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筠秋的祖父，以乡村教师终其一生的张老先生，在1904年为长子张书奎（字礼甫）、媳妇朱贵珍完婚。那一年礼甫二十岁，贵珍十九岁。媳妇秀慧，只是身体稍见单薄纤弱。

张老先生未至天命，身体已见衰老之相，盼孙之心尤其急切。可是婚后数年，仍不见儿媳有梦熊之兆，张老先生终于怀着未见孙儿的莫大遗憾逝去。

多事之秋的辛亥年初，贵珍始觉体征有异，待确证有了身孕后，全家大喜。贵珍的母亲闻讯也如释重负。临近产期还有一个月时，娘家着实地备了一份催生礼，由朱母乘船从武原镇送到宣家浜。内有：贵珍母亲手缝的“蜕毛衫”，是一件无领的和尚衣，可避邪，宽松，以示能脱掉身上胎毛。另有从店铺买的红糖、胡桃、桂圆、荔枝等滋补之物，还有自制的糯米饭糍、糕饼等供孕产妇充饥之物。

1911年12月16日，紧随着祖国母亲五千年以来最激剧的临产阵痛，张筠秋也从母腹中呱呱落地，来到人间。

父亲张礼甫时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筠秋降生时，他正在治下的乡间奔波，料理打点着社会上的那场阵痛：挂白旗、剪辫子，完成清朝到民国的改朝换代。

礼甫虽然婚后期盼了七年，七年中他也不知默默地在心中朝夕祈祝过多少遍，但在妻子一旦分娩前，却将一应事情，全撂给了母亲。

那时的乡间还都是老法接生，妇女一朝分娩就踏进了一脚跨在阳间、一脚跨在阴间生死难测的境地。一个催生婆，一把剪刀，一盆热水，最多旁边还伴着两三个照应的女亲属。大人小孩平安与否，大半系在产妇、胎儿的造化上。好在礼甫的母亲生育过四男二女，处事熟练沉稳。二个多时辰的声嘶力竭挣扎过后，贵珍终于产下一女。女儿似父亲，颇巨硕，哭声也洪亮。

待礼甫赶回家时，只见母亲已在堂中设香烛叩拜，感谢神灵祖宗保佑大人小孩均平安。礼甫拜谢过后，听说生了女儿，就对母亲说：“小名就叫佩兰吧”。母亲说好，头生是孙女，希望能陪（佩）着来（兰）一个孙子。

礼甫照着母亲的吩咐，即着人去武原镇丈母家报生，因为是生了女儿，报生人就携了只母鸡，外婆家则回赠红鸡蛋88双。那尾母鸡，在耳边系上一根兰线后，也作为回礼抱回张家。“兰”与“拦”谐音，意为“拦牢”小囡，使之健壮成长。

从佩兰出生到“斋三朝”的三天内，每天上午，礼甫推卸掉一切“委员”的事务与应酬，专在家中迎候来送月子礼的亲戚，还有各色闻讯而来多半是与，“委员”有事务往来的朋友。

最先送来月子礼的，是礼甫的三位胞弟，礼虽丰俭不一，但都是同胞的一片心意。

大兄弟张关甫与礼甫同住在宣家浜的房子里，得讯最早，送礼也最早。关甫娶海盐武原镇黄同源家的闺女，黄同源商铺在县城也小有名气，可惜黄氏过门后，一两年就因病故世，未生育。关甫也从此未娶，孤身一世。他妻舅在县城开黄同友酱园，对关甫颇为关照。关甫开串乡店为生，进货时妻舅均按成本价拨货。所以关甫经济上尚小可，出手也大方。金舜仪在回忆幼时去外婆家拜年时说：“关娘舅（关甫）顶出客，每人一个银元，大娘舅大舅妈（礼甫及妻子）双角头，小娘舅（方甫）去拜年呒啥啥，胡子一抹。”

