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东南亚

主持人语

吴 俊

鲁迅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大致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欧洲彼时已有鲁迅译作出现，特别是日本对鲁迅的译介有着长久的历史，译品数量多、种类全，对中国鲁迅的出版及研究是很好的借鉴，对全球的鲁迅研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相较于日本、欧美、苏俄等国家或地区，鲁迅作品在东南亚的传播别具特色。东南亚诸国中，新马地区基于语言优势及20世纪的时代背景，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可谓独树一帜，可资研讨之处甚多。与中国比邻、本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则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闻鲁迅之名。从鲁迅海外译介的历史状况及各阶段不同的文化风貌中，可以窥见特定区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译介作品产生的影响，从本栏目的文章来看，也就是从东南亚的鲁迅传播探寻鲁迅在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价值启示。所刊四篇文章均是南京师范大学林敏洁教授领衔科研团队的成果，期待得到学界的回应。

20世纪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新马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聂渔樵 杨慧颖

摘 要：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新马地区的传播，先后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曲解冷遇、而后自30年代开始至冷战结束的狂热追捧、再到冷战结束至今的理性研究等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其对于新马地区的影响，犹如电照风行，从文学再到社会各层面，都能寻出各个历史时期的鲁迅印记。新马地区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海外分支，以其语言及文化认同优势，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其研究在域外鲁迅研究阵营中独树一帜，地位举足轻重。

关键词：20世纪；鲁迅文学；新加坡；马来西压；传播

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近百年来，鲁迅及其作品在域外传播呈现着丰富复杂的学术景观。相较于日本、欧美、苏俄等国家或地区，鲁迅及其作品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颇具特色。而东南亚诸国中，新马地区基于语言优势及20世纪的宏大时代背景，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可谓独树一帜，可资研讨之处甚多。

鲁迅在新马地区的影响遍及文学、美术、戏剧、音乐，乃至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马来西亚著名学者章翰曾在其专著《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中如此评价：“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在马来享有像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笔者在学者钦鸿对新马地区鲁迅研究著述统计之基础上，广泛蒐裒、裨补阙漏，共整理出新马地区20世纪鲁迅相关研究书籍19部、文章195篇，堪居东南亚诸国之冠，从中足以窥见鲁迅影响之盛。

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新马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作一纵向勾勒，以俾学界同仁对其历程获得全景式感知。

一、20世纪20—30年代：寂寞的鲁迅

方修认为马华新文学的产生和兴起受益于中国五四运动，在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运动中，渐渐自成一体。在此过程中，亦有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亲赴南洋，直接参与到了马华新文学运动之中。这些“移民作者”为马华新文学带来最直接、最彻底的五四文学精神及创作路线。他们其中，自然不乏鲁迅之拥趸，是故，模仿鲁迅创作风格、创作样式的作品先于鲁迅文学作品在新马地区出现。

马华文新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新国民日报》，在1923年5月17日刊载了南洋华文文学历史第一篇日记体白话小说《疯人日记》。显然是对于鲁迅《狂人日记》的模仿，虽然《疯人日记》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不足以同《狂人日记》相提并论，但作为新马地区首篇白话小说，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1926年4月《叻报》副刊《星光》编者段南奎在第45期（一说第46期）上谈到“星光今后的态度”，称当时的南洋社会“麻木不仁，半身不遂”；南洋的思想界“乐天复古，迷恋骨骸”；南洋的文坛“充满着依样画葫芦的新八股文”，并表示“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大家集在星光下，虽然是沙沙的噪音，呐喊驱逐一切恶的魔，善的怪”，“我们愿改造南洋的社会，我们愿澄清南洋的思想，我们愿刷新南洋的文坛，我们愿诅咒黑暗的旧时代快去，我们愿祈祷光明的新时代速临”。“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祈求。”字里行间皆可窥见鲁迅之风。

另外，在五四文学南传过程中，对早期马华文学贡献巨大的中国著名文学家许杰与鲁迅私交甚笃。当年他南下担任吉隆坡《益群报》总编辑，在主持其副刊《枯岛》（一说为《岛上》）期间，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文章。

