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喂——你哪个……”第二天清晨出门的时候，老黄的电话响了，这么早给棒棒打电话，一定是有业务，所以他接电话的动作相当迅速。“哦哦，啥子啊——中小——企业——创业研讨会……”老黄赶紧捂着电话小声向我通报：“有大业务来了。”“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在哪个地方开嘛——两江酒店，那个地方我晓得——”老黄的声音越发迫切。

“嘿嘿，有哪些专家教授参加你不用跟我说——呵呵，你说几点到就几点到……我能当啥子嘉宾嘛，你直说，要挑的东西有好多？工钱啷个算？”虽然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嘿嘿，我不是黄总——真的没开玩笑，我是个棒棒儿——喂——喂——”

远远地，我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用力扣断电话的那声脆响。我也曾无数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从来都是对方死乞白赖地扭着说个没完，逼着我不耐烦地按断电话，但是今天，我却亲眼看到对方毫不客气地扣断了老黄的电话。显然，棒棒不是他们需要付出礼貌和尊重的对象。

“可能打错了，他要找黄总……”老黄有些莫名其妙，他不必用心去琢磨这里边的内涵，也似乎早就习惯和认同了这个社会给予他的那个位置。

住在自力巷，干在五一路，身为农民的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关系密切。在家是农民，进城是棒棒，老黄似乎与传统的劳动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缘分。劳动虽然光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棒棒光荣，也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对棒棒高看一眼，更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每个棒棒的人生都有他必须当棒棒的故事，每个棒棒的最大梦想都是有一天能够扔掉肩膀上的那根棒棒。所以，老黄当棒棒绝非刻意选择，更像是命中注定。

1949年 11月 16日，老黄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偏僻山村来到人间。他出生时没赶上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却在母亲的怀里亲耳听到了解放重庆的枪炮声。老黄是家里的第五个儿子，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投胎时有些草率，来得也很不合时宜。出生第 8天江津解放，第 14天重庆解放，在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蒋家王朝的陪都被攻克的时候，老黄全家被打倒了——父亲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教书匠，还是一个有十多亩土地的小地主。江津解放之后，父亲被关进了劳改队，田地房产还给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母亲没坐完月子就带着地主家的五个儿子住进了半山腰的茅草棚。于是，地主家的少爷还没来得及享福，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在那个充满激情和希望而又同仇敌忾的特殊年代，老黄和他的哥哥们在人们鄙夷和仇视的目光里成长。老黄 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不发病的时候是正常人，发病的时候乱踢乱打六亲不认。被释放的第二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六。

老黄的整个童年记忆都贯穿着饥饿、寒冷和恐惧。8岁那年夏天，被铁链子拴在墙洞上的父亲死了，哥哥们在埋父亲的时候，老黄被柴火堆烧烂了肚皮，没有钱去医院。大哥又连夜在父亲的坟旁刨了一个坑，随时准备掩埋五弟的尸体，那个坑与埋一条死狗的坑差不多大小。在等待死神的日子里，母亲用一块破布缠着他溃烂的伤口，目的是阻止肠子从肚子里爆出来。

伤口是怎么愈合的老黄已经记不清楚，他说这本来就像一个传说。后来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他还上了两年小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这是迄今为止老黄唯一能够完整哼唱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学会的。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村前村后的乡亲们喊着整齐的口号，唱着响亮的歌曲，忆苦思甜。这期间，大哥四哥死了，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吓死的。随后，只要得知生产队里要开大会的消息，母亲和兄弟几个就躲进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洞。远远地听着响亮的口号和最熟悉的歌声，老黄发自内心地觉得地主可恨，他甚至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坏事干绝的魔鬼。他至今还为自己体内传承的地主基因和血脉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