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

大三那年，由永和搬回复兴北路旧眷村改建的住宅，老邻居多还在，但对着十四层的电梯大厦，总有着脚踏不着实地的戚然。地方还是老地方，却寻不着任何可以拴牵记忆之处，整个人飘忽如游魂。在这个错愕的异质空间里，我在家的遗迹之上又有了家。

从小没搬过家，鸡犬相闻的窄窄巷道，村子的老树与夏日沉沉的草地，曾经恍惚以为这就是天长地久的地方，而第一次搬出去就五六年，改建好搬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母亲过世，我也由懵懂的小女孩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大学生。

搬出搬进之间，被迫丢了不少东西，但有只盒子却是在搬回来后的半年才丢的。盒子里装着两件小时登台表演的芭蕾舞衣，一件用金葱布和黄褶纱做的，记得是跟秋天落叶有关的舞码，另一件是紫缎上缀着珠花亮片配紫纱裙，跳什么早忘了。来来回回舍不得丢，但真的是爬满虫子了。有日心一横，叫妹妹顺手带到楼下去。

总是在这种时候记起张爱玲。当华服变缊袍、陈丝如烂草，涌起郁郁苍苍的身世、母亲与耽溺，或许就是我“恋物”张爱玲的情结所在，而今要用典雅端庄、正经八百的论文形式处理的，其实也正是千丝万缕却欲解还结、死缠烂打依旧死心塌地的心理纠结，是张爱玲，也是我的“恋物”。恋物不就是一种“患得患失”吗？拥有时怕失落，而只有不断的失落才可印证曾经拥有。恋物不也是一种“幻得幻失”吗？“幻”影的“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幻”。恋物当然更是一种“换得换失”，是置移、替代与否认的心理机制，从来就不曾失落过，只因从来就不曾拥有过。

在下面如恋人絮语般的长篇大论中，我将有样学样于另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寄深情于学术。（哪个写女人的女人不自恋？）托里尔·莫依在写《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书时，刻意回避了“传记vs.文本”的二元对立。对她而言，“她留给我们有关小说、哲学、自传和书信文本的交互指涉网络，正是我们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此主体性与“文本性”相互叠合交织、相互建构形塑。因此下面讨论的张爱玲，将包含各种文本与社会、文化脉络文本，有小说、散文、评论、剧本、照片、书信等，我们的张爱玲依旧是一个未曾终始的文本。

在理论架构上，将以“恋物”与“恋物化”为主，借力（后）殖民研究的“殖民凝物”。总而言之，写张爱玲恋物的论文，既该有情书的缠绵，也该有小报的耸动，在东家长、西家短的碎嘴聒噪中，牵肠挂肚、绘声绘影我们的张爱玲。

华洋杂处：异国情调与殖民凝物

张爱玲所处“华洋错综、新旧掩映”的上海与香港似乎也该有更多历史的阴影、殖民的焦虑杂糅其中，使其恋物更具权力、欲望、性/种族/肤色/阶级差异的穿刺。此部分便将以（后）殖民研究的角度切入，将恋物在性别政治化之余，也种族/文化政治化一番。

其实英文fetish的字源，不仅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可上溯灵石、符物，更可在历史发展上追溯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之发轫期。fetisso最早乃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术语，是欧洲人与非洲人交易时用以起誓成交的信物，而此African fetish更在日后以其独特之魔魅席卷欧洲，转而成为表现非洲原始蛮荒的美学符征，而此“美学化”的过程背后却又是一页页血泪斑驳的奴隶贩卖殖民史。英国艺术史家哈尔·弗斯特就曾以十七世纪荷兰静物画为例，谈论艺术呈现的恋物结构。画中丰盈之展示器物，既魔魅又可即，神灵活现地摆荡在生物—非生物之幽冥，出现一种“诡异的生动”与“死寂的悬止”。这些“超自然”之物既有绘画上的价值，也栩栩如生地带出所呈之物的商品价值，成为荷兰帝国主义与殖民市场的提喻举隅。我将从弗斯特此种融合弗洛伊德与殖民研究，先切入张爱玲笔下的东方主义式凝视与器物表呈，再进一步探讨其中对文化、种族与肤色差异的“殖民凝物”，最后将以洋人/混血/洋派的人来分别谈论张笔下新旧与华洋的排比转换。