虽然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传入新马地区，但彼时新马文坛如方修所言“马华文学虽然承受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余绪而滥觞起底却并没有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样得到蓬勃健旺的开展……整个马华文坛，还是让旧文学占着统治地位”。有一部分学者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管窥蠡测，存在明显的曲解及误读。

在1930年3月19日的星洲日报副刊《野葩》中，曾有一篇作品《文艺的方向》，署名为“陵”的作者在文中“把鲁迅说成是什么‘乡土派’作家，甚至硬把鲁迅同资产主义阶级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扯在一起”，紧接着，在同年5月14日的《野葩》中，署名为“悠悠”的作者对此附和道：“事实上很明显，鲁迅不是普罗文艺（即无产者文艺——章翰注）的作家，他与普罗文艺是站在相对地位的。”这显然是受到创造社对鲁迅错误指责的影响，没有实际鉴别研究便盲目跟风妄加批判。无怪乎有鲁迅研究学者称20年代马华文坛中的鲁迅是寂寞的。幸而，随着左联的成立，以及作为左联领袖人物的鲁迅在中国文坛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黎丘丈人”很快便认识到了鲁迅是一名左翼作家的真相。

二、20世纪30年代—冷战结束：街头的鲁迅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越南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胡志明（时称阮爱国）受托于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主持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1932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在马来西亚成立，其性质与左联无异。故此，转入30年代，尤其是鲁迅逝世之后，新马地区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认识有了很大改观，并益趋一致。据章翰描述：“在三十年代中期，马华文艺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经验。”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传播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及其在30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中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来说，较于其他文学口号更切实、更务需，更符合当时马来亚的大众需求。马达在《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中大力赞同鲁迅，而马华文艺界更是在鲁迅影响下，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仿照鲁迅口号提出“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文学口号。

鲁迅的身体状况亦牵动着隔洋跨海的南洋文坛众人的心，1936年8月10日《星洲日报》刊出《鲁迅先生的病况》的报道，随后的9月10日又有《鲁迅复病——为了多洗海水澡》一文登报。1936年10月19日鲁迅长辞于世，去世第二天新马地区出版量居三甲的《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星洲日报》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噩耗，整个马华文艺界震动，一众学者对此反应迅速，俄顷间南洋哀思如潮。鲁迅去世后的数日内，马华文人轸念殊深，于新马各大华文报刊发表大量悼念文章，向鲁迅致哀致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从鲁迅辞世后的10月20日到10月31日，短短十日间各报发表的报道及纪念文章共达55篇之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中华晨报》亦推出鲁迅纪念专刊。这些纪念专刊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且出刊速度惊人，均在数日内赶编完成。如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便推出了专刊的《星中日报》的副刊《星火》等。此外，各报还一并刊出鲁迅的照片及木刻作品等，图文并茂，供新马读者缅怀，如1936年10月25日《星洲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在纪念专刊中登出鲁迅两张照片及名为《悼鲁迅先生》及《鲁迅先生》的两幅木刻，1936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的副刊《文漫界》刊出英浪的木刻作品《导师·鲁迅》，等等。

很难想象，这些热忱之作竟是在被殖民者打压控制、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鲁迅逝世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华战争步伐之际。1937年“南侨总会”成立，在马共领导下进步刊物如春笋之怒发，马华文学一改沉寂凭势而起。支持祖国抗日救亡成为马华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此时的马华文坛，以鲁迅后期的思想及作品为研究和学习重点，鲁迅1930年2月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战统一战线的问题》、《论我们现阶段的文学》、《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更成为指引马华文艺工作者战斗的航标，并有大批进步学者发文学习鲁迅、探讨鲁迅精神。而英国殖民当局为将欧洲战火东引，压制新马地区华人华侨的反日积极性，限制援华抗日运动。许多进步文艺刊物被迫停刊，亦有进步文艺工作者迫于形势无奈辍笔。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马华文坛自然萧条凋敝，但鲁迅逝世后短短十数日便有数量如此之多的鲁迅纪念文章刊诸于世，实属难能可贵。足见马华文艺工作者们在鲁迅逝世后，充分发扬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惧不畏，不挠不折，敢于站在当权殖民者对立面，为心中的鲁迅挥毫泼墨，不由使人击节赞叹。