小弟方甫，住老宅知稼堂。张老先生以此堂名，告诫子孙应知稼墙之难，一餐一粟来之不易，以耕读诗书传家。方甫生两子：振麟、振祥。妻子陈氏在产第三子时难产亡故。岂料方甫不能铭记生父遗训，染烟、赌两毒，倾尽田产后，靠兄长礼甫接济度日。在上海谋生的妻舅陈跃明，先后介绍振麟去上海浦东一家酱园当学徒，振祥进上海钢铁厂做学徒。方甫了无牵挂后，更加游荡乡里，一直至死。

二弟平甫，与小弟同住知稼堂。娶平湖俞兴里俞氏。平甫学校毕业后（据张兴华回忆，平甫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的嘉兴一中前身），曾设塾教书，因病早逝，撇下俞氏守寡，未生育。俞氏后归娘家居住，郁闷至极后到平湖县城西门外庵中带发修行，意欲黄卷青灯了此终生。张振麟在岳母去世后，荫寄平甫俞氏为继子，以母亲称俞氏，且将俞氏接往上海。

三朝过后是满月，满月以后是周岁，礼甫生性喜欢热闹，都摆酒设宴会聚亲友。筠秋周岁过后不久，贵珍又有了身孕。一天，细心的婆婆，看着贵珍迈过门槛时，先出左脚，就兴奋地对媳妇说：“这次是个男孩。”贵珍闻言，又是喜悦又有些羞涩地低头不语。

又一番十月怀胎后，果如婆婆所预言，贵珍产下一男孩，礼甫为儿子取名振乾。《易经》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可以想见，礼甫对儿子寄予的厚望。

然而振乾降生后，并未显露出健相，倒有点体弱之征兆，哭声还不若筠秋洪亮有力，尽管全家上下悉心哺育，但没有婴儿应有的日长夜大的旺劲。更使人隐忧的是，振乾的降临，三年之内，给礼甫家带来两次变故。莫非此儿的生辰八字不好？

先是礼甫母亲，刚入寿年就撒手西逝，且逝得异常突兀。

宣家浜所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方圆几十、上百里的种田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片自家的竹园。竹园往往就在屋旁，从离北窗或西墙三五尺远的地方开始，逐年蔓生一直长到屋主人地界的尽头。竹园里的竹子，夏日里翠影婆娑，可挡去不少六月里骄阳的暑气。到了冬天，却如排箭般挺拔密立，又能抵御住西北风挟裹而来的凛冽寒潮。最能给庄户人家带来喜悦的，远不是文人雅士们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或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之类的闲情逸致，而是春雷响起春雨过后，从地下不时冒出的茬茬春笋。这是皇天后土一年中对种田人家的首次馈赠，种田人喜悦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同是春笋，却有分别。最先破土而出的是早笋，当地人叫燕来笋，数量不多，味最鲜美。第二茬长出的笋叫孵鸡头，有两层意思：一是出笋的时令，正当农家将蛋放在母鸡身下孵小鸡的时节；二是竹园里的笋出得多了密了，像母鸡身下破壳而出的小鸡，接二连三，成窝地来了。最后一茬的笋叫乌壮头，笋壳的颜色带点乌黑，笋的个头特别粗壮，只是笋味稍微夹杂点苦味。

●张筠秋读小学时的课本内容

一个从悠远的祖宗那里传下，又历经先农子孙代代口授相传的说法，仍为今日宣家浜及其周围的庄户人家深信不疑：竹园里竹子长势的枯荣，往往征兆着主人家家运的盛衰。因此，正经的种田人家，都会经心莳弄着自家的那片竹园。其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在出笋时节决定笋的去留。园里的笋，要留下挺拔粗壮的，使其长成竹子，不能太密，也不可太稀，以延续竹园的强势和茂盛。那些长得过密的竹笋，那些长得歪斜瘦弱的竹笋，则要将它掘去。掘下来的笋，在崇尚自给自足的乡村，大多供自家食用，少数也有拿到附近的小镇或集市上去卖了，换成妇女们的针头线脑或家用的油盐酱醋，当然还有男人们的茶钱酒资。殷实一点的人家，竹园常常也大，那是不屑将笋外买的。尽管笋多，但这些人家自有他们处置的办法：在每年竹笋刚出，还是时鲜佳蔬时，他们就掘来，分送给邻近镇上或县城里的亲眷朋友尝鲜，虽不是什么贵重的珍馐，但对方珍惜的还是这地头鲜中透露出来的亲情。等到笋大批地从地下冒出时，主妇们就忙了。每隔二三天，就要去掘回大篮大篮的笋子，随后切成笋片或笋丝，晒制成笋干。

