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

——杨联陞与胡适

想了解杨联陞，就应该知道他和胡适的关系。杨联陞是胡适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学术上最知心的晚辈朋友。杨联陞45岁就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人文组中最年轻的一位），也与胡适对他的赏识有关。

1957年6月19日，尚未出任院长的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中研院也催我办院士提名，济之信上问的‘史学’的老辈‘廷黻（姚）从吾’应否提出及如何提出的问题，我今天下午要写长信给他。我也想到联陞，但如果顾到史学‘老辈’，联陞怕将等候一年了。”同年9月，胡适又给赵元任写信，希望由赵元任领衔提名杨联陞为“中研院”院士候选人。最后，联名提名的四位院士中，也包括胡适先生。李济先生1955年接替董作宾先生担任史语所所长，主持此项工作。他在给时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的董作宾先生的一封信中，通报过当时的讨论情况：“此次史语所机关提名由所务会议公开讨论一次。决议推举所外四人（蒋廷黻、姚从吾、陈受颐、何廉），所内四人（劳、陈、芮、董）。胡、赵、李三先生均有信来，连兄意见亦并报告大家。各位意见大部均得会议支持，但亦有未通过者（胡、赵均得提杨联陞先生，赵提张琨先生，均未得到多数支持）。”确如胡适先生所预料，杨联陞又等候了一届。那一年11月，胡适先生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7月初，杨联陞接到胡适先生自台湾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已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的院士。 

胡适看重杨联陞，主要是看重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胡适晚年，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非常在意，那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他常想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他对杨联陞的感情，也可以说就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感情之一部分。他为中国现代学术界能有杨联陞这样的人而感到欣慰。

1977年，杨联陞回国探亲会友访学，下榻于北京的华侨大厦。比之三年前的初次回国，这次的接待规格显然从“高”向“亲”倾斜了许多，从“严”向“宽”放松了许多。没有了中方的专门接待人员与吉姆牌轿车（部长级待遇），主要活动都可以按自己提出的申请去安排了。其间，他用圆珠笔在华侨大厦的信纸上写了一份千余字的小传。这份小传留在了北京，后来收于笔者所编的《哈佛遗墨》。笔者当时年少，没有注意到小传中明显忽略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只字未提胡适。不是杨联陞健忘，而是当时国内的环境下胡适仍属禁忌的话题，这一点杨联陞非常清楚。1981年杨联陞给缪钺的一封信，也可以作为佐证，信中提到杨联陞的文集出版之事时说：“中文著作亦有近廿数篇，应有一二十万字。前年张政烺君来访时曾非正式询问，是否愿在国内印行，弟当时以其中有与适之先生有关之长文两篇，未敢答应。但今见胡先生关于《水经注》之文已有一篇发表，情况改变，以后或可商量也。”

杨联陞自撰的小传中有一句话，其实已暗示了他与胡适的特殊关系，这句话是：“本定回北大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已到金山（教暑校），值联合国秘书处新成立，需要语文研究专员一名，有友人介绍，遂向北大请假一年往任。”北大的邀请，其实就是胡适先生发出的：“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肯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1943年6月21日致杨联陞信）而中研院的约聘，是时任所长傅斯年先生通过赵元任先生向杨联陞转述的。1977年杨联陞回国探亲访问期间，与家人聊天时，曾充满怀念之情地谈到过这段往事。

1944年，30岁的杨联陞已基本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感于包括胡适在内的师长们的关怀，他写了一首《咏柳》小诗：

才染鹅黄已有丝，渐看浓绿傍堤垂。

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

三个月后，6月29日，胡适先生有一信给杨联陞，信中说：“北大近来不敢多约人，正因为前途无把握，故怯于‘自媒’。等到‘春心动’时，往往太迟了！戏就您的《柳》诗，略换几个字，寄我解嘲之意”：

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

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

时隔30多年后，杨联陞在北京和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时，依然能清晰地背诵出胡适先生的诗。那天他兴致甚浓，还当场画了一小幅山水画，画面的主体内容就是柳树。在画的右上角，他题写了这首《咏柳》诗。

