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推行睦邻友好政策

●《亚太和平会议发起书》说：“和平绝不能等待，和平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

●刘少奇说：“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毛泽东说：“我们必须争取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希望本地区和平人士聚集一堂共商和平大计。

发起书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的广大人民是热切地要求并渴望着和平的。正如世界各国的人民一样，他们对恶化的国际局势和战争的威胁感到异常的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灾难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惨痛的经验在人们中记忆犹新，除了少数侵略者，没有任何爱好和平的人民愿意战争，没有任何善良的人民不渴望和平。这就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民能够消除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重要因素，这也就使我们相信另一次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

和平绝不能等待，和平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动员起来，争取和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即能得到保证。

各国纷纷热烈响应，并进行自身的筹备工作。随后商定，同年6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

中国的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担任筹委会主席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从第一天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见解，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要使会议成功，关键在于自始至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

作为东道国的中国，要担任各种重任，比如准备合适会场，安排代表的食宿，保证会议的物资供应，调集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和工作人员分批进行培训，并与各国筹委会密切联系。

当时，在全北京还找不出一个能举行这样大型国际会议的会场，中央决定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

北京的工人和工程师们二话没说就肩负起了这一沉重担子，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全市最大最好的饭店，但是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市政府7月做出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为接待工商界来京人士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改建成为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高层大楼，并且限期保质完成。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支持，经过来自各方面的工人、专家和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现了奇迹：一座9层的“和平宾馆”，在两个月之内拔地而起。一时间，这座豪华的建筑成了北京城有口皆碑的一段佳话。

经过4天的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全体一致通过筹备会议《宣言》，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宣言》说：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我们虽然抱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然而我们却代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共同意志。我们深切知道人民要求和平而痛恨战争；人民反对侵略亦决不侵略别人；人民要求贸易来往而反对禁运和封锁；人民愿意互相了解、互相友好而不愿意遭受阻碍和隔绝；人民需要丰衣足食的生活而痛恨原子弹、细菌弹和化学武器。

这种民主协商精神，在会议期间初步显示出它的威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更是一个从来没有动摇的理念。

1952年10月2日，北京沉浸在秋天温暖的阳光当中，这一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体现，更是我国政府实行和平自主的独立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

10月2日，中南海怀仁堂显得庄严而美丽。宏大的厅堂悬有朱红的帷幕，铺着朱红的绒毯。主席台正面悬着巨大的和平鸽画幅，两边分插着出席会议的各国国旗。大厅内的灯光，映射着廊柱上的彩饰，灿烂辉煌。

下午3时，会场已经贵宾满座，会议举行开幕仪式。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已经到达北京的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34人，共378人。

这37个国家是：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日本、朝鲜、寮国、黎巴嫩、马来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叙利亚、泰国、土耳其、美国、苏联、越南。

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职业的各界人民。

亚非国家的26位宗教界代表也出席大会。会前，佛教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热烈拥护。圆瑛法师、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这一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中国佛教徒还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

他们来到北京，有的跋涉万里，有的遇到领取出国护照的困难，有的冒着遭受迫害和失业的危险，但是，他们为了实现亿万人民的深切愿望，共商保卫和平的大计，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出席这次会议，使这次会议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空前规模的盛大集会。

列席会议的有英国大不列颠消防队协会主席、工党党员约翰·伯恩斯，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常设委员会委员柏蒂将军，巴西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彻蒙特、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费比奥、圣保罗大学教授符艾德·萨德，阿尔及利亚的“新阿尔及利亚”杂志总编辑顾奇·默罕默德、阿尔及利亚和平委员会委员本都米·阿玛克。

参加会议的还有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达波赛、蒙塔古，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葛拉西，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代表桑顿，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桑蒂，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布非郁夫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钱三强，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艾切伐里亚。

参加会议的还有特邀来宾：“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者费尔顿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布兰德魏纳、章伯钧、蔡廷锴和梅汝。

应邀参加开幕仪式的有现在北京的各国人民访华团：英中友好协会访问团、冰岛访华代表团、法国青年代表团共20人。

在来宾席上，坐着各国驻华使节和使馆人员，他们是罗马尼亚、蒙古、匈牙利、保加利亚、朝鲜、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缅甸的使馆人员共30余人。

