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悲喜交加带来的思考

我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最初走上文学道路，与我总能陷入悲喜交加这样一种情境有关。很小的时候，本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盼着过年，可当年真的到来，又会因年的总要过去而感到恐惧；少年时本是盼着长大，可当长大的事实一旦降临，又会因为从此没了童年而郁郁寡欢。因为不断地有着盼望，不断地有着实现，悲喜交加便成了我日常光顾最多的情绪。从不会投入地快乐，从不会快乐得忘我，大喜之时，总能触摸大悲的存在。应该承认，最初的写作，跟悲喜交加这种情绪对我的困扰有着深刻的关系，在那一日日总要受到抑制的情感的波动中，在那融之不化、挥之不去的黯然伤神中，悲喜交加的情景仿佛一幕永不褪色的风景，在我的生活里覆盖了一切。将这种对生活的体会转换成文字，将这种困扰用文字来缓解、稀释，是我开始写作时在劫难逃的选择。一个妙龄少女在结婚之日的忧伤，一个不惑老人因为一次难得的旅行而永远背上心灵的十字架，一个乡村女子因为外界的吸引最终将完整的生活打碎，一个纯朴的乡下孩子考上大学走入文化人的行列，便告别了纯朴，永远戴着一副面具……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外部世界的不断打开，我发现，悲喜交加其实并不是我个人生活的困境，它是我身边每一个人的，是人这个群体共同的困境，它是人类命运的一条法则。我之所以悲喜交加，之所以在大喜的时候总能触摸大悲的存在，是因为悲和喜相挨太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悲和喜在一个体积里，几乎就是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悲和喜在一个长度里，几乎就是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盛开的后边是凋零，高峰过后是低谷。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与之擦肩的这个人群，无不在这正面与反面里颠来倒去，无不在这长河中跋涉与挣扎。然而，尽管如此，有一个现象我们总是无法抗拒，那便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屡经枯荣从不衰败，与我们擦肩的这个人群，屡经失败从不气馁，凋零的后边是盛开，低谷过后是高峰。于是我发现，我性格中的悲喜交加，其实是喜悲交加，总是从乐观中看到悲观；而人类世界在斗争与发展的进程中却是真正的悲喜交加，总是在悲剧中一次次站立。

当我不断地因悲喜交加而写作，或因写作而更易悲喜交加，我不无惊喜地看到，悲喜交加是我身外这个世界所有生命的永恒遭遇，它在客观上带有规律的意味，它在主观上又带有发展的迹象，它在一次次交替中从不缺席。而人，迎接它、战胜它，积累了无数的经验和智慧，每一次的交替都不是原路返回。

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人在悲喜交加的命运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惑，是我从前、现在、以后乃至于永远的追求。在我一次次试图讲述身外世界悲喜交加的故事的时候，在我一次次试图更深层次挖掘人性深度的努力中，我还看到，我的创作状态与生命中悲喜交加的现象极其相似，每一次发现后边都隐匿着一次迷途，每一次爬上坦途都永别着一些风景。创作的快乐，想象的快乐，仿佛暗夜中的灯火，它一直就在前边引我前行，灭掉了再度点起……

1997年12月

令人忧伤的情境——《还乡》创作谈

一日下午，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心情不好，要我过去说说话。一个人心情不好，就是内心世界发生暴乱，暴乱分子可能是外部世界的一个眼神、一条信息，也可能是一缕阳光和空气。我不知道我一向以刚强自诩的朋友为何心情不好，当我来到她的家中，她正一个人在沙发上愣神。她见我并没马上向我供出暴乱分子，只把一盘瓜子推给我，让我和她一起磨牙。我们无声地磨着，在一种寂寂的气氛里。我们用牙齿和瓜子轻轻嗑动的声音凸现着寂寂的气氛。许久，她说，其实没什么，真是没什么，是我对自己不满意，我不满意自己……

事情原来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帮助她的同学搞了一个广告创意，一次性创收五十多万。她的同学，一再向她表示给她创意费，第一次表示，她恼怒，说同学之间不要搞得那么俗气。第二次表示，她依然恼怒，说最初帮忙，她根本没有想到赚钱。第三次表示，她想了一会儿，她想已经坚持恼怒，不能把自己的坚守半途而废，于是再次恼怒。可是昨天，当她听到另外一位朋友告诉她，她的同学因为怕她说自己俗气，出资带几位曾经帮过自己的人到东南亚旅行，没有告诉她时，她的心竟再也不能平静，她说我不知道我会这样，不知道……

我说，如果她最初什么不问，把该给你的如实给你，你是不是即使反对，也不可能退回？她说是。我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我，我身边许多的文人，都经历过如她一样的尴尬，只是不愿说出来。欲望与信念总是错位，总想在欲望面前有所操守，又总因为这种操守把自己搞得支离破碎。总以为自己是不俗的一个，又总是因最俗的念头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

记得那个下午后来的时光，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充满寂寂又充满忧伤。这种情境让我们无比忧伤。我们静静地嗑一会儿瓜子，而后站在窗口向外凝望……就是这个下午，叔叔的故事在我面前呈现了它的全貌，它发生时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它在这个下午的呈现，便成了目前这个样子。

1998年8月21日

在迷失中诞生——《歇马山庄》创作谈

《歇马山庄》的创作，跟我个人生活的困惑和迷茫有关，当时我刚刚从我的家乡庄河迁居大连，应该说，多年来，对于城市，我是怀有无限向往的，可是，当我真正进城，当我真正走进喧嚣、躁动、被世俗欲望搅扰得混乱无序的城市世界，我体会了一棵稻苗悬在半空的无依无靠，体会了融入茫茫人海找不到自我的恐惧。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恐惧，完全是一种找不到家的感觉，被淹没的感觉。我常常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将思维探到心灵深处，以对心灵的感知来体会自我的存在，以体会自我的存在来支撑必须过下去的日子。对于那段日子，我会在将来的作品中写到它。我是说，长篇的写作，其实是为无依无靠的灵魂找寻一个强大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展示的是现实生活，可是这种展示的动力却来自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我的童年、少年都在乡下度过，日子、岁月在土地上运行的情境、形态、神韵在我的心里边留下了抹不灭的印象。它们一直像大树的根须一样盘扎在我的心灵深处，它们与时令、节气、风霜雨雪交织，它们与空落、寂寞、苍凉肃穆叠印，它们将乡村烈烈的日光和形形色色的人凸现在我的视觉里，它们随着我与乡村的走远，一点点变成我心灵的家园。如果说，我的自我只有在深夜里能够显现，那便是童年里无限阔大、宁静的田野和土地，是雨雾纷纷的春天和阳光灿烂的秋天，是永远为食物所劳累却永远也不绝望的乡里乡亲。我迷失了我在城里的家园，我回到了我童年的家园，我回到了我的内心，我在内心里开始了恣肆飞扬的怀想和想象。我想象我童年的乡村、日子、人的模样：乡村是永不改悔的寂静，日子是不折不扣的漫长，人是有板有眼的忙碌……就是这时，我萌生了写一部反映当代乡村、日子、人的小说的念头。

当代的乡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为长篇做着准备的时候，我回了几次乡下，我极尽我的细致来体察什么才是当代乡村的本质。改革开放二十年，青年人心中早已没有土地，土地变成一种手段，有时可能连手段都不是，而老年人，无论他们的生活受到怎样的搅扰，土地都是他们永远的宿命和归宿；改革开放二十年，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弱化，青年们已经从最初挣脱愚昧落后的痛苦中走出，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人格的独立；改革开放二十年，乡村的外表却永远是寂寞的、宁静的，因为土地的广袤、乡野的辽阔，寂寞和宁静是乡村的永恒。然而乡村人的内心却是热闹的、活泛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惊悸不安中常常自己跟自己对话，跟流动的时光轮转的日子对话。

现实的乡村与我童年的乡村在一种力的推动下融到了我的生命中，融进了我的写作着的生命中，写作的过程几乎可说是一个燃烧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烧着了，点燃了，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一点点走到我的笔下。他们一经走到笔下，便牵动了我，让我为之疯狂，他们好像一直等待在我笔的前方，他们经历着苦难——这人生永远的现实，他们在挣脱苦难的追求中，人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张扬，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他们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矛盾重重。他们让我焕发了种种生命感觉，他们一方面以地域文化特殊的情态不可抗拒地进入我的审美视觉，一方面又以瞬息万变的姿态无遮无拦地浸泡我裹挟我，让我沉到了感觉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语言被感觉击成一串串泡沫和碎片，捕捉这些泡沫和碎片让我快乐以极。不知道是在语言中感到了畅游的舒畅，还是跟我笔下的乡村人物有了切肤的沟通，还是这种沉入生命底部的写作让我真正找到了看到了一时迷失的自我，写到二十四万字的时候，我有一种站起来的感觉。

写完这部长篇之后，我写过一篇体会文章，题为《结构转机》，我对结构生命瞬间的波动、瞬间的转机情有独钟，瞬间就是历史，瞬间才是永恒。一个决策者的瞬间心理波动可以使时代发生突变，而时代的突变又会导致底层人的心理波动，要写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人，凸现他们生命瞬间的转机、瞬间的心路历程相当重要。当然，造成一个人生命的转机除了社会、家庭出身的因素，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冥冥之中”。我对那个隐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冥冥之中有着极端的敬畏，我对隐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神秘的东西有着极端的敬畏。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在写《歇马山庄》的时候，我都感到人生是无限神秘的。在我们身边匆匆走动着的生命中，神秘无所不在，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在一个神秘的时刻悄悄酿成，或者说都在一个悄悄的时刻神秘地酿成，你奔着的本是一条康庄大道，你小心翼翼，不时驻足张望，偏偏最终你又走到泥泞小径，偏离大道走入小径绝非你迷失了方向，而完全因为一场疾雨或一阵流风；你要去的本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海湾，你满怀信心勇往直前，偏偏最终你走到了一片荒僻的丛林之中。目标一直就在前边，你分明看到了海水的碧蓝，你的眼睛分明已被波光灼疼，你最终却站在了荒野之上，满目怆然。你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你确确实实就已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你觉得这不该是你的命运，恰恰，这就是你的命运——每一个生命都在这种冥冥的错位中展示着生机，每一个生命都在这悄悄酿就的偶然的转机中得以延续、延伸、永恒。