杨联陞和胡适先生保持了近20年的通信交往，晚年时（1976），他把身边所存二人所有的通信复印了两套，各送给台湾的胡适纪念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余英时后来写了一篇长序，连同这些信件，一并交由台湾的“联经”出版，这就是《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后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引进版）。曾任胡适纪念馆馆长的陶英惠先生有长文专记胡适与杨联陞。余英时说过，胡适和杨联陞“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趣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俩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在笔者看来，仅从诗的角度，也足以呈现他们二人的师友关系。

杨联陞不能算是标准的诗人，但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诗，20世纪40年代（他30多岁的时候）还写了一阵新诗（按胡适先生的说法，也叫白话诗）。1982年，杨联陞抄录了1942年写的白话诗三首，送给曾在台湾新竹《清华学报》担任总经理、主编过《清华校友通讯》的赵赓飏先生。诗后还有小注：

新闺怨

自个儿打开留声机，（当时没有电视）

老爷当兵少爷小。

这张片子真不离儿，（就是不坏）

要有人跳跳多么好！

新出塞

两个兵躺在沙发上叹气，

说放了假这几天真忙。

跳舞打牌带看电影，

要睡觉还得上营里的床。

注：1942年秋天，胡适之先生来哈佛讲学，同时提倡中国同学作白话诗。这是我的处女作，实在不好，姑且作为纪念。1982年记。

无题

一出戏快唱完的时候；

一盘棋快下完的时候；

人渐渐的倦了；

客慢慢的散了。

灯反倒亮得多，

好像是鼓着劲儿地说：

明天见！明天见！

注：胡先生读了说，让他想起王安石的“人散庙门灯火静，独寻破梦立多时”。那是宋朝的白话诗。

这三首白话诗，记录了杨联陞与胡适先生在诗歌方面最早的交往。

1943年12月14日，杨联陞信告胡适先生：“近月来康桥的新诗潮相当澎湃，张隆延的诗大概已经自己抄去。吴保安考过Generals之后，写了一首长诗，我替他抄在后面。您这新诗国的‘国父’，也要摸下巴而点头了吧。”

胡适先生复函道：“古人说，用将不如激将。我的一激竟使康桥多产新诗——多产这样新鲜的白话诗，岂不大有功于白话诗国也哉？你的《新闺怨》和《出塞前》都很好。佩服，佩服。（‘不离儿’我不知道，乞告我。）我做不出这样‘地道的’新诗。”（1943年11月18日致杨联陞信）

杨联陞还有一些诗作，例如：胡适前信中提到“谢谢你的《阳关曲》”；1944年8月30日信中提到“你的两首诗，我26日在元任先生那儿见了。我比较喜欢《梦话》。因为《月亮》中间三节不大相似，二、三太严重，四则漂亮轻盈，似不如《梦话》的组织妥帖？”胡适先生还在信中“附上旧作一首，乞与元任先生一看”：

     无心肝的月亮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泥沟，

也照着西山山顶。 （明人小说中常说：“我本将心托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铺地锦”，小花名。）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

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

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你要可怜他——

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

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这是胡适先生1936年5月写的诗，他说当时是把“他”字都写成“她”字的，不知为何，抄给杨联陞时，月亮又成了“他”。女诗人心笛2013年送我的《海外新诗钞》（台湾新地出版）一书中，有杨联陞的一首《月之歌》，其实就是胡适先生对其提出一点点意见的《月亮》。

月之歌

在漫漫的长夜里，

我从来不作声。

只要给人们一个循环的、圆圆的希望，

和一片冷静的纯洁的光明。

我每夜要访问无数无数的家乡，

不管他卧室的门儿开不开。

从窗户里轻轻一溜溜到枕头上，

把睡着的孩子吻了又出来。

注：这是第二段，原有的第二段“春夜我爱，夏夜我爱”，胡先生主张删了，从命。

不知杨联陞写此诗之前有没有读过胡适先生的《无心肝的月亮》，相同的一点是：两首诗都是写“月亮”，都用了“吻”这个字。

1944年9月21日，杨联陞的日记中记有《复胡先生信，改小诗》：

深杯浅，长夜短，赢得一时温暖。（原为：片刻教人温暖）

问睡乡，和梦乡，去家乡谁近远？（原为：问醉乡）

杨联陞在9月14日致胡适先生的信中抄录了此诗，21日才抄到日记中。信中说：“诌了一首似词非词的东西。”笔者以为，醉乡改为睡乡，似不如未改，因前有“深杯浅”句，那显然是酒杯，与醉乡对应，而且，睡乡与梦乡也太接近了。

