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武汉工运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项英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人运动当中。项英常驻俱乐部所在地江岸龙王庙，几乎天天与京汉铁路的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交谈，灌输革命思想。在项英等人的努力下，江岸工人俱乐部发展得十分顺利和迅猛，各种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盛赞：“工人俱乐部是工人的家”。工人们纷纷主动要求加入俱乐部，其成员增加到了3000多人。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江岸工人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南段总部成为京汉铁路最大的工人团体，也是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团体之一，对于武汉工人运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先后领导工人开展了两次针锋相对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斗争发生在1922年6月1日，矛头直指在铁路上气焰嚣张的“活阎王”。当日下午，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带女眷三人，由玉带门搭空车回江岸。这时候，总查票程炎和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前来收票。黄宝成告诉他们铁路段空车一向都是不卖票的，并向他们出示了工厂的牌号，说如果实在要票，可照乘客无票章程补票，到江岸站照补。程炎在铁路段上一贯蛮横不讲理，时常无故盘剥欺负工人，被工人们称为“活阎王”。他不由分说，就喝令铁路巡警将黄宝成用绳子捆绑起来，一脚踹向黄宝成的后背，将其踢下车。巡警们则将黄宝成一路殴打，拘押在大智门车站警务段。黄宝成告诉程炎自己是工人俱乐部的会员，要同程炎去江岸工人俱乐部讲理。程炎却叫嚣：“什么俱乐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气焰极为嚣张。

黄宝成的妻子跑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找到项英，希望工人俱乐部能为工人做主，惩办凶手。项英听后非常气愤，立即和工人俱乐部的其他干事商议，决定为工人撑腰，打击反动路警的嚣张气焰。项英认为，这一事件关系工人俱乐部能否为工人所信任，能否存在下去。工人俱乐部必须要采取行动，一来可以教训那些敌视工人俱乐部的人，树立俱乐部的威信；二来可以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斗争精神。项英的主张，得到工人俱乐部的干事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支持。项英连夜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殴打、关押黄宝成的罪行，提出要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条件，表示：“倘或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誓不罢休，即全体停止工作，牺牲一切，和程、姜拼个死活，也在所不惜。”

项英善于借助舆论的力量。在第二天上午，工人俱乐部将《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布，并将程炎、姜道生无故殴打和关押工人黄宝成的事件写成报道，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获得武汉市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6日下午3时，项英等人召开俱乐部会议，最后形成七项决议：

（一）呈请局长将程炎撤差查办；

（二）电交通部另派稽查督坐头等客车，以便随时稽查收票员；

（三）要求局长将第三段巡长、巡警一律取消；

（四）要求局长优待工人眷属，搭坐短票车免费；

（五）请局长令撤差之程炎，由大智门放鞭直至江岸；

（六）要程炎向受辱工人及其女眷赔罪；

（七）俱乐部关于此事所用各费概令程炎赔偿。

与此同时，林祥谦等工人代表也向路局要求惩办打人凶手，火车司机随即停车抗议。项英也积极筹划罢工。

江岸车辆厂的法国厂长见事情要闹大，要求京汉铁路南段局长迅速解决工潮。路局急忙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要求，要求路警头子带着打人凶手到工人俱乐部赔礼道歉，并撤销了程炎巡长的职务，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所有要求。项英随即在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门前召开欢庆大会。广大工人听到这一消息，都迅速聚集起来，看一看平时不可一世的巡长“活阎王”是如何低头认罪的。厂方代表车务处长向工人鞠躬作揖，赔礼道歉，表示答应工人俱乐部的全部条件。一向嚣张跋扈的“活阎王”程炎和姜道生丝毫没有往日的威风，也鞠躬作揖，连连认错。工人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欢欣鼓舞。这次斗争的胜利，大长了工人志气，让工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俱乐部的威信。6月，工人俱乐部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英任书记。

江岸铁路工会会员证章

第二次罢工斗争发生在1922年8月6日，斗争的矛头直指京汉铁路南段工务处段长、比利时人陆登士及厂长邵步云。自陆登士到任以来，经常违反铁路上的规章制度，虐待工人、私制家具、私用厂工。招募工人时，以收受贿赂有无为标准。在处罚工人时凶狠残酷，甚至对于一些小过错也要加罚一两元钱。而厂长邵步云更是与陆登士狼狈为奸，迎合陆登士的意思，处处刁难工人。陆登士无故开除加入工人俱乐部的三名工人。工人俱乐部得知以后，随即致函厂长邵步云。邵步云不仅不予答复，反而恶言辱骂工人，令厂警将厂门关闭，胁迫200余名工人停止工作。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项英和工人俱乐部的其他骨干立即率领全厂千余名工人罢工反抗，并发表宣言，揭露陆登士、邵步云压迫工人的罪行，提出限三日内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给工人增加工资，驱除陆、邵二人，否则将全路罢工。有了前次斗争胜利的经验，在项英的领导下，工人们意志坚定，坚决不屈从资本家的压力。看到工人如此团结，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全部要求，开除了陆登士、邵步云二人。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工人于8月9日复工。

这次罢工不仅打击了依仗外国势力欺压工人的厂长，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蛮横无理的嚣张气焰，使工人感觉到俱乐部是工人之家，是工人利益的保护者。项英领导的这两次罢工斗争，大长了工人俱乐部的威信。

项英在主持江岸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时，1922年6月还被中共武汉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调到谌家矶扬子机器厂去帮助组织机械工人工会。接着又调他到汉阳钢铁厂去帮助筹建钢铁工人工会。

项英在工人运动中，意志坚定，热心为广大工人服务，密切同工人的联系，努力贯彻党组织的指示，所以他调到哪里，哪里的工人活动就容易开展，工会就很快组织起来。

同年夏季，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改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项英为区委委员。项英在领导一些工厂建立起工会后，便发动工人开展斗争，争取改善劳动条件。

当时，武汉地区资本家对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便勾结军阀、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兵镇压，武力封闭工会，逮捕工会领导人，妄图扼杀刚兴起不久的工会组织。

正在汉阳钢铁厂筹建工会的项英清楚地知道，对军阀和资本家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起码的劳动条件也难以保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了也无法存在下去。于是，他和武汉地区党组织、工会的负责人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一起，紧紧依靠钢铁厂的7000名工人，同军阀和资本家坚决地进行斗争。他领导工会筹备机构开展多种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识破军阀和资本家勾结镇压工会的阴谋；同时，他和工人骨干商量寻找有利的时机进行反击。

在钢铁厂，炼钢炉、炼铁炉是昼夜不停地冶炼的，如果工人一个星期不生火，钢水、铁水就会冷却在炉子里，炼钢炉、炼铁炉就有报废的危险。项英便抓住这个关键，领导汉阳钢铁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并且提出：要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霎时间，炼钢的巨大熔炉停火了，炼铁的巨大熔炉也停火了。沸腾的钢水、铁水迅速降温了，不能再向外流了。

这一来可把汉阳钢铁厂的资本家吓坏了，他们担心冷却的钢水、铁水会使熔炉报废。这时，资本家表面上仍装得很强硬，勾结军阀调来军警威胁工人，要工人快点复工。可是，钢铁厂的工人在以项英为首的工会领导下，坚持罢工，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于是，工人和厂方资本家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资本家支撑不住了。为了保住炼钢炉、炼铁炉，厂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允许工会存在，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汉阳钢铁厂工人在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后才开始复工。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获胜后，项英随即将厂工会正式建立起来。

汉阳钢铁厂的罢工斗争，不仅打击了这个厂的资本家，而且使武汉的军阀和其他资本家受到震惊。汉阳钢铁厂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项英和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使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飞速增加，武汉地区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在这以后，武汉地区建立的工人团体，都直接打出了工会的牌子。

在罢工斗争中，项英的革命觉悟日益提高，对于罢工斗争所采取的策略日益娴熟。他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获得了党组织和工人们的赞许，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工运领袖之一。这位工人出身、入党不久的工运先锋，由于工运成绩显著，很快在武汉地区脱颖而出，在当年7月作为武汉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党不久的项英和工人领袖许白昊代表武汉区光荣地参加了中共二大。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前进方向。

在会上，项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听取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以及一系列重要决议的讨论制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等决议案，选举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在分析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的基础上制定的。它不仅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确定了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最低纲领。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会工作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发展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

首先，明确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团体，其主要活动是同资本家和反动政府作斗争。

其次，明确了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再次，明确了工会随时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但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

项英通过参与这个决议案的讨论，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对他以后在从事工人运动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指示去加强工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决议案明确表示：

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作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项英从参加这个决议案的讨论中认识到：

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当时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由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

后来，项英对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执行得那样坚决、认真，同参与这个决议案的讨论有着密切关系。项英虽然是第一次到上海，但此时他顾不上在黄浦江畔、南京路上观看风光，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如何改良工人的生活待遇。为此，一定要斗争，一定要胜利，而且他坚信能取得胜利。于是，他立即乘轮船回武汉。

包惠僧在1954年的《回忆建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一文中，专门讲到项英参加党的二大的情况：

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分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项英从上海返回武汉后，迅速将二大的精神向中共武汉区委作了传达，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同年7月底，中共武汉区委为使各工会组织相互配合和支援，推动武汉工会运动的发展，决定将武汉的20多个工会组织，包括汉阳钢铁厂、扬子机器厂和江岸铁路工会及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等，共3万名会员联合起来，正式建立起武汉工团联合会。它是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是在武汉工人运动高潮中诞生的，是全国建立最早、最大的一个地方总工会。此时，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正值高温季节，项英每天汗流浃背，积极与各工会团体联系，参与重要问题的研究，为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出了大力。

项英在主持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示，于1922年9月、10月和1923年1月，领导了汉口扬子机器厂和英美烟厂工人罢工。

