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知识系统与理论框架

在与国外各种女权主义理论的碰撞交融中，在承继国内各门类女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不可否认，在充盈而杂乱、深厚而沉重的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妇女理论遗产面前，女性学基本理论研究还缺乏应有的超越与创新，复述、引证、评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倾向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中国自己的女性学基本知识系统和理论话语体系，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框架，迫在眉睫。

一、观察方式与方法

女性学基本理论是探讨该学科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知识结构和理论系统，也就是说，它要获得对这门学科的体系性的认识。为此，建立科学的创造与生产机制，明确观察思考的视角与方法是首要课题。

女性学，顾名思义，即认识女性的知识与理论体系。毋庸置疑，人类按正常性征分类只能分为两类：男人与女人。学者们注意到，当事物只分为两类时，为了保持这种分类，人们往往倾向于独立地分别认识它们，常常不可避免地强调其差异。当然，既然是两性，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只强调差异，很可能会导致与真实情况、真实关系并不一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进而会对两性思考、认识自身及对另一性的看法产生很大影响。^[1]要真实认识女性，与其相对应的另一类——男性的比较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性别—社会性别角度去考察女性，是一个基本的视角，即从“人”切入，以“男性”作参照，对“女性”聚焦。

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她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之一，她参与了人的发展的全部历程；同时，作为一种有特殊性的存在形态，她又具有区别于男性的自身发展规律。而“人”又是由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男女两性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承认女性存在是“人”的存在，并受到男性存在的制约，并不意味着否定女性存在的特殊性，而正是要在考察女性与男性存在与发展的同一性的同时，着力探寻女性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发现并揭示出女性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发展规律。这是基本的考察方式和方法。

然而，性别—社会性别分析，只是一个认识女性，揭示两性异同的视角。至于要解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性别等级制度是怎样生产的，又是怎样被复制、被再生产的；男性中心文化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与权力、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又是什么关系等问题，还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去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与它的前提，考察它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以此为根据去认识它的现在和推断它的未来。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忽略或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很难得到准确的认识。同时，还必须分析当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经济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也就是说，考察女性只能是：从“人”中的“女人”，到社会中的“女人”，再到具体历史中的“女人”，从而得到动态的、多维度的完整的女性图景。

跨学科是女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种必要的观察思考方式。很显然，女性学提出和论证的问题，都处于那些已有学科的边缘或边界上，超出了一些既有特定学科的范围，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可以完全解答，因此，跨学科是女性学必然的要求。但跨学科不是多学科，不是多个相关学科的简单的“叠加”“集合”或“汇总”，而是多学科的知识之间、方法之间的“融合”，也就是说，在一些共同关注的关键性的命题中，融合各学科的认识，创造出新的概念、术语、假设和方法，建立特有的知识系统和一整套获取知识的普遍规则，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加丰富的对学科对象解析认识的知识范畴。仅就女性学对“女性”的界定而言，就是对分解在各个学科意义上的“女性”——生理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律学的，人口学的，文化学的意义上的“女性”——的整合。女性学中的女性是作为人类一半的整体的女性，是一般的女性或女性的一般，而不是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女性学是要从宏观、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而不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去探讨女性某一方面的特质和行为特征；女性学是把女性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和揭示她的行为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分门别类地去认识她的某一类行为发展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女性研究中的“女性”概念的综合提升，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的抽象和理论概括，因而体现了女性学跨学科思考与观察的视角与规则。

[1] 苏彦捷：《女性的特质与特征》，载《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