在来宾席上还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等团体的代表，蒙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朝鲜族等各民族的代表，以及科学家、文学家、教授等多人。

下午3时整，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刘宁一和副秘书长印度友人钱德拉及日本友人龟田东伍，在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中步上主席台。

刘宁一向代表们报告筹备经过和出席会议人数的情况。接着，副秘书长钱德拉宣读筹备委员会和各国代表团负责人协商拟定的大会主席团名单，提请大会讨论。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一致举手通过。

在庄严的音乐声和雷动的掌声中，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

这时，一队北京市的少年儿童队员，由队旗前导，穿过会场走上主席台向主席团献花，会场上掌声大起，主席团内许多人兴奋地和孩子们热烈抱吻，并把他们高举起来，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

刘宁一接着提出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大会秘书长一人及副秘书长7人的名单，提请大会讨论。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主席团接着宣布开幕式的执行主席是：中国的宋庆龄、印度的赛福丁·克其鲁、巴基斯坦的米安·伊夫提卡鲁丁、日本的南博和哥斯达黎加的艾杜亚多·莫拉。

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就任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开幕词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宋庆龄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1933年9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1933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到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一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宋庆龄致词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接着，印度代表团团长赛福丁·克其鲁任执行主席，由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彭真致欢迎词。

彭真代表北京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祝贺和平会议的召开。彭真的致词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贺电，全体到会者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接着又宣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世界和平理事会总书记拉斐德，美国著名和平人士罗伯逊，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日本著名和平战士大山郁夫，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的贺电和祝辞。

这些贺电和祝辞都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欢迎。大会在宣读贺电之后暂时休会。

亚太和平会议通过致联合国书

1952年10月2日17时15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继续举行，这次会议由巴基斯坦代表伊夫提卡鲁丁任执行主席。

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著名的非洲和平战士达波赛，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南博，印度代表团团长、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克其鲁，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全巴基斯坦和平委员会主席、真纳人民回教同盟领袖之一沙里夫，巴西列席代表、巴西和平委员会主席、参议院议员彻蒙特，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联络局委员桑顿，澳大利亚代表、牧师梅纳德，英国列席代表、英国工党党员伯恩斯8人相继在会上致词。

他们一致热烈祝贺和平会议的召开，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和平会议对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区域及全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大会最后在执行主席莫拉主持下，一致通过了会议的议题和议事规则，议题包括：

一、总报告，二、日本问题，三、朝鲜问题，四、文化交流，五、经济交流，六、民族独立问题，七、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八、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九、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十、宣言及决议，十一、其他。

至此，开幕式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告休会。

10月13日，会议结束。印度代表团团长赛福丁·克其鲁致闭幕词。

赛福丁·克其鲁说：

主席团各位可尊敬的先生们：

亲爱的朋友们：

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的各位代表们：

我们的工作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11天，同时来估计一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为和平而战斗的人，是头脑清醒的人，尽管我们热情洋溢，但我们不过高估计我们的成就。现在当我们要来对我们在会议期间所深思熟虑而得的成果做估价的时候，让我们继续保持头脑清醒。

回顾一下过去的那几天。想一想那些讨论——往往几乎像是永远没有完的讨论，那些争论——有时可不是很平和的；想一想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在每一个可能的问题上意见的交换和分歧；那些决议、声明、宣言和呼吁书的反复的起草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想一想这一切，然后根据这种情况，再来看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决议上所表现的令人惊叹的意见一致的情形……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据我看来，对于我们的讨论的进行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个因素就是中国代表团与工作人员在他们以巨大的努力帮助我们大家达成协议时所表现的整个的态度。每当国际紧张情势达到了危险程度，必须迫使和平实现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就挺身出来，拿着热的中国名茶，很多中国饼干和水果，自然还有他们曾用以解放自己伟大祖国的丰富的特殊智慧与开阔的眼界，来抢救和平。

我想，我这样的讲法是代表了你们大家的意思的，就是说，假如我们的会议不在这个自由与和平的伟大堡垒——北京城——举行的话；假如它没有以宋庆龄先生、郭沫若先生、彭真市长及我们亲爱的秘书长刘宁一先生为首的我们出色的中国代表团经常亲切关心的话，我们的会议绝不能进行得这样圆满和有效。

