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县

平溪放天灯

天灯要升空了，虽然还不到元宵，是提早放，但毕竟是小孩子的愿望。明天是天公生，天公应该会笑着接受。笑着让他们的愿望率先实现。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这一天，十分寮照样下雨。雨中黑色的乌云、煤车，伴着湿湿的油光铁轨，偶尔撑伞慢慢飘动的人影，这仿佛是对十分寮永恒的印象。多雨，或许是地形上的关系。记得地理课本中写着的，全台湾年平均雨量最多的火烧寮就在附近。而苍老、沉寂，人一进去里头，似乎就跟着莫名忧伤起来的奇特氛围，则是煤业萧条后的宁静。

情人节不是假日，情人不会到十分寮来，所以看不到玫瑰花、巧克力，听不到年轻人的笑语。但对老人来说，明天可是重要的节日——天公生。

十分，或许是许多电影、电视剧、MTV，甚至广告的场景。加上原有的十分大瀑布，近年来，观光成了另一种特色。除此之外，当地一些有心的朋友，在这几年，硬是把天灯这种特殊的民俗给推广起来。不知何时，甚至有了“南蜂炮，北天灯”的说法。

天灯会的胡民树先生，赶在元宵节之前，到十分小学教小朋友天灯的由来和制作方法。胡先生志在传承，但台上他说得认真，台下则听者藐藐，剪指甲、打瞌睡。不过胡先生似乎也不必失望，小朋友爱动手，只要他们做起来有兴趣，天灯的由来、历史，他们自然慢慢会懂。

天灯的原理其实就是热气球，所以灯体绝对不能有破洞。天灯的棉纸虽然经过改良，较以前更薄、更轻，而且不易破，但落在这些动作远比神经传达速度要快上好几倍的小孩子手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破。大人紧张地四处来回检查，但对他们来说，破，好像也是一种乐趣，一种经验。

好不容易才弄好的天灯，总要寄托给它一个大愿望。彦廷小朋友说希望考试第一名，所以把愿望直接写在天灯上，但连考试的试都写错了，这……恐怕蛮难的，不过毕竟也是个愿望。

天灯要升空了，虽然还不到元宵，是提早放，但毕竟是小孩子的愿望。明天是天公生，天公应该会笑着接受，笑着让他们的愿望率先实现。

元宵节早上，我们再度来到平溪乡，由于怕晚上将陷入蜂拥而至的车流，我们是从菁桐搭平溪支线的火车到十分。也许还是白天吧，整个车站空荡荡的，火车内也是空荡荡的，除了工作人员和我，只有一个乘客。

沿途掠过的风景，工作人员说让他们想起侯孝贤的电影。我们在菁桐才庆幸说今天难得好天，没想到一到十分不久，雨，就照样殷勤地下了起来。或许很久没有看过还在开采的煤矿，我特地绕道带工作人员去重温旧梦，没想到，他们元宵休假，矿场显得比十分还要寂寞。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我很想跟工作人员说，火车让你们想到的是电影，而此刻我想到的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他们曾经的地底生涯。但最后还是没说。

平溪乡对外交通，最早所依赖的就是目前这条已然变成观光路线的平溪支线铁路。其实这条铁路当初是台阳矿业所建的，专门用来运送煤炭。一九二九年卖给了当时的总督府铁道部，同时加挂客车。由于当时只是矿区的运煤铁路，居民和运煤火车相安无事和平相处。铁路，只是门口的一部分。别的地方是人让火车，而在这里是人车相体贴。

阿猜大姊二三十年来随身带着口哨，看守着山洞口，巡路，负责过路人的安全。她开朗而率真的言语与笑声，让人打从心底欢喜和感动。阿猜大姊今天暂时不当义务巡路员，她说难得元宵放天灯，等了一年就是等今天，平时生气归生气，钱，多少也要赚。不仅阿猜大姊要赚，整个十分街上，似乎也都为了这个特别的晚上而忙碌着。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全体动员，而所准备的商品，似乎只有唯一一种，叫做天灯。他们笑着说：“这个晚上，整个十分，所有的人都在放天灯，只有一种人不放天灯，那就是十分人，因为，我们卖天灯。”

黄昏到了，雨下得更大了，但加班车载来更多的人。人手一个天灯，老板个个眉开眼笑，只是价钱不太一样，客人凭运气，有的一个两百五，有的一个一百三。买了灯，密密麻麻写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的是跟彦廷一样，无非是考上研究所、高考及格、顺利毕业、补考过关的，所求的似乎不多，好像只要学业顺利就阿弥陀佛。不过也有要恋爱成功找到老公的，甚至我们还看到一个姑娘，要求分手干脆，不要拖泥带水。

愿望写就，天灯点燃，热气一足，所有的天灯都将同时应声而上，不管它承载了多大的愿望，天灯都将义无反顾地替大家带上，直达天廷。

天灯升天了，看起来像是雨夜之后突然出现的点点繁星，心里多少有一点感动。很想祝福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欢喜自在，岁月无惊，学业顺利，恋爱成功。当然也祝福那位姑娘和她的男友分手干脆，不拖泥带水。

另一个九份

侯硐多雨，每次回去，它总是在下雨，雨天灰暗的色调，潮湿而阴沉的氛围，正是每次回去的心情。

我念小学的时候，念的是分校，所以三年级之后就必须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到本校上课，加上当时小学毕业要考初中，很小就面临升学压力，每天晚上要补习，试考得不好，要被打，很多同学都在这种忧患之下长大。记得班上有一位成绩很好的女生，个性很强，考试考不到一百分，考了九十分，要被打十下。后来她发誓长大要念师专，当老师，目的是打老师的小孩。后来她做到了，她的确回到母校任教，但是有没有教到老师的小孩，一直未问清楚。我的母校是侯硐小学，近几年来，这个地区在整个煤矿业结束之后，已经萧条了，人也少了，去的那天，刚好下雨，景象萧瑟。

