聪明伶俐，善于识人，而且能言会说，做事情讲义气，很受钱庄财东及其他伙计的信任。
王有龄父亲是候补道，因病而故，没有留下多少财产。王有龄有心捐官，却没有本钱。
胡雪岩决心助王有龄一臂之力。他将一笔钱庄未能收回，已经认赔作账的钱，凭个人在外的名声，向欠债人索还，竟然得以追回，他旋即将此钱交给王有龄。钱庄得知此事，不禁大怒，同行都说他胆大妄为，擅作主张，甚至有人怀疑胡雪岩在中间捣鬼，挪用这笔钱去偿还赌债。
正当胡雪岩处境艰难、落魄受气的时候，王有龄出现了。
王有龄依靠官至江苏学政的“毛根朋友”何桂清的交情，成了浙江抚台面前的红人，巡抚黄宗汉委任他做海运局的坐办。海运局是为漕米而专设的，总办由藩司兼领，坐办是实际的主持人。
王有龄要替胡雪岩出气，准备到钱庄去摆摆官架子，胡雪岩反倒不愿让他报复钱庄的“大伙”，而是借此给钱庄的同行们每人送了一份礼。钱庄的同事无不对胡雪岩心服口服。
王有龄负责海运漕米，费力不讨好。胡雪岩给王有龄出了妙计，买商米代垫漕米。买商米的钱，由胡雪岩说服自己当伙计的钱庄去垫拨。钱庄看到是海运局这个衙门作后盾，又是胡雪岩在劝说，便接受了胡雪岩的建议。
事情经胡雪岩一手调理，进行得非常顺利，漕运粮食代垫之事完成之后，王有龄受到经常“勾兑”的巡抚大人的回报，署理湖州府。
胡雪岩得到王有龄的支持，自设钱庄，名叫“阜康”。“阜康”的档手台面放得开，刚开业就做了几手博得钱业同行喝彩的事。
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署理湖州之便，到湖州运丝倒卖，继而倒卖军火，和洋人打起交道。
胡雪岩交人讲义气，会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出手又大方。三教九流，官衙钱庄，均结下了好人缘。为了拜见何桂清，胡雪岩忍痛将自己的新欢阿巧姐让给了何桂清。
后来，王有龄又出任浙江巡抚，有王的支持，胡雪岩更是如虎添翼。
胡庆余堂
1874年，家资3，000万，营丝业茶，执江浙商业牛耳的胡雪岩，为了打破“叶种德堂”药铺在杭州独家经营国药业的垄断局面，投资20万两银子，创办了“胡庆余堂”。
在胡庆余堂药店，有一个十分独特的设计，它的四十多块匾额、招牌，大都朝外挂，面向顾客，惟独有一块牌匾朝里挂，面对着坐堂经理，这就是世人瞩目的“戒欺匾”，匾上镌有店主胡雪岩亲手撰就的80字鼎鼎铭文“凡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得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 力，采办务真，修致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之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予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篇《戒欺铭》真言真语，实心实意，今天读来仍使人为之动容。在欺诈遍地，撞骗塞途的黑暗中国，一介商人有如此胆识作为，正反映了胡雪岩经营胡庆余堂的根本宗旨和他的经营襟怀。
胡雪岩虽然不懂医药之术，却精通经营之道，药店店堂建成之初，他开宗明义，提笔撰就这篇《戒欺铭》，为胡庆余堂药店奠定了诚实经营，不欺招客的经营思想基础。
这篇《戒欺铭》绝非宣传性文字，而是胡庆余堂百年来恪守不殆的经营宗旨。他们说到做到，药店开业不久，胡雪岩朝珠甫友挂，翎顶煌煌亲自站柜台招待顾客。有一次，他见一农夫对所购的药剂微露不悦之色，即上前审视，农夫说药料有欠善之处，他当面致歉，答应立即更换。农夫喜出望外，逢人便讲，使人们对胡庆余堂的“戒欺”心服口服，愈加信任。医家推荐，患者专嘱，非抓胡庆余堂的药才会药到病除，使药店名声遐迩。
为了证实诚实不欺，胡雪岩还规定：药店每年入伏头一天，要命药工烧煮大量药茶摆放在店堂，免费供应杭州市民。这些药茶清凉解暑，预防夏令疾病，真工实料，当地居民纷纷前来饮用，有的甚至用提桶来挑，胡庆余堂畅门供应，人们饮用后感到很有疗效，慕名纷至来宋。使药店名扬苏杭。
为实现以诚立质，贸易不欺的经营宗旨，胡雪岩特别强调经营药业必须要有对人性命负责的精神，绝不能以劣品弋取厚利。为此，他为胡庆余堂的产品制作制定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八字方针，指导胡庆余堂以真工实料来夺取市场的主动地位。
为要创出自己的过硬产品，在经营方向上他见国药业丸散膏丹方面有百年老店同仁堂独领风骚，自己无意与之硬拼，便避实击虚，采取“你北我南，各走一边”的经营策略，引导胡庆余堂在汤剂组片方面要独树一帜，闯出自己的牌子。为此，他不怕花本钱，买来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药局——南宋太平惠民和剂药局的大部分具有国家级医药水平的科学验方，连“药局”的大匾都买来挂在胡庆余堂的门首，以显示药品的过硬质量，为胡庆余堂形成配制中成药剂的经营特色准备了技术基础。
在药材选购上，他发挥自己多财善贾的优势，在各名贵药材产地设有专门坐庄，定点选购，并直接贷款给药农改善药材栽培技术，提高质量。为提高组片业务的知名度，他广集天下的名药材，驴皮输自河南北新集，山药来自淮河所产，当归属秦陇；陕甘买党参，云贵收麝香，东北进人参，使天下珍品一店总汇，使胡庆余堂成为国药业中汤剂组片业务的泰斗。
对药品制作更是“修制务精”，实行一条龙专业化分工协作，自办胶厂、鹿园，又专设饮片、参燕、切药、丸散、采选、炮制、细货、储胶、配制、细料、邮寄11个专业工场和门市部，其内部分工之细密，堪称国药业中之翘楚。
对成药制作更为精心独到，严格管理。“辟瘟丹”是胡庆余堂专治吐泻、霍乱等症的夏令名药，为保证药质纯正，胡庆余堂规定药工必须“戒斋沐浴”方准上岗操作。“戒斋”即药工制药期间不许吃荤菜，以防肠道疾病污染药物；“沐浴”是指制药期间，药工必须每天洗澡一次，保持清洁。“龙虎丸”的制作更严格玄妙。这是一味专制癫狂的良药，里面含有砒霜，要求搅拌十分均匀，当时尚无专用机械设备，胡庆余堂就设计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在配料搅拌过程中命药工在特制的粉筛上写“龙虎”二字各999遍，先顺写一遍，再倒写一遍，用工虽繁，却使造出的药丸药力均匀，安全可靠。胡庆余堂另有一种名药叫“紫雪丹”是急救药，最后一道工序古方要求不能 用钢铁锅熬制，以免化学反应，胡雪岩请来能工巧匠，特制了一套银锅金铲，一只金铲重135克，银锅重1835克，这种金银工具在当时国药业中并不多见，现今仍存放在胡庆余堂药厂的小型博物馆中，成为他们精工细作，提高药效的历史见证。
胡庆余堂药品闯出名气后，为了扩大影响，广为招徕，胡雪岩以诚立质，捐赠义药，资助慈善，以博得诚心济世，造福民众的良好信誉，使胡庆余堂的名声很快传遍全国。
药店设立之初，胡雪岩就派人到杭嘉湖和长江流域进行调查，发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军屠杀无辜，大兵过后必有凶年，城乡瘟疫流行，死人很多，极需药品。为表明自己诚心济世的经营思想，他不惜血本，免费向这一地区大量赠送专治霍乱和中暑的痧药，连续三年没有间断，为制止流疾，克尽绵薄。三年后，大见成效，杭嘉湖及长江一带的民众为胡庆余堂的药品疗效所倾倒，纷纷前来挂匾致谢，使药店一下子获得了极广大的市场。后来，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淮军北上，水土不服，军中疾病流传，胡庆余堂又大量捐赠陕甘各军应验膏丹丸散和地道药材，数量甚巨，所费不赀，西北军民对胡庆余堂的输诚爱国很感动，使药店在北方也很有影响。
胡雪岩诚心济世还表现在他发财不忘乡党，大力资助地方公益事业，他见人们渡钱塘江很困难，就捐资设立“钱江义渡”，惠及行旅，使民众对胡庆余堂很有好感，专门勒石于渡口，以志谢意。这些作法虽然所费甚巨，却使民众对胡庆余堂的诚实经营精神心悦诚服，企业因此而获得了广大的市场。
“死店活人开，经营在人才”，胡雪岩虽然不通医术，却极精经营之道，他深知人才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有人才者，衰而能兴；无人才者，兴而必衰。因此，药店设立之初，他就到处物色经理人选，诚心诚意地考求经营能手，并把竞争机制引入人才遴选，百年前已采取公开招聘，店堂答辩的形式进行人才选拔，为我们留下可贵的遗产。
胡庆余堂招聘经理的告示贴出后，第一个前来应聘答辩的是一位算盘极精的人，他认为胡雪岩花大本钱办药店，无非是为了赚钱，就苦思冥想地算了一笔赚钱账，提出若以他为经理，可保证胡庆余堂每年可赚10万两白银。胡雪岩听后一笑了之，他认为只想赚钱的人，一定不会是赚钱好手。第二位应聘者比第一位高明，他提出自己的经营目标是头二年少赚些钱，以后再设法赚大钱。胡雪岩认为这是小家子经营方式，目光短浅，不足与谋。第三位应聘者是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此人工陶朱之术，身手不凡，他告诉胡雪岩，若让他为经理，定能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闻名的大药店。他的经营方针是诚招天下客，利从信中来，为了树立诚实不欺的信誉，先要敢于抛血本，不妨先亏3年，待创出牌子，占领了市场，人们闻声纷来，何愁无钱可赚。胡雪岩听后正中下怀，认为这才是做大买卖的气度，当场拍板聘用。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余修初上任后，大刀阔斧地锐意经营，同胡雪岩一道演出了一幕幕气势盖人的经营活剧。
胡雪岩的“以诚立质”经营思想，不仅表现在经营上诚实不欺，树立信誉，还表现在他对经营国药事业诚心不贰，敢抛大血本营造“胡庆余堂”豪华店堂，以其店堂建筑的优美古典风格而使药店蜚名中外，使人们在游览这座“花园药房”的雄浑建筑时领略胡雪岩经营药业，诚心济世的胸怀，表现了中国实业家高屋建瓴，长线远鹤的经营手法。
