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坐花轿的女儿几时回 作者:邱益莲


坐花轿的语文教师

野莽

一人正走着路,忽然被另一人喊声站住,要求他听自己说一会儿话,听完给评个理,究竟说得怎样,意思、意图与意义如何。二人非亲非故,不过是两年前偶尔相遇在一座长满乌龟的山上,走路的人竟真的站住,一连三天停下脚来听她说些什么。这件事证明了如下三点,第一,此人虽说在走,却不是脚掌不沾地式的竞走,更非在百米跑道上与牙买加人争雄,他习惯于野地山廋散步,没有直抵某个目标的心计;第二,而且是个好人,如今上了一些年纪,可晋级为老好人;第三,说话的人话里溢出万夫不当的真诚,因为不当,索性也就百依百顺,何况听真诚的家常话远胜于听虚假的报告会,说者若有口才,听着未尝不是免费的享受。另外,他是磨不开面子才做了契诃夫笔下的那匹老马,原本并没有指点江山的资质和好为人师的愿望。

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虽说有一些实在应该先做对方的学生。两年前的七月,与我缘悭一面的江西小朋友旺旺先生巧立名目,以参加《教师博览》杂志论坛为借口,将我诱到南昌的大火炉里烤了数日。现在回忆起那个夏天,又有两个未曾料到。第一,在铺天盖地的自媒体上,发现一人嘲笑语文教师,其人是河北邢台一份散文杂志的编辑,据他说看见三名语文教师高考期间,坐在电视机里高谈文章的写法,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教书的人懂个什么文章?文章是他这样的作家写的,上了语文课本你用普通话照着朗读就是,居然还谈,居然也写,妈妈的,你也配么?于是满疤通红地扔一颗石子。我立刻断定,八十年前那个不敢姓赵的人又还魂了,几口假冒伪劣的烧酒下肚,便忘了当代的刘心武,现代的叶圣陶,古代的百家诸子,以及太多太好出身教师的作家和兼当作家的教师。抑或此人目光所短,仅在邢台,酒后吐的乃是真言。却也未必是,邢台至少还有教过他作文的亲老师吧,世上真有人生下来就是一首顺口溜的?

第二,想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南昌几日,我暗将风云际会的全国优秀语文教师作为检验的标本,观其人文,会毕时已然恭听洗耳,相看刮目。参加论坛的几乎是一支文学的游击队,相映于以各种因缘成为所谓作家的人,他们多半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手到之处文不逊色,甚或过之。我设想我若是做期刊编辑,与特殊时代造就的高玉宝式的中国作家相比,我宁可把版面留给句子通顺、错别字少的语文教师,纵然他们的文章有可能不奇诡,不刁钻,不故作惊人之语和标榜异类,但至少,它会减轻编者修改病句和白字的手工劳动。仅以这份教师杂志为例,它有颇多深谙文学的才人,每临盛事,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内部有社长方心田,总编向晴,编辑王芸、周正旺、甘甜人等,外围有撰稿者邱益莲、顾文艳、谢李英干众,若非因热爱教育而固守讲台,却聚精会神地写文章靠近旋律,他们也或可能成职业的诗人和作家。如今他们就这么里应外合着,呼朋引类着,将一块肥田躬耕得作家只能打赤脚站在田坎边上,偶尔读着他们的文章,竟能读出一种不受约束的野趣与活欢。

恕我现在才说到这本书的著者邱益莲老师。她任教于庐山下的一所英语学校,盖因日照香炉,遥看瀑布,天长地久便在教书之余爱上了写作,如同有一类作家创作之余又去教书,兼职某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不同者乃是作家兼教授多半教文学与文学史,教师兼作家却不守“本分”,各科皆上。在江西上饶,弋阳龟峰,她听说我要为一棵从石孔里长出来的小树作传,就积极地跟在我的身后参观,想必是不同意钱钟书关于鸡蛋和鸡的妙语,还有意拍下合影一张,以便日后验明正身。回到北京,我果然守信地写了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她认为能够打六十分,这时又正好编完自己的散文集,就顺口请我为她写一个序。如此怪事,若是请到那位嘲笑语文教师不懂文章的人,定会激动得口眼歪斜,一把抓住送上门来的书稿作活的教材,以佐证自己的目光如炬。然而却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明知连自己都不会写什么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又岂能将一堆散得捆不起来的东西码放在语文教师的门口。

