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翻译 - 第一章走向世界的浙江文学翻译

第一节浙江文学翻译在中国

一、浙江籍翻译家在文学与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工作与作用

我国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已经近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的译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对吸取外国文学养分，丰富、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增进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拿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晋末和隋唐时期就形成了第一次翻译高潮。佛典的翻译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其浩瀚的卷帙、科学的方法、卓越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值得我们引以为傲。我国古代翻译家虽然没有做过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文献古籍之中，并在他们的译著中得以体现。如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犍为郡椽田恭译白狼王唐茸所作《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3首；又如东汉永平十年（67年）月氏摩腾和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是为第一部所译佛典，虽然此说今无考证。与中国译事活动互动的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留学生创办《钱江潮》刊物，译刊载有政、经、法、史、军等科学资料。鲁迅用文言翻译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是浙江籍翻译家在推动文学翻译活动中迈出的第一步。鲁迅因此被誉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伟大先驱。

清朝末年，西学文典的翻译开始了第二次高潮。著名翻译家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提出既说明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差异，亦是严复本人翻译实践的深刻体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现代科技书籍，从而出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而第三次高潮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浙江是我国文学翻译的发源地，我国最早的几部翻译文学作品便出自浙江。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是1873年年初刊载在上海月刊《瀛寰琐记》上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该书于1875年出版，译者便是浙江钱塘人士蒋其章，他所署的笔名是“蠡勺居士”；最早译成中文的英国经典小说，是浙江译者沈祖芬在杭州所译的《鲁滨逊漂流记》；最早译成中文的美国经典小说，是翻译家林纾和浙江译者魏易在杭州所译的《黑奴吁天录》；最早译介高尔基、契诃夫、莱蒙托夫等俄国大师作品的，则是浙江钱塘人士吴梼。

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该会发起者浙江人周作人、蒋百里和郑振铎、叶绍钧等12人以《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并编印了“文学研究丛书”，刊登包括日本、印度、东欧、北欧等国家的文学译作和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小说月刊》才停刊，文学研究会则早已消散于无形之中。然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其发起人周作人等都是当时精通外国文学、热心外国文学的翻译者、研究者。其“缘起”中曾经提出三项宗旨：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作的基础。其“宣言”中的第二层意思就暗示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发展新文学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资料……”亦就是说，非抓紧时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可了。不久，文学研究会云集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家、翻译工作者一二百人，成为我国早期翻译界的主力军。拜伦、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他们文学翻译活动的五大特点与贡献在孟昭毅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104页）中做了总结，其中鲁迅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是最早重视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开拓者。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周作人合作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是一部介绍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它的出版为当时的翻译界开创了新局面，奠定了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作家、作品的基础，给“五四”以来的翻译家以重大影响。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说道：“它为书，词致朴纳，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梨然有当心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属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鲁迅以他二弟周作人的名义对文学翻译的态度和目的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得以管窥：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莫的希望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功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看来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周作人，在我国文学批评界除了几篇把他作为鲁迅先生的反衬进行比较的文章外，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研究他的作品。其实他著译丰厚，本当以鸿儒相称，但却为国内学术界所不齿；他曾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坛骁将，终了却为帝国主义的文化附庸；他笃实敦厚，却与许多文人结下恩怨……然而，1902年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期间，通过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首次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开始自己文学翻译生涯，与鲁迅携手共同在我国早期译坛上开创一代译风。为草创时期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倡导“直译”原则。可以说，他的翻译观点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代佛经翻译及清末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其“直译”的观点事实上与玄奘所主张的“贵无乖缪”一脉相承。他1918年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虽遭郭沫若的严厉批评，但的确促使他对自己早期的翻译观点进行反思和改进。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作品，译作再现了原文那种措辞不雕不腴之美，笔调有婉区舒缓之妙，表现了一种幽玄凄清的境界，其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令人折服。

中国文学创造社是另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崛起的文学活动团体。它继1921年研究社成立后，于1922年步入译坛从事翻译活动。这支“异军突起”的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翻译工作，有翻译诗歌、小说、戏剧作品的，有对象征主义、表现派等艺术思潮译介传播的。其中该社骨干浙江富阳人郁达夫（1896－1945）在浪漫主义文学译介方面的工作可圈可点。他的译事活动、译作数量虽不如该社的成员郭沫若和穆木天，但是他与中国文学翻译的关系，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文学翻译对他自身的文学道路和创作表现特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和作用。他最早接触文学翻译作品是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期间，《初恋》《春潮》的英译本小说使他从原先只关注俄国作家，渐渐地对别国作家作品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参与翻译作品中，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1818－1883）与德国19世纪末作家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29－1910）对其影响最为深远。1928年，郁达夫应鲁迅之约，为《奔流》杂志译林道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摆》，译文两万三千多字，分两期在《奔流》出刊。郁达夫还较早地注意到20世纪德语世界的小说大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作品。1927年3月8日，他买到托马斯·曼的小说《先生与狗》，打算一年内把它翻译出来。当时国内着手翻译托马斯·曼的作品的人可是微乎其微。

可以说郁达夫以浪漫主义的情怀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翻译的道路，而鲁迅则以一代译风的开创者和楷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者。他被誉为文学翻译史上的“主将”和“旗手”。自“五四”直至左联成立以来，茅盾（1896－1981）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功不可没。特别是编辑《小说月刊》期间，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倾注大量精力，其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文章在数量上、影响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一方面茅盾在《小说月刊》上开辟外国文学译介专栏，提倡译介研究，另一方面他自己身体力行翻译并撰文外国文学译介。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作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者与组织者，除了繁重的文学活动还将自己翻译实践方面的建树提升到理论高度。他所提出的“有利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思潮传播的文学翻译”的目的，“了解作家生平、看出作家风格”的要求，主张“直译与意译并重”的翻译方法与原则，充实了我国文学翻译理论，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引领“五四”后文学翻译的方向。