我一直认为故事的魅力在于转机，但转机不是故事的原因和结果，而是那个变幻莫测、神秘曲折的过程。对于《歇马山庄》，创作的所有艰辛和劳苦，喜悦和快乐，都在这不遗余力的对于曲折过程的展示中，都在这不遗余力的对于瞬间转机的展示中。我无力结构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我却可以倾尽生命来结构我所状述的生命和命运；我无力结构自己的转机，我却要倾尽所有人生经验来推动、结构我笔下那些生命的转机。我所结构的生命是神秘的，我必须依附于生命的本来面目来结构转机，而创作着的我又是一个生命，我结构着的生命很可能因为生命对我的结构而有了完全陌生的全新的结构，就是这样。

2000年3月17日

情感地理——《街与道的宗教》后记

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意外的作品，在我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它来到了我的创作中。记得那是冬日里的一个下午，我刚完成一部中篇小说，要躺下休息时，朋友打来电话，说来了一位陕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要搞一套作家地理丛书，想约见几个朋友。我对这样的丛书没有兴趣。应该说，我除了对自己下一部想写的作品感兴趣外，对所有的策划和约稿都没有兴趣。写作这么些年，我从来不适合约稿，一有约稿便不会写了。然而，因为朋友要出差，没有时间去接待出版社的人，便恳求我去见一下。

约见的人是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姚洪文先生，见面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并不是很成熟，所谓作家地理，只是一个意向，是指与作家创作生命和情感历程相关的地理，也就是说，要作家去写一个地方，一个影响了作家一生的地方。我在懵懂中一点点探问，我说是不是指作家的情感地理？他说对，就是情感地理。这句话是怎样点燃了我的创作灵感啊！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兴奋得一夜没睡。他走后不到一周，我就开始动笔了。

写作时我才知道，我这没有准备的创作，其实已经准备了近四十年，其实是从一懂事那一天开始，就在做着这样的准备，也就是说，这部书在我的生命中已经等待了很久，它早就等在了我的前边，它其实早已经拱出了地面，只是上边落满了零乱的草叶和尘埃，就像一株从丛林深处钻出的小草，需要有人为它拂走身上的面纱。姚洪文是拂去这面纱的人，当然，即使没有他，它也迟早会得见天日。我是说，它的破土而出，实在让我喜出望外，它似乎刚刚露头，就让我看清了丰润的叶片、纤细的脉络，就让我看清了它的全貌。

这是一次最最宁静的写作，人沉在了时光隧道里，不知道现实时光的流动；这也是一次最最激动人心的写作，心灵匍匐在了睡梦中都在想念的故乡的一草一木上，痛苦与欢乐皆闻风而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知哭过多少次，笑过多少次……我回到了孩提时代，可是又躲不过成年的沧桑，而恰恰因为有了成年的沧桑，才使童年的苦与乐都变成了创作中的乐。如果不是中间隔着一个会，我相信那段美好的创作时光会很长，会因为长而格外地美好。那确实是世间真正美好的时光，已经四十岁的人了，还孩子一样在故乡的屯街上一趟趟疯跑，风在艳丽的日光下鼓胀胀地撞进怀中，恍如一个又一个气球。遗憾的是，写到五万字时，全国第七次作代会召开，我到北京开了五天会，再回来，用接近一周的时间将会议的信息从心里清出，那样美好的日子便断成了两截，那样美好的日子便不那么完整了，这真的让我有些遗憾。其实，这样的遗憾并不足惜，真正可惜的是，它影响了我的作品，使作品后半部分的气韵不那么充足了。

对我而言，这部书由谁出，出不出，在我写完之后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写出了它，我写出了令我欣喜无比的文字。重要的是，我在我的乡村重新成长了一次。我和我的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大爷以及哥哥、嫂子们，在故乡的屯街上重新生活了一次。有这，就足矣。因为无论怎样，我都再也回不到童年了，回不到了！

2002年1月31日

我的日常——《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创作谈

曾写过一篇叫作《民工》的小说，在那篇小说里，我讲述了一对父子回家奔丧的故事，那个故事的结尾很悲惨，在奔丧的过程中一直饥饿着的父与子，忙碌完之后，因为饱餐了一顿，恢复了悲痛的能力，看到眼前空落落的现实，躺在炕上大哭了一场。那一次讲述耗掉了我很多心血，从那里走出，本以为我会轻松起来，可是作品发表后，一段时间以来，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一直不安，一直觉得我做了一件极不道德的事，仿佛我是一个歹徒，是我将这两个人劫持并一点点推到悬崖，逼到了绝路；我把他们丢到悲惨的境地，又撒手不管，扬长而去了。关键是，在奔丧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多么悲惨，他们毕竟一直在忙碌着，一直被参加葬礼的人们簇拥着，在簇拥着的忙碌中，日子怎么说也是不难对付的，可一旦静下来，生活回到日常情态，回到天高地远，回到漫长和孤寂，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该是什么样子？

就这么折腾几天，我做出一个决定，我决定再回到他们心中，回到他们的生活中，管一管他们的心灵和生活，为他们的心灵和生活负负责任。我所说的负责，自然并不是救救他们，我救不了他们，事实上在人的精神苦难面前，谁也救不了谁，能救的，只有自己。我是说，为了对得起我的人物，我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正身处灾难的民工的日常中去，只有努力过滤掉事件，放慢镜头，记下他们精神濒临绝境时的自救过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日常，是生活最本质的状态，也是人最难对付的状态。事件总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人在事件中，又往往因为忙碌，因为紧张，体会不到真正的挣扎。事实上，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里，在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光里。然而，就像日常是难以对付的一样，在作品里表现日常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好，我只是在努力着。

2002年9月18日

野地的呼唤——《歇马七日》创作谈

一转眼，秋天又到了，喜欢秋天，是我多年以来的事。每到秋天，只要秋风刮起，日光从窗前离开，天变得高远而透明，我的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在城里，在楼群密集的小区里居住，其实即使秋风刮起，也是听不到呼啦啦的声响的，但是我能听到。我听到的是苞米叶子在秋风中呼啦啦的响动声，我甚至能看到苞米叶子在风中飘舞闪光的模样。那是童年乡村的苞米叶子，它在我的秋天里一直响到了今天，飘到了今天。因为童年的经验，我一直保留着这份难以说清的秋天的快乐。然而，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当我因童年的经验一直享受着这份快乐，当我在享受中无数次地回到乡村，我发现，我的每一次返回都有所不同，也就是说，随着时光的推移，阅历的增长，随着外部世界在生活中的渐渐打开，乡村的世界也在一点点变样，乡村的世界因为目光的改变而在不断改变。

其实，经验一旦属于某一个人，就变成了死的东西，要紧的是对这死的东西需要一次次访问，要紧的是要在这一次次对已成定局的经验的访问中获得新的发现。其实，所谓创作，就是对经验世界的发现和再发现，就是在已成定局的经验中寻找新的困惑和冲突。困惑和冲突，是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现象，对我而言，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死的经验中寻找活的常变常新的困惑和冲突，从而使经验变成精灵，在眼下和未来的创作中飞翔，在童年赋予我的歇马山庄里飞翔。

秋风刮起，怀着欢愉的心情，我看到了又一个歇马山庄，看到了歇马山庄又一个人群。

2007年9月3日

阅读即是另一种探险

对我来说，创作和阅读，就像两个吊桶打水，一个上来了，一个自然就下去了。我在写作时，不能读书，我在读书时，也不能写作。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交稿之后，我一直在阅读。我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只有初中文化的写作者，对我而言，书不仅仅是食物，还是灯塔，它除了养育我让我成长，还进一步更进一步地照亮我的人生经验，焕发我的艺术想象，开启我对生活的思索。读书是一种享受，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让我享受。我的阅读相当“兴趣”化，感兴趣的，三遍五遍，不感兴趣的，刚刚闻到丁点气味就丢开放弃。而我的兴趣又有些狭窄，凡是有历史气息的，有时尚气息的，有理性气息的，均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身体里好像有一道隐形屏障，一遇到它们感受就被强行遮蔽。我喜欢心灵的历史，愿意在心灵的隧道里钻探；我喜欢朴素的渗透，希望不设防地被和平演变；我喜欢感性的表达，乐于在混沌不清中触摸理性的线索。由此我非常苦恼，因为如此下去，我永远成不了博学之人、饱识之士，永远当不了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一程程往前走着的创作生活中，我曾那么渴望自己成为学者型作家，为此，对身体里自然形成的对某种阅读的遮蔽非常自卑。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铸就了它们，助长了它们，只知道二十年前强迫自己啃石头一样啃司马迁的《史记》时头疼不已，十几年前啃托马斯·曼的《魔山》时读两三页就不得不放下，五六年前啃霍金的《时间简史》时，不到两小时耐心全无。我发现，强迫阅读，书本里的东西不但变不成食物，发不出光亮，反而让我慌乱不已，心情很坏。可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很绝望，由此不得不放弃对自己的强迫，进入随意状态，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然而，一些年过去，我发现，我的阅读兴趣在发生变化，这并不是说我可以兴致盎然地读《史记》原著，我其实至今也没读下去，而是说像有些书，比如《魔山》《时间简史》，比如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些理性很强的坚硬的书，我居然不再觉得坚硬，我的在混沌不清中的触摸似乎有了不易察觉的方向感。也是这时，我知道阅读其实就是一寸又一寸地对自己生命经验的发现和开掘，对身体里那个所谓屏障的侵略和氧化。比如最近，读美国作家R．费德曼《致相关者》的时候，读法国萨米耶·德梅斯特《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的时候，读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的时候，不但不头痛，反而激动不已。之所以谈到这几本书，是说它们都是在过去的我看来理性色彩强、比较难读的书。我不知道曾经的强迫阅读是否有效，我只知道长期的兴趣阅读，其实正是无须强迫自己就能走进兴趣之外世界的钥匙，或者说是兴趣在开拓兴趣，是阅读在开拓阅读。

