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刚刚过去的这五年，忙忙碌碌的我，出版了大大小小15本书。表面上“战绩辉煌”，可实际上，有的是文章结集，有的是旧作修订，有的是游记随笔，真正的专著只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即便这两种著作，也是多年经营的结果，大半章节成于此前。并非偷懒，也不是才华枯竭，而是精力过于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问之所以做到如此“汗漫无所归依”，与我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2008年1月，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椅子还没坐暖，北大要求我回来接任中文系主任。两校协商的结果，我成了双聘教授。两边的工作都很重要，两边的工作都必须做好，于是，只好南北奔波。中大那半年相对好些，以教学及研究为主，平日里与北大保持密切联系，偶尔应召回京；北大这半年则杂事繁多，既然长不出三头六臂，只好放弃长篇论文的写作。灵机一动，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

比起个人撰述来，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责任无疑更为重大。四年任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刚上任时，我的表态是“努力阻挡北大中文系下滑的趋势”；现在看来，这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事”；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右支细，着实有点心力交瘁。

我的“就职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中文系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老师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地读书、教书、写书。当然，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也不公平；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确实需要某种外在的‘压力’。但我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矛盾。我希望通过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在一个热情但又浮躁的时代，靠营造氛围来推动学术，说来容易，真要落实，很难。创办《北大中文学刊》、《中国文学学报》（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组织“博雅清谈”，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等，都是指向这一目标。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大环境如此，实在无法“力挽狂澜”。这一点，在卸任前所作“述职报告”中，我有清醒的分析。

四年任期一到，我坚决要求卸任；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有认定我想远走高飞的，有替我打抱不平的，还有人惋惜我没能“更上一层楼”。去年秋天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参见《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环球人物》2012年30期），有一段对话发表时被删去。记者问：“作为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您的言行比其他人更受到外界的关注。这种身份，或者说这种关注对您来说，是一种可以借以‘发声’的力量，还是一种负担、约束？”我的回答是：“虽然自我介绍时，总强调自己是‘北大教授’；但我还是隐约感觉到，‘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这个头衔，能增加说话的分量。问题在于，这年头各领域都闹‘通货膨胀’，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校长助理一大堆，还有院长、部长什么的，最后才轮到你系主任，有什么好夸耀的？倘若在政界、商界，‘系主任’这头衔太小了；要说在学界，我是不是‘系主任’，其实关系不大。更何况，我实在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不止一位朋友提醒，我的公文、讲稿及给领导的信，都太个人化了，不合时宜。去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谈及：‘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这样的苦恼，别人觉得很好笑。好在今年9月起，我卸任了，以后就以‘教授’的身份说话，那样更本色些。至于‘力量’是不是因此而减小，我不知道，也管不了。”

说自己“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并非标榜清高，而是真诚的自我反省。因为，不管你官大官小，只要做行政，就必须讲究合作、折中与权谋。不耐烦无聊的琐事，不习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不愿意受委屈，不能掩饰自己的不满乃至不屑，这样的人做行政，一定很痛苦，而且效果不好——起码在中国是如此。作为学者，你可以表里如一，可以无欲则刚，甚至千里走单骑；可若是当行政主管（不管级别高低），你这么做，对所在单位没有好结果。

不断有饱经沧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看世界“太天真”，说话时“过于直截了当”，考虑问题又“不计工本”。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今日中国大学，显得不合时宜。想想我对某些领导或潮流的不满、不屑以及不配合、不转弯，即便没说出来，也都写在脸上，自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可话说回来，若不当系主任，我有必要把人际关系想得那么透彻、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吗？整天瞻前顾后，捉摸领导意图或风气变化，必定患得患失，那是做不好学问的。本就不是天纵之才，加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紧赶慢赶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想再委屈自己了。那篇《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大概只有同代人感同身受，读出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我们这代人，原本志存高远，经历那么多曲折与苦难，学问上、精神上到底还能走多远，如何突破各种外在以及内在的限制，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别的不说，过多的世俗羁绊，导致我们的思考与表达都不够果敢与决绝，连“独善其身”都显得勉为其难。

既然“事功”不可为，那就凝神静气做学问，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除了上课，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心情，调整气息，进入较好的学术状态。在此之前，编一册小书，收录近五年间有关“中文教育”的评论、随笔与杂感。长文不在其中，因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专业著作；短文中涉及“大学”、“五四”或“都市”等话题的，也都另行安置。本书的宗旨是，借助一个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

本书所收均为旧文，仅起“立此存照”的作用；至于这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日后专门追忆与辨析。这里需要略加解说的是：两篇在中文系教师会上的讲话，此前未曾公开发表；《毕业典礼如何致辞》乃长篇论文的一节，为因应时事而提前刊发；十多则这段时间所撰的发刊词、编后记、丛书总序等，虽与中文系及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因很容易说开去，故暂时搁置。

此时此刻，编纂这册小书，除了自家心境，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北大中文系即将从静园五院迁往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明知“何处春江无月明”，告别那春天里瀑布般倾泻而下让人心旌摇动的紫藤花，以及秋阳下层层叠叠如火焰燃烧的爬山虎，还是有点感伤。

花开叶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是相处时久，依恋日深，不免也都有些“伤春悲秋”。作为一个百年老店，北大中文系并非第一回迁址；每次转移，都伴随着几多风雨。于是乎，我辈匆匆过客，乃借追怀“往事如烟”，鉴赏“师友风流”，勾勒“另类系史”，以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

2013年2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