事实上，世界文学译介历程是个漫长的历程，外国文学家作品进入中国语境之中，经受着种种考验，其中不乏误解，甚至曲解。外国名著翻译在中国的传播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接受国与输出国翻译力量的合力。其次，特殊语境下的特殊理解与接受。再次，新时期对文学性和作品本身的回归。作品通过两种途径被译介到国内。第一种是传统的常规式的译介模式，即文化接受国自发自为的翻译活动。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抱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将作家作品介绍到本国来，体现了译者本人对于作家在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特殊理解，对读者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译作。第二种译介模式，在于输出国的翻译介入。1952年，我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的外文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曾用43种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党和政府文件、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以及我国古典、现当代文学作品。鲁迅作品在法国译介情况就是明证。我们更是能从英国诗人米尔顿、雪莱、拜伦，俄国作家契诃夫、法提耶夫、戈尔巴脱夫、肖洛霍夫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流行、沉寂的历程得以蠡测。

二、全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浙江翻译家的活动与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中国翻译界为改变翻译工作的盲目性、无秩序，为形成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翻译工作队伍，帮助国家制定完善健全的翻译专项制度，我国译界先后召开的全国性翻译工作会议不下4次，其中浙江省翻译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1年全国翻译会议召开之前，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在《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中就特别强调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克服翻译工作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提高翻译水平等问题。历时两年的讨论和准备，使得次年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邀请全国各编译机关、各主要出版社的代表和各方翻译专家共165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规模的翻译工作大会，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会议由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致开幕词，沈志远作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他将中国近代翻译史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族主义时期的翻译两部分。他认为“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表明我国文化思想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特征”。他还进一步明确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严肃地大量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科学著作，推进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确立马列主义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纲领性地位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是今后翻译工作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翻译工作的管理、计划和质量等问题。在孟昭毅主编的《中国文学翻译史》一书中把这次会议总结为继往开来、前所未有、制度化、计划化的会议。

1954年8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浙江老一辈翻译家茅盾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纲领性报告。郑振铎等出席并就文学翻译工作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在总结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学翻译工作的意义与要求，译文语言运用、创造性翻译方法、译者的修养、翻译工作者专业化、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集体互助精神等问题。这次会议的意义有三，其一，它是我国自有文学翻译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在文学翻译的地位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其报告的第一部分“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重点阐发了翻译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之观点，指出“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二，它促成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建立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在文学翻译的组织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其报告的第二部分“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中探讨了文学翻译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与当时国家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就此他还提出有计划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的三条建议。其三，它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了艺术创造水平的高度，在文学翻译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茅盾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的高度中指出了一个误区，强调了一个翻译标准，提出了一个对策。综上所述，虽然茅盾提出的翻译工作目标无法一蹴而就，艺术创造的标准也不适宜当前所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只有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才能达到。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所制定的文学翻译工作政策和纲领功不可没，茅盾高瞻远瞩的艺术翻译思想对我国文学翻译的工作起了引领作用。

自1956年以来，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官方翻译机构来筹划、管理全国的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如何发展，翻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翻译出版规划如何制定等问题只是由翻译作品的出版单位通过协调、竞争，通过翻译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探讨得到逐步解决。虽然全国文学翻译工作有过间断、停滞和反思，但是浙江的译介工作者依然默默耕耘。飞白、郭建中、吴笛教授等以杭州大学（1999年改名为浙江大学）为中心的译介学者不但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而且亦在翻译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郭建中在科幻小说翻译领域硕果累累，于1991年荣获国际卡佩克翻译奖；飞白翻译的英国诗歌成为全国各大高校英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必读书目和教材；吴笛的俄国诗歌翻译以文学艺术与图像艺术相结合，解读20世纪俄罗斯“诗歌建筑师”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歌《凝》，分析莱辛提出的“绘画能摹仿动作，但是只能通过物体，用暗示的方法去描绘物体”的论断，这无疑是独特的尝试。

1986年4月21日至26日，中国译协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地区译协代表和翻译界人士40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伍修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包尔汉、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出席了开幕式。会议高度评价了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在中外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明确指出我国翻译工作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将发挥重要作用。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发来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会议选举姜椿芳为会长，叶水夫（浙江宁海人，1920－2002）等20人为副会长。1986年6月14日，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副会长叶水夫在北京会见了英国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1986年11月26日，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叶水夫副会长兼该委员会主任。

叶水夫为新时期的中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94年，在太湖之滨的无锡召开了苏联文学翻译研讨会，叶水夫为大会作了开幕词，确立了该会探讨的问题，即苏联文学对各国文学和读者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以及苏联文学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包括文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文艺政策。1995年，他为亚洲翻译家论坛的召开致开幕词，致词中他充分肯定该组织在促进友谊、开展合作、扩大交流方面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回顾了世界翻译史上的四次大规模翻译活动。一是中国汉唐间的佛经翻译，二是中古时代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经典的翻译，三是对四五百年来欧洲各国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的互相翻译，四是中国近代大量引进东西方的文艺、哲学、社科著作。同时展望了国际译联亚洲中心的成立。他还为2000年10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撰写文章，高度赞扬了“三套丛书”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严谨的出版作风。1987年，中国译协副会长叶水夫被授予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对其主持翻译工作的肯定。

三、浙江文学翻译界翻译家们的活动与贡献

1988年10月，中国译协和湖南省译协在长沙联合召开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致开幕词，题目为《繁荣文学翻译事业，为文化建设服务》。文中围绕中国译协的任务及其会刊的办刊方针，提出了诸多改进意见和建议。

