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一场游戏一场梦

康有为演义公车上书

大概也就是《大帅练兵歌》刚刚写出来的时候，1897年11月1日，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德国从自身的战略角度考虑，即已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作为军事基地，在台湾、厦门、威海卫、烟台、金门以及胶州湾等地区选来选去，最后德国人选中了胶州湾即现在的青岛，打算租下来，并顺便租借一个煤站。这事事关国家安全与尊严，清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德国就有了以武力相胁迫的计划，而此时的曹州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很好的借口。

此次事件的起因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案基本背景相似，都是各国传教士四处传教，收下一些教民，各地教民仰仗有洋人撑腰，极力欺压同胞百姓，一旦告官，则因洋教士出面，官府总是偏袒教徒一方。如此赤裸裸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民众的反抗。

那是一个“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年代，洋人为何要怕百姓？因为百姓就像兔子，虽然温顺，急了也要咬人。

比如11月1日晚，来自曹州大刀会也就是义和拳的惠潮现、雷继参等人跑到下属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与此同时，类似事件在各州县此起彼伏，德国人就不干了。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之后，于11月6日，派遣驻扎在吴淞口的德国海军提督棣利士，率舰队强占了胶州湾，随后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被撤职；赔偿教堂损失3000两银子，中方代建教堂3座，教士住宅7处；降谕保护德国教士；惠潮现、雷继参两人处死，萧盛业等3人监禁5年；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沿线30里矿产的特权，胶东半岛从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是甲午之后，各国以武力逼迫中国同意，进而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首例。

事情变得复杂了。原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极为不满，遂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不敢得罪三国，于是在清政府多付出3000万两银子战争赔款后，不得已把到口的辽东半岛给吐了出来。

清政府为表感谢，重新启用李鸿章，让他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出使三国致意。其中在作为头等专使出席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行中，李鸿章受了俄国人重贿，与之签订《中俄密约》，除了共同抗日外，还有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眼下最要命的是，密约中有如此一条：“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现在遇到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紧要之事，俄国就扬言要出兵旅顺大连。

在当时，只要是外国人清政府都害怕，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俄国强租下旅大军港之外，还落实了贯穿东北三省的铁路修筑、林木和矿业开采等权利，整个东北的诸多利益，瞬间即落入俄国人之手。

眼看俄、德两国吃香的喝辣的不亦乐乎，英国人也不甘寂寞，以利益均沾为由，租下了威海卫。此时此刻，整个中国已经呈现被瓜分之势，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变法之声再次高涨。

其实早在1895年，变法的口号即已高入云霄。当年恰逢三年一度的会试大考，全国各地的举人汇聚北京，参加鲤鱼跳龙门的进士考试，即会试。参加会试，照例有官家的车接送，所以应试的举人又叫“公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考试刚刚结束，忧国忧民的举人们大受刺激，纷纷表示反对，要求英明的皇帝不要受奸臣蛊惑，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加盖玉玺。其中有一个来自广东的举人叫康有为，他的反应最为激烈。

康有为生于1858年，广东南海人，比袁世凯年长一岁，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有个叔祖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靠军功起家，后来当到过广西布政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常务副省长），还代理过广西巡抚，绝对的高干。康有为的父亲当过县官，不过在他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康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康有为兄弟的科考之路上。

康有为很会读书，16岁那年第三次参加考试就中了秀才，然而后来运气差了点，一连参加了6次乡试也没能考中举人，白白蹉跎了13年的岁月。

这个过程中，康有为拜了一个叫朱次琦的著名理学大师为师，几年后朱老师因病去世，其嫡传弟子康有为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他一边开着书院挣生活费，一边北京、上海、香港、杭州四处游历，交游各路大儒，名气越来越大，慕名到广州向他求学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居然有一个叫梁启超的新科举人。“秀才老师，举人学生”，这有点相当于巴西足球队请了一位中国主教练，康有为顿时身价暴涨。这一年康有为33岁，梁启超18岁。

身价暴涨之后，康有为扩大了自己的书院，办起了万木草堂，排场不小，教授的全是些高深莫测的大学问，其中最牛的是一门叫做“今文经学”的顶尖学问，玄虚无比，在此不必多说。

1893年，康有为迎来了人生的第7次乡试，否极泰来高中举人，从此运气一发不可收，1895年进京会试旗开得胜，成了进士。

康有为早已名满天下，相当有号召力，为了反对割地赔款，他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然后5月2日那天，他召集了18个行省的举人在松筠庵集会，请大家踊跃签名，他将上书给皇帝，要求拒签条约，迁都、练兵、变法以雪国耻。这是爱国的事情，当时就有1300多人签名，然而还没等大家签完呢，来了可靠消息，说皇帝已经签字盖章，条约生效了。大家顿感心灰意冷，纷纷撤回签名，最后同意提交签字的只剩下603人。等康有为将万言书及这些签名呈请都察院代为上奏时，都察院以朝廷已批准通过《马关条约》为由，拒绝代奏，甚至根本没接受这份奏章。也就是说，由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成。

那段时间上书的人很多，但主要是朝中的高官为发起人、京官组织的上书，这类上书有31件，全是主张拒绝签字、迁都再战的。举人们也并非无所作为，参与签名的有1555人次之多，并且大家上的这些书，都到达了光绪皇帝的手里，只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跟康有为毫无关系而已。

当然康有为也有收获，首先他以进士第八名的身份，被授以六品衔的工部主事之职；与此同时，上海租界里的《申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其万言书中的内容。5月24日，由他亲自撰写的《公车上书记》由上海石印书局印刷成书出版，影响极大。可惜《公车上书记》一版再版，经康有为一次次亲自修订，到了后来就基本只能当小说来看了。

1895年7月的时候，回老家探亲的袁世凯回到了北京，住在河南会馆“嵩云草堂”，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及谭嗣同他们住的南海会馆、浏阳会馆都不远，在当时，袁世凯和康有为同为享有盛名却没有实权的人物，两人不免惺惺相惜。

8月2日，袁世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并被派到督办军务处去“供王大臣差遣”。

袁世凯被皇帝召见的时候，康有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8月17日康有为等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最初的印刷设备就是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提供的经费。