1914年，张筠秋四岁，祖母四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分刚过，接连下了两场透雨，在地下蓄势一冬的笋儿，也耐不住地下的郁闷急着要往地上窜了。那年筠秋家的笋长势极好。

祖母带着筠秋去竹园里掘头朝笋，不料篮中的竹笋刚遮住篮底时，祖母在掘笋用力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筠秋大声地叫着“亲亲”，可祖母就是不应。筠秋急了，心里怕了，飞快地跑回家。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放下怀里的振乾，睡在床上，叫筠秋看住弟弟，什么也不说地飞快冲出屋去……

待筠秋再见到祖母时，祖母已静静地躺在床上，旁边围着一圈的是低着头的爸、妈、叔、婶……

筠秋后来哭着要找祖母，大人告诉筠秋，祖母到天上掘笋去了。筠秋不明白：今年家里的笋是大年，祖母头朝笋也没掘完，为什么要去掘天上的笋？

母亲的骤逝，礼甫连随侍汤药的孝子之行也未能稍尽，更陷他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可弥补的抱憾之中。礼甫只得将孝心移情于母亲的葬礼之中，倾其全力，为母亲送行，以表人子的哀思。礼甫体形壮硕，但至“五七”，已是一副形销骨立的孝子模样了。

正如俗语所说，祸不单行。翌年，礼甫丧妣之痛始觉消解，妻子在第三胎的分娩中，血流不止而亡，胎儿也未能保全。那是1915年，朱贵珍终年三十一岁。

五岁的筠秋已初谙人事，知道妈妈已离她而去，只在一旁抽泣。而三岁的弟弟振乾，却屡次屡次地哭喊着要寻找妈妈，闹着要妈妈抱……，众人无法，只得让振乾去见僵卧在床的妈妈。振乾号哭着猛扑前去，伏在妈妈身上，然而任凭儿子怎样呼天喊地的呛号，妈妈终不能回答。振乾哭得累了，只能脸贴着妈妈冰冷的脸睡去。弟弟睡着了，筠秋靠着妈妈的床边陪伴着，妈妈和弟弟都睡着了，只有筠秋一个人还在流泪……

三年中，张家两举丧事，连亡三人，有旁人向礼甫进言，是否租住的房子不吉，以另觅新居为上？礼甫一言：人生祸福事，岂关宅第中。朋友以屋遗我避风雨，此乃尚义之举。尚义之屋，何涉阴凶？于是，旁人止言，礼甫一家仍泰然在宣家浜屋中居住。

1917年振乾五岁，已到发蒙的年纪了。春节刚过，礼甫开始计议起儿子振乾读书的事了。宣家浜村落较小，又都是靠种田谋生的庄户人家，故没有设私塾，要为振乾发蒙就得到张家门张氏宗族开设的私塾中。

闹完元宵，私塾的先生就要坐馆，礼甫趁着年初十姐弟俩去海盐外婆家拜年回来，就向振乾说起了今年要去读书的事。不料，筠秋在旁说：“弟弟读书，我也要去读书。”事出父亲预想之外，礼甫脱口而出：“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在张家门、宣家浜，十七图图董张礼甫也算是个开通有识见之士，然而潜意识中，毕竟还不能越出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窠臼。

“反正我要读书。”

父亲一时失了应对。

“你难不倒我，弟弟去读书，我跟着弟弟一起走到张家门，也好读书了。”