胡庆余堂药店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吴山脚下，门面是一道方砖对角的“神农式”青砖高墙，势若重天，两扇兽头铜环大门，气度不凡。跨过门楼，“进内交易”四个鎏金大字跃入眼帘，门庭拐角拾级而上，转入鹤颈长廊，右悬30块金字药丸广告牌，一字排开，气势宏伟；左塑“白娘子盗仙草”图案优 美，寓意深刻。向前稍移跬步，入八角石门洞，抬头仰望，青砖雕出“高入云”字样，如临仙境，长廊末端的“四角亭”趣意逗人，左下侧设“美人靠”供人小憩，亭子连接天井，有曲桥喷泉，金鱼戏水，情趣盎然，过四角亭右边便是药店正门，上挂“药局”横匾，入门才为营业大厅。厅内两旁清一色金漆木制高柜台，台后是高大的“百眼橱”，陈列各种色泽殊异的瓷瓶和锡罐，与四周的雕栏玉柱，飞檐画廊交相辉映，一派富丽堂皇。左右两侧“和合”柜台上两副藏头躲尾的对联，展现出胡庆余堂的寓意和经营宗旨，左边是“庆云在霄甘露披野，余粮访禹本草师农。”右边是“益寿延年长生集庆，兼收并蓄待用有余。”整个建筑状如仙鹤，藏舟于豁，变雅为俗，令人倾倒，成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一。为建造这座风格独特的店堂，胡雪岩一次耗资20万两白银，如此血本，一般店家叹为观止，而胡雪岩却别有心计，他懂得广告成本核算，他算过一笔账：每年印刷书籍，登报、施药的广告费用总计达万两银子，而建造店堂耗资20万两，偌以一百年折旧计算，每年只花费两千银子，更何况这一典雅建筑，名扬中外，成为西湖名胜的重要景点，吸引了大批顾客参观游览，按需购药，其宣传效果比花钱登广告划算得多。充分反映了胡雪岩“人图近利，我图远功”的经营气魄。
红顶商人
太平军进攻江苏浙江那几年，胡雪岩已经站稳了脚跟。第一是钱庄，这是他的根本。第二是丝，第三是典当和药店。在胡雪岩看来，开典当和药店是为了方便穷人，要让老百姓都晓得胡雪岩的名字，这是利人利己，一等一的好事。同时他又着手与民生国计有关的大事业，准备利用漕帮的人力，水路上的 势力跟现成的船只，承揽公私货运，同时以松江漕帮的米行为基础，大规模贩卖粮食。
太平军李秀成率兵围困杭州，过了四十天，城内闹起饥荒，受王有龄委托，胡雪岩潜出杭州城，到上海办米，米是买到了，但太平军把杭州城围得如铁桶一般，却运不进去。
杭州城终于不保，王有龄在巡抚衙门上吊殉节。
左宗棠从安徽进入浙江，任命浙江藩司蒋益澧为主将，攻夺杭州。
清军夺回杭州，胡雪岩随即用船运来一万石粮食，令清军将领和城中军民惊喜交集。蒋益澧将藩库的收支，均交“阜康”代理。又派军官，送胡雪岩到余杭拜见左宗棠。
左宗棠本来对胡雪岩有成见，他听外界传闻说胡雪岩在公款上做有手脚，又觉得以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胡竟然不能与王有龄共生死。
胡雪岩见到左宗棠，款诉心曲，又多谦恭有礼，左宗棠遂有好感。得知胡雪岩这一万石米到杭州，解救了清军与杭州百姓的口粮，左宗棠便对胡雪岩赏识有加。胡雪岩相识左宗棠，这是他人生第二次大转机。
胡雪岩不失时机，帮助左宗棠筹得军饷，左更是对胡雪岩另眼相看，视为股肱。
左宗棠后调任福建，胡雪岩专驻上海，为左经理军饷、军粮和军装军械。
胡雪岩本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朝廷“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
由于胡雪岩为左宗棠部筹饷、筹粮业绩著卓，左宗棠在调任陕甘总督时，密保胡雪岩升职，措词极有分量，恳请朝廷“破格优奖，以昭鼓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胡雪岩被任命为布政使，他原衔按察使，为臬司，是正三 品，戴蓝顶子，布政使是藩司，从二品，戴红顶子。
胡雪岩以一个商人身份戴上了红顶子，成了当时全国的头号官商。
他的家业资产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他把徽帮的声誉推到了极致。
盛宣怀先人一着
创办和经营轮船招商局：锋芒初露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人。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盛隆是个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个进士，曾任过多种官职。盛康较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盛宣怀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自然在接受封建教育方面有较优越的条件，同时父亲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从小给他以影响，使他比较注意社会实际问题。
盛宣怀童年时，时而随父住在官邸，时而回常州老家读孔孟经书，还曾一度随祖父避难于苏北盐城。17岁时，盛宣怀随祖父祖母来到湖北，与这里任湖北粮道的父亲会合。此后他居湖北达五六年之久，在其一生中，这五六年相当重要，初步奠定了他后来经世致用、洋务吏治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盛宣怀在湖北期间，曾帮助父亲解决了一些时政问题，本来就很注重经世致用的盛康，由是益勉其子宣怀致力于“有用之学”。盛宣怀也确实不负所望，时与鄂中贤士切磋时务，渐渐地，越来越对八股文失去兴趣。同治五年(1866)，他回常州原籍应童子试，中了秀才，以后3次应乡试均名落孙山，从此绝意于科举，决心放弃正途登晋，另辟新径。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起义军，正值账下用人之际，有人推荐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年与盛康交好，对这位世侄颇为器重和赏识。当即委任为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盛宣怀从此即随侍在李鸿章左右，这是他一生有所作为的起点。
在李鸿章身边，盛宣怀兢兢业业地做事，充分显露了多方面才华，颇为李鸿章赏识，不久，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赴职天津，把盛宣怀也带在身边，以帮助筹划一切。很快，盛被任命为会办陕甘 后路粮台并署理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新差事使他能经常往来于津沪等地，采办军需物品，由此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技术。由于工作卓有成绩，再加上李鸿章的信任与提拔，盛宣怀的职衔上升很快，从军年余，即被荐升知府，道员衔，并获得赏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在李鸿章幕下的见闻，使盛宣怀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应发展以先进科学技术引导的近代工商业，亦即当时所称的洋务企业。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轮船日益增多地航行于沿海和长江内柯，揽载客货，获利甚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想自己办轮船航运，夺回利权。盛宣怀亦意识到此，遂在同治十一年(1872)上书李鸿章，建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设立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同意他的意见，并让他筹办此事。从此，盛宣怀开始了他创办洋务企业的活动。
轮船招商局初办之时，承办者意见很不一致，盛宣怀主张商办，其他人主张官办。盛的意见最后被否决。招商局成了招商官办性质的轮船航运局，主要任务是运漕粮。由于官办轮运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即仅仅送漕粮，不揽载客货，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所以也难以持久。开办仅几个月，招商局就维持不下去了，只得转而筹议商办事宜。于是，盛宣怀又为招商局重拟了章程，里面贯穿着为商人设身处地着想的精神，体现了“先顾商情”的原则，即商股商办。根据新章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派人赴上海，招致殷实公正绅商，参与招商局的经营。由于盛宣怀具有“官”、“商”两种特性，既有“官”的身份，又因主张商办而使“商”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所以李鸿章起初想让他总办招商局，欲借重他联络官商，起个中介作用。盛宣怀自己也跃跃欲试，准备做总办。但后来李鸿章考虑到招股集资，主要是面向买办商人，而盛宣怀未做过买办，与这方面人缺乏联系，他的集资关系是在 封建官吏和士绅方面。以是之故，李鸿章任命大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盛宣怀只做了个会办。不过他这个会办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轮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即遇到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该公司历史久，实力强，欲以其优势挤垮新出现的招商局，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它把运费减至一半或六七成，通过压价竞争的方式排挤招商局。招商局虽力量薄弱，但官商协力，团结一心，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压力，不但没有垮下来，反而稍有赢利。而旗昌公司在竞争中并没有得到好处，“力争一年，暗亏已重”，百两股票价格跌至六七十两，损失惨重。招商局对旗昌的胜利，盛宣怀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协同振作的方针，强调招商局是主，旗昌为客，主占地利人和，只要团结一致，协力进取，定能变不利为有利，反败为胜。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旗昌有资本200万两，招商局资本仅数十万两，力量悬殊，但招商局还是使旗昌认了输，并购买了旗昌船产，将其吞并。
