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百周年版前言（1876）^[1]

沃尔特·惠特曼

11点钟，在重病里，我收集起不久前我的第一本主要的诗集《草叶集》出版后留下的散文和诗歌，有新作，也有旧作——大多是在过去完全健康的状态下写的（其中许多是阴沉忧郁的，使得这本书几乎像是临终之作）——在它们前面是最新的合集，小小的《双溪集》，现在把它们发表，收在这本杂集里，一方面作为我的献礼和发自内心地庆祝这一重要的时刻，我们的新世界建国的第一个百年——另一方面作为乳品和营养，献给信念坚定、平等地代表全体人民的联邦，未来许多的百年之母。

我也怀着同样，或者更大的自豪和喜悦，保留了我的有关死亡与不朽的特殊诗篇^[2]，即使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美国的兴旺、为了提醒未来的人们，也是给现在和过去的一切以一个富有特色的了结。它们原本是作为一切的终结和慰藉而写的；这也将是它们最终的作用。

由于某种原因——我心里也解释不清，却暗暗为之高兴还感到满意——在整个集子中，我不曾犹豫地埋入两条完全清晰的脉络——一条是政治，另一条是关于不朽的沉思。同样，这本书里也有两种形式，散文和诗歌。因此，这个集子在那些小插段之后，大致分为在主题和写作方式乍看都大相径庭的两部分。有三个观点我特别珍视，是我一直不断探索形成的，并以多种形式反复阐述过，读者将会看到：1. 新世界民主的真正的成长特征，今后将在卓越的文学、艺术和宗教的表达中大放光彩，远远超过它的共和形态、普选权和频繁的选举（不用说，这些当然重要）。2. 合众国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是实际解决与调解两套权力的问题——即彻底地协调、连接、融合各州的特权，强调集中与统一的必要性，即全国认同的权威，一个包括所有州，又高于所有州的永久性的最高联邦，它铁面无情、寸土不让。3. 在今天普遍弥漫的乌烟瘴气中，难道我们没有明白地看到两个希望的支柱吗？它们带着最崇高的不可摧毁的暗示。——一个，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到处存在的病态现象，不过是过往云烟，是我们不受限制地生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是肥沃土地上一年一度长出的杂草——它们不占中心地位，不会持续多年。另一个，合众国迄今的经历，它的第一个百年，不过是一种准备，青春期——这个联邦只是从现在开始（即从内战以后，）才进入它全面的民主历程。

说到全书的诗和散文，（我完全不在乎时间顺序，只是把原来的日期和当时的印象、头脑发热时产生的联想胡乱搁进书里，没有改动，）我的前一部，即《草叶集》中的诗，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土壤或基础，从这里，只有从这里能够长出在后一部中更明确地彰显出来的根和干。（如果说前一部体现的只是健康的生理学，那么后一部虽然基本相仿，则更加明显无疑地表现了反常的病理学，它当然是及时地产生自前者。）

在前一部，也是最主要的集子里，作品写于我30到50岁、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时候，我思考着出生与生命，把我的想法包裹在我的时代的画面、岁月、事件里，给予它们明确的位置和特性，把它们浸透在热烈的自豪感和放肆的自由里，这自豪与自由对于把尚未成形的美国精神从层层束缚、迷信以及所有过去亚洲、欧洲长久遗留的固执、令人窒息的反民主权威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是必需的——我的意图是要表达个人自我的永恒的肉体、自然的特性，要超越一切人为的控制和做作^[3]。

考虑到美国联邦迄今以及在未来的一些时间里，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我将我的诗文当作营养和影响留下，真正有助于吸收和强化，尤其是提供某些合众国最需要，而我看在文学中还远未提供的东西，即让它们或开始让它们清楚地看到自身，还有它们的使命。虽然一切时代和国家的主要方面非常相似，即使承认有进化，也基本如此，但是这个共和国，它的每个成员，或作为一个联合的国家，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格外突出，达到了现代人性的顶点。它在道德和精神上还极少认识到的，正是这些东西。（非常奇怪，它却同时在忠实地实践着它们。）

