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文学研究视阈中的中国现代大学

一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五四新文学首先诞生于北京大学，最早的一批新文学作者及其读者多为大学的师生，因此五四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校园文学。在此之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已经在中国出现，但中国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都不在大学，是在蔡元培主持下革新了的北京大学给新文学在大学校园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五四”之后，文学整体生态发生变化，但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一直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的这一兴起和发展背景，对形成其思想与审美的基本取向以及具体的表达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既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是非得失可以从其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变迁之间得以呈现。

这里所说的“新文学”，就是一般称为“现代文学”的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以现代文学意识为指导思想、以现代文体形式为表达方式的白话文学。借用罗家伦的说法，就是“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思”的文学，或者用钱理群先生的说法，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之所以称“新文学”而不用较为通行的“现代文学”，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使用“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都在强调：除了含有文学性质的意义，“现代”同时还更是一个时间概念，白话新文学之外，在五四时代被新文学提倡者批判否定的现代通俗文学和现代文言文学也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书所论与中国现代大学关系密切的新文学，即大学师生的文学创作，或者简称为大学校园文学、学院派文学，仅指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兴起的白话文学。大学校园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就是以现代大学的师生为基本创作主体和主要接受对象的新文学。

正是按照通行的对“现代”的界定，本书所言之“中国现代大学”，也既是时间上的又是性质上的，尽管事实上二者并不可分：中国现代大学，是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设立的以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为建校原则的大学。现代大学的设立，当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标志性起点。现代大学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以至于在现代中国甚至像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这样的以传授中国传统学问为主的私立大学，也不可避免地在生存和发展模式上与传统的书院距离较远而与现代大学距离较近。

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的兴起，大大晚于现代大学的设立。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现代大学的师生虽也有从事文学创作者，但其写作与现代的大学体制、大学教育以及大学精神并无必然的联系。比如陈平原先生提到北京大学教授姚永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所著《文学研究法》时就曾指出：“与（林纾著）《春觉斋论文》相似，此书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作者发凡起例，模仿的是古老的《文心雕龙》，而不是刚刚传入的文学史，故不以文学历史的发展为叙述线索，而是集中讨论文学（以‘古文’为中心）创作的各种要素。”这是在大学中教授“古文”写作（姚、林均属后期桐城派作家），是直接影响于学生文学写作的教学，但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现代”精神距离甚远。文学革命的兴起改变了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新文学与大学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现代大学为新文学提供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大学校园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生成和建构了新文学的精神风貌与传播方式，新文学正是以大学校园文学为起点，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在坚持文学审美独立性的前提下，以西方现代启蒙意识（包括内容上的思想现代性启蒙和形式上的审美现代性启蒙）为主导精神，创作融合古今中西优秀文学传统的现代汉语文学。而另一方面，新文学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校园的精神氛围，在促进大学现代化的同时，也使得大学校园更加具有诗意和人文气息，使得大学中文系以至整个文科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灵性，更能对创作产生良好的影响。可以说，大学与文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二

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当然很早就引起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如果说早期言及这一关系者还仅是比较分散的零零星星的论述，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学者，则明确地意识到现代大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发展和接受、传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以“重写文学史”为契机，跨越多个学科，研究了文学史与教育史、校园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著作。

