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洲现代作家

坪内逍遥

坪内逍遥，1859年出生于美国。坪内逍遥自小喜欢中国古籍，而后在外语学校学英语。

1883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讲师。1885年，他的《小说神髓》出版，他提出写小说应以人情为主，着重心理观察与持客观态度，为日本现代文学一部重要理论著作。他为实践自己的主张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用写实主义手法，写当代学生生活，使之成为明治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其后陆续发表小说和翻译英国文学作品，并致力于文学评论工作。曾就理想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与森鸥外展开辩论，成为明治文坛最初的一场大论争。

1887年后，坪内停止小说创作，转而戏剧文学和演剧运动；从事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戏剧的改良运动。1890年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1891年创刊《早稻田文学》杂志，他发表《美辞论稿》，指导学生演剧活动，并加入江户时代大戏剧家近松研究会。这一时期，他发表历史剧《桐一叶》（1894），并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还成立“文艺协会”，创办露天剧场。1909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40卷，用20多年的时间和心血完成第二次新译，成为享誉全球的学者。在此期间陆续创作《子规鸟孤城落月》（1897）、《新曲浦岛》（1904）、《留别新月夜》（1917）、《义时的最后》（1918）等著名戏剧作品。

1928年是坪内的70寿辰，为了表彰他在文艺及戏剧的多方面贡献，为他建立戏剧博物馆。

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生于1864年，他的父亲是地方的下级武士，明治维新后担任地方小官吏。明治维新后，随其父辗转于名古屋，东京、松江等地，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他把为人正直、“俯仰无愧于天地”当作座右铭。当时沙皇俄国向亚洲扩张，引起日本朝野的愤慨。

他的青年时期正值明治初年，民主思想高涨，民族情感炽热。他受到维新志士的影响，有图谋大业、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本身想置身于军界为国效劳，但因身体条件差，转而学外语，希望从事外文事业为国增光。1886年，他毕业前夕，外语学校突改为商业学校，他因不满这种改变，愤然退学。

二叶亭四迷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热衷于文学创作，同时进行评论和翻译活动。1886年他拜访了当时成名的作家坪内逍遥，在其帮助和鼓励下，同年发表了文学论著《小说总论》，针对当时日本文坛占主导地位的娱乐文学和单纯摹写现实的创作方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主张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小说应是直接表现和宣传真理的手段，在创作方法上应通过现象描写现实的本质，提出了较为完备的近代现实主义论。1887年，发表反映他文艺观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云》，写在明治20年代，一个正直的青年被录用为政府的下级官吏，只希望和自己相爱的堂妹阿势结婚，把在家乡过着孤苦生活的老母亲接来同往，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不谙世俗，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上司的需求，终于被政府机构革职。小说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也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浮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

此后，他认为“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停止了文学创作活动，曾当过情报翻译员，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1904年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朝日新闻》记者和中国清朝的北京警务学堂的干部。直到1906年才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面影》。这部小说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因和妻子感情不和，却与守寡回家的妻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他只有抛下情人和家庭到中国流浪，最后变成穷愁潦倒的酒鬼。小说对封建势力作了揭发控诉，对拜金主义的世俗风气作了深刻揭露。1907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平凡》，描写了才华出众的知识青年在艰难岁月中空虚而无聊地度过半生的凄凉景象，反映明治社会中“才秀入微”的不合理现象。作品夹叙夹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状况进行冷嘲热讽。

这三部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不与世俗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承受不了时代的重压，缺乏冲破现状的勇气，为时代的压力所挫伤，成为明治近代社会被排挤的“多余人”。作品通过对这些“多余人”的描写，对明治社会作了广泛的批判。另外，他的作品清新流畅言文一致，为近代日本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叶亭四迷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他于1908年以朝日新闻社特派员的身份出使俄国彼得堡采访，在回国时，因旅途劳累，肺病加重，于1910年死于途中，时年46岁。他还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并写有回忆录、日记和杂文等。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年生于江户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家道败落，先后当过两个人的养子。漱石自幼好学，在中学时代受汉学的熏染，就对汉诗文和小说极为爱好。1888年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本科英语专业，专攻英国文学。这时期他曾致力于汉诗文的创作，后收为一集，题名《木屑录》，其书序文明确表明“予有意以文立身”。

夏目漱石大学毕业后，去松山、熊木等地教书，此时受到学友、俳句诗人正冈子规（1867～1902）的影响，积极参加子规倡导的俳句改革运动。1900年漱石被政府选为官费留学生，到英国伦敦学西方文学。在异国，他度过了两年“不愉快”的生活。人地生疏，经济困难，生活不习惯，又遭到西方人的冷眼使他觉得自己象“狼群中的一只长毛狗一般”，与世格格不入。1903年回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1905年，漱石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强烈的讽刺、批判精神，惊动了文坛。此后，漱石发表了中篇小说《哥儿》（1906）、《旅宿》。前者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刚刚步入社会，诚实、憨厚、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和黑暗。后者则通过一个画家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他以“非人情”的情感，用“无心与稚心”来尽艺术家的天职写诗作画。作品描绘了秀丽的山水，渲染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色。它充分表露出他的唯美主义文学倾向。这三部作品被认为是漱石的前期三部曲。

1907接受《朝日新闻》社的邀请，辞去教职成为该社文艺专栏作家。直到去世的大约10年的时间里，先后写了10多部长篇小说，均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三四郎》、《其后》、《门》是他中期创作的三部曲。《三四郎》（1908）写农村青年三四郎在东京大学求学的生活和他对女性的爱慕，以及遭到拒绝，使他的幻想破灭。表现一个农村青年的成长过程。《其后》（1909）写的是一个近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长井代助的恋爱问题，小说最后在寻求职业的烦恼中结束。《门》（1910）描写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宗助夫妇的穷困生活，悲观、失望情绪笼罩着小说，表现了一个个性觉醒者的悲哀。

1909年漱石患了严重的胃病，多次危及生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拖着病身，仍然顽强地坚持创作，直到生命最后一瞬。连续发表了《过了春分时节》（1912）、《行人》（1912）、《心》（1914），这3部长篇小说被称为“后期三部曲”。后三部曲把创作重心由外部生活转移到人的内心世界，深入探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孤独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道德之间的深刻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心理剖析和哲理探求的创作倾向。1916年正当他执笔长篇小说《明暗》之时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于当年年底病故。

德富芦花

德富芦花，1868年生于熊本县。少年时受自由民权运动熏陶。1885年皈依基督教，曾向往托尔斯泰的创作和生活。1888年在熊本县任教，翌年入民友社任校对，并开始写作。1898年至1899年发表连载小说《杜宇》，因而闻名。小说通过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批判封建伦理和家族制度。随笔小品集《自然与人生》（1901），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隐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讥讽。《回忆》（1901）塑造了一个不满现实、渴望立身扬名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形象。1903年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黑潮》，是一部形象的社会政治史，以明治初年欧化主义盛行时期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天皇重臣的擅权仗势、生活腐化，也表现了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贵族妇女的不幸。归国后作《顺礼纪行》，抒发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寄生木》（1909）刻画了一个不满现实、苦斗致死的青年形象。在幸德秋水事件中，曾发表《谋叛论》，用折射的方式曲折地暴露了天皇制政府的强权统治。1908年后在东京郊外实践了托尔斯泰式的晴耕雨读的生活。1913年写下的随笔集《蚯蚓的梦呓》，纪录了他的田园生活。同年还写有批判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黑眼睛与黄眼睛》。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会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但晚年作品《富士》（1925）和《新春》已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

德富芦花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作家，其作品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关注社会，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极为不满，探求社会出路，寄情于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作者作品揭露深刻，大胆地触及上层统治者，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武者小路实笃

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出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他幼年进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在哲学上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武者小路实笃于1908年在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入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次年退学，1909年发表处女作《芳子》。1910年，他和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兄弟等创办文艺刊物《白桦》，提倡新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形成“白桦”派。他早期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天真的人》（1911），长篇小说《幸福者》（1919），剧本《他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以及《爱欲》（1926）等。他的作品风格朴实，通过平实的记叙，表现作者对人生明朗而强烈的愿望。如《天真的人》写一个在恋爱上遭受打击的青年，直到他所爱的女子同别人结了婚，他还相信对方是爱自己的。《一个青年的梦》则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人类爱好和平的愿望。武者小路实笃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曾发起“新村运动”。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在日向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1925～1936年，主办杂志《大调和》和杂志《独立人》。其后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系列长篇和中篇传记小说，如《释迦》、《孔子》、《托尔斯泰》、《二宫尊德》（1929）等。

1937～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的这一阶段内，他除继续创作一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外，还从事美术著述，有《美术论集》、《读美》、《生活在艺术中的人们》等新著刊行。战后致力于绘画，并从一般的文人画转向西洋画的制作。1951年以后完成长篇小说《真理先生》。

日夏耿之介

日夏耿之介，1890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在大学时和西条八十等创办同人杂志《圣杯》（后改为《假面具》），开始写诗。第一部诗集《转变颂》于1917年出版，以第二部诗集《黑衣圣母》（1921）成名。1921～1945年在早稻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写了《古风之月》（1922）、《咒文》（1933）等诗。他的诗技巧独特，想象奇异，用象征手法和汉语式句法来吟咏神秘幻想主题，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认为洗练、艺术性是文学的本质。自称其诗为“哥特式浪漫诗体”，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曾任《奢霸都》、《万神殿》、《游牧记》等杂志总编。译有《王尔德诗集》（1920）、《英国神秘诗抄》（1922）等。评著有获读卖文学奖的《明治大正诗史》（1929）、《晚近三代文学品题》（1941）和《明治浪漫文学史》（1951）。

日夏耿之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日本因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而荣获艺术院奖。

广津和郎

广津和郎，1891年生于东京。191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发表短篇习作《夜》和《疲惫的死》，并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受到二叶亭四迷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于1914年任东京每日新闻社记者，后为《洪水以后》等杂志撰写文艺评论，发表《愤怒的托尔斯泰》（1917），在文坛引起轰动。他的成名之作《神经病时代》（1917）是短篇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对残酷丑恶的现实感到愤懑不平，但又无力反抗，彷徨苦闷，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类似的作品还有《两个不幸的人》（1918）、《怀抱着死去的孩子》（1919）等。

此外，还有抒写个人婚姻不幸的作品《师崎之行》（1918）、《壁虎》（1919）、《在波浪上》（1919）等。20、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创作了《昭和初年的知识分子作家》（1930）和《暴风雨更猛烈些吧》（1934），被看作“同路人文学”。战争年代，发表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小巷春秋》（1940）和评论《德田秋声论》（1944），表示对法西斯的反抗。战后不久写了讽刺日本政府对占领军奴颜婢膝的短篇小说《幽灵列车》（1945），此后陆续发表《美佐和她的女友》（1949）、《港湾小镇》、《到泉水去的道路》（1954）、《微风吹过街头》（1960）以及评论《加缪的＜局外人＞》、《那个时代》（1950）、《岁月的踪迹》（1963）和政论《松川审判》（1958）等。战后最能体现他人道主义精神的是《松川审判》和《到泉水去的道路》。《松川审判》是写“松川事件”完全是冤狱，为争得社会的同情而写的作品；《到泉水去的道路》战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苦闷走向斗争而写的作品，它有中文译本。

藤森成吉

藤森成吉，1892年生于长野县一药商家庭。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对文学产生兴趣。

1913年发表长篇小说《波浪》（1914），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矛盾心理，自费出版，受到知名作家的好评。

1915年以在《新潮》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雀》成名。

191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18年发表《在研究室里》、《旧先生》、《妹妹的结婚》等小说。随着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思想日益左倾。

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同盟，1924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狼》就是根据他在工厂、农场与工农群众一起劳动的这段生活经历而创作的。

1926年转向戏剧创作，写作《茂左卫门遭磔刑》，描写不堪领主盘剥的农民决心发动武装暴动，一个叫茂左卫门的农民情愿替农民上诉，避免暴动引起过大的牺牲，结果却和美女一起被领主处以磔刑。这件事使农民觉醒起来。《牺牲》是以不满现实的作家有岛武郎的自杀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小说，被禁止出版。

1927年发表剧本《是什么使她变成了这样》，描写一个被百般折磨的年轻女性的反抗。

藤森成吉创作过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渡边华山》、《悲哀的爱》等。1928年被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1949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60年发表长篇小说《悲歌》和剧本《独白的女人》。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送给舅父芥川道章家寄养，后成为芥川家养子，更姓芥川。舅父是没落武士出身，虽有薄产，但还需依靠供职的薪金过活。养父尚喜南画与俳句，居住地区又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萃聚之处，芥川自幼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生活，因此熟通琴棋书画。

他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异常敏锐，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1913年中学毕业，以优等生被优先录取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

大学时代，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是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对他影响更深，如斯特林堡、法朗士、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萩原朔太郎》）。这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思想倾向上，他有早期法朗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和波德莱尔的悲观厌世情绪；在艺术观念上，他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观。他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参加了“新思潮”文学组织，并是其中得力的一员。后来经文友的介绍加入了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成为夏目的门生。在夏目指导下进行创作，取得了文坛上的名声。

大学毕业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任教。这时期出版了小说集多种，成为当时知名的作家。1919年3月辞去教职，加入“每日新闻”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3月曾被新闻社委派到中国考察，先后旅行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北京、沈阳等地，因身体健康不佳和中国动乱，不得不提前回国。在中国，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不少中国名士，也目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这些内容都写进了《中国游记》里。

芥川龙之介晚年过着“多事、多难、多忧”的日子。他身体病弱，精神恍惚，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引起思想的恐慌愈来愈严重，加之家族经济的负担加重，使他悲愁难消、痛苦难解，终于在1927年7月24日凌晨服毒自杀。他的死是社会问题。他在遗书中说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致友人书》），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感觉导致出自戕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个敏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动荡不安和矛盾加剧的社会面前的恐惧感和绝望感。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还写下不少童话、小品、随笔、札记、评论、戏剧等等，他为日本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所以篇篇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新颖、俊逸精当，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之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巨擘”；又由于他的作品奇特、别致、诡谲，所以他又被称为旷世的“鬼才”。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他那个时代称之为“短篇小说全盛时期”。

芥川龙之介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他辞去教职而专事文学事业的1919年为界，前后两期在创作倾向、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以历史小说为主，他发挥了自己学识丰富的特长，广采历史轶事、传闻，写出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历史小说。他的两篇成名作品《罗生门》（1915）和《鼻子》（1916）都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文学集《今昔物语》，利用历史的场景，写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事。《罗生门》写在古代平安朝末期，灾难横生，京都荒凉，一个被解雇的仆人走投无路，来到罗生门楼避雨，见门楼上尸骨如山，一个瘦弱老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他本想申斥老妇的不义行为，转念在生死攸关之时无道德观念可言，旋即持刀胁迫老妇，剥其衣裳而去。《鼻子》描写一位寺院方丈，鼻子长半尺，受人讥笑，使他甚为苦闷。他多方求助偏方，使鼻子短如常人状，但又招来更多的人讪笑，这更使方丈不安，以致日夜苦恼，忽然一夜鼻子长如以往，才使方丈安心。这两篇作品，洗练精悍，立意奇巧，而且语言幽默、诙谐，得到夏目漱石很高的赞赏。前篇借用仆人的转念，深刻地揭示人们在生死关头，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后者以方丈鼻子受尽别人的嘲弄，披露了人们专以别人不幸而快慰的阴暗心理。尽管作品让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他把人情的冷漠看成是人类堕落的深渊。

《戏作三昧》（1917）描写的是封建末期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晚年的一天生活，通过马琴潜心于完成终生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活动，吐露出芥川创作的甘苦，表达了他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笔下的马琴是“想表现我内心活动而假托的马琴”（《致边渡库辅书》）。

《地狱图》（1918）也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某傻子的一生》）。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柳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19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当时社会思想活跃，民意沸腾，反政府的群众活动不断涌现，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强。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冲击了芥川的书房，使他从艺术迷宫中走了出来，关注社会的激变。在创作上，他开始脱去历史的外衣，逐渐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第一篇具有鲜明现实倾向的作品是短篇小说《桔子》（1919），它是一幅列车上的即景写生，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生动感人的画面。一个乡村小姑娘去城里做佣人，在停车的三岔路口上见到前来送行的三个弟兄，她探身窗口报之微笑，并把手中的几个桔子酬谢了弟兄。贫家孩子姐弟之间的真诚情谊跃然纸上，使人感到社会的光明。在一旁观看的“我”“顿时恍然大悟”，“忘记那无形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作者捕捉到劳动人民的真挚淳朴的情感予以表现，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对人类的希望。《桔子》是他作品中少有的对生活抱以明快心情的佳作。