在经历了对于鲁迅从20年代冷眼误解到逐渐认识，再到30年代狂热尊崇的变化后，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影响开始在马华文艺工作者血液里积淀，并体现在他们的创作、研究之中。鲁迅那种“彻底革命”“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为新马地区育出一批杰出的文坛斗士。鲁迅对于马华的影响，深及新马华文文学的各个方面，如章翰所云，“遍及文艺创作、文艺路线、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对于鲁迅作品、鲁迅创作手法的模仿之作。方北方、姚紫、甄供、岳衡、苗秀、黄锦树、碧澄、驼铃、方野、小黑、章钦、吴岸、黎紫书、朵拉、潘雨桐、郁人、田思、春山、丁云、庄迪澎、看看等作家的作品皆有“鲁迅风”，且在新马地区博得读者喜爱与追捧。

云里风的散文中可以窥见鲁迅散文诗《野草》的影子，古远清认为“几乎他的每一篇散文，都能感受到鲁迅精神的闪光”。收录于《云里风文集》中的《未央草》与鲁迅的《影的告别》、《狂奔》与鲁迅的《过客》、《文明人与疯子》与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都明显存在借鉴移植和改造化用的关系。再如黄孟文的小说《再见蕙兰的时候》（1968）中鲁迅《故乡》的影响非常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马华文人一再重写或续写《阿Q正传》，对此南治国写了一篇很有趣的论文《旅行的阿Q——新马华文学中的阿Q谈》，选取了吐虹的《“美是大”阿Q别传》、丁翼的《阿O外传》、絮絮的《阿O传》、方北方的《我是阿Q》、李龙的《再世阿Q》、林万菁的《阿Q后传》、孟紫的《老Q自供书》等作品一一评述。马华作家将阿Q这一经典形象移植南洋，通过南洋阿Q众相，反映出了当时新马社会中“拜金、逐色、忘祖、崇洋”的“南洋色彩”。

马华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杂文创作盛行，对鲁迅的杂文更是推崇备至。据朱二在《新马华文杂文创作与鲁迅》中的考察：台湾出版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中杂文独成一卷，收录了五十多名作者的杂文作品。再加上马来西亚的杂文，其量其质蔚为可观。朱二在该文中直接指出“这种繁盛局面与鲁迅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安培是“鲁迅风”下，从事杂文创作时间较长，成果颇丰的一名新加坡作家。长达10年的杂文创作中，英安培针砭时弊，其作品被称为“新加坡社会变迁的备忘录”。他时常引用鲁迅的语言，并在自己多篇作品中提及鲁迅，如《旧楼的书房》、《翻身碰头集》、《风月》等。甄供被誉为“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他的杂文中，随处可见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笔下无情，心怀社会，旁征博引，不媚不俗，如《反对“鸵鸟人现象”》、《赌》、《有言难言·信口雌黄》等。此类“鲁迅风”杂文还有洪生的《大团圆》、征埃的《寒夜随笔》、白寒的《药渣》等。

与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学经典的传播模式相同，鲁迅的文学经典在一再被模仿被借鉴的同时，逐渐与当地社会民情以及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地性的再生文学，进而引领当地文学逐步发展，渐臻成熟。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共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革命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鲁迅彻底革命的精神继续鼓舞着马来西亚文艺工作者们积极参与到独立运动中。但是英军重返马来西亚后，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非法，以致马华左翼文学发展一度停滞。此后低俗文化横行于世致使黄毒泛滥，直到1953年爆发“反黄运动”，马华左翼统战以学运及工运为发端重新活跃起来，一时间新马地区左翼思想汹涌澎湃，马华文学也借此重焕生机。新加坡独立后，其国内政党角力激烈，新加坡共产党试图“把斗争带到街头”、“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在其回忆录中描述道：“在9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里，人民不可能想象共产党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何牢牢地牵制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心理。”因此，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坛占据主流，“鲁迅热”继30年代后又掀起一阵高潮，鲁迅形象被进一步政治化、极“左”化。加之在“二战”结束后反抗欧洲文化侵袭过程中，新马文艺工作者将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作为抵抗武器，不仅运用于文坛，更是将之推向新马社会各界。继而，鲁迅又被赋予了标签性、符号性的意义。在中国“文革”期间，新马文坛又陆续推出了多部鲁迅纪念专辑，如1967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一周年的《浪花》、1970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四周年的《阵线报》及《奔流》、1972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六年的《大学文艺》第4期、1973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七年的《文娱画报》第5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40年代、50年代鲁迅研究作品数量分别为12篇及13篇，60年代开始增至19篇，到了70年代陡然激增至51篇。在这一时期的马华文学中，鲁迅成了“检测是革命文人或非革命文人或反革命文人的尺码”，马华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极度崇拜将鲁迅推上了“绝对权威”的地位，甚至有“谁反对鲁迅就等于是反对中国文化”之倾向。