1944年12月21日，杨联陞和哈燕社图书馆馆长裘开明随胡适先生乘火车到伍斯特（Worcester，与波士顿相邻的一个城市）的一位外国传教士的驻地收购旧书。途中，望着窗外的雪景，杨联陞不禁口占一绝：

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顾草庐。

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诗中意指胡适先生刚做过寿宴（赵元任夫妇做东），又冒寒外出访查旧书来了。先生的老习惯至今未改，到了外国还是这样啊！

回忆这段往事时，杨联陞告诉余英时：胡适先生当时兴致也很高，他改了一个字：“佳客”原为“娇客”，戏指胡先生的美国女看护哈特曼夫人（1938年胡适患心脏病住院七十八天期间结识，后成为好友）。看过杨联陞的诗，胡适一连和了二首，22日从纽约寄给杨联陞：

（一）

雪霁风尖寒彻骨，打头板屋似蜗庐。

笑君也有闲情思，助我终朝捆破书。

（二）

祖国大劫千载无，暴敌杀掠烧屋庐。

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搜烂书。

杨联陞乘兴又和胡先生二首，寄出，同时记在他26日的日记里：

（一）

卅年尘锁无人问，一旦提携出草庐。

只说新书读了旧，旧书也会变新书。

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引有此诗，杨联陞阅其油印稿时于此加注：胡先生从所得书中赠与《史鉴节要》一部，是联陞儿时读过者——读后尘落如新。

（二）

弘教何嫌文字障，译经忍弃塞翁庐。

先生莫说无出息，宰相犹须半部书。

注：二十一日带回《品花宝鉴》一部……是日所收有弘教书院《大藏经》全部，及中日译《圣经》多种。

1945年1月29日，杨联陞把他四年来的诗作一并呈请胡适闲时阅，并说：“请勿广布。”那年，胡适客座于哈佛，杨联陞听了胡适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一课。

这些四年间的诗作中，有1943年写的《无题》一诗：

花儿本不愿开，春风一个劲儿吹。

说你们都得努力，上帝叫我来催。

鼓着劲儿地红，一春能有几天。

心血迸开花朵，刹那抵得千年。

要群芳一齐斗胜，大地才有可观。

待等秋风落叶，那时许你荒寒。

四年后的1949年7月27日，胡适在致杨联陞信中引了此诗最后两句，说：“诗是你的，结尾的问号是我借加的。”又说，这一节“也许可以再修改？”这时胡与杨相识不过六七年。胡是新诗的开拓者，早已有《尝试集》问世，杨比胡小13岁，是后辈，也是写不进新诗史的人，胡尽可不必如此谦虚，然而他很自然地做到了，这就是胡适的宽容，也是胡适的真诚。他在杨的诗中找到了一种呼应，或者说共鸣，这也可以说是他格外宽容的一个原因。信中还道：

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花碗，浓艳的真可爱。我想写首短词，只成上半首，现在只记得两句：

也知生命促，特地逞风流！

其实你我都不免anthropomorphic。谁说“花儿本不愿开”？谁说牵牛花自知“生命促”？

1945年6月，作为战时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第二批赴美研究访问中国教授之一，杨振声先生在康桥短暂逗留。6月28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信中道：“今甫（杨振声字）先生来，只匆匆玩了一天多。他说先生提到我的稿子在纽约。我刚一听，一愣，后来才想起是我的打油诗。别康桥有一首，也不成东西，姑且写出请教：‘轻别只缘期小别，他乡久客似家乡。康桥诗酒琴棋会，应有群公忆老杨。’”

这年9月，胡适自美国返回大陆，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先生寿诞时，杨联陞呈上了《撰寿胡适之先生联》：