问题是我又脱身不得,邱益莲老师早已作文一篇,题为《野莽先生无戏言》,不仅预告于网络之上,并且收编于文集之中,这便将我逼上了绝路。劳动节后,劳动罢了园子里的白菜和黄瓜,又送走首次来我竹影居小住数日的儿时同窗,回头我从微信中读她发来的篇章,又是一个忽然,我忽然为她一些零碎的描写吸住了眼睛。在这部共分九辑的散文集中,“故园情思”和“触摸现实”这两个单元,似乎更能让我动容,它们一为回顾,一为直面,回顾故园的哀惋凄美,直面现实的悲伤愤怒,若说这两辑是因故事而选择的两套笔墨,那她这整本书则是因品类而自成的九种格调。这么说有人会怀疑我用了夸张,那我就再换一句话说,说它在语言文字的组装上摇曳多姿、不拘一体总是可以的吧?

又好比一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音乐会,开篇《故乡的年味》是用欢快的竹笛把人引回久违的童年,而定作书名的《坐花轿的女儿几时回》又换成忧伤的二胡,转身引人到遥远的村口。前者她不厌其烦,津津有味,恨不得倾尽童年的记忆,后者她继续耐着性子,搜索记忆中最珍贵的细节,许多的往事,许久的尘封,就这样生动跃然于有过乡村生活的读者眼前。她是教师,教语文,教读书,教写作,被不懂教师的冒牌作家嘲笑为不懂文章然而却比那人要懂得多的非专业的写作者,从她多变的口吻中能看出她懂得不低于七种的技巧,但她仿佛一种也没有用,她只是娓娓地说,散散地写,弯弯的水到之处,长长宽宽的渠就成了。

不过我仍得睁着眼睛说几句瞎话出来,权当是看出了她的毛病,私心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我的认真负责和也许是个外行。依然两点,第一,节制。不仅篇幅,也有素材,雷同的繁花适当删减几朵,可以让枝叶透一口气。小说能连载,那是有未完的故事在勾引多情的人,散文的魅力则全在语言;第二,分类。以首篇为例,若把一生最难忘的童年、故乡、初恋分为三篇,各自写入骨髓,作者难忘,读者也能记住。目前印象深刻的唯有前者,这是因童年与故乡难分难解,而又还不到初恋的季节。

中外古今,除去邢台,人类贬师者寡,窃以为天地君亲师位的供牌上,无妨把君往后面挪,道理在于总统也是教师教出来的。由于是写作者,我尤其尊重与写作有关的教师,晚年转业为著作家的大学校长,我写过两卷本的传记;教我古文的中学老师以及师母,我接到北京家中供奉二周;历史上第一个夸奖我作文写得好的已逝的小学班主任,我至今还怀念他用红笔在我“怒发冲冠”四字下面挽的八个圆圈。关于作家的处女作之说,我的理论是,真正的处女作无不诞生于小学教师布置的作文,而走向文坛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则应该叫出嫁作,因这时的作者已长成丰满的新妇,能够放开手脚为人民生育了。

教师和作家本似分工的同行,一方管教,一方管作;教师和编辑也像合作的近邻,一方教文学的苗子如何走步,一方将会走的姑娘扶进花轿,抬上圣殿,从此光芒四射,万众瞩目。邱益莲老师的工作距作嫁不远,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自己也出一个嫁,像她不知几时回来的女儿一样,端庄地坐在这顶文学的花轿里,无须佩戴专业、一级、终身津贴等作家的金银首饰,只让有眼力的读者单看她的素颜之美。时下文界,自从天上掉下个余秀华,地上又长出个范雨素,名不副实的专业作家已被逼进尴尬的境地,更多网络作者的破土而出,越发使他们的日子难过起来。许多年后,岁月还会一层一层地扒去附加在一切文学作品之上的作者身份和荣誉,正如今天的我们置李白于张九龄之前,康熙于纳兰性德之后。也正如当年的蘅塘退士,于唐诗万首千家之中只取三百,视如毛的名家大牌于不顾,却把杜秋娘的作品做了压卷。

这么说,无非是为了激励一下邱益莲老师,愿她鸡年司晨,而且叫得比说语文教师不懂文章的肉鸡好听,好听得多。

2017年5月4日匆于北京竹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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