据章翰在1977年《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中的粗略估计，自鲁迅逝世后的40年间，马华文艺工作者所撰纪念鲁迅的文章（不含对鲁迅作品与思想的评论及研究心得，且以每年10月间出的逝世纪念特辑或专号上的文章为准）达四百余篇。

马华文艺界每年10月间举行各种鲁迅纪念活动大小无数。除1936年鲁迅逝世后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外，每年10月19日前后，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活动，其中较为隆重的纪念活动有：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马华各界多达34个文艺团体联合举行了多场纪念活动。如鲁迅周年祭、鲁迅周年祭座谈会、鲁迅先生诞辰纪念会，并筹建“树人图书馆”、成立“树人夜学”、募集“鲁迅纪念基金”、设立“鲁迅艺术学院”等。1939年鲁迅逝世三周年，旅居马来西亚且时任《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主编的郁达夫发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10月19日，该刊登载了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且特邀萧红写下《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一文并连载。当天，来自马华各界的30多个华人团体共2000余人参加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除此之外还一些小型鲁迅纪念会议。1947年鲁迅逝世十一周年之际，马华文艺界联合各方民主力量，以星洲（即新加坡——编者按）为主要阵地举行了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仍是以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为主旨，出版了纪念特刊，召开纪念会，并举行了文艺晚会。此外，还有1955年的鲁迅纪念活动及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晚会都足以称道。

这些充分体现了鲁迅在马华文艺工作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南来文人张天白更是将鲁迅奉为“中国文学之父”，可以说此时鲁迅在马华文坛上已然确立了无上地位，成为马华文艺工作者的灵魂导师。然而鲁迅形象被政治化、被偶像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其文学艺术的研究，鲁迅成了“一面旗帜，一个徽章，一个神话，一种宗教仪式”。

尽管此时的新马华文界对鲁迅的研究重点仍放在其革命精神之上，新马地区的鲁迅研究仍然有了长足进步。对于这一时期鲁迅的研究特点，南治国曾道：“新马传统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其实是追随中国大陆，亦步亦趋的。到20世纪80年代初，情形依然如此。”

其中，章翰（马来西亚）、方修（新加坡）和郑子瑜（新加坡）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方修是这一时期鲁迅研究学者中鲁迅的忠实拥护者，他曾将鲁迅称为“青年导师”、“新中国的圣人”、“具有最高道德品质的人”。1960年出版于新加坡文艺出版社的《避席集》，收录了方修在《星洲周刊》上发表过的十多篇杂文，鲁迅式的杂文记述将其对鲁迅的推崇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后，方修带着这种向慕之情在多部文学史专著及多篇文艺评论文章中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析毫剖厘，全面而深刻，如《马华文学史稿》及《马华文学大系》等。

被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称为70年代最后一个虔诚的鲁迅信徒的章翰（本名韩元山，笔名较多，如马德、宋丹、鲁生、岳文、宋秋阳等），分别于1973年及1977年出版了《文艺学习和文艺评论》和《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在《鲁迅与马华新文艺》中，充满深情地描述了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影响，并详述了鲁迅逝世在马华文艺界的反应及马华文艺界1937年、1947年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

