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债务危机

7月中旬的某个周六，上午8点30分，律师扬·施利希特曼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只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梦到一位年轻女士。这位女士在波士顿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部工作，她有一双深褐色的眼眸，肌肤白净，还有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每逢工作日，这位女士都与施利希特曼面对面坐在法庭里，两人相距不到十英尺（1英尺＝0.3048米，下同），但是，施利希特曼没有直接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话。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他曾听她说过一次话，但是现在他再也想不起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的时候，两人都小心翼翼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神里不带任何情感，然后尽快把目光移到别处，尽量不冒犯对方。

这位女士是名陪审员。施利希特曼希望她能喜欢和信任自己，他很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在梦里，他们一起站在满是树枝、树根和藤蔓的树林里，她身后站着几个人。施利希特曼认得他们，他们是其他几名陪审员。这位女士要决定走哪条林间小路，而施利希特曼想给她指路。他恳求她，而她还是犹豫不决。这个有着明显意义却又悬而未决的梦在电话铃响起的那一刻结束了，施利希特曼醒了过来，觉得自己被一种恐惧感包围着。

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他是南岸港湾银行的职员。施利希特曼拖欠这家银行的汽车按揭贷款已经好几个月了，除非他支付到期的9203美元，否则银行将收回他那辆黑色保时捷928跑车。

施利希特曼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月的银行贷款有没有还，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很可能没有还。他叫那位银行职员跟一个叫詹姆斯·戈登的人谈。“我的财务归他管。”施利希特曼说道，随后把戈登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银行职员，并结束了通话。

施利希特曼继续在床上躺着。2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一次，对方说他是萨福克郡治安官。治安官说他是用查尔斯大街的公用电话打过来的，这条街与施利希特曼的住所仅隔了两个街区，他要过来收回保时捷跑车。“请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说。

施利希特曼让治安官等他十分钟，然后，他打电话给戈登，但是一直没有打通。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这时电话又响了。“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问道。施利希特曼说：“我会的。”

这位治安官体格魁梧，身上穿着深蓝色夹克，正等候在施利希特曼家的大门前。这是1986年夏季的一个清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施利希特曼可以看到查尔斯河碧波粼粼，几艘挂着白帆的小船迎着早晨的微风轻快前行。治安官把收回车辆的一些证明文件递给他，施利希特曼随意翻了翻文件，然后告诉治安官，车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一个车库里，他要去把车开过来。他让治安官在门口台阶上等着，然后走上平克尼大街，沿着灯塔山主干道查尔斯大街铺了砖的人行道走去。他路过几家小餐厅，咖啡和刚出炉的点心的香气从餐厅门口飘出来，他身旁有几名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散步的年轻母亲，还路遇几名朝查尔斯河河滨绿化带跑去的慢跑者。他觉得，他的未来甚至于他的人生，似乎已经危在旦夕，而周围的一切仍然平静如常。

停在车库里的保时捷由于城市污染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氧化层。这辆车买回来差不多两年了，然而施利希特曼开了不到五千英里（1英里＝1.609千米，下同）。去年整个冬季，它都闲置在车库里；今年春天，施利希特曼的女朋友曾想开一下这辆车，却发现电池已经没电了。她找人充好电，开出去了一会儿，可是詹姆斯·戈登马上告诉她，车子的保险已经过期，她不能再把车开出去了。

施利希特曼将车开回平克尼大街，把车钥匙交给治安官。治安官拿出一把螺丝刀，开始拆卸车子的牌照。施利希特曼站在人行道上，双臂合抱地看着他。治安官抖开一个绿色的塑料垃圾袋，把仪表盘上的录音带和文件放进袋里。在保时捷狭窄的后座上，他发现了一些法律书籍和几份关于一项民事诉讼的书面证词笔录，上面标着“安妮·安德森等人控告W.R.格雷斯公司等”。治安官把它们也扔到了袋子里。他有条不紊、一言不发地工作着，因为他早就知道，在他出现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表现得太热情。但是，这些证词笔录让他感到好奇，他问施利希特曼：“你是律师？”

施利希特曼点点头。

“你参与了那个案子？”

施利希特曼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补充说，陪审团对该案仍无定论，但他敢肯定陪审团会在下周一作出裁决。