1922年7月2日，在项英的指导下，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定名为“湖北谌家矶扬子厂工人俱乐部”，订立章程七章三十一条。由于项英热心为工人服务，密切联系广大工人，工作主动性强，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和开拓能力，扬子厂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发展迅速，会员达到七八百人。俱乐部还开设了义务学校，有义务教员，分中英文等班教授工人文化知识。在俱乐部成立之前，工厂的许多工人烟赌嗜好很深，负债累累。俱乐部成立后，大加整饬，劝导工人戒除这些不良嗜好，使工人身心受益。俱乐部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工人社团的联系。

1922年9月8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3000多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该路局长王世育重用亲信，虐待工人，要求严惩工头走狗，改善工人待遇。王世育不但不答应工人的罢工条件，反而勾结反动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用武力封闭工会，逮捕工会领导人。项英清楚地意识到：对资本家、官府、军阀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工人起码的劳动条件也难以保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也难以存在下去。

9月23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以罢工行动支援粤汉铁路工人。扬子机器厂工人在项英的指导下，率先响应，向该厂经理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每月发薪期，不得过十三号；

（二）辛（薪）资零数，须作大洋计算；

（三）因公受伤，不能入厂作工，须给工资；

（四）耶稣诞日和年节星期假日，须照给工资；

（五）工人以厂中所发之徽章，有乘坐轮驳的效力。

在项英的领导下，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于25日发表《罢工宣言》，阐明罢工目的：

工人鉴于人群之被压迫，本互相之精神，故全体抵制工作，借表含冤难申之情，惟望各界仁人君子、工商界同仁共表同情，代鸣不平，援之助之，非达改良待遇不休。

俱乐部所提出的五个条件，本属最低的要求，但扬子机器厂厂方不但坚决拒绝，还将工厂大门用铁钉封闭，派人到其他工厂另招新工，代替罢工的工人，以示与罢工工人决裂。针对资本家的顽固态度，项英和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一起，一边揭露资本家的阴谋诡计，一边深入工人中间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项英反复向罢工的工人们宣传：

我们的罢工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武汉各工团都与扬子机器厂有互相辅助的关系，有唇亡齿寒的观念，大家极力帮助，加入火线，与万恶的资本家决一死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在我们！

在项英的提议下，为声援扬子机器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于10月1日向扬子机器厂厂长发出警告书。项英亲自执笔起草《警告书》，指出：

本会以为工界主持公道，维护权利为天职，对于执事所为，为欺负工界全体，务望执事从速改悔，承认工人条件，恢复工作，不然怙恶不悛，甘为戒首，我们团体工团，将以最后手段对付执事，愿执事为名誉计，勿犯众怒，致贻后悔也，并请于三日内答复。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获得圆满胜利后，项英又在扬子机器厂工人中宣传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就是他们有勇敢和坚定的毅力。”因此，“我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江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宣传和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罢工工人们意志更加坚定，团结更加紧密，决心坚持到底，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10月4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武汉轮驳工会、湖北机器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武汉纺织工会、武汉机器米厂工会等工团联合发表声明，声援扬子机器厂罢工工人，敦促厂方尽快答应罢工条件。

而恰在此时，由于工人罢工，扬子机器厂未能如期完成承造美军军舰的任务，驻汉口的美军军舰舰长向厂方提出交涉。军阀吴佩孚害怕美国人采用外交手段，于10月4日急电湖北督军萧耀南从速解决工潮。扬子机器厂厂方迫于压力，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种种条件，于5日签订协议书。

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项英在工人中的威望。

1922年10月10日，武汉工团联合会改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杨德甫任主席，陈天任总干事，林育南任秘书主任，项英任组织主任，李书渠任宣传主任，李汉俊任教育主任，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包惠僧等为顾问。

在武汉许多官办商办工厂的工人为改善待遇、建立工会斗争的同时，一些外资工厂的工人也掀起了反抗野蛮虐待、维护中国工人人格的罢工怒潮。汉口英美烟厂是英国资本家开设的大型卷烟厂，总厂设在上海，汉口是分厂。该厂厂主是英国人，汉口《大汉报》1922年10月25日载文说此人“素视华人如牛马，加之管厂工头，奴颜婢膝，痛辱同胞，以博外人之欢，私用非刑，如上吊毒打、上站台、戴枷、上撑杆、涂脸等惨无人道之虐待，对于女工，尤任调戏，威迫利诱，种种侮辱，实难尽述”。该厂监工也与英国人狼狈为奸，素来残酷虐待工人，任意调戏侮辱女工。烟厂工人不满外国资本家和工头的双重压迫，曾举行多次罢工斗争，但因为缺乏组织和正确的指导而屡屡以失败告终。1922年10月16日，因为监工虐待女工，激起全体女工的罢工反抗，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罢免监工、取消虐待、成立工会的四项条件，要求厂方答复。英国资本家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以取消工作权为威胁，于10月18日贴出布告：凡不愿在本厂工作者，于19日交换牌照，结清欠薪，可以离厂。全厂3000余名工人宁可失业，也不惧威胁，到时全部一齐交换牌照。英国资本家大惊失色，又以无钱发薪进行刁难。工人们毫不退让，坚持要求发给欠薪。英国资本家竟然请巡捕警察来厂弹压。外国巡捕手持皮鞭向工人乱打，并逮捕女工三人。此次罢工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林育南、项英、施洋、许白昊前往领导。10月21日，罢工女工在工厂四周开演讲会，控诉英国资本家和监工、工头侮辱女工的种种罪行。女工们的血泪控诉，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激起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恨。在演说中，项英还用浅显的例子，讲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号召烟厂工人团结起来。

团结得像铁一样，同资本家作斗争。我们要求工作八小时，打倒包工制，要增加工资，女工和男工要同工同酬，要保护童工，延长吃饭时间，病假不扣工资，反对工头打骂工人……不接受条件，我们决不上班。

会议当即通过向烟厂资本家交涉的八项条件：“取消虐待工人的沈、常管厂两人及部分女工头”，“女工用往时工作法，每天加工资一角，用新法时加三角”等，并推选男工代表26人、女工代表36人组成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斗争。

10月23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向全国各工会、各界发出《通电》，揭露该厂洋资本家和工头残酷虐待工人与侮辱女工的罪行，说明该厂工人不得已罢工的原因，呼吁该厂罢工斗争急切“待国人援助”。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10月27日，项英、林育南、施洋、许白昊还组织英美烟厂3000多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洋资本家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罪行，呼吁武汉各界民众：争回国民人格，体念工人困苦，赶快来援助。

第二天，林育南、项英等又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召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棉花工会、水电工人俱乐部、电话工人俱乐部、汉阳兵工厂工会、武汉驳轮工会、纱厂工会等18个团体代表开会，一致通过援助烟厂工人罢工决议，并强调：

如果烟厂资本家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武汉各个工会将通过捐款的形式，帮助烟厂极贫者维持生活，将罢工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

项英等人实行的多种罢工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极大地震慑了气焰嚣张的外国资本家。上海英美烟厂总厂害怕汉口工潮扩大，影响经济收入，特派代表到达汉口，要求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解。双方于10月30日至31日举行谈判，达成革退虐待工人的工头、稍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等十条协议。烟厂答应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这次罢工坚持了13天，取得胜利。

但是，工人复工以后，洋资本家在躲过工运最初的锋芒后，却拒不履行承诺，自食其言。不但如此，还变本加厉，无故开除罢工的工人代表，增加工作时间。一时之间，烟厂的工人愤怒了。1923年1月4日，已经有了斗争经验的烟厂工会再次举行罢工。烟厂工会在《罢工宣言》中强烈地谴责了洋资本家违背协定的丑恶行径，号召工人们一致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战斗到底，“尤其是要与国际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战斗”，并进一步提出了包括上次条件在内的15项要求，表示不达到目的，誓不复工。

林育南、项英、施洋等领导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仅发动武汉各工团进行声援，而且向洋资本家施加压力，迫使厂方迅速接受工人的条件。

英国资本家受到各方面的谴责，恼羞成怒，设计报复工人，佯称工厂停办，要女工、男工分别于1月12日、13日来厂领取欠薪。当数百名女工被骗进厂时，等候在场内的武装巡捕立即出现，肆意殴打女工，受伤者达到20余人。英国巡捕殴打女工的暴行，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慨，他们重申：决心与英资本家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殴打女工事件发生后，项英等人紧急商议，于1月17日，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向英国资本家发出《最后警告书》，警告英国资本家：

不必再用欺诈手段，迅速允许工人之要求条件，否则决以敌对地位，号召我国人，断绝通商关系，禁绝贵厂纸烟之目的。

英国资本家再次领教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出于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担心断绝通商关系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只得再次请求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停。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派法律顾问施洋，以烟厂工会仲裁人的名义参与谈判。经过四次谈判，终于迫使英国资本家屈服，于1月20日签订协议，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项英等工人领袖因此进一步赢得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崇敬。

在这以后，项英又参与领导了武汉三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几乎所有的罢工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到1922年12月底，加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有27个工会组织，会员达4.8万人。湖北及武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一系列的罢工斗争中，项英采用了多种罢工策略，在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运经验，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

在二七风暴中

京汉铁路是中国交通大动脉之一，北起北京，南至武汉，全长1000多公里。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非常重视这条铁路，它不仅为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提供了交通方便，而且他每月七八十万元的军饷也来自这条铁路。中国共产党对这条铁路也很重视，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项英、许白昊等，都直接或间接领导了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使京汉铁路工运的发展走在陇海、津浦、京奉、京绥等铁路工运的前列。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铁路工人施行了最野蛮、最专横的管理制度，把工人当做牛马一样驱使。在政治上，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铁路工人所受的压迫是十分严重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采取各种反动措施，打击新兴的铁路工人。他们不把工人当人看，随意打骂、侮辱、搜身、开除。反动政府接连制定各种压迫工人的法律和条例，禁锢工人的思想和行为。