侯硐多雨，每次回去，它总是在下雨，雨天灰暗的色调，潮湿而阴沉的氛围，正是每次回去的心情。这个我念小学的地方，离开故乡约一小时的脚程，以前是煤矿的主要产区，现在因开采成本过高，挡不过进口煤的物美价廉，矿坑封闭，人去楼空。侯硐好像另一个九份，十几年前的九份，繁华落尽，只留下寂寞与空虚。

侯硐曾流传着一个凄美与浪漫的故事：在九份发现矿脉之后，传说有两个日本人因为在大粗坑溪与基隆河交汇点上采到砂金，认为从大粗坑溪上溯，绝对可以找到矿脉，所以在冬天溯溪而上。找到一半的时候，其中有一位日本人生病了，他们就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草寮住下来。有一天，生病的朋友说想喝一点热汤，另一个朋友就想办法去找，可是山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种叫红凤菜的野菜长在茅草下。他去摘菜的过程中，因雨下很久，路滑而跌倒，他就抓着茅草往下滑。山的整个结构是石头壁，上面只有一层大约二十公分左右的泥巴，所以在山壁往下滑的时候，露出了石头壁上的矿脉，而矿脉传说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生病的日本人不久过世，另外一个朋友认为，人的一辈子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多少东西，好像是注定的，所以他就把开采所得的一些金子，以及朋友的尸体直接带回九份，告诉九份人说：“就在这座山的后面还有其他矿脉，你们去拿吧！”然后就带着朋友焚化的骨灰回到日本。没想到不久，这个过世的日本人的太太，因为在家乡一直等不到先生，所以坐轮船（听说是一面在船上打工，用来换取旅费）到台湾来。她从基隆沿着北海岸一路打探消息一直找到九份，得知先生已经过世，而且已经被朋友带回日本。这位太太一听，一病不起，也就死在九份。当地的人凑了些钱，把她埋在九份牡丹坑以及大粗坑交界点的一个山岗上面，并且非常浪漫地立了一个“无缘墓”的碑。

小时候听到这样的故事，也看过这个墓碑，觉得非常忧伤，而这样的故事也一直无法忘记，几年后也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叫《无言的山丘》，讲的正是这个故事。“无缘”，对我来讲，就像矿工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他们通常来自外地，来到这里，把青春、体力埋葬在这里，然后所得到的除了孩子之外，只有病痛与绝望。

侯硐在最灿烂的时候，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都在瑞三公司做事。瑞三本矿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二十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惨烈的灾变。有八十几个人死在矿坑里面，八十几个人，八十几个家庭，八十几个家庭的小孩必须在一个晚上之间变成大人，而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瑞三本矿，已经变成荒草一堆。

那天在矿坑口遇到了老矿工李加仁先生，与他闲聊中，我们得知他是当兵之后才开始采矿，因为不识字，所以做矿工。我们问他当时采矿时，为何不戴口罩，他说：“我就不想戴，戴那个麻烦，而且没有用。我们的鼻子通往肺部，嘴巴则通胃。如果石粉吞往胃中会被消化，但如果通往肺部的话，就会阻塞在肺部，所以呼吸要从嘴巴，石粉吃下去没关系，口渴了，就喝水，之后喉咙‘唰’一声，好像有沙一样。”言谈中，他跟我讲话的时候那样沉重的呼吸声，以及他从鼻息间所传出来的气息，让我想到当初父亲犯病时候的样子。所以当我跟他讲：“欧吉桑！你应该去医院检查啊？”他说：“不要去啦！去，什么病都发现了！”我跟他说：“没关系，可以免费治疗！”可是他却非常宿命地跟我说：“用门诊单去看病，连打针都站着打，而且‘啪’一声就打下去；如果付现金的话，就让你先坐下来，屁股肉轻轻地捏起来，再轻轻打下去！”也许觉得他的观念不一定对，但是透过他的谈话，好像了解到他对整个医疗体系某种轻微的抱怨，或者……失望。

侯硐路二三八号是早先非常典型的矿工宿舍，简称“工寮”。以前每回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听到许多生活的声音：骂小孩、夫妻吵架、矿工喝酒的声音，以及收音机里的闽南语老歌，可是现在一片安静。

杂草、生锈的采矿器材、长满苔藓的矿坑口，侯硐就像十几年前的九份。十几年后的九份因为许多人让它成名，现在变成有名的观光区。面对侯硐，自己的心情非常复杂，不晓得应该保留这样的凄清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还是让它成为另一个观光区，另一个九份？

永远安静的“永安村”

我不喜欢解释它为“永远平安”，我喜欢把它看成“永远安静”；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水就是茶，还有非常少的人。

我从出生、长大、工作和目前的住家都在台北县。虽然住了四十几年，但在离自己所住的新店车程不到十五分钟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村子却始终陌生，因为到那里不容易，要坐船。这个村子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永安村”，我不喜欢解释它为“永远平安”，我喜欢把它看成“永远安静”；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水就是茶，还有非常少的人。

也许你不信，其实威尼斯离我们不远，就在台北郊区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之外。原本以为可以永远平安的永安村，在一九八○年翡翠水库兴建之后，被水面分割成两个部分，北岸的永安村，还是和陆地相连成了半岛，而南岸的永安村就变成水库里的一个孤岛，永安村当下就变成台湾的“威尼斯”。