2003年5月17日

点燃一星前行的篝火

多年以前，我在大连的《海燕》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静坐喜床》，那是我的一篇日记。在我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回乡的那些年里，因为忍受不了劳累，忍受不了理想的突然破灭，日记常常是我抒发心情的最好去处。在那篇日记里，我写了一个乡村女子在结婚这一天里的心情。我因为恐惧劳动，愿意像新嫁娘那样坐在喜床上浮想联翩而想象了新娘子的心情，也就是说，看上去我写的是别人的心情，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情。

很显然，在最初的日子里，抒发心情是我写作的唯一动机，那心情在漫长的日子间挥之不去，不断地盘旋，缠绕，延伸，密密麻麻，丝团一样塞在心里，让我郁闷，让我压抑，于是，不自觉就开始了化解心情的抽丝之旅，我因为化解心情而引发的小说在一篇篇相加。然而，小说在数量上的相加，并没有使我那缠绕的心情更加缠绕，而且恰恰相反，一些年来，当我一点点熟悉了小说这种抒情的工具，并能相对熟练地运用它，我的心情确实一点点疏朗了，似乎那密密麻麻的丝团真的被我一点点抽走了，现出了空隙。可是这时我才发现，这疏朗了的空隙却不是拨散了乌云的天空，而是抽漏了底的海洋。这并不是说正因为抽空了自己，才能更多更宽广地发现别人，不是。我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创作年龄的增长，我发现那心情的丝团被一缕缕抽出后，现出的是可怕的深渊一样的孤独，它好像藏于深井下面的井水，被一些丝丝缕缕的心情一样的浮藻覆盖着，那丝丝缕缕的心情，只是它的面貌，而它的内部是孤独，或者说，那最初的心情，正是从这深处的孤独里长出来的，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应该承认，一些年来，因为写作，我越来越多地触摸到内心深处的孤独，在白日喧嚣而沸腾的日光下——我是那么容易感受日光，在夜晚寂静而深远的漆黑里——我是那么容易体会漆黑。或许正因为对白与黑太敏感，太善于感受和体会白与黑了，孤独感便纷至沓来，潮水似的，一浪又一浪，于是，毫不犹豫就拾起笔来，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写作，依然是为了心情，只是这心情有了复杂的模样，比如分明感受到的是喧嚣，写出来的却是宁静，分明体会到的是黑暗造成的隔阂，写出来的却是彼此的映照和温暖。当然，有的时候，不愿相信喧嚣和隔阂，非要把它们打开看一看，看到喧嚣和隔阂竟然如此坚定，心情便不光是复杂，而有一些迷惑，似乎一定要借助一星篝火，自己燃起的篝火。

我想，我写作，只不过是自己为自己点燃一星前行的篝火。

2004年11月12日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1982年，我在小镇制镜厂工作的时候，因为跟在小镇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恋爱，常常获得一些赠书，《沈从文散文选》就是他赠送的。依他当时的状况，不可能知道沈从文的伟大，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居然送了我一本沈从文的书，并且还是从县图书馆里淘来的。县图书馆发了大水，一批书遭淹，这批被淹的书就被淘了出来。书一页一页都粘在了一起，黄得如同土色，如不轻轻翻动，就会变成碎片。翻开第一章“我所生长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一个人，他生长的地方也会写到书本里？也会值得写？再细细读下去，“我的家庭”“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一本小书向我打开，一瞬间，如同打开一片土地，因为它被水淹过，泛了黄，有着土地的颜色，更因为那里边的每一个字都透着土地的气味，那分明是一片湘西的土地，属“边疆僻地小城”，可是当我一页页打开，如同一页页翻过我过去的日子，我身后那片辽南的土地。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告诉我，你生长的地方是可以跳出来回头看的，是可以写到书本里的；从没有人告诉我，你的童年，你童年见证的人与事、苦与乐，是有意义的，是可以与别人交流并产生共鸣的。应该说，是从这一天起，我有了心灵里的乡土，而不单单是现实的乡土。它们与我休戚与共，我却与它们貌合神离，因为当我学会回头的时候，我发现我那样地爱着它们、理解着它们，又是那样地恨着它们、可怜着它们，我那样地依恋着它们，内心又是那样地想远离它们……

我想，在我二十二岁那年，在我遇到沈从文的时候，我的阅读才真正开始，书对我的意义才真正产生。然而，随着眼界的不断打开，随着我从乡村的一程程走出，这样的阅读，这样如同打开一片辽南土地的阅读，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发生。在读萧红《呼兰河传》的时候，我满眼皆是辽阔土地的苍茫与寂然。在读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时候，我知道心灵的浩瀚如同江河的浩瀚，波涛能在转瞬之间倾成高山、跌成深渊。还有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英国作家哈代、劳伦斯，美国哲学家罗洛·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中国作家史铁生、韩少功，意大利作家斯戈隆，等等。我在不同的年龄里遇到他们，他们向我打开了不同的世界，那世界也许与乡村有关，与文学艺术有关，但更多的时候，是与你的心灵有关，与你不断需求和成长的精神有关。

读书，确实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的精神是需要不断发育成长的。如果说人的身体有着高度，那么精神也同样有着高度，人身体的高度，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成形，而精神的高度，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完结。人的精神高度，是说一个人的品格、境界、艺术追求，而这一切，与身高毫无关系，只取决于精神。换句话说，身体的高度，更多地来自遗传，是先天的，而精神的高度则更多来自修炼，是后天的。修炼，阅读是必不可缺的一课，原因很简单，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说人的生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一部分是精神，肉体靠吸收食物里的养分，那么精神，更大一部分，则是在阅读里吸取营养。当然，这里不排除阅读现实的人生，可是你如果没有知识的启迪和指引，没有艺术的焕发和抚慰，你不但无法看到现实人生折射的思想光芒，感受不到坚硬生活掩藏的柔软品质，现实反而会使你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因为只有审美的姿态，才能使你站到现实的人生之外，就像我二十二岁那年的那段日子。

关键在于，一个人的肉体，可能在三十岁之后就会一点点走向衰落，只有精神之树可以常青。关键在于，当你的身体走向衰落，只有不衰的阅读会使你不断得到滋养，让你觉得即使在枯萎中也会感受到晨露和朝霞，也会感到世界在向你打开，你的生命力、创造力正生机勃发。如果是这样，它们在你精神的血管里流淌，营养的就不单单是精神，它营养的既是精神，又是肉体。

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

2004年5月28日

女人的家——《燕子东南飞》创作谈

这篇小说的诞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2005年我丈夫拍了一个反映乡村老人如何在三个儿子家轮养的纪录片，那个老人每轮到一个儿子家，都说她要回家。老人生了一帮儿女，最终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让人看了特别心酸。可后来才知道，她说的回家，是要回娘家。在纪录片里，我丈夫确实安排了一次儿女们送老人回娘家的仪式，她回家后不认识家也不认识家里的任何人。女人的家究竟在哪里？这片子看了让人难过，让人思考。但作为小说，我觉得这些元素远远不够。那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一定写一部一个女人一辈子都想回娘家、一辈子也回不去的小说，必须是回不去，回去了就没意思了。可什么阻力才能使她回不去呢？什么阻力才能使她的回不去有着更深广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呢？

人物故事是一点点丰满起来的。一颗种子埋在心里，生根发芽是需要用心等待的，我用了哪些心才等来了那些须芽，如今已经忘记了，没忘的是，人物故事丰满后，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载体，如果把老人的一生都浓缩在回娘家的路上，一定是非常沉闷的。2007年某一日，我去开发区做衣服，坐上轻轨那一刻，突然有了灵感，我能去开发区这么远的地方做衣服，为什么不能在小说里安排“我”去一次歇马山庄呢？我去了歇马山庄，发现这个老人，一点点发掘她的秘密，为什么不能安排一次回家之旅，让我亲历她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呢？……让“我”出现在小说里，用“我”来穿针引线，一下子就获得了新的结构和语言。这部小说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矿藏埋在地下，从什么地方开采，用什么方式开采都有定数，写作者最需要做的，就是用心守候。