治安官说他曾在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上看到过那位名叫安妮·安德森的女人。他把垃圾袋递给施利希特曼，并要求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字。然后他费力地挤进驾驶座，启动了汽车。“这车不错。”他说，抬头看了一眼施利希特曼，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案子肯定很棘手。”听到这话，施利希特曼笑了起来。治安官也笑了，他说：“好吧，祝你好运。”

施利希特曼站在路边，看着治安官将保时捷开上布里默大街，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心想：“真是来得容易去得快。”两天后，也就是周一早上，施利希特曼穿上了他最喜欢的西装（在纽约手工定做的迪米特里牌西装）、最好的巴利牌皮鞋，还有一条他觉得会给他带来好运的紫红色爱马仕领带。通常他会坐出租车去波士顿市中心的联邦法院，可是这天早上他身上没钱，只能走路去。在路过波士顿议院时，一名男子向他走来。这名男子穿着脏兮兮的外套，把个人物品装在一个绿色塑料垃圾袋里。他向施利希特曼讨钱，施利希特曼说自己身上没钱。

施利希特曼继续走着，他突然觉得，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化无常。严格来讲，他自己也快无家可归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因无法支付公寓的物业管理费已经被公寓联合会起诉了。他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笔按揭贷款也已经逾期欠款。在历时78天的审理期结束后，陪审团开始商议审判结果，这时的施利希特曼早已身无分文。“你们快要喝西北风了。”詹姆斯·戈登曾对施利希特曼和他的几名合伙人说。SCC律师事务所（Schlichtman，Conway & Crowley）每周的进账少得可怜，而且这些钱都来自很久以前就结案的诉讼费用，最多不超过每周1500美元，而公司每周要支付给秘书和律师助理的薪水就高达4000美元。美国运通公司已经起诉了SCC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机构连续四个多月没有偿还2.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另一家名为“海勒金融”的借贷公司威胁说要在8月1日之前收回这家律师事务所的电脑。据戈登估计，如果施利希特曼败诉的话，他会深陷债务危机之中，所有债务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还清。

不过，钱还不是施利希特曼最担心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奢侈品味的人，却不太在乎钱，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更害怕为了这桩案子搭上自己的名声。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因为错误的立场而败诉，他将失去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所有自信、抱负和才华都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消失殆尽。他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他坐在公园的板凳上，身边放着他的绿色塑料垃圾袋，而那套手工定做的西装就被塞在垃圾袋里。

7点45分，身上微微冒汗的施利希特曼来到了法院的走廊，他开始耐心地等待。对他来说，这条走廊再熟悉不过了。平常，他会站在一张厚重的木板凳旁边，那张板凳有点像教堂里的长椅，它正对着法官沃尔特·J.斯金纳那扇紧闭的办公室大门。走廊的尽头有台公用电话，电话旁边是一扇厚重的旋转门，从那扇门进去就是斯金纳法官的审判庭。施利希特曼在那里打过几百个小时的官司，而现在，他根本不想进去，他宁愿待在走廊里。走廊的另一头足足有一个街区那么远，从这一头到另一头要经过一排电梯和十几扇紧闭的大门，这些大门分别通向陪审团室、会议室和办公室。走廊里没有窗户，早上8点施利希特曼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跟他在下午4点离开时没什么两样。走廊里的照明设施都是嵌入天花板的老旧荧光灯，发着微弱的灯光，犹如阴天时的黄昏。走廊弥漫着一股地板漆、消毒剂和香烟味混杂在一起的陈腐气味。

大约8点钟，陪审员陆续来到法院，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要走到走廊那头，顺着狭长的楼梯进入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对案件进行审议。施利希特曼从未见过那个房间的样子。有些早上，两三名陪审员会一起到法庭。出电梯的时候，他们会边走边讨论案情，当看到施利希特曼时，谈话就会戛然而止。他们脸上或者露出紧绷的、浅浅的、不自然的微笑，或者朝他匆匆地点头示意。在陪审员经过身边时，施利希特曼刻意地盯着地板，但他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他们的每个步伐，他研究着他们的举止和衣着打扮，尝试着揣摩他们此刻的心思。

陪审员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很快，走廊里又只剩施利希特曼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