宽阔的水面变成这里的公路，船就成为这里的巴士。船像巴士一样照时间行驶，一站一站停，载阿妈去买菜、载阿公去聊天，也载小孩子去上学。也许你会问，那年轻人呢？村人的答案是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留得住年轻人？坐船有好处，从来不必担心塞车，只担心晕船，以及万一干旱水浅时，船到不了他们的家怎么办？

早上七点二十分，第一班交通船准时载着南岸的小朋友到北岸的永安小学上课。船叔叔和小朋友都很熟，万一谁没搭上，他爬都会爬去岸上叫。我问小朋友：“这不是连逃课的机会也没有了？”小朋友睁大眼睛看着，好像在反问我说：“逃课？我们逃课做什么？我们跷去哪里？”七点三十分，交通船到达目的地，我们看到全台湾最美丽也最特别的制服：黄衣服、黄裤子、黄帽子，外加红色的救生衣。眼前我们好像看到一列小蛙人，不过他们自己说：“不是啦！像忍者龟，红色的忍者龟啦！”

永安小学是全村里唯一也是最高的学府，整个学校总共只有二十个人，七位老师，十三位同学。每天像升旗这种大场面，不但得全员出动，而且每个人还得身兼数职。十三位同学全都是乐队成员，其中有人要兼指挥，有人除口风琴之外，另外要加吹笛子。那谁唱歌？当然是老师和校长啰！说不定校长还要兼司仪喊口令。由于全校只有十三位同学，所以只能分成两个班：一、三、四年级成一班，叫“小豆豆”班，五、六年级叫“新甜”班。公布栏上有每个同学的自我介绍，包括星座、喜欢的颜色，以及崇拜的偶像等。

一年级今年只有一位学生，本来应该和二年级一起上课，但二年级没有人，老师怕她无聊，所以叫她和三、四年级的同学一起上课。我们到五、六年级的新甜班看他们上课，问五年级同学：“六年级同学上课时，你们做什么？”“听啊！”我们又问六年级的同学：“五年级上课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啊！就听呀！”所以每种课程他们都得听两遍，今年听不懂的，明年还有机会，所以永安小学真是做到了知新兼温故，温故也知新。

打板球是永安小学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打球的时候，老师、学生大家一起来，连校长也不例外，因为人不够嘛！打球的时候，一年级的小朋友根本没有敌情观念，分不清敌我，只要得分的，她都非常高兴。两队投手都非常有人性，投给老师或高年级的，是最拿手的球路，投给中年级的，则是普通的下抛球，至于投给唯一的一年级同学，根本就是——滚球。

那一天刚好碰上学校的庆生活动，学校决定前往水库南岸的家长会长家庆祝。在出发前，小朋友又得穿上他们的救生衣，高年级的帮低年级的穿，老师帮学生穿，因为住在南岸的小朋友每天都要练习，所以身手自然也比老师熟练。

船慢慢开往南岸，忽然有人望着水底说：“啊！我们正经过我们的家耶！”原来他们的家是在地势较低的山谷里面，水库建好之后，就慢慢被水淹没了。“你们怎么还记得老家的位置呢？”“当然记得啊！水浅的时候，原本屋外的树、土地公庙，还有我们家的屋顶都还会露出来。”他们说：“我们的家，现在变成水的家，也变成鱼的家！”

翡翠水库供应大台北区的所有自来水，但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离水最近的一群村民，反而没有机会享用这片原本是他们故乡的水源。因为目前居民不多，而且住处分散，埋设自来水管线的经费过于庞大，所以即便到今天，他们喝的仍是山泉水。村长（高炳煌先生）有些自嘲、有些埋怨和无奈的地说：“如果村民有些急症病痛，都要赶紧打电话叫‘水库管理局’赶快派船过来载，而我也要服务村民一直到医院就医，非常不方便，经常要延误两三小时就医时间。”除了看病困难之外，这里也没有邮差，没有商店，连最近的杂货店，也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不过住这里也有优点，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愿意来，就是来了，也偷不到什么，不够工钱。

林姓两兄弟拥有永安村最大的茶园，十几岁做茶到现在，谈起茶园的经营与茶叶的制作，有掩不住的自信与狂热。问他制茶的技巧，他说：“一百个师父炒出来有一百种茶味，只要会香，任何方法都可以。”下山的时候，在另一处茶园遇到一位老伯伯，正在逐渐西斜的阳光下喷药，我们问他：“这些茶什么时候开始采？”“这些茶不能采了，是老茶树了，而且这里是管制区，再也不能翻种了。”“那你干吗还这么勤劳地除草、喷药？”“啊！种个不死罢了！”

努力耕种只为了不让它们死了，他是这么说的。他的话好像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疑问，毕竟土地有他们的根，所以就有留下来的理由吧！

无怨无悔的动物园长

当年为了二十五匹马，索性盖了一座动物园的刘进发先生。

不久之前，一位住在树林的观众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家的院子很大，有游泳池、游乐设施，而且养了很多动物。有传言说，那一家人，连天鹅都杀来吃……看着这样的信，脑中第一个浮出的画面，完全是漫画版的，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正看着眼前各种动物流口水，四只脚的、两只脚的、没有脚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也许因为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想象，所以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虽然很不敬，但是我必须承认，第一个感觉是他一定是这一家的老长工，早已习惯被威吓、被压迫，不然哪里会这么客气？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就是主人——刘进发先生。

刘进发伯伯今年六十二岁，是这家私人动物园的主人。动物园开在半山腰上，整座园区的规模，包括游泳池、儿童乐园，再加上一栋度假休闲旅馆和露营烤肉区，整个面积大约是七千坪，全部都是阿伯的财产，真正是粗本兼大手笔。

老实说，根据我们的观察，老阿伯绝对不穷，他告诉我们，光是有钱人的符号——奔驰轿车，他前前后后就换过十几辆。后来因为爱动物，所以现在开的是捷豹，一种铁做的，喝汽油，而且不太便宜的动物。