铁路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外国资本的侵入，开辟了中国的劳务市场。过剩的廉价劳动力促使资本家不愿意加大投资更新和改造设备，使铁路工人用落后的设备从事着繁重的工业生产，以榨取更大利润。反动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制定真正保护工人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条例。资本家又不肯改善劳动条件，采取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措施。京汉铁路工人被迫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从事时间长、强度大、有损健康和危害生命的劳动。当时人们盛传是铁路工人的白骨筑成了京汉铁路。

铁路工人每天至少工作十个小时，多的则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且长年累月，没有节假日，遇有事情请假要扣工资，对生病和工伤致残的一概不管。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元，仅及京汉铁路局长月工资的百分之一，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们为了生存，迫切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在1921年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受挫的教训中，深感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团结战斗。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首先发起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号召，得到全路广大铁路工人的欢迎，在有各站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确定对全路的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的整理。

1922年8月初，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和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之后，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十多个车站也正在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郑州第二次召开京汉铁路各基层工会负责人会议，讨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事宜。张国焘、包惠僧、项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经过三天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江岸铁路工会委员长杨德甫任主任委员，长辛店铁路工会委员长史文彬、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分别任副主任委员，项英任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具体负责筹备事宜。京汉铁路共有16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会议还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筹备委员带回各厂、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相当繁重，项英把建立、扩大基层工会作为筹备工作的重点来抓。他深入到京汉铁路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等车站，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道路，帮助工人组织起工会组织，与厂主、资本家、洋监工、绅士、军警作斗争，为工人争得了待遇，提高了工资。项英在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介绍加入共产党，林祥谦和施洋就是项英亲自介绍入党的。

林祥谦（1892—1923）

施洋（1892—1923）

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向党组织积极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项英认为施洋的本质是好的，思想是进步的，就和许白昊共同介绍施洋入党。但在中共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没能通过。在这次会后，项英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另一方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的分析。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终于批准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项英和各地工会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京汉铁路的基层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到1922年年底，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16个工人较多的车站，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全路其他较小的车站，也组织了工会小组，工会组织已经遍及全路，会员达3万多人，京汉铁路成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会议，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全路工会组织已经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已经到来。会议决定：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机关设在全路的中心郑州车站。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加典礼。

会议确定抓紧起草《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等文件。项英参加了文件的起草。

项英参加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第二条写明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的争端；

（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

（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这个章程表明了工会的政治主张，它是为全体工人谋利益的，是要与全国各业工人以至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因而得到广大铁路工人的拥护。

1月中旬，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招牌已在郑州花地岗玉庆里4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挂出。1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各工会代表来郑州参加典礼的来回免票已由路局发出，代表住地在郑州市中心的五洲、福昌、第一宾馆等旅舍，成立大会会场布置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一个戏园——普乐园里。一切都安排就绪，工人们欢天喜地，只等开会这一天的到来了。然而，这一天却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3万多工人同反动统治阶级激战的开始。

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表面上同意成立总工会，几天前，他还派人给总工会送来了锦旗，表示支持。但是，他的顶头上司是北洋军阀政府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吴佩孚的后台老板是英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英国人得知京汉铁路工人要成立总工会，吓得不得了，立即指使吴佩孚，要他千方百计设法阻止。

吴佩孚视京汉铁路为其命脉，主要是因为这条铁路的路款收入是其军费的大来源。从1920年到1922年年底，吴佩孚从京汉铁路就截取路款合上等白银680万两，从而为他扩军备战，一举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吴佩孚不仅以“保护劳工”欺骗工人，还采取多种虚伪手段笼络工人。直奉战争后，他向京汉铁路北段工人颁发肖像奖章，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等，都是企图以此抵消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驱使工人俯首为其军阀混战的目的服务。但是，京汉铁路工人并不受他的欺骗，仍然按照党发展工人运动的既定方针，大力进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工作。

第二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后，根据公开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曾派高斌等人赴洛阳向吴佩孚通报，说明总工会是根据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而组织的。当时吴佩孚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仍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可是，当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取得8月罢工的胜利以后，仅为工人增加工资一项，使吴佩孚在京汉铁路的收入每月损失6万元（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条件是，每人每月增加工资3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2万人，路局每月要多开支6万元）、每年损失72万元，因此他反对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很自然的。当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将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时，大为震惊。

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行动使军阀吴佩孚及其爪牙赵继贤和冯沄既害怕又着急。赵继贤和冯沄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面上答应了成立总工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冯沄亲赴洛阳，向坐镇该处的吴佩孚口头密报郑州事态，还由赵继贤起草了一份危言耸听、造谣陷害的密电，恳求吴佩孚出面禁止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赵继贤在这封电报中，竭尽颠倒黑白、煽风点火和出谋献策之能事。电文内容是：

据报2月1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

1月28日，吴佩孚电令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要他对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拿着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吴大帅有命令，禁止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项英和筹委会成员非常气愤，跟黄殿辰据理力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

1月30日，吴佩孚从洛阳来电，要总工会筹委会派人去谈判。筹委会立即派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李震瀛、李焕章五名代表前去洛阳。项英等留在郑州继续为召开成立大会做准备。

五位代表从郑州到达洛阳后，吴佩孚很快就接见了。他盛气凌人地说：“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对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是民气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地区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许你们成立工会，但就是不准你们开什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代表们以吴佩孚过去提倡的“约法”“主张”和他争论，吴佩孚冷笑说：“这些道理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说完，冷笑数声，起身走了。

1月31日晚，代表们从洛阳返回郑州，立即召集筹备会负责人开会，杨德甫等向大家报告了同吴佩孚谈判的经过和吴佩孚准备武力镇压工运的信息。怎么办？是坚持按期开会，还是屈从于吴佩孚的压力？大家展开讨论，商议对策。

杨德甫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工会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就不能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照顾他的面子，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项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

以凌楚藩为主的一部分人持另一种意见。他们说：“吴佩孚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是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暂缓一两天，再派人与吴佩孚交涉。”

项英对上面两种看法都不同意。他说：

这两种看法，表面上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都未能识破吴佩孚的假面具，对他抱有希望。

他认为：

我们不能让步，因为会期已经向全国公布，如果改变会期，必将损害工会的声誉，挫伤工人的积极性。因此，会议应如期举行。

项英还大声疾呼：

我以为今天是考验我们决心和力量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已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可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

最后他热泪盈眶地说：

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

大家久积在内心的受压迫的痛苦顿时化为怒火，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项英的意见，仍按预定计划，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喜讯传出后，全路工人欢欣鼓舞，都认为这是关系到工人前途命运的大事。在各地分工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按照《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的规定，积极投入到推选出席总工会成立大会代表的活动中。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对大会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总工会成立大会采取合法的公开方式进行。由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和项英等组成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办事小组，全面展开了会前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向当地政府和铁路当局呈报立案，并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及有关分部、各铁路与各地有关社会团体、新闻单位及学生组织等发出请柬，邀请代表参加总工会成立盛典。为了避免通知疏漏，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报纸上，登载《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事》，向社会各界通告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

会议所在地郑州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在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的领导下，分别成立了会务组、生活组、宣传组和纠察队，担负起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务和接待工作。郑州的五洲大旅馆、大金台、万年春、福昌旅馆和第一宾馆都被租赁下来，作为与会代表和来宾的下榻处所，还向三个饭庄包定伙食，为代表们提供进膳场所。为便于工人列席听讲，把郑州最大的戏园——普乐园借下，作为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址，门前扎起松柏牌楼，内部也装饰一新。郑州车站也搭起了松柏彩门，欢迎代表与来宾光临大会。此外，还组织工人与家属扎制灯笼，为总工会成立当晚举行提灯会做好准备。全市一片喜庆欢腾景象。

1923年2月1日早晨，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各地来宾，都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吃过饭就去参加大会。也就在此时，吴佩孚驻郑州市第十四师和郑州警察部队，已实行全城紧急戒严。项英在1932年2月3日的《“二七”事略》一文中写道：

路上布满军警，特别是到会场一条大马路，有千余武装军队，梯子形横列在马路上约半里之长，妄图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

项英看到这种情景，坚定地认为，会议必须开，决不能为武力所屈服。

上午8时，各地代表在五洲大旅馆门前集合，手持红旗，各社会团体来宾携带赠给大会的匾额，以军乐队为先导，整队向普乐园戏园进发。项英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总干事，在队伍前面指挥着，同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劳工神圣！

争集会结社自由！

工人们联合起来，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当队伍行进到福寿街交叉路口时，戒严军警曾举枪试图阻拦。但这支由代表、来宾和工人组成的队伍是正义之师，旌旗所指，义无反顾，不为武力所屈，仍然继续前进。当行进到德化街南，队伍向右转到钱塘里，径直奔向百多米外的普乐园会场时，带领1000多名军警在那里警戒的黄殿辰顿时惊恐万状，立即下令军警横枪拦截。面对军警的武力阻挠，代表们感到无比愤慨，遂由项英、李震瀛、康景星等向黄殿辰提出严重抗议，展开辩论。

黄殿辰依恃持枪军警，只是一味威胁，双方在街心相持对峙两小时，代表和来宾更是怒不可遏。项英向黄殿辰交涉说：“我们并非开全体大会。只是向总工会送匾庆贺，这是商家百姓常有的事，难道工人就不能这样做吗？”黄殿辰出示吴佩孚的电报说：“吴大帅有令，禁止在这里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今天戒严，不但不准送匾庆贺，连路也不准你们走！”项英听黄殿辰如此蛮横肆虐，当即厉声怒斥：

你们这些军阀臭官僚，不去反抗列强，剿祛兵匪，反而蹂躏人民，欺压工人，请问你们哪里还有一点正义良心？

黄殿辰理屈词穷，立命军警举枪威吓。早已愤怒难忍的康景星，解开衣襟，挺胸向前，一拍胸膛，怒声呵斥道：“怕死鬼不闯阎罗殿，谁要动武，请朝这打！”一股浩然正气，逼得军警连退数步。此时施洋趋前谴责黄殿辰说：“军阀无正义，强权无公理，替他们卖命者全是奴才和走狗！”军警们听得神情木呆，项英马上振臂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咱们向前冲啊！”