首先，“东方主义”一词为爱德华·萨义德援引并发展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基本心理机制，在“东方主义式的凝视”之下，西方看不见东方，只看见自己欲望投射出去、结合了“异国”与“异色”的东方色彩；或用弗朗茨·法农在另一个种族殖民架构（黑白冲突）中所用的“文化木乃伊化”来说，殖民凝视便是在视觉快感中，将他者客体化与置固化，此种“他者的西方恋物化”，便是将第三世界活生生的现实与现状化为神秘之本资或僵止置固在幽邈的古代。

像《鸿鸾禧》里描绘玉清与大陆结婚的礼堂，其富丽堂皇之装饰完全投合了外国人的东方色彩：

广大的厅堂里立着朱红大柱，盘着青绿的龙；黑玻璃的墙，黑玻璃壁龛里坐着的小金佛，外国老太太的东方，全部在这里了。其间更有无边无际的暗花北京地毯，脚踩上去，虚飘飘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层什么。整个的花团锦簇的大房间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

但真正诡异的是，这花团锦簇的大房间不是外国老太太的东方幻象，而是十里洋场上海都会的结婚厅堂，这虚实真幻间仿佛时间凝止，空间错置，已被殖民凝视“钉死”的东西又借尸还魂，这种视觉的精神分裂与错乱，正是既可用中国人的眼看外国人，又可用外国人的眼看中国人的“文化混血儿”张爱玲的长处与苦恼。一方面她对炎樱说过，“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双声》），另一方面她觉得用洋人的眼睛看中国也不失趣味：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当然张爱玲不是不知道即便是最天真烂漫的殖民帝国凝视，都有其权力压迫的脉络可循，但她多半以轻描淡写的趣味一笔带过：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爱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道路以目》）

因此，张爱玲对帝国殖民主义的反思，不在于义正辞严的反霸反帝，而在于呈现殖民主体（包括外国人、混血儿、中国人）本身内在的精神分裂与不稳定性，尤其是文化融合的“叠影”。

这种“叠影”（帝国凝视下影像的分裂与双重），就像是薇龙在第一次造访姑妈“皇陵”宅院时所见到的自己：

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清朝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第一炉香》）

纷纭、刺眼、神秘、荒诞、精巧、滑稽，桌上的中国摆设是专为了满足外国人的异国情调，正如同薇龙身上的赛金花打扮，也是为了投合欧美游客的东方色彩，似乎突然间屋子与身体都成了殖民凝视下的皇陵、博物馆与活人蜡像馆，一种借尸还魂的恋物凝止却又触手可及，莫怪乎阴森而又诡谲。

这里的“叠影”表呈了薇龙如何清楚意识到自己被观看的方式，以及殖民凝视是如何穿透并建构其主体性，而张爱玲笔下更复杂的“叠影”，则出现在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洋派角色身上。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带着“外国式的俗气”的振保，在带着异味的巴黎妓女身上受了惊吓，“眼睛是蓝的吧，但那点蓝都蓝到眼下的青晕里去了，眼珠子本身变了透明的玻璃球。那是个森冷的，男人的脸，古代的兵士的脸”，便转而结识混血姑娘玫瑰，新加坡华侨娇蕊，最后仍选择了道地乖顺却乏味的中国姑娘烟鹂为妻。而《金锁记》里的童世舫则更直截了当地想从长安的身上，找到故国姑娘楚楚可怜的韵致，但终究迷思变梦魇：“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假若世舫的落寞在于真相之难以忍受，那他的难堪难道不更在于内化了东方情调与殖民凝视的留洋之人回返寻梦于古中国之绮丽遐思吗？这反讽与无奈间，又道出了多少在现代化过程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殖民心理纠结。

而此现代化过程中的旧/新中国，却时时配搭着帝国殖民权力排比下的华/洋杂处，往往透过对旧物/新物之迷恋、老派/洋派之对比，而有不同殖民心理层次的翻转。像《留情》中留过学的米先生，常常忆及“老式留声机的狗商标，开了话匣子跳舞，西洋女人圆领口里腾起的体温与气味”，而小说里新派的杨家，则早在杨太太的公公手里就作兴念英文、进学堂，“杨太太的丈夫刚从外国回来的时候，那更是激烈。太太刚生了孩子，他逼着她吃水果，开窗户睡觉，为这个还得罪了丈母娘。杨太太被鼓励成了活泼的主妇，她的客厅很有点沙龙的意味，也像法国太太似的有人送花送糖，捧得她娇滴滴的”。在这个新派的家庭里，就连老太太阴阴不开窗的房间，除了烟铺外也塞满了“灰绿色的金属品写字台，金属品圈椅，金属品文件高柜，冰箱，电话；因为杨家过去的开通的历史，连老太太也喜欢各色新颖的外国东西”。又像《鸿鸾禧》中在美国得过学位的娄嚣伯，常爱翻阅旧的《老爷》杂志，“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嚣伯的商品拜物，既是由抹去了劳动痕迹的广告所召唤，也是混杂了崇洋与阶级品位之心理向往。