我对合众国的伟大未来怀着如此绝对肯定的期望——这个未来奠基于过去，又不同于过去——当我歌唱之前、歌唱之时，我总是召唤这个未来，置身其中。（一如既往，一切都关注未来——美国也是一个预言。什么事物，哪怕是最好、最成功的，可以单凭自身、眼前或物质的外表来证明它正确呢？人或国家，很少知道他们在未来有多大分量。只有如高峰般耸立的人或国家，以其主要的精神蕴含影响了今天你我所做的一切。缺了它，大地、诗歌就没什么意思——人类的生活就丧失了目标。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曾是这样的预言。但是何曾有过哪个时代、哪片大地像我们的时代、像西方的大地，有着如此宽广、如此清晰的预言呢？）

我不是科学家，但我充分采用了我们时代及过去百年中伟大学者们和实验家们的成果，就长远效果而言，它们为我所有的诗歌增添了内在的色彩。当今真正的诗歌是一直在追随现代的精神，巩固着、壮大着挺入未来，它必须唱出科学精神赋予人类和宇宙的宏伟、辉煌和真实性，（这些都称为创造，）它必须在今后推动人性进入崭新的途程，符合那种宏伟、辉煌与真实性，（旧的诗歌是不知道这些的，）像新的星系那样，平衡它们自身，旋转于无限的空间，比恒星还巧妙。诗歌，自古以来以至当今还和儿童故事、平凡的爱情、装点门面、浅薄的韵律联姻，它将不得不接受过去，不拒绝过去和过去的主题，但它将因这惊人的创造和宇宙精神而焕发生机，我看，在今后所有第一流的诗歌中，这种创新和宇宙精神势必成为其背景和基本动力，这或多或少可以看到。

不过，（就我来说，至少在我的全部散文与诗歌中，）除了愉快地接受现代科学、毫不犹豫地忠实追随它，还有一个一直被承认的更高境界，更高的事实，即人类（以及其他一切的）永恒的灵魂，它是精神性的、宗教性的——我认为，它会成为科学精神与未来诗歌的最伟大的作用，它会摆脱那些无稽之谈、不成熟和迷信，猛进到新生的信念和百倍宽广的空间。对于我，宗教性的、神圣观念的和思想的领域，虽然是隐而不见的，但在人性和宇宙中恰如在化学领域，或在客观世界中的任何领域一样，它们绝对存在。对于我

　　先知和诗人，

将在更高的阶段保持自身，

将传递现代和民主的信息，为它们解释，

　　上帝和幻象。^[4]

对于我，博学的王冠将会确凿无疑地为更灿烂的神学和更饱满、更神圣的诗歌开辟道路。这不是一年，甚至一个世纪将会解决的。现实中存在一种东西，潜藏于现实后面，一切为它而存在。在人类的理智中、在时间里、在遥远未来的幽深处，也存在着一个审判者，一个受理上诉法庭，它将会来解决。

这两部作品里，在某些部分中神思奔放，或企图描写或暗示它们，我从不怕被指责为晦涩——因为人们的思想、诗或歌曲，必定会留下一些模糊的泄漏和出口——必定具有某种流动、缥缈的特征，与空间本身相似，这对于那些很少或缺乏想象力的人显得晦涩，而对于品位最高的人则必不可少。当诗对灵魂说话时，它的风格是一种不很确定的形式、勾勒、塑造，变成风景、音乐、中间色调，甚至弱于中间色调。真的，它也许是建筑；但也可能是原始森林，它在黄昏时给人的印象最佳，风中摇曳的橡树和雪松，难以琢磨的气味。

最后，由于我生活在崭新而有待开发的国度和在一个为未来奠基的革命时代，我觉得要在我的诗里，完全以我自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时代、这片国土的特点。因此，我的诗的形式完全产生于我的意念和事实，和它们相似。在我的一生之内，合众国从模糊不清、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出现，走到了圆满的定局（虽然仍有变数）——完成并取得了相当于十个世纪的功业和胜利——并且从今后跨入它真正的历史——（自内战以来，）现在的道路上已清除了以死亡相胁的障碍，我们周围和前方的自由领域已不同于以往，已经确定明朗——（过去的一个世纪不过是轮船启程驶入大海前的准备、试航和实验）。