《万国公报》不要钱，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反响很好，这是维新派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理论的实践。到了8月底，康有为觉得光办份报纸不过瘾了，便开始筹建一个社团。按照大清祖宗的规定，结社集会通通非法，在早年间遭严厉禁止，属于杀头灭族的罪。只是现在大清朝威望几乎丧失殆尽，自身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一时间社团频出，康有为他们要搞，也就只有随他去了。这事儿袁世凯最初没掺和，他正在军务处苦守寒窑等着王大臣差遣呢。

1895年11月，康有为所倡导的社团成立了，定名强学会。强学会会址设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是工部尚书孙家鼐给找的，孙尚书属于改革派，也是翁同龢那条线上的人。

这个社团乍看起来像是一个股份公司，推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以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张孝谦负实际责任，后增补翰林院编修丁立均为总董。背后的操盘手，当然是康有为康圣人。

强学会提倡“学习、读书、开风气”，其宗旨简单说就是强国，这很对袁世凯的胃口，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和此时已官居湖广总督而署理两江总督高位的张之洞之亲信、内阁中书杨锐都是积极发起人。而强学会的背后，更有一大群太子党的支持——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前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前宰相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尽在其中，尤其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谭嗣同！

不仅如此，军机大臣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都曾参与支持其事。更有甚者，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竟然也是强学会的会员。

另外，由于英国知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参与，使各国使臣也都曾向强学会捐赠图书、器物等。清朝的大臣显然更了解中国国情，他们不捐物，而直接捐钱，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淮军将领宋庆、聂士成捐得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就连闲居贤良寺尚未复出的李鸿章，也主动提出捐赠2000两银子，虽然比张之洞他们少点，但也是个心意。奈何文廷式、沈曾植兄弟、陈炽、丁立均等都坚决不收，康有为更是看都懒得看李鸿章一眼。这一是因为淮军打了败仗，尤其是李鸿章亲笔签下《马关条约》，正当声名狼藉之时，比如当时甚至有“李二先生是汉奸”一说；二则是私怨，文廷式和已经中了状元的张謇一样，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其他人也要买翁同龢的面子，自然不愿和翁相国的仇人搅到一块，即使李鸿章搞洋务最有心得和经验，即使此时大家都是为了强国，为了变法。这件事，搞得李鸿章很是灰头土脸，日后的报复则将异常的惨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作为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当然也捐了款，他当时年薪不到300两银子，财力不足，所以最初只捐了500两，绝对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了。此后他一有钱就捐，最后总算累积到了1000两。同时他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响应者不在少数，总共捐了2000两银子。

不过袁世凯后来忙着活动练兵的机会，强学会的事情参与的就少了一些，和康有为来往得也不是很多。事实上康有为更没有工夫搭理他，这个自封“圣人”的家伙觉得自己成气候了，狂得不行，连翁同龢都不再入得了他的法眼，翁同龢这才发觉这厮人品有问题，两个人就渐渐疏远了开来。

另一个觉得康圣人人品有问题的大人物是大学士徐桐。徐中堂曾经是康圣人的支持者，对他很友好，奈何圣人已然目空一切，也不再把徐桐放在眼里。问题是徐桐是谁？他是当朝守旧派的领袖，极端仇恨外洋，路上如有洋人宁可绕着走的老顽固，惹急了他可麻烦，果然徐中堂就放出话来说要参劾康某人，应声附和的还有御史潘庆澜。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

康有为感觉不对，在门生们的劝说下，他离开北京避风头，随便找个名义跑去了上海。此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由张之洞署理，上海属于他的地盘。张之洞清流出身，对名满天下的康有为有着本能的好感，尤其赞赏他的办报纸、搞强学会、针砭时弊忧国忧民，所以康圣人一到上海，张之洞就派人将他接到自己的驻节之地南京，奉若上宾，言听计从。有这么硬的靠山，康有为便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上海强学会，张之洞慷慨捐款1500两银子，长官如此，手底下的大小官员出钱出力自不在话下。康有为投桃报李，1896年1月12日创办了《强学报》作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创刊词《上海强学会序》为康有为亲写，却署上了张之洞的名字。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两个人的蜜月期此时已经过去，主要原因依然是康有为过于狂妄霸道，再加上学术上的根本分歧，终于把张之洞惹急了。

恰在此时，李鸿章的策动开始见效。抛头露面的是杨崇伊，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杨云史娶了李经方的女儿李国燕，有一女则是李经方的儿媳，是双重姻亲。

杨崇伊刚刚被任命为御史，手握监察大权，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弹劾强学会，指其“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朝廷立即查禁。

1896年1月20日，也就是《强学报》诞生的第8天，迫于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光绪皇帝下令查封京师强学会，由《万国公报》而更名的《中外纪闻》，也就此停刊。

已经对康有为开始冷眼相看的张之洞正好就坡下驴，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并将康有为、梁启超一行人送离两江辖区。康有为闲着没事，干脆回老家给母亲做寿去了，那会儿的公务员真好混呀。

不过老康也没老在家待着，后来他又回了上海，张之洞倒也没再赶他走。

投资买官

1897年11月，曹州教案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眼看大清朝注定要迎来又一场重大危机，康圣人坐不住了，从上海回到北京，首先拜访已经复出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李中堂既已复出，自然就不算汉奸了，求见他也就不丢人了。

康有为带来的是他的最新科研成果——“开巴西以存吾种”，也就是说，将中国人全体移民到巴西，建立新中国。李鸿章听完该建议，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小，需要先和巴西驻华公使商量一下，不过这位先生现在回国过圣诞节去了，咱们不妨等他回来再研究。康有为碰了个软钉子，觉得李鸿章这厮简直不可理喻，转而请翁同龢代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变法。

这个时候袁世凯同样忧思满怀。1897年年底，他也上书翁同龢希望转呈光绪，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必须变法。袁世凯是干实事的人，他建议即使是变法也要循序渐进，现在只能先抓重点，着重搞好用人、练兵、理财三件大事。大清朝的规矩，御史之外，只有一、二品大员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其他小官如有上奏，必须经本部堂官或相应高官转呈，所以转呈三品的袁世凯、六品的康有为，都得找翁同龢帮忙转呈。

