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之一。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在这种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歌德的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钻研颇深。与此同时，他还涉猎斯宾诺沙和达尔文的学说。大学时期开始创作，经常和挚友马克斯·布洛德一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职以后，文学成为他惟一的业余爱好。一九○八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乡村医生》(1924)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但在生前均未出版。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满意，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留下遗言给布洛德，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洛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断、日记和书信)。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万别，无论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卡夫卡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卡夫卡是一个独具风格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其一，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长年累月地等着通往法的门开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与表现主义作家相比，卡夫卡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在他的笔下，神秘怪诞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于那近乎无诗意的、然而却扣人心弦的冷静。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经历，但这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其二，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但卡夫卡的艺术感觉绝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于矛盾层面的表现中。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面临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他那“笼子寻鸟”的悖论思维几乎无处不在，在早期小说《乡村婚礼》(1907)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却抗拒这种联系，且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沉陷于梦幻里，想象自己作为甲虫留在床上，而他那装扮得衣冠楚楚的躯体则踏上应付的旅程。他无所适从，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昏暗的世界。梦幻里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是拉班无法摆脱生存危机的自我感受，人生与现实的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短篇成名作《判决》(1912)是卡夫卡对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理解中的判决，是对自身命运的可能抗拒。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判决》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非是现实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

卡夫卡于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变形记》是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主要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了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下人的异化现象。如果《判决》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寻求自身归宿的话，那么，《变形记》里的主人公在自我异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灾难和孤独。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卡夫卡在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内涵，寓言式地显示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结尾渗透辛辣的讽刺。

卡夫卡在超短小说的创作上尤其别具一格。他的超短小说形式多样，题材反常，描写形象，风格独特。一篇超短小说往往只有寥寥数语，却别开生面地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无尽的艺术想象空间，不可抗拒地唤起他们思索蕴涵于其中的奥秘的审美情趣。在这些超短小说里，卡夫卡以无与伦比的悖谬方式，表现了现代人身不由己的命运和生存的困惑。脍炙人口的《在法的门前》、《在马戏场顶层楼座》、《小寓言》等集中地体现了卡夫卡的这种创作风格。活动在其中的人物或者隐喻人的动物都极力试图去冲破生存的重重障碍，但最终无一能够逃脱掉某种强大的力量的主宰，等待着他们的无非是生存的痛苦和无望。可以说，卡夫卡的超短小说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无论卡夫卡的创作多么反常，变化多么多端，他的作品越来越趋于象征性，风格越来越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他未竟的三部长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风格”的发展。

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还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痕迹，那么，《审判》(1914—1918)便完全是“卡夫卡风格”了。后者的内容已远非前者那么具体，其普遍化的程度已近乎抽象。《审判》是布洛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由此西方现代文学也开始了争论不休的卡夫卡一章。

《审判》的表现充满荒诞和悖谬的色彩，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卡夫卡风格”成熟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审判》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和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

与《审判》相比，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1921—1922)更具“卡夫卡风格”。《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体现。“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对它的体验。像《审判》里的约瑟夫·K一样，K在“城堡”制造的迷宫里一筹莫展，忍受着荒诞的煎熬，其生存的现实启人深思。

“卡夫卡风格”独成一家，卡夫卡的作品是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正因为如此，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才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卡夫卡学。

自《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中译本至今，卡夫卡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特别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各种译本源源问世。这些译本中，除了个别作品译自英文版外，绝大多数选取了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整理出版的版本。本书选自《卡夫卡全集》的校勘本(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编者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布洛德的一些勘误，为翻译和认识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这本集子共选取了卡夫卡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二十篇，其中除了《地洞》和《饥饿艺术家》以外，其余作品均为新译。

本书意在为我国的卡夫卡读者和卡夫卡研究再现一个新的视野范围。

韩瑞祥　仝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