要评价我的书，必须首先深刻评价世界当今的时代、事业及其精神。在刚刚结束的一百年里（1776—1876），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任性的事件，新的实验和引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许多史无前例的事情，（它们要再过一个世纪才能更好地被认识，也许仅仅是认识；）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在迅速过去的25年里（1850—1875），所有那些快速的变化、创新、大胆的运动，都带着它们自己不可避免的任性的胎记——而我的诗歌实验也找到了起源。

我唯一确定的是，人类或诗歌的最终的内在的升华是它对死亡的想法。在其他一切，即使是最庄严的东西已被了解、被述说之后——在那些为了最伟大的民族性、为了最美妙的歌、为了最好的男性和女性的人格至上观念而做出的贡献，已从实在的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主题中找到，并被完全接受、被颂扬之后，在可见的生存中的普遍事实，及其移交的责任被显而易见地圆满完成之后，另一个普遍而不可见的事实仍有待通过充塞于整体和部分以真正完成，它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难道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吗？）它与其余部分相结合，为个人或国家赋予所有人，甚至最卑微的生命以唯一永恒的一元化的意义，并在时间中与宇宙的尊严相一致。适应了这一思想，愉快地获得这一事实，就闪现出第一个有关灵魂的独特的证据，所以对于我（我只是将它略作延伸），最终的民主的目的，那些微妙而精神上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如不变的星辰，由此发散光芒。我以为，它不亚于不朽这一观念，重于所有其他观念，它要成为新世界的民主的组成部分，使之具有生气，打上至高无上的宗教印记。

在唱过《草叶集》里那些关于肉体与生存的歌后，我原本打算写一本更深入的同样必需的作品，它将基于那些有关永恒与不灭的信念，囊括所有先前的东西，最终让无形的灵魂获得绝对的统治。我的意思是，在继续我的最初歌唱的主题时，要变换载体，展示那同样热情并已充分指明的个性的问题和矛盾，而个性是进入了精神法则的不可抵抗的引力范围，以愉快的面孔估量着死亡，而死亡根本不像是生存的休止，而是如我所感觉的，它必是生存的最伟大部分的开始，是生命至少像为它自身那样为之存在的某种东西。但是创作完成这样一部作品超出了我的能力，必须留给未来的某位诗人。肉体的和激发美感的东西，它们本身或它们直接的影响，仍在控制着我，我想，它们从来没有完全放过我；对于那种控制，我不仅没有拒绝，反而不愿消弱它。

同时，我用关于死亡、不朽、自由进入精神世界的思想，或思想之光来结束我的书，这完全不是要放弃我原先的计划，相对于圆满地完成它，避免书中出现明显的时间上的脱节更为重要。在那些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从我以往的诗歌和现代科学所必需的观点出发，向那个宏大主题迈出我最初的步伐或做出最初的研究。我也试图在其中为我的长存的民主拱门放置顶石。现在我重新整理它们，为了出版，部分也是为了打发、消磨这些陌生的患病的日子，何况还有我生活中丧失亲人的最沉重的痛苦^[5]；未来的素昧平生的读者，当我想到为你留下的那组诗，会比其他的诗都更特别地作为“我的念想”，我感到高兴、满意。当年在完全健康时写的这些东西，我可没有想过会在此时此景对我爆出这样的意义。

[我在1875年5月31日写这些的时候，又赶上初夏——又是我的生日——现在我56岁了。在户外的美景和清新里，在欢乐季节的阳光和翠绿草木中，我修改这本诗集，现在的心情和当年围绕着《草叶集》的问世和成长的快活气氛比起来，太不同了。我让自己专心安排这些篇什以供出版，但还是被两年来失去我至爱的母亲的哀思所笼罩，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她是最完美、最富有魅力的人，是行为、道德和精神的最珍贵的结合，最少自私之心——是我爱得最深的人——另外，叫人烦恼的瘫痪病的发作也折磨着我的身体，它顽固地缠住我，拖住我，使我的体力活动完全受限，很不舒服。]