“佩兰宝，你为什么要读书。”父亲似乎已经有点正视筠秋提出的要求。

“爸你听着：‘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分迟和早，人不读书，就像瞎子看不到，知识无价，学问是宝，读书好。”

“佩兰宝，这歌你是怎么会唱的？”

振乾抢着说：“爸，去年，姐就带着我去张家门，在私塾外面，听先生教时，偷偷学会的。”

至此，父亲已无言可说了，对着筠秋、振乾俩说：“好，备两份拜师礼。筠秋，你和弟弟振乾一起上学。”

张筠秋在七岁时发出的“我要读书”这一呼声，开始了她一生向旧习俗的挑战，至今我们仍不清楚，这是出于她求知的本能，还是来自于她体内潜藏着的与生俱来的叛逆因子。

私塾设在张家门礼甫家的老宅知稼堂厅堂上——那所老宅虽经火灾，但修葺后，仍住着平甫、关甫兄弟两家、据曾在此上过学的张礼甫的孙子张欣田回忆，知稼堂私塾的大致布局如下：“学校位于宣家浜的南面，从宣家浜的家里出发，走过了一片高地和田野，就有一个大院子，住着两户人家，他们是亲兄弟两家（即关甫、平甫）。房子大门在南面，面前是晒场，晒场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进大门后来到大厅，两边是两户主人的房间。前厅北面是很大的天井，中间的步道直达后厅，步道两旁还有两个已显损坏的花坛，里面种着月季、芍药，还有小葱和杂草。再两旁就是厢房，是主人的厨房和仓库。我们的教室在后厅。厅很大，有我家（指张礼甫在宣家浜的房屋）三个厅那么大。我们上学是从后厅东面的边门进来的，这样可以不穿过主人们的起居室。”

继承张老先生教员薪火的是礼甫的二弟关甫。虽然是叔父，但入学时筠秋和振乾仍以先生礼拜见，跪了红毡毯，行了三叩首礼，以免日后管教上失于偏怠。塾中已有十二三个学生，今年除了筠秋、振乾，还增加了另外三个学生。只是女童入学，只有筠秋一人。

先生教的是《百家姓》，以识字为主，后来又课以《三字经》，虽然此经意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精粹，但先生一秉历来的授业方式，识字读诵。其间文义，大多不释，只待学生日后逐渐自己明了。关甫教书胜过一般冬烘先生之处，是他进过新学堂，故在百家姓、三字经外，还兼授算术。虽是简单的识数，加减，但学生在日后大得认数记账的裨益。循私塾的惯例，向先生献上拜师礼，向同窗分送状元糕后，七岁的张筠秋开始了她的识字上学之途。俚语说，上学是穿了牛鼻子，喻儿童失去了童真的自由，如同牛被鼻绳牵着，不由自己了。筠秋因为自己要上学，所以只有能读书的喜悦，而少有被管束的窘迫；只有“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的焦虑，而没有半点倦怠松懈。不过当时读书的一个困难，恐还是现在非亲历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们所不能想见的。

筠秋、振乾的读书之难，在那宣家浜到张家浜二三华里十几分钟的泥路。若是晴天，哪怕是严寒酷暑，都还不算难事，难在春天。江南春天的雨，常是连绵不断的一下几天，十几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对筠秋和振乾来说，那就没有“昨夜枕边听檐雨，明朝巷中买杏花”的浪漫风情了。路是泥路，雨后第一日走去，若前面的行人少，一步沾上一脚泥巴，脚下挂得十分沉重，使你举步维艰。雨后第二天、第三天的路况就更使人窘状异常了。路面已是一派泥浆，泥浆没过脚踝是经常的。最要命的是脚下的滑，一不留神，或是倒向前后，或是滑向左右，人失去重心，倾倒或仰面在那片泥浆之中。倘若摇晃的身躯在行人踏出的足辙中停住，那也是惊魂乍定，一身冷汗。天晴时十几二十来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不能走到。人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江南水乡的春雨天的泥路泥泞，同前者的景象也相差无几了。

入学几个月后，筠秋和礼甫同时感到了读书识字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