这其中，以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丛书中黄延复著《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高恒文著《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姚丹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王培元著《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等著作，相当系统地考察了当时当地的文化思潮、文人社团、文学创作等与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的校园文化品格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现代大学作为师生们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思维方式，落实到文学，产生了“学院写作”这一特殊的文学创作现象，并随着校园作家走向社会及其作品的出版发表而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学风气。此外，张玲霞女士曾经对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学有过较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她选编的《清华文学寻踪1911—1949》比较全面地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期清华校园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散文随笔），随后出版的《清华校园文学论稿》更是结合对校园文学活动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介绍，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和重现了当时清华校园的文学风貌；李光荣先生则对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外的文学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与宣淑君合著）、《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等著作，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实绩与精神价值均有深入的解读。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陈平原先生。他以一个新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先是从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做起，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等著作，然后又逐步扩展到对整个现代大学教育的研究，研究成果有《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等。其中《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大学校园里的“文学”》诸文，考察了新文学与新教育的关系，指出新学制支持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史教育与研究，而新型文学史的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首先是以大学课堂讲义的形态存在并进而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文学观念的；没有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重镇，新文学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在个人研究之外，陈平原先生还指导了季剑青的博士论文《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2007），论文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档案为基本素材，指出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生产着有关新文学的各种知识、观念和历史叙述；而作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大学又为新文学再生产创造了诸如文学社团、刊物、师生关系、人际网络等制度性的条件，论文还深入具体地分析了大学校园文化对校园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以及校园文学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在此之前，罗岗先生的博士论文《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也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写作类型和文学教育内容两个方面考察了新文学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另外，李宗刚先生的博士论文《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梳理了清末民初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在课程设置、师生构成以及文学语境等几方面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与陈平原先生相似，沈卫威先生从研究学衡派入手，逐步扩大到对东南大学（以及中央大学）校史的研究，出版有《“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大学之大》《民国大学的文脉》等著作，从一个侧面涉及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包括以反面例证说明特殊的校风学风怎样限制了特定校园内新文学创作的发展。由他所指导的张传敏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滥觞——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新文学课程为核心的考察》（南京大学，2006年）从新文学进入大学课程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梳理了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杨蓉蓉的专著《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以上海地区的大学及其校园文学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课程设置、校园写作与大学品格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王翠艳的博士论文《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从一个特殊的学校入手分析了新教育与新作家群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刘香的博士论文《边缘的自由——1930—1937：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作家”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以青岛一地的一个典型大学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教师身份的作家的创作情况。

因为民国时期北京（平）地区是中国现代大学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京派文学的过程中，自然注意到京派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和现代大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如许道明著《京派文学的世界》、高恒文著《京派文人：学院派风采》、杨义著《京派海派综论》等著作，就从京派成员的构成及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具体地描述了当时北京地区现代大学校园文化对形成京派文学总体风格特征的决定性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京派文学之理论批评、风格影响的著作，也注意到校园文学环境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另外，杨洪承先生的《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在对不同“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进行宏观分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涉及其与校园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他像对《新青年》作者群、《语丝》作者群和文学研究会、新月派、浅草—沉钟社等文学社团的研究，以及对周作人、沈从文、林徽因、冯至、曹禺、何其芳等具体作家的研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他们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至今还没有将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整体地、深入系统地观察与分析的成果。而那些专注于校园文学的研究著述，又仅偏重于对大学师生日常生活或者文学活动的现象描述，未能将对大学校园文学写作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另外一些相关的研究，或者致力于对一些具体大学课程的描述分析，或者局限于对某一社团和作家群的研究，其间的规律性还没有得到总结，现代大学校园的文学社团、校园作家的文学活动也尚未梳理清楚。如何使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校史、文学流派史、社团史，乃至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成为多者简单的叠加，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从系统的整体的层面看，对于现代大学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本应涉及高等教育学、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现代传播理论、交往理论等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一般还只限于文学学科内部的梳理与分析，跨学科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兴起于现代大学的中国新文学既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那么，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较之同一时期或此前此后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校园文学有哪些可比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论者一般会注意到校园文化影响到了新文学创作，对于学院写作又如何塑造了大学的文化品格以及人们对大学的文化想象，除了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以宏观的视野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之外，大多数研究还都注意不够。而对中国现代大学怎样具体影响了新文学的品质，建构了新文学传统，新文学又怎样反作用于大学校园文化，以及校园文学在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以及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诸多问题，尚缺少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

更进一步，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现代高等教育固然与新文学关系密切，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1920年国民政府明定白话文为中小学基本语文工具之后，新文学作品大范围进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之中，这必然会影响到一代受教育者的文化和文学选择。现代初等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更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由于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文学影响一般并不立竿见影，由于对当时中小学文学教育具体情况的回忆和记录相对不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难度相当之大，故而除了《中国文学通史》第九卷第三十一章“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对此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之外，至今似乎还基本没有展开真正的研究。