继《桔子》之后，芥川又写出表现近代知识青年生活苦恼的作品：《保吉的札记》（1923）、《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1924）、《秋》（1926）以及《玄鹤山房》（1927）等。

《玄鹤山房》以老画家崛越玄鹤死前病榻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明争暗斗。画家的女儿女婿从不把重病的父母放在心上，而是希望父母早死，家产可以早日到手，并且还防范父亲外室阿芳母子前来干扰财产继承。老画家目睹家庭的矛盾，自叹一生“卑劣”，感到绝望。自缢未遂之后不久病故。作者深刻剖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无不是自私自利者，他们每一个欲念，每一个行动无不牵动个人的私利。只有出身下层的外妾阿芳才真诚希望丈夫病愈，前来尽心侍奉。作品最后写画家死后出殡，作者让一个进步的大学生出场，暗示了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将要到来。小说用一幕资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的悲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作品阴沉灰暗，是芥川自称为“极为阴郁的力作”（《致吉田泰司书》）。

《水虎》（又译《河童》，1927）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它借用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口述，偶入半人半妖的水虎世界的所见所闻，全面抨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水虎国是异常发达的工业国，“平均每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械”投入生产，每月也有大批水虎失业。失业的水虎被瓦斯成批毒死，制成肉食品，倾销市场，以消除水虎罢工反抗。水虎社会也有法律，它以指控罪名为手段，受害者承受精神压力自行暴亡，它也用军警镇压不合时流的艺术表演。水虎国里党派之争尖锐，各党派都标榜自己是全体水虎利益的代表者。执政党受报界政客的指使，报界则受到资本家的支配。统治者还可以随意发动战争，驱使成千上万的水虎去当炮灰，而资本家乘机大作投机生意，大发不义之财。水虎世界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作者借它影射业已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对其予以讽刺和批判。

芥川后期创作有不少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加强，同时，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所增长。《竹丛中》（1921）借用历史题材，写了一件情杀案，由于供词相异，案情难以辨认。作品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件情节离奇、悬念众多的奇案，而是要说明客观真理难以掌握，表露出作家的深刻的悲观主义倾向。

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在社会矛盾加剧、革命发展的形势下，终不能弃绝旧物、摆脱旧时代的束缚而自灭。

从日本文学发展来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的转换，而他的死则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

他的文名早已超出日本疆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20世纪20年代我国鲁迅先生就曾翻译了他的作品，以飨我国读者；二次大战之后，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珍品。日本文学界为了纪念他，每年召开“水虎”忌，还设立了以他为名的芥川文学奖———日本文坛上最高的文学奖。

黑岛传治

黑岛传治，1898年生于日本香川县小豆岛一贫农家庭，做过渔夫和酱油厂工人。青年时期靠苦学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即被征入伍。1921年随军开往西伯利亚，次年因患肺病而回乡，后进行创作。并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因日本政府对进步文学运动镇压加剧，肺病转重，被迫于1938年回乡。

黑岛传治在文学活动期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武装城市》和短篇小说60余篇，以及《军队日记》和评论文章《论反战文学》等。黑岛的短篇小说《两分硬币》（1925）、《电报》（1925）、《猪群》、《盂兰盆会前后》（1926）、《被砸断腿的人》、《农民的鞭子》（1927）、《泛滥》（1928）、《波动的地价》（1930）等，大多以故乡为背景，描写农民的贫困、地主富农的残暴、资本主义侵入农村以及农民的破产和他们的反抗斗争。《猪群》是这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佳篇。它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格独特、笔法犀利，揭露和讽刺了地主兼工厂老板及其帮凶法院官吏的恶毒和愚蠢，歌颂农民的团结斗争精神，批判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

反战作品以十月革命为题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性。长篇小说《武装的城市》（1930）和个别短篇小说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剥削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风雪西伯利亚》（1927）和《盘旋的鸦群》（1928）在以出兵西伯利亚为题材的作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盘旋的鸦群》描写驻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侵苏日军，一个军官为了一个女人而和两士兵争风吃醋，在一怒之下，遂派两个士兵的连队去执行危险任务，致使全连被冻死在雪地里。第二年的春天，群鸦去啄尸体的故事。作品结构严谨，匠心独特，文笔简练流畅。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自幼失去父母，16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祖父也去世。他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孤儿的生活感受对他后来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9月，他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在东大期间，他热心文学事业，积极参加编辑出版东大文科系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第六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其中《招魂节一景》获得意外好评，打开了他通向文坛的大门。

1924年，川端从东大毕业。他决心走上文坛，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0月，他和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一起创办同人杂志《文艺时代》。他们受欧洲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以及“革新文体”，用以对抗既成文坛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新感觉派衰落后，他创办《文学界》杂志，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的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如《水晶幻想》等。

川端前期作品一是描写他的孤儿生活的孤独感情，描写他的失恋过程和痛苦感受。二是描写舞女、艺妓等处于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活的追求。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十六岁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其中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作者的成名作，描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在旅游途中与一个14岁的卖艺舞女之间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情调。

他战后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走向成熟与完美。他的作品集传统的美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东西文学精华为一体，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他以《雪国》（1937～1947）、《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三部中篇小说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以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作家。《雪国》描写贪图享乐、坐食祖产的东京人岛村3次去雪国同艺妓驹子相会的故事。表现了下层艺妓对生活的无望追求、对爱情渺茫的期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千只鹤》写主人公同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间的恋爱故事。《古都》主要描写一对贫寒的孪生姐妹，分别在贫富不同的两个家庭中长大成人，重逢相识而又分离的故事。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的可能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如美的理想难以突现，对爱的追求不能得到满足，面对老年和死亡感到不安和恐惧等），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

由于在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川端在战后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金奖章。如1948年起任日本笔会会长，1958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60年获法国艺术文化勋章，1961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1968年10月，瑞典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他，表彰他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

宫本百合子

宫本百合子，1899年生于东京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喜爱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受其影响。1916年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同年发表以穷苦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处女作《贫穷的人们》，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登上文坛。1918年去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1920年回国。20年代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宫田神官》（1917）、《午市》（1922）、《伸子》（1924～1926）和《一朵花》（1927）等。长篇小说《伸子》描写一个婚姻失败的女性为追求个性解放而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她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1927年去苏联，并访问波兰、德、法、英等国。1930年回国，加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1931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2～1941年间曾5次被捕，先后在狱9年。这期间除著文介绍苏联外，还写了《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和《时时刻刻》（1932）、《乳房》（1935）、《广场》（1940）、《三月的第四个星期日》（1940）等小说和论文。她的小说比较注意结构和心理描写，情节复杂多变。

战后参加创立新日本文学会工作。她的小说《知风草》（1946）和自传性记录文学《播州平野》（1946～1947）描写日本战后的生活，尖锐地批判了法西斯独裁专制和侵略战争的罪恶。长篇小说《两个院子》（1947）和《路标》（1947～1950）描写知识妇女逐步提高觉悟，倾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她的作品大多情节曲折，结构谨严，以内容具体、描写细腻、感情真挚见长。1951年1月21日去世。我国曾翻译出版《官本百合子选集》4卷。

三好达治

三好达治，1900年生于大阪。中学时代因爱好文学，广泛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写了1000多首俳句。1925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参加同人杂志《青空》，同年发表诗作。诗集《测量船》于1930年出版，以其清新明丽的抒情风格赢得好评。1932年后，《南窗集》、《闲花集》、《山果集》3部诗集陆续出版，运用白描手法和四行诗的形式，描绘乡间的自然景物。1937年，以《改造》和《文艺》两杂志特派员身份，赴上海等地日本侵略军中作战地考察，写了一些所谓战争诗，歌颂侵略战争。这类作品都收在《捷报传来》、《干戈诗吟》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还有《草千里》、《一点钟》、《花筐》、《故乡之花》、《沙之堡垒》等抒情诗集出版。作品在构思和艺术技巧上虽较前成熟，但由于从口语诗转向咏叹调，往往受到歌与汉诗的意境所拘束，大多缺乏新意。1952年出版的《骑在驼峰上》和《百旅之后》，是他的代表作品。

三好达治曾发表大量散文、评论和译著，并编辑、注释如《日本现代诗大系》、《现代日本诗人全集》，三好达治于1963年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

小林多喜二

小林多喜二，1903年生于秋田县一贫农家庭。幼年随父母投奔北海道小樽市的伯父，并在伯父资助下从小学读到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24年任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支行职员。他从少年时期就参加劳动，爱好绘画，喜欢写作诗歌、散文和小品等。1929年发表《在外地主》，揭露银行勾结地主狼狈为奸的掠夺行为，他以所谓“自愿辞职”的方式被银行解雇。1930年迁居东京，成为职业作家和革命家。次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成为革命作家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被迫转入地下。1933年2月20日与同志秘密接头时被捕，因伤势重当晚致死，年仅30岁。小林多喜二的创作开始于十月革命后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1919～1927年，为习作和初期阶段。主要作品有《泷子及其他》和《牢房》等，写工人和劳动妇女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奋起反抗的自发行动。在第二阶段，1928～1929两年，为深入探索和逐步提高的阶段。连续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东俱知安行》（1928）、《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等小说，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潮中发出最强音。《蟹工船》描写作者深入周密地对蟹工船（既是捕蟹的母船，又是制造蟹肉罐头的工厂）上的状况进行调查，并广泛搜集有关蟹工船的资料和劳动结晶。作者成功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对内与资本家相互勾结残酷剥削和野蛮镇压工人的行径。第三阶段，从1930～1933年，为坚持斗争和创作、继续提高的阶段。作品有《工厂党支部》（1930）、《组织者》（1931）、《安子》（1931）、《转折时期的人们》（1932）、《沼尾村》（1932）、《为党生活》（1933）和《地区的人们》（1933）等。前三篇是中篇小说，其余都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可以独立成章的部分。《为党生活》是他的代表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兼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集中表现了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忘我斗争的献身精神，生动地表现出革命者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这部作品在作者牺牲后发表。

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中国解放前翻译出版有《蟹工船》。1958、1959年间已翻译出版《小林多喜二选集》3卷和他的主要作品的单行本多种。

日本这位“足以夸耀于世界的受人敬爱的无产阶级作家”虽然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了，但是他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是永存的。

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1905年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1924年关西中学毕业。1925年入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在《国民时论》社任编辑。1930年移居巴西，又回国，仍在《国民时论》社任职，写了游记《最近南美往返记》（1930）。1932年任《摩登》等杂志编辑，并参加《新早稻田文学》、《星座》等同人杂志的工作。

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1935），描写日本贫苦农民在移居巴西前后所遭受的苦难，获第一届芥川奖。《活着的工兵》（1938），是作者根据现实情况，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在客观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作用，从而遭到日本军部的查禁，受到刑事处分。之后，他在军部的压力下，写了《武汉作战》等，肯定侵略战争。他还写过一些具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如《堕落的诗集》（1940）、《恶的愉快》（1954）、《在自己的洞穴中》（1955）等。

战后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多数作品反映战争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战后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揭露社会的弊端。代表作品《风中芦苇》（1951）描写一个杂志社的社长对侵略战争持消极抵抗的态度，揭露战争发动者的野蛮行为。《人墙》（1959）以日本教职员工会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为背景，描写富有正义感的教师反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破碎的山河》（1964）以战后一个垄断资本家为主人公，对他的为人和事业进行了批判。《金环蚀》（1966）是写日本保守党内部由于一件贪污行贿案引起的勾心斗角的故事。

此外，还写过一些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有《恶的愉快》、《自己的在洞穴中》等。

井上靖

井上靖，1907年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亲是军医。自幼离开父母寄居在祖籍静冈县汤岛庶祖母家，过着乡村的孤寂生活。在九州大学法文系学习未毕业，后到京都大学学习美学。毕业后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36年发表处女作《流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49年发表的小说《斗牛》，奠定了他作家地位。同年辞去报社工作，开始作家生涯，获得各种文学奖。日本政府于1976授予他文化勋章。

井上的作品，无论是现代题材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有特色。《井上靖小说全集》，凡32卷。在现代题材的作品中，早期的《斗牛》为其成名作，它写大阪新兴报社编辑津上，以报社做赌注，组织了一场斗牛赛，结果惨遭失败。作品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的社会黑暗面。

此外，《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大多反应了日本战后初期社会的混乱、丑恶和种种不合理现象。他后期的作品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夜声》（1967）、《榉树》（1970）和《方舟》（1970），反映了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表现了对公害威胁人民生活和生存的愤慨和不安。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以写中国历史题材居多，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异域人》（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杨贵妃传》（1963）、《永泰公主的项链》（1964）等。还有自传体小说《夏草冬涛》、《北海》等。《天平之甍》写唐代高僧鉴真于11年内历尽千辛万苦，克服航海困难和社会上各种阻力，5次东渡均告失败，至第6次终于成功地抵达日本的故事，反映了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业绩。《敦煌》描写一个落第的书生赵行德在奔赴西域途中，搭救了一位汉族和维吾尔族混血的王女，并对她产生爱恋之情；后来王女被人抢占，跳楼殉情，赵生落户边疆，在战乱中将大批经卷藏入千佛洞，成为敦煌石窟文化的一部分。

井上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人物描写细腻入微，在委婉含蓄之中蕴藏着批判的锋芒，结构安排自由灵活，文章情调既美且悲，在文学上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水上勉

水上勉，1919年生于福井县。父亲是穷木匠。水上勉8岁时被送到寺院当徒弟。几年后逃跑，靠半工半读上完中学，后肄业于立命馆大学。做过30几种职业，非常熟悉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长篇小说《雾和影》（1959）、《饥饿海峡》（1962）等大多都反映了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们的心理。《红花的故事》（1969）塑造了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手工业者的形象。短篇小说《棺材》（1966）通过次郎作夫妇的惨死，揭露了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长篇传记体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写明治末年被无辜处死的花匠的遭遇。

水上勉还有很多作品都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富于乡土气息。他笔下的妇女命运悲惨。短篇小说《西阵之蝶》（1962）中的阿蝶、《越前竹偶》（1963）中的玉枝等，都是描写被迫害、被期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以僧侣为题材的作品，从而揭露僧侣腐烂的生活。水上勉的作品结构安排紧凑，笔道老练辛辣。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1943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表作品。1961年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司马的多卷本历史小说《龙马奔走》（1962～1966），叙述19世纪60年代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赞扬进步阶层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长篇小说《窃国故事》（1963～1966），描写日本战国时代斋藤道三和他的女婿织回信长两个封建阶级上层人物的一生，他们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措施，兴修水利，发展贸易集市，比较彻底地消灭庄园制，为封建社会的日本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政治历史小说《凌云壮志》（1968～1972）企图通过明治时代的“昌明隆盛”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来鼓舞人们的乐观和进取精神，但对战前军国主义者和甲午、日俄等非正义战争的批判不够。长篇小说《殉死》（1967）以甲午，日俄战争中侵犯中国的日本陆军统帅乃木希典为主人公，基本上肯定他为天皇效命和殉死，同时也讥讽了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世上日日》（1971）塑造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的形象。他还写了《多谋善断的人》、《两个军师》和《骏河夫人》等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空海的风采》（1973～1975），以公元804年空海和尚来中国唐代学习佛教和回国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贡献，来反映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和发展文化交流的愿望。1980年出版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

司马的小说，善于以历史事件构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把历史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个方面来歌颂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1925年生于日本一个官僚家庭。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曾在大藏省银行局供职，后辞职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1947年以短篇小说《烟草》获得好评。1949年发表《虚假的告白》，奠定了作家的地位。

三岛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唯美主义色彩较浓，代表作有《虚假的告白》、《潮骚》（1954）、《金阁寺》（1956）等。《虚假的告白》写一个青年的“性的觉醒”和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潮骚》的男主人公是18岁的船员，同船主女儿相爱，但遭到船主反对，后因在一次航行中冒生命危险抢救货船，受到船主赞赏，一对情人终成伴侣。《金阁寺》描写一个年轻和尚放火烧毁京都金阁寺的犯罪事件，宣扬日本一切的“美”都应伴随战败投降而彻底毁灭。

后期作品主要有《忧国》（1960）、《明日黄花》（1961）和《英灵之声》（1966），宣扬他们反动落后的世界观、作风、性格和气质。此外，还著有《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1965）、《奔马》（1967）、《晓寺》（1968）、《天人五衰》（1970）。

60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论文章，反对进步群众运动，组织“盾会”，自任队长。1970年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有吉佐和子