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阿Q正传〉郑笺》和《鲁迅诗话》不盲从、不刻板，是较早研究鲁迅作品文学艺术成就的马华文人。《〈阿Q正传〉郑笺》中郑子瑜对小说中涉及的典故及俚语进行了细致解释，并从修辞学角度出发，认为《阿Q正传》中的鲁迅行文中某些地方存在小瑕疵。郑子瑜在《鲁迅诗话》中评论了鲁迅诗歌及其诗论，此书出版之时，马华文界多关注鲁迅的小说及杂文，此书一经出版便博得多方欢迎。

曾任教于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的吴天才（笔名江天）是马来西亚著名学者、诗人。吴天才的诗集《鲁迅赞》是对鲁迅诞生110周年的献礼，收录了他1954年到1991年间创作的纪念鲁迅的诗作共41首。《鲁迅赞》的诗作中吴天才对于鲁迅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您呕心沥血的名著/像太阳照遍了全球……你的崇高形象是不朽的擎天柱/你的无畏精神是不灭的长明灯”。

新加坡作家高飞著有广播剧本《鲁迅传》一部，以话剧笔法从鲁迅留学东瀛写到1936年鲁迅逝世，体裁之新颖，可谓前所未有。

三、冷战结束至今：大学中的鲁迅

20世纪80年代新马地区“左”倾时代结束，马华文坛对鲁迅的态度也从极端崇拜中逐渐冷静、理性下来。迨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受政治格局影响，东南亚的鲁迅传播出现了新的特点：多数国家的鲁迅研究都进展缓慢，唯独新加坡地区的鲁迅研究继续前行，进入了崭新阶段。虽不像30年代的狂热，但他们探究的广度及钻研深度都达到了历史新水平。南治国在《读王润华和江天访鲁迅故居的诗——兼论新马鲁迅研究的现状》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总结：“最近二十年来，新马的鲁迅研究开始有了不同的途向：马来西亚仍沿承传统，鲜有突破，更令人担忧的是，鲁迅研究似乎后继无人了。……反观新加坡近二十年来的鲁迅研究，新加坡的学者在关注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大势，开始客观、理性地从事鲁迅研究，并在鲁迅思想的探寻、鲁迅作品的诠释和鲁迅语言艺术及修辞手段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诚如南治国所述，在此阶段受困于华文教学的艰难境况，马来西亚的鲁迅研究固守陈规、鲜有创新。相对于此，新加坡涌现出了一批鲁迅研究的优秀学者，像王润华、王赓武、南治国、林万菁等。其中以王润华尤为突出，可以说是现阶段东南亚乃至国际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一颗耀眼新星。

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以来唯一一位中文系教授的王润华，在近30年的鲁迅研究中，论调独树一帜，且成果丰硕，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经验。王润华曾指出“二战”后的马华文坛越来越重视文学的本土性，开始尝试冲破来自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影响，并出现“把鲁迅冷静认真地当作文学经典著作来研究”的趋势，鲁迅已“从街头走向大专学府”。

据王润华在一次访谈中回忆，早在其高中时期就已开始了他的鲁迅研究之旅，小小年纪便展露锋芒，在当时新加坡重要刊物《萌芽》（1958年第3期）发表了名为《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的论文。王润华的三部专著：《鲁迅小说新论》、《沈从文新论》、《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之中收录了鲁迅研究文章十余篇。

《鲁迅小说新论》是王润华以其敏感而犀利的眼光对鲁迅研究禁区的一次突破性探讨尝试，其中《从鲁迅研究禁区到重新认识鲁迅》、《论鲁迅〈白光〉中多次县考、发狂和掘藏的悲剧结构》、《从口号到象征：鲁迅〈长明灯〉新论》、《探访绍兴与鲁镇的咸亨酒店及其酒客——析鲁迅〈孔乙己〉的现实性与象征性》等论文，直指诸如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鲁迅的清末县考经历、《长明灯》的发表刊物（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等鲁迅研究者深加隐讳的问题，并讲道“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要探讨鲁迅小说散文的复杂性，千万不要去读目前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它只有阻止、妨碍我们去了解真正的鲁迅”。王润华试图另辟蹊径突破传统鲁迅研究框架，成为了对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研究体系中的新鲜血液，亦给鲁迅研究者们以警醒和提示。王润华还将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应用在鲁迅研究之上，如《鲁迅小说新论》中的《鲁迅与象征主义》、《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等。得益于美国留学过程中对美国新兴“中国学”的学习经历，王润华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区域研究”，即从边缘地区去看中心问题，如在《探索病态社会与黑暗魂灵之旅：鲁迅小说的游记结构研究》一文中，王润华自出机杼探究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旅行精神，并从此立意出发，指出鲁迅小说近一半带有游记性质，并将其归结为“故乡之旅”、“城镇之旅”及“街道之旅”三类。