代表和来宾齐声应和，愤怒地向前猛冲，势不可当。在冲突中，所有礼品均被军警击落在路旁，数千人组成的队伍潮水般直奔普乐园。此时普乐园大门已被军警落锁，并贴上警察局的封条，工人们一拥而上，三脚两撞把门闯开，队伍拥进会场，又用凳石条把门顶住。当时在现场的中共武汉地区党组织和工会负责人包惠僧，在1926年所写的《二七惨案略史》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龙同志，率领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

这时，大批军警将普乐园层层包围起来。警察局长黄殿辰带领荷枪实弹的大队警察闯进会场。黄殿辰跑上主席台高声叫喊：“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军法从事！”但是，代表和来宾们都不理会这种威胁，在“劳工万岁！”“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声中，大会主席紧急宣布开会。有关人员分别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宗旨、筹备经过及与吴佩孚谈判的情形，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接着，施洋、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罗章龙等相继致词祝贺。会议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

军警虽然装出箭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着重在威胁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实行镇压。

项英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胜利举行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也对反动军警破坏大会的罪恶行径气愤不已。他密切注视会场内外反动军警的动静，带领工人纠察队随时准备战斗，甚至流血牺牲。

吴佩孚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按时召开，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和警察局长黄殿辰“饭桶”之后，连下三道命令：军警占领工人所住旅店，不准工人走动交谈；所有的旅店、菜馆不准卖饭菜给工人吃，让他们饿肚子离开郑州；封闭京汉铁路总工会，砸毁匾额、礼品，没收文件、书报。

为了维护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党团秘密紧急会议。据罗章龙回忆，出席这次决策会议的有罗章龙、史文彬、项英、许白昊、林育南、李震瀛、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代表们对吴佩孚的反动命令和军警的罪恶行径愤怒无比，他们决心斗争到底。紧急会议作出决定：

1923年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杨德甫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任副委员长，项英任总干事。

会议决定将罢工指挥部（总工会原班人马）由郑州移至武汉江岸。会议还根据项英的提议，研究和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提出复工的五个最低条件：

撤革赵继贤和冯沄，查办黄殿辰，赔偿大会损失六千元，送还一切牌匾礼物，并由郑州地方官赔礼道歉。

《罢工宣言》还明确指出，如不达上述条件，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工人将一律罢工。

会后，项英、史文彬分头召集各分会代表开紧急会议，传达总工会党团会议精神。项英在会上反复强调：

全路要一起行动，在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不后退。

会后，各地代表陆续离开郑州，项英和武汉方面的代表于当晚11时乘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张国焘、包惠僧、陈潭秋、施洋等又紧张地研究了罢工事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了沿途各车站工会。最后项英坚定地请求：“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吧！”

京汉铁路总工会作出决定，在全路举行总同盟大罢工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阶级矛盾在对立斗争中尖锐化的标志。这次总同盟大罢工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而必定产生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在项英、林育南和施洋等参与起草的《罢工宣言》中，公开指出军阀吴佩孚是武力摧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魁祸首，是“祸国殃民的军阀”。说明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的独立政治力量，并且英勇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打倒封建军阀的斗争方向。

1923年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在江岸正式办公，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指挥中心。罢工委员会总干事项英，夜以继日地进行各项罢工的准备工作。根据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的党团紧急会议的决定，将工人纠察队改组为工人纠察团和调查队。纠察团由身材高大又会武术的罗海澄任团长、曾玉良任副团长，负责在罢工期间维持社会秩序；调查队负责探听消息、放哨和夜间巡逻。除此之外，他还将工人十人一组地组织起来，每组推选组长一人，如有急事，可在短时间内将数千名工人召集起来。项英的这些做法，对罢工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2月4日上午8时，吴佩孚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仍未予答复，于是京汉铁路全线工人举行罢工。先从郑州开始，接着是长辛店、江岸，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客货列车一律停驶，工厂一律停工。各站工人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了车间、站台。运行的火车，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整个京汉铁路像一条僵死的长蛇，趴在地上不能动了。

在罢工开始举行的同时，由项英参加起草和印制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员》《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等文告，迅速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张贴和流传。《敬告旅客》的文告中写道：

军阀官僚的摧残，工人忍无可忍，工人罢工是军阀逼出来的，希望旅客对工人的罢工给予同情，和工人一起同军阀官僚作斗争。

《敬告本路司员》的文告中写道：

司员与工人，名称虽然不同，有劳心与劳力之分，但都是受封建官僚和资本家压迫的，要免除痛苦和压迫，必须起来奋斗，联合一致，打倒共同的敌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在写明罢工的原因和理由后，号召工友们要顾及光明的罢工，保全神圣的名誉，遵守秩序和规约，表现工人真正的精神。

这些文告，反映出项英和罢工其他领导者斗争的坚定和领导的才能。在揭露军阀摧残的同时，争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司员和工人一起参加罢工，使罢工工人明确必须遵守的规约，因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上海、北京、湖南、安徽等地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慰问。北京、天津、武汉、长沙、上海等地的多家报纸，对罢工起因和进展情况作出大量及时而详尽的报道。武汉和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武汉的学生帮助工会印刷和散发罢工刊物。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了《为京汉铁路罢工言》，对工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决心要尽“充分的援助”，要手挽手一致联合起来，“争夺我们共同需要的民权，摧倒我们共同痛恶的顽敌”。而对罢工消息最为欢欣鼓舞的是各地的工人，其中行动最快的是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他们在2月4日中午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援助京汉铁路工人事宜。他们确定：

（一）发表宣言敦促京汉铁路当局早日解决；

（二）联合湖北各工团举行示威游行；

（三）联合全国劳动界总罢工。

这些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吴佩孚又急又气，暴跳如雷，下令军队开进京汉铁路各车站，包围在江岸的京汉铁路罢工指挥部；并指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等，要他们一面派人到江岸罢工指挥部谈判复工条件，发动和平攻势，麻痹总工会领导人，另一方面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指挥武装部队占领工厂，监视工人的活动，强迫大智门车站卖票，还从工人家里捉去两名火车司机，强令他们开车。负责指挥纠察团的罢工委员会总干事项英得知后，立即派纠察团率2000余名工人，包围军警，将两名司机抢回。在和军警格斗中，纠察团五名工友又被抓去，军警以此要挟工会交出被抢回的两名司机。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刻包围了江岸附近张厚生的驻地，高呼：“还我工友！谁破坏罢工就坚决打倒谁！”张厚生躲在军政府衙门里不敢出来，要求工会派代表去衙门里谈判。项英、张濂光、罗海澄等四人被工会推举为谈判代表。当他们走进军政府衙门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门内窜来跑去。项英连瞟都不瞟他们一眼，昂首阔步走了进去。谈判一开始，张厚生气急败坏地说：“京汉铁路乃吴大帅全军的经济命脉，你胆敢唆使京汉全线2万多名工人罢工！”

项英义正词严地驳斥说：

铁路工人日夜不停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工人要活命，不得不罢工，这是你们逼出来的，你们必须迅速答复工人的要求！

张厚生非常恼怒，他知道项英是罢工的重要领导人，就把他和另外三名代表关押起来，并以枪毙、杀头相威胁，企图让项英下令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地回答：“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

张厚生扣押项英等工人谈判代表的消息传开后，罢工工人的义愤犹如火山爆发，数千名罢工工人包围了汉口军政府，高呼：“反对关押我们的谈判代表，立即释放我们的谈判代表！”张厚生见工人人多势众，被迫于2月6日晨将项英等四人释放出来。

为援助京汉铁路工友，2月5日下午，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决定由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告举行总同盟大罢工。2月6日上午，陈潭秋、林育南等率领武汉各界代表和工人群众1万多人，组成慰问队，携带大量慰问品，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先召开慰问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在慰问大会上，项英、林祥谦、施洋等发表讲话，号召工人群众义无反顾地坚持斗争到底。在数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中，项英、林祥谦、施洋等人，同陈潭秋、林育南等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走在最前列。游行队伍由江岸经过租界抵华界，历时两小时许，沿途又加入3000多人，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商民多呼“欢迎”，巡捕岗警不敢阻拦。

罢工斗争形势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十分恐慌。驻北京的各帝国主义使馆连忙召开会议，要求北京军阀政府用武力干涉工人罢工。驻汉口的英国领事，召集洋资本家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代表在租界内开会，筹划用武力镇压工人罢工。唯洋人马首是瞻的吴佩孚，于1923年2月6日致电萧耀南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命令军警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行动，镇压罢工工人。

由于京汉铁路总工会设在江岸，这里便成为军阀屠杀工人的重点。张厚生用了许多诡计，企图将总工会领袖诱骗出来，一网打尽。这些都被项英等工人领袖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的先决条件11条，并要求对等负责，保证安全。

2月7日上午，武汉学生、妇女、新闻各界又有许多代表慰问江岸工人。2月7日下午2时，张厚生率大批军警包围江岸。先是派一警官到罢工指挥部假惺惺地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贵总工会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贵会所提几项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来。”

项英见军警态度由蛮横强硬变得如此和缓，感到可疑，暗想这可能是张厚生使的毒辣阴谋：以谈判为名，欲将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于是项英警惕起来。他让警官稍等片刻，自己拿起桌子上的毛笔，立即开了一张假名单交给警官。这个警官非常高兴，装模作样地说：“请代表们5点钟在工会里等着，我们准时来。”待警官离开罢工指挥部后，项英立即派人向陈潭秋、林育南等领导人报告军警的新动向，要他们到工人住宅中隐蔽。项英作为总工会谈判的全权代表，与其他数人在罢工指挥部等候，准备同张厚生等军警展开面对面的谈判斗争。可是，还不到约定的时间，萧耀南、赵继贤、张厚生等刽子手导演的假谈判真屠杀就开始了。