翁同龢听惯了高调，自己本身也是个高音歌唱家，对袁世凯的建议很不以为然，觉得不过瘾，太空洞。这让袁世凯很郁闷，难道非要空喊口号才叫不空洞不成？

袁世凯很执着，继续上书翁同龢，建议变法，也就是改革。他坚持认为在最初的阶段，改革重点应该着重于人事、财政和练兵，并且参考外国的制度，先在部分省市搞试点，但要真搞，搞好了再向全国推广。他特别提到了那些守旧派大臣，认为不妨依然维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但不赋予实权，只要他们不反对改革，尽可以养着他们。

翁同龢没搭理袁世凯，光绪却想要召见康有为，而且想到就要干。可是他的六叔恭亲王奕不愿意，因为康有为官太小，只是个六品主事，皇帝召见不合体制。他建议不妨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位大臣约谈一下这个小官，如果此人确有经天纬地之才，皇上再亲自召见不迟。

1898年1月24日上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间会议室里端坐着六个人，其中五人坐在一面，他们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相当于考官；考生坐在另一面，那就是康有为。

不过这次一点也不像是考试，倒更像是教授上小课，讲课者自然是康圣人。康圣人的颐指气使、高谈阔论很让五位大人反感，虽然翁同龢、张荫桓曾经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中间荣禄跟康有为有这么几句对话，我们不妨共享之。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可同意？”

康有为：“所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再说了，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什么总理衙门？所以说各位早已经在变了。”

荣禄：“那么请问如何才能补救时局呢？”

康有为：“只有变法！”

荣禄问：“大清的法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了，一下子就能变过来？”

康有为答：“这事容易，杀一两个二品以上阻挠新政的大臣就成了！”

杀大臣岂是可以随便说的？荣禄觉得这完全是拿变法当儿戏，道不同不相与谋，遂中途退场离去。

如此大家肯定都反对皇帝召见，可是光绪久闻康有为大名，更为他的变法主张及所编写的如《波兰分灭记》等所打动，还是执意召见了这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为了这次召见，康有为专门写了一个条陈，建议设立制度局总揽变法工作，设计更改全部旧法和官制，废除六部及一切过往行政惯例，代之以12个现代化的行政机构，并在地方设立民政局，推行地方自治。

光绪对这一切都很赞赏，具体也没多说什么，这是大事，肯定需要有个筹备过程。

有了皇帝的支持，康有为做起事来更加放心大胆，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强学会。不过他把名字改了，叫做保国会，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为宗旨，鼓吹变法，欲协助治理国家，并规定北京、上海设立总会之外，各省、府、县都要设分会。一时间，保国会的声势相当浩大。

但也只是声势大，因为不再有朝廷重臣、地方督抚的支持，整个保国会几乎就成了书生们激扬意气的平台，而且很快遭到迎头痛击——什么“聚众不道”、“辩言乱政”、“形同叛逆”等等，这些奏疏均出自各路御史之手，其分量绝对重如泰山。更有甚者，新贵刚毅面见慈禧，危言耸听“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让名义上已退居二线的老太后对康圣人起了很大的戒心，对光绪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也不满起来。

可是光绪早已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并最终以“变法强国”的名义，取得了慈禧的谅解乃至支持，于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由翁同龢所起草的《定国是诏》，变法大幕初启，6月13日，再发上谕，定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

《定国是诏》名字很大，其实不过是篇夸夸其谈的文章，提到的唯一一项具体措施，只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号召大家都去上课，努力学习，更像是班主任的一席讲话，倒是很符合翁同龢的作风。

谁也没想到，就在6月15日，翁同龢被罢了官。与此同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应召进京，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完全接替了翁同龢的职位；而王文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由协办大学士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接任。

山雨欲来之际，直隶及北洋的兵权只有掌握在荣禄手里，慈禧才能放心。

翁同龢罢官当天，正是他68岁的生日，如果光绪不是定在第二天召见康有为，估计慈禧也断然不会选在生日这天让他触霉头。其实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早已不复从前，只是以翁同龢的地位，不便宣扬这一点；康有为则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以便处处拉大旗作虎皮；而翁的各路政敌看穿了康有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刻意要把他俩连在一起，更不会为他澄清。反正康有为的每一次上书，都是请翁代递，此为事实，这样翁同龢就有口难辩了。

翁同龢罢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约半个月前，恭王奕去世，对慈禧有一句临终遗言：翁同龢不可用！要命的是，恭王和翁同龢关系一向很好，临终作此劝谏，在慈禧看来是真正的老成谋国，极为感动，而对曾经异常尊重的翁同龢的观感，顿时恶劣了起来。偏偏翁同龢的政敌极端强大，徐桐、刚毅等守旧派及李鸿章一系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此时的第一号权臣荣禄，对这个曾经出卖过自己的把兄弟恨之入骨，这么多年来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报仇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光绪预备召见康有为的上谕一下，荣禄和刚毅就赶到颐和园，苦谏慈禧太后：恭王去世后，军机处虽以庆王为领班，但只是有名无实，翁同龢才是实际领袖。而康有为居心叵测，以翁同龢为靠山，一旦皇帝召见之后，翁同龢必将升他为军机章京。此二人联手，行新政废旧章，后果必将不堪设想。荣禄如此很正常，刚毅本是走李莲英门路、由翁同龢援引进的军机，他竟也这么说，慈禧不由得想起恭王的临终遗言，终于下了决心让翁同龢走人。

翁同龢走人后，1898年6月16日，光绪按计划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征得了慈禧的同意，从清晨5点持续到早晨7点——看来当个皇帝也不容易，至少睡不到自然醒。

召见过后，康有为有了新的职位，官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有“专折奏事”权。章京是个四品官，比他以前的六品主事大了许多，但在朝廷上仍只是个小官。可专折奏事大体是二品以上官员才有的特权，康有为以章京而享有此项权力，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厮要发达了。

康有为上位之后，光绪开始推行新政，像翁同龢所极力主张的京师大学堂，迅速得以设立；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因“阻挠新政”，导致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全部革职；更有甚者，中央政府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等七个衙门，导致大批官员下岗，其它衙门的官员无不人人自危，而这一切，慈禧都未反对。