收购旗昌是盛宣怀经办的一件大事。议买旗昌船产时，会办徐润与盛宣怀有些分歧，于是盛宣怀请示了两江总督沈葆祯，最后定下“购买”这一大前提，徐润代表招商局与旗昌协议，签下草约，正约则由盛宣怀完成，筹款付钱也系盛宣怀“一人之功”。收买旗昌壮大了招商局的力量，增强了它在航运竞争中的实力。
收并旗昌后，招商局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改为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与怡和轮船公司。为了挤垮招商局，太古、怡和仍采用旗昌的手段，即降低运费以为招徕，结果同样没有达到目的。之所以如此，除了由于招商局业务不仅有揽载客货，尚有漕米运输，而且各项费用均比洋商节俭外，也与盛宣怀等人的竞争指导思想有关。盛不畏洋商，从民族资本的利益出发考虑洋商的特性，认为彼既为谋利而来，就不可能长期折价运输，而招 商局却有条件长期与之较量，因为招商局只要运3个月漕粮，收入即可维持自身将近一年的费用，所以长期竞争下去，首先对洋商不利。他预见到“太古争衡，势亦不久”。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招商局竞争取胜的精神保证。果然，时间一长，太古、恰和坚持不下去了，被迫在光绪三年(1877)冬，与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在招商局战胜了太古、怡和的竞争并已站稳脚跟的情况下，盛宣怀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对招商局内部的整顿上。他先是针对招商局存在的问题提出整顿意见8条，后又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拟《整顿招商局条陈》。发表了招商局的弊源和救弊之法的意见。盛宣怀所提之法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增加赢利。为此他建议首先要购造先进的新式轮船，免除招商局历年所购船只价昂、破旧、耗煤多、行驶慢的弊病，把这些旧船酌量减价陆续出售，将售得之款存放起来，以备随时购进耗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船。这种救弊之法，就是降低消耗，增加效益和利润，达到竞胜对手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之法。其次他建议不任用洋人管事，以省开支。招商局创设，他就主张戒用洋人管事。收并旗昌后，洋人随同旗昌船产一起移交过来。这些洋人工资很高，但做事不力，浪费较太，所以盛宣怀极力想把他们“斥退”出局。再次他主张不准任用私人，凡属局员之亲戚本家，均应避嫌辞职。盛宣怀的这些建议与主张对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竞争能力都是有益的，符合近代企业经营原则。
盛宣怀所提的改进意见，基本上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实行后，对招商局起了良好的作用，这可从1878～1881年间的赢利情况得到说明。4年里，招商局共得运费1300余万，扣除修船费、官利及提存保险外，净得盈余200余万。全局30艘轮船，也全部折旧换新。与以往相比，招商局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这其中自有盛宣怀谋划之功。
购买旗昌船产和整顿招商局两事充分表明盛宣怀具备经营近代企业的超群才干。他善于分析竞争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敢于果断决策并且坚持贯彻下去，显示出一种超凡的胆略和气魄。在经营管理上，他引进资本主义的经营之法，注重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加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开办矿业：一波三折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之后，洋务企业又向其他方面进一步拓展。在工业生产领域，首先兴办的是矿业，即煤炭、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这是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和轮船航运的兴起，急需金属原料和燃料的缘故。在兴办矿业的热潮中，盛宣怀积极参与其事，成了矿务企业的创业者之一。
光绪元年(1875)，盛宣怀开始经营湖北省广济、大冶煤铁矿，该矿是清政府最早用洋法开办的3个煤矿之一。盛宣怀之所以热衷于此，乃在于此时各制造局和招商局轮船需煤甚多，煤之销路甚好，另外也可由此“敌洋产”，减少外国煤炭的进口。李鸿章对盛宣怀办湖北煤铁开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期望甚高，他想把湖北作为办矿典型，成功了再向其他地区推广。有李鸿章作后盾，盛宣怀对湖北矿业建设自然尽心尽力。
在筹备湖北煤铁矿的过程中，盛宣怀在官办、商办还是官督商办问题上，费尽了心思。他已有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深知这个问题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前途。思前想后，他认为湖北矿务以仿照招商局的官督商办形式为宜。在当时形势下，官督商办是切实可行的，有利于发展民族工矿业。盛宣怀以这种形式招徕资本，很快就得到10万巨资。不久传出消息，说政府欲将湖北之煤厂归并于轮船招商局。闻此讯盛宣怀十分焦急，他上书李鸿章反对归并之事，认为这样做势必导致湖北煤厂的失败。为了保证煤厂的顺利开工，最后盛宣怀只好提出非其本意的官办一法，以求尽快获得政府的批准。经过一系列努力，政府终于正式批准成立官办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该局于光绪二年(1876)初成立。
官本官办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盛宣怀在解决了由官督商办改为官本官办的问题后，抓紧进行开办矿厂所需做的工作。首先是物色矿务人才。用西方先进技术开采矿产，在当时的中国系首创之事业，盛宣怀本人对开矿也毫无经验，必须有专业矿务人才协助他，才能做好从勘矿、采矿到生产加工的一系列工作。所以盛宣怀急切地托人物色矿师，并予重金聘请。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到处寻找有关矿务的书籍，以期略知其理，从外行变为内行。经人介绍，他先聘请了洋矿师马利为师，在发现该人技术平平后，便毫不犹豫地辞退掉，又聘请了英人郭师敦。郭不仅精通矿务之学，而且懂得机器原理，令盛宣怀非常满意。
专业人才找到了，接下来就是积极勘矿、开采和冶炼了。盛宣怀的指导思想是“先煤后铁”、“以铁为正宗”。本着这一原则，盛宣怀在兴济探煤的同时，又派矿师到大冶勘探铁矿，并决定到外国购买新机器，用洋法开采和冶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勘探终于有了眉目。光绪四年(1878年)，盛宣怀亲到大冶勘查铁矿，经与矿师反复切磋，证明该矿铁的蕴藏量丰富，极有开采价值。同年炼出铁样，质量令人较为满意。
大冶铁矿已勘查清楚，下一步就该采矿冶炼了，但此时查明原勘之广济煤煤质欠佳，煤层亦薄，满足不了炼铁之需。新找到的荆门当阳煤倒很合适，不过采掘起来，所需资金将大大超过原来估计的数字。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开办时，政府拨款并不很多，此时已用去一半以上，要把荆门当阳煤矿办起来，靠 现有经费根本不够，政府又不可能增拨经费，所以盛宣怀主张招商办理，把官办改为商办。李鸿章同意盛的建议，盛遂于光绪五年(1879)结束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另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荆门矿务总局招股开矿并不顺利。开局之初，只招到5000股，即银5万两，距离煤铁同办需款数十万两之额相差甚远。盛宣怀只好决定先用土法采煤，洋法炼铁，但铁矿需待煤无匮乏之虞时方可开设。至于规模，则由小而大，由浅入深，慢慢扩充。程序和规模既定，荆门煤铁矿开始经营。一年多之后，再次招股，由于该矿经营不善，运输困难，成本昂贵，无利可图，故认购股票者寥寥。资本不足，荆门煤矿未能扩充，大冶熔铁炉也未能开办，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于是李鸿章下令裁撤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赔垫了16万余串钱，直到光绪十年 (1884)始结案。