有吉佐和子，1931年生于和歌山市。幼年曾随父亲到过印尼的爪哇，10岁回国。1952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系。1956年发表以艺术界新旧两代矛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地歌》。自1959年赴美国研究种族问题，次年绕道欧洲和中近东回国。1961年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写了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墨》（1961）和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报道》（1979）等。她在作品中敢于提出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长篇小说《并非因为肤色》（1963）和《暖流》（1968）是最能代表他创作倾向的作品。前者通过战后一个嫁给美国黑人士兵移居纽约的日本姑娘的遭遇，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是阶级斗争”。后者以热爱家乡的阿阳婆为主人公，描写御藏岛民反对美军修建投弹演习场的故事，反映了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

长篇小说《恍惚的人》（1972）、《综合污染》（1975）以及历史小说《出云的阿国》（1967～1969）等，在读者中影响较大。她还写过不少反映艺人生活的作品，其中以中篇小说《木偶净瑠璃》（1958）和短篇小说《黑衣》（1961）著称。

有吉是继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文学传统、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的文笔娴熟，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还写过优秀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历史上说《出云的阿国》，在读者中反应较大。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1947年升入大濑中学。1950年离开家乡考入爱媛县立内子高中，第二年又转入松山东高中。1954年来到东京，进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他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这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东大法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的影响，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着手从事文学创作。起初写有《兽声》等剧本，其后有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先后问世。前者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1957）上，被荒正人推荐为“五月节奖”作品，平野谦则在《每日新闻》文艺评论栏中著文，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小说写三个学生勤工俭学到医院去杀狗，结果由于投机肉贩子从中捣鬼，终于一无所获的故事。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特质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这些彼此相似、缺乏个性的日本学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丧失敌意，显得有气无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些热衷于包括政治在内所有事情的举动，不是过分年轻，就是过于老成。我今年20岁。对这个奇妙的年龄，我也觉得太累了。”这个有气无力而又疲惫不堪的青年，杀了一天多狗所得的报酬只是被狗咬的一个伤口，而且还有可能被警察传去作证。这种“徒劳”乃是当时青年所陷入的阴暗环境的形象体现。后者于1957年刊载于《文学界》上，故事内容与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医院里去勤工俭学，只不过不是杀狗，而是搬运死尸，结果又由于管理人员的失职，差不多也是白干了一场。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在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短篇《饲育》里，他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们害怕他，仇视他，把他当成怪物；后来，则逐渐喜欢他，亲近他，把他当成伙伴，尤其是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里便接到上级命令要把黑人送到县里去，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杀死，主人公“我”也受了伤。这表明村人们和黑人的友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碰上“墙壁”就会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讲谈社出版）里，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视为“墙壁”的话，那么短篇《人羊》（刊载于《新潮》）则显然是把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当作“墙壁”的。这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由于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个跟着一群外国兵（当然是指美国兵）鬼混的女人，这伙外国兵便蛮不讲理地惩罚“我”，强把“我”的裤子扒下来，让“我”光着屁股站在车上示众，然后又让其他在车上的日本人也光着屁股罚站，连司机都未能幸免。

总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一书《后记》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大体上是我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态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大法文系。随后，他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

据说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因为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说“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的启示和刺激，于是便接连不断地写起有关这个问题的作品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虽然这部作品受到攻击性的、否定性的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顾，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认为这只能是我的小说”，并且表示“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可以说是牧歌式的少年们的作家，但从这部小说起，我却希望成为反牧歌式的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另外，通过这部小说我还明确地决定了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发表于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载于《新潮》）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主人公J的种种同性、异性滥交行为，据说是为了证实人和人性都是真实、可靠的存在。这表明作者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不言而喻，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小学时，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参拜天皇照片时不认真而被校长用巴掌或者拳头痛打。这或许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藏着某种反抗强权的种子。在日本战败时，当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后，他又曾暗下决心，要为天皇而死。这说明学校长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不过，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主要还是在战后才最终形成的。日本战败投降时他只有10岁。当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接受的是新宪法所宣布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空气，而这些因素则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地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

《大江健三郎和＜吉尔普军团＞》，采访记———这可以说是他政治态度的宣言。

在体现他“政治”意识的小说中，1961年先后发表于《文学界》的两篇作品《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属于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威胁，迫使《文学界》杂志不得不登出谢罪广告才算暂且了结，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长期不能收入其后出版的各种短篇集里。

大江健三郎是个执著的人，只要确定某种主张便不肯轻易更改，哪怕遇到什么阻力也要坚持己见。当上述两篇小说发生麻烦时，作者本人始终没有退让。非但如此，他还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继续与天皇制对抗。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他文化勋章，他当即表示拒绝的举动，也是他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6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状态，经医生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8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颇有感触。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围绕残疾儿问题，他在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个人的体验》里，当主人公听说妻子生下一个残疾儿时，起初他曾经想尽办法逃避现实，不打算千方百计去救活婴儿，而希望听任婴儿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后他终于通过长期痛苦的精神磨炼，猛醒过来，全力以赴拯救婴儿生命，并且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同满怀希望地、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也许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或者不如说当作者的精神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那样最终采取拯救孩子、养活孩子的态度；当作者的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空中怪物阿归》的主人公那样采取放弃孩子的态度。

1964年以后，他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自己养育残疾儿的决心，诸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随笔《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和《冲绳核记》（1969～1970）、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和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等都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谈到1983年由讲谈社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这本书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自己与残疾儿20年共命运的问题提到前面，这可以从其中安排的环境和人物与作者周围现实生活大体吻合得到证明。不过，《新人啊，醒来吧》仍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作者并非单纯地记述自己和残疾儿，而是通过布莱克的诗句，通过残疾儿的生活，讨论在核威胁状况下当今世界人类命运这个全局性的大课题。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提起这个话题，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不过他又加以解释道，这个“森林和山谷”，“虽与实际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见他的乌托邦仍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主观想象之内。

《同时代的游戏》（1979）可以说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小说。这部长篇是经过作者周密设计和考虑之后写成的，是他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全书由6封信组成，这些信是主人公“我”写给妹妹的。在信里，“我”讲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创建故事和历史，自己家族的发展历史。其中有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几百年前山村的建立过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国军队的50天战争，“我”所参加的现代反体制运动。在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了吧。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武装精良的大日本帝国正规军与普通村民百姓的斗争过程，刻画了不屈不挠、敢于与强权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历史上当然并不存在这样一场战争，它完全是作者头脑中的产物。作者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小说的基本内容是写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义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义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住在森林。“义兄”在森林里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即公社），但后来由于一个突发事件而瓦解。这说明根据地虽是为人们所欢迎的，但毕竟是不能长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现实的。

上文已经说过，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饲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森林”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在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里，有主人公“我”潜入森林的一段描写：“我走进森林，犹如游泳者走下游泳池铁梯子让身体完全没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觉得森林覆盖了自己的头部，好像游泳者的头部被水面覆盖了那样。于是，夜幕降临了。我站立不动，低垂下头。我必须让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兽、树木、小草、腐蚀土中的菌类一样，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还原为森林的细胞。”

进入70年代以后，他的“森林”意识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对“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怀有同感，并且最后不得不和核时代权力的代表者进行决战。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识更进一步朝着批评时代的方向发展。又如《同时代的游戏》将对抗帝国正规军队的普通村民的根据地设定在“森林”里。这个“森林”显然含有象征意义，它使村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启示读者在当今时代应如何生活。此外，长篇小说《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最近新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燃烧起来的绿树》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丁若镛

丁若镛，1762年生于京畿道广州郡瓦阜面马岘里（今扬州瓦阜面陵内里）的一个两班贵族家庭。7岁能作汉诗，22岁中进士，28岁文科及第。历任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同付承知、谷山府使等职。他为人刚直，不求权贵，特别是在任暗行御史时，曾弹劾官吏的贪污舞弊，不断受到反对派的诬告和陷害。40岁时被贬，流放康津等地18年。1818年释放回国，专心从事写作和研究学问，直至去世。

丁若镛是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实学派诗人和作家。他对政治、哲学、经济、科学技术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关心农民问题，认为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之家“是残九千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人”，提出“农者得田，不农者不得之”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没用到实际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新我旧邦”的思想指导着他一生的活动。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反对单纯“吟风咏月”和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即要有“美刺劝惩”的效果。作有汉诗2500余首，有不少是表现农村生活和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艰难度日的悲惨处境，谴责封建官吏的剥削和儒学者的伪善，指斥封建两班制度的不合理，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及对不合理制度的训责。《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和《饥民诗》是两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描写一户农家的穷苦和敢于和豪吏作斗争的景象。后者描绘了一幅农民由于迫于生活而颠沛流离的图景。

在康津流放期间，他创作了很多同情劳苦大众，反映残酷剥削官吏罪恶的优秀作品，其中有杜甫韵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三行：《猎虎行》、《狸奴行》、《僧拔松行》以及长诗《夏日对酒》、《耽津衣歌》、《耽津渔歌》、《耽津村谣》、《哀绝阳》等。他熟悉多种诗歌表现形式。他的一些散文和政论也写得生动、犀利，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创作手法上，善于运用比喻来刻画他所要表现的对象。

他逝世70多年以后，李朝政府追赠他为正宪大夫奎章阁提学。

李光洙

李光洙，1892年生于平安北道定州。父母早亡，由祖父抚养长大。曾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哲学科。1919年到中国上海，主编“朝鲜临时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1921年回国，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过《朝鲜日报》副社长，《东西日报》编辑，还主编《朝鲜文坛》杂志。1922年发表《民族改造论》一文，诋毁、抹煞朝鲜民族传统，引起有志之士的反对。20年代中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他是反对派的一员主将，声称“对阶级文学不感兴趣”，咒骂“革命是像瘟疫一样可怕的疾病”。1939年参加“北支皇军慰问”，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为侵华日军效力；不久出任日本统治当局的御用团体“文人报国会”会长。1943年又去日本动员朝鲜留学生参加“学徒兵”，要他们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劳。1945年参加“大和同盟”，任理事。

李光洙于1909年开始创作，主要有小说、诗歌、随笔、评论、童话和时调等多种。其中长篇小说20部，代表作品有《无情》、《麻衣太子》、《革命家的妻子》、《泥土》、《有情》、《那女人的一生》、《异次顿之死》和《爱情》。1917年他的长篇小说《无情》在《每日申报》上连载，从体裁形式上看，是朝鲜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创作是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启蒙主义于一身。《革命家的妻子》是一部丑化革命者、歪曲事实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大多是色情和变态恋爱心理的描写，从而反映朝鲜亡国后的悲惨现状及对悲苦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李箕永

李箕永，1895年生于忠清南道牙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时入平里村私塾学习汉文，读过不少古典文学作品。12岁时又入天安私立宁进学校学习，接触到新学，并读了一些流行的新小说。1914～1918年在朝鲜南方各地流浪，做过矿工、苦力和短工。回到故乡后，任教会学校教员和银行雇员。1922年春，他满怀真理、拯救祖国的热切愿望，克服重重困难，东渡日本半工半读，接触到俄国古典文学和进步文学，尤其喜欢高尔基的小说。1923年因日本关东大地震，他提前回国。1924年进《朝鲜之光》杂志社作记者。1925年参加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并负责出版部工作。1931年和1934年两次被捕入狱。1944年避居在江原道金刚郡的山村里，直到1945年解放。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委员长。1955年获国家颁发的劳动勋章。

李箕永于192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哥哥的秘密信》，以后陆续创作短篇小说《贫穷的人们》、《老鼠的故事》、《民村》、《农夫郑道令》和《五个儿女的父亲》等。这些作品仍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他不单单只停留在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探索造成这些社会悲剧的社会根源。

1928～19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元甫》和《造纸厂村》，表明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是懂得只有进行斗争才能推翻旧世界的先觉者了。

1933年发表中篇小说《鼠火》，接着出版长篇小说《故乡》。

1934年在狱中完成长篇小说《人间课堂》和《春》的构思，40年代初出版。《故乡》是朝鲜早期革命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以20世纪20年末朝鲜农村为背景，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广泛展示了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出现的种种黑暗现实：农民破产，生活贫困，工人不满，举行罢工与援助，广大朝鲜人民日益觉醒，不断反抗斗争，正逐渐形成有组织、自觉的工农运动，它标志着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入新的历史时期。小说多方面的揭示了时代的、社会的、人生的种种矛盾，表现出历史的厚度与人性的深度。

1946年7月，短篇小说《开辟》问世，不仅标志着作者又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而且表明创作题材向纵深开拓。1948年～1949年，在《开辟》的基础上，它完成了长篇著名小说《土地》的创作。小说同样以土地改革为题材，通过农民郭巴威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反映了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和大自然以及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时的英雄气概和精神面貌。

长篇小说《图门江》以贫苦农民朴熊孙父子两代人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在充满重大历史事件的广阔背景上，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斗历程。

李箕永从事文学创作近60年，文学成就卓著。这笔留给朝鲜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反映了朝鲜人民的伟大历史进程，也使之享誉朝鲜现当代文学史。

韩雪野

韩雪野，1900年出生于咸镜南道咸州郡一个趋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少年时代，他一方面耳闻目睹了日本宪兵逮捕和监禁父亲，以及日本殖民主义者对朝鲜广大人民的荼毒等罪行；另一方面又亲身感觉到封建家庭虐待他家养女的事实，这使他幼小的心灵里深埋下对日本殖民者仇恨、对封建陋习不满的种子。

韩雪野毕业于咸兴普通学校，1916年考入汉城第一高等普通学校学习，1918年又转入咸兴高等普通学校。这一系列学习生活，培养了他对小说、古典音乐、戏剧、电影等文学艺术门类的兴趣，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极有益处。1919年，他因积极参加“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而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入狱达3个月之久。“三一”运动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狱后，他到中国北京自修文学，并阅读到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又于1921年渡海去了日本东京。在日本大学里取得了学籍，在社会学系求学期间他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并开始接触到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4年，他于日本大学毕业后回国，开始在北青私立大成中学任教，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在那天晚上》（1924）、《饥饿》（1924）、《憧憬》（1925）等。这些作品以描写男女间的爱情，反映知识分子内心苦闷，表达时代心声，显露出作者的文学才华。

1925年，他到汉城开始与李箕永等进步作家一起创建“卡普”，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此步入正轨，这也成为他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活动的标志。从此，他树立了创作的正确方向。1926年，他到中国东北旅行。1927年回国后又与李箕永等人一起改组了“卡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纲领。为此，他写了《关于阶级文学》、《无产阶级艺术宣言》、《阶级对立和阶级文学》等理论文章，用以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主张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创作，批判资产阶级文学的反动性，谴责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在撰写这些文学评论的同时，还致力于文学创作。1929年前后，他根据“卡普”新纲领创作了短篇小说《摔跤》（1931）和《过渡期》（1932）等。

《过渡期》主要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农村以后，农民破产和农村阶级分化的现实。描写世代以土地为生存之本的农民面对残酷的现实，所进行的反抗、斗争，乃至流浪，最后仍难以逃脱到日本资本家的工厂里去受残酷剥削的悲惨命运。《摔跤》可以说是《过渡期》的续篇，两篇作品的人物虽然不同，但是反映了相同的主题。在《摔跤》里，农民不仅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反抗活动，而且原先被迫进入工厂的农民现已成为觉悟了的工人。他们和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劳动会和佃农组合，共同向资本家进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两篇作品反映了农民和工人觉醒的全过程，揭示出工农联盟的伟大力量和意义，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初始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杂志《朝鲜之光》的工作。1932年，他进入“朝鲜日报社”工作，与社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坚决的斗争。1934年，他与200多名“卡普”作家一起被日本警察逮捕，关进全州监狱。当他在狱中得知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变节分子解散了“卡普”时，他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与狱中同志研究恢复和发展“卡普”的对策。他在1935年底获释至1943年这段极为艰难的时期里，写有著名短篇小说《洪水》（1936）、《劳役》（1936）、《山村》（1938）、《泥坑》（1939）等，以及优秀长篇小说《黄昏》（1936）、《青春期》（1937）、《草香》（1938）、《塔》（1941）。

小说《洪水》、《劳役》、《山村》以朝鲜山区农村为背景，仍然表现佃农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间的对立斗争，富有时代特色。《青春期》则更富有30年代的社会特点，通过对各类知识分子的塑造，再现了那动荡变革的历史时期，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最终走上与工农结合的艰难历程，回答了当时知识分子应走什么道路的社会问题。小说以娴熟的艺术技巧和多样化的主题，成为30年代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佳作。

1945年朝鲜解放后，他的作品遵循历史发展轨迹，表现鲜明的时代特征。短篇小说《村里的人们》（1946）反映土地改革后，朝鲜农民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煤矿村》（1946）描写煤矿技校的学生在时代的感召下，成长为新一代劳动青年的过程，颇有教育意义。《凯旋》（1948）描写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经过15年的漫长斗争，凯旋归国的史实。长篇小说《黄草岭》（1952）通过女主人公护士福实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朝鲜青年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之情和无限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大同江》（1952，第一部）通过敌占城市的青年工人和少年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表现出朝鲜人民反对侵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韩雪野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朝鲜人民自20年代以来走过的革命斗争历程，形成一幅形象的历史画卷。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任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教育文化部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副委员长、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朴钟和

