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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他不仅在新中国的三年经济恢复和随后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做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杰出贡献，也在京剧、话剧、地方戏、歌舞、曲艺、电影等文学艺术事业发展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恩来关注文艺事业由来已久。早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就号召传唱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江西兴国民歌，筹建中央戏剧学院（李伯钊任副院长）。1928年至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党中央曾向蒋光慈、冯乃超、钱杏村（阿英）等作家，发出以下指示：第一，停止与鲁迅笔战；第二，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夏衍经过调查，认为是周恩来做出了如此明智的决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身为中共驻国统区的高层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合法地位，积极推动革命文艺事业向前发展。1938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周恩来成为该会的名誉理事，实际上扮演领导、指导者的角色。他还成功地延揽同情中共的老舍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这是与国民党文艺斗争的一次胜利。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1938年4月—1940年9月）和文化工作委员会（1940年10月—1945年4月），周恩来说服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下面，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周恩来曾对夏衍说，这些演剧队拿国民党的薪水，但演的是中共的戏，唱的是自己的歌。

在中国革命进程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十年土地革命和长征，都没有留下电影资料。直到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宁苏区，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1936年，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利·邓汉姆先后来陕甘苏区和延安，才得以拍摄了红军及延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情况，还有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宝贵资料素材。此后，党中央和周恩来开始筹划电影事业。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要潘汉年约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前去延安拍摄新闻纪录片。当时于伶准备请摄影师周达明和他一起同去延安，而周达明正在拍摄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完成后才能动身，但接着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使他们未能成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太原，徐肖冰经赵品三引荐，见到周恩来，提出参加八路军。周恩来说，目前解放区还不具备条件开展电影工作。电影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等以后形势好一点，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搞起来。1938年夏，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还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刊出了“成立启事”。周恩来在武汉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去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放映机及胶片等电影器材，和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送别袁牧之、吴印咸时，周恩来和他们亲切谈话，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的许多壮举，在克服物质困难中的艰苦奋斗精神，都应该用影片记录下来，以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团结教育人民。”袁牧之、吴印咸二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辖下成立了电影团，周恩来又把钱筱璋、程默等在大后方的好几位同志调到延安，扩大了电影队伍。电影团成立后，开始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正式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1940年影片素材拍摄完毕，当时延安没有条件洗印制作，袁牧之携带所拍摄的素材，偕同作曲家冼星海去苏联进行后期制作。他们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恰好周恩来刚从苏联养病回国，从延安经这里去重庆，他在西安专门设宴欢送袁牧之和冼星海。与此相应，东北已成立电影制片厂，生产了《民主东北》等几种影片，石家庄的军区电影队摄制出了《抗战新闻第一号》，并拍摄了有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字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南泥湾》。影片在杨家岭放映时，周恩来很高兴地去看了，并鼓励他们走遍陕甘宁，把影片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周恩来还将当时八路军所缴获的唯一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将要撤退之前，他们派人从北平买来一批管弦乐器和乐谱，还把从上海接收日伪的一批管弦乐器运回延安送给八路军，建起了根据地的第一个管弦乐团。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加紧反共，对文化界也表示不满。为了保护文艺精英，免遭国民党的毒手，周恩来策划一幕“文艺界出渝记”。他按不同的危险程度，把文艺家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或同情中共的文艺家，例如艾青、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王家乙等人，他们被迅速撤离至延安。第二类是在重庆已无法安全工作者，他们或被安排到广西、云南等地，例如田汉、光未然、石凌鹤、贺绿汀等人去桂林、昆明；或转移到香港，如夏衍、杜国庠、柳亚子、宋之的、凤子、茅盾等人，在新地另辟文艺阵营。第三类是没有安全顾虑而仍留渝继续工作者，如郭沫若、冯乃超便是。这次撤退的文艺家，共达600多位，算是中共文艺运动的挫折，但却争取到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绝大部分的文艺家选择留在大陆，没有跟随国民党到台湾，这就是他们支持新政权的最佳说明。

重庆走了一大批的文人学者，山城顿失革命文艺气息。为了突破这样的困境，周恩来决定筹划一场文艺反攻，把最拿手的戏剧派上用场。在他的精心策划下，1942年1月，重庆的戏剧运动揭幕了。郭沫若所著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吴祖光的《正气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升官图》，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与宋之的合著的《国家至上》等剧本一一上演，在重庆引起极大的回响，因为这些戏剧讽刺国民政府的黑暗面，道出了老百姓心中的不满。这是与国民党文艺斗争的又一次胜利。当时在国统区举办政治集会相当困难，但周恩来知道如何利用文艺聚会来达到政治目的。他曾通过纪念鲁迅和借着庆祝其他文人学者的寿辰，巧妙的宣扬中共的路线，批评时弊，趁机团结知名的文艺家。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面告郭沫若和阳翰笙，要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岁生辰，并“说明这次纪念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它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恩来举办的这类文艺聚会，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前夕。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1 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全力协助毛泽东处理内战和军事等事宜，实在无暇顾及文艺。1948年，晋察冀军区文工团从曲阳到阜平，为中央领导演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前来看了《过光景》和《宝山参军》两个剧目。《宝山参军》是由曹火星作曲的，里面有三个角色：小姑、嫂子和哥哥，主要内容是哥哥要参军，嫂子不愿哥哥去，小姑在戏中讽刺嫂子。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留下剧团的人到屋里谈话。屋里地方小，有的同志坐到了桌子底下，周恩来让大家都起来，一一问演员的姓名、年龄，然后深入地讲解了党的文艺政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周恩来特别提到《宝山参军》的内容与党“独子不参军”的政策不符，内容虽可能有事实依据，但编写剧本时仍要考虑到党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兼数职，日理万机，但却没有忘掉文艺活动。他凭着总理身份，勤抓文艺工作。周恩来每有机会必接见文艺家，与他们闲话家常，了解他们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难，并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而努力。他每到地方上开会或公干，必尽量接触当地文艺界人士。他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他在文艺界的影响力也就随之遍及全国。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活动限于天津；抗战时期，主要在国统区；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他的文艺活动范围不仅遍及国内各地，有时还跨至外交领域，伸向国际舞台。在这一段期间，周恩来是文艺工作的行政官，文艺家的顾问、保护人，戏剧改革者，文艺作品的审查人，社会主义文艺的播种者和园丁，党的文艺政策发言人，文艺家大会的策划人等。1959年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等，是周恩来文艺主张的重要文献，有些学者甚至肯定他是文艺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6年中，曾经发生了数起与文艺有密切关系的政治事件，例如“胡风事件”（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5年）、“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7至1958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等。在这些事件中，周恩来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了文艺家保护人的角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虽费尽苦心，也无法帮助文艺界人士躲过这场劫难。与周恩来关系颇密切的老舍和孙维世，他都无法保全，遑论其他文艺家。马思聪时年五十余，不得不离乡背井，偷渡至美国避祸，这是周恩来“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的其中之一。王一桃的《五十个文艺家之死》（香港明报出版社，1989年版）所列文艺家，有很多是周恩来的挚友，他们的悲剧下场说明了周恩来囿于情势、有心无力，他晚年在文艺界失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本书只是根据已经收集到的史料，按照京剧、话剧、地方戏、歌舞、曲艺、杂技、电影、美术、文学等几大门类，将有关周恩来的部分加以综合整理，以再现周恩来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由于许多老艺术家已经谢世，已散轶的史料时隔多年难以采访，已收集到的史料也难以逐一核实无讹，因此，书中难免有疏漏讹误之处，敬请知情者和读者不吝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