湖北煤铁矿被裁撤之时，正是国内掀起投资办矿热潮之际。盛宣怀虽办矿失败，但他没有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又投入了这个热潮。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各省矿产开采大都与他有一定的联系，或曾率矿师勘踏，或有股份在其中。他亲自创办的则为山东和辽宁金州等矿。光绪八年(1882年)，他率矿师到山东登州等地勘查金属矿藏，随后又到辽宁金州勘查煤铁矿；与此同时，着手招股20多万两，集资顺利。但在金州矿筹办过程中，由于他与矿师意见不一，加上各种困难，一时不能按预定计划进行，矿股难以获得，他遂把十余万两的股资移入自己正经办的闽浙电线工程中。此举股东们并不反对，但遭到政府的指责，并给予盛宣怀一定处分。
盛宣怀创办的矿业涉及到煤、铁及其他各种金属矿，成功率并不高，有些不能善始善终，半途而废者较多。尽管如此，他毕竟在中国近代矿业建设中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经营电信业：远见卓识
中国近代的电信业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盛宣怀奠定的。电信业是近代社会的血脉，尤其为商务、军务所必需，因而久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垂涎。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得到在通商口岸敷设海线权利之后，又凯觎陆线。60～70年代，俄、英、美、法等国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架设电线的要求。1865年，英国人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在上海架设陆线12英里。 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又擅自在福建架设陆线。这些行径虽然为中国民众百姓自发性的抵制所阻止，但是，盛宣怀认为，只有中国发展自己的电信业，才能真正遏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电信业的渗透。他说：“伏念各国交涉常情，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中国先自设电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办电报业以保国权的主张。1880年，经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在这年4月从天津、上海两头同时架设“南北洋电报”。10月，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12月竣工。盛宣怀担任电报总局总办，尽力向全国发展架设电线。
盛宣怀经营电线电报业，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这首先体现在他所拟定的《电报局招商章程》中。他从“必先利商务”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如在官股与商股的关系上，“官”需对“商”“护持”，从天津到上海近 3000里电线经费20万两，官商各半，但“利息出入全数归商”，官本10年之内不提利息，10年之后才同商本一律起息，息金仍存局作为加添官股；在维护企业自主权方面，规定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且要先付款后发电，而且电报局内部管理，一概按经商原则，“官”不得干预，等等。在具体经办过程中，盛宣怀十分注意抓电报人才的培养，他专设了天津电报学堂，而且不断增加办学年限，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专 门人才，对促进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此外，盛宣怀还要求电线材料免税，电报局用人“不得徇情滥收”，巡警沿途保护电线，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有一定之规。所有这些，都基本符合近代企业的赢利原则。
以赢利为原则办企业，必然要同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电报业主要是同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发生矛盾斗争。盛宣怀以维护主权为基本原则，抵制这两家外国公司的侵权行为。经反复交涉，于光绪十三年(1887)与其签订了齐价合同。这一合同基本是平等的，对半殖民地中国的电报业而言，并无不利之处。齐价合同订后，中国电报局年收入达200多万元，除维持正常开支外，尚有节余。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签订了第二次齐价合同，此后收入更是逐年增加。可见办电报已起到了“分洋商之利”的作用。
除津沪电线外，盛宣怀在总办电报局期间，还在不少地区推动架设了大量电线，极大促进了中国电线电报事业的发展。光绪八年(1882)，盛宣怀办理苏、浙、闽、粤等省陆上电线，次年办长江线；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因“海防吃紧”，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又添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方；光绪十五年(1889)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至吉林、珲春设线。另外，济宁至开封、沙市至襄阳、襄阳至老河口、西安至老河口、武昌至长沙、长沙至湘潭、醴陵、萍乡等线，也都是在盛宣怀主持下兴建的。除这些干线外，盛宣怀还促进兴建了更多的支线，适应了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电线电报建设达到高潮时，全国电报商线纵横达数万里，有电报分局100多处。
督办轮船招商局：一层雄才
光绪八年(1882)，盛宣怀因受人弹劾而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但他始终不甘心，一直在窥伺时机重回招商局，实现自己当督办的愿望。
这个时机终于被他等到了。光绪九年(1883)，因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上海银根奇紧，出现金融风潮。招商局会办徐润亏欠了巨款，濒临破产，这笔巨款中有不少是招商局的资金。于是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招商局查处整顿。对盛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差使，为他重回招商局掌权提供了契机。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进一步上升的绊脚石，盛一直想把他踢开，有了这一查核他的机会，盛就采取了一些过分举动，不给他以丝毫宽暇。根据盛的查核结果，李鸿章上奏朝廷，给徐润以革职处分。
由于徐润、唐廷枢先后离开招商局，朝廷乃亲派马建忠为会办。盛宣怀则在查处工作结束后不久，调署天津海关道，局务由马建忠经理。此时正逢中法战争进行，影响招商局轮船的行驶，在盛宣怀授意和支持下，马建忠将轮船售与美国旗昌洋行，以保局产，并期于战争中照常营业以继续取利。
为了达到任督办的目的，盛宣怀在做查处工作时就开始整顿招商局，并制订了新的用人章程。这一章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设置官督办，撤销商总办，把权力集于督办之手。光绪十一年(1885)，盛宣怀受命出任轮船招商局督办。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光绪十二年(1886)，盛宣怀出任山东登莱青道，不常驻局，他把局中机构分为8个股，由会办马建忠、沈能虎等分别掌管，让他们互相牵制。局中数马建忠地位高，而权力仍归总于盛宣怀。
在督办任上，盛宣怀为振兴招商局做了大量工作。他先是抓成本核实工作，稽核账目，把招商局“无从考核”的烂账一笔笔算清楚。估算的结果是招商局共欠股本银、仁和济和保险银等款项370万两。把这笔欠账补上，成了盛宣怀首要的努力目标。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之下，招商局上下同心协力，营 运效果颇佳，很快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法战争进行之际，招商局为保全局产，曾将船只售与美国旗昌洋行。盛宣怀上任后，在核实成本的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30万镑，以赎回招商局船产。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借款时，不得已接受了汇丰银行一些苛刻条件；赎船时，多次与旗昌洋行交涉，“大费唇舌”。因当初只订了卖船契约，未订买回密约，故旗昌想将招商局船据为己有，不再归还。所以盛宣怀最后能“悉照原价收回”，是相当不容易的。