朴钟和，1901年生于汉城。1921年发表诗歌《烦恼的青春》和《奶色的街道》；1922年同洪思容、罗稻香、玄镇健等创办《白潮》文学杂志，写了《回到密室去》等诗。1924年诗集《黑房秘曲》出版。此后作为一个颓废派诗人走上文坛。同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

《父与子》写两代人的矛盾：父亲要儿子继承祖业学医，儿子执意要学美术，父子反目，儿子离家出走。据说作者意在表现对旧道德的反抗。在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这早已不是社会的尖锐问题。《灌肠汤》对当时的革命作家加以讥讽和丑化，可看出他的文学和政治倾向。

1929年以后，转为写历史小说。代表作品有《锦衫上的血》、《待春赋》、《多情佛心》和三部曲《前夜》、《黎明》、《民族》。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他居住韩国，出版了《洪景来》、《青春的胜利》和《壬辰倭乱》、《升官路》、《三国风流》、《女人天下》。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均有所影射，如1954年创作的《壬辰倭乱》，便是为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发动的朝鲜战争服务的。

朴钟和曾任南朝鲜文学家协会会长、文化团体总联合会会长、艺术院院长、文人协会理事长、艺术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民族文化推进委员会会长等职务，并设立“月滩文学奖”。

朴世永

朴世永，1902年生于京畿道高阳郡。1917～1922年在汉城培材高等普通学校求学。1922年到中国上海留学。1923年和宋影等人组织朝鲜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焰群社”。1925年参加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曾主编儿童文学刊物《星之国》。

他的创作生涯以组织“焰群社”为开端，其中诗《黄浦江畔》，反映了旧中国遭受的苦难；又写了《北海和景山》、《江南的春天》等诗，揭示了帝国主义、军阀的罪恶，预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解放前的作品，始终保持着革命的倾向，如《山燕》、《沉香江》、《夜夜都来的人》等诗，有的倾吐对自由的向往，有的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压迫和掠夺，有的歌颂革命者的无畏英勇的斗争精神。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他从朝鲜南方来到解放了的北方，是解放后创作量最多的诗人之一。写战争题材的《不死鸟》和歌颂抗日武装斗争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最为著名。他还编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歌《爱国歌》的歌词。

他还创作了歌颂中朝友谊的诗如《致六亿兄弟》。先后出版的诗集有：

《山燕》（1937）、《流火》（1946）、《真理》（1947）、《朴世永诗选》（1956）。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已译成中文并出版。

宋影

宋影，1903年生于汉城。祖父是汉学者，父亲是新小说家。1919年与朴世永等人秘密油印《自由晨钟报》。由于多种原因，被迫停印后，又办同人传阅刊物《新宇》。同年，停止学业后，到邮局工作。1922年前往日本东京一家玻璃厂当学徒，并在大学夜校部艺术科听课。不久回国，在一制药厂工作。1923年春，组织朝鲜第一个革命文艺团体“焰群社”，在《焰群》第二期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男男对战》。1925年，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成立，被选为中央执委、书记局长，并参与“卡普”机关刊物《文学创造》、《集团》的编辑工作。192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石工组合代表》，写石工朴昌浩的觉醒和反抗。20年代后期，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1929年发表剧本《拒绝一切会面》，揭露纺织公司经理以伪善手法剥削工人。1931年和1934年两次被捕入狱。

1945年解放后，从汉城来到平壤，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领域。继续写剧本、散文、小说。主要的剧作有《金山郡守》、《两家邻居》、《江华岛》、《爱国者》、《不死鸟》等，其中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题材的《江华岛》为最有名。他的剧本《爱国者》和短篇小说《石工组合代表》已有中文版本。宋影还曾任朝鲜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

赵基天

赵基天，1913年11月6日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后来随全家流亡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谋生，1945年8月随同苏联红军回到朝鲜，投入了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1951年7月31日，他在美国飞机轰炸平壤时牺牲，年仅39岁。

赵基天的创作生涯只有短短5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却写出了大量的诗篇，其中不少堪称佳作。他的诗歌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从题材和主题的角度来看，大体属于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表现祖国新面貌的诗歌。这类作品大多写于朝鲜解放之后，抗美救国战争爆发之前。面对祖国的新生和民族的解放，诗人怀着无限喜悦的激动心情，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篇，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抒情叙事诗《土地之歌》（1946）、长篇叙事诗《生之歌》（1950）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品。

二是反映抗美救国战争的诗歌。这类作品写于炮火连天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诗人随军队参加过战斗，还曾到过洛东江前线。在《在燃烧着的街道上》（1950）、《朝鲜的母亲》（1950）、《让敌人死亡》（1950）、《朝鲜在战斗》（1951）和《我的高地》（1951）等激动人心的诗篇里，尖锐地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所犯下的血腥罪行，热情地赞颂了朝鲜人民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三是讴歌抗日武装斗争历史的诗歌。这类作品在诗人全部创作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其中最出色的作品是《白头山》。

抒情叙事长诗《白头山》（1947）是赵基天的代表作品，也是朝鲜当代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长诗以普天堡战斗为中心，热情地讴歌了金日成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辉煌业绩。

《白头山》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叙事与抒情密切结合。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方面，诗人充分发挥诗歌的特长，善于通过典型事件进行艺术概括。他所选择的典型事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抓住主要之点，反映本质方面，避免面面俱到，防止捡芝麻丢西瓜；二是注意彼此之间内在联系，既有一定跳跃，又不使人产生割裂之感；三是生动形象，有启发性，有感染力，给人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因此，他笔下的故事是生动的，情节是紧凑的，人物是鲜明的。同时，这部长诗又具有大量的抒情因素，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息。诗人是怀着满腔热情进行创作的，他的感情渗透到全篇的字里行间。不仅如此，他还往往压抑不住自己的激动，通过优美动人的抒情插笔直接抒发感情。

千世峰

千世峰，1915年生于咸镜南道高原郡，自幼家境贫苦。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并创办农民夜校。1940年初在郡城运输部门当雇员和公务员。1945年开始创作生涯。1946年2月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岭路》。1947年以后创作的《五月》、《新的脉搏》、《土地的序曲》、《虎老爹》、《故乡之子》、《青松》、《新管理委员长》、《新春时节来了一个年轻人》等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虎老爹》是他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主要描写农民之间为争交公粮而发生的故事，反映他们对人民政权的热爱和建设新农村的热情。他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是两部较优秀的作品。前者描写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一支活跃在敌后的农民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后者以修复被敌人破坏的水电站为中心，多方面反映了后方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因作家曾参加过游击队，对农村生活很熟悉，所以塑造出来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形象真实、善良、个性鲜明。长篇小说《大河奔流》是继李箕永的《土地》之后一部反映朝鲜土地改革的作品。千世锋的《战斗的材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均有中文版本。

黄健

黄健，1918年生于两江道丰西部一贫苦农民家庭。他曾在普成高等普通学和全州师范讲心所学习。毕业后，在全罗北道茂朱郡和中国长春当过教员。两次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40年以后，在家乡从事畜牧业。1945年朝鲜解放，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先后创作了《旗帜》，《矿脉》、《牧畜记》等短篇小说，在文坛引起轰动。朝鲜解放战争期间，他随军到前线，发表了朝鲜人民军保卫祖国英勇事迹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被评为描写战争题材的优秀短篇小说。他两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儿女》和《盖马高原》，都是战后所创作。前者着力塑造了一个坚强的抗日战士的形象。后者反映朝鲜青年一代在解放后的成长过程；他的作品结构严谨，手法细腻，擅长于心理描写。

黄健的代表作还有《燃烧的岛》、《盖马高原》等。均有中译本。在中国来访期间，写下《六亿人民的呼声》一书，受到好评。黄健还历任朝鲜作家同盟小说分科委员长和两江道作家同盟委员长等职务。

密尔·穆罕默德

密尔·穆罕默德，1722年生于北方邦阿格拉，在德里求学。由于他的用词简练，通俗易懂，又尖锐辛辣，在北印度和德里享有声誉。1782年移居勒克瑙，直至去世。

密尔用乌尔都语写了6部诗集，用波斯语写了一部诗集。他写了大量的抒情诗，以“闺阁语言”抒情诗著称。他的诗反映了莫卧儿王朝没落、印度沦为殖民地后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穆斯林的艰难处境。他采用波斯写诗语韵律，从而屏弃宗教哲理的俗套，以双行诗、三行诗和四行诗等诗体，用明快通俗的口语，反映印度现实的社会生活。他的抒情诗创作被推崇为开创了乌尔都语文学史上诗歌的新阶段。他的长篇叙事诗大多反映印度的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以描述印度王公出巡回猎场面的《狩猎篇》，自比为龙，把别的文人比作被龙征服的蛇虫鸟兽的《龙篇》，反映他一生的痛苦和18世纪印度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民不聊生的《家境》等，至今仍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密尔还写有自传和用评论介绍乌尔都语的《密尔的言论》和《诗人的警语》等。

贝克姆·查卓·查特吉

贝克姆·查卓·查特吉，1838年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奈哈蒂附近的农村。他的父亲是农村税务官。11岁进入胡克利学院预科学习。17岁进入加尔各答大学。1858年在加尔各答选拔学士比赛中获学士学位。同年任财务检查员。1869年通过法科学士的考试就任法官。他早年写了一些诗，但却未取得很大成功，于是便开始创作长篇小说。1864年用英文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贾莫汉之妻》。后来用孟加拉语写作。1865年出版他的第一部孟加拉语历史小说《将军的女儿》。以后又接连发表了几部小说。在70年代初～80年代初是他的创作旺盛时期，由他主编的孟加拉语杂志《孟加拉之镜》也于1872年创刊。这份刊物在当时影响很大，它不仅促进了新孟加拉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为培养新作家也作出了贡献，泰戈尔曾说它“征服了我们孟加拉人的心灵”。

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篇历史小说，如《将军的女儿》、《格巴尔贡德拉》（1866）、《茉莉纳丽尼》（1869）、《钱德拉谢克尔》（1873～1874）、《拉吉辛赫》（1875～1876）、《阿难陀寺院》（1882）等。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诽谤印度民族没有历史，印度人民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用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印度的光荣历史和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加以反击。他的小说多以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但又具有现实意义。

《将军的女儿》是写17世纪印度人民反抗阿富汗人入侵的故事；《阿难陀寺院》描写18世纪中期印度北部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塑造了吉瓦南德、香蒂等人不畏强暴、英勇作战的爱国者形象。其中有一首写《礼拜母亲》的诗则表达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到处传唱，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第一首颂诗，泰戈尔于1906年为之谱曲后成为印度的国歌，直至1950年。另一类是写社会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毒树》（1872）、《英迪拉》（1872）、《拉吉尼》（1874）、《拉塔拉尼》（1875）等，主要是描写社会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妇女的不幸遭遇，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的影响。触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其中表达的某些观点是保守的，例如《毒树》写寡妇再嫁如有毒之树。但是，用小说的形式描写现实生活，他是首倡者之一。

此外，他还撰写评论文章，抨击时弊，也提倡复古思想。还著有《作家的技巧》一书，总结了他的创作经验。他被誉为孟加拉语现代文学的先驱，泰戈尔、普列姆昌德、萨拉特、拉梅什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泰戈尔

泰戈尔，1861年出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诗人和宗教改革家。兄妹也多热心于社会改革和文学事业。他的家庭是加尔各答许多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经常高明满座，讨论国家大事，并举行朗诵会，演出戏剧等，这种环境对泰戈尔的世界观，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泰戈尔七、八岁时便开始练习写诗，14岁时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6岁时发表长诗《诗人的故事》。1878年，遵从家训到英国学习法律，但到伦敦后，他便按自己的志趣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4～1901年间，泰戈尔大部分时间住在他父亲的庄园里。这段生活经历对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此，他接触并了解了农村生活，写了一系列表达爱国精神的故事诗和近70篇反帝反封建的优美的短篇小说。其中《河边的台阶》（1884）、《弃绝》（1892）、《摩诃摩耶》（1892）等短篇小说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以及种姓制度给妇女造成的悲惨命运。1901年，他怀着改造社会的目的在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与劳动结合的新型学校（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后，印度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的高潮。这时，泰戈尔来到加尔各答，积极投身于反英斗争，并写了许多激发人民爱国热情的歌曲。但不久他与运动的领袖们产生分歧，便退居乡间，过着脱离现实斗争的退隐式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他连续发表了《小沙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07～1909）、《家庭与世界》（1916）、《四个人》（1916）、《最后的诗篇》（1929）等中长篇小说，14篇短篇小说和包括《暗室之王》（1909）、《邮局》（1911）在内的十多个剧本。同时，他还把以前诗集中的诗有选择地译成英文，编写成诗集《吉檀迦利》（1912）在英国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和《飞鸟集》（1916）也陆续在英国出版。这些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优美的诗篇，反映了泰戈尔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高度成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泰戈尔应邀访问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许多国家，并发表演讲集《民族主义》，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洋溢着为振兴亚洲而献身的精神。1919年，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爱国群众的野蛮暴行，泰戈尔拍案而起，他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强烈抗议，并庄严声明，放弃1915年英国国王授予他的男爵爵位和特权。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回国后发表了《在中国谈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苦难处境深表关切和同情。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

1941年，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享年80岁。他一生共写下了50多部诗集、30余种散文著作、12部中长篇小说、近100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2000多幅画、2000多首歌曲以及其他方面许多论著创作。在印度文坛和世界文坛上，像泰戈尔这样多才多艺、创作丰富的作家是十分罕见的，他以自己的优秀作品建造了一座人工所不能建造的千古不朽的纪念碑。

塞若特·查特吉

塞若特·查特吉，1876年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胡克利县德瓦南达村。他的父亲穆迪拉尔·查特吉由于家境贫寒，又经常失业，最后不得不将全家迁到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县依靠妻弟生活。他的童年在极端贫困中度过，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入大学。

查特吉的创作活动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以写短篇小说开始的。他的父亲是一位酷爱文学的学者，对于各种文学体裁都进行过尝试，但是从未写成一篇完整的作品。17岁的查特吉常常翻阅这些未完成的手稿，往往因考虑它们该是怎样的一种结局而彻夜不眠。这便促使他自己动手写小说。不久，因为就业问题和父亲发生冲突，逃离家庭，到处流浪，接触了印度各阶层人民，并且深入地了解城乡生活，这就为他日后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4年，查特吉来到缅甸谋生，在仰光政府机关里当了10年小职员。190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在《帕罗蒂》杂志上发表，获得好评。1913年回到加尔各答，专事写作，靠不固定的稿费收人生活。从1913年起，他的小说在《耶摩纳》、《印度》和《文学》等杂志陆续发表，成为孟加拉最为读者喜爱的作家。1934年，达卡大学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查特吉写了多部短篇小说和30部中、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有《宾杜的儿子》（1914）、《二姐》（1915）、《贝昆特的遗嘱》（1916）、《卡西纳特》（1917）、《斯瓦弥》（1918）、《画像》（1920）、《何莉拉克什弥》（1926）和《奥努拉塔·萨蒂和帕瑞什》（1934）等。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家庭生活和母爱。代表作有《宾杜的儿子》、《拉摩的悔悟》和《诉讼的结果》等。后期的作品着重揭露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摩黑什》描写一个身受经济剥削和宗教歧视的穆斯林佃农贫困的生活和无权的地位。《奥帕吉的天堂》叙述了贫民奥帕吉悲惨的一生，就连他死后想用几根木柴举行火葬也不能如愿。这两篇小说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他的中、长篇小说中，重要的有《斯里甘特》（第1卷，1917；第2卷，1918；第3卷，1927；第4卷，1933）、《乡村社会》（1916）、《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道德败坏的人》（1917）、《婆罗门之女》（1920）和《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等。《斯里甘特》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相爱，但在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他们最后被迫分手。小说展示了一幅从乡村到城市、从王公贵族到贱民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为抗议对贱民的侮辱而毅然脱离大家庭过着清贫生活的苏南达和安诺达姐姐、拉佳拉克什弥以及敢于离开无情的丈夫而和患难与共的男人相结合的奥帕雅等许多令人难忘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奥帕雅，她是查特吉所有作品中唯一能够冲破封建牢笼的勇敢的女性。《斯里甘特》第一卷是四卷之中的佼佼者，被译成英语和法语。《乡村社会》主要描写青年罗迈什回乡进行农村改革时遇到的种种阻力，揭露了地主之间的勾结和倾轧。《嫁不出去的女儿》对传统的社会和奁资制习俗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描写了一个既无美丽的容颜、又无金钱做陪嫁的姑娘的悲哀。《道德败坏的人》提出了寡妇再嫁的社会问题，刻画了两个年轻寡妇的性格。萨维德莉美丽、聪明，喜欢上了大学生萨迪什，但由于自己是寡妇而不敢表达，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吉尔娜敢于公开向对方表示爱慕之情，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在社会的种种压力下而精神失常。