2006年8月7日

马车上路——《吉宽的马车》创作谈

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挑战，这一次挑战似乎更大。小说的灵感来自回老家时母亲的一句话，她说我表哥家的小美在城里的饭店端盘子时被一个小老板看中，小老板让她回家等着，两个月后他来娶亲。青春是等不住的，小美回家办嫁妆会不会爱上别人？她要是爱上别人，还能嫁小老板吗？她要是嫁小老板，那后边还将有怎样的故事呢？将这个念头养在心里，就像养一条鱼。原本是要写一个短篇，可是一天天养着它，看着它，居然发现一个短篇根本装不下。我养着它，并不是给了它多么现实的食物，而是那段时间不期然走进虚无的世界，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为此，我去了辽南并不是我老家的乡村，希望抓住某些现实的东西，希望重温经验中的人间烟火。就是这次，我识别了一个乡村懒汉。所谓识别，是说他躲在一些女人后面，根本没跟我搭话。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想想看，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不外出打工，成天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游逛在乡野上，要不是心里装着另一番天地，怎么能在寂寞的乡村待下？可以说，是虚无让我看到别样的人生——那种拒绝奋斗、拒绝改变的人生。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奋斗、要改变！我自始至终都没跟他说话，但我的内心已经被奔涌而来的想象填满。一个懒汉看到的世界，一定比一个奋斗者看到的世界更丰富更纯粹，因为只有不动，才会更深刻地感受天、地、自然，感受风、雨、万物。如果他在不动中还有稍微的动，如果让他赶一辆马车在乡道上转绕——马车常常是我熟悉的乡村懒汉栖身的地方，如果他因为拥有一辆马车而经常和上街赶集的女人们在一起，那么他简直就拥有了在虚无的我看来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了。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想象，我的虚无如遇到一场大风似的，荡然无存，因为如果让一个懒汉赶上马车，那么在我心里一直养着的那个小美就有了去处，她搭上了懒汉的马车，她恋上了懒汉，或者说懒汉恋上了她，如此一来，一场有关两个人的内心风暴便在我的心里孕育。

我孕育着一个懒汉和一个女孩的内心风暴，我因此而不再感到虚无，因为之后我跟进了一个懒汉的世界，我的另一些乡村经验被层层唤醒，我眼前走来了那么多此前从不曾关注过的人和事，我内心骤然刮起了创作一部长篇的风暴。在这场写作中，我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如何回到一颗青春的心，去经历一场原野上的恋爱——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书写这种乡村爱情的能力；如何将一个人的爱情风暴卷入城乡之间——回乡办嫁妆的女孩不可能嫁给懒汉，懒汉因为爱上女孩也不可能仍然留在乡村；关键在于，让一个人的内心风暴融入时代的风暴，必然会发现更多人的内心风暴，如何讲述更多人的故事，如何控制文字的节奏，如何写出命运的深度、人性的深度，如何让所谓的“当下”进入审美境界，变成艺术的现实，如何让笔触从心灵的缝隙里探进去，再从时代的缝隙里走出来，如何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我的写作从不曾这么艰难过，几乎是一步一坎困难重重险象环生，艰难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将写好的文字发给关心我创作的朋友看，几易其稿。最后，主人公的风暴已经结束，我还心有余悸，因为只有真正完稿，我才有勇气怀疑自己的才气是否真的能够完成这样一场“完美的风暴”。

在此，再一次感谢关心我创作的朋友！

2007年3月13日

存在感——《秉德女人》创作杂记

五叔是上世纪50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毛选”大会。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老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腿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那样的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颏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的，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做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的晚上，父亲和三个哥嫂必定自动向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我已恋爱，回乡下必带男朋友，几次之后，男朋友因为不能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我亲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没因此而修改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散漫的内心经历了由对秩序的渴望到对秩序的排斥，以及到对无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强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怎么出去啦，开会吗？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当时八十九岁的老母亲去移动营业厅交电话费，我们面对站在柜台里的服务人员，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坐在身边的老母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了？”我一时热泪盈眶，似乎终于明白，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伸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2009年11月3日

仰望星空——《秉德女人》后记

1985年8月，奶奶去世，我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一场隆重的葬礼之后，奶奶的生命永远地寂于黑暗，从黑暗中耸立起来的是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奶奶的出生年月，1889年生于……在奶奶活着的时候，对时间和历史茫然无知的我，从没有问过奶奶生于什么年代，从不知道奶奶降生时还是19世纪。当在石碑上看到1889这个字样，心灵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触动。从1889到1985，隔着九十六年的岁月，在这九十六年中，奶奶经历了什么，奶奶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升飞与回落、激荡与沉浮……那时，我刚刚开始写作，还不知道有一部长篇小说在等待着我，还不知道，1889这组数字是一颗闪着灵光的种子。后来，父亲去世，叔叔、大爷相继去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祭祀活动中来到坟地，我总能看到一片漫长的没有边际的黑暗，它们在一簇簇荒草中间疯狂扩大，它们在1889这组数字的照耀下，露出山脊一般起伏错落的模样，而这起伏错落的黑暗在我眼前，长久地挥之不去……

这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它萌芽于挥之不去的通向1889的黑暗之中，起始于对这黑暗探险的愿望和激情。之所以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唯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我曾问自己，我拿什么穿越历史？回答是：心灵。2007年秋天，在奶奶的生命寂灭了二十二个春秋之后，我发现只有心灵才能穿越黑暗中的荒野，将生命一寸一寸照亮。当然，我试图照亮的，不只是奶奶的生命，还有我出生那个村庄许多人的生命，小说里的秉德女人，也已不再是奶奶，而是一个集合了那一代许多女人生命的又一个生命。在我老家的村庄，不只是奶奶，许多奶奶那一代老人一辈子都在关心外边的事儿、国家的事儿，他们的家国观从哪里来，这家国观是怎样一种面貌，它的背后隐藏了怎样一种生存状态，辽南黄海北岸这个17世纪就与世界通港的码头小镇究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在长达三年多的写作中，有一句诗一直萦绕耳畔，那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诗：

我们都在沟中

但其中一些人

仍在仰望星空

它激励我在黑暗里探寻，一路爬过悬崖峭壁、历经千难万险，它激励我寻找通向1889道路的出口，寻找从1889往1985走来的路标方向，就像书中人物在黑暗中一路不停地寻找生命的出口、存在的方向……一些年来的经历让我懂得，对存在方向的寻找，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城市、乡村所有人群，属于这个世界生活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它是一种存在感，来自生命的原动力，如同一棵树向往天空，一条河向往大海。每个人都在沟谷中，有的人却在沟谷仰望星空。这星空就像魔术师变出来的魔术，刚刚还五彩缤纷，转瞬间却踪影不见黑暗一片。在写作中，我，还有我的人物，在黑暗中一程又一程地寻找，当又一片星空闪烁眼前，生命又一次欣喜若狂……

在黑暗里向着光明，如同向死而生。

于是，我由衷感谢在这次写作中帮助我挣脱黑暗的朋友，他们不断给我燃起光亮，告诉我出口在哪里，他们是我庄河老家的朋友孙得宇，是与我同乡、现在上海巴金研究会工作的周立民，是我的老师卢奕，好朋友刁斗、脚印、周晓枫。虽然我已无力将此书修改得更好，但他们的意见和鼓励给了我机会和勇气。在这里，深深感谢！

2010年8月18日

重读安德森的《小城畸人》

1986年，我在图书馆工作的男朋友送我一本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城畸人》，那时，他认为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应该多读点外国文学，就在送我的许多世界名著中夹带了这本书。说夹带，是说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想不到它会比其他世界名著更让我喜欢。那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黄色封面，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我几乎是刚翻看几页就爱不释手了。至今仍能记起当时读它时的情景，激动、不安又倍感压抑。似乎激动、不安正因为倍感压抑，或者是倍感压抑正因为无法释放心底的激动、不安。当时，我因为写作，已经从农村走出，在辽宁文学院进修两年之后，被安排到庄河县文化馆工作。过惯了无序的自由散漫的大田里的生活，突然被圈进一个有秩序的文明的世界的时候，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所散发的气息，就像流溢在身体四周的空气，伴我度过了最初孤独、孤寂的时光。我不知道，是我当时的孤独、孤寂和安德森小说里人物的孤独、孤寂相遇，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还是充斥在孤寂的小城文化机关的气息与书中那个小城孤寂的气息相像，或者，小城文化人每天传讲的人和事，让我觉得和安德森小说里的人物一无二致，反正，我弃身边那么多的世界名著于不顾，无数遍地读着这本书。这里的小说，每一篇我都喜欢，当然《曾经沧海》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当时，差不多每天都能在去政府食堂吃饭的路上碰到一个疯女人，她梳着长长的辫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专门冲路上走过来的男人笑。周围几乎没人不知道她的故事，她和一个柴油机厂的技术员相爱，后来那技术员和一个革委会主任的女儿结婚，于是她一夜之间疯掉了。我常常在马路边儿静静地看着她，觉得她就是安德森小说里的艾丽斯。我当时喜欢《曾经沧海》，是因为在生活中找到了跟小说相对应的人物，从而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

多年之后，大概是2004年冬天，我重读了《小城畸人》，重读了《曾经沧海》，与最初的阅读隔了十八年，却仍然像当年那样爱不释手、激动不已。不过，这时的我，只有激动，只有被某种东西点燃似的喜悦，却没有了当年的压抑。也许，是我离开了小城，再也触摸不到小城的孤寂了；也许，有了十几年创作经历的我，更多地被技巧迷惑……不得而知。我把这本小册子推荐给身边好几个热爱写作的朋友，他们都觉得好。我想，我后来的喜欢，大概也跟远离县城有关，是时间让我发现，在我曾经的记忆里，有着很多小城畸人，或者说，是安德森让存封在我记忆中的小城畸人又活了起来，而正是这活起来的他们，让我重新看到在县城里度过的青春岁月，就像他笔下的艾丽斯从流逝的时光中又看到了美丽绽放的青春。

在安德森的小说中，许多人物往往是不满足眼前的生活环境，极力挣脱自己，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曾经沧海》的艾丽斯不同，当某种美丽的东西透进她的颇为狭隘的生活，让她动了心，一颗心从此就只为另一个人跳动，情感的债台从此就层层高筑。先是攒钱，她想随情人之后到城市赢回他的爱，当发现那根本不可能，也绝不敢想有朝一日会嫁给别人，她甚至都不曾责备过对方；后来，她变得依赖于无生命的东西，把攒钱变成一种习惯，梦想存款的利息可以维持她和未来丈夫的生活；再后来，她因为年华老去和再也引不起别人注意的担忧而试图和身边的男人来往；但最终，她还是觉得“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因此在一个冷雨打在她肉体上的时刻，被想要裸体上街奔跑的念头占据头脑。而在那场连自己都感惊讶的举动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自己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许多人必须孤寂地生和死，即使在温士堡，也是一样的。”可以说，艾丽斯在等待中所经历的过程，是一个精神到肉体最后又从肉体回到精神的过程，艾丽斯在二十七岁就走完了一生的路，为自己一时的因为“某种美丽的东西透进她的颇为狭隘的生活，竟动了心”做了殉葬品。这看上去不可思议，可是在安德森的笔下，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又是那么可歌可泣，似乎绚丽的人生都蕴藏在艾丽斯十几年不安的等待和挣扎中。