当然，对这许多问题的全面研究更将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解决。鉴于作为中国新文学起点的现代大学校园文学建构了新文学的文学传统，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也是决定新文学走向的重要因素，本书仅选择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以期能在认识和总结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关系方面有所推进。

三

一般而言，研究一种在特定环境、特定人群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学现象，应该从其文学观念、创作实绩以及对文学环境的营建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文学观念体现于理论批评，创作实绩体现于具体作品，文学环境由相关人群（包括创作者、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具体活动组成。概括地说，说明一种文学现象，就是要指出什么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以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为指导创作了什么样的作品。

研究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应该从大学师生所持守的文学观念、具体创作实绩以及大学校园的文学环境这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来观察、分析以大学师生为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校园文学在建构和发展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校园文学批评坚持严肃的非功利主义的文学态度，建构了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为新文学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对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保障作用。

兴起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中心在北京，北京地区的大学校园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与传播方式，建构了新文学的基本品质。到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文学格局发生变化，文学中心南移，兴起于上海的革命文学以其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主导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同时，随着新兴工商业文明和现代出版业的发达，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也逐渐蔓延到新文学，而这一时期主流的校园文学写作还一直坚持五四时代的文学观念，并且为了坚持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得不对文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与商业化倾向进行批评。他们的批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护新文学传统的“护法”运动。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学校园文学批评一直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制衡作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文学上守旧的复古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复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当社会上的激进思潮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对激进主义的文学思潮起到了很大的规约作用。同时，校园文学批评也始终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游戏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就其对新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而言，校园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则是护法者。

校园文学批评的这种制衡作用的实现，表面上看是因为南（以上海为中心）北（以北京［平］为中心）两地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不同，但这一地域特征的形成，和北方主要大学的存在以及北方文坛的大部分作者处身于大学校园之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校园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其参与者大多具有很好的中学与西学背景，能够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发展的应然方向，他们之中影响较大者又大多在大学任教，正好通过课堂内外的活动传播新文学理念。同时，大学校园不同于商业化都市的整体氛围以及校园文学创作者属于业余写作的身份也有助于这种文学观念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点，在五四时代对“爱美剧”的倡导中显得最为突出。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有着传承人类精神文明优良传统的基本任务，对新文学传统的坚持与发扬正是校园文学批评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们才会在坚守个人严肃文学观的同时还要对不良的文学倾向展开批评。而正是因为当时的北方主要是北京（平）汇集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几所大学，以及这些大学良好的不同于南京、上海等地大学的文学传统，使当时的北方文坛显得特色鲜明。而左翼文学思潮以及商业化写作之所以能在上海风靡一时，除了上海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没有特别能与之抗衡的校园文化团体的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其次，校园文学创作着意于融合古今中西，用白话汉语铸炼西式文体，以现代意识审视古老中国，对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中国新文学首先是形式上“西化”的文学，新文学的第一代创造者都是既有中国旧学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人物，校园写作是一种具有全面的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文学写作，大学校园文学也正是在融合中西古今优秀文学传统的明确意识指导下，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传统。