1994年被称为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尤利西斯年”。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的深秋，第二次全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这是值得翻译界庆贺的大事。老中青翻译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翻译的技巧和方法、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学理论等各种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对上述问题达成共识之时就是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完善之日。中国译协会长叶水夫作了题为《肯定成绩，面对现实，继续前进》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出版卷帙浩繁的翻译丛书，力推翻译理论之流派，形成规模的翻译队伍是译界的成绩，但是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叶水夫提出了提高翻译质量的三点要求。因病无法到会的王佐良先生（1916－1995，浙江上虞人）为译协第二次会议发来了贺信。他主要从事翻译、研究浪漫主义时期英国诗歌，如彭斯、雪莱等诗人的作品。在贺信中，他殷切希望翻译工作者们团结一致，共同提高。文学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和繁荣文艺极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籍翻译家裘克安在会上就文学翻译的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深有感触地说，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读者得以了解外国文化背景的真面目。不应该在翻译时只图汉语译文的流畅，更不应该随便将外国的事物中国化，以致使读者误认为外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并无二致，误认为外国的事物中国古已有之，达不到了解外国的目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钧（1954—，笔名文沛，浙江衢州）在会上介绍了他与袁筱一合著的论文“‘翻译诗学’辩”。该论文与随后在长沙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成立大会暨学术研究会”上提出的翻译的文艺学派观点不谋而合。该文指出，西方诗学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与语言学不断融合的历程。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有着悠久诗学渊源的中国，有没有，或者是否可能出现中国自己的“翻译诗学”？许钧论证了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思维实质趋向与中国的传统思维实质接轨。其文结论是：翻译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至少它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教我们有整体的观念。我们认为梅肖尼克现象正好印证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论点，翻译既不应完全属于语言学范畴，也无法完全划归诗学领域。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学理论都是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2002年，浙江省世纪初万国文学翻译、教学研究研讨会召开。这是一次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盛会。会上40多位代表们畅谈了21世纪初浙江省外国文学学术领域发展的可喜局面，回顾了世纪之交浙江省外国文学工作者所作的贡献，追忆了彪炳译介史册的20世纪众多浙江籍学者名流。与会者用数字以及蔚为壮观的翻译家阵容，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周作人、周建人、陈望道、梁实秋、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丰子恺、傅东华、罗大冈、叶水夫、草婴、冯亦代等，说明了自20世纪初始，浙江人对域外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浙江省文学翻译工作者为中国译协承办的翻译大赛，为培养中国翻译后起之秀所做的工作也可圈可点。200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16届韩素英全国青年翻译颁奖大会上，围绕文学翻译做大会主题发言的5位学者中4位是浙江学者，他们是黄源深、许钧、虞建华、殷企平。他们本着各自的学术背景就文学翻译所涉及的主体素养、过程意识与理论自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语言、文化和主体创造性等多方面的深厚素养，同时更应该树立高度严谨的过程意识，形成理论自觉，在实践和理论的紧密结合中提高翻译水平。黄源深认为整体语感的培养常常依靠的是多读多写。专业学生必须大量阅读，阅读优美的外国文学原著，同时逐步培养写作能力，将所读化为己有，这样学到的英语才是“地道的、自然的、活生生的”，并且通过他本人的后现代小说翻译实践，指出由于原文本内容混杂，指涉无定，译者更应该博览群书，旁骛杂学，还需要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去捕捉原作的境界。会上许均引用他的专著《翻译论》中的话指出：“小到一个词义的选择，大到原作者和读者身后的两种文化的接触、碰撞、理解与沟通，复杂的翻译工作给译者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译者巨大的活动空间。”目前中国翻译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翻译大赛及其后的颁奖活动为后继翻译人才提供了一个展示翻译才华的竞赛场所，为促进翻译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二节浙江诗歌散文翻译

浙江省文学翻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一直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20世纪以来，浙江省文学翻译界形成了三代翻译家共同耕耘的良好局面：第一代指在民国时期成长，新中国成立前成为浙江文学翻译界的老一辈，如：鲁迅、黄源、陈学昭、孙席、张君川、徐志摩、朱生豪、梁实秋、丰子恺、郁达夫等，他们虽处动荡年代，却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之先河，奠定了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之基础；第二代指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坚力量，如：叶水夫、草婴、冯亦代、徐迟、朱维之、王佐良、郑振铎、蒋百里、袁可嘉等，他们虽荒废些许大好人生，但亦完成相当译作，为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重新走上繁荣之路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形成了新时代浙江文学翻译的特色与优势——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文学翻译理论探索的“风格译”说；第三代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迅速成为译界的栋梁，完成了不少人文佳译，如：许钧、黄源深、飞白、宋兆霖、郭建中、虞建华等，他们为中国文学翻译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借鉴、思考的文学翻译理论，为文学翻译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文学翻译界正辛勤耕耘的中青年核心译者，如：殷企平、张德明、王之光、陈才宇、刘新明、毛华奋、吴笛等，大多来自高校或者出版社，他们构成了新时代翻译、理论、研究、出版为一体的崭新的、逐渐成熟的文学翻译团队。下文我们将围绕以“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文学翻译理论”为特色的文学翻译工作，管窥新文化运动以来浙江省翻译家为中外文化交流、我国文化事业的继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是极富艺术性的文学载体，是语言类艺术的最高形式。相应地，诗歌就被认为是翻译的一种文本类型，而诗歌翻译是难度最大的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极致。没有人会怀疑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即其艺术性。诗歌所具有的艺术综合性要求译者通过再创造，实现其艺术韵味的准确传达。但是在看到诗歌翻译创造性即艺术性的同时，翻译中客观局限总是存在的。美国诗人罗伯特（Robert Frost）断言：“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言下之意，诗歌不可琢磨，无法言喻。诗歌翻译应该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里的科学性指的是“客观性的、相对正确的，并且有经验实证性、规律性、知性分析和逻辑思维的特性”。这样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内在于诗歌翻译活动中的，是诗歌翻译活动的本质。

由此，我们认为诗歌翻译中理论的研究对诗歌翻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诗歌翻译作品十分罕见，但诗歌翻译却很早就已开始。《说苑·善说》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是保存在古书中最早的纯文学翻译。此外，我们还可以查阅到《史记索引》《乐府诗歌》《括地志》等书中译词不尽相同的汉代的《匈奴歌》等。这些便是我国最早流传下来的译诗。浙江近百年诗歌翻译工作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诗集翻译到理论建树得以管窥。

徐志摩（1897－1931）出身于浙江海宁一开明富商之家。1918年，他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乘舟东渡美国，始于克拉克大学攻读社会学，翌年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并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他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辗转来到英国，追随罗素的哲学思想。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终于见到他慕名已久的哲人，其后还结识了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等许多英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曾以飘然独特的诗风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诗人蒲风也言：“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国内对徐志摩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出过不少论文、著作，如：《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现代诗论》《徐志摩传：飞去的诗人》等。

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他有独到的建树。1925年8月，经过四年的反复实践，徐志摩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化进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盛香水。”徐氏对“形”、“神”关系的论述的妙喻极富独造之处。在他看来，“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方不失诗歌翻译的真谛。“形神兼备”原则历来可谓是一切文学翻译的上乘境界，但在当时它还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尤其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实践起来更是难以两全。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形”、“神”的完美结合是诗歌翻译的生命。在译诗语言上，他主张用“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翻译外国诗歌。比如，他曾用旧体将济慈的一首十四行诗译成二十二行，而其中还出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句式。他与创作中的主张一样，在诗歌翻译中也是理直气壮地走白话文道路。徐志摩还主张以完美的形式，完美地再现原诗内容和意境的过程，即既要把神韵化进形式，又要用形式表现神韵，直至臻于理想的境界。