张厚生以为总工会重要人物已经在工会集中，即亲自指挥两营军队，全副武装，手拿绳索，分三路向工会猛扑过来，包围总工会，强行占领了罢工指挥部。项英和工人纠察团团员同仇敌忾，赤手空拳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敌人的机枪、步枪不停地向工人扫射，大刀、刺刀向工人又砍又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2人当场牺牲在工会门前，受伤的有几百人，还有大批工人被捕。曾和林祥谦打过交道的一名警官，发现林祥谦在被捕工人之中，就将他拉出来，要他下令复工。共产党员林祥谦英勇不屈，拒不答应。敌人就把他和几个火车司机一起绑到江岸车站，林祥谦被绑在月台一根电线杆上。在斗争的严峻时刻，项英率领工人纠察团约百余人，冲进了车站。当他们快扑到林祥谦的身边时，站在车站指挥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刘家庙立刻变成了战场，枪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线杆上的13名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外，其余的人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的血泊中。反动军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天晚上，敌人又逮捕了施洋，2月15日将他枪杀在武昌洪山脚下。项英则冒着枪林弹雨从屠杀场中奋力冲了出来，机智地穿过敌人设置的重重关卡，来到了事先约定的秘密联络点。

就在二七惨案发生的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历数军阀在长辛店、江岸等地制造惨案的详细情形，指明了工人遭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号召工人阶级：

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在二七惨案发生的这天夜里，项英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家中，出席了包括有张国焘、林育南、杨德甫、陈天等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讨论应该采取的步骤。

张国焘在会上首先提出，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举，现在应该退却，迅速下令复工。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项英和在场的多数人都坚决反对立即复工，认为应坚持继续罢工，直到取得胜利为止。他无法压抑心中的愤慨，当面批评张国焘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为何屈服？张国焘看到继续讨论下去无法统一思想，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张国焘还谈到他对吴佩孚的残暴本质没有充分估计到，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项英和其他原来持反对复工意见的多数人，见是党中央的决定，只好按照组织原则，表示服从。会后，他们便按照分工，分头迅速传达撤销原有罢工命令，要求工人立即忍痛复工。2月9日，项英等人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复工命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命令说：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唯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这次大罢工以惨案而告终，使中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挫折。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州、安源等少数地方还可以公开活动外，大都被迫停止活动或转入地下，工人运动被迫暂时转入低潮。但是，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所播下的火种，将永远激励和鼓舞中国工人阶级继续斗争下去。

在这场生死大搏斗中，项英死里逃生。他在反动军队乱枪射击时，潜伏在长江边上，直到夜晚才搭一只小船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家中。并在这里建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与林育南、许白昊等调查工人死难情况，成立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秘密恢复工会组织，整顿工人队伍。京汉线的武汉、郑州、长辛店等地均成立了二七惨案善后委员会，项英和罗章龙负责这项工作。他们组织积极分子，把救济款挨家挨户送到死伤者家属手中，使得家属得到了慰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许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大家摊钱掩埋受害者的尸体。林祥谦烈士的尸体在江岸车站，敌人不准收尸，项英指挥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转移了他的尸体。施洋烈士遇害后，地下党组织力量，将他的尸体掩埋在武昌江边的一座小庙附近，以后移葬在洪山山头。

项英将第三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各国赤色工会募集来的经费，主要用在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上，他力求每一位受难工友的家属得到生活照顾，他将海内外对工友的捐赠一一送到死难烈士家属手上。在有一次看到一位工友特别困难时，他与许白昊甚至当掉了自己的衣服来进行救济。为了更好地进行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联络失散的工友，中共汉口地委在日租界开了一个洗衣店，原江岸分工会庶务干事周元任店主，项英负责领导。项英等以洗衣店为掩护，救济二七死难者家属和失业工人，营救被捕工友和工会干部，将失散的工人骨干队伍尽快组织起来，逐渐秘密恢复了工会组织。京汉铁路沿线各主站的工会组织虽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许多工运领袖仍然在秘密开展活动，串联失散的工人继续斗争，为恢复工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

二七惨案发生半个多月后，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胡鄂公、彭养光等五人，为吴佩孚、萧耀南屠杀工人事件对其提出弹劾议案。1923年2月下旬，项英按党的安排来到北京，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当时，这些国会议员大多是清谈家，对于二七惨案的事实并不了解，有的说“传闻总是言过其实”，有的说“吴大帅保护劳工，说杀人恐怕有诈”。提案人胡鄂公越听越生气，愤然站起，激动地说道：

诸公出言蹊跷，莫非怀疑提案有假？鄙人等卷中所述，是一个从血尸中爬出的青年讲的。诸公不信，这人就在外面，可以叫他到会报告详情！

经过争辩以后，议员们终于同意门外的青年进来作报告。这位青年，就是项英。

作为中国有国会以来第一位到国会作报告的普通百姓，项英一进国会，便使议员们大为震惊。项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众议院作了二七工潮的报告，推动议员提出对军阀萧耀南、反动工头赵继贤的弹劾案。虽然这样的弹劾案最终不了了之，但项英在国会的报告，揭露了吴佩孚屠杀工人的残暴行径，让世人了解到了二七大罢工的真相，也从政治上为工人争取了权利。

反动军警鉴于项英等人仍在活动，于3月23日发出通缉令，通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17名工人领袖。项英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仍顽强地坚持工作，直到党组织通知他转移。

项英先是转移到长沙，然后秘密转移到上海。

在长沙，项英见到了毛泽东。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夕，时任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毛泽东，就曾经写信给项英。信中说：

当前工人运动轰轰烈烈，作为领导人要看到工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同时，策略要慎重，要预防敌人的镇压。

二七惨案后，毛泽东领导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连续四次通电，严厉谴责吴佩孚是“人类之公敌”“万世之罪人”，呼吁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联合起来，“通申共愤，鸣鼓而攻”。项英这时与毛泽东见面，进行了长谈。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检讨了二七罢工的经验教训。

随后，项英离开长沙奔赴上海。在上海，他与林育南立即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真相，联合全国各界同胞继续同军阀作斗争。项英与林育南还主持编写了《二七工仇》，该书详细地记述了二七大罢工的英雄史实，辑录了罢工的各种文告和照片，讴歌了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揭露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鼓励工人阶级牢记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代表，代表当时全党420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项英向大会报告了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和经验教训。多数代表赞同项英的看法，认为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受到一些损失，但意义深远而重大。共产国际来信亦称：

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

在那场斗争中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年仅25岁的项英，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结束后，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潜回武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这时的工运工作，比二七大罢工前要困难得多。二七大罢工前，吴佩孚为笼络人心，曾发表过“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工人运动处于合法的地位；二七惨案后，吴佩孚撕去了假面具，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屠杀政策，严禁工人集会、结社。二七大罢工前，武汉有一批坚强的工人骨干和健全的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高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骨干大多牺牲，各级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面对这些困难，项英没有却步，他运用在武汉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深入工棚和工人居住区，耐心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地点燃起工人们胸中的革命烈火，把一部分基层工会恢复起来。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斗争失败后，全国工运形势从高潮转入低潮。上海工人的罢工高潮则早于此，在1922年11月即行退潮，随后转入消沉。当时中共上海地委认识到，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工运工作“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直至1924年春，全市仅有工人党员八名，实难开展活动。这种情况显然与上海作为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城市身份极不相称。

1924年春，中共武汉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白昊、刘伯垂、杨德甫等七人被捕，项英、林育南、李汉俊、李书渠等被通缉，原武汉区委书记李立三和区委委员项英虽然脱险，但在武汉一时难以继续工作。党组织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调他们到上海工作。项英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具体分工上，李立三重点负责沪东杨树浦地区，项英负责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地区。

当时日本在上海开办的15个内外棉纱厂，有11个在小沙渡。日本厂主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只有一角至两角，当时次等米每石十元左右，卖命一个月还换不来一石米。资本家和工头经常殴打工人，“贱种”“亡国奴”是他们辱骂中国工人的口头禅。为了防止工人反抗，厂方不许工人读书识字，禁止工人在车间内交谈。1922年后，日本纱厂开始用养成工取代成年男工。养成工是厂方从乡下招来的女孩子，在进厂后三至六个月的养成期内，白干活不拿钱，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日商纱厂残酷虐待中国工人，首推内外棉纱厂，手段极为残忍，主要有：

（一）工人上工须于每晨5时3刻以前到场，倘有延迟，即不允入内，停止一日间之工作，每日工作12小时，稍一停息，即克扣工资。

（二）不放工人出厂午餐，工人均携带冷饭入厂，以开水泡食，但日资本家绝不以开水供给，工人十之八九均因此生病，甚至致死。

（三）任意调戏女工，稍有反抗即令其停工。

（四）工人初来时，常许以高价之工资，待来厂日久，即减去原定额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五）工人误伤机器，不问理由即遭毒打，至气息仅存。

（六）工人大小便亦加以限制。每日给以牌照，每纱间仅一木牌，数百人轮流使用，以致竟有日欲小便一次犹不可得者。

（七）为谋巨利，工作较老之工人常无理开除，易以新童工或女工。

具有丰富工运工作经验的项英，深知中国工人由于受日本资本家和监工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容易激发起斗争热情，因而他把工作的重点，选择在小沙渡的11个日本内外棉纱厂里。

他经常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向他们问贫问苦，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项英曾当过多年的纺织工人，他了解纺织工人的苦难，跟纺织工人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那平实的语言、浅显的道理常常能引起工人们的共鸣。“他的话都能和工人的思想相接触的，因而他讲的种种痛苦都是工人亲身经历过的，如工钱少、时间长、受打挨骂、无故开除，等等”。由于彼此间谈得很投机，项英和工人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他结识了姜维新、王瑞安等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并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在项英的鼓励下，姜、王等人以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周围，组织了工会，原来厂里一些工贼和流氓拼凑的工会很快失去群众的信任。

