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随笔缘

我们降生的这个世界，野蛮而残酷，但同时也是美丽而非凡。

到底无意义的与有意义的，哪一方面多一点？答案其实会随心而转。

——荣格

好玩

美国知名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曾在他的家书中，这样赞叹美国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P. Feynman）：

他时发妙想，通常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有用，而且总是一篇妙论还没有发表完，又有了新的奇想。

费曼是美国物理学界的奇才，桀骜不拘，但思绪敏锐，敢发人所不敢发的奇想，是戴森眼中的“稀有品种”。说费曼是“稀有品种”，应该是接近事实，因为“他发妙想，通常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有用”。

“好玩”是兴趣，“有用”是功利。科学研究一旦落入功利，就不好玩；能超脱功利才会好玩。好玩，没有得失心，纯粹是乐趣；功利，患得患失，纯粹是压力。费曼玩世不恭，就是为了好玩；他一生成就，也是为了好玩，如果为了有用而发妙想，就不是费曼了！

随心而转

法国科学家席夫（Hubert Reeves）在《喜悦时光》一书中说：

动物的演化，可以说是杀戮与自卫两种艺术的精致化。每一次出现攻击上的进化，都会刺激防卫上的改良；反之防卫上的改良，会刺激攻击上的进化。

难道这真的是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真的是冤冤相报的宇宙定律？

果真如此，那么这个世界未免太荒谬了。与其要我们相信这是个荒谬的世界，不如让我们相信这个“相信”是荒谬的。

诚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总结了对生命意义的研究结果所说的：

我们降生的这个世界，野蛮而残酷，但同时也是美丽而非凡。到底无意义的与有意义的，哪一方面多一点？答案其实会随心而转。

一切唯心造，转一个念头，换一个想法，“冤冤相报”的宇宙幻象，何尝不能立即转换为“恩恩相报”的美善循环。

真理

以反犹太人著称的德国纳粹党，于一九二〇年代全力发动反爱因斯坦运动，并在德国出版一本叫做《反对爱因斯坦的一百个科学家》的书。当朋友告诉爱因斯坦这个消息时，爱因斯坦淡淡地一笑说：

假如我是错的，那么一个科学家反对我就够了。

爱因斯坦的自信，从这句话中表露无遗，而这句话确实也反映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真理不是靠民主多数表决的方式表决得来；更不是靠群众运动，用示威咆哮的方式争到。

如果不是真理，只要一个人反对也就够了，何必劳师动众，靠那些凡夫俗子摇旗呐喊呢？尽管众口可以铄金，但绝对撼动不了真理，如果真理可以被众口撼动，它就不再是真理了。

无言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Blaise Pasca）曾经写道：

无边苍穹的永恒无言，令我心寒。

三百年后的今天，面对众星点点，广袤无边的宇宙，还是有千年一瞬，人生如寄的感叹。仍然要重复斯言：“无边苍穹的永恒无言，令我心寒。”

可是，谁说苍穹无言？其声如雷！苍穹的无声之声，犹如响彻大千的无说之说，它遍满虚空，无处不在，端看我们能不能敬畏，能不能体悟罢了。

用眼睛“听”，或许玄之又玄，但确能听出苍穹如雷的声响；用耳朵“看”，或许神之又神，但确能看出宇宙无言的图像。因此，“无边苍穹的永恒无言”，虽然令人心寒，但绝对不会让人寂寞悲怆。

常调官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朝名臣范仲淹说：

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

《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引申这句话说：

人能甘于吃家常饭，然后甘于做常调官。

我则认为：

常调官虽然好做，但做好常调官颇难；家常饭虽然好吃，但吃好家常饭不易。

诸葛亮常以“澹泊明志”自勉。唯其生活澹泊，才能保持高操志节。这话虽然老生常谈，却也曲高和寡，又有多少人能说到做到？把“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改为“做好常调官，吃好家常饭”，不知各大小官员意下如何？

不如归

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阿谢姆，在他的打油诗中，嘲讽当时女王宫廷中的丑行说：

女王宫廷中需要四种基本“美 德”：

欺骗、撒谎、拍马，外加一副厚脸 皮。

这可是赢得宫廷恩宠的四条妙 计，

你若不是任何一条的奴 隶，

离开吧，好比 尔！

回家去吧，约翰·切斯！

诗中反映了十六世纪英国宫廷的道德水准，也说明了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心情，就像是我国古代陶渊明大叹“不如归去”的心情一样。

四五百年后的今天，以“欺骗、撒谎、拍马，外加一副厚脸皮”而获得恩宠的人，仍然充斥整个社会，《官场现形记》的精彩情节，不断重复上演，就是不知道现代的陶渊明与阿谢姆，是不是还大有人在？

相剑

一位鉴定刀剑的专家说：“白色，表示剑是坚硬的；黄色，表示剑是柔韧的；黄白相杂，表示剑既坚硬又柔韧，应该是一把好 剑。”

另一位反驳说：“不对，白色表示剑不柔韧；黄色，表示剑不坚硬；黄白相杂，表示剑既不柔韧又不坚硬。而且柔韧就会卷刃，坚硬就会易断，剑既易断，又会卷刃，怎么能算是好剑呢？”

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典型。同样一把剑，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有人认为是好剑，有人认为不是好剑，这都是人为预设立场，诡辩议论造成的。

辨别是非、判断对错、认定好坏，不能仅凭诡辩。臆测或议论，必须透过严格的检验与精确的测试。专业就是通过无数次的验证累积起来的智慧，逞口舌之能，凭聪明狡辩，何益于真相或真理的追寻？

强烈的自尊会令人盲目，牢固的预存立场会令人愚蠢。国事如麻，万民望治，希望朝野政治人物，放下令人盲目的自尊，摆脱令人愚蠢的预存立场，或许可以走出令人忧心的政治迷航。

不知纵横

《五代史》记载，汉王章很不喜欢文士，他常常对人说：

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

意思是说：这些读书人，给他一个算盘，不仅不会使用，而且哪边朝上，哪边朝下都不知道，他们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

后来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把这段话，换成另一种语气说：

授之握算，不知纵横。

意思是说：给读书人一把算盘，他都不知道应该是横的用，还是纵的用。不论说“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或是说“授之握算，不知纵横”，总之，就是在嘲讽书生的百无一用。

不能学以致用的读书人，就是“读死书”；不能通权达变的知识分子，就是“死读书”。汉王章所看不起的文士，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文人吧！

关怀与力量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tch Turgeniev）有一次出门散步，碰到一个穷人向他乞讨，他摸了摸口袋，然后很诚恳地抱歉说：“很对不起，兄弟，真对不起，我没有带吃的，钱包也放在家 里……”

不等屠格涅夫说完，穷人突然拉住屠格涅夫的手说：“太谢谢你 了！”

屠格涅夫奇怪地问：“你谢我什么？我并没有给你任何东西 啊！”

穷人说：“你已经给我太多了，我本来想要点东西吃了，就去自杀，没想到你称我为兄弟，并且还跟我说对不起，让我感觉人间还是充满温暖，也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你给我的，实在太多了，真谢谢你！”