英国文学诗歌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于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授，直至1995年逝世。就其贡献大小而言，他无疑是一位英语教育家和英国文学专家。在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他一生钟情于文学，更热爱翻译。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出版过《翻译：思考与试笔》《论新的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等著作。他最早从文体学和文化的角度论述翻译问题，给70年代和80年代初还不十分活跃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气象。王先生最倾心的还是诗歌翻译，因此他的英语诗歌翻译作品也是最多的。他先后发表过《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等。他坚持认为要译好一首诗，有几点至关重要：一首诗的意义，诗艺情况，语言情况。他所说的诗艺情况是指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特点。他认为由于中国“五四”时期白话诗歌的兴盛，传统诗艺得以变革，所以外国诗歌的翻译才繁荣起来。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歌翻译成就卓著，正是由于惠特曼、庞德和威廉斯三人倡导用口语节奏创作，从而导致一场诗歌革命。译者只有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诗艺情况能较好地了解和把握，才能译好诗。关于语言情况，他认为一个时代的语言状况处于停滞时，不利于翻译，而一个正处开放时代的语言比较活跃，有利于翻译。英国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语大量吸收外来成分，比较活跃，结果带来翻译的兴盛。同样，中国“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学语言出现大变革。王先生的译诗观点可以概括为：“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对原诗意义的理解，对一个时代的诗艺情况和语言情况的认识，只有诗人才能有较好的把握，所以主张诗人译诗。另一方面，他还认为一个译者应该译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无所不译必然导致劣译，认为翻译是一个让译者适应他人风格的过程，也是一个往译作中施加译者个性的过程。王佐良对诗歌翻译的论述都体现了他翻译上追求的最高目标，即：“一切照原作，雅俗加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翻译中，当细节问题有碍于总体效果的统一时，应该进行变通，调整句子顺序、更换用词等，以便达到“通篇的神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5年，王佐良先生逝世后，人们对他诗歌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陈全国、潘绍中、李赋宁等近30篇研究论文刊登在中国重点核心期刊中。

王佐良先生作为穆旦（查良铮）的挚友，写过不少评论后者的论文和著作。既把穆旦放在“昆明现代派”这个群体里讨论其写作的外在性，同时又主要地对穆旦诗歌中宗教取向进行了独特的讨论，这是穆旦研究中富有开创性和可持续性的命题。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展开讨论。

王佐良先生不仅在诗歌翻译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英国散文翻译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对所译的两篇散文《论读书》和《射手》进行译例分析，展示了王先生在忠实传递原文内容和文体风格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和严谨的翻译态度。它们不论在语体风格上的契合，还是对语言节奏的把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培根“O f Studies”的精神。可谓名作出自名家，名作配以名译，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中的一章，使读者可以了解在英国文学史上重重的一笔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此时，人文主义作家们散文诗歌译之，文史百家译之，或传美品，或为资政；于是英国语言蓬勃发展，英国文学如日方升，英国人眼前呈现一片开阔的知识新天地，这正是文艺复兴的心智气候。翻译家居功甚伟。多年前，郑振铎（西谛）曾写过《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阐述了翻译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评价翻译家是人类最高的精神与情绪的沟通者，“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与郑同时，浙江海宁蒋百里（方震）发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以饱满的激情论述了在此期达到极盛的西方翻译事业，以及翻译对于社会思潮、对于译入语言的积极影响。这些都是翻译文化史研究的可贵成果。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篇章，探讨古今各时期的译家、译品对于文化沟通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诗学对话，以泰戈尔为焦点的中印现代诗学对话是其中一例。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社团流派的代表人物，如郑振铎（1898－1958）、徐志摩等，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其文学思想受到泰戈尔诗学的影响与激发。对话中存在许多误读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文化过滤、翻译局限和话语。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出版“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中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他的译作主要分为三类：俄国文学、印度文学与希腊和罗马文学。其中印度文学主要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寓言。1922年他翻译出版《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泰戈尔的《新月集》，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泰戈尔诗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而处理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读到郑氏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时评价到：“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郑氏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20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的流行，与郑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密切相关。1925年8月郑先生出版翻译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录他的译作55篇。他的译作受到中国读者，包括少年儿童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该文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作为研究者，郑振铎连续发表了《戈尔研究》《戈尔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他的《戈尔传》是我国第一部泰戈尔研究专著。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乐园的伟大创造者”，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夜路中向前走的”一位先知和导师。在文学思想方面，郑振铎也有对泰戈尔的接受和共鸣。他在《戈尔艺术观》一文中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赞赏泰戈尔的“艺术是人格的表现”以及“建筑他的这个真实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的主张。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不仅给读者留下了众多的译作，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尤其在关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关于翻译的意义与功能、关于译者的责任、关于“信、达、雅”三字理论以及关于整个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评述等翻译理论方面，其建树甚多，有史为证。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将原文割裂以迁就译文，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上述诗歌翻译理论多半是他率先提出，无疑具有启蒙和开拓意义。史实足以见证，郑振铎不愧为近代史上全面探索翻译理论的开拓者。

向飞白先生提出建议，在其完成《诗海》基础上，发挥多种语言知识的条件，组织全国翻译和研究力量编一套大型世界诗书籍的是袁可嘉与王佐良。时光流逝，岁月不居，诗人、翻译家袁可嘉（1921—2008）从事诗歌创作、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已逾半个世纪。今天，回首他走过的历程，面对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我们不禁对这位古稀老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他生于浙江余姚（即今慈溪），幼时受其兄长影响，爱好文学，入国立西南联大西语系，先后师从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和外文出版社翻译。作为诗人的袁可嘉早在40年代就是九叶派诗人之一，还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派的主要理论家。作为翻译家和学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为我国新诗现代化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的事迹已经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也拟收了他的条目。他对弘扬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三方面概括。第一，谦虚的态度、严谨的译风。主张翻译在内容上保持“原汁原味”，做到“传达原作情趣，准确和生动”；形式上，尽量把持原作风貌，“惟妙惟肖”。诗是浓缩、是雕塑、是传达感情的艺术，他含蓄、羞涩，需要一个贴心的人来呵护解读。第二，着眼于时代，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曾坦言：“我研读中外的现代诗、创作现代化的诗，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翻译和评论西方现代派诗和文学，评价冯至、卞之琳、穆旦、陈敬容等诗人的作品，目的都在于推进新诗现代化，使我国的现代诗在与世界的现代化诗接轨的同时仍然保持我们民族和时代的特色。”第三，深刻的译论，丰硕的成果。他的诗歌翻译可谓形神兼备，炉火纯青。1986年，他在题为《译坛近况和译诗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翻译诗歌并没有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而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他的主要译作和编著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天真之歌·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米列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彭斯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译文出版社增订本，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0；修订版1984）、《试论独创性作品》、《英国歌谣选》和《美国歌谣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等。