及门何止三千 更教碧眼儿来 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 况值黄龙酒熟 黑水妖平

寿联经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酌改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据说还遭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攻击。

1947年2月21日，杨联陞在致胡适信中汇报了他在联合国中文翻译组工作的一些情况。提到同学任华过纽约回国，他写了一首诗：

海天空阔来玄思，故国河山有劫灰。

追上东风先着力，满园芳草待君回。

同信中还说：自己平常只作打油诗，不作律诗，前些日和梁方仲（另一同学）一首：

买舟归客正连翩，庸笔无须较孰贤。

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

万鱼湖海渐忘我（这是住纽约的感觉，特别在挤地下铁的时候），何日升平苦问天。

惟有两般豪气在，不辞枰上与尊前。

1949年11月25日，杨联陞日记中有《小词，用胡先生诗意》：

旧梦依稀谁与温，绿杨新雨湿苔痕。楼头一笑最销魂。 燕子未沾王谢土，柳丝犹系六朝春。思量不是薄情人。

注：前夜宴客，胡适先生在纪念册上题写旧作两句：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杨联陞所指的胡适先生的那首“旧作”名为《山月》：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1949年12月1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信中说：“想起您题的‘梦里的一笑’，绉（诌）成一首小词。本欲广先生诗意，不料又拐了弯儿。实在不成东西。幸勿示人，以免有人妄加揣测。”

“弯儿”的说法，出自胡适先生四个月前的一信。那封信中，先生批评杨联陞的“《成功之夜》下半似乎有个小弯儿没有转好”。

即便是自认为“不佳”的诗作，杨联陞也不避讳呈示适之先生。1953年7月5日，他与蒋彝出外旅游三天，写有《游白山》一诗，寄呈胡适先生时，就说：“诗实在不佳，纪事而已。”胡适先生看后，则说“很有趣”，这诗让他想起自己40多年前到同一地方旅游和当时写下的长诗。

杨联陞在家宴客时有个保持了多年的习惯，那就是请客人在他备好的纪念册上留下一点记录，诗文书画均可，签个名字也行。胡适先生的留言离不开诗，一次是：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四十年前的词句。

另一次是：

买米要买一斩白，连双要连好脚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抵得！——广西桂林的民歌。

胡适先生有时自书自己的诗，送给友人。杨联陞就藏有他写的“山下绿丛中”，镶了镜框，摆在自家的客屋。后来得到胡适先生赠送的彩色照片（当时还属罕见，称五彩照片），杨联陞也把照片装在了这个镜框里。

胡适与杨联陞20年通信更主要的内容，是“论学”。严格讲，以一个“论”字来概括胡、杨通信，似还不够准确，他们相互之间，除了论，还有问，还有汇报，问和汇报都是相互的，不分少长的。论、问、汇报之外，还有治学上的推助和商榷。关于《水经注》版本的讨论，是他们通信中的一大类内容。在持续多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杨联陞为胡适先生节译的日本学者森鹿三的《关于戴震之水经注校定》一文，看到他抄录的梁启超《戴氏书目考》中关于《水经注》的全文。然此学过于专深，笔者也未见得能理解多少，愿从中勾出一些与论学有关亦有点意思的事例。

杨联陞的博士论文是《晋书•食货志译注》，由魏楷（J. R. Ware）教授指导，1945年冬提交。其引言《晋代经济史释论》于1946年在魏楷教授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刊发。1983年由台湾学者陈国栋教授译为中文，收入联经出版的《国史探微》一书。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杨联陞致胡适先生的第一封信，写于1943年10月26日。在那封信里，他就曾谈到学位论文的事：“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论文，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记》，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胡适10月27日答复：“我偶然想起《颜氏家训》，此书较可合你提出的三项条件。我常觉得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故是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译多了。其地位够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c’。版本、注释，也都够用。你以为如何？”杨联陞11月1日复信说：“《颜氏家训》我也想过。不过听说燕大的博晨光（Porter）先生（哲学系的）已经由中国同学帮忙把全书译出来了。虽然没发表，不能知道好到什么程度，暂时似乎还是别作重复的工作。好在我不忙。‘德文’大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儿过得去，您以后也许会想到别的著作（而且《家训》论文字声韵的部分也比较难译好）。”一年后的1944年9月14日，杨联陞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他信告胡适先生：“同魏楷（论文指导教授）和叶理绥（哈燕社社长）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大约不至于超过三百页。学社只希望能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可以充《哈佛亚洲学报》的篇幅，并不要什么大书巨著，我想一年之内应该可以完成。”1945年6月28日，他信告胡适先生，论文已经完成。原以为一两章的引论，最后写了四章。