艾丽斯这一形象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无论怎样，她都听命于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的呼唤，这呼唤清醒而又模糊。说模糊，是说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陷入这样一场等待中，她永远不知道在这场等待中自己能做什么；说清醒，是说她尽管不知自己能做什么，但似乎总有一种类似信念的东西在左右着她，即使有一天，她认识到远方的恋人即便回来也不会要她，认识到“他正在生活的城里，男子永远是年轻的，花样那么多，他们就没工夫变老”，她还是要悄悄告诉自己：“我是他的妻子，不论他回来与否，我始终是他的妻子。”最残酷的是，她驱策于某种模糊的信念，却又清醒地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有某种非幻想所能欺骗的东西，它需要人生的某种确确实实的报答”，“她需要被人爱，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回答她内心愈来愈响亮的呼声”。可是，当为了这种呼声，她终于能够不顾一切在大街上狂奔，随便和一个男人亲近之后，还是回到了清醒中，认为“我怎么了？我要是不留神，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的”。这模糊和清醒的不断交织，这时而复杂混乱、时而清晰清楚的不断推进，将艾丽斯等待的凄美推向了精神的高原。

安德森的小说注重人物行为和动作的展现，他很少打开人物内心。他虽然不打开人物的内心，可在他展示的人物行为和动作里，镌刻的是精妙的心理波动和情感纹理。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自称是“讲故事者”，但在讲故事之前，你能感到他与他故事中的人物有着长时间的厮守，当作品中的女主人因为恋人的不归进入漫长的等待，他会让你看到时光的影子在一点点移动，他会让你听到时光在故事中的人物身体里流逝的声响。他的叙述行为和动作的语言是高度心灵化了的，是从安德森情感之炉里炼出来的，带有他个人炽热的体温，从而让你体会到说不出的无奈和忧伤。而在这样的语言后边，你以为安德森会毫不犹豫地打开艾丽斯因为等待而愈发柔细的心，可是绝不。他仿佛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或者朋友，因为不愿意看到亲人的苦痛而坚决回避。看似客观的局外人似的叙述，却包含了深沉而凝重的感情，既像秋天的雨水浇透了读者的内心，又像雨后的太阳照亮了人物在孤独寂寞中挣扎的灵魂。看上去，安德森从不管人物的内心，可他笔下的字字句句，都会让你感到是从他心中、从人物心中抽出来的，从而猛烈地敲打你的灵魂。他其实在貌似回避的过程中，巧妙地进入了人物的精神隧道。

安德森非常熟悉他的小镇生活，他跟他的人物长时间厮守，他悲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在《曾经沧海》里，即使对那个负心的男人他也充满同情，“年轻的报人在克利夫兰谋不到职位，便向西跑到芝加哥了。有一个时期他是寂寞的，几乎每天写信给艾丽斯，随后他受到城市生活的羁縻，开始交朋友”。人在年轻时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之所以说他的语言是高度心灵化了的，是因为读他的小说，能感受到他的脉搏随着笔下人物的脉搏在一起跳动，能感受到字字句句嵌进去的是对人物全身心的投入和理解。在安德森《小城畸人》中《教师》这篇小说里，他借小学教师威拉德之口说，“你得了解人生，假使你想做一个作家，你得摒绝文字游戏……现在是去生活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只成为一个文字贩子，你要明白的是人们想什么，而不是人们说什么”。应该说这句话给我最初的写作带来了很大影响，是那时，我更清醒地知道如果不贴近人物的心灵，就不是写作，而是在做文字游戏。

“要明白的是人们想什么”，这正是安德森小说的伟大之处，用自己的心灵，摒弃一切跟心灵、精神无关的事物，直抵人心。这也是即使隔着久远的时间，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可爱可亲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我遇到安德森和沈从文的时候，我的阅读才真正开始，经典对我的意义才真正发生。

2010年3月9日

后颈窝的表情——《致无尽关系》创作谈

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春天的叙述》，那篇小说来自某个早上对儿子后颈窝的印象，儿子每次理发之后，露出被剃须刀刮净的后颈窝，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的爷爷。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人的后颈窝也是有表情的。我儿子后颈窝的表情酷似他的爷爷，这让我想不通。于是就有了那个发生在春天里的关于媳妇与公公婆婆关系的叙述。然而一些年过去，这种关于关系的叙述欲望一直驱之不去。许多时候，当我坐在丈夫家里的人中间，被他们叫着嫂子或媳妇，或一些辈分上的称谓，我都在想，我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人，都生活在由血脉生成的关系网络里，我的母亲从一个与孙家毫无关系的于家嫁到了孙家，她生了我们一大串儿女，从此她就与孙家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我的婆婆从一个与张家毫无关系的侯家嫁到了张家，生了我丈夫一大串儿女，于是，她就是张家宗族网络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我，从与张家毫无关系的孙家嫁到张家，生了我和丈夫的儿子，从此，我儿子的后颈窝就有了不可磨灭的酷似爷爷的表情。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里，婚姻是第一关系，如同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关系，作为这种关系的缔造者，母亲和婆婆怎么想我不知道，父亲和公公包括我的丈夫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我经常有的想法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这篇小说，可以说从我结婚那天起就萌生在心里了，每当我往返在婆家和娘家之间，忙碌在由婚姻关系牵扯出来的关系里，每当我忙碌在那个烦琐复杂的关系里，觉得几乎被关系包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灵魂如此孤独，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就恨不能马上写它。可是，不知为什么，那叙述的激情一直没有到达。2007年年未，年一点点来临，我和丈夫讨论着过年回家给亲人买什么酒，这是每年一度都必须讨论的话题，就是这时，我的激情来了，我的小说诞生了，它顺着回家过年而勾起的无尽的关系网络生根、萌芽、长叶、开花。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这烦琐而复杂的关系，其实是人得以活下去的真正养料，没有它，人就是一缕虚无的风。只是这关系从小说里延伸出来，不仅仅是由婚姻而交织的人跟家庭、家族的关系，还有人跟故乡、过去的关系，人跟眼前、现实的关系，人跟梦想、远方的关系。

2010年2月28日

读刁斗的《代号SBS》

我跟刁斗差不多同时期进入长篇创作，也差不多同时期结稿出版，创作过程中我们有过几次聚会，每一次，刁斗都津津乐道自己的小说，说他的小说滑稽、搞笑、好玩，说他在小说里写了一个荒谬无比的SBS培训班，虽然怎么说也说不清SBS到底象征什么，但由于不断地阐述，不失时机地强化，在他小说还没有出炉之前，SBS就已经成为我们几个朋友描述生活中荒谬事物的代名词，比如听说某某机关搞了一次可笑的干部选拔赛，某某公司正在准备的莫名其妙的大型讲座。那时，我以为，读刁斗小说会是一件很轻松很开心的事，就像听他平常幽默风趣的讲话，就像跟踪一个想回家而回不了家的人在心灵里游历——我非常喜欢刁斗《回家》这部长篇，那里丝丝入扣的心理历程让人懊恼不已又爱不释卷。然而，真正读到这部《代号SBS》，刚翻几页，我就傻了眼：我不轻松也不开心，我甚至有些愤怒。第一，小说里的主人公“我”居然是个商业间谍，他一经出场的所有行为都不在我的经验之内，这并不是说小说不可以写间谍，而是刁斗没有设法做一些有效的铺垫，我无法走近这个人物的内心情感，于是他认为可笑的事情在我读来并不觉得多么可笑；第二，刁斗的语言滤掉了在我意识里业已形成的有关小说语言的所有元素，比如色彩、气息、味道，比如或冷静客观或炽热熨帖的温度，还有弥漫在“感觉”里的理性思考。我深知刁斗最不缺的就是思考，他几乎是一下笔就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调侃式思考，可这些思考就像一个动物的骨架，并没长上丰满的血肉。可以说，我是在气愤的情绪中一程程往小说深处走的，就像跟谁赌气，心想看你到底想干什么，能怎么样。