这段时间，项英还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办的沪西工人补习学校中担任教师，亲自对听课工人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化和阶级教育。讲课之间，他常常满怀激情地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劳工当家做主以及二七大罢工中工人英勇斗争的情况，给工人们以很大的鼓舞。项英还让大家讨论：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以此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帮助工人提高政治觉悟。当工人得知“项先生”原先也是纺织工人时，对项英更加信任和崇敬了。

1924年夏，项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研究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党对产业工人的影响，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准备斗争。在武汉曾组建过著名的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项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筹建之责。经他布置，嵇直、孙良惠、徐玮、刘贯之等分头进行准备，项英自己则亲自在工人中宣传建立俱乐部的好处，鼓励工人踊跃参加。他告诉工人，“应该组织一个俱乐部，便于工人读书，交换知识，联络感情，提高文化，使工人认识剥削，认识压迫”。项英等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租得新建平房三间，两间准备作教室，一间作文娱室，门前的空地作为活动场地。项英还以教员的名义向社会募钱，用它买了一些必需的桌凳和文娱用具。一切就绪后，在9月1日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与会的有30多人，制定了草章，项英当选为俱乐部委员会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嵇直为秘书（不久由刘华接任），刘贯之等为干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上海纺织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重要工人团体。要求是：参加俱乐部的部员，要有两个人介绍。部员保密，不得对外公开。当选委员的有刘华、顾秀、李瑞清、刘贯之等。项英在会上作了讲演并当即写下“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16个大字，张贴在中堂上作为俱乐部公认的宗旨。

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积极采用多种形式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其基本方针是通过宣传来组织工人。俱乐部最初只开办识字班和补习班，通过学文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项英和邓中夏、刘华、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等经常到俱乐部教书、演讲，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们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真理。由于工人入学一律不收学费，再加之教员通俗生动的讲解，后来慕名前来听课的工人越来越多。尽管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几个班，教员忙得应接不暇，但仍不能满足需求。面对工友们求知的急切心理，项英决定改变宣传方法，一方面继续识字班和补习班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办讲演会、游艺会。讲演会可以在露天举行，容纳的人多，因而效果也比识字班好得多。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出色，组织工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至1924年年底，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会员近2000人。

项英在举办工友俱乐部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上海当时有共产党员不足百人，工人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就更少。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项英明确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去团结发动工人，斗争是很难展开的，即使开展了也很难坚持发展下去。因此，项英非常重视对俱乐部活动中积极分子的培养，他向他们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讲团结工人、组织工人的办法，启发他们认清只有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有出路，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在工人俱乐部内，项英直接负责工人骨干的培养工作。他经常分批分组地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活动能力，有些人后来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样，一支坚强的工人阶级的骨干队伍便在沪西迅速形成了，其中顾正红、陶静轩、孔燕南、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王有福等，“是上海产业工人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俱乐部成立三个月，在工人中深入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积极分子队伍不断扩大，成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总人数近2000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1925年1月，项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四大的决议明确指出：

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要在其中取得领导地位。

根据这一精神，项英和刘华等人认真研究了俱乐部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夜班工人已劳动了11个多小时，又饿又困。粗纱间一位12岁女工支持不住，靠在车上打瞌睡。日本领班闯进车间，抬脚对她猛踢，她被踢倒在地上直呻吟。男工们见状愤愤不平，群起指责日本领班，厂方竟贴出布告将粗纱间夜班的50名男工全部开除。工人被激怒了，粗纱间日班男工首先罢工，表示坚决与夜班工友同进退。

当时项英刚参加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决定因势利导，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回击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的残暴行径。党中央对这次罢工十分重视，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来领导罢工斗争，主要成员有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刘华、杨之华等。

由于这次罢工是以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出面组织的，所以罢工前的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都落到项英身上。党中央作出决定后，项英立即回到沪西，召集日商纱厂工人骨干开会，具体研究和部署罢工事宜。上海老工人蒋自强、许维之在回忆录《项英同志与上海二月罢工》中说：

那时，项英同志忙得日夜不停，冒着风雪和同志们一起四处寻找罢工工人集合的合适场所；他深入到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周密部署罢工；他反复和工人骨干一起商讨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各项条件……

为了组织罢工，项英把全部身心都扑了上去。

俱乐部为避开帝国主义的直接镇压，从公共租界迁到浜北潭子湾领导罢工。1925年2月4日，各厂罢工条件基本成熟，遂以俱乐部名义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六项条件：

（一）不准打人；

（二）按照每人工钱加给十分之一，不得无故克扣；

（三）恢复八厂被开除之工友；

（四）两星期发一次工资，不得延期；

（五）罢工期间的工钱厂方照常发给；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在项英等人的热情鼓励下，工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恨不得立即罢工，同日本资本家斗争到底。项英劝说工人们忍耐到2月9日下午再举行罢工。因为他考虑到：小沙渡地区的各个日本纱厂都是每月8日和9日这两天发工资，当时工人生活很苦，都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如果领不到工资，全家老小的生活就没有着落，罢工就无法进行，即使罢了工，也难以坚持下去。

1925年2月9日下午4时，雪后初晴，日商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的万余名工人，怀着对日本资本家的强烈愤恨，在交接班时，趁日本资本家毫无准备的时候，在一片“摇班呀”“摇班啦”的喊声中，纷纷关闭机器，涌出厂门。工友们一面跑着一面高呼“不准东洋老板打人”“不准东洋老板无故开除工人”的口号，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的空地上集会，宣布实行同盟总罢工。项英与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也亲临第一线指挥斗争。

“反对东洋人打人”的白布大旗悬挂在会场中央，这个口号喊出了广大工人长期积压在内心的痛苦和反抗精神，成为二月罢工的嘹亮号角。

刘华宣布罢工大会开始，接着项英代表沪西工友俱乐部讲话。他那激昂慷慨有力的声音，赢得了全场近万名工人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李立三、邓中夏等也先后发表了讲话。会上，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并经过俱乐部骨干的酝酿，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由刘华任委员长。刘华宣布：“日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拥护工会！”“听工会的命令！”“我们要同东洋老板斗争到底！”的口号一阵阵此起彼伏，如声声春雷，震动着沪西大地。到2月12日，内外棉11个厂1.5万名工人全部参加了罢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有22家日本纱厂，3.5万多名工人。项英为罢工的不断扩大和初步胜利感到高兴，更为如何把罢工更进一步地引向深入，取得更大的最终的胜利而深深地思索着。他对骨干们说：

这次反帝大罢工，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重大威慑，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次沪西二月罢工，每天使日本内外棉纱厂损失达25万多元，给日商资本家以沉重打击。日本《大阪金融》惊呼：上海二月罢工是“整个日本纺织业之生死问题”。开始，日商资本家想用金钱诱骗工人停止罢工，结果被项英等罢工领导人识破，没有得逞。于是，日商资本家又勾结军阀政府派军警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封闭一些纱厂工会，还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企图用武力胁迫工人停止罢工。面对敌人破坏罢工的严峻形势，项英根据二七大罢工的经验，在和罢工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在内外棉各厂建立工人纠察队，负责传递消息，维持秩序，防止坏人破坏罢工；派骨干到上海一些大学动员学生组成演讲团，开展罢工的宣传活动；深入车间、家庭，向工人宣传团结一致、行动一致的重要性，鼓励工人坚持斗争，争取胜利；向上海各学校和社会团体宣传工人为什么要罢工，揭露洋人虐待中国工人的暴行，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募集救济金，以支持罢工工人取得最后胜利。

随着上述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各纱厂工人情绪高涨，坚持罢工；社会各界支持工人罢工斗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本资本家担心沪西纱厂罢工会引起全上海的反日运动，不得不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3月1日，日本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厂方要按照工作量增加工资”等主要条件，淞沪警察厅也被迫释放了邓中夏。二月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更加信赖工会、拥护工会，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地区的工会会员由1000人增加到6000人。

中共中央根据上海各界基层工会迅速发展的形势，指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3月8日，100多名工人代表齐聚沪西工友俱乐部，讨论成立纱厂总工会问题。项英、刘华出席了会议，并要求与会代表用“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争取更多的工友加入工会。3月12日，李立三又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纱厂工会负责人会议，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强工会组织的问题。会上，一致推选项英负责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项英发挥其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才干，广泛联系各纱厂工会，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到4月初，不但上海日商纱厂（浦东除外）工人全部参加了工会，上海麻纱厂、丝厂的绝大部分工人也参加了工会，会员达万余人。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是中国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走向复兴期的重要标志。

项英领导的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并为尔后的五卅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月同盟罢工后，日本资本家一面被迫签订协议，一面通过日本驻沪领事致函淞沪警察厅，要求对工人罢工严加取缔。1925年4月至5月，纱市清淡，日商趁机开除工人，取缔工会。5月7日，上海日商纺织同业工会撕毁协议，各厂日商继续打骂和开除工人，参加二月罢工的工人骨干几乎全部被开除。资本家启用新招来的女工，借以打击工会势力，取缔工会。

5月10日，沪西纺织工会召开工会干部和罢工工人代表会议。项英、刘华认为，市场棉价高、纱价低，日商正阴谋关厂，如果大罢工，就会中圈套。要求大家采取怠工和轮流罢工的方式斗争。第二天，内外棉三、四、十五厂的工人暂停罢工。日本资本家见工人无条件复工，又借故大批开除工会活动分子。内外棉各厂被开除31人。十二厂（今上棉二厂）工会推出代表与厂方交涉，厂方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将代表抓走，十二厂工人以罢工反抗。靠十二厂供应棉纱的七厂（织布厂）工人坚持上工，加重对日本资本家的压力，支援十二厂工人的斗争。

5月14日，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先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趁机将十二厂和七厂关闭。15日，七厂几百名早班工人因厂方未通知停业，照常去上班，但工厂铁门紧闭，并有武装巡捕对工人进行威胁。工人们气愤至极，撞开铁门，一拥而进。毫无人性的日本资本家竟命令巡捕向工人开枪，打死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这一罪恶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