一句关怀的话，可以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一份诚恳的爱，可以给人无限的希望；爱与关怀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我们何必吝于表达对人的关怀与对万物的爱呢？

真理与胜利

一对夫妻为一些琐事吵得很厉害，几乎到了要动拳脚的地步了。我问他们的邻居：“他们怎么不坐下来，好好沟通，讲讲道理呢？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啊！”

邻居说：“他们何尝没有先理论一番，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没有交集，所以又吵了起来。”

我说：“难道世上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真理吗？真理永远会胜利的啊！”

“可是，在我的经验里，胜利的才是真理！”邻居无奈地说。

我默然了，“胜利的才是真理！”这句话，一直在我耳际回响。

究竟“胜利的，才是真理”这句话是真理呢，还是“真理永远会胜利”这句话，才是真理？我糊涂了。

在理性的认知上，我们宁愿相信“真理永远会胜利”。

但在现实的社会里，我们又不得不相信“胜利的，才是真理”。

难道理性和现实，真有那么大的落差吗？我不断思考着，最后我顿悟了，或许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才是真理！

行善

非洲圣哲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医师，在他的自传中，用他的体验写下这样一段激励人心的话：

决心行善的人，不该希望别人替他挪开绊脚石，即使别人再为他多加几块上去，他也必须处之泰然。内心因经历种种阻碍而得到静化与强化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

史怀哲把他毕生的生命，奉献给非洲丛林里的黑人，他的体力与生命，在挫折与阻碍中，一点一滴地遭到磨损，但他智慧的火炬与生命的光芒却日益炽热与灿然。

佛教徒说：“菩萨道，难行能 行。”

基督教徒说：“宁愿烧尽，不愿锈 坏。”

慈济人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 苦。”

都是决心行善的写照。

决心行善的人，绝对不会在意任何的挫折，也不会错过任何的机会。证严法师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就是这个意思。一错过了行善的机会，就错过了良善的因缘；一丧失了行善的念头，就丧失了整个生命的价值。史怀哲医师不仅是良医的典型，也是行善的典型，他的话实在值得大家惕励与反省。

进化

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Friderich Wilhelm Nietzsche）认为：

物种不会朝完美进化，因为弱者占大多数，他们会打败 强者。

我们同意尼采是位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但不同意这位伟大哲学家所说的每句话的真实性。

因为，能够在整体中占大多数的，即是强者；能打败强者的，绝非弱者。所以物种还是会朝进化的方向前进，但进化并不就是完美，完美的事物从来没有存在。

地球不断运转，天体不停运行，四季不断推移，事物不断生灭。茫茫宇宙，无言也无语，只是物换与星移，新陈与代谢；滚滚红尘，无强也无弱，只是日出与日落，生住与异灭。人的一生，如梦幻泡影，如电光石火，又何必说强说弱，论美论丑？

强弱无定论，美丑无标准。存在着的，就是强者；死去了的，也非弱者。人世间，任何的存在，自有道理，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所以天意虽然难测，但绝非荒谬；生命虽然短暂，但绝无高低。觉悟到每一个人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了解了每个人的一生，只不过是时间洪流的一刹那，哪有必要再去争长论短，说强道弱呢？

敌人

美国博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Wilson）累积了研究各种生物的经验后，有所感地指出：

才华出众的敌人，使我受益不浅。他们令我受苦，但是我却亏欠他们一份大大的人情债，因为他们令我精力倍增，而且还驱策我踏上新方向。在我们的创造生涯中，很需要这类 人物。

从自然生存的法则看，威尔森的观点千真万确；从国家存亡兴衰的循环看，这个观点仍然颠扑不破。中国古代贤哲不也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话吗？

记得有一位英国哲学家暨经济学家也曾这样说过：

当旷野中没有敌人时，老师和弟子都会昏睡在岗哨上。

因此，与其说可怕的对手是我们生存的最大威胁，不如说可敬的对手，是我们保持斗志的最强驱策力。

鸟在逆风中飞行，人在压力下长大。没有适当的大气压力，我们就无法生存；没有相当的竞争推力，我们就无法进步；才华出众的敌人，是我们可敬的对手。不应有恨，我们应向可敬的对手致敬，因为他们会让我们更清醒，更兢兢业业，更如履薄冰。

英雄豪杰

郑板桥在一帧“兰花”横幅的画作中题词说：

叶长花则少，叶短花则 多；

万事有余不足，英雄豪杰如何！

这是对大自然法则的描述，也是对人世间有余与不足的无奈。苏东坡观看月亮的盈亏，有感人生的无常，故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感叹。

郑板桥从兰花的花叶间，看出了“叶长花则少，叶短花则多”的植物生态，悟出了“万事有余不足”的人生常态，所以才会画龙点睛地发出“英雄豪杰如何”的慨叹。

既然万事有余不足，英雄豪杰又岂能例外。所谓“有所得者，必有所失；有所失者，必有所得”。赢得了“英雄豪杰”的美名，必然牺牲了“逍遥自在”的人生。

“红颜薄命”“英雄寂寞”“高处不胜寒”“英才多天嫉”，总觉凄凉。但人间留些不足，把遗憾返诸天地，安不足，惜有余，处处任运自在，觉悟“知足常乐，守缺惜福”的真谛，管它有余不足，管它英雄豪杰！

哲人

孔子在河边，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有感而发地说：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临水叹息凭河惆怅的哲人画像令人悸动。

庄子丧妻，击盆而歌，不悲反乐，并说：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话虽然令人费解，但也发人深省，不失哲人本色。

孟子生当乱世，面对众说纷纭，犹不免喟然叹曰：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他并为他的理想人生表明心迹，做出总结并铿锵有力地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那种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典型在夙昔的哲人形象已鲜活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在西方，苏格拉底为了真理，坦然面对死亡。当他认为遵守誓言，比迎合群众的不正当要求更重要，而勇敢就义时，我们发现了哲人的苍凉与寂寞。

为“理想国”勾画出一个“真、善、美相统一政体”的柏拉图，铿锵有力地强调：

让把握了善的哲学家成为国家之王，或让国家之王成为哲学家。

这时，哲人的无用之用，获得了发扬。无用之用，即是大用，哲人之大用，无时不存，无刻不在。

权重者

十七世纪英国伟大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的《论说文集》中，对于位居高位者，曾作出这样的评论：

居高位者是三重奴仆，君主或国家的奴仆、名誉的奴仆、事业的奴仆，所以，他们既无人身自由，也无行动自由和时间自由。

像这样失去那么多自由的“位居高位者”，理论上应该是乏人问津，事实上却是众人竞逐，个中原因，或许只有那些竞相追逐权位者，才能懂得其中的奥妙吧！

有人说“无毒不丈夫”，或说“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不够心狠手辣，就没有办法把别人拉下；不够卑膝厚颜，就没有办法攫取权势。难道这就是高位者的写照，权重者的画像？

放眼古今中外政治人物，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固然不在少数，但是专事“巧取豪夺，结党营私”的，也比比皆是。位高权重者，如果只为谋取一己之私，而失去那么多的自由，未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但如果牺牲一己的多重自由，而谋取千千万万人的幸福安乐，则得多失少，斯功可谓至伟，应受景仰与赞叹。