然而，赌气地往下看，看着看着，我竟不期然地被网进了一个骨架林立的生物的网络。说不清它是什么生物，但觉得它有了肢体，它的肢体在我无法预知的世界里有了动作，它确实没什么血肉，但我觉得它渐渐有了生命，就像我们在动漫电影中看到某些动物的骨架在厮杀。当然在刁斗笔下没有厮杀，有的是一派和谐和气的局面，商业间谍如期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SBS学习班，在一套诡秘多端、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的教学规程中接受训练，而他多年搞思想品德研究的妻子又在训练一对智障儿童。奇怪的是，跟随小说的主人公走进学习班，那种先前让我愤怒的情绪竟一点点消退，随之而来的，是对每一个莫名其妙的训练程序的期待，是被每一个程序所展示的荒诞不经的现实所吸引。这时候，我发现，刁斗的想象力就像一眼冲天而起的喷泉，蓦地脱离现实的地面。他看上去脱离了现实地面，而实际上在建立又一个现实，他看上去不顾塑造人物形象，实际上他致力于塑造的是SBS学习班这个荒诞体系的巨大形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形象太巨大、太虚幻，使它无法还原色彩、释放气味，它所能展示的，只能是由智力搭建的骨骼的弧度，由信息穿梭的肌体的密度，用时尚事件、词语焊接的情感的浓度，反正往下读着，越来越发现，这个形象看上去不着边际、没有血肉，实际上它纷繁交错、血肉丰满，因为当你深入进去，参与各种无聊而有趣的游戏，进入各种滑稽可笑而不失逻辑联系的事件中，尤其当致力于思想品德研究的妻子的研究成果浮出水面后，一点点地，你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形象如天外来客般落到现实的地面：它闪烁不定，却触手可及；它忽隐忽现，却结实而牢固；它怪异、荒谬，不可思议，它落到现实的地面，让你感到可笑的却不是它，而是地面上所有正常的一切；它缥缈、飘逸、似是而非，可当它与你对峙时，却有着彰显是非的巨大力量。被刁斗式的骨架网进去，我居然也和刁斗一样，忘掉了所谓小说创作的所有元素，只顾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圈套，蒙面接头，偷窥，实验芯片植入……我既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一个环节，身在局内，被操纵被主宰，又伫立在这个庞然大物之外，静观事态进展。我虽常常惊惧不安，却也常常乐不可支，我虽有时忍俊不禁，却在更多的时候痛心疾首心情一路下沉，使原本从未经验的事物变成正在经验的事物，使原本虚构的怪诞的人际关系变成真实的足以把心情搞坏的现实的人际关系。关键是，读到后来你会发现，在刁斗创造的现实里边，在刁斗建构的人际关系里边，其实浓缩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经验，包含了我们和社会的种种关系。只不过我们从没有想到过以如此的姿态来创造来建构，只不过刁斗在创造和建构中植入了整体的幽默。

姿态，这是一个关键词语，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它见出的是立场、责任、价值取向。刁斗对世界有着如此飞扬的想象、超然的表达，是他的生命体与许多生命体的不尽相同使然，是他长期以来丰厚的阅读、不倦的思考使然，但我更愿意相信，是他从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立场，是他对社会难能可贵的责任感、道义感使然。在长篇结束之后，他曾经在短信上发给我一句别人的话，那是写过《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的一句话：“唯一真正和持久令人兴趣盎然的东西是对待生活的各种态度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我当时并不能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刁斗为什么读了这句话会如此兴奋，现在，读完《代号SBS》，我似乎有所醒悟。我在想，一直让他兴趣盎然的，是不是他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呢？一直让他兴趣盎然的，是不是在这样一种态度的驱使下，他建构了一个荒诞不经却真实可信的SBS形象，创造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揭示了人们对待生活的各种态度和与世界的微妙关系呢？

读刁斗的小说，对我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正是这挑战，让我思考，让我学习。我多年来的创作，都在努力让身边的现实进入艺术，可是从没想过可以如此进入。我初入创作之门时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萧红，他们教我如何打量身后那片土地、打开记忆中的日子，他们教会我如何理解土地和日子、理解和悲悯这些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教会我如何与他们既休戚与共又貌合神离，然而正是这种忠于现实的阅读经验，使我对另一种创作感到陌生。这并不是说我喜欢现实，我是想说，艺术地表现现实，或许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如何在想象中让生活回到原样，就是让它更“像”，然后在“像”里发现、寻找人类丰富复杂的生命状态；另一种，是把生活的灵魂抽象出来，让它不“像”，或者是在灵魂的层面回到原样。昆德拉曾说过，就小说的价值而言，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仍然是次要的事情，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先知，而是存在的探险家。我想说，刁斗正是一个这样的探险家。

2010年7月19日

与经典相遇

遇到萧红的《呼兰河传》，是1986年。这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看不惯铺满院落的鸡鸭猪狗粪便，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内中许多情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可我想不到，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从大连开发区出发，开车专程来庄河见我——那时已经有了开发区这样的新生事物，这位来访者是开发区管委会的一位领导。令我想不到的是，他身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却有闲暇读小说，并且，他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并且，他的朋友还带来了见面礼——萧红的《呼兰河传》。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萧红是谁，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她的书。那不是书，是一本复印件，是来访者专门为我复印的《呼兰河传》。因为不知道萧红是谁，也就不知道这份礼物有多么重要，不但如此，由于刚刚开始写作，刚刚因为写作而从农村走出，到庄河县文化馆上班，两个陌生人的来访不但没有打动我，反而让我惊慌失措——他们一路打听着走进文化馆创编室时，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

那次，与慕名而来的朋友见面——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坐了多长时间，我全然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发现土黄牛皮纸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切的眼神。很显然，急切的是我而不是它，因为急切，我提前离开办公室过起了夜晚。在那个拉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我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激动不已。萧红笔下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黑漆漆的磨房、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窜动的蜻蜓、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那个夜晚，我被烧着了一般，在床上一会儿趴下一会儿爬起。我走进去的，本是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却觉得那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小镇；我看到的，本是萧红的童年景象，却觉得那景象正是我童年里的记忆。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眼爬起来上班时，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1986年，这一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它的重要在于，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位于黄海北岸，却不守海，它属于辽南山区，却没有山，它只是一个盆地里的村庄。它在行政上隶属于辽宁省庄河县——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我在乡下待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朋友喜欢《小窗絮语》，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炽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瞬间热泪盈眶。

厌恶是因为爱，憎恨也是因为爱，就像情人间的爱极生恨，就像亲人间的怒其不争。可是在遇到萧红之前，我看不到自己对河谷村庄的热爱。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小说里不断地书写她，书写那些落后的令我厌倦的人和事、令我反感的畜类和蚊蝇，正因为我在不断地向外的逃离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我是因为受到伤害，才愿意回到心底的村庄。

伤害同样来自1986年，这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单位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创编室里寂寂无声的气氛……我倍感压抑，我因为压抑而生出郁闷，我因为郁闷而神经衰弱，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见到来访的朋友，读到《呼兰河传》，正是失眠最厉害的时期，通过呼兰河小城看到我的河谷村庄，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二十多年的野草无异于回到那片自由的土地。

后来我知道，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她在外面世界疲惫漂泊近二十年之后。近二十年，她追求个性解放，不断地从乡村逃离，她逃脱父亲的专制统治，又感受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又遭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最后患病住在香港。当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扑面而来时，她的笔便回到了虽是寂寞但却无拘无束的乡村大地，她的灵魂在那里自由地徜徉。有研究者说，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一百万字的作品，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左翼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而我宁愿相信，萧红的成熟，萧红的有意识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后天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野草一样自由生长在乡村的因素。在她的童年，虽也有祖母的管束、封建礼教的压迫，可坦荡的大地、开阔的原野使她一直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萨特说，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决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萨特说他的自然地位是巴黎六层楼那么高。童年对一颗自由心灵的培植，使萧红多年来一直有着清醒的内心边界，当某种专制和束缚、程序和秩序伤害了自由，她刀锋一样锋利的神经便撞到哪里哪里滴血，她的笔下便有了饱满的激情，这激情在回到故乡大地时，便再生出一个阔大的艺术世界。

出走因为追求自由，回归依然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人在封闭愚昧的乡村，向往的是外面的开放和文明，殊不知开放和文明自有自己的程序和秩序、自己的制度和法则。这秩序和程序、制度和法则对身心的自由是另一种束缚和挑战。实际上，我在1986年遇到萧红的时候，找到了我心灵里的真正家园，她在我的对面，又在我的背后，她是我的记忆，也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村庄。乡村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文化结构，可她一旦变成思念和怀想，升腾在现实的文明世界对岸，那里就成了一个自由精神的栖息地，就生出一个理想的虚构的空间。

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我还知道，这两位朋友，都出生于中国北方乡村，他们一路北上来庄河看我的时候，正是他们因相爱而不能，在心底里苦苦挣扎着的时候。多年之后，他们告诉我这一事实，我长时间沉默不语：只要你心里有一颗自由的种子，你就是一个漂泊者，你终究会被现实的浪潮击打得头破血流。原来，当时的他们，也和萧红一样，在寻找自己野草一样的童年，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

2010年11月18日

回到零点——我与《小说选刊》

1986年，我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变调》被转载，才知道在众多原创杂志之外，还有一个《小说选刊》。不经意间闯入《小说选刊》，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十分清楚。那时我刚刚因为写作改变农民身份，在县城文化馆上班，除了关心每日到来的身处程序和秩序的痛苦，并不失时机把痛苦写出来，寄到《海燕》或《鸭绿江》发表，对远方和更远方还有什么杂志，对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上将更有影响，并不知道。那时候，似乎只要作品得以发表，内心的诉求就得到满足了。可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境况却大不相同，我不但收到了来自省内外读者的来信，省作协开会，还常常会被点名提到。那时候，你落在茫茫乡村县城，突然有读者知道你，又被省作协领导在跟文学有关的会上提到，就仿佛一粒沙子突然变成一颗珍珠，你觉得你身上顿时拥有了某种不一样的光辉。