阿伯的家族事业是制砖，早年鼎盛时期一共有五间砖厂？，分布全台各地，分别位于树林、林口、龟山、龙潭和花莲，在当时算是大户人家，也是大地主。

阿伯年轻的时候对马情有独钟，很喜欢跑马，但是当时台湾的马市场有限，所以阿伯一直很希望能够自己养马。一九七三年，美国白雪马戏团来台演出，阿伯主动接洽表示想买他们的马，但是马戏团说，不可以只买马，要买的话就要全部的动物一起买。因为如果所有动物都卖掉的话，他们就可以省下一笔回程的运输费。于是，花了台币两百八十六万，阿伯真的把所有动物都买了下来，除了钟情的二十五匹马之外，还有二十六头牛、三只狮子、两只老虎、三只豹。买卖拍板定案后，大批的动物队伍从现在已经拆掉的新店青潭游泳池附近一路浩浩荡荡开拔到树林。不过由于还没有帮所有动物盖好栏舍，所以先暂时圈养，等到两个月之后所有的设备完工，动物们才有了自己的新家，至此算是动物园的开始。

马有了，其他动物也有了，阿伯的兴趣也来了，除了申请动物进口专卖证，做起动物买卖生意之外，一九七九年还开始兴建游乐园等一切休闲设施，希望能将自己对动物的喜爱扩展出去。而现在眼前的规模，就是当时花了差不多两千五百万的成果。

尽管事前已经联系过，但是阿伯一看到我们，还是立刻就拿出当年的动物进口凭证，那种感觉似乎是想告诉我们：“这可是‘合法’的，有‘备案’的喔！”当年因为爱马而将整个马戏团的动物买下来，二十多年前一出手就是两百八十六万台币，这样的气魄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能有家族事业的雄厚财力做后盾，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虽然花了大把银子兴建动物园和游乐场，没想到却从来没有正式营运过。当年刘伯伯曾经想过开放动物园让小孩子进来玩、进来看，于是特地盖了房舍让它有动物园的样子。但是小孩子常常不听话，靠动物很近，经常让进发伯担心害怕，怕自己一番好意会发生意外。之后又面临与规定不合，加上整座园区的管理、安全维护种种都是问题，于是刘伯伯决定收起来，大把银子花了就算了，从此没有对外开放，所有设施形同虚设，荒废到现在。不过现在阿伯又开始将园区重新施工，动物重新隔离，说要让早上游泳的人可以顺便看动物。不过他强调来晨泳的都是会员，看动物是附赠，不收钱的。

阿溪是这家私人的后院动物园里唯一的动物管理员，从清理笼子到喂食，都只有他一个人在做。拍摄过程中，只见他跟熊讲话，跟老虎讲话，跟骆驼讲话，跟猩猩讲得更多，唯独不跟我们讲，好像我们这几个人类不算动物。每次逮到机会要拍他，他都说：“拍我做什么？拍动物吧！动物比较好看……”从来没有学过动物养护，却得照顾这么多动物，问阿溪怎么会的？他祭出九字真言：“‘有样学样，没样自己想！’猴吃水果，老虎吃肉，人无所顾忌，随便吃！”这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吧！阿溪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问他，那动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他说，请医生啊！市立动物园有专业的兽医，一通电话服务就来。“爱动物的人都把动物当人对待！”阿溪补了一句。

二十多年下来，目前所看到的动物，有些是当初的动物繁殖生养的，有些是后来陆续买的。不过园里的猩猩和猴子，大多是前一阵子保育声浪大起的时候，有关单位在民间收来寄养的。所有动物一天就要吃掉六十斤鸡肉，三吨的草料也只够它们一个月的咀嚼。光是“吃”这一项，一个月的开销就要十五万。寄养的动物，政府一年补助八万，其他的全部吃自己。刘伯伯说不想去算了，算了头会痛！笑一笑让它去就好！“说我吃天鹅，我不被它们吃掉就阿弥陀佛了！”他又补了一句。

进发伯虽然爱动物，可也没忘记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用的都是好东西，什么也不缺。反而是爸爸，大概因为属牛的关系，天生注定要服侍这些动物。他老实告诉我们，小时候觉得家里有动物园很好玩，现在看到爸爸的样子，觉得那对他真的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当年为了配合开放动物园的计划所修建的儿童乐园，如今只剩下缆车还勉强可以动。进发伯说那时候把动物园关了，游乐器材就给附近的小孩免费使用，没想到还是一样，小孩子不听话，车在动人照爬，摔过一个之后，索性连当初盖好的一大片准备让人休闲度假的别墅一起收了。进发伯还是那句老话：“爱人不成，反而害人，干脆封了！”

为了二十五匹马，索性买下一整个马戏团的动物；又为了让人家看动物，顺便盖游乐场、盖别墅。二十五年过后，最爱的马卖给别人了，因为最爱，所以怕它们受伤害，剩下的是当初顺便买来的其他动物。游乐园早就生锈不动，别墅也废弃了。最初的两百八十六万元花出去之后，又花了好几个两百八十六万，如今每个月还要花上十五万，但一切现在几乎是空的。过眼繁华，问进发伯后不后悔？“不会啊！人生难得有几次能这样，想到什么就去做。但是如果做下去了，不管怎么样，都要负责到底！”进发伯最后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流浪狗的保姆

狗妈筱惠为了照顾狗，辞掉报社的工作，专任流浪动物基金会义工。爱到最高点，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在改变迅速的城市，像眼前这样一块杂乱的空地，不久之前还是许多违章建筑的聚集地，如今它在等待变身，等待成为中和第四号公园。在这里，身上挂着代表已经结扎标志的小豆子，在这块它熟悉的土地上轻松地散着步。四年前它还是一只全身烂疮、体无完肤的流浪狗，直到遇见郑宣平和刘筱惠这对狗爸狗妈及狗医师林纬立，才让小豆子变成现在的健康模样。