神主牌

走进泰北难民村的许多家庭里，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位。有人问：“供奉‘天地君亲师’五字神主牌，有出处吗？”

当然有。《荀子·礼论篇》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由于封建时代已成历史灰烬，民主时代正在云涌风起，所以有许多泰北难民村的中国家庭，已把“天地君亲师”五字中的“君”，悄悄地改为“国”，于是“天地君亲师”，再变为“天地国亲师”了。这也证明了泰北难民对国家的忠肝义胆吧！

但这“忠肝义胆”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岸局势的变化，与对国家认同的争议而变薄变淡，再过不久，“天地国亲师”五字神主牌，恐怕也要随风飘逝了。

在台湾，各政党也有各自的神主牌，他们不仅虔诚供奉，而且时常拿出来炫耀，但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些神主牌是否也会因时空的变迁、世局的幻化而顺势修改，因时变易呢？

不怕活

毛泽东曾经说 过：

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被偷偷改 为：

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可见活比死还可怕，这样的社会能说不悲惨吗？难怪大陆作家要喟叹：“文革”期间，被动的死和主动的死之间，已在麻木的惊恐中毫无区别。

“哀莫大于心死。”代表二十世纪人类最大浩劫之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派系的权力斗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意气之争。一场少数政治人物的权力斗争，竟牵连上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浩叹。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变成了历史的灰烬，随风飘逝了，但历史是否会再度重演，在什么地方重演？类似撼摇人心、震动人性的人类巨大浩劫，是否会再度卷土重来，在什么时候重来？谁又敢断言！

对于历史上的人类愚行，我们不忍苛责，但却不能不心生警惕。人类不是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问题是人类往往在获得历史教训之后，很快地又把它忘记了。看大陆，想自己，谁又敢说在台湾我们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有对历史的人类愚行时生警惕，才不会使愚昧继续重演。

吊诡

一位住在克里特岛的居民警告路人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 者。”

如果你是路人，请问你究竟应该相信这项警告呢，还是不应该去相信这项警告？这位设置警告路牌的克里特人究竟说的是真话呢，还是谎话 呢？

如果这位克里特岛人是在说谎话，那么路牌上所写的必定是假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 者。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就是个说谎者，因为他是克里特岛人，“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说谎者所说的话又怎能相信 呢？

这是一种语意上的吊诡，让我们陷入了说实话与说谎话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判断上的混沌状态。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遭遇到这种思维上的混沌，而陷入自我“指涉诡论”的矛盾之中。

另外一种类似的诡论，也常在我们的意识中兴风作浪。例如在一张白纸的两面都写着：“反面的叙述是假的。”如果我们相信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两面的叙述必定是假的，既然是假的，我们就不能把它的话当真。结果还是让人真假难分，陷入彷徨与不安。

在充满“指涉诡论”的多元化社会里，言论自由已被奉若神明，现代人想走出这充满“指涉诡论”的迷雾，除了不断增长自我的智慧与判断能力外，只好在步步危机的符号陷阱中自求多福了。

生命法则

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但乐生不一定能永生，恶死也不一定能不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中国人的天命观，在调适一个人的生死过程中，这种天命观确实发挥了神机妙用。

有这么一则故事——

一位非常富有的波斯人，在花园散步，他的仆人慌慌张张地跑到他的面前说：“我刚刚和死神照过面，请您将那匹跑得最快的马借给我，好让我能够尽快逃到德黑兰去，避过死神这一 关。”

为了挽救仆人一命，主人同意了。于是仆人跳上骏马，快马加鞭，没命地往德黑兰逃去。事后主人转身回家，却不意撞见了死神，于是他质问死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吓唬我的仆人 呢？”

死神回答说：“我没有吓他，我只是很讶异，他居然还在这里，因为我受命今天晚上要在德黑兰和他会面，并把他带 走。”

主人听后大吃一惊，心想仆人如果不连夜逃往德黑兰，不就能够逃过死亡这一关吗？万物有生必有死，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从死神手中逃脱，即使明知死神已在背后。

有人把天地万物生灭过程总结起来说：“不急于投胎的，正急于死亡。”诞生，然后死亡；死亡，然后诞生。这就是生命法则，也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秘密。掌握到这个秘密，在生命旅程中就能生死自在，动静皆泯了。

取与舍

“取舍”是学问，在取舍间，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人格、品位、学养与道德。

其实，“取舍”就是生活的全部，任何人没有一刻不是在取舍之间过日子，没有一刻不是在“取”与“舍”间作选择。

早上起来，我们择取先刷牙而放弃先读书，择取先运动而放弃先吃饭，择取先走到客厅而放弃先走到书房……时间稍纵即逝，每个人在每个刹那间只容许做一件事，我们必须不断做出取舍。

或许有人会说：“那我可以像傻瓜一样呆坐着，不做任何取舍。”其实，“不做任何取舍”，就已经做了取舍。

取舍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更确切地说，也是生命价值与人品高低的全部。

要看一个人的生活品位，就看他对食衣住行育乐各种细项的取与舍。

要看一个人的道德高低，就看他对仁与不仁、义与不义、廉与不廉、苛与不苛、暴与不暴等各种细微言行的取与舍。

在取与舍之间，往往牵动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价值观与人生观又左右了刹那间取与舍的抉择。价值观与人生观是内隐的，固然不易看出；但取舍是外显的，表现在言行举止间，不难明察。想要判读一个人隐于内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明察他显于外、刹那间的取与舍总没错。

百姓岂能得罪

齐景公到麦丘这个地方巡游，问那里的一位耆宿老者说：“你多大岁数 了？”

老人回答：“今年八十五岁 了。”

景公说：“你很高寿啊！请你为我祝 福。”

老人说：“祝福您高寿无疆，这对国家有 益。”

景公高兴地说：“说得好，请你再祝福一 次。”

老人又说：“祝福您的子孙后代，都能像我这样长 寿。”

景公又愉悦地说：“好啊！请你再祝福一 次。”

老人说：“祝福您不得罪百 姓。”

景公听后不满地说：“只有无知的百姓得罪君主，哪有君主得罪百姓的道 理？”

晏子在旁听到了，立即向景公劝谏说：“您错了，那些远亲的人犯了罪，有近亲的人来处治；贱民犯了罪，有尊贵的人来处治；君主得罪了百姓，谁来处治 呢？”

晏子继续说：“我大胆地请问大王，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君王，是靠君王惩罚呢，还是靠百姓惩罚 呢？”

景公点点头说：“我错 了。”

于是把麦丘这个地方赏给老人做食邑。

俗话说：“民意如流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政治人物总喜欢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何者是民之所欲，何者是己之所欲？能厘清就是智慧。许多人常把“己之所欲”当作“民之所欲”，错把“己意”当“民意”，把一时的“得意”当“天意”，这就是夏桀、商纣、希特勒、墨索里尼覆亡的原因吧。