因此，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还是觉得要保留《向印度航行》作为即使是这部百年纪念的赞美诗集的结束语。不像在古埃及的最崇高的节日里，把可憎的死亡骷髅拿去给狂欢饮宴的人们观看，给那种欢乐轻松的场合增添一点风趣和阴影——而是像在厄利斯^[6]的标准希腊人的大理石雕像，以漂亮、健美的年青男子的形态暗示死亡——他双目紧闭，倚靠倒置的火炬——象征行动后的休憩和渴望，一切生命和诗歌都必然把它当作最高的典范，即我们的本体在这一阶段的正当而高贵的终结，也是通往另一阶段的准备。

虽然最终看来《草叶集》的肌体处处都显得彻底的精神化了，但我希望就主题而言，它们给人的直接印象是血肉生命的质感，是肉体的冲动，是纵欲的，它应该如此。尽管诗集里有其他主题，大量抽象的思想和诗篇——尽管我在诗集里收入了对于那场国家与奴隶制政权之间的伟大斗争（1861—1865）的短暂、迅速但很实际的观察，像是那场斗争的残酷血腥的全貌的自我展开：整本书确实是围绕那四年的战争打转，它由于我置身其中而成为了《擂鼓集》的主轴——而且这里那里、或前或后，还有不少插段和思索——即为活着的、活跃的、现实中的健康的人性制作一幅标准的肖像，它既客观又主观，欢乐而有力，现代而自由，特别为合众国长远未来的男男女女所有用——我要说，这一直是我的总的目的。（也许所有这些不同的诗，我的全部作品，这两个集子，的确仅仅是听上去有某种程度变化的呐喊，无论多么洪亮、多么合宜、多么欢乐、多么真实，毕竟是一个人，发自他或她自己。）虽然当初并没有明确计划，但现在看来，我曾是不自觉地努力，间接或直接地去表现了合众国的混乱、急速的成长和紧张状态，十九世纪的普遍趋势和重大事件，尤其重要的是，表现了整个当代世界、我的时代的精神；因为我觉得我分享了那种精神，同时我对所有那些事件深感兴趣，包括延续长久的时代的终结，还有在合众国历史中极其辉煌的更伟大的时代的开启。（例如林肯总统的去世，适时地、历史性地终结了封建主义文明的许多旧的影响——就像一幅巨大、阴沉的分隔大幕，突然降临于它们。）

自从我生病以来，（187318741875，）在绝大多数时候病痛并不严重，这样就有很多时间，也常常有兴趣去审度我的诗，（我从来不眼盯着图书市场进行创作，也不为名誉或任何钱财利益，）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暂时的沮丧，生怕在《草叶集》里有关道德的部分没有充分讲出来。但是在我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时候，我认识到那些“叶子”，无论整体还是个别，当然是为道德开辟道路，使道德成为必要，与道德相适应，恰好相同于大自然的所作所为，它们合乎我的计划，是它们必须成为和可能应当成为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当道德成为整个大自然的目的和最后的理智时，在自然的造物、法则、表现中，就绝没有任何道德的东西了。那些东西仅仅是不可避免地导向道德——启动它，并使之成为必要。）

于是，我将已经出版的《草叶集》看作是一般的个体的诗，（正读着这些诗的人，不管你是谁，它属于你。）这个人并非特别了不起得像战争里的赢家，或者发明家、探险家，连在科学领域、在他的才智或艺术才能上都很一般，也称不上做慈善的典范。从最高的民主观点看来，最受欢迎的人是日常生活过得好，又碰上好运气的普通农夫、水手、机械工、店员、工人或车夫——他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中心的基础或支撑点，干好活儿，尽他作公民、儿子、父亲和雇员的责任，同时，他爱护身体，上进，在别的领域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尤其是那种地方、那种时候，（一切人中最了不起的，比任何领域里最骄傲的天才、权贵都高贵，）他完全懂得良心、精神、神圣的职责，教养很好，付诸他一生的言行之中，坚持到底——他的人生比荷马、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人物都要崇高——比所有诗歌和圣典都要广阔——也就是说，那是自然本身，在自然之中，是你自己，你自己的个体，包括肉体和灵魂。（在法则之下，站立着你自己，一切男主人或女主人，一切为你服务，为你相助——然而你在一切的中心，吸纳着一切，为你的目的把唯一的意义和生机赋予一切。）一般的个体的法则，你自己的法则，是和神圣的宇宙的法则一致的，那些“叶子”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为它唱歌。

