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走进巴基斯坦

夏雷

《北京青年》周刊主编

2018年3月，杨晓成功申请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我着实替他高兴。出于对我的信任，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商量做什么项目。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采访，并且选择巴基斯坦这个“一带一路”上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国家进行深度探访式报道。

选择巴基斯坦，不仅因为该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沿线国家中最为抢眼，而且中巴两国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双边关系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典范。而从我感兴趣的历史角度去观察，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2000多年的联系，巴基斯坦可以说是中国开始对外交往的起点。

公元前139年，为了抗击匈奴，西汉将军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凿空”西域。他希望能连横大月氏人——原先生活在中国甘肃地区，却因为匈奴的入侵而被迫迁徙到如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大月氏部落首领虽与匈奴有世仇，但他们已经在他乡安顿下来，因而拒绝了张骞的提议。西去东归，历经13年，张骞九死一生，虽合纵连横不成，但也没有空手而归——他不仅让汉武帝了解到中国西边的世界，了解到西方也有与中华文明相媲美的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还让汉武帝了解到遥远的西方居然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大秦”（古罗马），张骞更从巴基斯坦、西域等地带回了在中原大地闻所未闻的蔬菜、水果种子。可以说，“张骞通西域”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从此，“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中国人与生活在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波斯的人们往来其间，展开频繁的商业活动，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汉语词汇中带“西”的（如西瓜、西红柿等）、带“胡”的（如胡萝卜、胡椒等）蔬菜、水果和香料，几乎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张骞之后200年，大月氏人的贵霜部落逐渐强大，他们定都白沙瓦，建立了横跨中亚、南亚的贵霜帝国。他们继承了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古印度文明，发扬了佛教，其独特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也顺着“丝绸之路”与佛教一起来到中国。我们现在在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洛阳石窟都能够看到受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的佛像和壁画，千年佛像和壁画为我们讲述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除了商品货物和思想、宗教，“丝绸之路”还促进了人员的来往。公元628年，唐玄奘赴西天取经。他来到佛教圣地塔克西拉（Taxila，靠近伊斯兰堡）的朱利安学院，在那里学习、生活了两年。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成为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沿着“丝绸之路”，云游17年的玄奘带回150粒佛舍利、657部经论，构筑起了中外交往史的重要丰碑。另据史料记载，盛唐定居在长安和洛阳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不下10万人，在那里，印度人传教，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经商，还有人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无疑，“丝绸之路”让乐于沟通与交往的人们分享着繁荣与进步。

巴基斯坦位于中亚、南亚的战略要冲，与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人相比，中国人的周边环境相对安全。历史上，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人曾被波斯、古希腊、突厥、阿拉伯乃至英国统治过，侵略者带来自己的强势文化，而当地文化同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没有任何一种侵略者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毁灭性冲击，各种文明、思想、宗教和文化艺术在此融合发展，塑造着新的更外向的文明。

而中国在“丝绸之路”的带动下，迎来了繁盛的汉唐和两宋，但因为战乱和统治者的眼界，更多的时候中国选择了封闭。我们可以从史书中了解一些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外国和对外交往的态度——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认为对外交往是“泽被天下”；认为中国物产丰富，认为对外贸易是“朝贡”；认为外国科技不过是“奇计淫巧”；认为外国人是“非我族类”；认为外国的生活方式不过是“胡服、胡乐，胡舞”。

保守而封闭的思想、自大而虚妄的心态，导致中国逐渐赶不上世界的步伐——不仅赶不上欧洲人，也赶不上统治巴基斯坦的莫卧儿帝国。如果时间定格在16世纪，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与爱妃泰姬·玛哈尔在拉合尔城堡千万颗宝石镶嵌的“镜子宫”里共度良宵，后又为爱妃修建了不朽的泰姬陵。人们在领略莫卧儿皇帝奢侈生活的同时，也了解到莫卧儿帝国因与阿拉伯和欧洲进行贸易而繁荣富庶。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基地，利用从美洲开采的廉价白银从明王朝换取黄金，中国因信息闭塞财富渐渐被掏空。如果当时的明朝皇帝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世界，如何会不清楚白银在国际市场的真实价格呢？一盛一衰之间，我们看到了开放的力量。从此说开去，中国因痛失对外交往的机会，错过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重要的历史机遇。历史证明，闭关锁国只会让自己窒息，只有打开大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正视外面的世界和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才是正途。

到了近代，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统治阶级才慢慢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来。在震惊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之余，从俯视到仰视，心态的急剧转变令人瞠目结舌。与之对应，西方人凭借绝对实力瓜分世界，他们居高临下地评判着东方文明，自定义世界发展脉络。英国诗人吉卜林的《白人的负担》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的傲慢心态；冦松勋爵把印度王公称为“一群任性、无知，而且没有纪律的学童”，“幼稚”“野蛮”“堕落”“卑鄙”“危险”等辞藻被毫不吝惜地甩给东方。帝国主义官员宣扬种族主义，试图将他们对当地民族的残害合理化。民族感情受到伤害，这让巴基斯坦人与中国人共情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敏感性”——自豪于历史又“自卑”于现实。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随着东方出现一个个经济奇迹，世界也催生了与文化进化论迥异的“文明互鉴”理论。在文化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了文化相对论。他认为，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普遍的判断标准，道德评判标准都是相对的，不能用自身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去判断另一种文化。可以说“一带一路”之所以受到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平视的心态使然。

走马观花是游客，下马看花是记者。《是的，我们去了巴基斯坦》这本书正好诠释了记者的责任。在6周的采访旅行中，杨晓和李英武主动参与民间交往。他们采访了超过50位巴基斯坦人和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这些人包括政府要员、大学教授、企业家、记者、学生、工人、农民等，通过这些采访，他们试图全方位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化与生活。他们还采访了瓜达尔港和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改造项目，他们看到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发展着眼长远，服务当地，为当地带来财政收入和就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随着中巴两国交往不断深入，在这次采访中，他们还发现民间交往不断深入的积极信号：在火车上偶遇将要去上海深造的巴基斯坦青年；除了看到央企漂洋过海，他们还在巴基斯坦捕捉到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影。

在一路采访中，杨晓和李英武深深感受到，中国与巴基斯坦虽分属两种文明，但文化具有相似性。比如，两国人民都重视家庭，都热情好客，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处事态度上都讲缘分，在生活习惯上都喜欢吃米饭和馕，等等。但“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也要看到两国在文化、宗教、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在充分尊重这种不同的基础上，真诚地去理解对方。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由记者写就的有关巴基斯坦文化和交往的著作，希望亲爱的读者能从中了解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