查特吉生活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然而他直接反映政治斗争的作品却不多。《秘密组织———道路社》是以反抗殖民统洽、争取祖国自由独立为主题的重要作品。其他作品大多以爱情为题材，描写农村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他的作品充满对于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怀，他憎恨地主的专横、婆罗门的伪善；而对农民和低等种姓，特别是对处于被压迫在底层的妇女，寄以了无限的同情。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妇女形象，尤其是那些从童年就守寡、被剥夺了再婚权利的少女和被侮辱与被迫害但仍不失内心清白“沦落风尘”的妇女，她们温顺、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命运又往往极为悲惨。

查特吉从1914年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豪拉县定居起，便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1年担任印度国民大会党豪拉县委员会主席。他倾向于国大党激进派的政治纲领，要求印度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他支持工人罢工，也曾参加过印度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但在他的作品里，却又常常流露出他思想中保守的一面。这在他处理寡妇的爱情生活和再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短篇小说《光与影》、《指出的道路》以及长篇小说《大姐》和《乡村社会》中的女主人公都在为爱情而备受折磨，却没有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查特吉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的小说“从来不曾出现过寡妇嫁给她心爱的男人的情节”。他的保守思想使他对触犯现存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持审慎态度。他往往只写生活中的矛盾和现实的冷酷无情，只写男女主人公背负着社会习俗的枷锁在痛苦、忧伤、憔悴，却没有进一步指出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些办法。

查特吉是班吉姆·查特吉和泰戈尔之后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熟悉农村生活，了解中产阶级的心理。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展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画面，充满对被压迫人民的关怀与同情。他用朴素流畅、幽默风趣的语言塑造出一些既具有进步倾向而又性格软弱的人物形象。泰戈尔指出：“查特吉看透了孟加拉人内心的秘密，在他描绘着悲欢离合的绚丽多彩的创作中，人们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阿拉马·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阿拉马·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年生于旁遮普省亚科特市一个穆斯林商人的家庭。他的故乡现在巴基斯坦境内。

1899年大学毕业，随后在大学任教，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和哲学研究。1905年赴欧深造，先后在德国、英国学习，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欧洲期间，亲眼目睹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和黑暗，促进了他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思想的发展。

回国后，一面从事教学和社会活动，一面继续进行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1911年放弃教职，专门从事爱国、民主的政治活动。20年代后期当过议员，30年代初当过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1931年曾代表穆斯林联盟参加过第二次英印谈判会议，1938年病逝。

伊克巴尔生活的年代是印度（包括巴基斯坦）最艰苦的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完全控制了印度，殖民主义者利用印度宗教的矛盾，制造事端，削弱印度人民爱国力量。面对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灾难、宗教的混乱，诗人沉思、忧伤，用自己的诗歌唤醒民族的觉醒。他的早期诗歌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怀着乐观的希望。他热情地歌唱：

我们的印度斯坦举世无双，

她是我们的花园，我们是园中的夜莺。

在伊斯兰传统诗歌观念中，花园和夜莺是一对热恋的情侣。诗人用这一象征性的比喻，把诗人对祖国真挚的痴情完美地表达出来了。它一面赞美祖国美丽富饶，十分可爱，一面用夜莺在花园中的生息、欢叫，体现诗人对祖国的依赖和爱恋之情。诗人在另一首《全印度儿童之歌》里，更为直接地赞美了祖国。他热情地诵唱：

这块土地的高处与九天接壤，

生活在这儿犹似生活在天堂。

这就是我的故乡，

这就是我的故乡。

在这里，诗人以重叠的诗句增强诗歌雄浑的旋律，唱出了热爱祖国的最强音。

然而，诗人的祖国正处在受人宰割、内部分崩离析的危难之中，他目睹祖国的惨景，悲叹地诉说：

啊，印度！你的境遇使我哭泣；

你的故事在所有故事中最有借鉴意义。

诗人一面痛斥掠夺者的野蛮行径，一面总结历史的教训：

啊，折花人！你将园中的花草洗劫一空，

这是你的幸运，因为园丁们争斗不息。

诗人并没有为祖国的沉沦悲伤不已，他从国难之中看到了光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给殖民者可乘之机；增强团结，反对分裂是振兴祖国之道。他号召祖国人民：

宗教信仰并没有教相互仇视，

我们都是印度人，印度斯坦是我们的祖国。

诗人决意要在印度的宽广国土上，建立一个新的庙宇，它是爱的象征，用“爱的信仰”改变“从偶像那里你学会了自相残杀，真主也默示他的教长明争暗斗”的分裂状态，让所有的民族、教派和人民都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信徒的赞美诗蕴涵和平与力量，

世间居民在爱中可以重获拯救。

在诗人眼里，国家命运、祖国存亡是高于一切的。它超出了个人、民族、宗教的利益，是消除隔阂、平息纠纷和矛盾的巨大力量。为祖国的解放，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当被压迫民族的热血一旦沸腾，世界就将颠倒，大地就要颤抖”（《汉志的赠礼》）。他希望“用信仰的烈火使奴隶们心血沸腾”，“让那渺小卑微的麻雀敢向兀鹰进击”（《列宁》）。

伊克巴尔早期诗歌是民族情感的抒情诗，也是他探索祖国自新道路的结晶。曲调高亢，情感激越，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诚挚的热爱情感。他说过：“熟悉民族的脉搏，并以自己的艺术医治民族病症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他正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爱国的文学艺术家。

诗人为国家、民族引颈高歌，他自比驼队的驼铃，希望唤起沉睡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情感。然而，陈习观念严重的印度民众却木然置之。这不免使诗人悲伤、凄凉：

多么令人沮丧！驼队被抢劫一空，

驼队的主人竟丝毫不感到心痛！

孤寂冷漠的花朵不在意你唱与不唱，

麻木不仁的商队不闻驼铃响与不响。

为此，孤独、寂寞之情占据诗人的心田：“唉，伊克巴尔！有谁理解你内心的苦楚，在这世界上到何处寻觅一知音。”（《印度人之歌》）

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独，启发民众的觉悟，诗人要探索一条新的诗歌道路。他收敛了溢于言表的情感，把炽热的感情化为哲理的诗句，用智慧的光芒照耀民众的心灵。他为自己立下座右铭：

在世间就要像火炬那样生活，

点燃自己去照亮别人的眼睛。

于是开始了诗人的中期诗歌创作。他沉思在伊斯兰宗教神秘的思辨之中，向伊斯兰教义索取新生之路。为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民族描绘一幅理想的蓝图。他旅欧归来不久，创作了一部重要的长诗《指路人黑哲尔》，借用伊斯兰永生不死的先知黑哲尔的传说，倾吐其忧国忧民的思绪，在强烈批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热情歌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加强了宗教哲理性的深思，显示了诗风转向的征候。接着写了两部宗教哲理诗《自我的奥秘》和《无我的奥秘》，系统地阐明了诗人的哲理思想。诗人接受了中古波斯宗教诗人莫拉维（鲁米）的哲理观念：“自我”和“无我”。他又融合西方近代理性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诗人主张的“自我”既非过去宗教的寂灭、无为、超脱的“自我”，也非西方无限扩张、无限自由的“个性”。他认为“自我”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生命，是个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的形式就是运动、创造和斗争：

升腾，兴奋，飞翔，发光，呼吸，

燃烧，点燃，杀戮，死亡，生长。

在《生命和斗争》诗里，诗人借助奔腾的波浪之口，道出了“……我运动，我才活着，假如我停留，我就会死去。”肯定了人类的创造活动，否定了宗教的超脱、无为的观念，指出人类无限地活动，扩展才能生存。

“无我”是“自我”经过修炼、净化达到的最高境界，它体现了“真主”的意志，同时也是人类集体“自我”的表象。诗人用“无我”观念协调个人与集体、民族的矛盾，他指出“自我”作出牺牲，才能融合在集体之中，达到“无我”之境。这种以民族、国家、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利益为重的观念，正是诗人探索宗教哲理的目的。他写道：

个人一旦消失在集体之中，

宛如水滴变成广阔无垠的海洋。

诗人在强调“自我”的创造力的同时，也指出“爱”的力量，它是“自我”控制内外的力量。“自我”只有依靠自爱、自尊，才能显示自我力量的存在。诗人反对乞求和依赖，主张以个人的智能和行动，奋斗不息。

诗人用凝练的诗句、哲理的思辨，为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树立起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新的宗教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启发人民觉醒。

在此，诗人摆脱了民族观念，提出了泛穆斯林主义的思想———“穆斯林是兄弟”，把伊斯兰世界的盛衰、荣辱，视为个人和民族的大事。他在《穆斯林之歌》中唱道：

我们是穆斯林，世界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一直只信奉一个神，

谁想毁灭我们，不是容易事，

我们曾在刀光剑影下孕育成长，

我们的国徽是新月形的短剑。

诗人为了把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传播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他的宗教哲理诗，不用本民族的乌尔都语，而改用伊斯兰世界通用的波斯语。诗歌形式也是沿用穆斯林世界所熟悉的中古波斯的双行诗。这些宗教诗歌不仅使他成了著名的伊斯兰诗人，也使他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他的建设伊斯兰世界的理论，广为伊斯兰各国所欢迎。

诗人在晚年创作时期，政治活动频繁，接触了国际。国内的种种政治问题，开阔了他的眼界，打开了他的思路。晚年的诗歌题材广泛，政治性强，体现了一位注视社会改革的政治家的诗风。晚年的诗作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宗教等等社会问题，表达了诗人鲜明的态度和改革的热情。这个时期创作的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殖民主义的残暴和歌颂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诗篇最为出色。

在《列宁》里，诗人一针见血地写道：

东方的上帝是欧洲的白人！

西方的上帝是亮光闪闪的金属！

一人获利换来数十万人意外死亡！

这就是科学，哲理，策略，政府！

喝的是鲜血，传授的是平等！

失业，淫逸，酗酒，贫困，

欧洲文明的胜利品何止这些？

诗人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怒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给东方民族带来的灾难。他在《欧洲和叙利亚》一诗中写道：

叙利亚的土地献给欧洲人

一位纯洁、富有同情心和慈祥的先知。

叙利亚从欧洲得到的酬劳是

酗酒，赌博和大批娼妓！

诗人也曾为中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欢欣歌唱：

沉睡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

喜马拉雅山的喷泉开始沸腾！

诗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了信心，看到了人类的曙光。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他最早地欢呼了这次革命的胜利，不仅写出激情洋溢的长篇献诗《列宁》，而且还在其他诗作中，歌颂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

是没有圆光的摩西，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

虽然他是先知，可是他没有圣书。

伊克巴尔是民族诗人，也是宗教诗人。澎湃的爱国激情和深邃的宗教哲理观念是他诗歌的突出特点。他的诗歌创作突破了印度乌尔都语传统诗歌的模式，抛弃了传统题材和抒情格调，开拓了一代新的诗风。他是乌尔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

梅农

梅农，1878年出生在喀拉拉邦默拉巴尔农村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叔父学医，后改学文学。12岁便用梵语写诗，后成为学者。27岁起先后担任《拉摩奴吉》、《喀拉拉福利》、《心灵抚育》等报刊的编辑。34岁因病失去听力，写了一首抒情长诗《痛诉听力的丧失》，表达了继续从事文学和艺术活动的决心。35岁时，为拯救濒于灭亡的民间艺术———卡塔卡利舞，组织“喀拉拉艺术团”，在国内和东南亚各地巡回演出。定居在鲁杜鲁蒂，后成为南印度艺术中心。1916年前后投入印度民族独立斗争。1947年印度独立后，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先后访问美、法、意、波、苏和中国。他写了70部作品，大部分是诗。他曾用马拉雅拉姆语翻译梵语的《罗摩衍那》、《梨俱吠陀》、《沙恭达罗》，创作史诗《吉特尔瑜伽》和《时令之欢》等。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他用马拉雅拉姆语的自由韵律，写了许多激发民族尊严、歌颂祖国山河的抒情诗；还根据民间神话传说创作了许多长篇爱情叙事诗。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对许多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主要诗人。代表作有《被囚禁的阿尼鲁敦》、《受罚君王》、《娜基拉》和《父女俩》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题。他的《虔诚的玛丽叶娜》通过妓女的悲惨生活和归依宗教的过程和描写，来反映黑暗的社会。表达作者想以宗教来洗刷心灵上的创伤。

1948年印度独立后，马德拉斯政府授予他“民族诗人”的称号。

普列姆昌德

普列姆昌德，1880年生于印度北方邦贝拿勒斯（现名瓦腊纳西）附近的拉莫希村，原名腾伯德·拉伊。祖上务农，有少量的土地。他8岁的时候，母亲病逝。父亲在邮局供职，在他16岁时死去。他5岁开始在旧式村学中学习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后转入正规小学。16岁时为负担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到另一个地方去做业余家庭教师，为孩子补课。19岁开始在公立学校当教员，此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通过自学取得学士学位。1921年他响应甘地号召，不与殖民当局合作，主动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并先后主编《时代》、《荣誉》、《甘美》、《天鹅》和《觉醒》等杂志，创办“智慧之神”出版社。1936年4月主持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作为大会主席，他发表了题为《文学的目的》的演说。6月，他在代表作《戈丹》出版后不久便病倒了，于10月8日不幸去世。

普列姆昌德一生创作了15部中篇和长篇小说（包括未完成的两部），约300篇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论文著作、电影剧本、儿童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早期用乌尔都语写作，1915年前后开始改用印地语写作。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出版后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查禁，书被烧毁。1932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进军》又遭到查禁。19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服务院》被称为是他的成名之作和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现代小说。这部作品描写一个妇女由于没有陪嫁，不能嫁到体面的人家，后又被丈夫遗弃，沦为妓女，受尽歧视和欺凌，最后在一所服务院栖身。小说揭露了索取嫁妆的恶习、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暴露印度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而引人注目。

《博爱新村》（1921）是印地语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地反映农村生活的巨著。小说以地主普列姆和葛衍纳两兄弟的活动为主，展开了印度农村生活的广阔画面。地主葛衍纳横行乡里，贪婪无耻，阴险狡诈，为了争夺财产甚至谋害亲人。通过他的罪恶展示，揭露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残酷，生动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感情。但作品把普列姆描写成关心人民疾苦、努力解除农民枷锁的好地主，则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末尾新王公宣布农民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村出现一片欢乐景象，完全违背了真实，即反映了作家的美好愿望，也暴露出他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

《妮摩拉》（1923）描写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和买卖婚姻的罪恶，通过一个妇女的悲剧批判了封建制度。《舞台》（又译《战场》（1928）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破坏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一个资本家企图抢夺沦为乞丐的盲人的一片荒地修建工厂，展开了斗争，最后乞丐死去，工厂终于建立在他的荒地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及发展的必然性。

《圣洁的土地》（1932）反映了30年代初期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但斗争以妥协告终。

《戈丹》（1936）是作者的重要作品。这部被称为印度农村史诗的长篇小说，体现了作者的最高艺术成就也就是30年代印度文学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何利是一个善良、淳朴而又谨慎教规的贫苦农民。小说通过何利所经历的几次“事件”来表现主题。第一件是“奶牛事件”：何利唯一的希望就是想买一头奶牛，即可以挤奶，又可以为家增添光彩。后来赊购的奶牛被毒死。他的美梦化成泡影，第二件事“教籍事件”：何利儿子和戈巴尔和薄拉的寡居女儿袭妮亚私下相恋。结果逃跑，何利收留，但触犯教规，被开除教籍接着又成雇工。第三件事“嫁女”：为嫁大女孩子儿，借200卢比，从此债台高筑。又一次陷入高利贷剥削的罗网之中。第四是“卖女还租”：因欠3年地租，被地主控告，要抽回他的耕地、走投无路，只得把女儿卖给一个丧妻的老头作继室，从而得到100卢比。这部小说揭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矛盾，塑造了典型人物，被誉为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

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大多收集在题名为《圣湖》的8部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说选材广泛，人物性格鲜明，真实感人。著名的短篇小说有：《赫勒道尔王公》、《大家女》、《沙伦塔夫人》、《礼教的祭坛》、《牺牲》、《进军》、《老婶娘》、《棋友》、《一把小麦》、《首陀罗姑娘》、《如意树》、《解脱》、《神庙》等。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反映了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的揭露祭司的虚伪和毒辣，有的批判荒谬的种姓制度，有的抨击地主高利贷的残酷，有的反映农民和妇女命运的悲剧。通过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曲折的情节，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批判。