但是砸人饭碗必然招致反弹，尤其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等于是断了天下读书人的升迁之路；而“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简直就是要人命；等到居然裁撤掉广东巡抚、湖北巡抚、云南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等要职时，矛盾终于开始激化，而慈禧虽对新政之激进有所不满，却仍未表示反对。

眼看官位不再，特权难保，既得利益集团愤怒了，迅即组成了一条反新政联合阵线，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刚毅。他们的目标，是要慈禧复出，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那段时间，天天跑到颐和园磕头痛哭恳请老佛爷出山者大有人在，但此时慈禧对复出并不太热衷。因为光绪搞新政，是首先征得她同意的，而且平心而论，作为当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老太太同样希望国富兵强，而不会像贪恋官位的大臣小吏们那样更多考虑自己的特权——她坚信光绪无论怎么搞，都不会威胁到她的地位。

慈禧的这个自信，来自于光绪几乎隔天就会到颐和园来请安，并汇报、请示工作，态度极其可取；另一方面，翁同龢罢相当天，光绪发过一道上谕，规定今后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须面谒太后谢恩，老太太自信目光如炬，不怕有二心者混入高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此时京畿一带的军队，像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尽在荣禄掌握之中，而荣禄是她最信任的人。不止如此，她于6月25日又任命了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礼部尚书怀塔布统领圆明园驻军、刚毅统领京城旗兵健锐营。这几个掌兵权的人，也都是她的亲信。

太后不出山，群臣很惶恐，只能群策群力拼命想办法。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荣禄能亲自劝说，则效果定不一样，无奈刚毅不愿劳驾他，他主要是担心慈禧若因此而复出，会要求荣禄当军机大臣，则自己在军机上的地位将大打折扣。倒是杨崇伊很是热衷于跑天津游说，无奈荣禄根本不为所动。荣禄对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洞若观火，非常了解各国支持光绪的态度，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一旦慈禧再度垂帘，必将引来各国的干涉，果真如此，绝非国家之福。

这时候，有个谣言在京城四处流传，说是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太后将当场废黜皇帝，并把他抓起来。没有人知道这个谣言源自何处，但康有为等人因此更加了解了反对力量是多么强大，他们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想要动员点军事力量为自己的变法保驾护航，几经商量之后，大家选定了当初在强学会里表现积极的袁世凯。

康有为派了徐仁录前往小站，探探袁世凯的口风。徐仁录是江苏宜兴人，他有个伯父叫徐致靖，因抄袭张之洞早年的一篇八股文而中进士，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此时已官居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有两个儿子，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次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静，也都是维新派的中坚。至于徐仁录，本是康有为的学生，属于维新派嫡系。这些都还不是重点，挑选徐仁录去小站，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姐姐嫁给了言敦源的哥哥江南才子言謇博。言敦源为袁世凯看重，此时更是徐世昌的左膀右臂，有这层关系，干什么都方便一些。

果然袁世凯对徐仁录的到来礼遇有加，又是请阅兵，又是请吃饭，吃饭之时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高级幕僚悉数作陪，接待规格相当高。不仅如此，袁世凯更安排长子袁克定全程陪同，临走还送了丰厚的程仪，极尽地主之谊。这下子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两项徐仁录都占齐了，回到北京，说的自然全是袁世凯的好话，扭转了一些原本不看好袁世凯的维新人士的看法。

其实袁世凯如此礼遇徐仁录有他自己另外的考虑，除了交好京中维新派之外，更现实的用意在于他想换顶子了。

袁世凯此时是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帽子上的顶珠是蓝宝石的。而二品是红珊瑚，一品是红宝石，都是红色，袁世凯想换的，正是个红顶子。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将来的升迁积攒资历。徐致靖是正二品高官，有权向皇帝上书保举他人。于是徐仁录回京不久，徐世昌就领命追了过来，谈好出4000两银子，由徐致靖出面保举袁世凯才堪大用，整个从二品当当。

就在几天以前，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直接架空了几个军机大臣，一时间四京卿风头无两，连康有为的声光都被盖了下去。

谭嗣同出身高官家庭，尤其清楚枪杆子的重要性，一上任就在筹划培养效忠光绪的武装力量，见到徐致靖的奏折，便建议光绪召见袁世凯，好生笼络；林旭看不上袁世凯，主张拉拢董福祥。一番争论之后还是谭嗣同占了上风，于是9月14日光绪召袁世凯入京，并于16日在颐和园召见了他，随后就有上谕下来，“以侍郎候补”。虽是候补，但侍郎是正二品官，袁世凯官升两级，完全超出了预期，自是大喜过望。

同样喜出望外的是徐致靖，他让徐仁录去找到徐世昌说：“4000两银子只是保升一级，现在升了两级，袁慰庭应该加钱。”这是贪天之功，徐世昌自然不愿意，心里更对这家人充满了鄙视，说出来的话就不好听了：“实在是没钱了，要不你请你家老爷子再上个折子，把慰庭的官给降回4000两银子的水准？”话说到这份上，两个人只有不欢而散，此事也成了一时的笑谈。

戊戌六君子就义

现在袁世凯是二品官了，按照新的规定，第二天清晨，他来到颐和园向慈禧谢恩。光绪随后再次召见了袁世凯，指示他尽管放手办事，不必再受顶头上司荣禄节制，“你跟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闻言大惊，唯有磕头谢恩。

当天夜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所住的法华寺，重申光绪的面谕之后，假传圣旨，要求袁世凯回天津诛杀荣禄，然后发兵颐和园，抓捕慈禧太后。

袁世凯听后惊疑不定，皇帝不管怎么说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的话不能不听，但荣禄岂是那么好杀、慈禧岂是那么好抓的？单说荣禄手底下掌握的，除了自己的新建陆军之外，还有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实力都不容小视；如果再加上京中的神机营、巡防营、颐和园护军营，足有8万之众，若以自己的新建陆军7000千人相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想是这么想，但袁世凯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慷慨激昂地应承了下来。这是因为，此时的谭嗣同算是光绪那个系统事实上的宰相，袁世凯不肯得罪他。