筱惠从小爱狗，宣平跟她结婚之后便也妇唱夫随，爱屋及乌。狗爸狗妈还没有小孩，所以他们夫妻把流浪狗当孩子养。不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爱到最高点，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他们的修车厂附近，管吃不管住但医疗全包的流浪狗有十二只，小豆子和小芝麻便是其中的两只。家里包吃包住包医疗的又有十二只，另外每天定时供应食物的游犬总共大约有四十只。这一大列浩浩荡荡的流浪狗一族，全得赖狗爸狗妈维生。

狗爸狗妈的家里，不但屋里屋外都是狗，连墙上贴的桌上放的也全部是狗。为了狗，筱惠辞掉报社美术编辑的工作，专任流浪动物基金会的义工。而宣平为了能有弹性的时间来配合筱惠，干脆也辞掉排版的工作，改行自己开店修汽车。这不但是义气，根本是——傻气。没想到宣平说，自己不但是狗腿族，另外还是网络族、火腿族，修车嘛，属于“异族”。

犬子犬女既多，教育体系当然必须建立。狗爸狗妈采取的是严父慈母的传统管教方式。公寓型的家里有十二只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对他们，而且有可能也成为邻居的负担。想想看一只狗唱歌，其他十一只和音的恐怖场面。于是严父宣平只好采取斯巴达式的严格管教——用BB枪。虽然听起来有些吓人，但是用BB枪管狗其实是威吓作用大于实际功能。狗儿狗女一看狗爸持枪而入，当下一片肃静，效果果然惊人。

狗除了分男女，也分阶级，还有党派。狗老大小白和球球、毛毛便号称“三剑客”，两只狗兄弟对小白一向唯命是从。不过小白也颇有老大的风范，当宣平拿枪瞄准球球的时候，它会“不怕死”地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这才叫做义气！宣平替小白说。

养了一屋子的狗，狗毛很多，冷气机的滤网根本来不及清理，压缩机就因为这样坏掉了。“狗男女这几天可热惨了……”筱惠说，语气中不但没有抱怨，甚至还有一种“抱歉”，真是让我们傻了眼。

四十只狗的饲料不算，光是狗罐头一天就要吃掉四十罐，用传统的开罐器每开一罐得动十一下，四十罐加起来就是四百四十下，我们光想到就手酸。宣平不忍心老婆每天这么辛苦地开罐头，所以买了一个电动开罐器给她。他说，筱惠以前老是嫌衣柜里的衣服少一件。但是现在，筱惠每天打开衣橱换衣服时固定的口头禅却是：“哎，够穿就好！”

“其实我觉得狗吃饭的开支还算好，最怕的就是有狗如果被虐待或者是生病的医药费，那个就不得了了！狗喔，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办全民健保……”筱惠很认真地说。可是我们在心里不禁暗暗地泼她冷水，在这个提倡全面扑杀野狗的时代，“全狗健保”？！哎，筱惠，你别傻了！

狗爸爸郑宣平的生计大业——汽车修理，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简直像业余。为了狗，随时可以关门休息；甚至为狗医生免费保养修理汽车，交换的是为屋里屋外一堆狗看病结扎的医药费。像采访的这一天，中午十二点不到，被狗妈妈筱惠昵称为“小宝”的宣平就关门打烊准备结束今天的营业。因为下午狗妈有事。什么事？那当然是狗事！

料理完家里的狗，当然不能忽略外面的狗。虽然不供住，但是伙食可是都一样。只是宣平在外面不能带枪，所以管教上就显得十分“虎落平阳”。而筱惠还是一样爱心至上、嘘寒问暖。他们在已经结扎的狗脖子上挂上一个黄项圈，让清洁队员知道这只狗已经结扎，就不会抓去扑杀。

午后，宣平得继续开店做生意，而筱惠则是马不停蹄地赶往闹市。她当然不是去shopping买衣服，而是去卖狗书筹措流浪狗基金，目的是筹建一座保育场，好收留无家可归的狗男女。把狗当心肝宠物的人很多，不过，爱流浪狗的人却不多。从七月五号开始义卖到十七号当天，一共只卖出两百多本书。筱惠依然不改乐观本性，有些抱歉地说，书大部分都是靠工读生卖出去的，自己才卖出个位数，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的长相有关？！

她一边努力促销，一边还抽空跟我们说，如果依这样的进度，今年冬天保育场大概没希望了。筱惠担心的是流浪在外的那些狗会不会因此进了香肉店。说着说着，她忽然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养狗？想不想收留小豆子？我可以割爱，只要你们答应我会对它好就好了……刹那间，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而筱惠的眼睛仿佛也看穿了我们。爱，人人都会说，但是一旦面临伴随爱而来的责任和道义，人，忽然就变得退缩懦弱了……

以脚代手的口足画家

从小我就被看习惯了！别说你们觉得奇怪，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一九九七年的第二天，我们约好跟维德见面，去看她画画，看她一天的生活。维德是一个从小就用脚代替手的画家。她不但当初答应得爽快，面对镜头的时候，也比我们这些故作自在的人还自在。

或许是看出我们的不自在吧，？她反而先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啦！从小我就被看习惯了！别说你们觉得奇怪，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维德说完继续她的工作、她的生活，似乎真的忘了我们的存在。

