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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我审视自己年幼时写的那些故事，为的是发现自己天生有怎样的资质，也就是我原本的“存货”，在我仔细考虑将其加以发展之前的状态。我的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傲慢，岁月或许已将之消磨；文字里还带着些躁狂，这是天性的缺陷；我现在说的仅仅是我自我表达的方式。我似乎天生就思路清晰，对于写出简单易懂的对话有种诀窍。

当时著名的剧作家亨利·阿瑟·琼斯看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后，曾对一个朋友说，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一代最成功的剧作家之一。我猜想他在我的小说里看到我笔法的率直，且我会用有效的方式表达场景，这场景给人一种剧场感。我的语言很平常，词汇很有限，语法摇摆不定，短语客套陈腐。但写作对我而言就和呼吸一样，是一种天然的本能；我不会停下来考虑自己写得好或不好。数年后我才明白，写作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经过辛苦努力才能获得。我是被迫承认这一发现的，因为我发现要把自己的意思诉诸笔端困难重重。对话我写得很流畅，但一到要描写时，我就发现自己深陷各种困惑之中。就为了没法理顺的两三个句子，我也会挣扎好几个小时。我决定教自己写作，不幸的是我找不到人来帮助我。我犯了很多错误。要是有人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迷人的大学教师那样对我加以指点，我可能就会省下大量的时间。这个人也许就会告诉我，我所拥有的禀赋以某种方向存在，它们必须朝那个方向发展；努力做自己没有天赋的事是无用的。但那时推崇一种华丽的散文，用镶金嵌玉的短语以及因使用了新奇的表达词语而显得生硬的句子，去追求结构的丰美：理想的文章须似一匹锦缎，因为织进了太多金子，重得足以自己立起来。聪明的年轻人带着热情读沃尔特·佩特的作品，常识告诉我那玩意儿贫血；在那些精巧、优美的句子后面，我能体会到一种疲惫、苍白的人性。我年轻、健壮，充满活力；我想要的是新鲜的空气、行动力和猛烈的东西；我发现自己很难在那种僵死、浊重的空气中呼吸，坐在那些不轻声细气地讲话就不合礼节的房间里也是一样。但我不会听从常识的指引。我劝自己，这就是文明的高峰，因此对人们叫嚷、咒骂、装疯卖傻、狎妓买醉的外部世界不屑一顾。我读《意图》和《道连·格雷的画像》，为浓密地点缀在《莎乐美》书页间那些奇妙字眼的色彩和稀罕而沉醉。我为自己词汇的贫乏感到吃惊，于是带着纸笔去大英博物馆，记下奇珍异宝的名字、古旧珐琅的拜占庭式颜色、织物给肉体带来的感受，然后精心构想一些句子把这些都放进去。我很幸运，没找到什么机会用这些材料；它们还躺在那本旧笔记本中，为想写废话的人预备着。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钦定本《圣经》是用英语创作出的最伟大的作品。我于是很用功地读《圣经》，特别是其中的《雅歌》；为备将来之用，我还匆匆记下了打动我的措辞变化，并把一些不寻常或很漂亮的字眼列成单子。我还研究了杰里米·泰勒的《死得崇高》（Holy Dying）。为了模仿他的文体，我成段成段地抄录，然后尽力凭记忆把它们默写出来。

这种劳动的第一个成果是一本关于安达卢西亚的小书，书名叫《圣母之地》（The Land of the Blessed Virgin）。前几天我还碰巧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今天我对安达卢西亚的了解要比那时候多得多，对所写的很多事情也已经改变了想法。这本书在美国一直还有少量销量，因此我想或许值得对这本书加以修订。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了，这本书像是由一个我彻底忘记的人写的。这让我心烦意乱，无法专心。但我关注的是散文本身，因为那是我的一种文体练习。其中的文字令人玩索，充满暗示，细致精巧；既不从容，也不自然。它散发出一种暖房植物和周日晚餐的气息，就像温室中源自贝斯沃特某幢大房子里餐室的气味一样。其中用了大量富有韵律的形容词，词汇都是感伤的。它使我想到的不是织有繁复黄金图案的意大利织锦，而是由伯恩—琼斯设计、莫里斯复制的一幅窗帘布料。

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1851—1929），英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论说文作家、批评家。代表作品有《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
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作家。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地名，在西班牙。
贝斯沃特（Bayswater），地名，在英国伦敦。
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英国画家、设计家，拉斐尔前派代表人物之一。
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小说家，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世界知名的壁纸花样和布料花纹的设计者，被称为“装帧之父”；他同时还是商人，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他还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莫里斯与伯恩—琼斯是终身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