斗争

一位子夏的门徒造访墨子，并对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提出质疑：“你真地认为君子应无所斗，无所争 吗？”

墨子说：“是的，君子不应该有斗 争。”

“猪狗都尚且有冲突斗争，人哪里不会有斗争？”子夏门徒不以为然地 说。

墨子听了感叹地回应说：“可悲啊！你们这群读书人，平常开口仁义，闭口道德，言必尧舜，论必圣贤，但行为的准则却要向猪狗看齐，要跟禽兽一样，你们实在可悲啊！”

这是《墨经》中的一则故事，对部分满口仁义道德，逢人便说“内圣外王”，而行事类似飞禽走兽的读书人来说，确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其实，可悲的何止是这位向墨子诘难的子夏门徒。普天之下，言必尧舜、行同禽兽的人，何处不有？

兼爱与非攻是一种崇高的人道升华，儒家一向标榜仁义道德，而子夏的门徒却认为斗争杀戮是人类彼此相处的必然法则，他的理由居然是：“猪狗尚且有斗争，何况是人？”这样的推论，实在是身为儒生的悲哀，也是某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种把人性贬低到比兽性更低等级的论调，不仅强烈主张“人道主义”的墨子要加以嘲讽，就是稍微对人性有所认识的人，也要加以谴责。

政治

《哲学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

政治如同恋爱，不能将自己和盘托出。

他又说：

一个人应当时时有所赐予，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一泻而尽。令人望眼欲穿，才能令人感激涕零。

自古以来，政治都讲权谋，它的目的是占有，它的本质像恋爱。在爱人的面前，不能暴露太多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缺点，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倾泻自己的爱恨和情仇，否则一旦反目，最亲密的爱人，会变成最可怕的对手，今天“情同父子”，明天“恨如深仇”。

让我们再回味一次：“政治如同恋爱，不能将自己和盘托出。”将自己和盘托出了，无异是把用来“尔虞我诈”的底牌亮出了，又岂能让人莫测高深？不能让人莫测高深，又岂能让人奉若神明！

非攻

司马喜当着中山国君王的面前，就“非攻”的主张，诘责墨家学派的门徒说：“您所主张的是‘非攻’吧！”

墨者回答说：“是 的。”

司马喜说：“那假如国王发兵攻打燕国，您就会反对和责备国王吧？”显然，他有意挑拨离间，让中山国君王对墨者产生不良印象，同时也要让墨者陷入进退两难，产生难堪的窘 境。

但墨者不为所动，机敏地反问说：“这样说来，相国您是主张战争的啰？所以才赞成君王攻打燕 国？”

“是的。”司马喜 说。

墨者接着说：“既然您赞成战争，那么假如强大的赵国发动战争攻打中山国，相国您也赞成 啰？”

司马喜一时语塞了。因为中山国在当时不是最强的国家，中山国既然可以把“以强凌弱”视为当然，那么比它更强的赵国也可以把“以大欺小”视为应该，这样天下哪里有和平的一天，人民哪里有心安的一日？

天地间，看似充满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暴寡的现象，于是有人说这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实自然法则应该是和谐与共生，互助与共存。弱肉强食不是自然法则的常态，生命得之不易，生存各有因缘，强凌弱，众暴寡，充其量只是自然法则的逆流与变态。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就是要在人类社会里找回和谐共存的自然常态。兼爱就是大自然的常态，怨恨是大自然的变态；能兼爱必然主张非攻，心存怨恨必然赞成战争。敬人者，人恒敬之；暴人者，人恒暴之。墨家学派的人生境界，主张暴力强权的司马喜又岂能了解！

以仁止暴

西方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东方人则说：“以暴止暴，以战止战。”

尽管东西文化在本质上有所差异，但“你施我以刀剑，我报之以枪炮”的报复心态，没有两样。这种报复的心态，无关乎文明与野蛮，也无关乎聪明与愚笨，只关乎人的一念之间。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仇恨与暴力，斗争与杀戮；但也没有停止过互爱与感恩，互助与关怀。

可惜，仇恨与暴力、斗争与杀戮是外显的，互爱与感恩、互助与关怀是内敛的。

外显的行为较易让人感受到威力，内敛的情怀较难让人体会到影响。因此不论古今中外，每个朝代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

事实上，人的恻隐之心与慈爱之情，并未曾有过片刻的失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并未曾有过丝毫的松动。

为结束所有战争而发动的战争，到头来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是为下一次的战争播下更多、更新的种子。这就是仇恨与杀戮的恶性循环。

所以，人类不想和平则已，要想和平，没有其他的办法，和平是唯一的办法；不想消弭仇恨则已，要想消除仇恨，没有别的途径，大爱是唯一的途径。

人类经过数万年的淬炼后，必须从历史教训中学会反思与觉醒，一旦走入以牙还牙、以暴止暴的死胡同，人类的报复心态就会愈陷愈深。

天穹广袤无际，时间无始无终，万物绚丽多元，生命丰富灿烂，人类应该敞开心灵，在灵魂的深处用心找寻生命的内涵与意义。

以牙还牙、以暴止暴都不是生命的意义，至少，生命的意义绝对不会是杀机重重的暴戾之气，生命的意义应该是代代相承、灯灯相续、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祥和之气。

世间男女

一位迟迟未婚的小姐每次来看医生，都说她头很痛。医师建议她找个男人嫁了。过了一年，医师偶然遇见这位小姐，问她说：“喂！怎么样了，你出嫁了 吗？”

“谢谢！出嫁 了。”

“头还痛吗？”医师又 问。

“不痛了，可是我丈夫的头开始痛了。”

这则笑话，或许可以道破男女婚前婚后各自的心理状态：女人在婚前头痛，男人在婚后头痛。

又有一则故事，也可以让世间男女再三玩味：

丈夫对妻子说：“为什么上帝把女人造得那么美丽，却又把她们造得那么愚蠢 呢？”

妻子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把我们造得美丽，你们才会爱我们；把我们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

男人受不了美丽的诱惑，而女人又缺乏智慧的抉择，这可能就是婚姻亮起红灯的原因吧！

千百年来，不论古今中外，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不断在发生。

先听一位妇女的心声：

病房里，护士提醒一名妇女说：“太太，请你说话轻一点，你的先生需要安 静。”

妇女回答说：“没关系，小姐，多少年了，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再听一下男人的观点。

医师说：“消除多余脂肪的唯一方法便是运动，尽量运 动。”

一位男士回答说：“胡说！我太太整天说个不停，可是她的下巴却一直是两层。”

男人嫌女人啰唆，女人埋怨男人不听话，似乎古今皆然。于是，一场又一场男人与女人战争的戏码，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不同的地方不断重复上演。

而在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中，每个人都是旁观者，也都是剧中人，尽管身份不同，立场有别，感受不一，但如果每个人多用一点幽默感，少用一点猜忌心去看待世间男女的情与爱，则每一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戏码，都是一出出笑声与泪水编织而成的欢喜冤家式喜剧。即使不是幕幕充满笑声的大型爆笑剧，也应该是一出出带点苦涩的温馨小喜剧。