张妈妈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坚持不肯上镜头，说，拍维德就好了；说，维德今天能这么独立，都是靠她自己的努力。维德则说，妈妈不要客气啦，然后一直感谢妈妈对她的贴心，把烤箱、微波炉摆得比较低，好方便她使用。不过她也开妈妈的玩笑说，烤面包机的按钮明明坏了也不拿去修理，却放了一把螺丝起子当代用品，好像故意让她在镜头面前表演特技……

维德六个月大的时候感染了小儿麻痹，四肢里面有三肢都萎缩了。所以从她懂事以来就自然而然地用脚在做事。不过，她强调说，自己出的是一脚之力，而妈妈则要帮她出右手左手还有右脚的力气。

维德十六岁才上小学四年级，之前一直待在家里。中学时她开始喜欢画画，毕业之后，经过一番恶补，考上复兴美工念西画。那时候由于家境不好，所以只能半工半读，晚上上课，白天则摆地摊卖画。她说，摆地摊的时候，她的摊子前面人总是特别多。不过老实说，看她的人比看画的多。每次她都非常紧张，紧张的并不是人们看她的眼光，而是警察伯伯关爱的眼神；别的摊贩看到警察可以跑，而她根本只能乖乖束手就擒。一次两次警察伯伯还会开恩，不过次数一多，连她自己也会不好意思。后来维德加入了口足协会，生活才比较有保障。

维德的自然与豁达也表现在她的某些坚持上。像她戴隐形眼镜、化妆、擦口红的时候就不让我们拍，说，动作不好看，你们拍我好看的样子嘛……完全是一派女孩子的娇羞。请想象一下，戴隐形眼镜、涂口红这样精巧的动作，她全部用脚完成。

“从小因为跟弟弟妹妹在一起，他们也都很习惯我用脚来做事，也不会觉得奇怪。小时候我还没去外面跟邻居相处，还不曾接触过那些异样眼光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很正常啊！后来长大了，才会感觉到别人那些异样的眼光。”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面很大的镜子前面看自己，才知道，其实自己看起来真的是蛮奇怪的……”维德平静地说着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但我们知道，那绝对不像她的语气一般轻松。

那天出班前小组就讲好，大伙儿只做单纯的旁观记录。可是，每当看见她遇到一些小困难时，总有人会本能地冲过去帮忙，忘了大家工作前的约定，也顾不得镜头穿帮。维德笑着说：“你看，这个社会其实还蛮有爱心的啊！”她说，虽然身边永远少不了异样的眼光，但是也少不了许多贴心而且热情的帮忙。

维德会开车，而且还有驾照，这是当初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维德自己倒觉得没什么。她说当初她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以前上学的时候，弟弟妹妹一定要跟她上同一个学校好每天帮她上下车，不然就是妈妈骑脚踏车载她上学。上高中的时候，个头长大了，加上上美术课还要带一些画板画具之类的东西，妈妈载不动，跌倒过好几次。离开学校之后，维德改用出租车代步。不过，每到下雨天出租车不容易叫的日子，她自己又没办法撑伞，常常是出门淋了一身雨回来，那时候她就想，要是自己能开车就好了。

维德想学开车，想着想着就真的去学了，都忘了车子是设计给人用手开的。“我的车子因为是欧洲规格的，所以方向盘很重。再加上我的那个特制方向盘是上面原先的方向盘跟下面新装的方向盘中间用一个齿轮带动，等于说，我扳动下面的方向盘去带动上面的方向盘，所以下面的方向盘会更重。尤其是在教练场那些S形，你要左转到底、右转到底，我那个时候练到脚底都破了一大块皮……”

“但是我那个时候整个心思意念只在乎说，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把驾照考出来！”维德说她因为信仰的关系，虽然学会用脚开车的技术，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要拿到驾照才能上路。学会开车之后，很幸运地，维德找到一位杨志裕先生帮她改装车子，几经波折之后她又很幸运地争取到“监理处”同意让她用脚开车进场考照。于是乎她就很幸运地，不，应该说很理所当然地拿到台湾第一张用脚开车的符合相关规定的驾照。

“其实我很能够接受别人那种无法体会或者不能肯定的心理，因为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也说，我到时候会开车的话她大概也不敢坐，可是她现在也坐得很快乐啊……”维德这样告诉我们。

这一天是年假，维德跟朋友约好去朋友家吃饭聊天。我们跟着维德开车到朋友家。朋友家的电铃是装给一般人用的高度，我们正想知道维德怎么用脚去按电铃的时候，没想到，她竟然非常自然地用鼻子按。维德的行为方式，也许就像工作人员所说的，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饭后，趁她跟朋友喝茶聊天时我们问她，还有没有什么事是她想做却还没有做到的？她认真地想一想，说，好像没有耶！像前一阵子政府宣布残障者可以去申请什么轮椅啦补助津贴啦，她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需要。后来，她终于想到一桩，说考上驾照那一天，教练倒是给了她一个不错的建议，要她再去考一个大客车驾照，这样的话肯定更红！“也许吧，一定蛮好玩的喔！”维德说。

也许脚对维德来说本来就是手，也是她唯一的行动和谋生工具，所以对脚她完全是以手相待，每天家事或工作后，一定将它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宝贝地替它抹上护手膏。不过维德也有隐忧，脚虽然能够取代手，但是上帝对脊椎可不是这样设计的。身体看起来柔软得可以媲美体操选手的维德，因为长期过度弯曲，脊椎早就有点变形了。“可是没办法啊，谁叫我的手都长到脚上去了。”维德说。是的，维德的手长在脚上，所以出门的时候用脚开车，回到家用脚画画养活自己。我们感动也开心地看着维德愉快而豁达地过着日子，但是临走之时，我们也没有忘记她的隐忧。