作为大人物，谭嗣同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引人瞩目，所以刚毅、杨崇伊很快就得知了他夜访袁世凯之事。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谭、袁二人所谈何事，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刚毅他们还是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立即散布流言，说康有为、谭嗣同正在策动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老太后。

就这样还不过瘾，杨崇伊干脆上了道密折，请求慈禧太后为天下苍生着想，能够重新训政。当然这只是引子，密折里真正的核心内容是报告太后，康有为和张荫桓将借日本方面的力量，由驻扎在大沽口外的日本海军派兵入京，将太后您抓到日本去，以便光绪彻底亲政。杨崇伊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在密折中告诉慈禧，这一切有个先决有个条件，即必须要伊藤博文同意；不再是日本首相的伊藤也有个条件，得要光绪亲口向他提出要求。而此时伊藤已经来到中国，光绪将在八月初五（9月20日）接见他，当面提出借兵要求之外，还将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顾问。

老太后被震惊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被袁世凯劫持到中国来的朝鲜大院君李罡应，万一自己真被抓到日本软禁起来，那该情何以堪？

不过慈禧毕竟久经风雨，并不特别轻信，于是八月初五那天，光绪接见伊藤的时候，老太太一反常规垂帘而坐，为的是亲自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眼见为实。可惜伊藤说的是英语，由张荫桓负责翻译，旁人一句都听不懂，而光绪因为身体不好，说话声音极其微弱，坐在帘子后的慈禧根本听不清楚，不由得疑心大起。偏偏此时光绪把伊藤招到身边耳语了片刻，而张荫桓翻译时和伊藤亲热无比——太后毕竟是带着疑问来的，立即就相信了杨崇伊的报告。

后面的事情是直线型的，第二天即9月21日一早，慈禧召见光绪及王公大臣，勒令光绪颁发圣旨，请太后训政，并下旨逮捕康、梁。康有为跑得快，其弟康广仁没跑掉，惨遭抓获，梁启超则避入了日本公使馆。

杨崇伊当天即赶赴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详情及太后复出训政之事。晚上吃饭的时候，荣禄邀请袁世凯前来作陪，前一天被荣禄以军务吃紧为由紧急召回的袁世凯，此时才知道慈禧已经抢先下了手。

就袁世凯的感受，这顿饭很有点像鸿门宴，好容易等饭吃完，赶紧向荣禄坦白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所定“诛荣禄，劫慈禧”之计划，说着说着不禁失声痛哭，当即跪求荣禄做主。荣禄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遂原谅了他。

9月22日，京津火车停开，杨崇伊乘坐专车，携带荣禄的密折返京。密折里荣禄详述了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并保袁可用。慈禧大惊，令光绪于24日下发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到部治罪。

谭嗣同事先得到了消息，本来可以跑掉，要救他的既有传说中的大刀王五等大侠，也有日本驻华使馆，却都被他谢绝了。他只是托人把自己的书信、文稿转交给了在日本使馆里避难的梁启超，并劝梁东渡日本，说辞是这样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对日本人，他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随后谭嗣同就待在家里，伪造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亲情之外，特意加了一些劝他不要和康有为他们混、要忠于慈禧太后一类的话，写完之后不久，抓捕者就来了。

在狱中，谭嗣同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5日，慈禧电召荣禄进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暂由袁世凯署理。第二天光绪发布上谕：变法中所有被裁撤的衙门，通通恢复。

到28日，北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荣禄被派为军机大臣，由裕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再署理。另一件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即戊戌六君子，被判斩立决，惨遭杀害。

被抓住的人里面，本来慈禧第一个要杀的是徐致靖，就是要袁世凯加钱的那位老大，斩立决名单上打头的就是他。还好李鸿章和他父亲是同科进士，关系不错，有心救下这个世侄，自己不方便出面，便请荣禄帮忙。荣禄非常给老中堂面子，赶紧找慈禧求情：“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关心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昆曲、下围棋，当上礼部右侍郎后，三个月里皇帝连一次也没召见过他。”慈禧派人一查果然如此，总算给他改了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其实徐致靖哪里是书呆子？他是耳聋，平时既听不清旁人说话，自己说话更声大如雷，光绪懒得召见他，没想到竟救了他一命。

徐致靖被关到监狱里后，他时任湖南学政的长子徐仁铸曾上书朝廷，要求为父亲顶罪，代父坐牢。慈禧心想，人家花木兰代父从军那是英雄，你代父坐牢这唱的是哪一出？遂没搭理他。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带着文武百官逃难西安，北京城里面一片混乱，监狱里的犯人能跑的全跑了，只有徐致靖坚决不出狱门，他认为自己是朝廷犯官，非政府有令才可以离去。多亏管监狱的刑部司官乔树楠是他的世侄，好心相告明天起监狱里不开饭了，再不走要活活饿死，老徐这才跟着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回家后他也不走，坚持待罪京师，直到朝廷恩准他离开动乱之处回籍养老，这才迁居杭州，改了个名字叫徐仅叟，意思是戊戌七君子变为六君子，自己是仅存的那个人。

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署理了3天，但他并不失落，因为他本暂不具备担此高位的资历和品级，也就无所谓失去。还有就是，通过坦白交代，他进一步赢得了荣禄乃至慈禧的信任，以至于1899年1月，慈禧特意召见他，慰勉之外，更准许他在西苑内骑马，这是一项不小的荣誉，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虚荣。慈禧擅长虚虚实实，除了虚荣，还赏了袁世凯4000两银子，不知道算不算是对他买官的钱所做的报销，反正袁世凯对所有这些都感激不已。

这年2月，荣禄以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练兵大臣的身份，再次来到小站，视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经3年编练，如今已经非常成熟，无论训练质量、操演阵形还是精神面貌，都让荣禄大为赞赏。尤其有一次过海河的时候，河面不宽但已结冰，看起来怎么过都不容易，王士珍命令手下取特制帆布做成浮桥，搭在冰上，步兵、骑兵、炮兵一次通过，如履平川。见荣禄高兴，袁世凯吩咐为中堂大人来点表演，王士珍立即带人把浮桥收起来，稍加整理竟变成了小船，不仅可供渡河，而且折叠起来体积不大，很好携带。