赵萝蕤（1912－1998）以研究英美文学见长，特别是以翻译艾略特、詹姆斯、惠特曼闻名。若从赵萝蕤1932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到1937年发表其第一部译作《荒原》算起，她从事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历史迄今已达半个多世纪。《荒原》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派重要作品。刘树森是国内研究赵萝蕤的主要学者，他曾著有《赵萝蕤与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1990年9月，赵萝蕤应邀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美国芝加哥大学，以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是年适逢芝加哥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作为校庆活动之一，为表彰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该校向八位校友颁发了“专业成就奖”，名列首位的便是赵萝蕤。1991年8月，珍妮·查普曼与罗伯特·梅尔萨克主编的《在坎姆登和沃尔特·惠特曼在一起》第七卷问世，两位主编将这部研究惠特曼其人其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献给赵萝蕤，扉页上的献辞为：献给中国最重要的惠特曼翻译家赵萝蕤。由此可以看出，赵萝蕤作为学者和翻译家取得了公认的突出建树。

《荒原》是西方现代派诗歌主将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作，被誉为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全诗434行，分为五部分，即：（一）死者葬礼；（二）对弈；（三）火诫；（四）水中死亡；（五）雷霆的话。该文由英、法、德、意、希腊、拉丁等七种语言写成，大量引用了欧洲和印度的神话传说以及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的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典故和名言。不仅如此，诗人还注重象征运用，用“客观对应物”表达深刻的寓意，使《荒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情调上都成为一部不同凡响的杰作。“对于艾略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首诗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形成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一个最大的现代性冲击波”。浙江诗人翻译家徐志摩、戴书望、孙大雨、穆旦、袁可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

就赵萝蕤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而言，她认为文学翻译是文学接受的重要部分，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在文学翻译选择中起着决定作用，不同接受语境下应采用不同的译介策略。中国文化语境的内在需求和认同是译介《荒原》的根本原因，赵萝蕤作为第一个《荒原》汉译者，对《荒原》的理解和阐释说明了中国翻译家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接受。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说：“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穿凿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就如何具体表现对《荒原》的阐释与接受，她主要选择“直译法”来处理。《荒原》的汉译本就说明了她对原文的某种价值判断与认同。她认为作为现代派杰作的《荒原》其内容和形式互为依赖，无法分割。赵萝蕤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经典《荒原》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为世界诗歌翻译所作的贡献远远不止上面的这些翻译家，我们还将在第三、四、五章中具体阐述徐迟、穆旦和朱维之的散文与诗歌翻译艺术与理论。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语处论述飞白、吴笛、张德明等活跃在浙江译坛的翻译工作者以展望未来。

第三节浙江世界文豪全集与名著翻译

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亦是浙江翻译工作者文学翻译的一大特色。根据1995年《出版广角》杂志第八期公布的世界十大文豪（其中一位是浙江绍兴人鲁迅）中，浙江翻译家毕生精力从事翻译的就有五位，他们是韩世钟的歌德小说翻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穆旦的拜伦诗歌翻译、郑振铎的泰戈尔诗歌翻译、草婴的托尔斯泰小说翻译。如果按照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豪书系”的25位世界级文学大师作品翻译，浙江翻译家则贡献更大。至于草婴、穆旦和朱生豪为何走上翻译托尔斯泰、拜伦、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将在下面分章论述。我们还会比较不同译者的译品，如梁实秋、曹未风、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比较。本节将从总体上把握浙江翻译家在世界文豪作品翻译中的显赫地位。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1834年发表处女作诗剧《斯捷诺》到临终前一年发表的《散文诗》止，半个世纪里，以诗歌、剧本、小说、特写、书信、评论等文学体裁写下了数十卷著作，描绘了俄罗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构成19世纪40至70年代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部独特的艺术编年史，为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鲁迅、茅盾、郁达夫、郑振铎等浙江大作家都对屠氏作品有所评论和分析。茅盾或许是我国最早论述屠氏的人。他在1920年说过：“俄国人认为，文学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用于人生。我们只要看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便可明白。他们两个都有绝强的社会意识。屠氏是诗意的写实家。”郑振铎在1923年指出：“讲起屠格涅夫的小说，其艺术的结构与文词的精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无一能及。”然而早年鲁迅曾慨叹过：“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可喜的是，为系统积累和传播世界文学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不惜投入巨资，作为第一浩大工程，至1994年推出12卷本、40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全集》，叶水夫为全集写总序，其中第八、十卷中《散文诗》（83首）由资深出版人兼翻译家沈念驹先生所译。“虽然篇幅不大，却融汇了作家整个生命和创作的特点。”“它既是屠格涅夫的人格写照，又是屠格涅夫艺术的结晶；既是屠格涅夫思想情感的履历表，又是屠格涅夫全部创作的大纲。”（《屠格涅夫散文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沈先生在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繁荣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1981年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1983年转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并主持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世界戏剧经典全集》《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等多种大型丛书，主编出版《果戈理全集》（7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契诃夫全集》（10卷本）等作家文集及其他文学名著。值得重视的是，沈念驹的普希金情节始于他极冠年，甫进大学。普希金诙谐调侃的小诗《我的墓志铭》、爱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给他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普希金浓丽的抒情气息，让他爱不释手。1998年春，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严谨的作风终于出版了迄今国内第一套八卷本中文版《普希金全集》。适逢俄罗斯版权协会代表团来杭，沈念驹得到了新版《普希金全集》书画卷。1999年，在诗人200周年诞辰之际，这套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编辑人员心血的《普希金全集》和它的补充卷出版了，用沈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对普希金情节的一个交代”。