1945年，杨联陞看过台湾学者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一文后，觉得他关于钱谷方面讲得太少，遂成一小文。7月，完成后寄给了胡适先生。他说，这是第一次用先生的稿纸写文章。一年后，他据借到的《流沙坠简》又增补了一些资料，9月6日重录后，当夜就给胡适先生写了信，连同改过的这篇文章，再寄胡适先生，希望能找个地方发表。1950年7月，该文刊于《国学季刊》七卷一号，题为《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后成为《杨联陞论文集》的第一篇。

杨联陞在美国早期的论文和书评写作，几乎都向胡适先生汇报，有单印本时，他也会寄去一份请胡适先生指教。写富路特的《中华民族小史》书评之前，他还没细看时，就问过胡适先生印象怎么样。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图书馆主任Swann博士（胡适先生为其起中文名“孙念礼”）翻译了《汉书•食货志》，胡适请杨联陞帮助通阅。杨联陞用了一整天时间，匆匆看完译文，提出疑问及改正约30多处。他告诉胡适先生，有些她已经接受了，有些来不及当面讨论。事后，杨联陞写了《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读后》一文，刊于《哈佛亚洲学报》。1947年1月14日信告：“在联合国秘书处作事，自己不能用功。一个月以来只写了一篇16页的书评（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正请赵、李两位先生校阅改正。”3月，给胡适先生寄去了讲TLV镜与六博一文的单印本。1949年《哈佛亚洲学报》十二卷三、四期合刊，刊有杨联陞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数目与单位》一文和三篇书评，单印本尚未全到，他就向胡适先生通报了，几天后悉数寄上。1950年5月29日，胡适先生给杨联陞的信提到：“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权威、全面或综合。”1952年9月24日，杨联陞寄上新出版的《中国货币和信贷小史》一册，胡适先生回信时说：“此书我一定细读，这是很好的著作。”1953年5月28日，胡适先生在信中提到：“新到了《傅孟真先生集》六部，每部六大册，你如要一部，我可以奉赠，乞告知。（你能为写一Review更好。）”6月13日，胡适先生函曰：“《孟真遗集》，若能得你绍介，作一书评，最佳。但不必急急。此书似值得一篇从容介绍。（错字不少，甚可惜。书有两种纸印，一种用报纸，你得的是用较好纸印的。）”该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十六卷三、四合期，刊出了杨联陞的书评。1954年10月，杨联陞寄上薮内清等合著《天工开物研究》书评单印本。看过书评，胡适先生自己也买了一部《天工开物》，还买了一部日文旧版。11月26日信中，杨联陞告诉胡适先生：“这两天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册导论，略看一遍，好处不少，也有荒谬处，预备写一书评。”12月14日信又告：“李约瑟接受唯物史观，似无可疑。但我不预备在第一册书评中多辩论，只指出他的立场就算了。等他第二册关于思想的及第七册关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出书之后，再多说几句。——因为现在要说他‘唯物’，他也许会说他也‘唯心’，那就纠缠不清了。”这封信的同时，还寄上了白乐日译《隋书•食货志》书评和前几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书评单印本。12月8日，寄上评马伯乐《西陲文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论》、马斐里克主持翻译的《管子》经济思想三篇书评的单印本。1955年2月2日，寄上《〈水经注〉里的北部印度》书评稿。