其实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又回到一粒沙子。我发表作品的平台突破了地域的疆界，不再局限于《海燕》和《鸭绿江》，在《芒种》《作家》《春风》《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都有亮相，《小说选刊》却再也没有转载。从1986年到1997年，这之间有着十一年的时光，我不记得在这十一年里有没有期盼过，有没有因期盼而失望，从而像一个记仇的小孩一样再也不理睬《小说选刊》，反正某一天，当我从庄河调到大连《海燕》杂志社，在杂志社年终聚餐的餐桌上遇见从北京回大连度假的《小说选刊》编辑冯敏老师（后来他做了副主编），当时主持《海燕》的毕馥华主编把几期《海燕》杂志交到冯敏老师手中，我的内心毫无波动。要知道那时候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小说选刊》的编辑，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尤其毕主编交给冯敏老师的《海燕》里，有一期还有我的作品。我内心毫无波动，也许因为刚调大连，需要我“波动”的事情太多，但确实是，某一天，当我的小说《台阶》被《小说选刊》转载时，我大感意外。第一，那小说发在《海燕》三条的位置；第二，这之前没有收到被转载的消息。那篇被冯敏老师称为“从众多小说中打捞出来”的《台阶》，后来还获得了1997年《小说选刊》优秀短篇奖。记得某篇评论文章在提到我时把我说成“文学新人”，写作十几年，才刚成为文学新人，感受鼓励的同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委屈随之而来。就像一个流落荒野的孩子突然遇到亲人，心想这十几年来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寻找我、发现我？确实，好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不是文坛的幸运儿，我的道路太曲折、太漫长，都觉得我是那个被埋没在很深很厚的土层里的种子，要拱出文坛的地面太难。委屈猝不及防，就像后来一次又一次遭遇鼓励的猝不及防——自从《小说选刊》扮演了发掘、发现我的角色，我的写作开始受到关注，《播种》《春天的叙述》《舞者》《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三生万物》《一树槐香》《致无尽关系》等作品，不但被《小说选刊》转载，还被其他选刊转载，作品的影响范围在扩大。然而，有一个感觉却不期然地发生变化，你并没觉得自己从一粒沙粒变成珍珠，因为这时你又发现，你的身边处处都是珍珠，跻身这耀眼的世界里，你不但不觉得自己耀眼，反而格外感到暗淡无光。这就是我，只有封闭在狭小世界，才会感受到那种来自“内心”的力量、“自我”的能量。当然，这恰恰是我收获的最最重要的东西：当你带着黯淡的感觉回到零点，回到狭小的世界，积蓄于内心的力量和能量才更加丰沛、充足。

为此，我永远感激《小说选刊》。

2014年9月28日

我心目中的短篇小说

我是一个不大重视写作技巧的写作者，因为最初的写作缘于倾诉，一连好多年我都只为心情而写作。什么时候心里有了疙瘩，就想用文字把那疙瘩解开，小的疙瘩就写短的东西，大的疙瘩就写长一点的东西，根本不知何为小说，何为散文。当然，更不知何为中篇和短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明白一些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可中篇和短篇在我这里，始终是篇幅的区别。于是一些年来，我在书写心中小的疙瘩时，就形成了对好的短篇固定的看法：它仿佛一颗由情绪做成的水珠，你的所有文字只为使它更加饱满、透明。它内里没有血管、神经，却有一股气韵，当这气韵在水珠里往返流动，使其逐渐增大，猝然坠地，碎成八瓣，小说便应运而生。好的短篇成就在水珠坠地那一刻、碎裂那一刻，写的是心情、情绪，打碎之后映现的却是人性光泽，或丑恶，或美好，或是两者之间的迷茫、困惑……总之展开的是深度的生命和生活。可近一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它有可能不是一颗水珠，而是一棵竹节上新发的竹叶，你的所有文字只为使它长出一片又一片叶子，它有血管，也有神经，可你根本看不到血管和神经的暗流涌动，一眼望去它摇曳不定，却能够穿越历史和时空，因为它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主干，它虽然并不清晰，若隐若现，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不经意间映现出年轮和岁月，映现出宏大的历史。短篇也能写出宏大的历史，我在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那里，在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那里获得强有力的启发，或者正是阅读她们，才让我看到好的短篇的另一种可能。

2014年9月9日

有心的道路——《生死十日谈》创作谈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再喜欢悲剧，不但不喜欢生活里的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电影《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这似乎是年龄赋予的和平演变，希望自己成为快乐的阳光的没心没肺的人，哪怕因此而影响了创作——把生活看得比创作更重要，这真是一场不期然的革命，这在之前的我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它真的就这样悄悄地来了，我不再无病呻吟，不再在快乐的场合出示沉思的表情，不再每天面壁苦思文学，我甚至厌倦了足不出户的面壁苦思以及和文学有关的各种交流，我走出家门，把自己放逐乡村、山野，要么面对无边的野地长久发呆、静伫，要么随意跟随任何个人和团队进入各种现场，我不在意跟谁在一起，只在意是否把心严密包裹，只在意是否快乐——我不想说任何跟文学有关的话，因为文学让人思考，思考就不快乐。我的革命宗旨就是快乐。在初期阶段，可以说成效显著，我像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子，跟家乡一直致力于挖掘拯救民俗民风的朋友四处游窜，跟家乡人大代表队伍像模像样地视察工作，跟农发局各部门布置工作的公务员像模像样地出村进屯亲临现场……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把我带到采访自杀遗族的队伍，我的革命才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那些自杀的故事，那些自杀遗族的心碎讲述，把一个密封已久的盒子生生打碎，就是这时，痛苦、悲伤、绝望、困顿、迷茫，如一群疯狂的飞鹰，扑棱着黑暗的翅膀，一瞬间罩住眼前的光明，心，也就是这时，在黑暗里生生地疼了。那些故事，在掘掉了我得来不易的快乐之后，直通那根文学的神经，让它一天天敏感起来，蓬勃起来。于是，我不但再也无法躲避痛苦，再也无法躲避文学，且轶志以文学的方式，谈自杀，谈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谈生的艰难、死的悲哀，谈困顿后的绝望、迷茫后的追问……也就是这时，我发现，文学再一次覆盖了我的生活。

事实证明，走一条有心的道路是我的宿命。事实证明，只要你走在有心的道路上，你的写作和人生就无法彻底分开。

有心的道路，无疑会让你体察人类普遍的孤独、恐惧、忧伤和脆弱。当一个死了妻子又失去十五岁女儿的父亲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开？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十五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站在一旁的你，不由得感到彻骨的苍凉和无助，惶惶然之中，不由得泪水滂沱。在《生死十日谈》里，我触及的是乡村人群因为贫穷、疾病带给他们的灾难，是他们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困惑和迷惑，以及他们的自我救赎，可我想说，我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他们，我要表现的是所有人的迷惑和困惑，是所有人的自我救赎。因为，只要你走在有心的道路上，你就会发现，困难、苦难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这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

有心的道路，拒绝肤浅的歌颂。这并不是说你不喜欢阳光下的清明和欢笑，而是在那一丝阴霾游动在头上的时候，在那欢笑突然停歇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你知道生命在那一时刻的战栗和忧伤。文学是时间的历史，更是心灵的历史，是心灵穿越时间的历史，在文学里边，瞬间就是永恒。“温暖叙事”盛赞生活的美好，确实是慰藉心灵的最佳方式，可是这温暖绝不是逃避痛苦和苦难、掩埋罪恶和欲望，把烛光投在阳光正面不是温暖，在文学里，最温暖的烛光应该烛照阳光背面、阴影和黑暗，因为那里的冰川绝不会因你的冷漠而融化，也绝不会因你的无视而消失。在这场深入灾难现场的调查中，我看到那些密封伤口深处的疼痛的受难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打开别人的伤口，需要像外科医生一样的勇气，可是你别无选择，因为你看到了那些战栗和渴望的目光。

有心的道路，拒绝简单。它从单纯的愿望出发，途中的每一个站点一定布满荆棘，复杂一定是所到之处的现实真相。为人生，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逃避烦恼，简单地活着，而为文学，绝不可以！在文学里，简单就意味着粗暴，因为“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人的全部奥秘都在其中呈现”。

有心的道路，拒绝过二手生活。这绝不是说必须亲历种种苦难，不是，而是必须永远保有一颗悲悯慈悲的心，因为它通往人性的脆弱、困惑、痛苦、绝望、迷茫，它甚至通往丑恶和残酷，直抵人的存在。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携一颗同情和慈悲之心上路，各种生命景观注定就在路的两侧，丰富而复杂的人类情感内容注定就在两侧；携一颗同情和慈悲之心上路，穿越脆弱和绝望，抵达的一定是光明和美好，因为脆弱的对面是坚强，绝望的对面是希望，黑暗的对面是阳光灿烂。

有心的道路，必然会处处碰撞，伤痕累累。因为一颗真正的心是自由而狂野的，它既属于此刻又不属于此刻，它从不确定是A还是B，当你觉得它是A时，它站到了B处，当你认定它是B时，它又跳到了C处，它不喜欢拘束和束缚，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立场，它的真正立场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寻找，寻找边界，因为只有边界才会让它碰撞和伤痛，才会在自舔伤口时生发思想和想象。这带有自虐的意味——有心的道路，必定是自虐和受虐的道路，是强有力的挣脱愿望、一次又一次在生命里撞击的道路。可作为一个酷爱艺术的写作者，一次又一次寻找边界、感受边界，是不是创作的真正动力所在？感受所有有心的人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束缚和受虐中萌生挣脱的愿望，是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呢？

“对我而言，唯一的旅程，是走在有心的道路上，任何有心的道路上……”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巫士唐望的教诲》一书中唐望的话，此刻，它正是我的心声。

2013年11月

写在《后上塘书》之后——《后上塘书》创作谈

2003年，我走进一座村庄，一座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那里的房屋、草垛、院墙、猪圈都很熟悉，像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们，一经见面便热情洋溢，像我的亲戚、邻居……那个村庄，是我笔下的村庄，叫上塘。那里的人们，是我笔下的人们，叫刘立功、徐兰、鞠文采，他们虽然出自虚构，却是我一直以来的想念。大约还在童年，我就与他们厮守、相伴，到我长大，成为一个写作者，他们从记忆里涌出，在我的小说《上塘书》里生老病死、打发日子。小说里的日子不管过得好与不好，总要结束，就像剧场里的戏剧，戏剧结束了，人物卸妆离去，小说结束了，那里的人物却卸不了妆，他们不但卸不了妆，还一直尾随你，成为你的影子，某一天，他们突然现身，你竟惊出一身热汗。