浙江大学的宋兆霖教授为翻译世界文豪著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首先，被文学界公认为石楠荒原上三朵奇葩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家喻户晓，但是学术界对勃氏姐妹的介绍和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对艾米莉和夏洛蒂的诗歌，除了在读诗集和报刊上译载过一二十首外，绝大部分均未作过译介。1996年，宋兆霖主编并翻译的列入“世界文豪书系”《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给我国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勃朗特两姐妹生活和创作的全貌。其次，宋兆霖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当代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文集。《索尔·贝娄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包括《洪堡的故事》《赫索格》《雨王汉德森》，展现了作者的索求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对人的自我本质的考验、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寻求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文学艺术的命运问题等，深刻地反映了当今西方的社会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索尔·贝娄文集》的翻译无疑为当今美国问题研究提供了便捷，也有利于更广泛的文学群体对更深入研究索尔·贝娄打开了方便之门。2007年索尔·贝娄美国小说奖颁发给作者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菲力普·罗斯。宋兆霖等浙江学者长期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主编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他2005年主持选编的6卷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传略／访谈录》到2006年3月已经是第4次印刷；他还主编过10卷本的《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它们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了20世纪以来世界文坛的概况和文学潮流的变迁，并从中得到启迪和裨益。除此之外，宋兆霖还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上、下）、《双城记》（译林出版社，2004）、美国小说家詹·费·库柏《最后的莫希干人》（译林出版社，2001）等。

董乐山（1924－1999）先生是我们不可不提的翻译世界的作家、翻译家。他是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文化随笔专家，一生著译宏富。他主持翻译或独译的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东方出版社，2005），英国作家詹·格·巴拉德的《太阳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等译作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董乐山先生晚年翻译出版的名作有美国作家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与被列入20世纪经典的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译林出版社，2007）。学术界（汪子嵩）称赞捧读董乐山《苏格拉底的审判》明畅舒美的译文就像在闷热的天气里一副清凉剂令人忘暑。该书作者旁征博引，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腊的悲喜剧以及柏拉图的《对话》直到《圣经》中的一个个故事，都用来作为他分析论证的依据，使读者开了眼界，开了心窍，思想不由得跟着他自由飞翔起来。董先生还在《译序》中介绍了作者I．F．伊东和此书的写作背景。译序已登载在《读书》1992年第8期。沈昌文，《读书》杂志的主编说董先生的悬殊性在于其有思想性，不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董译有启蒙作用。作家王蒙说董乐山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资中筠先生更是美誉董乐山，说一个真正大翻译家首先是个学者，董先生作为翻译家名副其实。董乐山先生所译的美国作家拉莱·科林斯《巴黎烧了吗？》在《世界文学》1995年第2、3、4期连载。全书的汉译约27万字。它属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品。作品文体发挥了新闻报道的特长，叙述故事生动活泼，扣人心弦，可称一部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2002年译林出版社再版。

董先生对英国文豪乔治·奥威尔的系列作品翻译更是他传播经典世界文学的实例。1997年主编《奥威尔文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第二辑出版，1998年翻译出版了《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和《动物农场》，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作者》。董先生的翻译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亦不是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画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他在1997年酷暑抱病写的《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20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董先生坎坷的人生也可以说是他对奥威尔作品翻译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1999年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召开董乐山先生学术研讨会。美国所、日本所、外文所、新华社、北京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等单位的资深学者、生前好友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认为他的文字永存，他对美国学研究的贡献永存学术界、知识界。

《歌德文集—歌德戏剧三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的译者韩世钟（1928－），笔名叶文，亦为浙江著名的翻译家。1953年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编辑工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韩先生以研究德国文学见长，自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战后德语文学一瞥》，1981年发表在《外国文学报道》杂志第6期。他主要翻译世界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戏剧，译著包括《克拉维戈》（Clavigo）、《丝苔拉》（Stella）、《哀格蒙特》（Egmont），与叶逢植合译了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戏剧《斐哀斯柯》（Fiesko），1958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与章鹏高合译德国剧作家、诗人盖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的《霍普特曼戏剧两种》（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该书包括《织工》（1892）、《海狸皮大衣》（1893）两个剧本。前者是一部以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的剧作，是霍普特曼最著名的作品，也是德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后者是一部“窃贼喜剧”，剧本描写一个洗衣妇巧妙地骗过警察和密探，偷窃木材和海狸皮的故事。霍普特曼在剧里嘲讽了普鲁士官僚机构，倾注了对小人物的同情。另外，他还翻译了代表霍夫曼创作高峰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霍夫曼的小说创作都具有类似的神秘怪诞色彩，善于利用离奇荒诞的情节来表现幽灵般的神秘力量，揭露和批判黑暗势力，显得轻快、诙谐，发展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讽刺文学。霍夫曼是唯一产生了深远国际影响的德国浪漫派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受过他很大影响。从1958年开始，韩先生翻译出版德国文豪近30件作品，说明他对德语文学的热爱和翻译德语文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当然，在中国传播德语文学的另一位浙江翻译家是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的叶廷芳，他对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的小说、散文的翻译亦是呕心沥血。其译著包括《卡夫卡散文／经典印象》（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爱的险境》（卡夫卡小说经典）／外国文学名著文库（华夏出版社，2007）、《变形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等。《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以及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小说充分运用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虽总体荒诞却细节真实，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这些反映现代社会力作的翻译说明中国当代翻译家对现实社会的焦虑和关怀。我们可以参阅叶先生《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一书，深入了解德语文学。该书荟萃了国内外关于歌德和席勒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为永远的歌德席勒、歌德作品解析、歌德席勒与中国等三个部分，着力探究在眼下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歌德席勒其人其作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如何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

浙江学者努力担负与实现传播世界文学到中国的使命。以上阐述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比如，吴笛教授翻译的《苔丝》译本重印多次，又如冯亦代（1913－2005）对美国文豪海明威《第五纵队》等作品的翻译。我们以冯亦代先生生前回答其好友提问时的一段话结束这一小节。他说：“搞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我虽然尽了努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译成功是不行的，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是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推倒重来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经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文字，就有责任把他国的文学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有机会欣赏、借鉴。”在今后的译学道路上浙江翻译家会越走越好，我们拭目以待。