想告诉维德一句话，维德，新年如意，不过别忘了，请多休息。

瑞芳大小粗坑集福社

大家都老了，老到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回到昔日的故乡时，面对颓垣残壁，漫漫荒山，竟然对自己的家和当年练习的场地都有记忆上的差异。

在台湾的行政区域上，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地址了——台北县瑞芳镇大山里。

这是我的故乡，它已经被遗弃十八年了。从一九七八年废村到现在，要不是最近一些老人思乡心切，抽空清理出昔日的山路，事实上，这个村子早已被荒草湮没了。

虽然是被荒草湮没的村子，但昔日繁盛的记忆和村人们彼此间的感情，却不因为年岁，或多年来南北离散而淡薄。

而多年来，维系着这一群人这种情感的，除了是往日矿区生活死生一命和贫穷岁月相濡以沬的记忆之外，具体的是，这个已然不存在的村子，却仍存在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或称“阵头”——集福社。

就像大山里这个村子，是因为发现黄金矿脉因此一夕成村一样，这个“阵头”的形成也充满传奇，或说，充满某种启示。

四五十年前，大山里因盛产黄金而富极一时。当时全村大约两百户人家，每年大拜拜，村民都集资请来外地的阵头热闹一番，临走还附赠十六两黄金打造的锦旗一面。然而，有一年，村子里好不容易请来妈祖，村中的意见领袖（俗称“头人”）拜托聘来的阵头多留一天，以便翌日送妈祖回家，谁知道酒足饭饱，一斤黄金打造的锦旗也打包完毕的外地阵头却没人肯留。村中的头人一气之下，集资请来子弟戏的老师，并召集村中十四岁以上的少年学戏，先学外场再学内场，拼的是矿山人求人不如求己的气魄，大粗坑集福社于焉成立。

当年的少年，如今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讲起当年往事却依旧血脉贲张。

说少年们为了不让村子失体面，每个人几乎每天下工之后就卖命地学，做工的时候，甚至还忘情地用手在大腿上打拍子。说大伙几乎是边学边出阵，记得第一次出阵的时候，因为学会的曲牌很少，被外地阵头修理得很惨，但第二年开始就修理别人了。

学成之后，四五十年来替村子迎进无数的神明、迎进无数的新娘；送许多村子的孩子们风风光光地去当兵；当然，也送走许多亲朋好友，甚至集福社自己的艺员上山头。

现在，大家都老了，老到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回到昔日的故乡时，面对颓垣残壁，漫漫荒山，竟然对自己的家和当年练习的场地都有记忆上的差异。

老了，但团体可不能散，因为集福社成了台北县瑞芳镇大山里唯一的、具体的标记。

几年前，当他们发现病、老，以及死亡即将让唢呐锣鼓成为绝响的时候，他们跟邻近的小粗坑、大竿林，以及柑脚的子弟戏班联合组成瑞芳集福社。目的单纯，老话一句——团体不能散，集福社一散，大粗坑人几十年来一如家人的感情也就散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某一个早晨，集福社的团员们再度聚集，他们分别从台北、基隆、汐止、瑞芳……各地赶到金瓜石，他们赶来送另外一个昔日的村人走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不过，请让我偷偷告诉你这一群穿着整齐的制服，正认认真真地吹着唢呐敲着锣鼓的人的某些实情：主唢呐手李春叔的肺脏早已因为罹患硅肺割掉一叶；矮仔生阿叔身体状况也不好，他跟我们说，吃了一阵子的药，才去做了一天工，没想到就受不了了……

这样的一群人，却只要一接到出阵的电话，所有人依然衣着光鲜地全员到齐。唯一的理由仍是——集福社不能散，散了，大粗坑人就散了。

想起好久好久以前一部电影里的对白，电影叫《再见阿郎》吧，白景瑞导演的作品，里头一个年老的乐师，在送葬的行列中，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们替人家吹吹打打的，哪一天，我们老了，谁替我们吹吹打打……”

是啊，叔叔伯伯们，我们这一代可都没有学，你们也都不曾教……

算了，不想明天的事了，想想相聚的喜乐吧！

每年农历三月，集福社会发出“召集令”，大粗坑人南南北北赶回来参加环岛进香团，这可是村人们一年一度的大集合。不能回来的人也会寄点钱，托大家买一些金炮烛，或者零食冷饮，表示精神与大家同在。

大家见面，回忆依然是主题。回忆有泪水的滋润，也有微笑的抚慰。？见面的话题虽然老是重复，？却老是有新意，？特别是有外人在？场，妈妈们个个都人来疯似的数落着当年大家不约而同大着肚子上工的事。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是龙年，大粗坑两百多户，那一年男男女女一共生了五十三个等等这类对别人无意义，对她们来说是难忘的生命记忆的事。

所有的大粗坑人排好队整整齐齐地走到庙前，我们有集福社四十年来的乐声做前导，光光鲜鲜热热闹闹。如果我们不说，大概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群已然离散十八年，已然没有故乡的人。但只因为集福社还在，所以我们一直是一家人。只是这一家人，好像愈来愈少了。大粗坑下一代的朋友们，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集福社的叔叔伯伯有交代，说大粗坑的路现在整理得不错，叫大家要找机会回大粗坑一次。趁现在叔叔伯伯鼓吹还吹得动，他们要扮仙让你们听听看。心里若还有“大粗坑”这三个字的人，请通知让我“矮仔钦”知道，“矮仔钦”的地址是：台北市八德路一段二十三号三楼《台湾念真情》。

“矮仔钦”等你们来！

三峡插角里的矿坑世界

卡钟显示的是冒险开始的时间，而黄昏交回的救生包或是电池灯就像是安全归来的战利品。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早上六点，三峡插角里的利丰煤矿矿场最温暖的角落，莫过于宿舍的厨房。从小就在矿区长大、工作的阿嬷，已做好早点，等着从外地来住在宿舍的老矿工们进来，储备一天的热量。

