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互爲東西

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在其經典著作《東方學》（Orientalism，1978）中指出“東方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詩人、小説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以及帝國的行政官員，接受了這一東方/西方的區分，並將其作爲建構與東方、東方的人民、習俗、‘心性’(mind)和命運等有關的理論、詩歌、小説、社會分析和政治論説的出發點。[……]如果以將十八世紀晚期作爲對其進行粗略界定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將東方學描述爲通過做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作爲權威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簡言之，將東方學視爲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1]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東、西二元對立分劃，早受到學者的挑戰。如今重新審視薩義德的學説，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文化觀念以及强加於東方的想像和政治抑壓固然不能忽視，但在東方學的思考邏輯以外反思東方凝視西方的目光，甚或東西交匯之中的多重折射和反照則同樣不能忽視。從地理學的觀點考察，“東方”和“西方”的分野乃據兩條經綫之間的度數差距決定兩個立足點的方向關係，即180度以下爲東，以上爲西。“互爲東西”乃指兩條經綫差距剛爲180度，兩個立足點可互相成爲對方的東方或西方。本書以“互爲東西”爲題，强調的正是東西的指稱皆爲相對，在特定條件下兩者甚至可以互换，從而鼓勵一切懷疑東西方本質性的論述。

本書共六章，分爲三個部分，從跨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理論和翻譯與二十世紀世界（不僅是西方）文藝思潮的緊密關係。第一部分審視不同地域的作家如何突破東與西、歐洲和亞洲、自我和他者、本土與世界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重探自身城市、文學和文化定位。首先通過香港著名詩人兼學者梁秉鈞（也斯，1948—2013）與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以及法國漢學家居里安（Annie Curien）在文學文化翻譯過程之中的反思和對話，探討詩人如何從“雙重”他者——歐洲和中國大陸的邊緣位置思考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又德法學者因著香港文學的研究離開了歐洲文化的中心，甚至落入西方漢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陲，重新審視“民族文學”（國家文學）和“外國文學”的概念與界限。相對而言，葉靈鳳（1907—1975）、張愛玲（1920—1995）、王安憶三位均曾以滬港對立作爲背景創作小説的作家，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通過“論述”香港，從而反身定義自身的城市——上海。本部分的討論不僅涉及上海作家各種自我定位之下呈現香港的不同異域形象，文學中“從港到滬”（《時代姑娘》）、“從滬到港”（《香港情與愛》）以及徘徊於滬、港之間（《傾城之戀》）的文化地理路綫，更促使作家在自我想像和他者審視的張力之下反思多重地域文化身分的建構。

本書第二部分關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的辯證關係之中，世界文藝思潮與“後文革”時期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文革”結束以後，西方文學理論被大量移植至中國。植根於二十世紀現代語言學的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便迅速進入中國内地並成爲“新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理論之一。由於敘事學孕育於歐洲的文學文化傳統，再經英美學術界的翻譯、轉化及傳播，因此理論和概念進入中國的時候已經歷了雙重甚至多重的“歸化”或“異化”轉换。本部分探討文學理論在不同文化之間“可譯性”的問題，通過1985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學者應用敘事學分析中國文學作品的具體情況，窺探西方文學理論應用分析中國文學作品的可能性和限制，並在西方觀照下建構中國敘事學的文化思考。至於“文革”以後重刊及創刊的文藝雜誌，遂成爲新時期中國引進西方文藝思潮的重要中介。我們將考察强調文藝創作和文學評論並行發展的《上海文學》在“方法年”（1985）的具體發表情況，其中不僅展現特定歷史語境之下歐美文藝理論移植中國的複雜過程、理論對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還揭示“文革”以後評論者和編輯如何借鑑西方文藝思潮，重新定義文學批評的位置及功能。

本書第三部分探討跨越歐、亞的戰争語境之下，中國現代派作家通過西方左翼思潮思考社會變革，甚至憑藉西方文學與評論的翻譯尋找戰争下“内在抵抗”的策略。本部分的討論分别涉及中、法、俄三地重要的文化中介者：曾留學法國並通過“法語”左翼知識分子引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的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1905—1950）；早年退出創造社，但一直譯介俄、法左翼文學著作的現代派作家葉靈鳳（1905—1975）；曾親身參與一次世界大戰，擁護俄國十月革命並堅信通過無産階級國際主義改革社會的法國著名左翼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以及流亡德國、比利時和法國的猶太裔俄國文學評論家高力里（Benjamin Goriély，1898—1986）。不論是巴比塞的《火綫：一個步兵班的日記》（Le Feu，journal d’une escouade，1916），還是高力里的《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Les Poètes dans la révolution russe，1934），二書不僅隨著中文翻譯進入中日戰争的語境，部分的翻譯還發表在當時仍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因此，《詩人們》闡述俄國詩人參與革命的困境，以至《火綫》裏“以戰役戰”的主張、小説從“反戰”到“抗戰”的解讀，均需重置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英國殖民政府的政治審查等本土語境裏再作審視。

跨越語言、地域和文化邊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跨文化對話展現廣闊的人生和學術視野。在此感謝法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法蘭西學院院士，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布魯奈勒教授（Professeur Pierre Brunel），他展示了比較文學嚴謹的治學方法以及歐洲文學與文化的深廣世界，讓我畢生受用。有關東與西的思辨，尤其是文學理論移植的課題，特别感謝歐陽楨教授（Professor Eugene Eoyang）和杜德橋教授（Professor Glen Dudbridge）的意見，他們從不嫌棄青年學者的想法稚嫩，真誠的對話交流讓我受益匪淺。又感謝李歐梵教授和梁秉鈞教授多年來在學術研究上的鼓勵，他們以文化越界者的姿態游走於學術與日常，每次的討論都帶來啟發。最後，衷心感謝黄繼持教授和盧瑋鑾教授自少以來的教導，他們立足香港，叩問中國與世界，讓我在東西之間的思考上得見人文學者對自身土地最深切的關懷。本書部分章節曾發表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清華學報》（台灣）及Tamka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ociences 等學術期刊，後經翻譯、資料補充和修訂，感謝多位匿名評審人惠賜寶貴意見，也感謝王鈿茵女士處理翻譯初稿，郭曉琳女士幫忙校對書目。適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創系五十周年，系方藉此籌劃出版學術文庫，並得到北京中華書局悉心幫忙安排評審、編輯、校對等事宜，在此一併致謝。

[1] Edward W.Said，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Penguin，1995)，pp.2-3；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