可以再谈一些——因为只要是我做的事，我就应当交代个一清二楚。我也发表过《草叶集》，去唤起男女老少们心里的激流，现在以至永远，那活跃的、冲动的爱和友情的无尽潮水，便直接地从他们那里奔我而来。对于这个强烈而不可抑制的渴望（它肯定或多或少地潜伏在绝大多数人的灵魂里）——这种普遍的民主的伙伴之情——这种古老、永恒而长新的爱的交流，这么恰当的美国的象征——我在那本书里不加掩饰地、公然地、最开放地说了出来。此外，《草叶集》中的组诗《芦笛集》，在我的宗旨里，它们作为了重要的关于人性的动情表达，而其特殊意义主要在于政治方面（它或多或少贯穿全书，并凸显在《擂鼓集》）。凭着一种强烈的公认的伙伴之情的发展，潜伏在北方与南方、东部与西部的所有年青人心里的男人对男人的美好而健康的情意——我说就凭这个，还有和它直接、间接相关的东西，未来的合众国（我不能太经常地重复这一点，）一定会最有效地连成一个整体，结合、锤炼为一个活跃的联盟。

总而言之，必须永远记住的是，《草叶集》不能被认为主要是一部理智的或学术性的创作或诗集，而更多的是出自情绪和肉体的激烈的叫喊——一种也许生来就适合于民主与现代的叫喊——在它的本性里无视旧的习俗，它只在伟大的法则下，任随自己的冲动。

[1] 建国百周年版包括《草叶集》和《双溪集》。

[2] 惠特曼原注。指《向印度航行》。——像在某部古代传奇戏剧里，为了结束故事情节和英雄的生涯，在船甲板上、在海岸上举行告别聚会，解开绳索，迎风展帆——出发到陌生的海域，谁也不知道归宿何在——不再返回——于是大幕落下，戏到此终了——我因此保留了这首诗及其组诗，以结束和解释许多东西，——没有这些诗，也就得不到解释，——然后告别，永远离开它们之前的一切作品。（也许在《向印度航行》及其组诗中，更自由地宣泄、更充分地表达了那自始至终就或多或少地潜藏在我作品的每一页、每一行、无处不有的东西。）

[3] 惠特曼原注。即一种主要由普通和正常的元素构成的性格，对于它的上层结构，不仅旧世界的学问和经验的宝贵积累，还有在建设中已解决的社会和市政的需要以及当前的要求，这些仍将可靠地发挥作用，它在自己的基础上并经过提高后，从民主的精神中得到动力，从民主的准则中接受它在所有方面的标准，而大自然的直接、经久的影响，大自然的古老的英雄般的精力，草原、山脉的雄伟气派，大海的冲击，都是原始的防腐剂——那些热到沸腾、张力十足的激情、勇气、情欲、强烈的自豪感，都将再次让它充满生机。因此，绝不能失去人为的进步与文明带来的好处，还要为了西方重新占有那些最古老而又永远鲜活的旷野，从那里收获原始而又健康的营养，这是一个强壮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缺少了它，威胁就会越来越大，这正是今天我们的新世界的文学极其匮乏的东西。

[4] 引自《幻象》。

[5] 惠特曼于1873年1月因中风而身体部分瘫痪，此后多年里常间歇性发作；同年5月，他的母亲去世。

[6] 厄利斯，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一个地区，比邻著名的奥林匹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