第四节浙江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文学翻译理论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有关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浙江的文学翻译理论自古及今，源远流长，资料丰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出版，至此开始了他的翻译活动，此后不但翻译了大量小说，也留下相当数量的翻译见解；另外，1920年7月，茅盾翻译的《译学的批评》，发表于《学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郑振铎长期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句刊》等文学刊物。胡愈之（1896－1986）的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出版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他的翻译事业继承并发扬了鲁迅以来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五四”以来第一批为文学理论的探索作出贡献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一致主张文学作品的可译性，茅盾在全国第一次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世界文学翻译中的许多卓越范例，就证明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在我国，像鲁迅译果戈理的《死灵魂》，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和高尔基的一些短篇小说也证明了艺术创造性翻译，是完全可能的”。

鲁迅先生的翻译研究是不可不提的。他可算作浙江最早开始译事活动的文学工作者。而对他的研究，早在1926年7月，开明书店就出版了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其中有景宋（原名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对鲁迅的译作作了介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以为只要能达到介绍外国新思想、新文学的目的，是创造还是翻译并不重要。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时的翻译呈两大特点，第一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鲁迅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认为翻译可以改进国民素质，推进政治活动。第二从翻译风格上看，注重意思的传达，而不在乎是否忠实于原文。耳濡目染之下，鲁迅的早期翻译颇受影响。鲁迅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崇尚意译为主，到后期为了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才改以直译为主，但是他同时也注意区分不同对象，并补充以重译、复译乃至意译。鲁迅翻译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很清晰的。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虽然多属只言片语，未成体系，但他的许多翻译见解确实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914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的胡愈之曾任《东方杂志》主编，但是他始终未忘情于文学，他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五四”新文化时期，他积极加入郑振铎、茅盾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从事文学活动。他翻译了西方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自从1915年至1928年出国前，起先多属适应综合性期刊需要，译文门类分散，撰著较少。不久译著双行，齐头并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崭露头角。1920年，他与沈雁冰等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用他自己谦逊的话说，“在文化界也小有名气和影响了”。1924年后，他实际主持《东方杂志》全部工作，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他声誉日隆，译著更丰，对文学与国际问题，写了许多论文，译了更多文章。他不论在国内还是后来出国留学期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不但从未辍笔，还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启蒙与救亡的组织工作。1927年，胡愈之所译《东方寓言集》（陀罗雪维之著）作为《文学周报社丛书》由开明书店出版。20年后即1947年改名为《寓言的寓言》，编入《开明少年文学丛刊》。初版付印时，叶圣陶郑重其事地写了长篇序言，充分说明胡愈之这部译文集的文学价值和原著主旨。到1949年11月，印行了四版。他还组织翻译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慢记》，为全稿最后润色，并且写了《译者附记》。该书中文译本之意义在于当时恶劣的形势下，给广大读者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翻译出版工作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效果，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令人难忘的辉煌篇章。胡愈之的翻译事业无论从译介主旨、选择趋向，还是从移译态度等方面都说明他所担当的社会职业，所执著的高尚襟抱，所具有的组织才能是为推进中国的翻译工作、开拓翻译活动的领域。胡愈之被夏衍称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文化战线上的光辉典范。无私奉献是他为人处世哲学的核心。智慧超群，落笔成文，妙语连珠，生动形象是他写作的特点。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业绩极其辉煌，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施蛰存（1905－2003）是继鲁迅之后又一活跃于中国文学翻译舞台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从1927年翻译《十日谈》起开始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他不断受到鲁迅与茅盾的影响，其翻译偏重苏、欧诸小国的文学。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文学繁盛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它介绍欧洲诸小国的文学状况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学史知识。”施蛰存为《十日谈》出版译本写了篇“题记”，非常准确地评价了《十日谈》作者及作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说：“濮加屈（今译薄伽丘）的《十日谈》，不仅是文艺复兴之有力的前驱者，意大利散文小说之鼻祖，它还很大地影响于欧洲文坛，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法国的那伐尔王后的《七日谈》，英国诗祖乔叟的《冈德勃莱寺故事》（今译《坎特伯雷故事集》），都受了濮加屈的灵感写成的。”此后，欧洲文学中也确实有许多利用了《十日谈》的故事为题材。1930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影响广泛。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主编施蛰存先后对叶芝、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等现代作家予以重点译介。1952年起，他一直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50年代至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1950—1958年间，他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吴宓先生赠予钱钟书的诗句，用在施先生身上，也非常恰切。学术界因二位中西学问融会贯通，固有“南施北钱”之说。施蛰存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最早宣扬比较文学的学者之一。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时他出任刊物副主编。施蛰存的译事活动可参见刘凌的文章。

施蛰存在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均成果丰硕，贡献卓越。他结集出版的译作达30余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东、北欧文学的最主要翻译家。其对文学翻译的眷恋使得他在晚年还将旧译诗歌整理出版了《域外诗抄》（1983）等。施蛰存就1990年前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从无“文学翻译卷”问题说到“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纪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因此，他为三卷本的《翻译文学集》撰写了洋洋万言的长篇“导言”，高屋建瓴地勾勒出20世纪前中国的两次翻译高潮，梳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输入。他总结了近代文学翻译在传播西方思想与观念、开启民智、提高小说文学地位、改进文学语言与创作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深刻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在文学翻译研究方法上较早提出应注意对译本序跋的研究。他认为“通过这些点、题词辞和序跋，我们可以观察当时外国文学的译者和读者，如何评价和认识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他们起过影响”。

王佐良（1916－1995）是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却有着令人景仰的译学思想。中国著名的翻译出版家李景端先生曾对王佐良先生做了三方面精辟的总结，认为他“正统教育，不守成规；治学严谨，不容浮夸；不摆架子，自视平凡”。他的翻译理论见解及堆积如山的译品，显示出他喷泉般的不竭才思和对翻译的情有独钟。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译诗观、标准观、文化观、译者观和文体观等，建构了系统的译学思想。他的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思考一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1997年再版）一书中。李赋宁、潘绍中、杨恒达、胡德香等都撰有文章评赞王佐良的翻译思想。此处不再赘言，本章第二节我们已经就其“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的诗歌翻译理论这一独特思想有过详细论述。如果想深入学习与研究，可以参阅上文所提学者的论文。