普列姆昌德还写了不少政论、杂文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他强调文学要写真实，不能脱离时代生活；它的任务是为被压迫者向社会提出辩护和申诉，作家应该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和律师。他认为文学和伦理学同样都为了改变人的心灵，而后者是诉诸人的理智，前者则诉诸人的良心。他还要求作家为民族的独立而斗争。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在印度语文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对不少作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也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从1953年起，我国先后出版了他的许多短篇和长篇小说《妮摩拉》、《戈丹》、《舞台》、《仁爱道院》和《一串项链》等。

苏比拉马尼亚

苏比拉马尼亚，1882年出生于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11岁时因即兴赋诗受到称赞，被称为“巴拉蒂”（意为知识之神）。1904年担任《祖国之友报》副编辑。1907年主办《印度报》。受到铁拉克和西丹巴伦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同年加人铁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激进派。西丹巴伦和铁拉克先后被捕，他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继续在《印度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殖民当局。1908年《印度报》被封闭。同年，为免遭迫害，他前往法属殖民地本地洽里，继续出版《印度报》。他在那里度过10年政治流亡生活。这期间，创作了许多诗作。有小史诗之称的《巴姆扎利的誓言》、《耿嫩之歌》以及被誉为泰米尔诗歌之高峰的爱情诗《百灵鸟之歌》等。1918年11月被逮捕。1920年重返马德拉斯，参加《祖国之友报》的工作。他的诗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在《印度河山》、《泰米尔故乡》、《泰米尔语》等诗中，歌颂了祖国和故乡。他的《侍候人的奴隶》、《解放》、《自由之歌》等诗号召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印度大众的现状》、《在甘蔗园里》等诗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宝宝之歌》、《新女性》、《妇女解放》、《印度社会》等表达了反对种姓制度、主张男女平等、要求社会改革的观点。1918年发表的《新俄罗斯》一诗是印度文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最早反响之一。

苏比拉马尼亚还是印度著名的泰米尔语诗人、作家、社会性会活动家。

伯勒萨德

伯勒萨德，1889年生于印度北方邦贝拿勒斯的富商家庭。青年时代曾协助其兄经商。1909年开始发表诗歌，他的作品有8部诗集和长诗，12部剧本，3部长篇小说（包括一部未完稿），5部短篇小说集。

伯勒萨德一般被认为是“阴影主义”（即浪漫主义）三大诗人之一，《眼泪》（1925）是他的第一部成名的诗集，被认为是这支流派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约收入190首抒情四行诗，用各种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描写过去的爱情，反映了一种失望和伤感的情绪。这种感情脱离社会生活，脱离时代环境。《水波》（1930）收诗30多首，大部分是抒情诗，同样反映了诗人的苦闷和失望，但有一部分诗也表现了人生的欢乐、健康的期待和丰富的幻想，表明诗人的感情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迦马耶尼》（1935）是著名的长诗，故事取自神话传说，是一部深含哲理的隐喻诗。全诗共5000多行，分为15章，主要叙述人类始祖由于贪图享受而走向末日，世界被洪水所淹没，只有极少数的人得以幸存，摩奴就是其中之一。当世界成为一片汪洋时，他站在高山顶尖，望着滔滔大水，内心产生了“忧虑”，后来太阳升起，大地逐渐显露它的面貌，自然微笑了，这使他对世界又产生了“希望”。有一天他遇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夏塔”，对她产生了“情欲”和“性念”，两人在一起生活，夏塔感到“羞涩”。两人结合后，摩奴却沉湎于祭祀的“事业”之中，不久就抛弃了夏塔，使她产生了“嫉妒”之心。摩奴后来遇到另一个姑娘“伊拉”，他和她共同创造了新的国家，自任国王。夏塔在“幻梦”中发现摩奴遭到人民的反抗，双方进行“斗争”。从此，摩奴感到“痛苦”、失望，想寻求一个宁静的场所，但没有夏塔他一事无成。后来夏塔来和他“会晤”，并告诉他生活中得到和平和宁静的“秘密”，于是两人前往喜马拉雅山的仙境，得到了真正的“欢乐”。

诗人利用神话是想曲折地反映现代的社会生活。印度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理性和感性（亦即理智和良知）相矛盾的理论。长诗也表达了这种哲学思想。夏塔和伊拉分别代表人类的良知和理智。当良知在人的内心占主导地位时，就能获得人生的真谛；而理智占了上风，则适得其反。诗中的摩奴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者，伊拉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野和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理性，而夏塔则代表人类的良知、良心和感情。

诗人通过三个人物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强权、虚伪、非正义与阶级鸿沟。但诗人没有看到社会矛盾发展的前途，他只是想寻找一条能使人们得到幸福和安宁的道路，但却没有如愿，结果只好采取逃避现实的方法。

伯勒萨德的剧本大多是历史剧，企图以古代印度民族的光辉业绩激发人们复兴民族的精神。《健日王塞健陀笈多》（1928）主要写笈多王朝末代皇帝统治时期王朝内部的矛盾以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故事，以影射印度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现实。《旃陀罗笈多王》（1931）主要写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率兵成功地打败希腊军队的入侵。这是印度历史上反抗侵略的光荣的一页，也是为了说明现实。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骨骼》（1929）写几个妇女不幸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另一部长篇小说《蒂德里》（1934）透露了不仅在印度，在英国也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剖析了地主、资本家和宗教头目的真实面目。他的短篇小说中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大多描写爱情，故事情节较简单，写景较多，有的短篇小说更象散文诗。小说引人入胜的不是曲折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对环境的富有诗意的渲染。也有一部分小说是揭露种姓制度的残酷，主要描写不合理的社会，下层人民艰苦的生活，以此来抨击权势者的专横跋扈。

尼拉腊

尼拉腊，1896年出生于孟加拉邦，祖籍是北方邦农村。他自幼追求自由的理想，反对旧传统的枷锁。编选过《恒河丛书》。在《狂人》、《甘霖》等杂志作编辑工作。由于他的作品多为自由体诗而斗争，又被称为“革命诗人”和“叛逆诗人”。

他是“阴影主义”（即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青年时代开始写作，受泰戈尔的影响，写过10多部诗集和长诗。诗集《芳香》（1930）是他的成名之作，收自由体诗78首。他的诗打破了旧的格律，运用新的音节和韵律，因而遭到反对和攻击。还有描写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如《致叶木纳河》、《春风》等。有几首《云之歌》，对云彩寄托了种种幻想。有的诗象征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有的诗号召人们反对外国的统治，反映了爱国主义思想，如《再一次觉醒吧》、《西瓦吉的信》等。还有的诗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也有的诗反映了诗人本身的苦闷和彷徨。诗集《无名指》（1938）是他的代表作，收入56首诗。他创作这些诗时深受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较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发展了《芳香》的一些积极的主题，如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德里》和《废墟》抨击上流社会的《施舍》，描写雷电以象征革命的《激情》和对穷苦人民表示同情的《敲石头》等。诗集《新叶》（1946）中的题材更多地取自现实社会，有的诗直接描写了地主的勒索以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官吏的残酷剥削。

尼拉腊还写了很多小说作品，短篇小说集《皮匠杰杜利》（1945）中的几篇优秀作品，如《正义》、《女神》等。中篇小说《牧羊人比勒苏尔》（1944）等。

耶谢巴尔

耶谢巴尔，1903年出生于北方邦费洛杰镇。学生时代曾和印度著名的革命者帕格德·辛赫共同进行地下武装斗争，两次被捕入狱。他根据自身的斗争生活写了不少作品，抨击英国殖民主义和封建教族主义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思潮。

长篇小说《达达同志》（或译《大哥同志》，1941）和中篇小说《党员同志》（1947）写印度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斗争。长篇小说《叛国者》（1943）描写印共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工人群众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故事。历史小说《蒂沃亚》（1945）描写古代遭受压迫的妇女。著名的长篇小说《不真实的事实》（1960）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故土和国家》描写印度独立前后教派骚乱的情景，下卷《国家的前途》描写印度独立后十多年间的社会面貌。围绕3个中心人物———布利、他的妹妹达拉和他的恋人格纳格。他们因争取自由恋爱，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布利最后成为邦议员，为了金钱地位而随波逐流，丧失了反封建的正义感。达拉虽然最后也成了有地位的人物，仍然保留着同情人和救人之危的品德。格纳格则是一个坚强果断的女性，敢于与比她社会地位低的布利结婚，而当她一再发现他的虚伪和专横时，就毅然和他决裂。她不仅追求婚姻自由，也向往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二个人物代表了40～50年代一代人的某些特点。作品反映了印度独立前后的历史，批判了教族主义，展示了新与旧、进步与保守、民主意识与传统观念的深刻矛盾。长篇小说《我、你、他的故事》（1975）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作者有多部短篇小说批判种姓制度和宗教，揭露富人的为富不仁和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表现妇女的悲惨的命运。他的三卷回忆录记述了他早年的斗争生活，真实感人。他写的政论和杂文针砭时弊，辛辣讽刺都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穆吉克·拉吉·安纳德

穆吉克·拉吉·安纳德，1905年出生于印度北部的白沙瓦城，父亲本是铜匠，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安纳德于1925年在旁遮普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研究哲学、文学和艺术，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最初，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后来开始创作。1936年，安纳德同普列姆·昌德等创建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1937年他作为一名记者到西班牙，写了许多反法西斯的政论。1948年，他访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印度独立后，他积极从事世界和平运动，1953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

对安纳德思想和创作起重大影响的因素有三：

一是少年时期的生活。他在少年时代，随着父亲所在军队的流动而辗转各地，有机会接触印度社会的下层人民，如工人、游民、农民、军人等，了解他们的悲惨命运，逐步看清了殖民主义残酷统治的罪恶，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后来，安纳德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最熟悉的世界，是那块游民、农民、士兵和劳动人民的小天地。”因而，在他的创作中，大都取材于下层人民的生活。

二是在英国学习和生活期间，他结识了包括拉尔夫·福克斯（1900～1937）在内的许多进步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曾研究过马克思文艺理论，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是受高尔基创作的影响。他说，高尔基是一位不仅用文字，而且用整个生命为革命而斗争的作家。他接受高尔基的影响，特别注视印度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怀着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努力表现他们的痛苦、挣扎和斗争。

安纳德是一位创作十分丰富的作家。30年代，他写的著名作品有《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6）。40年代，他写了三部曲：《村庄》（1939）、《越过黑水》（1940）和《剑与镰》（1942），这三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的故事，反映了印度民族的觉醒。194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心》，反映了手工艺匠的不幸遭遇。50年代以后：他写了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苦力、农民和贱民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谴责种姓制度等封建恶习的荒谬，批判殖民者的罪恶统治，表达印度人民的怀疑、不满、悲愤、反抗和对未来的幻想与希望。他在30年代创作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30年代印度社会生活的艺术画面，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印度人民奋斗的足迹。这3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艺术原则的运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在远古年代，就奉行一种特有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财产状况可能变化，而所属的种姓则世代相传。此外还有一种“贱民”，大都是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工。印度教认为：粪便是不洁之物，人体不能接触；而打扫粪便的打扫工，也就成为“不可接触者”了。

在千百年的印度社会历史中，贱民成为被神所抛弃的卑下者，始终过着悲惨的、贫困的奴隶生活。安纳德在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中，不仅第一个把贱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还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和荒谬，嘲笑了僧侣的虚伪道德，表现了对于贱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

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打扫工，早就代替年老力衰的父亲清扫厕所。这个身强力壮、勤劳能干的18岁青年，在他的结实的双肩上，载负着说不清、甩不掉的因袭的精神重担。严格的种姓、浓厚的宗教观念和社会恶习，像重重大山，压在他的头上。从他刚懂事时起，就时时有一种犯罪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的灵魂，除了恐惧而外，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他从来没有在人前抬起过头，更从没有举起手来反抗过任何人。他总是卑躬屈膝，露出卑贱的笑容，任凭打骂，任人宰割，忍受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部作品，通过巴克哈在一天内所遭受的侮辱、责骂、恶意的折磨等情节，剖析他的灵魂的微小变化。他悲愤地说：“我随便走到哪儿，都只会遭人谩骂和嘲笑。玷污，玷污，我做不出好事，只会玷污人家。”但是，这个被视为“讨厌的贱民”、“黑心鬼养的小畜生”的巴克哈，也抱着摆脱现状的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却是渺茫的，失望的，对他来说，“他们的生活，只有沉默，阴森森的沉默。死里求生的沉默”。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封建恶习的吃人真面目。

《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安纳德在30年代所写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也促进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方面，打破了禁区，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着重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把工人、农民和贱民的悲惨命运，作为主要题材。这既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时代的推进，文学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出于他对这些下层人民生活的了解和深厚的同情。

其次，他这些小说的主题的开掘，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化和推进的作用，他不仅注意把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特别着眼于从正面提出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表达了印度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第三，他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运用和革新，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克里山·钱达尔

克里山·钱达尔，1914年出生于印度。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他的创作题材是多方面的。他的《慈善家》（1944，中译名为《我不能死》），是一部著名的讽刺性中篇小说，取材于1943年孟加拉的大灾荒。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粮价迅猛上涨，地主和高利贷者逼迫农民把所有的粮食都用来缴纳地租和高利贷，以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就造成了著名的1943年的大饥荒。到处是求乞的人群，遍地是饿莩。仅孟加拉邦，就有400万人死于饥饿。

这部小说用讽刺手法，侧面描绘了这场令人恐怖的灾荒，揭露了帝国主义和“高等印度人”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印度民族的悲愤和仇恨。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极为悲惨的大屠杀。克里山·钱达尔也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目睹这一历史悲剧，以极端沉痛的心情，写了许多有关大屠杀的作品，编为《我们是野蛮人》出版。

短篇小说《北夏华快车》（1948）就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以火车的独白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见闻：一次200多个难民，被伊斯兰教徒枪杀了，尸体堆在月台上，鲜血流到路基，连铁轨好像也被漂起来了。在印度教徒居住区，伊斯兰教徒却又整批地遭到杀害。作者借火车之口，愤怒地指出“那一帮领袖连同他们的子子弟弟，真该受到千万人的咒骂。他们把这片美丽、英雄、光荣的土地撕成一片耻辱、欺诈、血腥的脏土，他们使这片土地和灵魂染上了梅毒，使它的身上充满了杀人、放火、强奸的病菌。”

印度独立之后，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人们对独立的热情冷却下去了。失望、沉默和不满，就是克里山钱达尔创作的主题。短篇小说《花是红的》（1954）是一篇描写工人反抗的优秀作品。它写的是孟买纱厂的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开展了罢工斗争，一个死难工人的儿子，12岁的瞎子也参加了游行，他手拿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工人的反抗，瞎眼小孩被杀死了，但红旗并没有倒。小说写道：“尽管反动派把瞎眼孩子枪杀了。但是，他的鲜血却一定会开出红的花，自由的花，幸福的花。”

短篇小说《马哈勒米桥》是一篇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优秀作品。小说写桥的右边是一座赛马场，而桥的左边则是贫民区。在桥的左边，晒着6条破烂的纱丽，每一条纱丽的主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这个故事说明印度独立之后，普通下层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独立的好处。小说的结尾，作者号召人们走向桥的左边，到人民中去，为他们摆脱苦难而努力。

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以前创作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融会了大胆奇特的想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5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恋人》，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印度独立后农民的贫困和城市贫民的艰难生活，揭示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鲜明，传奇式的情节引人入胜。小说有许多对自然美的描述和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50年代末，他还写了反映印度妇女不幸命运的中篇《一个少女和一千个求婚者》，也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6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钱镜》和《一头驴子的自述》都采用拟人化手法，以貌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揭露批判社会。这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以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破坏艺术、毁灭艺术家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有《五十二张牌》（1956）、《银色的伤痕》（1964）等。还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心中的谷地沉睡了》和《痛苦的运河》（1963）。此外还有童话《一棵倒长的树》等。

60年代后期，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优秀作品不多，社会批判意识减弱。《末班汽车》是他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围绕着车上乘客太多，谁该下车的问题，展开情节，颂扬了铁路工人顾全大局，鄙视自私的高尚品质。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我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仁亲

仁亲，1905年生于北部的恰克图城。7岁学蒙文，9岁学俄文。中学毕业后去苏联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留学。长期在蒙古《真理报》和《火星》、《曙光》、《科学》等杂志任主编和编委。20年代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首诗，《给黄色寄生虫们》是最著名的一篇，描写上层反动喇嘛贪财好色，揭露其虚伪性。30年代致力于蒙古语文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蒙古《真理报》工作，发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随笔和短篇小说。1944年创作的电影剧本《朝克图台吉》，被拍成了电影，先获乔巴山奖金，后又受到批判，被指责为美化历史人物，宣扬阶级调和，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作者后又被指责有民族主义思想，多次受到批判。