早餐吃进肚子，午餐挂在腰间，这一群自称“末代黑社会弟兄”或者“地下工作人员”的人就准备度过不见天日的另外一天。矿场经理周宜村先生说：“我们在采矿的时候，以前工人的时代都叫矿工，现在我们叫‘矿公’——阿公级的。现在的阿公级的、阿嬷级的老矿工们，没有后辈来接……在以前都是阿公传给阿爸，阿爸再传给儿子，现在少年人没有人愿做这行了……”

七点多，这一群老“矿公”打完卡，逐一领取救生包、电池灯，抽完入坑前最后一根香烟，开始清点人数。救生包、电池灯出坑的时候要交还，只要缺一个，就表示有人还在矿坑里。卡钟显示的是冒险开始的时间，而黄昏交回的救生包或是电池灯就像是安全归来的战利品。

利丰煤矿和台湾其他煤矿一样，由绚烂而趋平淡。最盛期工人有两百四十六人，而如今只剩下一半——一百二十六人，平均年龄五十四岁。不过即便是看起来这么不忍的数字，某方面却仍是骄傲。因为它是全台湾仅存的四大煤矿之一，而且据说是最现代化的一个。

矿车慢慢下坑了！利丰煤矿现代化的证据之一是他们竟然肯让我们小组两个穿裙子的“第二性”进坑，虽然当天她们穿的是裤子，但看在从小熟悉矿坑禁忌的我的眼中，那真是够破天荒了。

监工林振行说：“一进坑口，每下一百多公尺温度就上升一度，这里已经是地下三百多公尺，则多三度。夏天外面假如二十七度，这里面就变成三十度……”矿车直下五百公尺，温度从坑口的寒冬慢慢变成晚春。温度和湿度都很高的工作环境里，矿工有时候干脆是脱光了干活。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还穿着内裤。他们的理由是现在大部分都由机械取代人力，所以穿内裤还撑得住。但根据观察，主因是今天有女性在场，因为大伙的内裤穿得很意思意思，该露的还是都露了。

上层的煤巷很窄，怕影响他们工作，我们不上去了。没拍到他们窝在只能斜躺或半蹲的凹凹里挖煤的“英姿”是一大遗憾。然而在微弱的光影下，看着半裸的人们飘进飘出，听着坑内吆喝声音若隐若现，工作人员说像在看一部质量很差的黑白电影。而我们是只能勉强感同，却无法身受的观众。

坑内的“矿公”们辛苦挖出来的煤，出坑后轮到坑外的“矿嬷”们处理。她们要选煤、洗煤。“矿公”和“矿嬷”分工合作，差别是男主内、女主外。

许多矿工们在几年前建筑业景气的时候曾经改行，但很多人因为不习惯工作环境，而又回来。不习惯高空作业，不习惯太阳。就像父亲他们说：“我们是黑社会弟兄，是地下工作人员。”

这里是矿坑内许多支坑的尽头。采煤的负责采煤，而负责“石部”的矿工，是专门跟坚硬的石头对干的，负责一尺一尺地开凿岩层，寻找煤的所在。由于是新凿开的洞，安全坑木才在架设，随时都有落石的声音传来。拍摄小组似乎连讲话、呼吸都不敢用力，怕声音震怒了头顶的石头。工作人员彼此互相安慰说：没关系，制作人帮我们保了意外险，然而转头处却看到他们若无其事地准备用俗称“鸭头”的钻洞机在岩壁上顺着石头的走向凿洞，准备埋放炸药，下班前引爆，明天上班清走爆开的石头，然后矿坑又接近地心一步。

下午一点多是早班的矿工们准备出坑的时间。坑口的绳子一拉，坑内接到讯号，早班最后一趟煤车开始放行。为了避免煤灰在坑内飞扬，一车车的煤在运走之前，都洒了水。洒了水的煤看起来是乌黑晶亮，然而出坑的矿工，一个个看起来却是乌黑而疲惫，但是眼神却都显得自在。疲惫是因为平均年龄都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而自在是一辈子相同的工作之后，现在无力也无能改变的那种认命。

矿工出坑之后第一件事是洗澡。洗澡对矿工们来说除了清洁，还给自己原本的面貌之外，我自己常觉得仿佛有着另一种仪式的意味，是洗尘，是走过一段险路之后的消灾去厄，是一种重生。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监工林振行说：“做矿工真的很辛苦。以前做矿工的人说，早上要出门，肩上扛着锄头，心里想着，要是出去是死一个，要是不出去，家里一大群，是死一家子……以前做矿工是天未亮，没看到路就要走，像从三峡走到这里就要一个多小时，晚上还要走回去。家里的人看天黑啦，就在门口等啊！看啊！担心家里的人还没有回来……”林先生指着另一位矿工说：“他七岁时，他的爸妈带他去算命，算命的人说他有戴帽子的命。以前戴帽子是当官，想不到长大却戴安全帽……”

在一片漆黑的环境里，坑外轨道旁矿工们自己种的芥菜显得特别翠绿。他们摘下来说准备过年的时候煮长年菜。在连呼吸都充满煤味的黑暗世界里，芥菜的绿是我们唯一记得的颜色。

洗好澡的矿工们慢慢散去，矿场又慢慢安静下来。我们当了一天的观众，也该走了。工作人员忽然说：“奇怪！今天怎么过得特别快！”是特别快，黑暗接着黑暗，竟然也是一天。想起曹禺的剧本里面一句话，也许像矿工生活，那句对白是这么说的：“啊！太阳起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

1. 金炮烛：冥纸、鞭炮和蜡烛的组合，用以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