这具体表现在代表性作家所创作的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之中，首先可以以新诗为例。新诗是一个全新的文体创造，甚至可以说就是对西方自由诗的全面模仿和借鉴。而模仿和借鉴都是为了创作一种真正的现代中国新诗，于是，在新诗刚刚确立其在新文学格局中的文体地位之后，新诗人就开始了对这一文体的重新打量和认真改造：在新诗自由化之后，新诗人一方面参考中国旧体诗，一方面借鉴外国格律诗，有了“纯诗”和“格律诗”的倡导与写作，这与提倡者身在校园，有一种确立文学规范的责任意识有关，也与他们明确认识到这是文学发展的本质需求有关。其后，随着对西方现代诗的认识逐步加深，新诗人又开始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在现代诗的倡导与写作中，是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直接与西方现代诗人有过直接交往的李金发、梁宗岱、冯至、戴望舒等人，以及与大学校园关系密切的废名、卞之琳、穆旦、郑敏等人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这当然和他们与现代西方文学、哲学联系紧密有关，而他们在现代诗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继承，更是校园诗人与那些校外诗人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这一特色的形成，正是因为大学教育给新诗人提供了全面认识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文学传统的可能。这种融合中西古今文学传统的创作选择，在校园作家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周作人、沈从文、何其芳、曹禺等人的作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典范之作，既是对西方文学体式的直接引进或者借鉴，也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这是新文学在体式上走向成熟的表征，在内容上也是对在现代转型中的古老中国的真实刻画。新文学之所以在文学精神方面能做到融合中西古今文学传统，也和校园文学的特殊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大学师生文学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整体的文化氛围，这同时又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营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新文学成为课堂教学对象之前，那些同时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大学教师，对古典文学与文化、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为其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而新文学创作的经历也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于固守专业者的新的视角，创作与研究之间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并同时通过课堂教学或课外活动影响示范于他们的学生。这一点，在作为新文学作家而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那里，以及作为新文学作家而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周作人、梁宗岱、冯至以至钱锺书等人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教师直接在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有关新文学的知识，比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新文学”课程，周作人到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废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新文艺写作以及关于新诗发展史的课程，创作起步于北京的沈从文、苏雪林又曾经在其他大学开设关于新文学的课程。这一方面的材料虽不是很多，但是，这一事实在当时和后来的影响却应该加以特别的重视：从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从事新文学写作，到没有外国大学学位、学历的新文学作家成为大学教授，再到新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必修的课程之一，这首先是促成了新文学的经典化，确立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合法性，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中国大学文学教学的课程结构，是新文学对大学的反向影响在制度层面上的具体表征。而那些虽参与新文学创作而并未在课堂讲授新文学的教师，尽管在大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或者外国文学，但新文学创作的经验自然也影响到他们研究的观念和角度，从而在阅读和鉴赏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时具有一种特别的眼光，开启了用新方法研究旧学问的路向，对大学文科教学、研究风气的转移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

课堂教学之外，校园内外、师生之间与新文学有关的活动更是直接影响了参与者的创作发展。在师生共同参与文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的身教与言教对学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些文学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开放而又有较为明确价值取向的文化氛围，更是确立了校园文学写作的精神品格。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里，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并最终影响了创作的健康发展。而校园文化氛围既经形成，也就为这种类型的写作培养了相应的读者群，并随着学生的走向社会而影响于时代的文学风尚。这最后一点，实在是校园文学建构和发扬新文学传统之最重要的层面。当然，校园文学对时代、社会的影响不是轰轰烈烈、立竿见影的，而是一种文学品格、文学精神之潜移默化的培育与传承，这一影响且随着时代、社会整体氛围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时段特征，而这也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之关系的一个非常有历史意味的角度。

四

基于以上对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认识，本书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第一部分，从大学校园文学也就是新文学的起点谈起，说明以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学为起点的五四新文学是如何在发展初期形成和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传统。

第二部分是研究的重点，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三个方面分别论述现代大学校园文学在建构、丰富和坚守新文学传统中的具体作用与表现。

第三部分是研究主题的延续，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观察新文学在发展中对作为新文学传统的大学校园文学传统的继承与疏离，进而展望新世纪文学的历史走向。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希望能对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以期能使人们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把握未来。

1.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王为松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5页。
2.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前言》第1页。
3. “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与“大学校园文学”以及“学院派文学”当然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但三者内涵与外延重合度很高，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不做严格的界定区分。
4. 校园文学的发表和出版地当然可以是在大学校园之外，但事实上其主要读者还是大学师生，以及一部分中学生和他们毕业于大学的老师。至于校园文学的作者队伍，当然是以在校的大学师生为主，但在论述中偶尔也会涉及那些已经毕业离校的校园文学作者，以及并非大学师生但与大学校园关系极为密切的认同了校园文学审美取向的作者。
5.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25页。
6.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钱理群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7. 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社会科学》（上海）2009年第4期。
8. 《中国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郎樱主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9. “爱美”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本意即“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