为了振兴招商局，盛宣怀还极力争取官方的支持和帮助。他既是官督办，自然要依靠官府的力量把招商局经营好。经他呈请，李鸿章决定给招商局一些优惠，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费，暂缓拨还官本，待洋债还清再还官本，等等。这些优惠条件，对于招商局恢复经济力量，无疑是一种支持。此外，盛宣怀也把雇佣有真才实学的洋人技师作为振兴招商局的一项措施。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要有自主权，对外国技术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需遵守的要求。经过他的一番整顿，这些人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由于盛宣怀任督办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整顿措施，使招商局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发展，竞争能力增强。招商局票面额为100两的股票，从他任督办前一年的50两，很快涨至100两至200两之间，洋债逐年按数偿还，官款亦得以逐步归还。招商局呈现一派生机。不过，尽管如此，盛宣怀并未掉以轻心，因为招商局还面临着太古、怡和两大洋商轮船公司的有力竞争。
光绪十六年(1890)初，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家第二次齐价合同期满，虽经续约谈判，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太古、怡和又开始以运费跌价的办法招商揽客货，与招商局展开竞争，以期挤垮商局。面对这种局面，盛宣怀沉着冷静，让招商局也降低一些运费，但他并不想凭跌价硬争，而是要利用对手的矛盾另图良策。他知道太古向来轻视怡和，怡和争气已久，双方矛盾甚深，遂决定联络怡和共同对付太古。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警惕怡和，经常告诫下属，既要防备太古明面倾轧，也要防备怡和暗中搞鬼。可见在这场竞争中，盛宣怀是很注意斗争手段而且十分谨慎小心的。
为了战胜太古、怡和，盛宣怀在增强招商局竞争能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指示各分局要想方设法招揽客货，要求九江、汉口、福州等分局趁夏秋新茶上市之机，务须“设法招徕”，可以给各茶栈一定好处，把茶叶运输业务揽过来。他还通过李鸿章这位权势人物争取政府的津贴。他估算招商局所需经费连同还汇丰银行利息需要150万两，在跌价竞争的情形下，招商局大致收入为80万两，尚缺70万两。他请求政府帮助解决这70万两的用度，认为能如此延续3年，太古、怡和就会因竞争带来的巨大损失而自动退却。此外，为了鼓励属下的斗志，他把战胜太古、怡和作为主要考绩标准，以此要求各分局总、会办竭尽全力多揽客货，改善经营，在竞争中取胜。
在跌价竞争一段时间后，太古、怡和见无法战胜招商局，只好又回到谈判桌前，与招商局重开谈判，签订第三次齐价合同。这是盛宣怀靠增强实力，以斗争求和谈策略的胜利。
齐价合同签订后，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盛宣怀仍然毫不妥协地与太古、怡和破坏合同的行为作斗争。当太古、怡和派人与盛宣怀商议“应公派一洋人查账”，并拟派他们的私人时，盛宣怀坚决予以拒绝，说“此事不应以私人充当，必须三家公司保举信其公正无私方能公请查账”。从而击破了太古、怡和欲借此营私并掌握招商局账目大权的阴谋。盛宣怀始终警惕着对手是否有违反齐价合同之事，曾查出太古私自降低运费的行为，向其表示了抗议，说如“太古强词夺理，即与散去合同亦属无妨”，迫使太古、怡和再不敢无顾忌的任意违约。
齐价合同执行不久，即产生了实际效果。光绪十六年(1890 )，当三家跌价竞争时，招商局当年赢余为208万余两，第二年降至17万余两。而执行新合同的第一年，即光绪十九年 (1893)，招商局净余2764万余两，此后更是逐年增多。招商局面值百两的股票，也由光绪十六年的50两左右，上涨到光绪十九年的140两以上。这也就是盛宣怀极力促使招商局与太古、怡和竞争并签订齐价合同所起的作用了。
除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公司外，在长江上还行驶着不少不属于这三家垄断联盟的船，即“野鸡船”。对“野鸡船”，盛宣怀的政策是使其无利可图，逐步就范归并。所以他让招商局采用各种手段排挤“野鸡船”，并设法吞并或邀其入伙，以减少竞争对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野鸡船”大多是外国洋行企业的轮船，盛宣怀这样做，也起到了保护民族航运业的作用。
在招商局督办任上，盛宣怀还做了一件利商利民利国的大事，即倡议设立航行于内河的小火轮航运公司，以发展内河轮船航运业。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出于避开洋人、到内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商业以致富强的考虑。光绪十二年(1886)，他兼任山东登莱青道，第一次正式出任道台之职。有了自己的辖区后，他开始实践自己设河内小轮航运的梦想。在先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盛宣怀又做山东商人和山东巡抚的工作，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赞同，巡抚也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中国内河小轮航运业，首先在山东省出现并很快发展起来。由于这一举措十分有利于商品运输和交流，便商利民，所以深受人们欢迎。盛宣怀见它有了初步成效，加速了商品流转，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遂想把它从山东推广开去，及于全国。
广东和台湾首先推广开办内河小轮航运。在广东，盛宣怀打算先行举办佛山、三水、肇庆等地的小轮航运，并为此亲自拟定《粤省内地江海民轮船局章八条》，决定在资本40万两中，由招商局出6成，粤商出4成，使之既成为招商局分支机构，又照顾到地方绅商的积极性。肇庆等地通航后，盛宣怀又将下一个目标定在梧州。梧州通航后，当地出产的药材得以外运，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十分有益。
台湾的内河小轮航运是在盛宣怀建议之下，由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下令举办的。台湾为此专门设立了商务总局，负责轮船航运。该局与招商局采取了“外合内分”形式。“外合”即表面合起来，以对付太古、怡和两公司，因这样就不会受到“野鸡船”的对待，使两公司无法挤垮它；“内分”则是在台湾商务总局另立账籍，实行独立核算。“外合内分”是盛宣怀的主张，既对招商局有利，更促进了台湾民族航运业的独立发展。
在盛宣怀的大力倡导下，内河小轮船航运扩展很快。光绪十七年(1891)，专门设立了粤港渡轮公司，成为太古、怡和的有力竞争对手。光绪十八年(1892)，盛宣怀指示厦门招商分局设立福建泉漳两郡民轮驳船公司，把内河小轮航运推广到福建省。
在督办轮船招商局的同时，由于李鸿章的提携，盛宣怀的官位也逐步上升。光绪十二年至十八年(1886～1892)，他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892～1896)，他任天津海这一重要官衔成了他大发迹的起点，也为他进一步经营洋务派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创办银行：平衡有术
对银行的重要性，盛宣怀早有认识。在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他即向张之洞表示必须办起一家银行，同时他暗中向数十家富商大贾招股，得款300万两，以作为办很行的基础。
由于盛宣怀不断向朝廷上书要求创办银行，也由于张之洞、王文韶等权要人物的推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清政府下令责成盛宣怀招集股本，开办银行。盛宣怀接受办银 行谕旨后，立即着手组织董事会，选择各方面极具经济实力的代表8人为总董。这8人的身份使银行在筹集资本上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银行筹建过程中，盛宣怀遇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尤其是俄国人的兴师问罪；在内则有一些官僚掣肘。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清醒地认识到，要办成中国第一家银行，必须依靠朝廷的支持，而要得到此支持，则非争取官本投诸银行不可。为了打消一些商人怕引进官本造成后患的疑虑，盛宣怀特别指出，官款投向银行不是作为股份，而是暂借，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情形类似。借入的200万两官款，可“作为生息存项”，6年为期，期满后或分年提还，或仍继续存下去。这种做法使银行既有官办作后台，又能令商人放心投资，不必担心官股的侵害。在官商之间，盛宣怀可谓调解得当，平衡有术。