王润华在《沈从文小说新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困境和危机——从鲁迅与沈从文的个案来考察》一文中，探究了服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鲁迅作品的出版及注释，对于理解和研究鲁迅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1949年后的《鲁迅全集》对鲁迅作品进行了大量删减，并增加了大批注释，“很显然在导读之外，有束缚读者的思索和理解的目的，甚至有歪曲作者原意之企图，这对研究鲁迅的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是危险的。”1994年王润华出席了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纪念鲁迅留学仙台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王润华提交了名为《沈从文论鲁迅：中国现代小说的新传统》（收入其专著《沈从文小说新论》）的与会论文，以实证研究方法考论了鲁迅与沈从文从敌到友的关系发展历程。并在文中提出一个重大发现：沈从文试图通过对鲁迅及其他小说家的评论而建立小说新秩序。会后王润华又发表了《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解》和《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两篇论文，根据在日本仙台的实地考据钩沉索隐，一改往日将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终止仙台学业的唯一原因的论调，全方位地为人们解读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使人耳目一新。

收录于王润华的专著《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中的论文《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其立论可谓石破惊天。该文在梳理了鲁迅传入新马文坛过程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鲁迅本来被人从中国殖移过来，是要学习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可是最终为了拿出民族主义与中国中心思想来与欧洲文化中心抗衡，却把鲁迅变成另一种殖民文化。”在华文文学本土性构建的焦虑下王润华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概念套用在鲁迅在新马地区的狂热传播上，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适当性仍需商榷。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解读策略和阅读视角，正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崇科所言：“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读来的确令人受益匪浅，因为他的论述引发的更深更广的思索已经超越了他极富见地的著作本身。”

林万菁亦是这一阶段重要的鲁迅研究者，他的专著《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是从修辞学角度探讨鲁迅文学的修辞风格，极具新意地探究了鲁迅的修辞渊源，且将鲁迅的修辞特点归结为“曲逆律”，并深入研究了这种修辞方法的影响。

南治国亦有数篇鲁迅研究文章值得关注，他曾发表论文《寂寞的鲁迅——鲁迅与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马华文坛的传播过程。此外还著有《鲁迅在新马的影响》、《读王润华和江天访鲁迅故居的诗——兼论新马鲁迅研究的现状》、《旅行的阿Q——新马华文学中的阿Q谈》等。

时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海外华人研究家王赓武在其论文《鲁迅、林文庆与儒家思想》中以历史的眼光，立足于海外华人文化对鲁林冲突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指出鲁迅身上仍有少许中国文人对虽然财大气粗却胸无点墨的华侨商人的轻鄙心态。

目前，新马地区的中学、大学教育中，鲁迅文学经典亦不乏身影。

左派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1970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读本《中华文选》，是新马地区华语学校所普遍采用的教材，其中鲁迅的作品所占比例居第一位，第一册三篇，分别是《秋夜》、《好的故事》、《雪》；第二册两篇，《风筝》、《一件小事》，此外还有一篇周晔所作《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第三册一篇《鸭的喜剧》；第四册一篇《故乡》；第五册一篇《孔乙己》，另有一篇鲁迅的译作《读书的方法》（鹤见佑辅）。而右派出版机构出版的教科书中亦不乏鲁迅作品出现，如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很多学校采用的《新标准语文课本》，由右派出版社吉隆坡文化供应社出版，其中编入了《孔乙己》、《鸭的喜剧》等鲁迅作品。