尊重生命

有“非洲圣哲”之称的史怀哲说：

人类意识最直接的事实是：我是被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所环绕的有生存意志的生命。当人在默想自己以及周遭世界的每一瞬间，他便感觉到自己是被许多“生存意志”所环绕的一个“生存意志”。

这似乎就是笛卡儿（Rene 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因为这个存在是有思想意志的，所以才能体认到生命的存在。从这个观点看，生命绝对不仅仅是一些物质器官的组合，而是还要包含生存意志和思想活动的灵魂秘密。

史怀哲又说：

在自己的“生存意志”中，存在着想延续生命的强烈愿望，也存在着对“生存意志”之神秘的喜悦之情；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毁灭的恐惧，以及对“生存意志”之神秘的折损。

“生存意志”的秘密是神圣的，是应该被尊重的，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而环绕我们四周的，不论是动物或植物，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

所以史怀哲才语重心长地说：

只有当一个人对一切需要帮助的生命都能尽力予以帮助，才是合乎伦理。

这就是“尊重生命”的理论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处处显示给我们的，却是“生存意志”可怕的自我分裂，一个“生存”竟然要牺牲另一个“生存”才能生存，这实在是人世间的惨剧。怎样才能让这类的惨剧不再重演或减少重演，或许就是人类迈向文明时，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了。

荒谬的祷告

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朝政由季孙绍和孟伯常两位大臣把持。他们为了争权、争宠，彼此互相猜忌，相互斗争，形同水火，使得鲁国的政风日渐败坏，社会动荡不安，人民也怨声载 道。

两人都知道这样下去，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于是都想握手言和，同心协力，为鲁国的明天而努力。可是碍于面子，谁也不肯先低头，谁也不肯先让步妥协，但两人对于言和的意愿又那么殷切，所以一前一后，分别悄悄地到郊外的神祠里，向神祇祷告说：“请神灵保佑我们两人和好如初 吧！”

墨子听了这件事后，觉得非常可笑。他说：“这两人的行为，就像紧闭着眼睛，却向神明祷告‘请保佑我看得见’一样荒谬。”

墨子的评论一针见血，说得一点都没错，季孙绍和孟伯常两人对于因争权失和以致演变成相互猜忌，导致朝纲大乱、国力减退、社会风气大坏、老百姓直接或间接受苦的情形，都心知肚明。

同时他们也知道，不论为国家利益计，或为人民福祉想，唯有两人通力合作，鲁国政局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心，国家才有可为。所以私底下二人都希望彼此言归于好，但却又都不愿意先行示弱。

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意与心结，才会一前一后分别前往神祠，向神倾诉心声，祈求神明保佑他们言归于好。

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看，和好之事，求神不如求己。两人都不肯打破心理障碍，放下自己身段，开诚布公，直接沟通，却宁愿跑去祈求神明，这种逃避的心态，真的就像墨子说的“自己紧闭眼睛不肯张开，却要神明保佑他们看得见”一样可笑。人与人之间的和与不和，干神底事！这种人与人之间互信互谅的事，不求诸己，反求诸神，确实荒谬。

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荒谬事情何其多！试看我们的社会，上至领导阶层，下至贩夫走卒，有多少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有多少只要任何一方先放下身段，就有转机的事情，只因“碍于面子”，双方都不肯让步，使得事态愈演愈烈，斗争愈演愈严重，终于两败俱伤。墨子的讽喻之言，能不警惕？

生命何义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Leo Tolstoy）有感于科学说：

我沉湎在知识光明的一面时，才发现我只是把视线从疑问上移开了。不管展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有多么空旷，也不管沉湎在知识的无限领域里有多么迷人，我醒悟了，这些科学愈清楚，我就愈不需要它们，因为它们愈没有解答我的疑惑。

托尔斯泰对自己说：

科学坚持要认识的一切，我都通晓，但是，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对于托尔斯泰的疑惑，我们颇有同感。科学把肢解得支离破碎的万物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即使它能证明万物只是由一大堆表象覆盖着的谎言，但它并没有说出不是谎言的真话。

我们相信，生命绝对不是荒谬的，生存绝对是有意义的，科学能肢解万物的表象，但不能捕捉生命与存在的真相。仔细想想，科学除了能层层剥落万物的表层外，又能告诉我们多少万物的内在真谛呢？

所以，托尔斯泰毫不留情地说：

人是“人的世界”里的国王，科学是用来服侍国王的，不是用来左右国王的。

但遗憾的是：在现今的“人的世界”里，科学已经开始“垂帘听政”了，人类过分依赖科学的结果，科学已经很轻易地“挟天子以号令诸侯”了。用来服侍人类的科学，现在俨然以国王自居，人类反过来要服侍这位篡位的冒牌国王了。

如果我们问科学：“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科学的答复可能是：“生命没有意义，生命只是一堆物质的组合。”

如果我们再问：“生命的未来如何？”

科学的答复可能是：“一无所有。”

如果我们不服气地质疑说：“那么，存在的万物为何存在？”

科学也可能会毫不迟疑地说：“因为它们存在。”

宇宙万物真的只是为存在而存在吗？生命的存在，难道真的没有意义吗？科学能肢解万物，但不能解释整体万物的意义。科学对生命的解释可以是“粒子和粒子的互相联系和变化”，或者是：“某种偶然凝聚的血球，血球的扰动就是生命。”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解了的生命，我们需要完整的、活生生的、能思想的、有感情的、会思考“生命意义”的生命。因为，被肢解的生命，已经不再是生命了。

政治舞台

证严法师说：“政治是少数人的舞台，影响的却是天下苍生。”一语道破了政治的重要性与政治人物的任重性。

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上行下效的道理，也是知识分子对社会风气深具影响力的说明。高居庙堂之上的政坛领导人与自喻为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能不审慎？

在尔虞我诈的政坛上，正与邪本来就难分难辨，而当“政治是一种高明的骗术”这样的言论一出，政治的本来面目就更让人扑朔迷离。

近代中国文学大家钱钟书在谈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时，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言论：

研究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成为单一的模型。进一步说，文学革命之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命；革命尚未成功，仍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 不然。

所以钱钟书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我们不能不佩服钱钟书洞彻世事的眼光，证之古今中外历史，检视天下英雄豪杰，哪一位不都是先不遵人家的命，然后进行革命；等到把人家的命革掉了，反过来便要人家遵自己的命。

这就是政治的历史循环，老百姓永远是政治人物“攻城略地”的马前卒与升官晋爵的手中筹码。可笑的是，“坐轿的笑哈哈，抬轿的苦哈哈”，笑声歇了，抬轿累了，另一波坐轿抬轿的戏码又上演了。

要破解这样的政治迷思，必须先要全民认清政治的本质，也要政治人物认清本身的责任。狂热的政治情绪，是民主政治的负数，冷静理智的思考，才是民主政治进步的正数。

政治不应是骗术，政治应该是“正”而治之，政治人物应先“诚正”而后领导别人，不能“诚而正之”，哪里能够“理而治之”？

我们的社会需要诚正的政治家，不需要喜欢搞权谋的野心家，因为野心家多了，政治就会变质了。

不取

春秋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位农夫，耕地时，挖到一块玉石，他想把这块玉石当作礼物，送给相国子 罕。