经过盛宣怀的精心筹备，战胜了各种干扰，银行总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在上海成立，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它是中国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银行创设后不到一年，即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地开设了分行，经营状况颇佳，做到了官商两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银行每6个月结账一次，除日常开销外，发给股东利银40万两，上缴户部利银10万两，在社会上也初步发挥了金融资本的效能与作用。这一切都与盛宣怀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勿庸讳言，和经营其他企业一样，盛宣怀个人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在大力开发矿务和创办银行的同时，盛宣怀还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即开办新式学堂，培养近代有用人才。盛宣怀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一直十分看重人才的培养，他深感中国缺乏新式人才而需雇洋工洋匠的不便，决心创办自己的学堂。随着他官职的上升和经济实力的步步雄厚，创办学堂的条件逐渐成熟，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北洋大学堂于天津，即今之天津大学前身。这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第二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另外，他还曾数次主持派遣留学生到美、英、德、日、比等国留学的工作。可以说，在人才的培养上，盛宣怀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总理汉冶萍公司：走向亲日
在袁世凯夺走招商局和电报局时，盛宣怀剩下的主要企业为汉阳铁厂，他决心扩大经营该厂，并准备建立一个煤铁联营公司，想以此在工商界站稳脚跟。
盛宣怀早有将煤铁厂矿合为一体的构想，并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大力经营萍乡煤矿，采煤炼焦，为汉阳铁厂提供燃料。他先招股110万两，并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用作建厂开矿费用。3年后因需建铁路运煤，又增招股份 200万两。有了充足的资本，萍乡煤矿建设与开采速度都比较理想，汉阳铁厂的燃料供应也不再有匮乏之虞。
燃料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进一步解决了汉阳铁厂所产钢铁的质量与数量问题。原来铁厂所制造的铁轨质量不符合标准，影响了产品销路。盛宣怀便派该厂总办李维格偕同在厂工作的英、德工程师、矿师赴欧洲考察炼铁新法，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质量难题。盛宣怀又采纳了李维格的建议，为铁厂购置了新式机器，改建了高炉。经过数年努力，工厂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钢铁产品，产量也不断增加。
在萍乡煤矿开掘顺利、汉阳铁厂大有起色之后，盛宣怀认为煤铁厂矿联合起来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实现自己煤铁生产合为一体的宿愿了，于是他开始筹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盛宣怀上奏朝廷，请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建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很快，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请 求，汉冶萍公司正式成立，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
汉冶萍公司的成立，适应了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持续发展的需要，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十分有益，对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也给予了较多的满足。从公司建立前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年产情况看，无论是生铁、钢、铁矿石还是煤炭，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铁路、桥梁、轨件等订单应接不暇，生产和销售都呈兴旺之势。
然而，汉冶萍公司的兴旺，并不意味着盛宣怀组建公司的目的之一“挽回中国利权”的实现，因为内里已潜伏着为日本资本操纵的危机。日本资本家早就看中了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在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就想方设法向其渗透，先排挤走了德国在汉阳铁厂的势力，又以贷款引诱盛宣怀，企图把大冶铁矿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向外国借款，盛宣怀是相当谨慎的，生怕会被外人乘机控制。但在袁世凯夺去招商、电报二局，大冶矿和汉阳厂失去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盛宣怀不得不向日本借款，从而一步步进入日方设下的陷阱。汉冶萍公司成立前，盛宣怀已向日方借了5笔款项，将近700万元。这些借款大都附有较苛刻的条件，更有利于日本势力的渗入。汉冶萍公司成立后，盛宣怀借洋债的数目比以往更大了，而且债权为日本独有。到辛亥革命前夕，仅仅3年，即向日本借款1200万日元左右。是前5年的两倍以上。日本之所以能在汉冶萍取得这种特殊地位，在于它采取了紧紧抓住盛宣怀的方针，它以共同抵制西洋为名，排挤欧美国家在汉冶萍的势力，并引诱盛宣怀堕其术中。
汉冶萍公司成立不久，盛宣怀曾去日本从事煤矿等企业的考察。日方乘机对他进行拉拢，钢铁、煤炭等企业的领导人反复向他宣扬中日合作，共同抵御欧美势力，并对他及汉冶萍公司极尽夸赞之能事。盛宣怀受宠若惊，加之早有防范欧美侵略势力之心，遂表示中日同文同种，应互相帮助，并决定卖一部分生铁和焦煤给日本。日本见盛宣怀上了钩，就开始利用大量贷款的优势排挤欧美。盛宣怀几次与欧美商谈贷款和出售生铁、矿石事宜，均因日本代表从中阻挠而作罢。另外，日本还千方百计保护盛宣怀，不使他垮台，以能更有效地利用他。盛对日本的图谋不惟不警觉，反而感激涕零，对日本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
盛宣怀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态度从斗争到妥协的转变，与他官阶不断晋升、商人的成份愈益减少有关。他的企业愈到后来资金愈靠外债，而不是靠商股，他个人还从经手借外债中获取了可观的“手续费”。汉冶萍公司成立后，他的全部私产都投入了该公司，后来为了避免公司与自己资产发生纠纷与麻烦，他很想以借外债将自己的资产收回。日本的贷款填补了他抽回资金造成的空白，使他对日资越发越依赖了。利用盛宣怀的这些弱点，日本人步步逼进，逐渐全面控制了汉冶萍公司。辛亥革命时，有人描述日本与汉冶萍公司的关系时说，汉冶萍“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逃亡日本。不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还给他曾被没收的财产。盛宣怀从日本回到国内。自此，他一心一意办实业，直到1916年去世。
江明恒多金善贾
商贾世家
徽州地处山区，人多地少，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四出经商谋生。明清时期，徽商正是从这里走出闯天下的。芳坑江氏也有不少人经商。据《萧江氏家乘》记载：早在万历中期，江氏第二十四世祖江天稳就“因贸易而寄居平岛”，究竟经营什么行业不得而知。以后随着业贾风气越来越盛，江氏经商代不乏人。从清初到清末，见于家乘记载的江氏每代都有人经商，完全是个商贾世家。如江天稳之孙江可涧从清初就“用策肩贩”，外出经商。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逐渐致富。其子江梦梧继承父业继续经商，并“谋创行业”，即在继承父业的同时，又开创新的经商行业，并积累了不少资本。在江氏子孙中，从事茶叶贸易是从江梦梧的儿子江起焕开始的。明中叶以降，徽州茶商就活跃在各地，到了清代，徽州茶商分为两类：从事茶叶对外贸易的称为做洋庄茶，茶叶在国内各地销售的叫做做内销茶。内销茶主要销往北方广大地区。乾隆初期，江起焕就曾“策茶叶泛海辽东”，很可能是从福建采购茶叶，然后循海路运到辽东销售。他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后来才从锦州到北京，自北京循陆路到家。他这十年究竟积累了多少资本，家乘中没有记载，按照一般情况而言，十年经营是能够发家致富的。他的弟弟江起辉也许在当初就是随兄北上业茶，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回家开了一爿酒店。