顾正红（1905—1925）

为扩大罢工斗争的影响，动员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还决定举行全市规模的追悼顾正红大会。项英又四处联络，积极参与追悼会的筹备工作。24日，有1万多名纱厂工人参加的追悼顾正红大会在潭子湾举行。公祭以后，恽代英、向警予、项英、杨之华分别向群众发表演说，鼓励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罢工斗争，为烈士雪耻报仇。他们激动人心的讲演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群众，会场不断爆发出“誓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这次空前规模的追悼大会成了进一步动员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誓师大会。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3000多人，到租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国巡捕竟丧心病狂地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大学生13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群众十分愤怒，迅速举行以罢工、罢课、罢市为内容的“三罢”斗争，全国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爆发前，项英于5月1日至9日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此后，从二次劳大到五次劳大，项英一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项英在二次劳大会后被调离上海重回武汉工作。正当他在武汉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时，党中央通知他立即离开武汉，速去上海参与领导罢工斗争。

项英到达上海后，除参与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外（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长刘少奇），还担任了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的工作。

在中共上海地委的领导下，内外棉各纱厂一致行动，开展斗争。项英全力以赴，指导纱厂工会派代表到学校各团体中宣传，组织数百工人到各处散发宣言、传单。

第四办事处设在小沙渡潭子湾地区，为了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项英在小沙渡地区很快组织起8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用木棒武装起来，负责维持罢工秩序，很有威慑作用，使工人壮胆，坏人胆怯，对罢工的持续进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任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秘书主任的张维桢，在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正当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地坚持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以重金买通了上海的青帮头目、大流氓顾雪桥，让顾以族长的名义，私了顾正红被杀案，进而破坏五卅运动。项英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派第四办事处秘书主任张维桢，带领40名纠察队员将顾揪到第四办事处。项英狠狠地教训了顾雪桥一顿，让他写了悔过书，找了铺保，保证不再搞出卖工人的勾当，才放他回去。这件事，对当时那些形形色色从事破坏罢工的人是一个最实际、最有力的警告，从而挫败了帝国主义者妄图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阴谋。

1925年8月20日，值五卅大罢工的收缩阶段，集36个纱厂工会、12万名会员的上海纱厂总工会正式成立，由项英出任委员长。纱厂总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组织。它在项英的直接主持下，步调一致地与各厂资方展开复工谈判和其他一系列斗争，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时期，由于项英在工作上足智多谋，因而享有“小诸葛”之称。

当年8月下旬，在工人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后，各业罢工工人陆续复工。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一直活动在基层，在第一线指挥工人斗争。同年9月，北洋军阀张宗昌以武力封闭了上海市总工会，通缉李立三等工会领导人。上海市总工会由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李立三被迫离开上海，项英和汪寿华（即何松林）共同担负起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之责。

从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到五卅运动，项英一直置身于基层工人之中，亲自指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此间，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亦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926年9月，项英奉调返回武汉。

在大革命洪流中

此时的武汉，正处于大革命洪流中。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兵临武昌城下的大好形势下，项英与林育南、李立三等奉命来到武汉开展工人运动。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武汉建立了汉口办事处，负责领导湖北、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也来到武汉，指导湖北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项英与他的战友们一起，为中国工人运动又建树了新的历史丰碑。

此时，从广东兴师的北伐军，在株洲、长沙、汀泗桥、贺胜桥等地歼灭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以后，于9月6日占领汉阳。吴佩孚像惊弓之鸟，放弃汉口，带着残兵败将向北逃跑。项英组织武汉工人到汉阳慰劳北伐军，并组织工人迅速修复浮桥，准备好船只，迎接北伐军。7日，北伐军占领汉口。项英立即抓住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进行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的恢复建立工作。

同年9月14日，即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一个星期，项英和许白昊等100多个工会的代表，同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单位的代表一起举行恳谈会。参加恳谈会的代表有400余人。会场悬挂着“工人是世界的创造者”“一切归工人阶级所有”等大幅标语。

项英与工会方面着重就惩办工贼、恢复工会组织和工厂开工生产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北伐军方面着重就恢复生产、振兴经济、解决军需供应等方面发表了意见。项英在会上发言时认为：

工厂长期不开工，经济就不会景气，商业就无法复苏，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而对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如不加惩办，则不足以平民愤，基层工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

这次恳谈会决定了三项议案：一是惩办工贼，二是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是组织湖北省总工会。其中，第一、二两项，由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由各工会负责进行。恳谈会还通过了《惩办工贼》《各停工工厂定期开工》等提案。

会后不久，经项英和工会方面的力争，北伐军总政治部终将向吴佩孚军阀部队告密导致若干工人领袖惨遭杀害的工贼郭聘帛捉拿归案，并迅速判处其死刑，广大工人拍手称快。

项英之所以坚持要惩办工贼，这涉及争夺工会领导权的问题。像工贼郭聘帛，既有国民党的党籍，又为军阀吴佩孚服务，作恶多端，对其予以严惩，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大长了革命工会的志气，大灭了黄色工会和反动工会的威风。

当时，北伐军对武昌久攻不下。守武昌城的刘玉春部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及帝国主义的火力支援，负隅顽抗。他们将雨伞点燃后投向城外，将城墙附近的民居全部烧毁，还在城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前后达40余日。

项英到达武汉后，和党组织、工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把配合北伐军作战作为党组织和工会的首要任务。项英积极寻找关系，通过他们向守城的北洋军阀军队开展宣传攻势，晓以利害，扰乱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在夺取武昌的战斗处于相持阶段时，项英组织武汉工人用各种方式支援北伐军。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武汉工人代表，组织工人在武昌的通湘门附近挖掘作战坑道，配合北伐军攻城。在项英的组织下，兵工厂的工人开展了反对吴佩孚的罢工，使军阀军队缺枪少弹；铁路工人也举行罢工，使敌军需运输瘫痪，他们开辟通路，将火车车辆交给北伐军使用。这些都对北伐军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反动军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湖北和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好转，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湖北省总工会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天即正式建立起来，由向忠发任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任副委员长，许白昊任秘书长；项英还兼任总工会的中共党团书记。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迅速地把湖北全省的基层工会恢复与建立起来，把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组织在工会的范围内，全省达50万之众，仅在武汉地区的工会会员就有28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政治力量。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武汉各界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的情形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连同汉口、汉阳在内的武汉三镇，都披上了革命的新装。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到处可见，革命的标语到处张贴，革命团体纷纷涌现，工人、学生经常在街头宣传，商店陆续开业，工厂陆续开工，人们为北伐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为了支持北伐军，项英和陈潭秋、许白昊、林育南、李立三等一起，动员各工厂工人迅速恢复生产，恢复和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尽管工作很辛苦，但项英却有说不出的高兴。项英的家就在武昌，虽然已经阔别母亲很久了，但忙碌的他却顾不上去看望一下母亲，日夜奋战在最前线。

在这段时间，他首先从抓统一工人组织着手，为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项英由沪返汉时，武汉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空前活跃，各级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仅1926年9月上旬，已恢复的工会组织就有30多个，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会组织。为了统一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9月14日，项英与许白昊主持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决议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为武汉总工会。

随着北伐军的顺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友谊街2号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李立三，秘书长为刘少奇，项英任宣传部长。在他们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9月2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和武汉总工会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94人。会议讨论了工会组织原则和工会工作方针，决定成立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正式成立。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和工人纠察队，项英等先后任纠察队队长。从此，湖北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公开的战斗司令部。武汉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也进一步团结、壮大起来，不仅产业工人，而且自邮务、印刷、纱厂、银行职员直到店员、手工业工人，都举行罢工斗争。据统计，1926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总工会指导了150个工会以上的经济斗争。这些斗争虽然以经济斗争为主，但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斗争的规模和革命精神都是空前的。例如，1926年11月30日开始的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11月20日日本人雇佣之中国工人的罢工，分别向英、日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厂方增加工人须由工会介绍、开除工人须得到工会同意等要求和条件。1926年12月6日，武汉洋务总工会还向日领事提出了要尊重中国工人的人格等要求。这些罢工斗争均取得胜利，所提条件基本得到满足，更促进了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12月上旬，武汉基层工会组织发展到200个以上，会员达30万人。这些成就，自然都凝结着项英的心血。根据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决议，同年12月，项英还参加了中共湖北区委（党的五大后改为省委）的领导工作，负责组织工作。

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在项英的支持下，设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项英十分重视纠察队的组建。在组织纠察队时，他挑选单身、做工两年以上、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在纠察队总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女生直属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小队，小队下设区队。武汉工人纠察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大队相当于连，区队相当于排。工人纠察队成立初期，有2000余人，队员都拿着木棒。项英通过多方渠道，为工人纠察队配备武器。这些武器，一部分是发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叶挺的二十四师提供的。纠察队队员多时发展到5000余人，有枪2000多支。项英还亲自担任工人纠察队的队长，亲自指挥这支武装，负责武汉重要地区的巡逻警戒，保卫北伐的成果。在组建和领导工人纠察队的过程中，叶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项英与叶挺的接触也较多，结下了共同战斗的友情。

为了培养工人纠察队骨干，在项英的支持下，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在汉口血花世界举行开学典礼。项英还亲自召集纠察队各级队长联席会议，布置纠察队防线等问题。