自80年代以来，吴天才在马来亚大学开设鲁迅相关课程直到1991年退休。目前，马来亚大学虽未再有鲁迅课程开设，但马来西亚著名学者许德发仍在马来亚大学继续鲁迅研究，主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设有“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鲁迅与郁达夫”等课程，其中林万菁博士于1991年开设的硕士研究生课程“鲁迅与郁达夫”，其学生最多时有超过20名。王润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执教时也曾开设鲁迅相关课程，并鼓励学生参与到鲁迅研究中来。在境外各鲁迅研究单位中，论成果数量及研究深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当居魁首，仅以鲁迅为研究课题的学位论文就有十几篇之多。

鲁迅在新马地区传播的三阶段变化，展示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从被赋予激进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而被顶礼膜拜，逐步回归到了重视研究作为文学及文本艺术价值的传播历程。这种返璞归真的传播模式，不独新马，是放之海内皆有迹可循的。目前，鲁迅的思想高度及艺术造诣在新马地区得到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及学习。

1. 作者简介：聂渔樵，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杨慧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本文拟将新加坡独立前的马来亚地区与1965年后的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地区统称“新马地区”，将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亦置于“马华文学”范畴内一同展开探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子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阶段性研究成果。
2. 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
3.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4. 转引自南治国《鲁迅在新马的影响》，《华文文学》2003年总第58期。
5. 李志：《鲁迅及其作品在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影响论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 转引自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版，第35页。
7. 转引自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版，第12页。
8. 转引自南治国《鲁迅在新马的影响》，《华文文学》2003年总第58期。
9. 参见金进《马华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919—1965）——以南来作家的身份认同与转变为讨论对象》，《东华汉学》2013年第18期；刘永睿：《鲁迅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加坡文坛》，《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23卷第4期。
10.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
11.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
12. 南治国：《寂寞的鲁迅——鲁迅与20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
13.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14.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9页。
15.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9、19、31、34页。
16.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17. 参见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18. 古远清：《鲁迅精神在50年代的马华文坛——读〈云里风文集〉中的散文》，《云里飘来的清风》，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00、302—304页。
19. 南治国：《旅行的阿Q——新马华文文学中的阿Q形象谈》，《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20. 朱二：《新马华文杂文创作与鲁迅》，《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7期。
21. 金进：《新加坡作家英安培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2.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128、130页。
23.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58页。
24.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63页。
25. 王家平：《鲁迅文学遗产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6. 参见王枝木《鲁迅风果然占上风》，《清流》1999年第42期。
27. 葛涛：《抗战期间鲁迅在香港、新马等地引起的文化反响》，《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0日。
28. 参见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4—45页。
29. 转引自南治国《鲁迅在新马的影响》，《华文文学》2003年总第58期。
30. 南治国：《读王润华和江天访鲁迅故居的诗——兼论新马鲁迅研究的现状》，参见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Singapore/nan/nan—03.htm。
31. 参见张霖《“汉学大师”郑子瑜的现代文学情结》，《书屋》2009年第12期。
32. 吴天才：《鲁迅赞》，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1991年版。
33. 南治国：《读王润华和江天访鲁迅故居的诗——兼论新马鲁迅研究的现状》，参见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Singapore/nan/nan-03.htm。
34.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35. 沈怡婷：《王润华教授访谈稿》，参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ig3x6hhxRK68mTIpxQ8smtY5u2to6 DGdmP26ukELywidS_baXRFCL3mXIvNZU3bloOIdqAZ_wAkX5P2mUwl74DbpZ75znd7K20SVkfbUm3。
36. 王润华：《鲁迅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8页。
37. 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8. 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6—89页。
39. 王润华：《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见解》，《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40. 王润华：《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41.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42. 朱崇科：《新“新”视角与后殖民解读——试论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参见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China/zhu/zhu-09.htm。
43. 南治国：《寂寞的鲁迅——鲁迅与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
44. 王赓武：《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3—194页。
45. 参见王润华《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46. 彭小苓：《林万菁和他的“鲁迅修辞”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
47. 南治国：《鲁迅在新马的影响》，《华文文学》2003年总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