江有科，生于1792年，他是江起辉的儿子、江起焕的侄子。应该说，江起焕业茶对江有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有科后来走上业茶的道路，不能不受到伯伯的鼓动，当然也会从伯伯那里汲取不少业茶经验。
江有科年轻的时候，正是徽州外销茶业十分兴旺的时候。徽州是茶叶故乡，茶叶产量很大，除了一部分内销外，大部分外销，当时对外贸易口岸只有广州一处，所以徽州茶商就把本地所产的茶叶运到广东，与洋商贸易。当地人将经营外销茶说成是“发洋财”，甚至人们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发洋财就好比去河滩拾鹅卵石那么容易，故经营外销茶者蜂拥而起，江有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走上业茶道路的。
大约从道光七年(1827)起，35岁的江有科开始“漂广东”，在最初的十来年里，他独来独往，由于业茶资金必须雄厚，而家庭也未给他提供充足的资金，所以他开始经营的规模不会很大，只是从徽州购买成品茶再贩运到广东销售。这十来年主要是积累更多的资金和经验，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随着儿子江文缵(1821～1862)的逐渐长大成人，江有利有了得力的助手，江氏茶商的兴旺就是在他们父子漂广东期间。经过十来年的积累，江有科已经有了较多的资金，于是开设了“江祥泰茶号”，收购、加工、运销一条龙，标志着江氏茶业进人到一个新阶段。
所谓茶号，就是收购、加工茶叶的场所。茶农采摘的茶叶，经过初步加工后谓之“毛茶”，这还不是成品茶，必须经过进一步加工、装箱才能成为运销外洋的商品。茶号必须有宽敞的作坊，一系列的加工设备，还要雇请不少劳工，非有雄厚的资金不可。一般资本微薄的茶商只能从茶号购买成品箱茶，再转运到广东销售，这样茶叶成本就高，所以利润也就有限了。
长期的业茶经验，使江有科懂得，要想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降低茶叶成本，因此必须独立开设茶号，把收购、加工、运销各个环节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一旦积累起足够的资金，就开设了“江祥泰茶号”。江有科父子在芳坑附近的漳潭租赁厅屋数间，作为茶号对外营业的场所，同时利用江氏宗祠 和家中房屋，安置一些设备，作为加工茶叶的作坊。
每年新茶开采时节，乡间有不少人背负口袋，走门串户到茶农家收购毛茶，再转售给茶行(茶庄)，这些小贩背着装满毛茶的大口袋，行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酷似水中的螺师爬行，故当地人将这些小贩称为“螺蛳”。也有的茶农径自将毛茶售给茶庄。江祥泰茶号每年或则派人到附近各个茶庄收购毛茶，或则派人在茶庄坐地收购，茶庄提取佣金。
毛茶购进后，要及时进行加工，一般分为抖筛、扌咸簸、拣茶、焓茶、风扇等几道工序，根据不同的毛茶质量和不同的加工方法，制成各种花色品种的成品茶，诸如“松萝”、“雨前”、“圆珠”、“皮茶”、“眠生”、“次生”、“芽茶”、“次雨”等。当时外销茶必须装入锡缶密封，外用彩色板箱包装(每箱约40斤)。江祥泰茶号在兴旺时每年都要加工箱茶2～3万斤，堪称巨商。
为了及早赶赴广东茶市，茶叶加工成箱后，必须及时运赴广州。在当时运茶到粤是非常困难的。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或则水运，或则陆行。水路要雇船夫，陆路要雇挑夫，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江有科年事已高，大多时候押运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文缵身上。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文缵押运 3万余斤茶叶赴粤。先将茶叶运往屯溪，屯溪是徽州茶叶集散地，政府派员在这里查验给引，收税放行。江文缵在屯溪查验完税后，雇船将茶运至渔亭，再起旱，3万斤茶叶要雇三四百个挑夫，真是浩浩荡荡。走过31公里的山间小道，到达祁门，再雇驳船或竹筏运货至江西饶州，再从饶州雇三板七仓船2只、六仓船1只运至赣州，在赣关完税后，换乘安驳船6只，运抵南安，再雇数百名挑夫、保镖，翻越大庾岭至南雄，换水路雇船至广东韶关，在韶关大顺报房交纳饷银、挂号红票等费后再雇老龙船运货至广州。全程大约需近两个月的时间。茶商之辛苦，于此可见一斑。
辛苦之外，还有危险。长途跋涉，水陆兼行，还要翻山越岭，往往会有飞来之祸。我们从一些方志、谱牒中，常常可以看到徽州茶商罹祸遭灾。如婺源茶商李登瀛，“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又遇土匪“阻船需索”。詹添麟“业茶过南雄，担夫数十人，窃货以逃”。至于水中翻船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商人确实要有股勇气，不畏艰难险阻，不辞奔波劳苦，才能从事茶业。
既苦又累还险的行业，总是伴随着高额利润的。茶业也是如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有科一次运茶30814斤，按照当时平均价格计算，售出后扣除成本可得近1500元(银元)纯利，如果当年售茶高于平均价格，得利会更多。况且茶叶加工时还有大批茶叶碎片、茶梗等次货可以用于内销，这也是一笔纯利。一次茶市，从收购、加工到运销不过三个来月的时间，就得到如此多的利润，应该说是很多的。
正当江有科父子漂广东，获大利，准备大干之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大变，酝酿已久的太平天国革命于咸丰元年(1851)爆发。太平军初起时，势不可挡，迅速从广西北上，占领江西，这样徽商运粤路线中断，而且战火不断扩大蔓延。眼看茶叶生意无法再做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中，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江有科带着两房姨太太从广州回到故乡居住，半年后病逝，年仅52岁。
在观望一段时间后，江文缵重操旧业，继续业茶。早在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上海逐渐成了茶叶的外贸口岸。那时候，之所以还有不少徽商继续“漂广东”，主要是人事较熟，做生意比较方便，江有科就是这样，更何况在广州还有别墅等不动产以及两房姨太太，所以江有科在上海通商后仍然去粤业茶。江有科去世后，江西的交通仍未恢复，故江文缵将茶 叶运往上海。开始尚还顺利，“利虽微而生意快捷”，但好景不长，很快就由于洋商压价收购，使茶商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常常亏本。
年年亏本年年做，总想把本赚回来。无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同治元年(1862)，文缵在贩茶途中一病不起，年仅42岁。
后来居上
江文缵去世后，第二年文缵夫人又病亡，其子江明恒年仅15岁，家中还有两位姨祖母、一位不善经商的叔父和一个未成年的妹妹。家中生活顿失来源，只得靠变卖田产度日。
虽然江明恒（1848～1925）聪明好学，颇为能干，但毕竟年龄太小，更无资本，不能独立经商，只得出去打工。他先在一家茶号中当专司过秤的秤手。据其后人回忆，江明恒不但工作负责，而且刻苦好学，工作之暇，认真学习书算。有一年茶号收场结算，账目被管账先生弄得一塌糊涂，老板让明恒帮助理账，很快就把一本糊涂账理得清清楚楚，因此深得老板赏识。第二年江明恒即取而代之成为该茶号的管账先生。
志存远大的江明恒自然不愿长久寄人篱下，他在当了几年管账先生、积累起一些资金后，便离开家乡独闯天下了。他在苏州拙政园开了一家小茶铺，零售徽州茶叶，准备积累更多的资本，然后再像自己的父祖那样，从事大宗茶叶贸易，他在耐心地待待着时机。
谁知机会很快就来了。拙政园是苏州名园，常常有不少达官贵人来游玩观光。这一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微服来到拙政园，看到江明恒的小茶铺布置得整洁素雅，于是进店小憩。深知“和气生财”道理的江明恒本来对每位顾客都热情接待，更何况凭他的精明也能猜出这位举止不凡、谈吐文雅的“客人”决非寻常之人，于是大献殷勤。他热情而不虚伪，机灵而不狡猾，立即博得李鸿章的好感，两人交谈了很久。当李问及茶叶行情时，江明恒应答如流，在了解到江明恒想做洋庄茶而苦于无资本的情况后，李鸿章当即欣然答应，把江明恒介绍给上海谦顺安茶栈大老板唐尧卿。
这真是天赐良机。江明恒立即奔赴上海，与唐尧卿拉上关系。唐是广东人，在上海开茶栈。那时外销茶必须通过茶栈转售给洋商，茶栈从中提取佣金。由于当时洋庄茶主要来自徽州，唐尧卿为了争取更多的生意，也很想物色一名精明能干的徽州商人。所以一见江明恒，欣喜过望，江明恒忠诚可靠，干练灵活，很快取得唐尧卿的信任。于是唐尧卿委托江明恒向徽州茶商贷款，因为业茶必须要有雄厚资金，而经过咸同兵火劫难之后，徽商元气大伤，资本丧失殆尽，很多茶商急需贷款。江明恒由于对徽州茶商情况很熟悉，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就这样，江明恒从一个小茶贩顿时就变成谦顺安茶栈的大红人，更成了一些急需款的徽州茶商拉拢的对象，有的甚至答应让他吃空头股份。江明恒后来居上，无本起家，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资金。