1956年7月初，杨联陞到伦敦参加亚洲史学史讨论会，会后住剑桥，查阅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的中文档案，还会晤了郑德坤、陈西滢、西门•华德（人称“老西门”）、李约瑟等学人。7月26日杨联陞给胡适先生写信道：“李约瑟因为我对他第一册书的书评，挑错太多，不甚高兴，但仍谈话，又在剑桥开车载我出游一次，并请吃茶，郑德坤说，可算cold peace。第二册刚出来，听说其中颇有怪论，只好接着再评吧。”8月10日信曰：“这两天正看李约瑟的第二册大书，主要是科学思想史，他倒真是很认真地写作。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事根据前人及时贤的）。荒谬浅陋之处也有。我这次在英国，同他讲了‘冷和’（实则本无‘冷战’），这次评第二本，倒有些难于措辞。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Waley谈及此时大笑），王充也讲得精彩，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

杨联陞不仅在学问方面常向胡适先生请益，在任职选择上也常与胡适商议。1944年，胡适先生至少在两封信里对杨联陞表示了希望他将来去北大教书的愿望。1945年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9月10日，杨联陞有一信专谈此事：

胡先生：

您作了北大的校长，我谨为学界前途贺。

您回国以后，一定有很多施设倡导。在史学界方面，我想起来几件事，也许您早想到了，姑且乱说一番，贡其刍荛。

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在同一机关里的人还好一点儿，离开远一点儿的就连影儿都不知道了。学术界的发现发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弹一样的“只此一家”。平常的时候Credit不少，应该可以分得过来。

我觉得：

1.各校的史学系主任，应该常常通讯。至少每校请一位教授专门担任通讯联络。

2.应当常常交换教授跟研究人员，至少作短期访问讲演。

3.应当分区组织史学会，常常开会讨论学术。研究生均得参加，本科生须成绩优异者始得参加，以为鼓励。

4.史学界应该合力整理并发表史料，搜访并保存史迹。（北大的档案，听说有数十年没开包的。）

5.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好。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样的“汉学界的警察”。）

6.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丛书，如剑桥、牛津所出的各种历史大系，每册由几个人合写或一个人专写都可以，请几位学界前辈认真主编。

7.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工具书，如国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大辞典之类。（关于后者，我跟梁方仲谈过，要是能找几十个人分任，每人几百条，两三年就可以完成一部几万字的辞典。）这类书最初不妨潦草，但要勤于修改。

我是个“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的“杂”家，很想利用这个杂劲儿多交几个朋友，在学术界作一名“联络兵”。自己能不能弄出点儿什么来倒很难说。这些事您要有意领导，我很愿意摇旗呐喊。

……

1946至1947年间，杨联陞在美国与中国，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之间，到了一个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最愿意去的地方，是北京大学；如果能兼职于中央研究院，当然更好。

按杨联陞的说法，浙大有意聘他，约早于胡适先生代表北大的表态，浙大史地系主任张晓峰（其昀）先生在康桥时，曾屡次叮咛“要教书务必到浙大”，预定给他的是史地系的副教授，连要教的两门课“中国经济史”同“隋唐史”，都商定好了。张晓峰还邀请到卞学、赵如兰等人。但他1945年9月自美国启程，回国三四个月后，一直没有消息，而浙大的竺可桢校长后来与赵元任先生有书信往还，几位新请的人都拨有旅费，其中并没有杨联陞的名字。杨联陞那几日正接了几封家信，备悉家中窘迫情况，颇为忧虑，就于1946年1月8日给张晓峰先生发出一信，询问实情。那时浙大仍在贵州遵义，尚未迁回杭州，杨联陞的内兄缪钺先生也在那里任教，讲中国文学，杨联陞把给张晓峰的信也抄寄给缪钺一份。一个多月后，仍无回音，杨联陞有点沉不住气了，2月19日，他给胡适先生一信，表示在北大、浙大和中研院之间，很难有三全之策。除了浙大尚无消息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不能立刻答应胡适先生的约请：一是傅斯年先生的电报约请，杨联陞还不知胡适先生的意见如何；二是北大对他有什么期望？要他教的课能否胜任？是否能与文史方面全部阵容配合？信中写道：“我跟赵先生说有没有办法在北大同研究院两处兼任。例如春秋在北平暑假几个月到南京，只要研究院给旅费，并不想兼薪。这样虽不‘三全’，或可‘两全’。您同赵先生提拔后进的心思（孟真先生当然是根据您跟赵先生的吹嘘），我实在是感激，实在想有所报答。”