现在让我来问问大家是否同意我来对我们的讨论，作这个冷静的判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比我们之中最乐观的想象者所想象的成就还要大很多很多。我要求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的成就：首先，我们已经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有了尽可能的最壮大的和平示威。这个和平示威是在历史上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举行的，并且讨论了对世界的前途无上重要的问题。

克其鲁的讲话引来会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克其鲁提高声调说：

让我们带着这个会议的使命回到我们自己国内，尽可能作最广泛的宣传。让我们争取各国的社会各界领袖与广大的普通人民来支持这个会议的致联合国书。

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带着温暖的回忆，记住充满这个会议的热爱、善意和友谊。让我们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会议的几百位工作人员不辞辛苦的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男女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有效率的、不懈的工作是这个会议的真正的骨干。

让我们永远纪念这个代表半数人类的伟大集会。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万岁。

福丁·克其鲁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这次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等文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

其中，《致联合国书》指出：

纽约成功湖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是为了拯救人类“免于战祸”而建立的。

联合国的宪章规定它的职责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及阻止侵略战争。但是，联合国自成立七年以来，不但违反了宪章的原则，未能履行它的职责，而且在朝鲜的战争正是用联合国本身的名义进行的。这个战争，使朝鲜的和平的乡村和城市，遭到大规模的毁灭，使朝鲜的人民和领土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滥炸与暴行。并且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协定以及一切人道原则，细菌战争正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进行着。

联合国宪章是尊重各民族平等的权利，承认各民族独立的权利和各国主权的不可侵犯性的。但是，联合国一再违反了这一原则，它纵容了对于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容许对于别国内政的干涉，容许很多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主权受到侵犯。联合国对于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许多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主权和平等权利没有加以保障。例如，几年以来，它让残酷的战争在越南、马来亚等国进行，并没有努力来停止这种屠杀。

联合国负有执行和监督国际裁减军备的义务，但它完全没有履行这项义务。相反的，联合国却容许好些国家大量扩张军备和准备战争。重整军备所引起的全部经济负担已经落到许多国家人民的身上，因而降低了某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使另外一些国家人民受到无限的穷困和苦难。

……

联合国宪章遭到破坏，联合国没有能够维持和平，这都不是联合国一切会员国的责任。破坏宪章的主要责任在于以美国政府为首的极少数几个国家的政府。

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人民的深切关怀。因此，有37个国家的404个代表及列席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着本区域16亿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意志，向联合国提出下列建议：

（一）联合国应谴责扶植日本和西德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行为。联合国也应当谴责与日本和西德缔结旨在准备战争的片面和约，并应运用其影响，促使有关各国与日本和德国缔订公平和真正的和约。为了确保和平，联合国应支持日本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支持德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和平的新德国。

（二）联合国应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立即促使朝鲜停战协定实现。美国停战谈判代表片面中止朝鲜停战谈判的无理行动，必须停止；双方全部战俘，必须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实行无条件遣返；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必须撤退；朝鲜人民，必须让其自由地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

（七）联合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恢复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一切阻隔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障碍，包括禁运与封锁在内，应加以撤除。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相信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特号召联合国各会员国家保证并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威信，而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权威机构。

人民坚决要求联合国拯救人类免于战祸。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2年10月12日于北京

《致联合国书》表达了亚洲人民热爱和平的精神。

这次盛会能取得圆满成功，充分显示出亚太区域的人民爱好和平、自由、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

毛泽东、刘少奇重申睦邻友好政策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召开的。

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候补代表86人。

这次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彝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结束讲话。

接着，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

刘少奇说：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

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他们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

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11月10至1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出席会议有中央委员84人，中央候补委员65人，列席147人。

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目前时局的报告》。

刘少奇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

在这两次会议中，中央领导三番五次重申中国独立自主、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共中央一贯坚持并付诸实践的政策。

睦邻友好政策符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良方。

早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该协定的前言，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恩来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提出：

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

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紧接着，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

在会谈时，周恩来对吴努说：“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以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并指出：“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们愿意按照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声明还说：

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国同周边20多个国家相邻或相近，周边的环境直接影响到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新中国领导十分重视同周边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努力争取周边国家的认同和接受。

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睦邻友好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这项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局势和国家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