荣禄是真服了，视察完毕后约袁世凯闭门谈话，说他已经得到慈禧的授权，以北洋的班底，打造一支新军。现在呢，荣中堂认为，这支新军应该以新建陆军为蓝本，所以责令袁世凯就北洋新军的编练提出具体的计划。

这事袁世凯擅长，只用了3天时间就编写完成新军军制和组织，一切仿效新建陆军，共为5军，每一军共辖8营：计步兵5营，炮兵1营，骑兵1营，工兵1营，另附1个学兵营。每营设1个统带，统带率4个领官，每个领官领1队，每队250人，每营总计1000人。规定每营兵士必须足额，饷粮按人发给，足食足兵。

荣禄大体采纳了袁世凯的提议，将北洋诸军改编为武卫军：改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今天津宁河）、大沽、北塘；董福祥甘军为“武卫后军”，驻蓟州（今天津蓟县）、通州；宋庆毅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天津小站；荣禄自己则另募勇丁并抽调八旗兵组成“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宋庆、聂士成、董福祥都是淮军宿将，能够和他们平起平坐，袁世凯很是开心，更开心的是，在武卫军最终编练完成正式成军的当年6月，朝廷实授他为工部右侍郎，二品官终于落袋为安，前面好一片阳光灿烂。

袁世凯继续练兵，张之洞则因为前一段表现积极，一度和维新党走得过近，现在见形势已非，赶紧写了一篇《劝学篇》，其中的警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表明自己一贯拥护朝廷、坚持祖制的立场，总算邀得了慈禧的谅解。

而此时朝廷上却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派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就连光绪皇帝都被软禁在瀛台形似囚徒。可即使这样，重新得势的守旧派仍不满足，他们不仅大肆抓捕康梁余党，更试图否定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一切成果，极端者甚至开始打“换皇帝”的算盘，因为在他们看来，光绪是变法运动的罪魁祸首，不换不足以平民愤。

最热衷的一个人是御前大臣、端王载漪，此人是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大概是奶奶去世尚不足27个月，惇王夫妇按规矩正该丁忧守制，却不小心搞出来一个儿子，这不是小事，按大清宗人府定的制度，小孩的名字中必须带一个犬字旁以示羞辱，所以得名载漪。

1860年载漪4岁时过继给了瑞郡王奕志为子，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1893年成为御前大臣，来年晋封瑞郡王。可能是文字跟他有仇，圣旨中出现了笔误，将“瑞”误作“端”——总不能说皇帝写错字了吧？那是通假字！于是载漪就成了端郡王。

端王一系应该算是疏宗，按说不太容易大富大贵，问题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端王他老人家娶的是慈禧的弟弟、承恩公桂祥的三女儿，他就是想不大富大贵，组织上恐怕也不会答应。

饱暖尚且要思淫欲，富贵了自然更会多出一些精神上的追求。端王的追求很大，本想当回皇帝玩玩，只是有慈禧在他不敢乱来，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由儿子来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载漪的儿子叫溥儁（音同“俊”），生于1885年，基本上可以算是弱智，如果真当上皇帝，多半可以和千古一帝晋惠帝司马衷媲美，说出“何不食肉糜”一类的惊世名言来。可载漪不这么想。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他是真一点没觉得溥儁傻，倒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不当皇帝是太屈才了。

端王是出了名的敢想敢干，立马就动员了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在内所有他能调动得了的力量，向慈禧进言：光绪已不配为人君，坐在那里都有碍观瞻，太后圣明，赶紧把他废了吧！

对慈禧来说，谁当皇帝其实都关系不大，但光绪搞变法想抓自己实在是让人寒心，慈禧就想把他换了也好，换个未成年人上来，自己垂帘听政更名正言顺，何乐而不为？但这事太大，得先跟荣禄商量一下，这就是慈禧厉害的地方。

荣禄并不认为皇帝有大错，应该换掉，同时他认为必须顾虑各国的态度。慈禧也怕招来外国干涉，但苦于掌权的守旧派跟洋人水火不相容，根本没有私下接触的渠道，她便让荣禄想办法。

跟外国人最熟的是李鸿章，荣禄跟他关系不错，便请他去帮着打听老外的态度。戊戌期间再度被罢官的李鸿章，终于又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当即慢条斯理地说，废立皇帝属于中国内政，岂有先征询外国人意见的道理？不如让我去哪儿当个总督，想来各国使节会给面子来道贺，到时我顺便探问一番，既不露痕迹也不失国体，仲华你看如何？之所以想当总督而不是进军机或总署，是因为李鸿章已经察觉到了风声鹤唳，想远离京城避开宫廷之争，明哲保身。

慈禧非常了解李鸿章同情皇帝及维新派的态度，但又不能不启用他，便索性让他去当两广总督。广东洋商最多，交涉繁杂，不懂洋务很难干好。更重要的是，广东开放早，人心思变，支持、同情维新者众多，而现任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官庸碌，老佛爷不放心，李鸿章能力足够，上任之后，一旦有事则不得不镇压，而一旦镇压，则必将自己置于维新派的对立面，重回慈禧的怀抱。

这样李鸿章就复起担任了两广总督，消息传出，各国使节果然纷纷前往贤良寺祝贺，提及换皇帝的传闻，大家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无权干涉，但是他们上任之初都是向光绪递的国书，如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需要请示本国政府，这是间接表示不赞成的意思。

荣禄得到反馈，对洋人的态度感到非常欣慰。但是另一方面，光绪因身体虚弱，至今无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后倒是有，但那是皇后，却没有子嗣，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这是不合格的。所以荣禄认为不如给他立个嗣子，以备万一光绪驾崩，好有个人继位，同时对慈禧这也算个很好的交代。

慈禧比猴还精，很快和荣禄达成了一致：废立不可取，那就先立个大阿哥（即皇储、太子），进可攻退可守，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结果选中了溥儁当大阿哥，算光绪的儿子，同时兼祧同治皇帝。真是老天爱笨小孩啊！这个结果，跟端王的不懈努力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溥儁这小子，兼具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的血统，根正苗红白璧无瑕。