三部曲《曙光》（1951～1955）是重要的长篇小说，描写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约60年间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小说主要写主人公西尔臣因家贫被卖，后来当了兵，为“外蒙古自治”流血打仗，但却未给贫穷牧民带来一点好处。生活越来越苦。从而反应封建统治者是根本不会为贫苦牧民的利益着想，以致作者看到现实社会的黑暗，投身于革命。60年代和70年代，有长篇历史小说《扎阿那·扎鲁岱》和《大游牧》出版，小说反映匈奴时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内容上和《曙光》有连贯性。中国已有《曙光》译本。

仁亲通晓多种外文，翻译过不少作品。还撰写过中国电影《白毛女》和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他还有学术著作《蒙古民间传说故事》、《蒙古语比较语法》等作品。他于1956年在匈牙利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蒙古科学院院士。是蒙古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达·纳楚克道尔基

达·纳楚克道尔基，1906年生于土谢图汗部达尔汗亲王旗（现属中央省）一破落贵族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参加“苏赫巴托尔俱乐部”的活动。后去苏联、德国学习。192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1925年任少年先锋队工作局局长。1925年去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1926至1929年在德国莱比锡学习新闻。1930年回国，开始文学创作。

纳楚克道尔基是蒙古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控诉封建压迫，揭露寺院罪恶，歌颂革命后的新生活，题材比交广泛。小说《浩沁夫》是他的代表作。主人公浩沁夫（意为旧时代的儿子）愚昧、无知，相信天意不可违抗，但是革命使他觉醒，成为生活的主人。小说《年节和眼泪》通过一个富人家的使女在封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的悲惨遭遇。《从未见过的事情》和《喇嘛大人的眼泪》描写寺院的反动和大喇嘛的伪善面目。《草原上的光辉》、《飞快的白马》和《春天的喜日》等，反映了革命后人民的新生活。抒情长诗《我的祖国》是蒙古现代最有影响的诗歌之一，它描写高山、河川、戈壁、草原，充满对祖国和新生活的热爱。歌剧《三座山》写革命前夕一个官吏巴拉干仗势抢走青年猎人云登的未婚妻南萨尔玛，云登为夺回情人和巴拉干搏斗，受了重伤，南萨尔玛不畏强暴，杀死了巴拉干。以后诗人策·达木丁苏伦对剧本作了一次修改，把个人斗争改为牧民群众和封建主的斗争，悲剧的结局改为团圆。

纳楚克道尔基翻译过普希金的诗歌和莫泊桑的小说；他的作品也曾被译成多种文学出版。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他建立了纪念碑，设立了纳楚克道尔基文学奖。

僧格

僧格，1916年出生于牧民家庭。幼年丧父，14岁丧母。蒙古革命胜利后，进师范学校学习。后被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回国后一直担任蒙古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并在保安部门担任工作。30年代开始写诗，40年代以后是创作最旺盛时期。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在表现手法上，喜作新探索。《和平鸽》、《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话》、《给斯大林》、《骑着自己的马去参军》、《答日本武士》、《突击工人》，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真理集》和《早晨的太阳》等诗集。歌剧《真理》的歌词曾获得好评。著名中篇小说《阿尤喜》中的主人公是个真实人物，描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对日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事迹。这篇作品和《和平鸽》、《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话》等诗曾获乔巴山奖金。

僧格的作品《深厚的感情》等已有中译本，他曾于1953年到中国访问。

洛德依当巴

洛德依当巴，1917年生于戈壁阿尔泰省一个牧民家庭。中学在乌兰巴托中学学习，毕业后，去苏联留学。1939年日本侵略蒙古，回国参加哈勒欣河战役。1941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过技师、教员，主编过理论刊物《宣传员》和《火星》文学双月刊；担任蒙古作家协会书记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学艺术科学委员会主席等。194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戴帽子的狼》，以后陆续创作了短篇小说《昔日的英雄》、《地毯》、《瘟神》和中篇小说《谁之过》。他与桑达嘎合著的《额尔德尼·道尔基》、同僧格合著的《走自己的道路》等剧本，主要反映了农牧业中先进与保守的斗争，塑造了新牧民形象。1949年他的小说《在阿尔泰山》出版。这是蒙古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地质勘察队进入阿尔泰山探寻地下资源的故事，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献身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插入了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195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学校》于1954年获乔巴山奖金。1954年获乔巴山奖金。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未断的栋梁》和长篇小说《清澈的塔米尔河》（1961），后者反映了1921年蒙古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被译成中文的主要有《我们的学校》、《在阿尔泰山》等。

旺干

旺干，1920年生于扎布汗省图德布台县的一个牧民家庭。曾入布里亚特蒙古乌兰乌德工农专科学校学习。从1940年起，在杂技团当演员、编导和艺术指导。1946～1951年在莫斯科剧院学习，回国后任国家剧院编导，曾导演苏联和中国的戏剧。旺干从40年代后期起开始创作，作品有剧本《医生们》（1949～1952）、《在前进的道路上》（1955）、《个人主义者》（1958）、《在阿尔拜赫雷草原上》（1961）、《普通人》（1965）、《司机陶昭》（与达喜尼玛合著）、《塔米尔地方来的媳妇》（与僧德合著），电影剧本《星火》（与朝·奇木德合著）以及儿童剧《售货员的梦》和《白颈小熊和歪脚小熊》等。剧本《医生们》曾获国家奖金。

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剧作品，其中《医生们》写大学医学系毕业生布仁娜原分配在城市，但她却申请到艰苦的牧区去工作。由于她的努力，牧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她不仅为群众治病，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医治了她的同学桑达嘎和某些领导人的坏思想、坏作风。剧本《在前进的道路上》第一次描写国营农场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司机陶昭》反映了运输公司司机中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和斗争。《塔米尔地方来的媳妇》描写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女社长南苏拉经过艰苦斗争改良牦牛品种的事迹。《个人主义者》批评了身为草原站长的萨乌日的自私自利行为。《在阿尔拜赫雷草原上》表现了以萨本坦为首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的动人情景。

旺干的剧本情节曲折，丝丝环扣主题。大多取材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劳动和斗争，塑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

顺吞蒲

顺吞蒲，1786年生于曼谷王朝一世。自幼随母入宫，在吞武里一所寺院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后做过文书。因与宫女簪恋爱而被判刑，获释后去孟格亮城投奔他的父亲，写了《孟格亮城游记》一诗。他与簪结婚，后来却遭到她的抛弃，便用诗作来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曼谷王朝二世时，顺吞蒲在朝廷任职，深受国王宠信，官至顺吞欧含、诗歌顾问与太傅。三世王继位后，以旧日嫌隙，罢免了他的官职，顺吞一气之下既而出家。还俗之后，生活穷困。四世王帕宗告继位后又受到重用，再次为官六年，直至逝世。

顺吞蒲的作品有游记诗、诗剧、色帕（格律诗的一种）、长篇叙事诗、戛普（格律诗的一种）、格言诗、摇篮诗。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帕阿派玛尼》。此诗作于1828年之前，共2.5万余行，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故事情节曲折复杂，是泰国最著名的古典作品之一。它叙述拉达纳国的两个王子帕阿派玛尼与西素旺被父王逼出国门后的奇异经历。帕阿派玛尼被水鬼虏去，并强逼成亲。8年后逃走。他在海上遇见帕惹国公主素婉玛丽，两人一见钟情，在战胜其未婚夫武沙林之后，成为夫妇，并当了帕惹国王。武沙林不甘失败，率兵来犯，被擒羞死。其妹拉薇公主前来报仇，全用女兵作战，帕阿派玛尼因迷恋拉薇公主而战败。素婉玛丽又打败拉薇。后经道士调解，共享太平。后来帕阿派玛尼落发为僧，素婉玛丽与拉薇亦出家为尼。这部长诗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其中有战场的搏斗，爱情的纠葛，神奇的法术，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趣。

顺吞蒲的诗歌对泰国诗歌界出了巨大贡献。被文学史家称为“格仑之父”。他的诗通俗易懂，想象丰富，语言简洁凝练。是泰国第一个把格仑用来叙事的诗人。直到现在，他的诗作也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1905年出生在曼谷一职员家庭。在瓦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即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后进曼谷法政大学深造。曾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和泰国报业协会主席。

西巫拉帕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杰出的代表。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国时，他因反日而被捕入狱。1952年因追求和平民主自由而被捕，判刑13年4个月。1957年因佛诞2500周年而大赦获释。1958年，他率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时，因泰国发生政变而滞留中国，1974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早年的西巫拉帕强调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效，主张文学“好像糖衣裹着苦药一样，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他在1928年～1930年间的主要作品有《降服》、《人类的恶魔》、《男子汉》、《色情世界》（以上均为1928年出版），《向往》（1929）、《惹祸》、《宫女之毒》、《精神威力》、《爱与仇》（均为1930年出版）等。

《生活的战争》和《一幅画的后面》是西巫拉帕成名之作。前者采用书信体裁，写一对患难与共的情人最后分手的故事，说明不同地位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抨击了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伪善。后者写青年诺帕蓬和一个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抨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向前看》是西巫拉帕的小说中思想价值最高的一部。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小说的主人公詹塔是一个农村穷孩子。小说通过他在贵族公馆和贵族学校的遭遇以及后来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民主革命者的成长过程，再现了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表现20年代～50年代泰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真实地刻画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着意描绘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突出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对未来前途的坚定信念。

作为“泰国文学天空的王鸟”，西亚拉帕的作品昭示了泰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在泰国的文坛上，西亚拉帕的作品好比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他的作品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西亚拉帕在佛历25世纪最后10年（1947～1957）的作品，好像光辉灿烂的朝阳，给泰国文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索·古拉玛洛赫

索·古拉玛洛赫，1908年生于泰国。曾在青年时参加新文学团体“君子社”。1928年到香港学习中文和英文。1931年在中国燕京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经济和中国文学。1936年回国后，在泰国教育部任职。1946年转入新闻界，并从事文学创作。曾任泰国作家协会主席。他在政治上标榜第三条道路，经济上主张用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劳资合作。晚年专门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著述。

索·古拉玛洛赫的作品有诗集、长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翻译小说，以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文集等。他的著名作品大多都是以中国为题材或以中国作为背景。《北京———难忘的城市》（1940）写的是一个泰国青年学生在北京与十月革命后流亡在中国的俄国少女的一段邂逅，表现了对流亡的俄国人的同情。《中国自由军》（1950）曾获泰国金象奖，它描写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

其他较著名的作品有《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当积雪融化的时候》、《蒋飞》和《褐色的血》等。他的作品行文流畅，以抒情见长，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在泰国文坛上有较大影响。

社尼·绍瓦蓬

社尼·绍瓦蓬，1918年生于北榄府一农民家庭。1936年入朱拉隆功大学，后转入法政大学。学习期间曾任《暹罗报》、《首都报》记者。1941年获法学士学位。1941～1943年任《黄金地报》国际新闻记者。1943年以发表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和《东京无消息》而成名。1944年进入泰国外交部，而后在泰国驻外使馆任参赞、大使等职。1979年退休。

社尼·绍瓦蓬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艺理论、报告文学、游记等。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东京无消息》是作者早期的作品，内容都是写在爱情上失意的男子离乡背井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彼此争论着人生、爱情等问题。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和感伤的情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写的《宛拉雅的爱情》和《魔鬼》是作者在创作上取得最大成就的标志。前者以法国为背景，探讨了生活、爱情、男女平等以及艺术等问题，表现了作者对旧思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价值观念的渴望与追求。《魔鬼》（1957）是作者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魔鬼》突破了泰国才子佳人小说的老框框，塑造了一个公正、无私、蔑视封建权贵、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泰国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和一个打破等级观念的束缚、走出封建家庭牢笼的新的女性典型。

1961年以后发表的《冷火》和《亚马孙河畔的荷花》以拉丁美洲为背景，前者写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情节并不连贯，后者描写原始森林的神奇以及印第安人的历史。

1952年，社尼·绍瓦蓬还发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文，对当时新文学起了巨大作用。他也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开拓者之一。

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

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1878年生于爪哇炽布。1914年加入新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联盟改组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后入党。1914年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写成的鞭笞殖民主义的小说《疯狂》，和用爪哇文学成的揭露封建主义的小说《宫廷秘史》被殖民政府判刑，出狱后又被梭罗封建当局驱逐出境。1916年作为当地新闻工作者的代表赴荷兰出席新闻工作者会议，回国后因被指控为煽动性文章而再度入狱。1918年发表诗集《香料诗篇》，多为狱中所作，因有强烈的反荷思想被拘禁。1919年写的小说《大学生希佐》，因揭露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和白人社会的腐朽堕落而又遭到迫害。1924年发表最后一部小说《自由的激情》。之后，他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特区的领导工作和人民联盟主席，领导梭罗地区人民的起义斗争。1926年起义失败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伊里安的迪古尔。1928年经“甄别”后被关进塔纳丁宜的隔离营。1930年因患严重肺病被送入塔纳默拉医院，从此杳无音讯。

马尔戈是20年代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现实斗争并为现实斗争服务。代表作《自由的激情》描写一个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表示不满，为寻求真理，放弃仕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结构安排队紧凑，用阶级观点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态，勾画出一个个荷兰殖民者的丑恶嘴脸。并塑造出20年代革命者的形象。

马尔戈的作品用大众语言进行创作，打破文学语言的旧传统，为印度尼西亚语言的革命作出较大贡献。

凯里尔·安吐尔

凯里尔·安吐尔，1922年生于棉兰，1940年迁居雅加达。1943年开始写诗。他的诗突破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形式，所以不易让人接受。诗的内容也不符合当时日本推行“大东亚战争”的需要。1946年11月，凯里尔同一些年轻诗人和画家创立“文坛社”。开始写诗来歌颂民族独立革命，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日益明显，有许多反映消极颓废的作品。

作者第一个采用西欧现代派表现主义的手法，但却打破相沿成俗的传统格律，为印度尼西亚新诗歌开辟了道路。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不长，作品不满百首，由于他大胆创新，影响非常深远，引起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他的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深受荷兰现代派诗人马尔斯曼、斯劳沃霍夫等人的影响，宣扬“活力论”，强调表现自我感受和主观意志，认为“活力”是体现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活力”在受到民族独立斗争的鼓舞时，可以表现为积极的战斗精神，例如他的著名诗作《蒂波尼哥罗》（1943）就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但这类作品不多；而更多地则表现为要求个人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纵欲主义成了他的诗歌的基调。最突出表现这种风格的是诗作《我》（1943）。写自己不愿受到任何束缚像野兽一般无拘无束。

凯里尔的诗歌对印度尼西亚文坛作出过巨大贡献。有人称他为“四五年派的年锋”，却遭到许多进步作家的反对，主要是由于他诗里存在许多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而给后来的诗人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地方，还是颇有借鉴之处。

凯里尔的诗集有《尘嚣》（1949）、《尖石、被剥夺者和绝望者》（1949）以及同阿斯鲁尔·萨尼、利法伊·阿宾二人合写的《三人向命运怒吼》（1950）。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年生于中爪哇的小市镇布洛拉，幼年深受家庭民族意识的影响和艰苦生活的磨炼。日本占领时期曾在新闻机构工作。他积极投身于八月革命的热潮之中，任新闻军官，开始了创作生涯。

1947年，他任印度尼西亚自由之声出版社编辑。不久即被荷兰殖民军逮捕入狱，直到1949年才获释。狱中两年多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59年被选为人民文化协会中央理事会理事、文化协会副理事长以及《东星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务。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被捕至1979年才获释，过了14年禁锢生活。

他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个已有40多年创作历史的多产作家。前期作品大多以八月革命为题材，作品表现了对被压迫、被奴役、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40年代末一度受“普遍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八月革命时期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1950），以荷兰发动的第二次殖民战争为背景，描写游击队员萨阿曼的家庭在1949年初的三天三夜中遭到破灭的故事。普通的家庭，在抗击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八月革命失败后，一度陷于苦闷，对“移交主权”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写了不少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中篇小说《贪污》（1954）和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1957）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后者获全国文化协商机构1960年小说创作奖。50年代中期起，思想有很大的转变，认为悲观失望减轻不了自己的重负，文学应为绝大多数人民去斗争。1964年获耶明基金会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南万丹发生的故事》（1958）已越出暴露文学的局限，正面描写贫苦农民反抗恶霸地主的斗争，宣扬了农民的胜利。《铁锤大叔》（1965）则以满腔的热情描写了1926年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大起义。这些作品就是他新的文学观点的体现。