由于攀上唐尧卿这样的大老板，资金上有了充分保证，于是江明恒又回到徽州开起茶号来。他与谦顺安茶栈订立协定，双方合股经营。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谦顺安出股本 4000两，江明恒出股本2000两，合资开设谦顺昌茶号，股本如不足营运，则再由谦顺安提供贷款。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明恒又同江仁、王鉴卿、江印之等合资开设谦恒泰茶号，共集资金800元，折银5896两，实际使用时资金又扩大到24532两，不足部分由谦顺安和其他两个钱庄贷款。江明恒灵活地运用合资、贷资等形式开设茶号，使得他的经营规模远远超过乃父乃祖。据江氏后人保存的资料显示，江明恒开设的茶号从同 治到民国，曾有“永盛怡记”、“张鼎盛”、“德裕隆”、“福生和”、“谦顺昌”、“谦泰恒”、“永义公”、“合兴祥”、“泰兴祥”、“德声和”、“莘声和”、“启源”、“裕丰祥”等。这些茶号大多设在屯溪，主要便于茶叶收购、加工、运输。由于利用合资、贷资等形式，扩大了资本，所以每年收购的茶叶，少则数万斤，最多达20万斤，茶号一般雇佣数百工人，最多时达千余人进行加工，至此，江明恒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业巨头了。
成功之道
江明恒无本起家，却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家，成为茶叶巨头，是因为他熟谙经商之道而且精于管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身体力行，行家里手。江明恒虽然成了茶号的大老板，仍然身体力行，对茶叶收购、加工、运销各个环节都非常注意，甚至事必躬亲，并能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收购茶叶方面他深知，每年要收购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20多万斤毛茶，稍有不慎，就会亏本。所以他亲自撰写《买茶节略》一册，专论收购茶叶的注意事项，强调收茶时不仅要“讲价”，而且要学会从形、色、香、味几个方面“看茶”。他的《买茶节略》，很可能就是当时向全体收茶人员宣讲的底本。在做茶方面，他也专门撰写《做茶节略》一册，专论茶叶加工过程中各道工序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显然这也可能是向全体茶叶加工人员宣讲的。从《买茶节略》到《做茶节略》可以看出，江明恒由于长期业茶，又勤学好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了茶叶方面的行家里手。
严格管理。茶叶做茶既要保证质量，又要抢时间，延误一天，不是影响茶叶质量，就是影响茶叶售价，江明恒的茶号一般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指挥这么多的人，没有相当的管理才能是不行的。江明恒正是一个颇有管理才能的人。《做茶节略》中就对于加强各个环节的生产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拣场之事，看拣、秤架之人必须正气为主，不许与妇女谈笑搅混，恐生是非口舌。进出之秤必要两处较准，如收秤上少称欠数，即要上板摩来及地下排来补数；如补不足，即要照数赔偿，计钱若干，批票标名，将钱并票穿挂在秤架上以警将来偷窃之弊……
若是拣场发来之净货，必须未下锅之先为把作灶头及老伙、风扇并伙锅副手过眼看过。如是净，方可下锅；如果毛，即打回复拣。拣净则拖来下锅，此亦易使之事。若不精细看过毛净下锅，收火起锅，再讲拣毛已迟。即与拣场无涉，此系把作灶头及熟货扇(风)之人不看毛净之过也……
通号内之茶，毋论生熟毛净之货，堆放各处过夜，必须要盖好。倘遇有风暴雨天气，务要着打杂把作及抖筛之人切要细寻看漏，不可大意。所是过夜之茶，不论风扇、拣茶、振场、筛场、锅场等处，各人经手堆放者，各人收拾盖好，以免推卸，各司其事。
由于从茶叶收购到加工各个环节江明恒都严格把关，所以既保证了茶叶质量，又将茶叶成本降到最低水平。
精于心计。江明恒由于拉谦顺安茶栈合股开设茶号，这就不仅仅扩大了商业资本，而且将谦顺安的利益和茶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江明恒的茶叶运抵上海后，不仅不会出现茶栈压低茶价收购茶叶的情况，谦顺安茶栈反而千方百计地提高茶叶售价。不仅如此，江明恒还与谦顺安栈串通谋利：他的首批茶叶运沪后，密嘱谦顺安茶栈降一等估价，这实际是做给其他茶号看的，使他们也不得不按此标准降价出售，洋商因而 大得其利。待其他茶号的茶叶出售完毕，江明恒的茶叶大批运沪，洋商为了酬谢江明恒，遂将其茶叶升一等收购，江明恒由此获得大利。
江明恒由于与谦顾安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还可以最先了解到洋商行情以及其他一些商业信息，往往抢先一步，捷足先登。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唐尧卿在给江明恒的密信中就说：“查外洋绿茶存底无多，又司令票顺下二百三十五个，计今看上海绿茶开盘照去年之价必提七八两……但屯溪、婺源茶上市，定必抢买方得有货。俏市如此年辰，计上中下之货，跟市价进货均要早谋，迟者价必提。不及宜早立定主意人手，大胆赶早抢办足千担，半做熙春，半做大盆，赶快运来上海，必得厚利……惟望必要早进货，先占人下手，如价宜货好，再多办八百担，胆大不妨。愚见若是，幸勿扬外，谨此专奉。”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商业信息，江明恒立即行动，自然比其他茶商抢先一着，所以他业茶大多能获厚利。据江氏后人保存的不完整的账簿来看，江明恒一年业茶能获三四千两银子的利润，最多的(如同治十年)竟获利8000余两，和他父祖相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善于利用各种资本，扩大经营规模。江明恒成了大贾后，又利用多余资金开展多种经营。他曾投资3000两在汉口开设怡丰裕洋货号，利用和洋商的关系，采购洋货发卖。上海永隆京广洋货号、苏州信昌成号他都投资入股，各有股本1000两。他还与别人合资经营苏州恒大油行、裕泰米铺、薛坑口杂货店。还独资经营江瑞茂糕点店、开办杭州最利转运公司，江明恒真堪称一个“多金善贾”的大商人。
徽商“善于行媚权贵”，这在江明恒身上也得到充分反映。李鸿章可谓他的救命恩人，所以他一直对李鸿章怀着感恩之情，他千方百计巴结李鸿章。虽然很多具体细节我们如今不得而知，但从他和李的交往来看，决非同一般。李鸿章曾亲笔为他题写对联：“玉树临风人集一品，芝田养秀春满四时”。该对联江氏后人一直保存，后毁于文革。江明恒运茶的茶箱上还贴有两江总督的封条，显然也是李鸿章的帮忙。江明恒家还有洪钧、王文韶等显贵的不少翰墨，也说明江明恒与他们交往甚厚。江明恒的茶箱上还曾贴有“两淮盐运司”专用的货箱封条，封条上印有“钦加二品衔总理两淮都转盐运使司”字样，说明江明恒又与两淮盐政官员拉上了关系。
就是对通事(翻译)先生，江明恒也对其大献殷勤，每个都要从徽州采购大批土特产品奉送以及通过他们转赠洋商，希望他们在售茶方面提供方便。至今还保存的两封信稿就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一封江明恒给别人的信中云：“弟意仍请吾兄另加函恳托二位通事先生，□□之茶，既失机会于前，务请念在交好，随时留心。”另一封别人致江明恒的信中说：“今年关上洋人均系新调，查验严紧异常，是以□行一式，难于格外讨好，奈何奈何!”这一来一往的信函，把江明恒对“通事”、对“洋人”“格外讨好”的媚态和盘托出了。江明恒正是善于依附封建政治势力，巴结洋商，所以为自己的业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是十分谙于经商之道的。
息商退隐
致富后的江明恒也像他的父祖一样，除了购置土地外，又在家乡大兴土木。他将父祖遗下的“静远堂”四周邻地买来，加以扩建，更名为“芳溪草堂”，厅堂楼阁，极其华丽。室内全是高档红木家具，陈设着珍贵的古玩字画，另外还专辟一处为藏书楼，珍藏用重金从各地搜求的珍贵书籍，俨然一个书香门第。江明恒平时生活也很奢侈，其夫人去世，丧事就大办了几十天，为建造坟墓，还派专人去黟县采办石料。有一次为其 好友张以文祝寿，江明恒专门请来名戏班为其演戏三天，以示朋友之谊。在他发迹的那些年，也着实在家乡红火了一番。
但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变化，印度、锡兰、日本等国茶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华茶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华茶始终处于手工制作阶段，质量难以与机制洋茶竞争，洋商乃借口质量问题，拼命压价收购，甚至各国洋商采取统一行动，逼迫中国茶商就范。茶商大多贷本经营，不敢待价而沽，只得忍痛抛售，使得茶商连年亏本。从江明恒《历年亏耗》账册中可以发现，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民国11年(1922)，几乎年年都有亏折。他先前投资的其他行业也纷纷失利。在走投无路之下，江明恒被迫息商退隐。
尤其在他回乡闲居之后不久，他的夫人、长子、长孙和几个女婿相继病故，真是雪上加霜，对年老力衰的江明恒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偏偏祸不单行，民国10年冬，江家又遭一场回禄之灾，几乎把芳溪草堂化为灰烬。眼望着辛苦一生挣得的家业，如今人财两空，付之东流，江明恒回天无术，精神上也彻底崩溃。4年后，78岁的江明恒一病不起，带着无限的遗憾和痛苦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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