李鸿章上任之后一周，1900年1月24日，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消息一出，举国沸腾，反对之声四起。在上海，李鸿章系统的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南方名流士绅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上书反对；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的势力更加紧了活动，预备武装勤王……

慈禧闻讯大怒，一面通缉经元善并抄了他的家，一面勒令抓捕康、梁，却苦于师徒俩在海外，抓不到。慈禧无奈，但一口气总要有个发泄处，便干脆命令李鸿章去把这两人的祖坟给挖了。李鸿章年届八十，自己都是快死的人了，如何肯干如此缺德的事？遂一拖再拖，但架不住慈禧一再催逼，最后还是干了。只是干之前，他暗中与康、梁互通信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不管怎么说，儿子当上大阿哥是件喜事，可惜端王并不满足于此，那怎么办呢？唯有继续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废立的言论甚嚣尘上。到了1900年1月31日，正月初一，慈禧索性派大阿哥到大高殿、奉先殿代皇帝行礼，废立的味道很浓了。

这下子，就连手握重权的各地督抚们都开始公开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当属两江总督刘坤一。这是个敢于抗上的人物，还在光绪得到慈禧首肯搞变法的时候，即上奏反对康有为的举措，惹得光绪很不高兴；而此时，刘坤一上书慈禧，明确表示：皇帝变法本没有错，我当初反对的是康有为他们激进的冒险，并说：“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颇有威胁的意味。奏折中一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更是传播甚广。

不只外省督抚，就是在朝中，荣禄也在极力调和慈禧、光绪的关系，以图维护光绪的地位。奈何此时端王、刚毅及溥儁的老师徐桐等已占据上风，说服慈禧放出了“皇帝病危，快不行了”的风声。

光绪身体不好本不是秘密，所以慈禧认为这一招极妙，可以为日后的突发事件预先堵住万人之口。岂料各国公使根本不相信“病危说”，立即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推荐医生给皇帝看病，慈禧扛不住压力，只好同意了，结果法国医生进宫一检查，结论是皇帝陛下体质虚弱是有的，但身体没病，健康得很。老外们支持光绪、反对废立的立场益发坚定，慈禧终于急了，决定放义和团出来，给洋人们点颜色看看。

义和团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前身是大刀会，其代表作是引发曹州教案的巨野事件。再往前，据说可以追溯到白莲教，那就远了，在此不细说。

曹州教案发生后，胶东半岛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教民矛盾有增无减，民间出现了梅花拳这样的组织，后来又改名义和拳，高举“反清灭洋”的旗帜，后经高人指点，改为了“扶清灭洋”。

李秉衡被革职后，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胶州湾刚刚丢掉。上任不久，1897年12月6日，张巡抚收到了袁世凯从天津发来的电报：“胶州湾地处要冲，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倘若德军沿着北边的莱州太平湾登陆，占领平度县，则芝罘、莱州都将被隔离。”袁世凯的建议是，在莱州、平度、高邑、潍县一线加强防守，以防不测。

张巡抚新官上任，哪儿有工夫搭理八竿子打不着的袁世凯？袁世凯并不气馁，在德国与英国先后强行租借胶州湾和威海卫以后，他又给张汝梅拍了封电报说：“山东是南方通往京城的战略要冲，您应该好好练兵，大意不得。烟台是通商口岸，附近有德国驻军，我们没必要在此屯兵以免分散兵力，倒不妨在青州、潍县一带，集中优势兵力，则进可捍卫威海卫、胶州湾，退可保卫省城济南，一旦京城危急，还可北上勤王！”话说得不太客气，张巡抚心说你袁慰庭算个什么东西，居然也敢对我开口教训？自然更加不会理睬。

和前任李巡抚一样，张巡抚对义和拳一类的民间仇外力量多有同情，并于1898年6月上奏朝廷，称义和团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开创性地提出了“义和团”这个概念。

1899年4月，张汝梅下课，毓贤继任。毓贤是从山东地方官干起来的，当初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就是曹州知府，以酷吏著称，对地方上的风土民情等很是熟悉，很清楚义和拳里是有土匪流氓，但大多还是普通农民，所以上任以后，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口号，主张剿抚并施，以抚为主。

剿的方面，毓贤颇有建树。比如当年10月，义和拳大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及李长平等发动起义，先打败了平原县知县蒋楷，接着又打败了候补知府、统带袁世敦。袁世敦是袁世凯的二哥，吃了败仗反而报捷邀功，毓贤一怒之下奏请将他革职了事，再派清军游击马金叙带兵进剿，最终活捉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

之所以要以抚为主，是因为毓大人后来了解到了京中大佬们的态度，因此抚的方面，毓大人做得更加起劲，正式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说起来貌似团练组织。而团练组织，那可是大清朝认可的合法武装力量。有了这重身份，义和团一下子就在山东全境燎原开来，甚至打起了“毓”字大旗，山东彻底乱了。

如前所说，义和团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广大农民的孤苦无依，这是基础。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则是外国传教士的进入，双方在文化、思想、习俗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冲突，搞得很不愉快，不过这些冲突基本都属于形而上的，本来不至于酿成大祸。但即使只是风俗、传统方面的对立，也经常会发展到告官，而一旦告官，官僚们怕得罪洋人，往往不惜让同胞受气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农民无权无势，他们敢和洋人抗争却不敢对官爷说不，也就只能受这个气。

马上就有人看出门道来了：原来官爷怕洋大人！而洋大人正在不辞辛苦地发展教民，咱们入了他的教不就等于有了靠山了吗？于是教民就多了起来，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就开始仗势欺人。抗战时的汉奸、二鬼子欺负起中国人来比鬼子还要凶狠，大清朝那会儿也一样，搞得农民和传教士、教民之间，渐渐地就势如水火。

于是就有了义和拳。现在义和拳变身义和团，大家干得更是来劲，烧教堂、毁铁路、杀洋鬼子二毛子（即假洋鬼子、教民），完全不亦乐乎，尤其在打击二毛子方面最是激情澎湃。义和团号称呼风唤雨刀枪不入无所不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凡是他们看不顺眼的或者家里有钱的，都成了二毛子，烧杀抢掠了事。