子罕面对这项贵重的礼物，坚决不肯接受，而农夫却再三请求说：“这是我仅有的最贵重的宝物，恳请相国收下 吧！”

子罕说：“你把玉石当作宝物，而我把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当作宝物。请你把宝物带回去，让你拥有你的宝物，也让我拥有我的宝 物。”

宋国的乡亲听了这件事，赞叹地说：“子罕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的宝物与别人不同啊！”

在芸芸众生中，有人把金银财宝视为宝，有人把名位权力视为宝，有人把娇妻美眷视为宝，有人把庄园城堡视为宝，有人把不伎不求视为宝，有人把行善积德视为宝。究竟何者才是真正的宝，就要视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定，视每一个人的智慧和涵养而定了。

急功近利似乎是一般人的通病，这是因为一般人的成熟度不够，未能洞彻人生，觉悟生存何义的缘故。

例如，置黄金与米团于懵懂无知的稚儿面前，稚儿宁舍黄金而取米团，因为他们不知黄金的可贵。又如把和氏璧和黄金，置于村夫村妇面前，村夫村妇一定择取黄金，宁舍和氏璧，因为他们不识和氏璧的连城价值。

再如把和氏璧和真理，摆在圣贤与一般人的面前，一般人必会择取和氏璧，而藐视真理的珍贵，只有觉者、圣者、贤者、智者才会选择那至高无上的真理。

人世间，有人以积财为宝，有人以积德为宝；有人以攫取为宝，有人以不取为宝；有人以名利为宝，有人以淡泊为宝；有人以营私为宝，有人以布施为宝；有人以利己为宝，有人以利他为宝。但不管如何，圣洁的灵魂与无瑕的人格才是宝中之宝。

子罕在两千多年前以不取为宝，在上下交征利的乱世中，诚属不易，应受再三礼赞。但不知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的衮衮诸公，以何为宝？

强弓

齐宣王喜欢射箭，总认为他是全齐国最伟大的弓箭手，能拉动九石重的强弓，能射出贯穿巨石的劲 箭。

为了讨好齐宣王，让他对自己能拉强弓这件事信以为真，群臣都谄媚奉承，没有一个人敢说出真话，也没有一个人敢指出事实真相。所以当齐宣王把他所拉的弓交给左右大臣，让他们试拉时，大臣们都表现出很吃力的样子，假装拉到一半，就拉不动了，故作气馁地把弓箭放下，然后对齐宣王说：“这弓太重了，至少有九石那么重，除了大王，恐怕没有人能拉动它了。”齐宣王听了当然很高兴，也很得意，更相信自己是全国第一的强弓手。

其实齐宣王所拉的弓，只不过三石，但大家为了满足齐宣王自认能拉强弓的虚荣，都骗他至少有九石，而齐宣王也乐得不求真相，甘愿接受左右佞臣的蒙蔽，得意洋洋，陶醉在自己能拉九石强弓的虚幻里。

九石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三石才是事实。或许我们认为齐宣王愚昧可欺，可是愚昧可欺的何尝只有齐宣王？在日常生活中，在待人处世里，愚昧可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喜闻人之恶，恶闻己之恶”，听到有人赞美，就如沐春风；听到有人批评，就面若寒霜；谁又敢说我们从来没有因“名”而失“实”过呢？

齐宣王的不自量力，对照群臣的谄媚阿谀，这就是齐国衰亡的原因。齐宣王之所以没有自知之明，是群臣欺上瞒下的结果；而群臣欺上瞒下的丑行所以能够得逞，也是齐宣王昏昧自大，没有自知之明所致。

君臣之间的互动，既是互为因果，也是相互影响。一个国家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又没有一位敢说敢劝的谏臣时，国家要想不颓也难了。

牛山对话

齐景公登上牛山，山顶上草木苍翠，野鸟飞鸣，蔚蓝天空，白云朵朵，极目远眺，都城历历，念江山多娇，感人生无常，景公忽然激动地说：“为什么要离开这壮丽的都城而死呢？如果能够不死，永保这锦绣江山，该有多 好。”

说到感伤处，眼泪不禁簌簌而 下。

随侍在两旁的大臣艾孔和梁丘据，都一起跟着齐景公落泪，只有晏子在一旁发 笑。

景公一边擦眼泪，一边望着晏子 说：

“今天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心情很不好，玩得很不起劲。艾孔和梁丘据都陪我流泪，唯独你在发笑，你这是什么意 思？”

晏子回答：“假如贤明的君王能永远守住王位，那么像太公、桓公这样的明君就能长守君位了吗？如果勇敢的君王能永远拥有江山，那么像灵公、庄公不就能永远保有江山吗？如果这些君王都能够长守君位，永保江山，您又怎能成为国君 呢？”

晏子继续说：“正因为一代传一代，新君登基了，衰老了，退位了，另一新君又登基了，又衰老了，又退位了，这样新旧交替，代代相传，才传到了您。而您却偏偏为此流泪，这哪能算是既仁慈又有智慧的君王呢？看到一个不仁不智的君王，又看到两个谄媚的臣子，这就是我独自窃笑的原因了。”

永生的梦想，权力的欲望，如虚幻泡影，这是齐景公所以感慨掉泪的根源。历代君王有这种感慨的不少，一般平民百姓有这种期望的也很多。叹人生苦短，感良辰不再，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有智慧的人，应该体悟人生无常的真谛，尽其在我，把握短暂的一生，而不是在喟叹里蹉跎岁月，空过一生，这就是晏子要提醒景公的地方。

多愁善感是生命的浪费与精神的消耗，具有慈悲与智慧的人都不会在感怀中蹉跎其一生，他们会把刹那化为永恒，也会把永恒当作刹那。

刹那是时间性，永恒是价值性；如何用有限的时间，创造无穷的价值，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吧！

祈雨莫如恤民

齐国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下雨，大地非常干旱，土地都龟裂了，农民无法耕种，大家都忧心忡 忡。

齐景公召集群臣谋求对策说：“天已经好久没下雨了，百姓已露出饥馑受灾的神色。我昨天请人占卜，说是灾祸出自高山大河。我想稍微征收一些赋税，用来祭祀灵山，可以 吗？”

在座的大臣，没人回答。晏子进谏说：“不行！祭祀高山没有用处。”他解释说：“高山本来就是以土石为体，以草木为发冠，久旱不雨，它的头发就要枯焦了，土石本身也将发热了，难道它不渴望下雨吗？祭它又有什么用处 呢？”

景公又问：“那么我想祭祀大河如 何？”

晏子回答说：“也不行，那大河把水当作它的国家，把鱼鳖当作它的臣民，久旱不雨，河水不断下降，就要干涸了，千百条支流即将枯竭了，它的国家就要亡了，它的臣民也将全部死去，难道它不渴望下雨吗？祭它有什么用 呢？”

景公着急地说：“那么现在旱情这样严重，该怎么办 呢？”

晏子说：“如果你能离开王宫，到田间野外与农民百姓同苦难，和高山大河共忧患，也许就能迎来降 雨！”