那是2009年春天，从故乡返回大连的途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非要我在县城停留一下，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朋友是热爱文学的生意人，他对文学饱有热情的方式除了有限的阅读，就是不断地请文人吃饭，不断地让你认识一个人。而十有八九，他领来的人你不感兴趣。那天中午，他领来的人是一个开矿的老板，这老板刚刚遭遇一场灾难，妻子在家里被害。朋友让我认识，显然不是为了提供写作资源。我们刚刚坐下来，他就指着对方说，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都混到企业家、人大代表了，还这么个熊样！你说至于吗！今儿个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这老哥在外面早就有相好了，老婆死了等于给她让位儿，可你看他，还不理人家了，动不动就去老婆坟地，一坐就是半天，你说至于吗！你是作家，你开导开导他……

那次饭局只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一方面，摊上这种事，开导根本没用，你不是当事者，你无法体会当事者的感受；再说，他一直低头抽烟不肯说话，你即使想开导，也无从下嘴。当然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天中午，闷闷地看着那张汗津津的国字脸，我的汗也淌了出来。我记得，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室内的气温也不过十度，可我确实出了汗，因为我发现我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叫刘立功，曾经是歇马山庄村长。他当年一夜之间辞掉职务，进城发展，是因发现当小学教师的老婆徐兰跟鞠文采私通，赌一口气；我还知道，他出身卑微，为了改变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户人家的女子，却像一只蚂蚁追到一只蚕豆，不知该怎么办……

《上塘书》的写作已经六年了，六年过去，还能在一个场合与那里的人物相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奇迹是灵感的种子，它降至眼前让我兴奋，竟至于出了汗，可绝不意味着是种子就一定能生根发芽，它需要土壤，需要阳光、雨露和空气。我是说，离开朋友的餐桌，本以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写成，可两年都过去了，才写下不到两万字。我似乎只认识他们的过去而不认识他们的现在，我似乎也能想象他们的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了上塘，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可是，我的困难在于，我能够在理性层面推理他们的现实遭遇，却给不了他们遭遇现实的物质外壳，具体说是，我不知道刘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写《上塘书》时，他还生活在封闭的上塘，我的想象可以凭借记忆；现在，他从上塘出来了，经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摸爬滚打，他跟家，跟背后的家族、土地，跟身份赋予他的一切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触摸不到……虚构的文学需要一个坚实可信的物质外壳，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可我看不到我笔下人物吃喝拉撒生活起居的真实场域，他们就像空中飞人，飞速旋转让你眩惑，让你心跳，你却觉得和他们不在同一世界……

《上塘书》里的人物睁开了眼睛，活了起来，我却无法让他们走到现实的地面，无法把他们感召到同一世界。眼睁睁看着他们拥堵于笔端，痛苦的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走出家门，返回乡村现场。

那是整整两年的时光，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放逐乡野，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采访那个餐桌上认识的企业家，因为朋友告诉我，他和那个相好的结婚生了儿子，早就不再痛苦，这结局让我失望。两年时光，我不光结识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各色人等，还在法院的审判庭、信访办的接待室、乡村大地的沟沟汊汊，探到了许许多多来自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访倾听了许许多多来自那里的人生故事，有段时间，我还随心理学朋友参与了对农村自杀遗族的调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如果不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图景，如果不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我写不了《生死十日谈》，同样，没有《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刘立功们依然无法行动。因为在这次自杀调查中，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立志改变乡村，二十几岁就当上村长，可上世纪90年代，他经不住外面的诱惑，和刘立功一样，一夜之间辞掉村长的职务到外面打拼，然后赚了上亿资产，家从乡村迁到县城又迁至大城市。有一天，国家鼓励有钱大户承包土地搞现代农业，他居然又回到乡村，重新竞上村长。可因为土地太吃钱了，因为当了村长，进入了复杂的官场关系，因为老婆绝不跟他下乡，常年两地分居，还因为他后来爱上为他打工的民工的妻子，陷入混乱的伦理关系，不堪重压卧车自杀……《上塘书》里的刘立功和自杀者在这一维度相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到了2010年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有可能重返乡村承包土地，有可能重新竞选村长，这一现实对我可是太重要了！它不仅照亮我一直以来寻找的乡村人精神还乡这一主题，还将刘立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物质外壳呈现眼前——他在上塘，又不在上塘，他渴望还乡，却无法还乡，灵魂在上塘与上塘外面漂泊，生活场域广阔而虚妄……关键在于，因为有了对社会背景的深入了解，我能在刘立功的生活空间之外，看到人心在变革中的动荡与失控，看到失控灵魂的不安和惊恐、惊恐灵魂对安详安宁的渴求，我还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灵魂的救赎与复活——挣扎、救赎、复活，刘立功迅速站立并行动起来，他的老婆突然被害，他需要报案，需要接受调查，需要向儿女、亲人报丧，需要面对前来哭丧的所有亲人，需要思考把老婆葬到城里还是乡下……在这之前，他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他不需要思考跟死亡有关的归宿问题；在此之前，他是农民企业家、人大代表，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而现在，警车的汽笛就响在家门口，他由成功者一瞬间变成受害者家属，他被从正常生活轨道拉了下来，他的人生不得不倒立在黑暗中……在这倒立的黑暗时光，他是否思考过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是否看到创造财富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像血迹一样除不掉的原罪？

刘立功开始了行动，我的笔终于不再艰涩，跟着他，我走进他身后的家族，走进他遭遇灾难之后的黑暗瞬间，走进不曾料想的绝望和痛苦，尤其当他已经遇害的老婆不甘沉默，其离魂在死后的十几天里四处游荡时，我的笔不得不在沼泽里深深下陷……吞噬我的，是乡村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是他们在寻找中心灵的孤独、脆弱和恐惧，是为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呈现出的心灵真相……

2014年5月17日

他就在那儿——《寻找张展》创作谈

《寻找张展》，对我来说算是天外来客。2014年5月，《后上塘书》的写作进入尾声时，出版社的朋友打来电话，说要我写一部关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小说，有原型。我听后觉得好笑，我怎么可能去写命题作文？又是我不熟悉的大学生！再说，手头的长篇耗尽心血，四五年内我不打算再写长篇。还好，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立即表示理解，说因为我写过《生死十日谈》，才想让我写一部非虚构作品。可在结束电话时，不知为什么我跟了一句：“这是一部救赎小说。”结果，就是这句话惹来了麻烦。长篇完成不久，朋友又打来电话，说她对我说的救赎主题非常感兴趣，还是希望我能写。我依然是坚决拒绝，朋友也依然表示理解。然而又过了两个月，在我身心难得放松时，朋友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用我的名字报了选题。这次我有些急了，怎么会这样？没答应，为什么要报选题？不好意思发火，只有说报了选题也不写。还好，朋友还是表示理解，还是同意不写。然而就是这一天，事情有了变化，我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聊起这件事，儿子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妈妈，如果一件事毫无道理地在后边追着你，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或者隐藏了什么秘密，你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下我们90后？

回头看，我找到了那个没有道理的道理，是因为我说出了“救赎”二字。当时脱口而出，是我不认为志愿者是个简单的高尚行为，一个大学生如果高尚到能天长地久地去做一件事，一定有生命遭遇的引领，一定是在遭遇深渊后的本能需求，如同一个落水者攀住石壁。可一个大学生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深渊？事实上，在儿子的暗示下，我已经在向一部小说靠近，因为我已经在思考。

2014年11月，与一个记者朋友见面，其间她带来了她的朋友，说她的朋友读过我的小说《致无尽关系》。席间，就剩我们两人的时候，那朋友跟我说，他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也读过我的《致无尽关系》，可他在法航“447空难”中去世了。我当时惊得头皮发麻，因为我知道他！当年这个小说发表并被转载，我在网上读到一位鞍钢人写的博客，说他在本钢工作的朋友就在法航447飞机上，临行前推荐他读《致无尽关系》。我震惊，一是就像小说里写的，当你发现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和你有关系，仿佛从某个已故的人身上翻出与你有关的遗物，但重要的是，就在那一瞬，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发生一桩奇遇，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命运深渊：他父亲遭遇空难，而他，之前好多年一直叛逆父亲……

这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灵感的种子一旦跌落土地，完全由不得你想象。这也是道理背后潜藏着的秘密，我从没想写什么90后，可是当一个深陷命运深渊的大学生尾随一个读过我小说的人向我走来，我不得不迎上去，不得不跟他一起走回他出生、成长的这个年代……

小说写了五个月。这五个月，侄子生病在大连住院，年老的母亲身心衰退，被接到我家里伺候，每天都在亲人病痛的煎熬中，可每天都能写下至少一千字，仿佛一脚踩进储藏着优质矿石的矿脉，欲罢不能。其间倒是经常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可是每到这时，又总有奇迹发生。比如，张展父亲空难去世，没有遗体，家人又要与遗体告别，我的想象力就一下子短路，可就在那一天，一位朋友从沈阳来，晚上见面时还带来一个开发区的朋友，听我讲到没有遗体的追悼会不知该如何写，那位朋友立即说：我的一个同事在2002年“5·7空难”中去世，开追悼会时局里给造了一个塑料假人。那个晚上我激动不已，仿佛沈阳的朋友是专门为我而来，又专门为我带来了开发区的朋友。因为当张展的父亲变成塑料假人，荒诞感使张展开始追问：父亲究竟是谁？

——追问父亲是谁，这是张展自我救赎的全新开始。

我一直觉得，张展的形象原本就在那儿，在一块岩石下面，而某种神秘的契机让你来发现他，开掘他。就像我原本没想写这部小说，却有一个朋友在后边始终不渝地追着我。

现在，我不得不说，感谢张展！因为是他引我爬上一个高原，那里虽然空气稀薄，但他让我看到了平素看不到的人生风景。

2016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