最极端的案例是，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被搜出一根火柴（所谓洋火），结果一家八口全被杀死，因为义和团最恨洋玩意，凡使用洋货如洋火、洋纸、洋烟、洋伞等等者，皆可杀之。

各国对此极为不满，外交交涉接连不断，德国更是以青岛为基地，不断派兵到日照、沂州等地侵扰，借口无非是你自己管不了乱民，我来帮你管。问题是沂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此地若失，整个中原都将陷入险境。两江总督刘坤一识得厉害，接连给荣禄写了两封信，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建议从武卫军中抽调一军前往沂州，与他手下驻扎在徐州一带的部队互为犄角，拱卫山东。刘总督甚至表示，不惜和德国人决一死战，夺回青岛，但荣中堂应该尽快派一支队伍来。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接连给荣禄及直隶总督王文韶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希望朝廷能有所作为。

朝廷也并非毫无作为，之前就有上谕要求毓贤加强防务布置，并命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密切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刘坤一的接连催促，让荣禄下了更大的决心。1899年5月1日，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的名义，荣禄命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前往山东境内演习。

袁世凯早有准备，之前即已派王士珍带人跑了一趟山东，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接到命令，袁世凯胸有成竹，留下徐世昌驻守小站，亲自点齐8个营，做足必要的准备之后，武卫右军于5月5日分批出发。还在行军路上，他便给徐世昌连写了两封信，说自己“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继而表示“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其中“聩聩者”，指的当是毓贤。13日抵达德州之后，16日那天，他再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信，说是得到可靠情报，青岛那边德军只有不到2000人，老子很想和他们干一仗！

朝廷及荣禄的目的在于示威而不是打仗，所以这仗不是谁想打就能打得起来的，袁世凯感到很窝囊，但他很清楚朝廷对老外的惧怕，无可奈何之下，干脆给慈禧上书，名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直言“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原因只在于大清朝军力太弱太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还是要练兵。但是练兵必须得其法，否则不如不练，因此，应该从“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确是一剂良药。

写完奏折还得对付毓贤。毓巡抚对袁世凯早已深具戒心，小心提防，处处作梗之外，甚至派人悄悄访查武卫右军有无违法违纪行为。老袁知道以后简直是怒发冲冠，在他眼里，毓贤不过是个昏聩老朽，居然也敢跟自己玩阴的？遂马上派人秘密调查这厮，把他的各种罪状整理清楚，直接就向荣禄告状，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武卫右军因此“久处不便”——袁世凯此时已经想清楚了，要成就大事业，光有兵不够，还得有自己的地盘。而平定山东乱局，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当地的兵勇肯定不行，那么只要能把毓贤赶走，就不愁山东不姓袁。

就在袁世凯和毓贤互相攻击的时候，1899年7月初，朝廷下令了，说军演结束，袁世凯和聂士成两军立即各回原驻地。

回到小站，袁世凯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名曰《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

袁世凯不是艺术家，他不仅提出问题，还给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案，方案共分四条。

其一，“慎选牧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就是说要必须严格甄选山东地方官员，不要让毓贤之流的“聩聩者”在此为官，祸害一方。

其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要求山东官员尊重并遵守朝廷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不要惹是生非。这是毓贤的毛病，袁世凯不动声色地给他扎了一针。

其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这是要加强防务，防备义和团搞破坏，并做好打仗的准备。

其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宣示主权，明确德国人须持护照才能进入山东。

这个奏折，阴损毓贤之外，更有毛遂自荐之意，因为说得头头是道，慈禧很是喜欢，下令抄送给毓贤，责令他“查明办理”。谁知毓贤并未理会其中深意，反而因为端王、刚毅的倾心支持以及清流派的鼓噪，一味仇外，对义和团采取了更加纵容的态度，甚至煽动他们闹事，一时间义和团发展迅猛，整个山东更加混乱不堪，搞得老外的态度愈加激烈，以至于到了11月2日，就连欧洲小国意大利都派出军舰跑到烟台海面宣示武力，想趁机浑水摸鱼，其他国家更不用说。总之，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刘坤一是真急了，马上给新任北洋大臣裕禄写了一封信，建议于武卫军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宋庆中间“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望裕禄与荣禄“熟筹之”。

11月10日朝廷颁布谕令，命袁世凯“抽调武卫右军一部进驻沂州，就近防范外敌”。袁世凯立即命令左翼翼长姜桂题率领步军2营、骑兵2队、炮兵1队共3500人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从小站出发开赴沂州。

这次不再是演习，有可能真要和德国人打仗，不管怎样，反正武卫右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山东境内。命运女神似乎已经开始向自己微笑，想到这里，袁世凯颇感得意。

到这个地步，毓贤依然执迷不悟，继续纵容义和团，搞得各国公使忍无可忍，频频向清政府施压。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干脆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朝廷撤换毓贤，换个能人去当巡抚，以平息山东无处不在的民教纠纷。康格知道大清朝的军队无能，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说假如现有武力不足的话，不妨把天津的精兵调去协助。

天津的精兵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所以康格的话等于是明目张胆的推荐。其实也不只是康格这么想，他的意见，在各国公使中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认为，袁世凯掌握着大清朝最精锐的军队，足以震慑山东的义和团；而且，袁世凯是一个能力突出、倾向洋务的开明派。

我们不妨看看英国公使窦纳乐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的信，说得相当透彻：“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由袁世凯出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同时，他性格果断，在必要的时候不惮于使用武力。所以，人们可以期望，在他所管辖下，可以迅速地平定叛乱。”

美国公使的提议和荣禄乃至慈禧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清政府展现出了比为慈禧修颐和园还要高的效率，第二天（1899年12月6日）即召毓贤进京陛见，而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此时的袁世凯刚刚40岁，40岁就坐上了巡抚高位，不得不说是个异数。

任命下达之后，康格立即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写了一封信，兴奋地说：“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昨日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个能干、勇敢的人，与外国人交际甚广。相信扰乱即可停止，秩序马上就能恢复，我们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