袁可嘉（1921－）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活跃于上海诗坛的“九叶派”诗人，中国现代主义诗派的主要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和外文出版翻译，现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袁先生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和新文学走向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事迹已经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诗人名录及诗人百科全书》（第七版，1993）。然而袁先生文学翻译领域的成就与主张亦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从1953年底开始翻译《毛泽东选集》到英译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甚至英译陈其通剧本《万水千山》，都充分表现了他谦虚的态度和严谨的译风。他总是一次又一次提到要“钱钟书先生修改”，也一再表示感谢“英国专家修改”。在《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一文中，就是否加注他提出切实可行的六条原则。袁先生主张着眼于时代，翻译与研究并举，才能译文准确传神，相得益彰。他自己的许多译作可谓形神皆备，炉火纯青，至今读来振聋发聩，富有启发意义。1959年与叶水夫等人合著的《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谈到诗歌一是要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体统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袁先生从事诗歌翻译达三十年之久，仅英诗汉译一项就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译有布莱克的诗歌、彭斯的诗歌和英国宪章派诗歌等，受到译界的交口称赞。

上述所谈到的这些成果大多是翻译工作者的经验之谈，大都尚未上升到理论化、体系化的高度。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它们进行擢升总结和阐发。对翻译理论的大范围的体系整理和出版，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1984年，被译界称为“傅译传人”的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编选了资料集《翻译理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76万字，收集了汉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1700年间有关翻译的文章180余篇。按照时代，分为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五四”以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共5辑。此书所收译论，尤其是古代的译论，并非纯粹的文学翻译理论，但由于中国传统翻译是对宗教经典的翻译，其中包含着文学翻译的因素，所以，《翻译理论》在现在看来仍是研究中国译论的最集中、最丰富、最权威的理论全集。它的出版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研究，包括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冠于卷首的罗新璋的题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作者开门见山地写到：“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浏览于历代翻译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罗氏在该文中以古代翻译直译，意译之争与近代以严复提出“信、达、雅”主张为中心，总结提炼了我国翻译理论的精华和特色。他还认为，翻译要离形得似。罗大冈认为罗新璋译的太自由，傅雷回复后者来信时谈到翻译不会太自由，往往是不够自由，脱离原文不够。真正能够脱离原文，事实上又离得很近，这是本事，实际很难做到。

罗新璋的其他主要著译编作品有《红与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斯当达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世界文学和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丛书》之《莫洛亚女性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等。罗新璋认为“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有的人做的看似是文学翻译，事实上达到的水平只是文字翻译。就是说翻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语义，把语言信息传达过来，作为文字翻译已经达到了。但是文学翻译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原文的美，翻译当中失掉了。因为原文的美，到了译文中，躯壳换了一个，原著的语言美也随原文而去。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以为只要意思翻出来，语言的美也出来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罗氏的《红与黑》就是这样的译本译著。翻译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分析原著的艺术特征，把握原著的整体风格，是再现原作风格的前提。文学翻译应注意追求译文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许钧先生曾著文两篇评注罗新璋的译著《红与黑》。从人物语言、性格与其他、叙事方式与风格、“纯粹之中文”与“洋句”三方面与后者对话。前者认为《红与黑》的翻译中有着明显的风格追求，句子求短、句式求精、用词求工，构成了罗译显著的语言风格标志，而斯丹达尔文笔冷静、语言不多装饰，追求美丽、雕琢的东西。因此，译者笔下的《红与黑》与作者本我的《红与黑》在风格、神韵上有一定差异。诚然，由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实际差异，要再现原作风格（包括原作的语言特色），是非常艰难的一项创造性活动。译作成功与否，除了要看其是否比较接近原作风格、声韵和气势之外，译文本身的风格是否和谐统一，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对他们翻译思想的商榷体现了翻译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事实上，许钧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不仅译著等身，而且理论研究颇有建树。他就文学名著重译问题、思维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问题、法国文学翻译现状问题、翻译中“化”与“诈”的问题、“形”与“神”的问题、“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问题、文学翻译中“异”与“同”辨的文化观照问题等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中供众学者讨论、批判与研究。

罗氏的《翻译理论》发表之后，又有多种翻译论文集问世，较早的有《翻译通讯》（后改名《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作为《译学丛书》之一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中刊登了有关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反史、与译论史的研究。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钧教授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录》，时间上基本承序《翻译新论》，编选了1998年之前约10年间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80多篇，分“翻译纵横谈”、“翻译艺术探”、“翻译理论辨”三部分。其选编的文章大多是翻译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界的名家或新秀，是近20年间最精妙的译学理论选本。1997年，许钧与张柏然合编，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译学论集》。此书是浙江翻译家与江苏翻译界学人80至90年代发表的有关文章，共52篇。1998年起，许钧在《译林》杂志上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当代一些著名翻译家罗新璋、赵瑞蕻、草婴等浙江翻译家对话，并于2001年编辑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谈到了灵活的翻译形式，翻译家们将自己的翻译经验和理论主张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及译学理论提供和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学翻译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不乏其人。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翻译家有郭建中、飞白、范景中、曹意强、虞建华等。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语展望浙江省文学翻译未来部分对这些学者展开述评。显然，浙江翻译理论从20世纪初起步到70、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引领中国翻译学术界走向世界，从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宁信而不顺”到罗新璋、许钧的以中格西的翻译思想，使世界文学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和吸收。

虞建华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他完成《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后，撰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断代史研究之我见》。该文第一部分讨论外国文学断代史研究的特点、重要性和可行性，指出文学断代史研究既提供了一个认识作家和作品的大框架，又能通过切片观察和分析加深对整个文学史的理解，具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视野和优势。但是，断代史的研究在我国外国文学界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领域。文章的第二部分以笔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的新作《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一书为例，将撰写这部断代史的选题范围、理性基点、编排设想、讨论方法等，做了简要归纳，从而强调外国文学断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虞建华不但对美国文学史颇有研究，而且对当代文学思潮亦有涉足，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近年来引起了我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其代表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他还结合自己的翻译著作，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时震》，谈一些这类小说文本翻译的思考。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文章中他把理论与实例相结合，一方面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这种“拒绝”被合理“翻译”阐释的小说文本特征，另一方面列举并简要讨论这类文本对翻译提出的七个方面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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