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另一道山梁爬上来》序一
朱晓军
有人说,如果把北大荒的“荒”字拆开,便会发现,它的上边是草,下边是水,中间是亡,内含之意不言自明。可是如今,北大荒已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不仅稻麦千里,豆黍飘香,而且城镇星罗,工厂棋布,成为全国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很显然,这是几代北大荒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结果。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北大荒却知之甚少,其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最早是从一位《农垦日报》记者的口中得知的,故事中那些悲壮的人和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1994年6月的一个雨夜,我坐了一宿的火车从哈尔滨来到了佳木斯。那时,黑龙江省农场总局还没有搬迁,仍在站前那座L形的老楼里。第一次走进北大荒,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好在总局有个农垦日报社,都是文人嘛,志相同道也合,我于是冒蒙儿走了进去。在那儿,我认识了副总编辑吴继善。他看上去很忙,窄小的一头沉办公桌上摆了一摞摞的稿件,都是要他终审之后及时交到印刷厂去排版付印的。交谈中,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北大荒人的故事,如蔡尔诚、王安文、江万和等等,这让我感动不已。我邀请他一块儿采访,他苦笑了一下说:“你看我手头的这些工作,能离开吗?”“要不然我跟你们总编说说,让别人替你几天?”我继续做工作。“没用,总编不会同意的。”他摇头坚决制止了我。“不过可以这样,”他话题一转说,“你要去哪几个地方?都要采访谁?我给你写几个条儿,让他们接待一下。”说着,他便拿起笔来根据我所要去的地方快速地写起来。我拿着继善写的这些条儿,开始了北大荒的“破冰之旅”。还真不错,所到之地都受到当地领导、工会或者宣传部门的热情欢迎。从此,我和继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通过交往,我发现继善人随和,也有才华,完全靠自学,他就将职称升至正高级,相当于教授级别,还别无仅有地著述出版了《心态新闻学》,由新华书店总店和教育部图书发行代办站向全国发行,被列入新闻传播学院必读书目、参考教材,由此可见其能。我曾动员他来浙江理工大学应聘,也曾将他推荐给广西大学,但他考虑种种因素,都婉言谢绝了。之后,我曾想和他遥相合作,写些有影响的纪实文章。因为我看了他的一些长篇通讯和报告文学,感觉和我的路子有某些相像,比如,他坚持报告文学的刚性品格和内在的社会人文精神,常常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描写生活描写苦难描写奋斗,进而彰显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格调,如以蔡尔诚事迹为题材的《出个气象陈景润》《非裁判比赛》和《蔡氏预言》等。这在时下谎言文学、吹捧文学、广告文学盛行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即使是属于正面歌颂的报告文学,继善也不忘加以反思和评判,如《稻道道》中,就有一部分是“杞人语”,通过人民大学教授马中的一声声惊呼以及大量的事实展示,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环保意识,笔调深沉而且凌厉。
我常常讲,文学本身是情文字,作为纪实性质的报告文学,也需要作家以情来感受来表达。对于这一点,继善似乎也注意到了,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不时就有感情的流露在里边,如对蔡尔诚遭遇的充分描写和评述,总是让人心潮难平,而对左静、江万和等命运的歌哭感叹,也能让人眼热鼻酸,欷歔不已。有些章节,还适当借鉴了徐迟的《哥特巴赫猜想》笔法,在营造意境上狠下了工夫,这在《通天时刻》《蔡氏预言》《求证神奇造物密码》等文章中都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
作者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虽然,新闻是易碎品,作为新闻边缘文体的报告文学,也同样会跟着吃些“锅烙”,但关键要看作品的选材、艺术的价值、社会的效果如何。如果都是些溜须文章、拍马作品、抬轿子文学,莫说是读者不会保存,就是见诸报刊的当天,也会被当揩腚纸扔到茅房里的。所以,继善在采写报告文学时,很注重对社会变幻中有关风云际会的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并能站在时代的和历史的高度来提炼主题、营造意境,以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一旦线索到手,便要对采写的人物和事物加以细心的触摸与近距离摄照,并尽己所能地加以表达和陈述,以求它的形神兼备。要说挑毛病,我想继善也许是受职业操守和思维习惯的影响,有些作品名为报告文学,实为通讯的拉长拓写,原因就是新闻写作的某些手法用得过重了一些,如《王岗洋流》,但也体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另外,作者对某些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的展示尚有些不足,这也许是长期受宣传纪律约束的缘故吧?
我曾经在自己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的获奖感言里讲过,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自己的良知和操守。作为报告文学作者,应该面对现实,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来说,报告文学不是真正的纯文学,它是由报告和文学相融而组合的,是一种视觉和文学、告知和审美相结合的东西。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有小说和散文的文学性,同时更需要有一种报告意识,因为“报告”才是报告文学的灵魂。
我不反对写作的商品化,因为写作商品化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当写作泛商品化时才变成了一种坏事。要看到,写作泛商品化的责任往往在作者,尤其是知名作家卖了那些不该出卖的东西,甚至卖了自己的良心,这就是一种腐败,是一种堕落。
我原本是写即时特稿的专家,也因此而在社会出名。从特稿退回到报告文学写作,很多人认为我非常傻,因为特稿的收入是很高的,也很有读者,而报告文学写作基本上是属于不自己搭钱就很幸运了的那种。但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其实我写特稿,通过这个多得个三五斗也富不了,少得三五斗也不至于吃不上饭,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应该写报告文学。不管是医疗腐败,还是其他行业的腐败,确实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尤其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应该站出来,跟腐败作战。我觉得报告文学应该是我们当代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战壕。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写作教研中心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徐迟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