3月15日，杨联陞又信胡适先生：“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随便指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作（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直到4月初，浙大那边依然没有消息。4月5日，杨联陞给张晓峰和竺可桢先生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遗憾的家庭问题阻止我今年加入浙大，希望您能理解和原谅。”而后又给胡适先生一信：“我现在虽不能算百分之百的自由，但我既已拿定主意，浙大大概也无话说了。园外之柳似乎可以挂号入门了。……如果您跟孟真先生通信，希望讨论一下有无驻平而在中研院兼点事的可能（不要兼薪），如果有，那么在北大同中研院的名义同事情，都可请您跟赵先生、傅先生决定，我决无异议。您要能先跟赵先生在这里商量好了更好，赵先生说我‘狡兔三窟’，现在虽已封锁一窟，还想霸着两个，您也许想我太贪了吧。”

信后附上了一份履历表，杨联陞说也许将来有用：

杨联陞 三十三岁（民国三年生），河北清苑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士（民国二十六年，经济系），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民国三十一年，历史系），哲学博士（民国三十五年，历史系及远东语文系），曾任哈佛大学暑期学校教师（三十一年夏，一学期），哈佛大学海外政治学校讲师（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五学期），耶鲁大学讲师（三十四年夏，一学期），现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社员，美国远东学会会员。有论文及书评在国内外杂志发表。

5月19日，缪钺致函杨联陞：“日前晓峰兄转示吾弟四月十八日来书，具悉种切。吾弟因家庭经济困难，改就北大教职，晓峰兄当能谅解。”又告之自己近日将迁居成都，应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之聘。

5月下旬的一天，杨联陞到纽约拜望了胡适先生。谈话的时间不长，那天的意外收获是得到胡适先生于1944年6月29日写的“家园柳”诗稿。但杨联陞的工作选择，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费正清（当时用译名“费敬正”）拟于是年7月从中国回到美国，要在哈佛主持一个远东近代研究班，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正帮他物色助教，有意留杨联陞在此教一年或半年，还承诺次年将聘他为助教授。28日杨联陞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说：“我今天听叶的口气，条件恐怕不会很好，所以还拿不定主意，是否答应他。即便答应，也只先讲半年，就是从今年9月到明年2月。因为我希望那时大学已经搬回北平，我可以去教自己愿意教的书。……您提到的旅费津贴，希望能回国就办。要不然，我万一先走了，托人领也许领不出来。虽是四百元，也不无小补。我想晚点儿回去，这也是一个小原因。”

信的最后，他给胡适先生留了两处通讯地址，美国一地是麻省康桥贾德纳教授家，中国一地是北平东城遂安伯胡同36号。后一处是杨家三四十年代的住处，与位于沙滩的北大只有三站路的距离。杨联陞在给张晓峰先生的信中，曾说到当时家境的窘困：“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作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恃鬻卖便借以维生活。”同年12月24日日记中的“家书云云”也能看出这一点：

甘旨莫劳游子虑，清贫且典旧时衣。

四年万里能无念，风雪漫天未可归。

浙大那边，答应给卞、赵等人的旅费津贴是每人八百元。杨联陞属于私费留学（他自己说是游学），虽有奖学金，但哈燕社不会负责他回国的费用。所以，才有了“虽是四百元，也不无小补”这样的实话。

1946年夏天，在联合国新成立的秘书处中文翻译组担任组长的学友张隆延，把杨联陞介绍到研究组去当语文研究专员。杨联陞在去之前的9月6日就信告胡适先生：“假定我加入UN，也预备明年暑假后大学始业之前赶回北平，只要大学的计划有定，就请您早日叫我。我已经告诉隆延‘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我想跑回来一趟，作上十来个月，也值得了。哈佛也要留我，不过只是教中文，半年一千五，我已经辞谢了。万一UN的研究组不成立，我也许到张的翻译组去作三五个月，明春回国。这里很不容易得到北平的消息。今年北大文学院的阵容，如果有印好的单子册子，可否寄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