这种对洋化的投射与向往有时更直接以对外国女人之迷恋表达之。像《年轻的时候》里读医科的潘汝良，不由自主地勾画出一个外国人脸的侧影，“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所以日后汝良为恋爱而恋爱的对象，便是俄国女子沁西亚，只因她似乎允诺了汝良投射出的新世界：

路上经过落荒地带新建的一座华美的洋房，想不到这里的无线电里也唱着绍兴戏。从妃红蕾丝窗帘里透出来，宽亮的无表情的嗓子唱着“十八只抽斗”……文化的末日！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的女主人也和他母亲一般无二。汝良不要他母亲那样的女人。沁西亚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年轻的时候》）

但如果面对抉择的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旧的中国与新的西方，那就算痛苦挣扎也还是可以孤注一掷的。然而张爱玲笔下的殖民纠结，却正在于此二者的掺杂混糅，洋房里听绍兴戏。所以我不赞同以烟铺上的父亲与留洋的母亲来强行编派张爱玲的文化认同分裂，因为张的父亲有洋名，而张的母亲也缠过足，就如同《对照记》里张与弟弟抱着母亲从国外寄来的礼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穿袄袍的“中国”女孩抱着“洋娃娃”，因为中国袄袍与西洋娃娃都是张爱玲主体成长经验的恋物，就如同我们一直相信张爱玲的英文造诣毫不逊色于她的中文造诣一般，就如同我们相信张爱玲的作品与西洋文学的关联并不弱于与鸳鸯蝴蝶派的关联一般。

因此“文化融合”的观念必须被一再强调。“文化融合”指的不是中体西用，也非全盘西化，而是“华洋杂处、新旧掩映”的叠合交缠，似有二元对立的华/洋与新/旧，却因种种恋物（如袄袍与娃娃）的“转喻毗邻性”而混淆暧昧。更何况“文化融合”的张爱玲尚曾自嘲自己血统混杂的可能：“我母亲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离了婚。我从小一直听见人说她像外国人，头发也不太黑，肤色不白，像拉丁民族。她们家是明朝从广东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旧，看来连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这本集子里《谈看书》，大谈人种学，尤其是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也就是纳罕多年的结果。”（《〈张看〉自序》）原来不仅是《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有窜改身世之异想，连《张看》里的张爱玲也有错乱种族之好奇。莫怪乎张爱玲擅画擅写各式混血儿，对混血儿尴尬边缘的社会处境多所观察，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玫瑰，“就为了她是不完全的英国人，她比任何英国人还要英国化”，像小说中嫁了混血儿的英国艾许太太，“因此处处留心，英国得格外道地”，她的女儿艾许小姐，则更是“地位全然没有准绳的混血姑娘”。又如《第一炉香》里的交际花周吉婕，有着极为复杂的宗谱和极为复杂的社会处境：

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

原来女人作为交易商品也是有种族区隔的殖民布局啊！

上面谈过了东方主义凝视下的中国摆设如鼻烟壶与观音像，也谈了崇洋心理投射中具有商品迷魅的汽车与威士忌，更带出混血女人身体商品化时的种族布局，但大体上仍以物和物化了的女体为讨论对象，最后这一部分则将焦点集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外国男人呈现，也借此带入思考霍米·巴巴“殖民凝物”的另一面向。

张爱玲笔下不乏对外国男人的刻画描绘，像《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是阿小眼中生吃鸡蛋的“野人”，也是“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的外国主人。像《第二炉香》里的大学教授罗杰和新娘妻子愫细（多么典雅婉转中国化的翻译，而非平淡浅白的“苏西”），罗杰被误认为变态色情狂，几乎摧毁了白种人在殖民地应有的声望，而他的“丑史”也迫他走上自杀一途。但引起最多争议的则是《连环套》里对外国人角色之描绘。迅雨（即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严厉批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