武汉工人纠察队成立后，在汉口、武昌、汉阳等地和一些工厂的青少年中建立了劳动童子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湖北省总工会决定成立劳动童子团总队，统一领导全市的基层劳动童子团组织。1927年2月，湖北省总工会劳动童子团总队在省总工会院内召开成立大会。项英还到会祝贺并讲了话。为了巩固童子团的组织，提高童子团干部的阶级觉悟，省总工会举办了童子团训练班，项英也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劳动童子团员穿黄色军式制服，脖子上围着鲜红的布巾，执行任务时手里拿着木棒，和纠察队的队员们，为维护社会治安、逮捕工贼、支持革命等各方面做出了贡献。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工会干部。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非常重视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培训工运骨干。项英在任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宣传部长时，就开始筹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工讲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即在武昌、汉口正式开办。1926年冬，第一期工讲所学员毕业后，又于1927年1月开办了工讲所速成班。工人运动讲习所开设工会组织工作、工会经济问题、经济学浅说、社会主义浅说、中国民族运动史、工会应用文、三民主义、国民党农工政策、工人教育工作、中国国民党史等10门课程。项英是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兼职教员，“工人教育工作”便是由他主讲。应聘到这里来讲课的还有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许白昊、詹大悲、张国焘等。学员毕业后，由省总工会统一分往武汉各工会及附近的县担任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这些学员在各地发挥了骨干作用，“成绩斐然”。3月中旬，讲习所又招收学员340名，根据形势的发展，增加了军事训练课。工讲所呈请武汉国民政府拨给枪200支，子弹2500排，“以资实际操练之用”。

在开办工讲所的同时，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还大力开办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夜校。1926年年底，湖北省总工会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先后设立了省教育委员会和汉口市教育局。在1926年12月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的工人达到5万多人。工人教育的蓬勃发展，需要一批工人教师。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人非常重视工人教育，他们亲自到工人学校和教师讲习所讲课、作报告。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人的领导下，湖北省教育委员会在第四次教育委员会上作出了《今后发展教育的决议》，决定：“在三个月内要开办一百七十九个工人学校，至开办劳动大学。”

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工人学校的开办，锻造了一批工运骨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为武汉工会运动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了干部。

为了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组织和检阅自己队伍的力量，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1927年1月1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588人，代表工会300多个，会员近30万人。刘少奇、李立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工运领袖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报告和修改章程的报告，林育南作宣传教育问题报告和童工及女工问题报告，项英作职工运动报告，向忠发作会务报告，许白昊作经济争议问题报告，袁大时作纠察报告，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会讲演。

项英作的职工运动报告，总结了中国工运的历史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二七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以来武汉工人阶级为民众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的革命热情。他指出：

湖北工人阶级是全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湖北工人阶级应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团结农民、商人、知识分子、革命军人，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共同进行斗争。

这次大会发表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还通过了《全省总工会章程》及宣传、教育、组织等26个决议案。大会最后选举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林育南、项英等35人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向忠发任委员长，李立三任外交主任，项英任组织主任，林育南任宣传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

如果说，这次大会前，湖北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以经济斗争为主的话，那么，以这次会议为转折，则由经济斗争为主转入以政治斗争为主了。这次会议明确指出：

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的任务是要领导工人阶级“打倒摧残自由之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便是明证。

汉口英租界是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签订的中英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是英帝国主义用炮舰威胁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自1861年以来，上至江汉路下至合作化路的795亩的地方，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在汉口英租界内，设立了殖民当局，驻扎有军队。

那时，北伐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仍在，江面上经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多时达30多艘。这些军舰的炮口对准武汉市中心区，军舰上的水兵暗自戒备。至于租界的殖民当局，更凭借他们的特权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不断制造借口进行破坏干涉。当时，英帝国主义在汉口设立的租界当局蓄意与革命为敌，策动各国领事向武汉政府“抗议”，英国水兵多次上岸制造事端。这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友好的行径，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项英和李立三、刘少奇、许白昊、林育南等工会领导人都认为对帝国主义势力必须进行反击。于是，由湖北省总工会发起，于1926年12月26日在武汉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强烈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举行大会，庆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和北伐取得胜利。3日下午2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听讲演的群众很多，但秩序井然。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陆，驱赶宣传队和群众。群众知其有意挑衅，并不理睬。英兵竟然蜂拥而入，用刺刀向人群中乱刺，当场刺死一名海员工人。在场的听众被刺成重伤者五六人，轻伤者30余人。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一三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全市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无比愤怒，他们包围了英租界。就在一三惨案发生的当天，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听闻消息，省总工会当即决定休会，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人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当晚，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人的主持下，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对英斗争的六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解决。同日晚，武汉国民政府对英领事提出抗议，限他们在24小时内撤退水兵和义勇队，解除水兵和义勇队的武装，由中国派兵进入英租界。英国领事则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给答复。深夜，越来越多愤怒的工人聚集到租界周围。英国领事看到工人势力很大，如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租界秩序将很难维持。英方被迫于1月4日清晨将水兵撤到军舰上，巡捕撤回巡捕房，并通知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4日上午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对英方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残杀同胞通电》，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4日下午，刘少奇召集武汉工、农、商、学各界200余个团体500名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阐述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六项条件，受到与会代表的拥护。联席会在省总工会一大六项条件和省党部对英方针的基础上，制定了对英“八项条件”。会后，刘少奇、李立三、项英等分别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省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按“八项条件”向英领事提出严正交涉，限英领事在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政府封锁英租界，收回关税，不负责在华英人的治安。4日下午，国民政府派兵三个连进入英租界。项英等人培训的武装工人纠察队300名也随之进入，拆除作战设施、张贴标语。当晚7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接受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并表示“此次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

1月5日上午，武汉的工人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英高潮。湖北省总工会命令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5日中午，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等人的领导下，武汉工人和各界群众30万人举行了武汉市民追悼一三惨案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项英等人在大会上愤怒地谴责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群众为死难者报仇，将侵略者逐出中国。会后，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人带领群众冒雨游行。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纠察队，他们和群众队伍高呼“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英帝国主义为了阻止游行队伍进入租界，关上铁栅门，设置了沙包、电网。码头工人纠察队用肩膀扛起跳板，架起一座桥梁越过了铁栅门，海员工人纠察队乘小木船，由水路进入租界。各路游行队伍在租界内胜利会师，租界内的巡捕和其他公务人员纷纷逃避。武装工人纠察队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等障碍物全部清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占领了租界，一些屋顶上高挂的英国米字旗被工人纠察队队员降了下来，升起了我国自己的国旗。国民政府于当晚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对英租界实行管理，随即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在武汉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激烈斗争，英国政府代表被迫于2月19日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同意将汉口英租界交还给中国。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汉口英租界，结束英帝国主义对这块土地长达66年的殖民统治。紧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武汉国民政府收回。

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伟大胜利，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在这场斗争中，项英领导的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装工人纠察队冲在斗争的前线，用实际的武装力量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项英在斗争的过程中，也更加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

汉口英租界的收回，足以证明了工人阶级势力之壮大。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收回来，这一事件将被永远载入史册。而作为这次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人的名字，也将永远彪炳史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中外的反动势力。然而正当北伐战争继续推进，中国大革命掀起高潮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激起了武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武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在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领导下，武汉工人阶级在讨蒋斗争中一马当先。1927年4月16日，湖北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宣布了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共谋策划镇压工人”等六大罪行，明确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叛党国杀工人之新军阀蒋介石！”湖北省总工会在《讨蒋通电》中表示：率湖北全省40万有组织的工人，誓死为诸同志后盾，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反革命派，打倒新军阀蒋介石。4月22日，武汉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30万人，参加武汉中央军校在阅马场举行的讨蒋大会，会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叛党的蒋介石！”并通过了《讨蒋通电》。

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23日，全国总工会发表《讨蒋宣传大纲》。指出：

打倒蒋介石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潜势力，就是打倒一切的反动派。

不打倒蒋介石，何以对东南民众！不打倒蒋介石，何以对努力革命的农工阶级！不打倒蒋介石，何以完成北伐！不打倒蒋介石，何以雪吾党之耻！不打倒蒋介石，我们是对不住先总理，国民革命是不能完成的！

在讨蒋斗争中，武汉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得到发展。据省总工会5月底至6月初的统计，湖北全省总工会77个，工会229个，分会71个，分部67个，会员51.4万多人。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战斗精神，说明武汉的工人运动在继续高涨。

但是，全国总的革命形势这时已开始逆转，蒋介石叛变后，在帝国主义指使下，5月中旬，武汉政府所辖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夏斗寅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在河南与奉系军阀部队苦战、武汉空虚之时机，在宜昌发动叛乱，挥兵进犯武汉三镇。驻守武汉的叶挺将军，指挥部队痛击夏斗寅。项英也带领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参加了战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军击溃了夏斗寅的叛军，保卫了大武汉。

然而，5月21日，盘踞在长沙的三十五师团长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与军队叛变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内汪精卫集团叛迹也日渐明显。5月底，湖北境内最大的黄冈、黄陂两个农民协会被解散。6月5日，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被解除顾问合同。与此同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以期宁汉合流，共同镇压革命。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为了阻止革命逆转，挽救革命，1927年6月19日至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项英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征等工运领袖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明确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使大革命“借着省港罢工的胜利，沿着珠江发展到黄河的胜利，一直到成功”。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指出：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数亿被压迫的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必须建立更巩固更亲密的联盟。

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武装工人。这次会议给全国和武汉的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对挽救革命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嗣后，武汉工人阶级众志成城，继续讨蒋，为挽救革命而斗争。7月6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宣言》，痛斥蒋介石明目张胆破坏革命的罪行，号召湖北工人阶级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7月9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总理纪念堂召开300余人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全体代表向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师，打倒反革命的罪魁蒋介石，继续北伐，以完成国民革命”。

遗憾的是，武汉工人阶级为挽救中国革命而作出的努力都未能达到目的，终因汪精卫“七一五”分共而归于失败。

在这段时间，项英由于劳累过度，突患重病。7月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能下床，只好躲藏在武汉养病。但项英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为关注。在这一段时期，国民党唐生智的部队采取了行动。武汉的许多工会被取缔，一些工人领袖被捕杀。听闻这些消息，项英痛心疾首。其后，汪精卫集团发动了七一五事变，正式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项英病魔缠身，无法直接参与斗争，连党的八七会议也未能参加，度过了他一生中心情十分痛苦的一段时间。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也给项英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启迪和激励他继续探寻革命道路。

从二七风暴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项英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的第一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因而成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