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革命随笔》（1950）、《黎明》（1950）和《布洛拉的故事》（1952）获全国文化协商机构1953年小说创作奖，中篇小说《追捕》（1950，获图书编译局的最佳小说奖）、《不是夜市》（1953）、《镶金牙的美女米达》（1953）和《雅加达的搏斗》（1953），长篇小说《被摧残的人们》（1951）和《勿加泗河畔》（1957）等。

普拉姆迪亚获释后于198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人世间》，它是作家最突出的代表作，在印尼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不仅震惊印尼文坛，而且还被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萨迪克·赫达亚特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年生于德黑兰的豪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学毕业后留学欧洲，侨居巴黎4年，熟谙法国语言文学。在国外创作了著名的小说《活埋》、《三滴血》，话剧《萨珊姑娘帕尔雯》和《开天辟地的传说》。1930年归国，先后在国家银行、经济管理委员会、建筑公司、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任职，相继发表了历史小说《阿廖维耶夫人》（1933）、话剧《马吉亚尔》（1933）、民间故事《拜火教堂》（1933）、短篇小说集《淡影》（1933）和文艺论著《海亚姆的歌》（1934）等。1936年他的中篇小说《盲枭》问世。1936年后他移居印度孟买，钻研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文化，翻译了《阿尔德希尔·巴伯康的业绩》等古典文献。两年后回国，在音乐协会工作，发表了《无家之犬》（1942）等短篇小说，并热心搜集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和谚语。1945年写出了著名的中篇小说《哈吉老爷》。1950年，他去巴黎寻找新的出路，次年4月9日在巴黎自杀。

赫达亚特的小说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描写了社会上地位卑下的人们的痛苦和不幸，但明显地受到西方颓废主义的影响，带有感伤色彩。中篇小说《盲枭》，以怪诞的构思，隐晦曲折地揭露统治者的骄横、宗教的虚伪、社会道德的堕落。作品阴郁、沉闷和忧伤情调，正反映了当时伊朗统治者摧残进步人士的政治气氛对作者心灵的影响。后期创作的《哈吉老爷》，风格迥然不同，别开生面地以自然准确、轻快流畅、朴实风趣、讽刺效果很强的语言进行叙述，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学语言的基础。

纳齐姆·希克梅特

纳齐姆·希克梅特，1902年生于萨洛尼卡城。伊斯坦布尔高中毕业后，入海军学校学习。1920年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斗争，被学校开除。1921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1924年回国，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1950年因遭到当局的迫害逃到苏联。曾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金。1963年在莫斯科病故。

希克梅特的作品多以自由体诗描写社会现实生活。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过许多优秀的诗篇，收在《八百三十五行》（1929）、《1＋1＝1》（1930）、《已经三个了》（1930）和《沉默的城市》（1931）等诗集中。他的诗多为歌颂爱情和反对黑暗势力，写人民的疾苦，号召广大人民为建设新生活而奋起斗争。30年代还写了有名的长诗《致塔兰塔·巴布的信》（1935）和政论《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1936）等，反对法西斯主义。在狱期间所写的著名的史诗《我的同胞们的群像》，反映了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刻画了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政客和作家等许多人物形象。在苏联居住期间，写了一些以维护和平为主题的诗歌。政治家一些伤口是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思乡的感情，于1952年来华访问。并作了7首关于中国的诗。

希克梅特还著有剧本《被遗忘的人》、《土耳其故事》和长篇小说《罗曼蒂克》等。

巴哈尔

巴哈尔，1886年出生于伊朗马什哈德一知识分子家庭。他受到父亲的影响，自幼学习波斯古典文学，少年时已能熟练运用“嘎扎勒”（抒情诗）诗体写诗。

1904年他被封为“诗人之王”。1906年他在马什哈德参加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组织“萨达特协会”，与封建王权展开斗争。1909年参加了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霍拉桑民主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他在马什哈德创办《新春》杂志，由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曾被当局多次查封，他也屡受迫害，多次被捕入狱或流放。他曾多次当选为议员，曾任伊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为伊朗科学院创始人之一。

巴哈尔的诗集有两卷，共8000余行，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的许多诗篇，如《夜莺》、《达马万德峰》、《诗人的理想》、《夜颂》、《跳蚤之歌》、《文学的勇敢》、《德黑兰》等都被人们广为传诵。他的诗描写现实生活，笔锋犀利，感情炽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巴哈尔曾校正、注释古代名著《锡斯坦历史》，著有《历史简编和古代传说》、《风格探讨》以及《政党简史和凯加王朝的覆灭》。他对于伊朗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了作用。

萨巴哈丁·阿里

萨巴哈丁·阿里，1907出生于军官家庭，师范学校毕业。后去德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德国革命运动。回国后任语文教师，并从事文学活动。初期的作品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向现实主义。1933年由于写了一首讽刺总统的诗，被监禁14个月。狱中是他的创作多产时期，由于结识了共产党人和农民，又写下了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著名的有短篇小说集《磨坊》（1935）、《呼声》（1937）和长篇小说《孤儿优素福》（1937）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1940），写知识分子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揭露了为德国法西斯效劳的文人的丑恶面目，因而遭到激烈的攻击，书也被焚毁，直到战后还被列为禁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阿齐兹。内辛还创办了幽默杂志《马尔科·帕夏》，发表寓言和政论、讽刺诗，鞭挞出卖祖国的反动派，因而再度被捕入狱。获释后被迫脱离写作生活，只能靠当搬运工糊口。后逃亡国外，在过境时被暗杀。

他的长篇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已有中译本。

潘佩珠

潘佩珠，1867年生于义安省南坛县。自幼跟随父亲攻读汉文。1885年，组织学生军准备起义，未成。1903年写成《琉球血泪新书》，引起越南思想界和政界的震动。1904年组成维新会。1912年组织越南光复会，鼓动青年出国深造，掀起“东游运动”，形成留学日本的高潮。1905～1925年间，他在中国、日本和暹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日本时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他主张民主立宪。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的思想又有新的转变。1924年，他与阮爱国（即胡志明）约定1925年在广州商讨越南革命组织和方针政策问题。不料，临行前在上海被法国密探绑架，送回越南，被软禁在顺化香江畔，直到逝世。

潘佩珠在国外流亡期间，多用汉文写作，被捕以后则多用越南文写作。爱国爱民的思想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的创作开创了越南一代爱国革命文学的文风，对越南爱国抗敌文学作出了贡献。

潘佩珠用越文和汉文写了许多著名作品。如越文作品《黎大祖传》、《巢南文集》、《征女王传》等。汉文作品有《狱中书》、《越南亡国史》、《海外血书》等。

阮辉想

阮辉想，1912生于北宁慈山县。幼时就喜读汉文和法文。17岁开始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41年越盟阵线成立后，他是文化救国会的创建人之一。越南人民政权成立后，1946年当选为越南第一届国会代表，并在越南文化协会和文艺协会等组织中任职。越南和平恢复之后，任越苏友好协会和越南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在1942～1945年间，当越南处于法国和日本双重黑暗统治下的时期，他创作了一些借古讽今、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和剧本，如写一个与人民为敌的艺人终于遭受人民惩罚的《武如苏》；暴露封建帝王腐朽生活的《龙池夜会》；反映陈朝抵抗外族侵略的《安思》等。八月革命成功后，1946年写成剧本《北山》，歌颂北山人民的起义事件。1948年完成剧本《留下来的人》，塑造了抗战初期与首都共存亡的战士们的形象。1950年写成的《高谅纪事》，是作者在抗战期间随军生活的纪实。后写出了以土地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阿陆哥》。1958年以后的作品有中篇小说《四年后》。

阮辉想作过很多作品，而且热心于儿童文学，曾参加金童出版社的创办工作。

纪伯伦

哈利勒·纪伯伦，1883年生于黎巴嫩北部美丽的山乡卜舍里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时随母去美国波士顿。两年后回到祖国，进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校学习阿拉伯文。学习期间，曾创办《真理》杂志，抨击时弊，揭露封建礼教和陈规陋习。1908年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当局，被开除教籍。他再次前往美国，后去法国，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曾得到艺术大师罗丹的奖掖。1911年，纪伯伦学成返美，先在波士顿定居，旋即迁往北美阿拉伯侨民文学家汇聚的中心纽约，潜心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直到1931年4月10日去世。

纪伯伦从18岁起就开始自己的创作。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小说为主，几乎都用阿拉伯文写成；后期则转向散文和散文诗的写作，大都用英文写作。有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等。《折断的翅膀》写东方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她们与命运的苦斗，反映那个时代阿拉伯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苦难命运，深刻地揭露宗教势力和封建习俗的凶残冷酷。他用阿拉伯文发表的作品还有散文《音乐短章》（1905），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暴风雨》（1920），诗集《行列圣歌》（1918），以及《珍闻与趣谈》（1923）、《与灵魂私语》（1927）等。他用英文写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疯人》（1918）。此后陆续发表散文诗集《先驱者》（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之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1）、《流浪者》等，以及诗剧《大地诸神》、《拉撒路和他的情人》等。《先知》是纪伯伦用全部心血浇灌出的一株奇葩。作者以临别赠言的方式，论述爱、婚姻、孩子、饮食、工作、欢乐与悲伤、理性与热情、法律、自由、友谊、美、死、宗教等26个一系列人生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饱经沧桑、历尽人间坎坷的过来人的经验之谈。纪伯伦并自绘了充满浪漫情调和深刻寓意的插图。

纪伯伦是第一个使用散文诗体的作家。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以散文和散文诗为主流的阿拉伯文学流派就形成了，这就是“叙美派”文学。他和艾敏·雷哈尼、米哈伊尔·努埃曼一起组织和领导了阿拉伯著名的海外文学团体“竺会”，他们已经成为“叙美派”的代表人物，为创立阿拉伯语的新文体———散文和小说，为发展阿拉伯新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纪伯伦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学，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吴邦雅

吴邦雅，1812年生于缅甸中部实戾镇。其父吴妙特瓦曾任沙耶瓦底王即位前的师傅。8岁剃度为沙弥，20岁受戒为僧。1837年任实戾寺方丈，后又在王都从莫寺中挂褡。1852年还俗，在王储加囊亲王门下任内廷诗人，因文采过人，后又被召入宫中任侍茶官。1866年因被控参与敏贡、敏空岱王子叛乱事件被害。被救出后，一直隐居在毛淡棉一带。

吴邦雅目睹宫廷、官场及社会的黑暗，他感受颇深。他的创作活动没有局限于佛教文学和宫廷文学，同时也关怀人民的疾苦和抒发忧国忧民的胸怀。他有一部分作品系奉命而作，诗文中也有一些对国王的颂辞。现代文学评论家认为他有些过分夸张的颂词并非由衷之言。但他敢于反映人民疾苦，讥讽社会甚至宫廷中的黑暗面，讽喻影射国王与王后，从而又使人民喜爱他的诗文。他学识渊博，有不少即兴作品。他的诗人用词优美、诙谐、构思独特、标新立异。

他的作品有茂贡（纪事诗）、讲道故事诗、密达萨（诗文间杂的书柬）、剧本和其他杂体诗。代表作有讲道故事诗《六彩牙象王》，诗中暗喻王后的嫉妒和国王的昏庸，故事紧凑，引人入胜。密达萨《香艾草油》揭示富人施舍的虚伪性。密达萨《回复》是反驳对他的非难诬蔑之作。剧本《卖水郎》影射当时国王与王储的不和。剧本《巴杜玛》嘲讽淫乱无度的宫妃。

吴邦雅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196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应予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德钦哥都迈

德钦哥都迈，1875年生于下缅甸卑谬地区瓦垒村。从小出家在寺庙中读书。19岁还俗。当过排字工人报社编辑，教授等职务。后任《太阳报》和《达贡》杂志编辑，巴罕国民学院缅文与历史教授。缅甸独立后，曾任缅甸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从此易名德钦哥都迈，投身于民族独立斗争。1950年获缅甸政府所授“文学艺术卓越者”称号。

德钦哥都迈从事文学创作，正当缅甸戏剧鼎盛时期。他以“瑞当塞耶龙”笔名写过80余部取材于佛本生经故事的剧本。20世纪20年代，政界和缅甸知识界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崇拜英国，一些人都在自己名字前冠以“密斯特”的称谓。德钦哥都迈取当时流行小说《卖玫瑰茄菜的貌迈》中的主人公、诡计多端的骗子貌迈的名字，前面冠以“密斯特”，作为笔名。1914年用“密斯特貌迈”为笔名而发表的《洋大人注》在缅甸引起极大的震动。

德钦哥都迈精通缅甸历史、文学和佛学。写作许多歌颂古代缅甸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励民族自尊心，号召为摆脱外国人的统治而斗争；同时热情地记叙了缅甸人民为独立而战的光辉业绩。英国殖民当局曾企图用重金收买，要他写诗歌颂英王子，遭到拒绝。

德钦哥都迈写了许多“注”（一种以诗歌与散文间杂的文体）的长篇著作，代表作有：《孔雀注》（1919）、《猴子注》（1922）、《狗注》（1924）、《鲲鹏注》（1930）和《德钦注》（1934），它们有的谴责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政客，有的揭露英国殖民当局，有的歌颂缅甸农民起义。作品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强烈的感情。

德钦哥都迈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嘱咐》（1916、1919和1921年先后出版3卷），描写了敏东王时代曼德勒一带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以及他们反帝爱国斗争历史事件。他的作品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感染力强。

德钦哥都迈于1952年曾访问中国，写有《访华长诗》。他的许多作品生动地反映，真实地记载了近代史实，被誉为政治诗史，在缅甸民族斗争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黎萨尔

何塞·黎萨尔，1861年生于内湖省的卡兰巴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1872年进人马尼拉的阿登尼奥学校学习，1876年毕业。1877年转入圣托玛斯大学。大学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热情宣传爱国思想的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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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黎萨尔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奔走呼号，因而不断遭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1882年，诗人不得不离开菲律宾出走欧洲。他先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学习医学、文学和哲学。1885年，赴巴黎专攻眼科学，1886年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心理学。同时，又研究欧洲古典文学，毕业后获硕士学位。这期间，黎萨尔虽远离祖国，却时刻关心民族的命运。他与友人一起创办刊物，掀起改良主义的宣传运动，抨击殖民者，揭露教会，提出改革殖民制度、民族平等、驱逐西班牙教士等要求，宣扬民族自豪感。同时，又进行文学创作。

1886年，他创作了《海尔德堡之花》、《玛丽亚·克拉腊之歌》1887年发表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并特此书偷运回国。同年7月返回菲律宾，不久即被驱逐出境，因而重返欧洲。1891年在比利时发表《起义者》，转年又在马德里与友人共创《团结报》。

1892年6月黎萨尔回国创办了“菲律宾联盟”，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不久被捕，流放达4年之久。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波尼法秀领导的武装起义，黎萨尔与起义无关，却遭逮捕，军事法庭以“组织非法团体”和煽动人民造反为罪名，于1896年12月30日将他杀害于马尼拉。临刑前写了绝命诗《我最后告别》，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献身精神。

黎萨尔的创作还有诗歌《劳动赞歌》、《旅行者之歌》、剧本《和巴锡在一起》、《众神的忠告》、自传《一个马尼拉大学生的回忆》及民间故事《猴子与海尔日》等。

菲律宾人民在独立后，将12月30日定为“黎萨尔日”，并在他牺牲的卢内塔广场为他树立了纪念碑和铜像。

鲁萨菲

鲁萨菲，1875年生于伊拉克巴格达。他曾在军事学校受训，中途辍学。后跟随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舒克里·艾卢西受教。其后曾到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耶路撒冷教授阿拉伯语言和文学。

1914年担任奥斯曼众议院议员。1921～1928年在伊拉克教育部任职。1928～1936年任伊拉克议会议员。1941年参加拉希德·阿里·凯拉尼领导的反英斗争，失败后隐居，直至逝世。著有《鲁萨菲诗集》（1910）、《阿拉伯文学报告集》以及语言文学著作多种。

鲁萨菲是伊拉克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以抨击奥斯曼哈密德二世残暴统治的诗篇成名。他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反映了伊拉克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

《为了思想的自由》表达诗人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和过去》劝导民众不要沉湎于过去的光荣，要努力建立新的业绩。他提倡科学教育，宣传破除迷信，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叙事诗《节日的孤儿》、《巴格达监狱》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对比手法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

英国占领伊拉克后，他曾对英国抱有幻想，期望英殖民者会使国家繁荣强大，以后转而抨击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

政治讽刺诗《殖民者的政治自由》、《尾巴内阁》等揭露了殖民者高唱“自由”的虚伪性，抨击了国内反动派搞假独立、真叛卖的行径，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傀儡政权，洗刷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