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屋子作家

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纸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自然属北组。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着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上边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熟悉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每页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写作生涯”就这么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像捉虫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你反对呢？她说我会把我写的那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你的编辑已经把你的作品当作她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