于是景公走出宫殿，露宿于郊外。三天之后，果然天降甘霖，百姓都得到了播种的好时机，高山大河又恢复了盎然的生 机。

景公感慨地说：“好啊！晏子所说的话能不生效吗？因为他具有善德呀！”

晏子的善德是什么？就是慈悲与智慧啊！

因为具慈悲，所以能劝景公与高山大河同忧患，与平民百姓共苦乐。

因为有智慧，所以能让景公不犯愚行，能让君王走出宫殿。

山河大地有忧患，不能做好生态保护，就是它的忧患。平民百姓有苦难，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就是他们的苦难。民意如流水，民欲如大山，不问苍生问鬼神，当政者能不戒惕？

文豪看人类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哈姆雷特》中，对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是何等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无限的潜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动中多么像一位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位神明。他是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尘土塑成的生命，又算得了 什么！

这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先把人类歌功颂德了一番，然后又把人类贬损了一顿，让人觉得“人”是那样无比的重，又那样无比的轻。

事实上，莎士比亚所歌颂的是人性与人文，所贬损的是物性与兽性。从物性看，人就像尘土一样，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跟一般物质没有两样。而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理性，有潜力，有温文尔雅的仪表与举止，这些归纳起来，就是有情有义的人文与人性。拿掉有情有义的人文与人性，人类剩下的就是物性与兽性，这和其他动物就没有不同，那人类又算得了什么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的差别，就在于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之区别了。仁与义表现在大爱与感恩上，开阔的大爱，就是仁，无尽的感恩就是义，这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那个“几希”的地方吧！

不仅人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天地万物没有哪一样不是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就这点看，人与其他天下万物岂有两样？

宋代文豪苏东坡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人观之，自贵而相贱。”意思是说：从生灭的自然法则看，人和天下万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有生有灭，都是时间的过客，都是世界的旅人，没有贵与贱的分别。

可是人类偏偏不承认这一点，偏偏要以“大人类主义”的观点，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宇宙精英”，是“最文雅高贵的生命”，这种“自贵而相贱”的心态，养成了人类的“霸权”思想。人类一旦有霸权思想，就会有“君临天下”的傲慢，视整个地球为殖民地，蹂躏所有大地万物，主宰一切蠢动含灵。

像这样的生物，又岂能算是高贵的生命，又岂能说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如果不能以苏东坡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人观之，自贵而相残”这句话时常反躬自省，那么真的就要像莎士比亚所说的：“这样一个尘土塑成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是祸非福

春秋战国时代，魏武侯当中山君，有一天问李克说：“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 么？”

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 胜。”

武侯很讶异地说：“屡战屡胜，应该是国家的福分，为什么偏偏是国家灭亡的原 因？”

李克说：“屡次作战，百姓就愈来愈疲惫；而屡次胜利，君主就愈来愈自大傲慢。愈来愈自大傲慢的君主，役使愈来愈疲惫不堪的百姓，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才怪呢！”

证诸中外历史，任何一位政权领导人，一开始总是信誓旦旦，用戒惧谨慎的态度，领导着国家，统治着人民，惟恐政权会在轻忽中被人夺走。等到政权稳固了，权势扩大了，就会愈来愈骄傲，愈来愈自大，一步一步走向刚愎自用的腐化道路。

所以平民百姓最怕好大喜功的国家领导人，最怕有英雄崇拜倾向的国家领袖，因为这种类型的领导人，为了满足一己的英雄主义，常会鼓舞人民好战的风气，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满足自己的英雄欲望。等到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了，他就会一天比一天更自大，一次比一次更放纵，一年比一年更骄傲与狂妄。

狂妄放纵就会用尽所有可用之物。而作战频繁，百姓就会一次比一次疲惫，一次比一次怨恨，巧诈之心就会层出不穷。

领导人用尽可用之物，百姓用尽巧诈之心，这样的民族，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能不土崩瓦解吗？

历史告诉我们，穷兵黩武的国家，表面看起来军容壮盛，威震八方，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且发动起战争来，确实也盛气凌人，势如破竹，那种节节进逼、攻城略地的剽悍，取人城池有如探囊取物。可是这种对外暴力相向，对内残民以逞，除了满足领导人的英雄欲望，牺牲人民的生命与幸福之外，对国家福祉又有什么好处？对人类文明有何贡献？

喜欢发动战争的人，在战争初期，总会陶醉在捷报频传的美梦中，直到国库渐罄，民力渐疲，壮丁战死日众，破碎家庭日增，人民怨声渐起，才会意识到战争的果实是苦涩而非甜美的事实。

如果要问：“大梦谁先觉？”我们的回答是：“大梦民先觉。”因为老百姓最能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也最能意识到战争的悲哀。可惜领导人总是陶醉在胜利的荣耀里，总是自认“天下英雄舍我其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如此，面对刘备大谈“天下英雄，唯君与操耳”的曹操亦复如此。

“古来征战几人回？”兵者，不祥之物，屡战屡胜，即是衰败的开始，谁敢说李克的话没有道理呢？

预言

有人问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什么事？”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办法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但我可以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事。”

那个人很讶异地说：“如果您没有办法说出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又怎么能说出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事呢？”

爱因斯坦说：“关于第四次世界大战，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一定不会有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没有人能够活过第三次世界大战。”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至今仍然没有人可以超越。对于他的成就，他自己也相当自豪。他曾经说：

牛顿先生，很抱歉，推翻了你的理论，不过你的成就是你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所能达到的巅峰。

牛顿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巨人，他的物理学理论，至今仍然引导着现代人的物理思维。爱因斯坦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自有其超越牛顿的成功之处。

爱因斯坦对人类的前途一向乐观，但他最担心的是人类辛辛苦苦发展出来的科学，会被野心的政治家所误用。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但政治曾经带给他不少困扰，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

对我而言，搞方程式比搞政治重要，因为政治是短暂的，方程式才是永恒的。

他虽不是十分热衷宗教，但却非常肯定宗教的重要。他说：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不完美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科学的发展，可以让人类在物质生活上更接近天堂，但野心家一旦对人类辛苦发展出来的科学加以误用，科学也可以将人类的命运打入地狱。

人类会因恨而误用科学，也会因爱而善用科学。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不能和科学的发展与日俱长；如果人类的科学发展，永远遥遥领先于人与人之间的慈悲与爱，那么爱因斯坦的预言，恐怕就要不幸而言中了。

事实上，现代的科学发展趋势，不就是朝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向前推进吗？物理学、化学、光学等的发展，促成了尖端杀人利器的推陈出新；生物学、基因科学的日新月异，加速了人性与人伦的彻底泯灭与瓦解，人类似乎不必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自我歼灭了。

等到复制人、复制羊、复制牛……一切动植物都可复制了，人类社会就可能只剩下两种族群了：一是自然人，一是复制人。而等到复制人压倒自然人，等到冒牌货驱逐了“正港”货，人类不就步入了绝境吗？想想，科学如果没有以爱、以人性作为核心，那么它的杀伤力就要超过爱因斯坦的预言了。了解问题严重性的人，都会相信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

心外无物

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到南镇这个地方登山览胜，他的朋友忽然遥指峭壁悬崖的一株花说：“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但像这株花，在深山中自长自枯，自开自落，这跟我们的心有什么相干 呢？”

王阳明回答说：“当你还没有来到这里看见这株花之前，这株花和你的心同归于寂灭；而当你来到这里，看到它时，这株花的形状与颜色一时鲜明了起来，这就足以证明，这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这是王阳明与他的好朋友在游山玩水之际，触景生情的一段问答，表面看起来像是寻常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其实，其中蕴涵着一个极为严肃的哲学思辨问题。

王阳明的心学，讲求的是“唯心”。从一般的常识判断，他强调的“无心外之物”，似乎有违“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话说回来，没有能知、能思、能感的心，“客观存在”的事实，又由谁来认定？宇宙之大，时间之长，有多少事物的“不存在”，都是因为我们的“不知道”？这和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感知就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有所感地问为他写传记的作家说：“当真，当我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才存在吗？”

宋代理学大家邵康节曾说：

夫古今在天地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谓之古矣；以今观古，谓之古矣；以古观今，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 之也。

邵康节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地无古今，之所以有古今的分别，都由“自我而观之也”。换言之，能观之我，赋万物以意义；不能观之我，则天地万物同归于寂，在一个空寂的世界里，“有”与“无”，“内”与“外”，都失去了意义。这可能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思想源头吧！

心、物二元，主观、客观，永远是科学家与哲学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只要各拥其“心”，各是其是，争论就永远不休，问题就永远难解，这又是物在心中的另一佐证吧。

夜阑人静，繁星灿烂，我心如镜，照见群星，不知群星见我亦应如是吗？我们不禁要问：天地间果真“心外无物”乎？抑或“物外无心”乎？一时也让人糊涂了。群星有知，亦应笑我这善感的情怀吧！

流行

是人类在追赶流行，还是流行在追赶人类？一时之间确也让人迷惑了。

有人问：何以流行文化总是大行其道？

其实，不大行其道的，岂能算是流行？换句话说，凡是流行的，必然是大行其道的。这样说来，流行文化充斥大街小巷，又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只是，究竟是人类创造了流行，还是流行改造了人类？一时也说不清了。

英国流行艺术工作者理查·汉弥尔顿（Richard Hamilton）曾经为流行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流行——拥有大量的消费群或喜好者，瞬间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且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慧黠，撩拨欲望，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并足以带来大笔生意……

这是把流行视为一种商品而说的。无疑地，流行与流行商品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总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譬如凯蒂猫、皮卡丘……确实拥有大量的消费群与喜好者，而消费群与喜好者对这种流行商品的迷恋，也确实风起云涌，但也可能瞬眼烟消云散。

话虽如此，我们也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流行，而流行又怎样成功地袭击了人类？

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环肥燕瘦，嫣红姹紫，难分轩轾，各凭喜好。

“燕瘦”是汉代社会的审美主流，于是“楚腰纤细掌中轻”成为当时美女的流行文化，所以赵飞燕的纤瘦，能赢得汉成帝的宠爱。

而唐朝审美的流行文化是“丰腴圆润，雍容华贵”，于是“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贵妃，就能获得唐明皇的喜欢。

现在“环肥”的“唐风”似乎式微了，“燕瘦”的“汉风”又再度吹起了，塑身文化的流行，让妇女们订下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誓约，千方百计，不惜代价，终日追求塑身致美。

所谓塑身，顾名思义，就是雕塑自己的身材，这是惑人的巧语，也是广告的花招，说穿了，塑身者，瘦身也，讲白一点就是减肥啦！现在的仕女们往往想用瘦下一圈的肉，来宣誓自己确已赶上了这波的流行。

我们无意追究谁主导了流行文化；我们却要追问，哪些人会轻易地被流行文化所摆布，所主导？是天真无邪，“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的纯真学童，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热情男女？是忙忙碌碌，“浮生长恨欢娱少”的中年族群，还是白发苍苍，“依旧红尘满眼”的银发老人？但不管如何，如果你已被流行文化主导了，我们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及时赶上了流行的列车了；如果你没被流行文化击中，我们更要祝贺你，因为你用坚持战胜了流行。

流行和潮流似同却异，流行可能如梦幻泡影，瞬目即逝；潮流则是时势所趋，波波相续，莫之能御。严格区别流行与潮流的差异，才能在流行文化的席卷中，保持着自己的特立独行，也才能在众人皆睡我独醒中，永保不受俗牵的坚持。

我思

笛卡儿说：“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怀疑，唯独有一件事情不能怀疑，那就是：我正在怀疑的本身不能怀疑。”这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思维逻辑。

其实这项思维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如果我们否认了能思的我，那谁来肯定所思之事的存在？如果我们否认了能疑的我，那又有谁来对世上的一切事物进行怀疑？

或许有人会批判笛卡儿是位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他们当然会振振有词地说：“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不管有没有人思维、认知或怀疑，它总是存在的。”

这话固然不错，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能思、能疑的我，谁又能“见证”与“觉悟”到客观事实的存在？茫茫宇宙，如果没有能思、能疑、能觉的心灵，谁又知道宇宙浩瀚如许？而这浩瀚如许的宇宙，又具何义？

古今中外哲学家对“心物二元”的争论一直喋喋不休。这些哲学家都可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甚至成一家之言，被后世奉为圭臬而顶礼膜拜。有人说：“真理愈辩愈明。”其实“真理”从来没有模糊过，而迷糊的，只是能思能解的心而已。

我们固然不甚同意叔本华所说的“世界是意志的表象”这种极端自我的论调，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如果有意义，万物如果有价值，生命如果有希望，不都是我们能思、能疑、能觉的心灵所赋予的吗？

台湾俗谚说：“一种米养百样人。”意思是说：人有千差万别，不因食同而同，这样的千差万别来自千差万别的心灵，也由于有千差万别的心灵，这个世界才会色彩缤纷，才会多元耀目，也才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乐趣。所以“异中求同”固然值得赞许，“同中存异”也不应受贬抑。毕竟心灵的世界幽暗深邃，谁又能有效控制或充分了解？

“我思故我在”这句笛卡儿的名言，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诠释为：人的存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有高度的思维，也正因为有了这种高度的心灵思维活动，才能确知与觉醒自己的存在，也才能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但“我思故我在”的论题，还必须建立在“我疑故我思”的前提上。能够对宇宙万物的各种现象进行怀疑，才会启动探索的动力，才会触动心灵思维的机关。

而“我思故我觉”，“觉”是“思”的进一步发展，探索真相，觉悟真理是人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觉的领悟，有人百思不得其“觉”，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有人不知不觉。尽管觉悟有先后，悟道有深浅，但不思就不能觉，不觉就不能悟，这似乎是不变的常态秩序。佛教是讲求觉悟的宗教，释迦牟尼佛也是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亲参实证后才悟道。所以禅宗才会有“大疑大觉、小疑小觉、不疑不觉”的话头。能把这话头参透，保你开悟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